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黑七匪窟死里逃生记
1930年前后，我的家乡鲁中南一带，土匪活动十分猖獗。他们残杀百姓，抢掳民财，人们每日里心惊肉跳，提心吊胆。而国民党官军剿匪又十分不力，经常是虚与周旋，甚而串通勾结，贩卖武器弹药。
我家住泗北与新泰交界的西柴城，当时归泰安县管辖。
一日，泰安县徂阳区公所行文各村：土匪为害，人命不保，官府既无力保护，吾人宁不思自卫。并饬令各村成立联防，区长坐收联防费。联防成立之后，小股土匪活动渐息。不料刘黑七土匪一部郭马蜂占据了蒙山，四处打劫，各村虽有联防，只能防御小股土匪，却不敢抵御刘匪大队人马。有钱人家纷纷逃进有围寨防御的西柴城避难。小股土匪在联防成立后不敢再绑票了，却暗中勾结刘匪郭马蜂，做郭匪的坐地眼线，使郭匪得悉富户都在西柴城避难，就远途偷袭西柴城。
1930年农历十月初九日夜，郭匪悍将八字钢带领一队匪兵直扑西柴城，集中火力猛攻，农民用棍棒大刀火枪火炮对打。有步枪的徂阳区公所民团紧闭寨门，不敢发一枪，怕引火烧身。土匪终于登上云梯，破寨冲入，打死守卫寨墙的农民28人，掳走男女老少200余人，牛驴骡马百余头，财物无数。这伙土匪押解着老百姓和牲畜浩浩荡荡通过某国民党军游击旅防地时，却安然无事，遂返回匪巢秋子峪。
掳去的男女老少有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缠足的妇女和青少年姑娘，也有少数的青壮年男子和儿童。我家住西柴城，我和二妹也一起被掳。这支被劫的特殊队伍，一夜走了百多里路的山陵荒丘，老弱妇孺是怎样走到匪巢的，其凄惨景象可想而知。土匪们打扮得像妖魔一样，数九寒天只穿几条单裤子(有红裤子和绿裤子)，头上戴着绣花女人帽、红缨狗尾巴帽、三开扇皮帽、礼帽等，总之，抢到什么样的就穿戴上什么样的，随抢随换。匪徒们满脸锈斑，红眼睛，叫人一看见就吓掉了魂。土匪和野狼一样是不走路的，专拣丘陵野地跑，老少幼弱男女怎能跑得动跟得上啊!前后土匪阵阵狼嚎鬼叫，不断地喊：“不要拉档子(指拉的远)!”看到哪个走的慢下来，拉开了档子，就一脚把他踢出行列，举枪打死在路旁，比辗死个蚂蚁还容易，绝不让你活着掉队回家。吓得前后的人拼命地跑，跟上档子，怕落下被打死。一夜前后枪声不断，都是打死的走不快的男女，真惨啊!奈何当时的政府军不保护老百姓!
刘黑七的这股土匪打到哪里，就杀到哪里，抢到哪里，不管穷富一网兜尽。富的倾家荡产，搜尽钱财来赎人，穷的榨不出油水来，就剁去他的手，或者割去他的耳朵送给他的亲人，来威胁家人多拿钱快拿钱来赎人。土匪驱赶着掳来的老百姓返回蒙山秋子峪，把掳来的200余名老百姓交给坐守匪窝的人，登记地亩财产作为勒索钱财的筹码。审问的第一个人是叫王可可的老汉，他穷得没有大号名字，人们因他口吃，习惯叫他王可可。土匪问：“你家有多少地？”“可!可可我家连坟子共四分地!”（口当）一枪便被打死在地上。接着问另一个农民：“你家有多少地？”那农民吓得浑身筛糠，结巴着嘴说：“我家只有亩半地。”半字犯了贼讳，也被一枪打死在王可可身旁。又拖过第三个人来问，也因报地少被打死。接着把我抓过来问：“啥名字？留洋头的学生!”我当时只有十几岁，看见土匪杀人如杀鸡一样容易，心里吓坏了，就哆嗦着说：“我叫赵方玉!”
“你家有多少地？”
我不敢说多少地，只答说：“我家里地多着哩!”心想哄过这一关再说。
土匪说：“你家的地有多少，哪有不知道的!哼!”
“我在泰安城里上学，真的不知道有多少地。”
土匪转怒为喜，问：“你家的地都在哪里？”
“庄南庄北，庄东庄西都是俺家的地。”
“外庄有吗？”我见土匪吃哄，也是年少胆大，索性吹大一点说：“有！”土匪问：“有买卖吗？”我想土匪的欲望是越富越多越好，就胡编说：“有买卖!”土匪一听有买卖，高兴地问：“什么买卖？”我说：“酒店油坊都有。”土匪有点怀疑：“你家的酒店油坊在哪里？”我越编越大：“济南青岛都有我家的酒店油坊。”这一下子土匪的兴趣来了，一个戴三扇皮帽有两撇八字胡的人问：“小当家的!你干啥事呀？”
“我是学生，在泰安城里上学。”我这句话照实答。
“是阔客，先生那边坐！”土匪认为我有大油水了，便叫我离开大家坐在另一边。从此以后土匪都叫我是先生。这次我终于过了土匪的第一关——地亩关。那个戴皮帽中等个儿40多岁的人，名叫尹士银，他就是在南山里坐朝廷的尹士贵派到郭马蜂团的监军。因他事事都管，土匪都称他是“司务长”。
登记完两百多人的地亩帐，太阳已挂西山。土匪抬出几筐地瓜窝窝头来放在地上，喝令每人只准拿一个窝窝头或两块地瓜。我也跟着去拿，戴皮帽的那个人马鞭一指，不准我拿，只好空手回到原地，坐在冻土地上，看着别人吃。这时，过来一个穿长棉袄的十多岁的小男孩，把我带到一个无大门的石墙院子里。一阵香味扑鼻，原来庭院里煮了一大铁锅牛肉，几块大石头支着一口大铁锅，两段树干并排燃烧着，锅里沸沸滚滚，香气四溢。我想准是抢来的我家的那头大黄牛。没容我多想，便把我带进堂屋里，土炕上正躺着两个横眉竖眼的人，身上盖着黑呢子大氅，正吸大烟哩!见我走进屋来，叫我坐在屋门里小凳子上，并大声喊道：“兜酸子来，拿牛肉!”我惊疑不止。原来“酸子”是土匪的匪语，指馒头。我一天一夜的紧张心情，这时稍松下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吃饱肚子再对付他们。我暗自思量：能捞着馒头牛肉吃，是因为我吹富成了“阔客”的原因吧。满脸横肉的那个人，停住手中的烟枪，狼吼着问：“你庄里有几枝快枪？”我说：“净是土枪土炮，没有快枪。”他伸出包着拇指的右手气乎乎地狂叫；“你庄里要是灌不满我的钱袋子，我就宰了你们，我这个手指头就是你庄上快枪打的。”我大口吃着馒头和大块牛肉，心里想：狼恶贼恶能有办法对付，人饿极了没吃的难对付，先吃饱了再说。这个被打掉拇指的人，匪号叫八字钢，就是他带领匪徒攻破西柴城掳掠一空的。
天黑下来，土匪把我押进“客棚子”。客棚子是3间石墙草房子，50个男人正在搓线绳子，院子里的木柴火照得屋里看得见人脸。俺庄张三把搓好的绳子交给土匪，土匪接过来一看，举起棍子重重地打在他的身上，嫌搓的松，叫他另搓。土匪接连打了三个人，都是因为搓的松。土匪又对我吼道：“先生!搓绳子!”遂递给我一撮麻。我见土匪打了几个乡亲，都是因为搓的松，我不知道这线绳子派啥用场，就故意说：“以后送银元给你们，没有小制钱，搓线绳子有什么用啊？”土匪坐在小板凳上两腿一并，双手由两大腿外边伸进两腿里头，两大拇指并在一起，比给我看说：“用线绳子这样绑起大拇指来!”我的天呀！数九寒天绑上一夜，哪能受得了啊!得想法子对付它。我卷起裤腿，使劲地在腿上搓起来，搓好了交给土匪。土匪接过线绳子一摇晃，像铁线一样硬梆，不打弯，就举给大家看：“喂！都得搓的和先生搓的这根绳子一样硬梆才行!”大家面面相觑，惊恐不已。
我搓完绳子就挤进里边，坐在大家中间。60多岁的赵锡谟老人说：“方玉，你年青不知好歹，那线绳子是绑你自己的啊!”大伙都埋怨我搓的绳子那样硬，绑起来会勒进肉里去，害了大家，我后悔不迭。这时5个土匪动手绑起人来，绑的人坐在那里像个元宝，躺下脸触地像个蜗牛，难受难忍。我见这个光景心都碎了，苦苦地思索着对策。该动手绑我了，我说：“绑我做什么？”土匪狠狠地说：“怕你跑了!”我说：“你们不是要银元吗!送给你们银元就是了，我不会跑的，还用绑吗？”土匪厉声说：“你银元再多都送到当家的那里去，我们几个人能分到几文呀!得另给我们几人看栏门子的钱。”“你要我给多少栏门钱？”我一看有了缝就故意问。几个土匪互相递了个眼色，年纪大一点的土匪说：“给我们每个人20个大头。”我说：“瞎!送给你们100块银元，你们自己分吧!我家卖座油坊尽够了。”土匪们齐声说：“不绑你啦!甭拿银元来，都换成5元一张的中央银行的票子给我们。”我不解地说：“银元是银子的，中央票子是纸的，还是银子的好。”他们当真我有这么多银元给他，一个土匪便说：“纸的我能带1000元，银的怪好，我能带几块啊!”我说：“那好，等说客的来了，我给家里捎信回去，把银元都换成银行的票子，带来给你们。”我把土匪说得晕头转向，又骗过了夜绑拇指关。
我挨近赵锡谟老人身边，他脸拱在草铺上，蜷屈着身子像个蜗牛，痛苦地说：“绑的手都木了，混身痛，小便怎么办？你给他们说说吧!我也拿银元给他们。”满屋的乡亲都像元宝一样，个个拱头蜷成一团，一夜哪能受得了啊!乡亲们都小声说，愿送银元给土匪，好解开绳子。我挨到土匪身边哀求说：“叫他们也送栏门子钱给你们，给他们解开绳子行吗？”土匪爽快地说：“好!每人拿10个大头来。”我说：“他们都不如我家富，拿钱赎客后，就拿不出10个大头来，1头大黄牛才卖10来元钱。”讲到后来，土匪松口每人5个大头，要我担保。我赶忙说：“谢天谢地，把酒店油坊都卖出去，我担保250元就是了。”土匪就给他们解绳松了绑。大家偷偷地看我，都知道我家里就那30多亩地，哪来的酒店油坊？心里都明白我在冒死对付土匪，骗过夜绑大拇指这道关。
土匪不准绑客在夜里动一动，更不准夜间出屋去小便。赵锡谟老人夜里尿得棉裤湿漉漉的，寒冬腊月天气，吃点薯叶糠团子，喝点凉水，加上天天点名挨打，没几天就给折腾死了。
马鸿逵的十五路军进山剿匪，老百姓望眼欲穿，切盼中央大军解救被土匪掳去的亲人。十五路军进到蒙山边，还没望见土匪的影子就打起迫击炮来。这无异于给土匪打信号炮：“大军来了!”打炮也是给老百姓听的：“大军剿匪来了!”土匪们听到炮声并不在乎，押着客头往山里走，边走边大声喊着：“搬顶子!”于是土匪三人一伙、五人一群，抢占了几个山头，监视着望不见影子的官军。中央军来剿匪可害苦了骨瘦体弱的绑客了，郭马蜂把大氅往马背上一搭，喝令众匪赶着几百名客往蒙山里急走。客偷偷地斜望炮声响的官军，希望他们快快打进来，好解救他们，但只听远处炮声响，连官军的影子也望不到。土匪押着客躲进了蒙山里的明光寺。
十五路军前进到土匪驻的秋子峪驻下来，把土匪赶跑了，剿匪“告捷”，饬令老百姓送馒头猪肉犒军，暗地里又同土匪做起交易来：土匪背着钞票偷偷到十五路军那里换子弹。十五路军剿匪20多天，没剿着一个土匪，倒是土匪被装备起来，土匪的子弹带又鼓起来了。郭马蜂掳来十八庄院的老百姓有800多人，20多天来吃什么呢？土匪杀牛宰马剥驴吃肉，客从草丛里拣点橡子野果一类的东西哄哄肚子，苟延生命。岳庄的老百姓已捉来两个多月了，折磨得更惨。明光寺是座山里大庙，大殿有墙无顶，篙草丛生，小树长出墙来，狼狐乱窜。绑来的老百姓就在露天里靠着石头墙过夜，北风呼啸刺骨寒，一片呻吟声，惨不忍闻。土匪倒是过惯了这种野人生活，白天押着客上山砍菠萝树(即大叶麻栗)来，燃着熊熊篝火烤牛肉吃。岳庄的客饿得瘦骨嶙峋，肚皮贴到脊梁骨上，见能填肚子的东西就吃，他们竟把土匪弃掷的生牛皮吃了一张。
十五路军又打炮进山，这伙土匪与十五路军有默契，并不抵抗阻截，也不远逃，节节搬顶子瞭望。土匪一直退到蒙山的龟蒙顶，给官军留出撤兵发财的借口来。龟蒙顶背后山腰里有个山洞，洞里阴森潮湿却不太冷，又累又饿的我，倒头便睡。天明，我摸着枕的东西硬梆梆的不像石头，仔细辨来却是一具僵硬了的男尸。土匪嚎叫着说：“是憨瓜子，掀出山洞去!”这具男尸不知是何年何月被土匪害死在这里，是明光寺人，还是山外异乡人？恐怕他爹娘还依闾望儿归呢！
十五路军撤走后，土匪又回到秋子峪来。他们看到有饿毙山涧的客，生怕饿死了值钱的客，捞不到大头，就把家里地多“值钱”的客挑拣出来，归成一个棚子，称做“阔客棚子”，格外给点阔客吃的东西，保住活命好卖钱。阔客棚子里共有24名阔客，我和二妹分到阔客棚子来，其中还有两个六、七岁的小孩，男孩叫捻，女孩叫琴。
土匪一返回秋子峪就急忙外出抢粮。郭马蜂派八字钢率匪众攻破山外孤孤零零的巩家庄，见人就杀，概不要人，因该庄人穷得分文不值，只抢吃的东西。土匪押着男客到巩家庄抢吃的东西，挨户搜索，只要能治饿的东西就拿。我用找来的一条单裤子，背了两裤裆柿子皮、地瓜干和地瓜秧，幸运的是我还找到了一把木工利斧，偷偷地掖到腰里。我跟着大队踏着血腥死尸的街道走出巩家庄。
士匪让我们用砍来的小树干搭成马架子，再在马架子上用葛藤编绑上一层细木干，把衰草树叶培到上面，盖起了一间草棚子，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树叶，这就是“阔客棚子”了。24个有钱的阔客挤坐在草棚子里，伸不开腿，躺不下身，动弹不得。夜间3个土匪堵住草棚门睡，防备阔客逃跑。早晚各放风一次，没有人性的士匪小二拿根棍子堵在门外，出来一个客打一棍，打到24棍子说：“够数！”进草棚子照数打24棍，说是点名。小二不过20多岁，成天拿折磨客来开心。
土匪押着客上山砍树来烤火，我乘着砍树出去的机会窥山川小路方向和地形，借砍树扛柴的理由扒开通往野外的围墙，做逃出匪窟的准备。
土匪把菠萝树架在篝火上，取暖烤肉吃。客蜷伏在草棚里冻得瑟瑟发抖，大人把两脚盘坐在屁股下边，两手拢进袖筒里，嘴贴进领口里来保暖。可怜的小捻和小琴成天家呆呆不语，一个冬天冻坏了手脚。天不刮风，山涧风自来，冻得心肝都是凉的。客们头发像蓬蒿，满脸锈斑像个鬼，只穿件光筒棉袄，伸手往棉衣里摸一把，虱子一小撮。我脱下棉袄里穿的褂子来，搭到石墙上冻了一夜，虱子像一层红芝麻，变色僵死了，撒进火塘里像爆料豆子乒乒乓乓的乱响。小捻的家是西柴城，他家倾家荡产把他赎出去后，听说他爸把他背回家后不几天，双腿下肢从膝关节烂掉了，成了残废，他妈哭成泪人。小琴的家是甘露滩，因避匪难逃进西柴城遭匪劫，赎回没几天，双手从手腕关节处烂掉了。
马鸿逵的官军撤走后，受难家人纷纷磕头求人进山赎亲人。我的父亲冒险来到郭马蜂团部赎儿子，因我过地亩鬼门关时吹富冒上了天，土匪要价太高赎不起了。西柴城进山说客的，没有谈成一个客的价钱，都是因为怕被枪打死多报了地亩，照地亩要价，哪家也赎不起。
土匪急于要钞票到手，就疯狂地残害起客来，先拉出薛家庄的一个姓张的青年男子，一个土匪举起大刀猛地剁下去，手唰的掉在地上，青年一头栽倒地上，昏厥过去。登时鲜血染地、白肘骨露出半寸长来，吓得陪绑的众客魂飞天外，目瞪口呆。接着有的客被割去耳朵，刑逼家人快拿钞票来赎人。
阔客棚子里的客目睹割耳朵剁手的惨祸，日夜惊恐不安，生怕被土匪拉出去剁手割耳朵。一天，土匪忽地把我押解到了团部。八字钢见押进我来，从烟榻上坐起来，吼骂了一声：“奶奶个茄子!”郭马蜂指着我叫喊：“写信!叫你家里快来说客，说客的不来，就送客(匪语即杀客)!”叫他的马弁给我拿来纸和铅笔。我知道土匪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这时我什么招数也想不出来了，这个鬼门关是过不去了。我坐在小凳子上慢慢地写信，偷眼看两个贼首有什么表情。写完念给郭马蜂听了，八字钢怒声叫：“把他的‘山风’(即耳朵)捎家去!”土匪抢过我写的信扔给早已等在门外的穷客赵春寅，手里提把菜刀扯我到院子里，他左手揪住我的耳朵，举刀就要割。我把眼一瞪，牙一咬豁上了。那土匪举起刀来一看，刀刃净豁口，气得他嗤地一下把刀扔出了墙外，又到屋里找出一把锋利的剃头刀来。他扭住我的耳朵刚要下手，忽听得“奶奶的茄子，你们又糟践客啦？”的骂声。旁边一个土匪说：“司务长来啦!”二匪不由自主地松下扭我耳朵的手。郭马蜂见司务长骂他的马弁，站在屋里同在院中的司务长吵起来。八字钢出来圆场，说不割“山风”了，照顾两人的面子，改为鞭挞。土匪恶狠狠扒下我的棉袄，手执马鞭使劲地抽起我的背来，鞭鞭挞下去鲜血淋淋。一个土匪悄声说：“打他的腚!”抽得棉裤开了花，我才闯过割耳朵这个关。
土匪看完我过了鞭子关，才推搡着赵春寅等两个穷客，走到村西头，一枪打死了赵春寅，恶声吓唬另一个客不准回头，快跑回家送信去!
我被鞭挞完，押回阔客棚子，乡亲们见我被打成这个样子，捂住脸哭起来，我二妹哭得更厉害。我劝大家说：“听天由命吧!哭有什么用啊!”小土匪刘季弄来点木柴灰捂在我的脊背伤口上。
我从刘季口里探出土匪的活动规律：小股土匪常夜出抢劫；匪窟周围有三层岗哨；留在家里的土匪押宝掷骰子；在村外站岗放哨的土匪怕冷，都用棉被裹住只穿单裤子的两腿躺在地上……我暗思如逃跑碰上土匪岗哨就用上我的斧头了。一时因为二妹缠足行走不便，没有想出办法来，犹豫不决。但这次没有割掉我的耳朵，郭马蜂绝不会善罢甘休的，等待我的将是更大的灾难。
乡亲们默默地看着我，都意识到我是过不去这道鬼门关了，阴沉悲痛的眼神露出一片绝望的表情。我低头琢磨：谁能助我一臂之力，一同逃出虎口去？棚子里的阔客多是老弱和妇女，只有4个青壮年男子。我暗约同学韩锡常兄弟俩一同逃走，没料到他兄弟俩一听到逃走，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逃不出去!就照你说的听天由命吧!”我暗自后悔不该向大家说听天由命的软骨头话。第二天我悄悄活动大个子赵元英说：“你家里到现在一次说客也没来过，怕是不会花钱来赎你了。”他凄然说：“继母当家，还有两个小兄弟，不会倾家荡产来赎我的。”赵元英家是杜村，他是在西柴城亲戚家被掳来的，因他人长得高大故都叫他大个子。我说：“你看土匪这几天来，把没指望来说客的和不值钱的穷人，拉出去剁手的、割耳朵的、打死的，你和我这个情况，呆在这贼窝里不是等死吗!逃跑还有一线活路可走，万一逃不出去，就同土匪羔子拚了，拚死他一个够本，拚死他两个就赚他一个。”他惊疑地问能逃出去吗？我说有一线希望，我知道土匪夜间站岗放哨的位置和活动的情况，咱躲开岗哨走，万一碰上土匪就扑上去和他拼!比等着土匪来宰割我们合算多了。大个子听完就说：“那就闯吧!要是能闯出去，就是祖宗的阴德。”他下了决心。
监管阔客棚子的3个土匪，年纪大点的那个大老石当土匪混日子，家无老小；小二是个青年，天天拿打客来开心；刘季才17岁，母子二人苦度日月，土匪强拉他入伙。3个土匪夜间堵住草棚子门口盖一床棉被睡，防备阔客夜里逃跑。我怂恿刘季和大老石、小二调换过来堵门口睡，我两腿插进被子里同刘季堵住二尺宽的门口，头朝外睡，准备腾出一尺宽的空隙来，好作逃出时的出路，并安排大个子隔着我一个人坐着，叫二妹隔着大个子一个人坐着，都靠近门口移动了一个人的位置。但不能变动太大，免得引起土匪的警觉来。一切安排就绪，专等着我的暗号就爬出草棚来逃命。夜深，我轻轻地抬起头来，细听土匪的气息。恰在这时两个土匪来查棚子，他们用电筒照见留学生发的我，泼口骂起来：“奶奶的茄子，你们叫客在门口睡!”刘季三人睡在那里不理睬，任凭他们骂。查棚子的土匪走了，我感到事态严重起来，害怕情况发生变化，这草棚子门口是我的生死关口，倘若查棚子的报告上去，来追究此事，小二借口不准我睡在门口，就坏事了。谁知涣散的土匪组织并没有追查我睡在门口的事。入夜，我和刘季仍堵在门口睡。
等土匪熟睡后，我轻轻坐起来，不料我的腿触动了朝里睡的大老石，他咕哝了一句，我忙装做挠痒，听大老石翻身又睡去。我又慢慢坐起来听动静，小二呼呼的酣睡声，刘季睡得像死猪一样。我伸手去捏了大个子的腿三下，就轻轻爬出草棚外，摸出藏在草叶堆里的利斧，握在手中，注视着土匪的动静。墙外赌博的土匪敲着手中的银元走向赌场。大个子得到暗号后，摸着二妹拧了三下，即轻轻钻出草棚子来。二妹爬出草棚时，紧张得撞着了草棚子门，撞得草棚上的草叶唰唰响，我急把二妹拉在一边，紧握利斧贴在门旁注视着睡觉的土匪，只要他们一动身，就劈过去。草叶的响声只影响的大老石本能地咿哑了几声，翻过身去又熟睡了。
按约定好的行动，大个子走在头前，我架着二妹看着大个子的背影走。还没走出荒园子，大个子回来小声说：“我近视眼看不清前面的东西。”我立即叫他架着二妹，叫二妹看着三十步以外我的背影走，如碰上土匪我则同他们拚，叫他俩快逃。刚越过墙豁口到了村外，真是天助人愿，平地刮起西北风来，树叶随风飘动沙沙地响起来，淹没了我们的脚步声。只见站岗的两个土匪凑在一起，都用棉被裹住两腿躺在那里。我避开这两个岗哨，沿着山腰急急爬行。约摸走了几十里路，月亮露出脸儿来，远处的物体看得见了。我们走得筋疲力竭，只得沿着山涧小路走，上了山梁。山梁小路上一溜马粪，吓了我一跳，莫非今夜土匪出来打劫，刚走过这条小路？我急忙拾起马粪蛋来用嘴咬，粪蛋冻得梆梆硬，一颗心才落了地：今夜土匪没走这条小路。我们就放心顺着这条小路走。
天初亮，望见山下有一个村落，见村头上有一伙人，手持闪亮的刀枪，疑是与土匪通声气的村子，我就叫他俩隐蔽在山沟里，嘱咐他俩等我回来一同走，若是我不回来，定是出了事，等天黑下来，你们再绕山回家，免得出事。我把斧头往腰里一掖，装做行路的人，朝山下村头走去。立时几个人举着刀矛冲上来，喝问：“干什么的？”我说：“庄户人!”两人上来掣起我的胳膊就搜身。我看清他们也是庄稼人，就说：“我腰里别着一把斧头，是准备和土匪拼命的。”便抽出来给他们看。众人问：“你家是哪里？”我告诉他们家住西柴城，是被土匪掳去的。我急于想知道我逃到了什么地方？就问贵庄是哪庄？他们说是徐家庄。我一听心里落了底：离家只有50里路了。忙说：“贵庄有个徐振喜是我的同学，请给他送个信，就说俺赵方玉逃难到这里。我的妹妹还躲在那边山沟里，我回去接她来，就到振喜同学家里。”我回到山崖下，见他俩躺在沟坡上，像死了没埋的一样，脸皮贴紧骨头上，灰暗没血色，腿上的套裤一夜爬山磨烂了，如丝丝草蓑衣，不由我一阵心酸眼湿。我叫声：“元英大哥!好了，前边山下有站岗的那个庄叫徐家庄，我的同学徐振喜的家就在这庄里。”大个子一听，跳起来一拍大腿说：“外甥家到了。”那个高兴劲儿!原来徐振喜是他的外甥。二妹听到逃出贼窝，忙跪到地上朝北磕起头来：“谢天谢地，老天爷有眼。”
我俩架着二妹一步步挨到同学家里，徐振喜一家关心地忙这忙那，安排我们吃饭。我生怕家里求人进山去赎我，被土匪捉住，便急忙吃了点高粱煎饼，骑上毛驴一人急急往家奔，不到中午就赶进村里。只见满街垃圾，寥寥几个妇女老妪，有的在碾上压高粱面，身上大都穿着重孝，呆滞的眼神看着我发愣。我牵着驴走近一个妇女，叫了一声“大婶子”，吓得她扭头就跑，另两个妇女扭着小脚也跟着跑了。我这才意识到，45天的匪窟折磨，篷头污面，瘦得身如枯柴，一身破烂脏污衣服，活像城隍庙里的小鬼怪，谁还认得!不禁心里惨然。
来到家中院里，叫了几声：“娘，儿回来啦!”家里人听到叫娘声，从屋里一拥而出，见我这个样子，都抱头痛哭。我急问：“说客的进山了没有？”我父亲两手一拍说：“天啊!老祖宗造下的孽，托周三去山里已走了3天啦!你跑回家来，还得卖光家产去赎周三，一家老小还得去当叫花子。”我说：“赶快差人去追回周三来，否则进了匪窟就没命了!”
去追周三的人赶到泗水县的卞桥，一打听，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坏人帮了大忙。原来，国民党的卞桥民团想发横财，硬说周三进山赎客是通匪，正把周三吊在屋梁上，勒索钱财呢。小民拧不过地头蛇，我家只好再变卖产业花钱保出周三来。
作者赵桓，山东省新泰县西柴城人，少年时代曾被鲁中南巨匪刘黑七绑票一个半月，后机智逃出。此文记录的是他少年时代经历的一场土匪劫难，有助于了解兵荒马 乱时代的山东土匪祸患。赵桓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翌年入党，在泗水曾任三大队参谋长，曲泗宁大队政治处主任、军分区敌工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