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忆母校
昌乐一中是我的母校，1951——1954年，我在初七级二班读初中，班主任是教英语的葛益斋老师；1954——1957年，我在高三级乙班读高中，班主任是教语文的汪永海老师，整个中学阶段都是在昌乐一中这个大家庭里度过的。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但那段美好的时光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条件是艰苦的，但同学们求知心切，刻苦学习，充满了蓬勃朝气。
食
昌乐一中的学生绝大多数是驻读生，离家从十几里到几十里路不等，每周六步行回家，星期天从家里带着一周的伙食（加工后的熟食）步行返校。每到开饭时间，同学们十人一组，轮流值日去食堂买些玉米粥，每人一碗，或用水桶提一些开水，吃一些自备食物。后因熟食容易霉变，食堂就卖一些高粱面蒸的窝窝头，每人每餐买一个，颜色很像猪肝，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衣
同学们大都穿家中缝制的粗布衣服，即使穿上一件新装，也不觉得华丽抢眼，因为乡下的粗布无论新旧，基本一个颜色；穿得破旧一些，也无人嘲笑或看不起，因为弟弟穿兄长的衣服，妹妹穿姐姐的衣服是常见现象，普遍规律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但我却经历过这样一件事：1957年夏天，我接到天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穿上母亲缝制的新上衣，高兴地乘火车去学校报到，旅途中曾遇到有人质疑："像你这样穿着的人，还能去天津上大学？"这件事使我大为惊奇，甚为不解。社会上与校园里竟是如此不同！
用
学生的集体宿舍，都是在平房内用长凳架起木板搭成的通铺，学生自己铺上草垫，加上简单的被褥，勉强抵御风寒。洗脸盆是陶土烧制的泥盆，刷牙用的是牛牌牙粉或用食盐代替牙粉，无人用过牙膏。初中阶段，上晚自习用的是豆油灯，后来改用煤油灯。自习课后，每个人的鼻孔都被油烟熏得像烟囱一样黑。戴上口罩，口罩也被染黑。高中阶段，鸟枪换大炮，用气灯代替油灯，亮度大大提高。临近高中毕业时，才换上电灯，这是学生们第一次见到了电气化，格外兴奋。
学
旧中国的贫苦农民，处于社会最底层，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解放后，翻身农民做了新中国的主人，子女上学是社会地位提高的象征，贫苦人家的孩子，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个个像是久旱的禾苗盼雨露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提高文化，增强素质。当时，初中阶段学英语，高中阶段学俄语，每个同学都是早起背外语单词，练会话，早操后有一节自习课，有的认真看书，补充笔记，思考问题；有的窃窃私语，交流各自的理解；有的三五人一组讨论难题的多种解法。课堂上每个学生都瞪大眼睛注视着老师的板书和每个手势，侧耳听老师的讲解，唯恐听漏一句话，并不时记着笔记。那种专注和聚精会神的气氛让老师十分感动，他们认为上课是一种幸福。
乐
除了课堂学习之外，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对每个学生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有的参加体育活动，有的参加文娱活动，例如美术组、合唱组、话剧组等。还有各种课余爱好小组，例如生物小组、理化小组、数学小组、文学小组等。我记得语文老师给我们文学小组详细讲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我们自己分析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等文艺作品。最使我记忆犹新的是社会宣传活动小组，每周一次，二人结伴同行，到学校周围的农村去参加活动，与农民促膝谈心，倾听他们的心声，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学会作社会调查，体察民情，锻炼我们的社会活动能力，全面提高素质。
更使我难忘的是升学率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以1957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为例，全国高考招生人数为十万零七千人，这一年是马鞍形的最低谷，但昌乐一中的高中毕业生，绝大部分都能升学深造；个别落榜同学在1958年高教发展、扩大招生的情况下也都升入了高等学校。
这些经过深造的学生就像蒲公英的种子，随着春风飘向祖国四面八方的肥沃土壤，在各地生根、开花、结实，为祖国人民作出贡献。现在他们大都退休，也许已叶落归根，回到故乡的土地。但无论在哪里，对母校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对辛勤栽培他们的园丁们，对自己那段青春年华，终生都不会忘怀，将成为永远美好的回忆。
刘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