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探一百年来中国文学之怪现象
西岛
中国的现代文学从百年前起始就是营养不良的。这要归结为千年封建社会及儒家思想影响所致。在传统伦理道德束缚之下，个性的张扬成为一种罪过；在统治者的愚昧压力下，人性的解放成为残酷的镇压，更何谈什么真理与真正文学的价值所在了。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的开端，也是新文学的萌芽和蔓延阶段。然而，这种新文学的实质也是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真正的文学是给人看的，而不是为某一阶级服务的；更不是一种傀儡及牺牲品。
在上世纪初，白话文运动以鲁迅的《狂人日记》拉开，以陈独秀、胡适之、梁实秋、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等等作为冲锋的辅助，将这种运动开展到极致。可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阶段。思想冲破牢笼的起始，往往伴随着勇气和激情，这也是文学工作者不可缺少的。追求真理的实质是什么？就是勇气和挑战世俗、就是敢于向愚昧和不平等呐喊、就是敢于向统治及独裁者不妥协。
幼稚和良好的心愿带着浪漫主义色彩，现实的残酷在压力的重负中低下高傲的头颅。随着国民党的统治，昏庸和霸道是同存的。见风使舵，委曲求全，苟延残喘,明哲保身成为那个时代文人的一种至上哲学。先前的那个几乎同历史上春秋时代敢于比拟的思想解放阶段灰飞烟灭了，人性恢复到他卑劣的虚伪阶段。自私的伪善、狭隘的偏执、萎缩的呼吸已无法更改。
枪声响了，有血流了，我们的胡适之们却跑了。跑到哪里去了？跑到统治者那里去“指鹿为马”了！跑到风花场所“无病呻吟”去了！惟有一个鲁迅只能“单枪匹马”地呐喊了！就是呐喊，也不敢象以前那样肆无忌惮了，有恃无恐了。借景抒情，以物喻事或是喻人已成为他那个阶段文章的主题。但作为鲁迅他是个人，他不想穷途末路，更不想穷困潦倒或是死心踏地地一意孤行。他是个聪明人，之所以他聪明，在于他的丰衣足食（他的稿酬在当时算是很高的），在于他的唇枪舌剑（他的这种谩骂是在当时的文化圈里是比较有名的），他把心中对统治阶级的愤恨和不齿以谩骂他人的方式予以宣泄。从而，有了后来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美称。
鲁迅在病魔缠身中死去了。不过，他的那种倔强不屈的精神还是值得后来，包括现在的文人墨客们学习的。不管他采取的方式如何，但他也的确是一百年来令人仰慕的一个为自己的个性而写作的文人。
胡适之们比鲁迅的结局好多了，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也是唯我生存主义者。他们是长寿的，不管后来跑到台湾或是海外的，都活的比较自在。得意洋洋之余，为自己那种苟延存活的选择而沾沾自喜了。唯心主义者的最大好处是：活得长寿！
成为政治的附庸，成为统治者的走狗，不遗余力的为其效力。有吃的，有喝的，能不快哉！就是违背于民众，就是违背于良知，他们也是无有什么脸红的。以至后来，当院长的当院长，当教授的当教授，当教育家的当教育家，饱餐而没有饥饿，著书立说，成为不明时理而热情洋溢之学生的一代崇敬楷模。
比如那个郁达夫跑到了新加坡，为了自己的存活，给日本人当起了翻译。又有谁会骂他为“汉奸”呢？在文学的道路上，虚伪等同于人性的卑劣和自私。
五四运动及国民党统治下的所有学生运动，可怜的是那些一腔热血的青年学生，背后指手画脚的始作俑者却是政治的影子及文人教授们的“良苦用心”。但往往事与愿违的是，流血牺牲的是谁呢？著书立碑的又是谁呢？流芳百世的又是谁呢？
革命的胜利带来了新中国的创立，但并非是新一代文学的自我觉醒和发现。颂扬和赞美成为那个时期文学的一种固有模式。政治色彩急剧的走向浓厚，也从而泯灭了文学真正的根髓。从茅盾到郭沫若，从冰心到巴金，从叶圣陶到老舍，从钱钟书到丁玲，从姚雪垠到柳青等等的等等，无不被政治的色彩所笼罩着，缺乏一种自我思想的精髓及个性的自由张扬，更谈何有什么值得永恒的文学作品了。就是仅仅的一个为自己思想而残存的梁漱溟，也被主席批评的无地自容，落迫的钻到自己的小屋中反省。
其实，文人一向是懦弱的，这和他们的本性有关。比如老舍，在自己个性及外力双重的压力和迫害之下，他只有选择死。跳进湖里，从而寻回真实的自我。他的这种死，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也是一种自我心灵的净化。他不想那样苟活着，他为自己的个性及思想得不到张扬，而痛不欲生。就是残喘的活着，也是一种莫大的耻辱。而恰恰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的御用文人们，麻木着自己的感知和良心，畏缩的呼吸着，在威严的圣殿之下，低下本为清高的头颅，从而开始了强奸文学的历程。
尤其是那个郭沫若，是御用文人的典范。他的《武则天》可以说，是讨好江青而写的。这和他在1921年的《女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其中的思想也是无法比拟的。其实对他来说，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是绰绰有余的；但他思想的演变及委曲求全，还有所谓的功名利禄的诱惑，俨然已让他变得碌碌无为了。只存有躯壳，还谈何有什么思想。
很明显的例证还有茅盾先期的作品《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若和以后的作品相比，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所以，文学作品一旦搀杂有政治的成分，一旦为政治服务，生命力将是短暂的。因为，它始终让人感到思想的猥琐和人性的窒息。
在这一时期里，我们那些有名的及无名的文学者们各个可谓是“大智若愚”的了。活着总比死了好，就是高喊着万岁，就是跪地为奴，也是在所不惜的。人格是什么呢？自由及民主又是什么呢？说的再堂而皇之，还不是要慑服于枪杆子。唯一能做的，就是“万马齐喑”的沉默不语了。知识在此时是越多越反动，抱着圣经般的红皮本，无理也可以走遍天下。张铁生的一纸白卷就是明证。人性扭曲的不可辨认，人格丧失的不可修补。真正的文学被践踏得面目全非，钻到被窝里嗅闻着肮脏的味道。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是真正文学的春天，也是个性及自由张扬的时期。以朦胧派诗人群体作为先导，以新思想的作家队伍作为后补，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之下，各种思潮云起波澜。所涌现的一批年轻作家虽然其作品不算成熟，但对人的震撼却是巨大的，其影响也是空前的。尤其以王小波最为代表性。虽然晦涩，但却蕴涵着人性的实质和再次的觉醒。朦胧派对那个时期的影响是空前绝后的。如顾城、北岛、海子、舒婷等等，他们的诗反映了一个窒息人性时代的结束，也预示着真我的再次挥发和蒸腾。仅仅的十年，却是真正文学的真我时期。
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又重新走向一种变异的道路。功利与现实性使文学充满着铜臭味。不管是王蒙、铁凝、贾平凹、莫言、陈忠实、张贤亮、路遥、王朔、池莉之徒都或多或少的走向了这条道路。成为时尚金钱的奴隶，成为思想蜕化的牛蝇。文学已不是真正的文学，文学已成为一种商品。只要给钱，就是骂着自己的爹娘，他们也是心甘情愿的。羞愧和耻辱，自由和人格，人性和良善已变为鬼的模样。还恬不知耻的大喊着：中国首个的诺贝尔文学奖非我莫属。
路遥是清醒的，他的这种清醒带有悲怆的韵味，就如他临死之时发出的那声感叹：世上只有妈妈好！意味深长，令人思索。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春秋时期是中国文学思想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文学及思想的鼎盛时期。在千年的朝代更迭中，它的这种瑰丽奇葩是任何时代都无法超越的。百家的繁荣，百花的争艳，让世界在它的面前都汗颜。
而今，我们这些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的衍续者们，又有几个敢说自己是真正的文学和思想者呢？难怪，除了那个时期，中国的文学就一直匮乏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潜在的人性及人格的剖析和张扬。自由是文学的土壤，人性是文学的雨露，思想是文学的精髓，缺乏了此三种，一切的文学都是卑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