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古籍，旧时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然而有一种书，习惯上列入子部，但它们非子非集，非经非史，内容兼赅四部，体例则以类相从，这就是类书。"类书"这一名目，最早出现在北宋人编的《崇文总目》中，在此以前通称之为"类事".所谓"类事",就是捃摭（jùnzhí）群书，区分胪列的意思。所以一般的类书都分设许多门类，包罗各方面的资料，诸如经史百家的言论，典章制度的由来，诗文辞藻的精华，乃至风土人情、禽兽草虫等等，靡所不载，称它是我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也无不可。
类书起源于曹魏的《皇览》。据《三国志》记载，这部书主要是撰集经传，类比群言，为魏文帝博览取鉴准备的。到了南北朝时期，文风发生了变化，诗文以数典为工，人人以富博自矜，不仅前代的《皇览》成了属文时取材的宝库，而且还编纂出一批新的类书。其中对后来影响最大的是梁代的《华林遍略》和北齐的《修文殿御览》可惜它们久已亡佚，从今天仅存的断篇残简，已无法考察原本的面貌。
由隋入唐，六朝的骈俪习气依然盛行，文士们临文取资的要求有增无已，加上封建帝王为要夸示"文治之盛"而给予支持，因而自唐高祖到玄宗的一百年间，便有三部大类书问世，即虞世南在隋大业中以个人力量编成的《北堂书钞》、唐代官修的《艺文类聚》和《初学记》。再加上后来白居易撰集的《白氏六帖》，并称为"唐代四大类书".这四大类书对于今天的古籍整理工作和文史研究工作，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里只择要介绍《艺文类聚》和《初学记》。
《艺文类聚》一百卷，是欧阳询、令狐德棻等十余人奉诏编撰的，始于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武德七年奏上，历时三年之久。全书约百余万言，分为四十六部（卷八十一、八十二作一部计），有子目七百二十七个。据1926年《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研究所国学门临时特刊》的统计，《艺文类聚》引用书籍达一千四百三十一种，经史子集，皆有辑录。
《艺文类聚》的编排体例，从部目看，先天地帝王，次典章制度，然后是衣食住行及动植灾祥等，反映出封建时代敬天尊君的正统观念。从内容看，先列"事类",后引诗文，例如卷一"天部"第1页，先列《周易》、《尚书》、《礼记》等关于"天"的论述，然后在"诗"的部分载晋傅玄的《两仪诗》等，"赋"的部分载晋成公绥的《天地赋》，"赞"的部分载晋郭璞的《释天地图赞》，"表"的部分载宋颜延之的《请立浑天仪表》，这种先"事"后"文",汇二者为一编的做法，是欧阳询等人在类书编纂上的一个创造。
《艺文类聚》以前的类书，偏重类事，不重采文，即使由诗文中取材，也只是随意摘句，不录片断。如果要查找与某事有关的诗文作品，则需要去翻检总集，总集与类书在那时是严格区别的。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中说："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流别》（晋挚虞《文章流别集》）、《文选》（梁萧统撰），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他已经深刻感到了"文"与"事"的分离是前代类书的一大缺陷，给使用者造成极大的不便。正是为了克服这个弊病，"使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艺文类聚》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其后"的新体例。这不但使得类书的面目一新，增加了读者临事取索的便利，而且越到后来越显示出它保存古文献的重要性，为后世建树了始料所不及的功勋。《艺文类聚》的先例一开，后起的类书便纷纷效法，宋代的《事文类聚》、清代的《渊鉴类函》是如此，象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这样的鸿编巨帙，同样遵循着"事""文"并举的成规。
《艺文类聚》在南宋绍兴时（公元1131—1162年）曾经刊刻过，到明代又有多种刻本。清代学者利用《艺文类聚》颇为勤密，但所用的都是明刻本，始终未能见到宋绍兴本。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出版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宋绍兴刊本（汪绍楹认为当是宋末元初的复绍兴刻本）。1965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排印出版了汪绍楹的校定本，这是在宋绍兴本的基础上，用冯舒"校宋本"和明刻诸本汇校的本子，也是目前最好的、便于使用的本子。
据汪绍楹先生考证，《艺文类聚》的传本大体是完整的，但并非完善无缺，远在宋代就可能有了阙佚。例如书中杂有苏味道、李峤、沈佺期、宋之问的诗，而此四人都后于欧阳询，本书是不能予收的，查《初学记》可知，这是宋人刻书时据《初学记》补入的。另外，书中还有其他经后人妄改的错误。
《艺文类聚》问世后一百年，唐玄宗李隆基又命集贤学士徐坚等撰集《初学记》三十卷。唐刘肃的《大唐新语》卷九记其事始末云："玄宗谓张说（按，张说当时以宰相知集贤院事）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按指《修文殿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以《初学记》为名。"可见此书是给玄宗诸子检索辞藻典故用的，因而它要求比别的类书简括，《四库提要》称赞它"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若《北堂书钞》及《六帖》，则出此书之下远矣".
《初学记》全书六十多万字，共分二十三部，下列三百一十三个子目，类目的划分大致与《艺文类聚》相似。和《艺文类聚》不同的，是《初学记》搜集的资料在每一子目下按"叙事"、"事对"、"诗文"三部分排列。"叙事"部分，虽然杂取众书，但经过精心编排，前后若相连属，成为一篇对子目标题的系统说明。例如卷一"天部"第1页，先引《河图括地象》、《物理论》解释天的生成，次引《尔雅》、《广雅》说明天在不同时节和地域的种种异称，再引《纂要》列举与天相关的各类名词，最后引《五经通义》介绍天神，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关于"天"的基本知识这里都有了。"事对"部分，是把引用的资料概括为对偶，以备写诗缀文时采用。例如"天部"第2页有"九重"和"八柱"为对，是从《楚辞·天问篇》的句子里提炼的。"诗文"部分，先赋后诗，再接引其他文体，这是为初学作文者提供的范文。因为选材比较精当，《初学记》很早便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宋人刘筠（子仪）酷爱此书，认为"非止初学，可为终身记"（司马光《温公续诗话》）。
据《宋史·西蜀孟氏传》，北宋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初学记》在西蜀雕板印行，此本今已不传。现存最早的本子，是明嘉靖十年（公元1513年）安国的桂坡馆刻本。明、清两代的其他刻本都源出安本，唯乾隆时内府古香斋刻巾箱本，在据安本刻板前似做过一些校改。1962年，中华书局排印出版了司义祖的点校本。该书以古香斋本作底本，附有安本和清人严可均、陆心源校录的异文，第二十五卷后还录有严、陆所见本与安刻及古香斋本绝异的文字。这是目前《初学记》最完善的本子。1979年，中华书局重印此书时’又由许逸民编制了本书"事对"和引书索引，可以省些翻检之劳。
今本《初学记》可以肯定是徐坚的原书，不过其中也有窜乱舛（chuǎn）讹之处。唐李匡乂《资暇集》已对卷一月门以"吴牛喘"对"魏鹊飞"提出批评，清代学者又指出所载扬雄《十二州箴》多出凉、润二州，是"后世妄人所增".司义祖的《点校说明》还举出卷十六磬门讹"鼓广"为"股广"的错误，并要求读者在使用此书时注意甄别，不可轻信。
《艺文类聚》和《初学记》在今天有什么重要作用呢？
《艺文类聚》引用隋以前的文籍一千四百多种，有人计算过，现存者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十，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引文是今天失传的书，而且其余百分之十的征引，也因为它所援用的是唐以前的古本，在今天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初学记》收文的下限较《艺文类聚》为晚，包括了初唐的诗文，引书存佚的情况同《艺文类聚》相差不多。所以说，《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留给我们的无量功德，就是它们保存了丰富的初唐以前的古代文献。不过这一功德，却并非出于编纂者的本意。
由于《艺文类聚》和《初学记》是古文献资料的渊薮，因而在整理古籍时，它们一可用作校勘；二可用来辑佚。举例来说，《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兵部"箭下引《韩子》四条，其中有两条不见今本《韩非子》，而见今本《淮南子》，经查《艺文类聚》卷六十"军器部"箭门，才发现是《御览》的纂辑者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详见中华书局《艺文类聚前言》）又如司义祖的《初学记点校说明》亦举一例，今本《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今年祖龙死"句，《初学记》卷五引《史记》作"明年",清人考证作"明年"是正确的。至于用这两种类书校勘古代流传下来的总集、别集，或是校勘明清人抄撮而成的各类文集，在今人的整理本中比比皆是，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说到利用类书来辑佚，早在北宋时人们就这样做了，明、清之季，此风大盛，蔚成巨业。例如诗文的辑本，明冯惟讷辑有《古诗纪》、梅鼎祚辑有《文纪》、张溥辑有《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清严可均辑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动辄上百卷，可谓洋洋大观。其主要资料来源就包括《艺文类聚》和《初学记》在内。对于文史研究工作而言，《艺文类聚》和《初学记》又是各种专题文献资料的汇编。两书引录的资料是按门类编辑的，并且因为所引原书的失传，很多资料已经起到第一手资料的作用，研究工作者由此入手，即可获得比较丰富、比较系统、比较原始的材料。总之，无论古籍整理工作还是文史研究工作，科学地使用类书，都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