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浪漫婚恋
民国史研究者们应该都知道：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传奇式的婚恋，曾受到宋家父母的激烈反对，而且孙中山的同志战友们也大不以为然。但遗憾的是过去一直很少发现可靠的过硬的第一手史料根据。近期旅日学者杨天石教授发现并提供了关于孙宋婚恋的第一手新证据；而且，一些关键性的记载逐渐公开。本博尽力搜集、比对、核实这些证据，整理出“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浪漫婚恋（新证）”，供大家参考——
1894年，革命青年孙中山（26岁时）在上海浦东的宋家，初次见到了襁褓之中刚满周岁的婴儿宋庆龄。那时谁也没料到，过了21年后，这可爱的女孩竟会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主动离家出走远赴日本东京，成为比她年长27岁的革命者的新娘。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恋极富浪漫色彩：一位是年已半百的革命领袖，一位是方至妙龄的留美女学生。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真诚老友，且当时孙中山仍有家室在广东老家（澳门）长期分居。宋庆龄把孙中山当做老师，然而，两人由共同理想萌发了爱情。
长话短说。1908年，15岁的宋庆龄带着三妹宋美龄一起到美国留学。她考入佐治亚州的维斯莲女子学院文学系，1913年戴上学士帽。离美回国时，她受人之托要给孙中山转交一封信（在致老师的信中她写道：“我也很自豪地带了一封致他（指孙中山）的私信。”这本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
宋庆龄刚到加州，就要乘坐回上海老家的远洋轮船时，她收到了父亲从日本横滨发来的电报，要她“暂缓行程”——先不要回中国。原来，“二次革命”失败后宋耀如追随孙中山流亡日本，这时父亲希望跟爱女在横滨港口会合。20岁的宋庆龄没有预料到，她生涯中最关键的姻缘即将由此萌发。
1913年8月29日，宋庆龄抵达横滨港，久别的父亲与大姐宋霭龄前来迎接她。第二夜，她就随同父亲和大姐去拜访孙中山，这是他们首次会面。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宋耀如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数十年如一日；当时大姐宋霭龄是孙中山的秘书，主要任务是帮助他处理英语的文件。宋庆龄对孙中山的仰慕，很大程度上来自父亲宋耀如的影响。
以后一段时间里，宋耀如带着两姐妹，频繁出入孙中山寓所。那时宋耀如已有肝病，不能久坐日本矮桌边书写，而宋霭龄正准备回国完婚。于是，被紧急召去的宋庆龄随同父亲，每天到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孙中山住处工作。
1914年9月宋霭龄回到上海与孔祥熙成婚，宋庆龄正式接替大姐，继任孙中山的秘书。
宋庆龄几年以后（1921）写的《自述》里面说道：“孙博士得悉我正在补习中文，他赠我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对我的工作鼓励甚多，使我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吸引，所以当他要求和我结婚时，我就同意了。”
以《西行漫记》闻名的记者斯诺曾在20世纪30年代询问宋庆龄是如何爱上孙先生的？她如实回答：“我起初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敬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发自少女浪漫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宋庆龄一连写了好几封信给仍在美国留学的三妹宋美龄，信里热情地述说她为孙中山工作的感想：“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爱的火苗在两人间悄悄点燃，越烧越旺，年岁差距已不是阻碍。尽管孙中山在老家已有长期分离的妻室儿女；1915年3月，孙中山将分居多年（实际只存名义）的发妻卢慕贞从澳门接到东京，经过协议，正式妥善办好了离婚手续。
孙宋两人都强烈地产生了结合的愿望。但是其中特别曲折的详细过程，从前并不太清楚。如今发现了第一手史料——
新近在日本出版的《萱野长知—孙文（中山）关系史料集》收录了朱卓文（孙中山战友）1915年2月2日和4日致孙中山的信件，由此可以证实：宋庆龄的慈母倪桂珍女士，一开始确实就坚决地反对二女儿跟孙中山的婚恋！
1915年6月宋庆龄奉命陪同母亲看病回到上海老家，她正式向父母提出要嫁给孙中山的愿望，征求家长同意。但是，听说爱女表示要跟孙中山结婚，宋家上下像遭遇了大地震。母亲特别反对！但意志坚定一意孤行的庆龄毫不动摇。
严厉的父亲只好将她软禁在上海家里，不准出门！
而留在日本的孙中山完全变了样，经常陷入沉思。打开书本，目光却凝视别处，甚至不思饮食。房东梅屋夫人很担心，问道：“您是不是生了病？”孙中山沉默了一会回答说：“我忘不了庆龄。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了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
《萱野长知·孙文关系史料集》中载有宋嘉树（耀如）写给孙中山的三封英文信件：（1） 1915年7月15日复孙中山7月11日函、 （2）8月3日复孙中山7月20日函、（3）8月13日复孙中山函，为孙宋婚恋关系提供了第一手文字资料。
起初宋耀如并不相信爱女会嫁给一个有妻室的、年已半百的人。孙中山写信试探他态度时，宋耀如回信说：“她耻于和妾（小老婆）谈话，怎么会想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您知道，在上海的时候，她甚至从未和张静江的二房说过话，此外，无论如何，我们不允许女儿和一个已有家室的人结婚。对于我们来说，好名声远比荣华和地位重要。”
如今发现了：1915年7月至10月间，在东京的孙中山和在神户的宋嘉树经过多次书信往还，孙中山表明了他和宋庆龄的恋爱关系，且已经和老家分居多年的发妻办妥了离婚协议；而宋嘉树（耀如）则不断保证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又在逐渐明白孙宋要正式结婚时，虽然非常难堪再三说明不能同意的理由，并且赶往东京试图阻拦，但宋嘉树还是留有余地，没有翻脸。
这一年暑期，宋美龄、宋子文都从美国学校回上海度假，宋氏全家8口人难得团聚，在老家上海虹口，拍摄了唯一的一张“全家福”照片（见下图）。
请大家仔细看看忧伤的宋庆龄和她烦心的父母的表情吧！这是一个怎样的 场景啊！
惊人的、罗曼蒂克的戏剧性情节出现了！
只有莎士比亚那样的杰作才能与此相比……
10月的一夜，被软禁在上海家中、几乎走投无路的宋庆龄，终于在女佣帮助下，给父母留下一封“告别信”、就大胆地爬出窗户离家出走（也就是过去所谓私奔），独自乘海船东渡，来到日本。
她在给赴美留学的弟弟宋子文信中表白：
“自己仅有的欢乐，只有和孙博士在一起时，才能获得。”
给回到美国母校的三妹宋美龄的信中也袒露真心：
“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是和孙先生一起为中国而奋斗中获得的，我情愿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热恋，自始至终超越了单纯的男女之情，而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宋耀如一看到“告别信”惊悉爱女离家出走，立即同妻子搭船追到日本。晚年宋庆龄对斯诺回忆说：“我父亲到了日本，对孙博士大骂一顿，我父亲想要解除婚约，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征得双亲同意，但他未能如愿，于是就表示要和孙博士断交，并威胁跟我脱离父女关系！”
庄吉女儿的回忆是 —— 宋耀如站在大门口，气势汹汹地吼道：“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孙文！”庄吉夫妇很担心出事，打算出去劝宋耀如。但孙中山向他们说，这是他个人的事情。孙中山自己走到门口台阶上，很有礼貌地对宋耀如说道：“请问，找我有什么事？”据说“暴怒的宋耀如突然叭的一声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然后磕了三个头就走了”。【按：这一种说法似乎不大近情理，所以我有点儿怀疑；不过细节是否如此也无关大体，姑妄听之罢。】
宋庆龄极为伤心，一直到晚年，还在致老友爱泼斯坦的信中说：“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我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劝着……他甚至跑去向日本政府请求，说我尚未成年，是被迫成亲的！当然，日本政府不能干预。”“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但我绝不离开我的丈夫。”（1980年9月17日信）宋庆龄这段发自肺腑的话也令爱泼斯坦无限感慨，说：“她（宋庆龄）写这些话的时候已年过八旬，可以看出这事给她内心的伤痕有多深。”
孙中山那边，友人亦纷纷表示不以为然。跟他患难与共的战友胡汉民、朱执信、汪精卫、廖仲恺等都曾劝阻，但孙中山决心已铁定，只回答说：“展堂（胡汉民的字），执信！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不是请你们来商量我家庭的私事。”“我不是神，我是人。”
10月24日，宋庆龄抵达东京，孙中山赶到东京车站迎接她；第二天上午就在日本律师和田瑞家中办理结婚手续；孙49岁，宋22岁。
和田瑞律师为他们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原文是日文，中文翻译如下——
孙文与宋庆龄之间缔结婚姻，亲证立以下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犯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的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任何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以上诸条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 孙文（盖章）
立约人宋庆琳（注：为笔画简单写为“琳”字）
见证人 和田瑞（盖章）
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当天下午在日本友人庄吉家举办婚礼，到场致贺的中国人只有知交廖仲恺和日本友人田纯三郎等几个人。
婚后，宋庆龄继续担任孙中山的秘书。
孙中山题赠宋庆龄：“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作为爱妻和革命伴侣，宋庆龄陪伴孙中山走完最后艰苦奋斗的10年，并终生为孙中山未尽事业而奋斗。
宋氏夫妇终于未能阻拦孙宋婚恋，无可奈何，仍然送了一套古式家具和百子绸缎，给宋庆龄做嫁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通情达理的宋耀如很快就跟女儿、女婿和解了；他一如既往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丝毫也不曾动摇。
孙、宋的结合尽管遭到非同小可的阻力甚至非议，但过了近百年后回顾起来，它的确是一段堪称伟大的婚恋！
宋庆龄在给她的美国同学一封信中叙述：婚礼是“尽可能地简单，因为我俩都不喜欢繁文缛节。但我是幸福的！我想尽量帮助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已大有进步，现在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并直接翻译。对我来说，结婚就好像进了学校一样，不过没有烦人的考试罢了”。
孙中山也同样感受着爱妻带给他的那种新鲜而温暖的感觉。在给恩师康德黎信中他说：“从您最近的来信，我发觉您还没有获悉我在东京第二次结婚的消息。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国大学受过教育，是我最早的一位同事和朋友的女儿。我如今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能与知己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两人身边的卫士说：“在孙的工作人员中，最得力的就是孙夫人。……唯有她才能使孙在动乱生活中心情舒畅。”
学着适应公众生活，是宋庆龄婚后又一转变。她属于完美型人格，生性内向、腼腆而羞涩，本来不大擅长社交和应酬的。但作为革命领袖的夫人，她每天要陪同孙中山会见不少宾客，跟各种人士打交道。她给美国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你知道，我是多么害怕抛头露面！但是自从结婚以后，我不得不参与许多事务……我每天要会见许多人，实际上是环境迫使我打破沉默而与人交谈。”
那时一位美国新闻记者曾去拜访孙宋夫妇，作了如下报道：“当她与他（孙中山）交谈时，闪亮的眼睛中充满仰慕之情，神态羞怯、温柔而又崇敬。人们预先告诉我，孙夫人是多么可爱的，但我没有料想到她是那样容光焕发，那样高雅优美，她的理想又是那么炽热！这位如花似玉的女子，穿着精致的蓝色长袍，是那么文雅、富有魅力、仪态端庄，很难想象是一位革命领导者。然而，她已献身于自己的丈夫……献身于他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
国内外形势、政治利益和既成事实，都迫使持异议的人不得不接受这场划时代的婚姻。曾为宋家姐妹作传的美国作家露比亦认为：“宋嘉树（耀如）当了自己老朋友和同辈人的岳父而感到难堪，但他还是孙中山的老朋友，在政治上继续和他共事。”
天遂人愿，有情人终成眷属。然而、这是怎样一种千年难遇、空前绝后的眷属关系啊！宋庆龄嫁给了孙中山，十几年后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大姐宋霭龄早就嫁给了孔祥熙。有人浮想联翩地发出感叹：“假如没有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就没有后来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结合，也就没有孙、宋、孔、蒋、四家联姻；假如没有孙宋热恋，那么20世纪中国历史也许就要重写一遍了……”
孙中山临终遗嘱：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孙文
但我思考后认为 —— 历史长卷上面从来就没有“假如”，而只有一连串有待反复挖掘的真相！真相只有唯一的一个，只能由它来解读历史，而不能随意构想各色各样的什么“假如”。
任何人无法使得历史“假如”重演，所以也用不着去设想什么“假如”，设想了也没用。“假如”到头来都是假的，只有唯一的“真相”才是真的！
但是对于历史真相的不断深入了解，有助于我们后人逐步深入探讨历史规律——因果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合力造成的历史驱动，作为认识现实的基础、作为开拓未来的借鉴。
无论人们厌恶“权势多么肮脏”、无论人们谴责“专制没有人性”，
但在历史长河的污泥浊水中，
只要有像宋庆龄女士这样出淤泥而不染、纯净无暇的爱与美的形象，
那么昏暗的背景上就有了光芒，
惨淡的人生中就有了风采，
无望的绝境里就有了希望！
【附注】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1866～1958)
宋耀如原名宋嘉树，又名宋查理。1861年10月出生于广东文昌(今海南文昌)，基督教徒。9岁去美国，曾在一家印刷厂工作。进圣三一学院。19岁，毕业于范德比尔特大学。翌年，参加反清的三合会。1889年，被美国圣经协会派来上海传教、销售和分发宗教书刊。他在上海创办华美书馆。他说：“美华，美华，我偏要把美字放在后面。”他用中国纸印刷《圣经》，以硬皮纸代替牛皮封面，只要一美元一本；外国纸印的却需三美元。该厂雇用中国工人全天工作，大量印刷廉价的白话《新约》、《旧约》，还印刷宗教小册子和赞美诗，营业兴旺，获利甚丰。1892年，他辞去布道团的工作。1893年，他不仅是上海租界上的一位杰出牧师，也是崭露头角的出版家和实业家。经人介绍，结识孙中山，从此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华美书馆除了印刷宗教书刊，还为兴中会印刷秘密宣传品，甚至成了试制炸弹的场所。有人写诗赞道：“壮哉印书馆，华美天下传。圣经表其志，檄文壮我胆。党人议光复，志士制炸弹。勇兮中华人，至此最耐看。”宋耀如和早期商务印书馆关系密切，张元济日记内有宋耀如提取存款38000元的记载。他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不惜倾尽家产，而且积极投身到民主革命之中。 他被称为“宋氏家族第一人”，培养了宋氏三姐妹及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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