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颖和她的30件旗袍
于 滢
1，杀气
杀气说的是内在的张力，尖锐乃至犀利；冷静乃至冷酷。对于一个细长身条的“弱女子”朱文颖来说，杀气是暗藏不露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潜力，指向青春的梦境、现实的困境、以及女人的心境。一个女人有杀气，会使她灵敏、理智地面对现实种种，于是会和小女人的矫情姿态划清界限。另一方面，杀气也是一类激情。当她喝酒的时候、当她严厉剖析小说人物的心灵、当她站在颓废而阴郁的古建筑前面……杀气便腾然而起，不畏惧，不唠叨，也可能豪放起来。
女人的杀气就象从前世带来的力量，无论世事如何转换，外表如何更改，它藏在心里，等待每一个泄露或者爆发的机会。可能对于一个作家，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方式，就是在笔下的种种困境里，在隐忍中打动我们本就柔软的心。
2，旗袍
一个现代女人选择旗袍作为日常穿着，而大家觉得自然无比，那么，要么她身材很好，要么她的气质非常属于老上海的优雅柔媚。那么，朱文颖把这两样占全了，所以人们已经习以为常。
朱文颖共有20--30件日常旗袍，全部出自苏州一个“资深”老裁缝(正宗“老法师”)。有丝绸的、织锦缎的、棉布的等等，既有花朵图案，也有几何形状。样式方面，又古典的，也有改良的，还有“公主领”的，属于比较正式、豪华一类的旗袍。配合旗袍的，自然是高跟鞋。但她很少戴饰物，不喜欢那些特别女性化的装饰物，这可能是旗袍风格之外的一种格调。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连旗袍都能穿得好看的女人，一般来说，穿简约的现代职业装也很好看，(因为身材好嘛)。
3，另类
朱文颖的观点是：“另类其实是个相当高级的词，我们错用了它。”都市文化的种种现象，就好比买椟还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东西。这就产生了整个文化的一种浮躁病。
另类必然不是大多数。可是现在的确有很多打着此番旗号的人。就好比：那么多人在写东西，真正的作家是稀有的，有的人一辈子不写东西，他也是作家。另类也是这样，一个染了黄头发、红头发，会出几句惊人语的人就是另类吗？这只能说明我们文化的苍白。
真正的另类有种非常强硬的东西，他和大多数人不投合的原因在于他的本质，他不是不想投合，他是真的没法投合。如此说来，真正另类的人也会有一些合群的努力，以此作为生存在社会的一个基础。
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真正标榜自己“另类”的人都是投机分子，相反，真正的另类分子沉默着。
4，作家
大多数作家都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是青春期的写作，情绪激昂，自我意识强烈，不注重技巧，甚至回避现实问题。大多数年轻作家将和“一首歌”歌星一样，在完成这个阶段之后销声匿迹，因为英雄气短，她们可能永远进入不了第二个阶段，永远在青春期迷茫、骚动的情绪中摆弄文字的优越感。
第二阶段可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作者超越了“我”的种种局限，在锐利的观察中，进入世界的深层、人性的深层。技巧、结构等等专业因素能够明显的出现于她们的创作中。有作家说，每一个小说的原型都是自己，又不再是自己了。
朱文颖和其他“70年代作家”一样，面临着这种转型时刻。以前的作品犹如梦境，自我的感受很重要，情绪是可以无限扩大的部分，那种“痛苦”是自我满足的一部分。青春期的、情绪化的写作。就好象忧郁、疼--你觉得疼，可是不知道哪里疼……模糊，表达的力量不够，这当然和阅历并不到位有关。现在的朱文颖，自称“我开始变得'狡猾'了。”
5，狡猾
作家的“狡猾”，是既会藏拙，又会曲折。既是笔法的，又是叙事技巧的。
艺术之所以有其存在的道理，就是因为人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人就是复杂而微妙的，而作家就是要写这种“说不清”的现实。好的小说家是残酷而冷静的，他们有控制力，有逻辑性。从这部作品开始，她的小说观念有点转折了，故事里面有技巧，自我已经退位，成为点缀了。
关注于人心之“复杂”、之“微妙”的朱文颖，也竟然舍得抛弃那华丽的文字，转而用简单的叙述方式，能够清清楚楚地描写一个人。
她说“我开始敢于直接地说话了，简洁明了，有力量。有时我甚至能够很尖刻了。我觉得女人写作最可怕就是自怜与自恋，不能老觉得是个女人在那里说话，那就没救了。因为它在别人的心里再不生长。”
当杀气和狡猾一起滋长，她的小说诡异之气仍在，尖刻冷静却一点一点显山露水。
6，“高跟鞋”
高跟鞋当然是种女性的象征意象。它美丽，但是它扭曲，变形。
《高跟鞋》是朱文颖最新小说的名字。长篇，但也不是很长。小长篇是当今的一个流行趋势，更简洁，更锐利。
小说里有两个女人，从80年代末开始，面对金钱至上的商业社会所经历的一些故事。故事性并非很强，但是她们牵扯出的几个男人形象、包括她们互相之间的比较，都是这个社会中的理想和现实的较量、物质和精神的分裂。
评论家这么说朱文颖的《高跟鞋》：“从此，物将不再是一个与精神相隔离的低级形态，就象穿上精美值钱的高跟鞋，是对现实的占有，也是对现实的超越。惟其占有，才谈得上超越。这个真理在安弟那里被概括为，在它那世俗的外表下，掩藏着光的核心。”；“高跟鞋便不只是高跟鞋了。高跟鞋在小说里成了一个完美的隐喻。漂亮的甚至看不出磨损与折痕的外表，欢喜热闹的假象，穿上它时微妙的痛感，和走起路来骄傲的声音，这些是女人生活经验里的一个细节，更是人向现实做扑击时的经验。因而作为一个叙事的载体，高跟鞋在本质上与性别无关。”(摘自南京大学博士生赵琨的评论《游走着的高跟鞋》)
7，颓废
当物质女人和精神女人在身体里斗争的时候，这个外部的世界正在一种表象中。它繁华匆忙；也残酷无情。人们难得有张单纯的脸，连拚搏都是和无奈连在一起的。于是，都市，尤其是70年代后的人们，有了一种所谓的“颓废”。
朱文颖的观点是“现代的都市颓废其实离我们的生活还很遥远，中国还不存在真正的都市颓废。因为大都市这种事物，还没有进入到中国社会的骨髓与肌理中去……颓废则是果实成熟后的一种厌倦感，它绝不会产生在事物的生长期中。……现在中国式的颓废更应该是古典式的。那么好几千年堆积起来的东西，突然到了一个要产生巨变的关口。那些悉悉索索的大动作，小动作，那些内心的伤逝。我认为所谓的都市颓废只是一种表象，只是一种摆设。而真正的来自于古典意味的颓废，因为它本身的沉静气质，与并不张扬的特点，倒容易被人忽视了。另外，能否写好颓废与作家的地理位置绝对无关，它取决于作家内心世界的经络走向。还有一点我认为也很重要：仍然是虚无感。能写好颓废的人绝对是有虚无感的。"
8，城市
城市和性格之间的关系，早在《艺术哲学》中就有所论述。我们这里就按照具体例子来说：也就是苏州、上海和朱文颖的关系。
她的出生是在上海。上海所有的历史将这个城市渲染上了繁华底子上的优越、以及同一个底子上的优雅和忧郁。她是爱上海的，但是不爱高速发达的商业社会那种理性得要死的面目，她当然是喜欢旧的上海的，但是她的怀旧观点是：“真正怀旧的人有个特征，他们常常有虚无感。很大很渺茫的虚无感。怀旧是可以装出来的，虚无感装不出来。”
后来，直到现在，她一直生活在苏州。苏州的绵软、阴柔一点不剩地浸到她的性格里去了。说不清是她暗合了苏州，还是苏州暗合了她。苏州有种无形的阴柔，这是自然积淀下来的。个性强的人会觉得受到压抑，但是这个城市没有在这个市场化的社会里，把潜移默化的文化扔掉，或者说，暂时还扔不掉。
而朱文颖和阴柔的苏州之间，还有着另外一层“相知相遇”的默契。说苏州有杀气可能很多人会大吃一惊。大多数人都看不到这一点。她家新买的房子正好对着明万历年间的建筑，叫无梁殿，是一座藏经楼。古旧破落，还有那种面目狰狞的避邪物，石头雕刻出来的，透过客厅大玻璃窗就可以看到的。别人都会觉得害怕，觉得不祥。可是她一进去，一看到它就给震住了。有种非常非常奇怪的感觉，她一直想形容却一直形容不出来。就像回家的感受，特别安静，觉得心里踏实。
所以，朱文颖在两个这样的南方城市之间，保持着敏感、文气，但是她拒绝它们共有的浮华的甜腻。
9，朱文颖
朱文颖：1970年出生于上海，学的是经济管理专业，96年开始写作，至今发表60余万字，现就职于苏州日报社，主要作品有：《浮生》、《重瞳》、《病人》等多部。另有小说集《迷花园》、《两个人的战争》、《禁欲时代》、随笔集《我们的爱到哪里去了》等出版。现居苏州。
2001年推出最新作品--小长篇《高跟鞋》，由春风文艺出版社"红月亮"系列出版。被誉为“古典的叛逆”，是70年代作家中较早深入现实生活描写女性成长历程的女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