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姜太公的故里，或者说原籍问题，目前学界主要的是两种说法：一是山东日照说，一是河南卫辉说。照实际情况而论，河南说无论是史迹遗存还是史料记载，都要有据的多。然而，不无遗憾的是，眼下却是山东说占有更强势的地位。比较现成的证明，一是在颇有影响的《姜太公全书》⑴中，收入“山东日照说”方面的文章，有七八篇之多，而主张“河南卫辉说”的仅一篇而已。二是刚刚出版的《话说中国》⑵系列丛书，采信的也是日照说。究其原因，除了卫辉说在宣传上力度不够以外，研究工作的薄弱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填补些这方面的缺憾。
一、从太公的远祖问题准入
“尊祖重源”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传统和美德。一个人若是走了背运，往往会抱怨祖上没有积德；大凡有了点功绩，不是说靠的祖宗荫蔽，就是说为祖宗争了荣光。据此，我们在讨论太公的故里时，从其远祖准入，应该说不失为是一个正确的路径。请看，在《史记·齐太公世家》里，司马迁对于姜太公的远祖是这样描述的：“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
类似的话，还见于《国语·周语下·太子晋谏壅谷水》等众多的先秦典籍，不烦俱引。话说得十分明白，即姜太公的先祖是四岳。四岳呢，又是因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到了吕地。太公因是四岳的苗裔，所以又叫吕尚。进一步的问题似乎应该是，吕地究竟在哪里？四岳伯夷又是何许人也？
有关四岳（即伯夷）的祖居，或者说封地申、吕，典籍中的记载也很多。比如《诗经·大雅·崧高》里的“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诗中的“崧高维岳”指的即今中岳嵩山，历来无异词；“甫”即吕，有《尚书·甫刑》也称“吕刑”为证。这也就是说，申和吕是“中岳之神”的子孙，自然不会离开嵩山过远。又如《诗经·王风·扬之水》，是一首描写周王朝士卒戍边荆楚，怀念情人的诗。诗中提到的“不能与我守申、守吕、守许”，和《国语·郑语》里史伯说的“当成周（即今洛阳）者，南有荆蛮、申、吕”也是完全一致的。再如《潜夫论》里说“炎帝苗胄，四岳伯夷，为尧典礼，折民惟刑，以封申、吕……宛西三十里有吕城”；《水经注》里说“宛西吕城，四岳受封于吕”等等，例子简直不胜枚举。
那么，在今天的山东省日照市，当年是否会有另一个“东吕国（乡）”，甚至压根“皇天嘉之”所封的“有吕”就不在河南的南阳，而是在山东的日照呢？我们说，根本不会。因为最简单的理由是，从极力主张日照说的文章⑶看，充其量所列举的最早史料，也只是南北朝时期，南梁人刘昭在注《后汉书·郡国志》时，转引西晋张华（公元232—300年）所着《博物记》里的话：“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而所谓的东吕乡，只要稍加剖析就会明白，它实在是“东莒乡”（因地在莒县之东）之误。因为理由也同样的简单，在商末周初，即姜太公的有生之年，莒地乃“蒲侯”⑷领地，莒东归“？五酉”及其“义子”⑸管辖，都是殷属的方国，连“吕”的影子也是没有的。
在讨论姜太公的故里和远祖关系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以往多被人忽略了，就是共工这个人物。大家知道，共工乃炎帝一脉、四岳伯夷的祖辈，多有史料记载。如《国语》的“共（工）之从孙四岳佐之”和韦昭注的“共工从孙为四岳之官”便是。关于共工的祖居，说来令人惊骇，竟然和太公的故里是同一所在，或者如《管子·揆度篇》所说的：“共工之王，水处十之七，陆处十之三。”都是“南太行”的山麓！如果再说具体点，河南说所认定的今卫辉市太公泉镇，北二三公里处，有“芳兰”龙山文化遗址，应是共工氏活动的遗存，南二三十公里处，有古黄河故道，流向东北的今日之濮阳市，正是当初与“争为帝”的颛顼之墟；西距“共首山”仅是眺望之遥，距春秋时代的“共城”也不足十公里。有了这一有力的证据，我们以为，由太公的远祖追寻其故里，可说是已经追到老家了：顺着说，伯夷是共工从孙，太公是伯夷后裔；倒着说，伯夷是从“南太行”走到了嵩山南麓，太公是从嵩山南麓回到了南太行。如此而已，岂能有它！
二、“二东”说的再解读
说到“东海”、“东夷”与太公故里有某种关系的，是孟子、吕不韦、司马迁等三位大家。应该看到，三位的说法，的确给太公故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然而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山东说还是河南说，在解读这些说法时，每有偏颇或是浮浅的地方，下面就来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首先，《孟子》里的“太公辟（避）纣，居东海之滨”，前人早已论及，重要的是一个“避”字。若需简捷证明一下，便是和“太公辟纣”同在一段文字里的“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大家知道，伯夷的原籍是孤竹国（今河北卢龙），北海之滨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惟独不会是在其故里孤竹。理由简单的很，因伯夷和他的老弟叔齐，是为互让国君地位逃出来的。同理，“太公辟（避）纣，居东海之滨”，非但不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写出姜太公是日照人的，是战国时期的孟柯”的证据，反而是堵死了日照说的路，为卫辉说的成立留下了空间。
其次，让我们“趁热”接着“东海”的话题，看《史记·齐太公世家》里的“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显而易见，“东海上人”的称谓说明，司马迁对姜太公的原籍，心中是没底的，这从“东海上人”之后的文字里，紧接着又有两个“或曰”已可确证。此外大家知道，从战国到秦汉，黄海（含渤海）和东海均可泛指“东海”，有《礼记·王制》的“自东河至于东海”可证。从“辽东”到常熟的“尚湖”，茫茫万余里的“东海之滨”，都说有太公的避居之所，又何曾传有太公故居？而且，到了司马迁的时代，营陵（即营丘）属齐郡，海曲（即日照）属琅琊郡，郯城属东海郡早已明确。若是司马迁对哪怕是传闻有知，又怎么会违背“疑以传疑”的宗旨，记载得那么含糊？
第三，《吕氏春秋·孝行览·首时》里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于渭而观之。”我们以为，这里的“东夷”应作“东方”解，和时下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把古代东部沿海一带的土着民族称为“东夷人”，尚不是同一概念。例如，《说文解字》对“夷”的解释就是：“夷，东方之人也。”又如，《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文中的诸冯、负夏和鸣条，据有关专家考证⑹，地望都在当时的冀州。也就是说，在孟子的心目中，只有“天下之中”的成周才是“中国”，而王畿（即洛阳一带）东邻（实为东北）的冀州，已可称之东方（即东夷）；与王畿西邻的雍州，也可称为西方（即西夷）的。再如，《墨子·兼爱中》在论及大禹治水时说：“东方漏陆，防孟渚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东方所指，也只是到了冀州。好了，既然“东夷之士”亦可当作“冀州人”解，那么，有没有直接说到太公是冀州人的证据呢？有的，西汉的刘向在《列仙传》里就说过：“吕尚，冀州人。生而内智，预知存亡。避纣乱，隐居辽东三十年。”而且，《汉书·地理志》也说：“河内曰冀州。”两相结合可知，所谓“东夷之士”，也是可以解作河内人的。
总之，通过上述三项分析，明显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把东海之滨的某处，如山东的日照（或江苏的尚湖等），作为太公的第二故乡是合情理的，但作为原籍就于理不通了。
三、“崔瑗碑”背景信息收索
历史上第一个给太公故里准确定位的，是东汉时的崔瑗（公元77—143年）。在他之前，无论是“东海上人”、“东夷之士”，还是“冀州人”，都是些模糊的概念，未能对太公故里确指。
崔瑗给太公故里定位或者说正名的形式，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立了一块碑，即所谓“崔瑗碑”。该碑及部分碑文，在郦道元的《水经注·清水》条下，是这样记述的：（清水）又东过汲县北。县故汲郡治，晋太康中立。城西北有石夹水，飞湍浚急，人亦谓之磻溪，言太公尝钓于此也。城东门北侧有太公庙，庙前有碑，碑曰：“太公望者，河内汲人也。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旧居犹存。君与高、国同宗太公，载在《经》、《传》。今临此国，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义。’于是，国老王喜，廷掾郑笃，功曹盼勤等，咸曰：‘宜之。’遂立坛祀，为之位主。”
碑文中的汲县即今卫辉市西南十公里的汲城村，从秦汉到北齐，曾作过县、郡治所近八百年。崔瑗为汲县令时曾率众筑城，城垣今多已无存，惟“城东门北侧”太公庙旧址处，尚有数十米长、两三米高的残留。“石夹水”据《水经注》附图和笔者实地考证，系汲城西北一条汇入清水的溪流，因源头来自南太行余脉的磻溪山，因而又名磻溪。关于“旧居犹存”，《清水》条接着上文又说：“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庙。庙侧高林秀木，翘楚竞茂，相传云，太公之故居也。”好了，明白了太公故里的具体位置，下面让我们来谈背景。
背景一：我们从碑文中可知，首倡立碑并认同“太公本生于汲，旧居犹存”的，是曾做过会稽太守的汲县人杜宣，还有王、郑、盼等三位襄助的官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位的爵位。国老王喜，按照“国老，三公也”的说法，他的原来爵位应是三公之一；廷掾应是对廷尉的艳称；功曹多为郡守的副手，“除掌人事外，并得与闻一郡的政务。”也就是说，敦请崔瑗立碑的“班子”，不但广有民意，而且规格是相当高的。
背景二，“旧居犹存”，是杜宣等人倡议的基础，修庙立碑又是八方惊动的善举。依据常理，似乎可以这样推定：从太公到崔瑗，时间已有千余年，就像我们今天要说某所院落曾是黄巢的故居一样，总得有一定的文字依据，或者是有令人信服的民间传说，同时还需有可让人观瞻的处所，哪怕是土窑石屋、断壁残垣。否则，是断难想象的。
背景三：崔姓“与高、国同宗太公”，“载在《经》、《传》”的典故很多，下节还要专谈，此不枝蔓；关于崔姓和太公的传承关系，《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里说：“崔氏出自姜姓。齐丁公汲嫡子（即太公长孙）季子，让国叔乙，‘食采’于崔，遂为崔氏。济南东朝阳县西北有崔氏城是也。”崔瑗乃饱学之士，诸如上述关乎祖宗兴衰的掌故，说来自应如数家珍，此其一；崔姓除了世代官宦，也是以书香传家，从春秋的崔杼，秦之崔如意，西汉之崔朝，到瑗父崔駰，家学积淀深厚无比，崔瑗认可“太公汲人”，来自家传也不无可能，此其二；贾逵（公元30—101年）乃是与班固齐名的一代“通儒”，又因博物多识被拜为“议郎”，崔瑗从学其门下，“太公汲人”之说，间接、直接来自乃师也未必可知，此其三；崔瑗结交颇广，如发明了“浑天仪”并着述了《两京赋》的张衡，着作了《说文解字》的许慎，着作了《潜夫论》的王符，遍注了《尚书》、《诗》、《易》、《三礼》等几十部大作的马融，“太公汲人”似又应含学人间的切磋。总之，崔瑗立碑而定“太公汲人”之举，虽不能和刊立“熹平石经”的“观视及摩写者，日车千余乘”相比，但也会是九州四海，朝野上下都为之瞩目的。
四、“高诱注”的意义及其链接
头一个站出来对“崔瑗碑”提供支持的，当数东汉末年的涿县人高诱。他在注释《吕氏春秋·首时》和《淮南子·汜论》时，两度把姜太公注释为“河内汲人”，其意义，也是不能等闲视之的。概括地说，至少有以下三点：
一是高姓如上节“崔瑗碑”所说，也是和崔姓一样“同宗太公，载在《经》、《传》”的。高诱的祖上高傒（原名姜傒）本系太公的十一世孙。因辅佐齐桓公姜小白即位并称霸有功，被封于卢地，后来成了高、卢两姓的共同始祖。高诱的一生，除了在朝廷任过司空掾、在地方任过濮阳令等官员之外，还广有注述。除了上面提到的《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之外，还有《战国策》、《孝经》、《孟子章句》等等。尤其是《孝经》和《孟子章句》，还要与同时代的郑玄、赵歧等人比精到、争高下。论到对自己的先人下笔，岂能让他人“耻笑了去”？
二是高诱师从卢植（公元？—192年），也是值得认真讨论的议题。我们知道，卢姓也系太公的后裔，《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卢氏出自姜姓，齐文公子高。高孙傒，为齐正卿，谥曰“敬仲”，食采于卢。济北卢县（今山东长清县西南）是也。”卢植可以说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作为官员，出任过尚书；作为学者，曾和蔡邕、杨彪等人共同校订《五经》，补续《汉纪》。在“太公汲人”的认定上，他师从马融（公元79—166年），崔瑗应是他的师叔；他传学高诱，高诱的“太公河内汲人”之说，必有他的教授或认可。
三是需要顺便谈谈郑玄（公元127—200年）。因为凑巧而有趣的很，郑玄的故里北海郡高密（即今山东省高密县西南），距离太公故里“山东说”的日照市，仅只一百公里。换言之，众所周知，郑玄乃着述百万余言、门徒数百千人，开创了所谓“郑学”的经史巨匠。我们若是能从他的态度中，“索隐”到了谋些迹象，也就等于间接地证明了卫辉和日照两说的高下了。为此，我们不妨拟定如下设问和拟答：一，郑玄对崔瑗和高诱所主张的姜太公乃“河内汲人”知道吗？我们说，应该知道。因为据《后汉书·郑玄传》说，郑玄求师在马融的门下，靠的全是卢植，而卢植既是崔瑗的同宗和晚辈，又是高诱的同宗和师长，而且郑、卢二人又都是考据方面的大家，对太公的故里岂有不探讨切磋之理。另外，在郑玄的门人中，既有“闻名于世”的清河崔琰，又有“自远方至者数千”中的“河内赵商”，所见所疑，岂能不上达乃师？二，在郑玄的时代，今天的日照，会有一个所谓的太公故里“东吕乡”吗？我们说，不会有，可以举一个例子作为例证。《礼记·檀弓上》里说：“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返葬于周。”郑玄的注文是：“齐太公受封，留为太师，死葬于周。子孙生焉，不忍离也，五世之后，乃葬于齐。齐曰营丘。”这段注文里的“子孙生焉，不忍离也，五世之后，乃葬于齐”，有着明显的“臆断”成分，且不去管它。我们要说的是，显然它和《史记·齐太公世家》里的“封师尚父于营丘，东就国”等一系列说法，也是相违背的；和《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典籍所说的太公曾在齐国杀“狂谲、华士”，推行“尊贤尚功”等治国之策，也是不能相容的。凡此都说明，郑玄着述立论自有自己的见解和依据。据此，“东吕乡”对“郑公乡”来说，几乎是眼皮底下的“确证”。郑玄又怎么会忽略呢？
崔姓不谈祖居山东的“崔氏城”，高姓和卢姓不提山东的“卢城，只是说河内汲县是他们共同祖仙的祖居。是耐人寻味的。
五、后续“硬证”四加一
魏晋南北朝直到唐宋，对“太公汲人”说的后续支持，可谓自成体系。其中，又以刻在石头上的“硬证”居多。下面，就举要谈谈我们在这方面的思考。
“硬证”之一，《齐太公吕望表》。西晋太康十年（公元289年），河内郡汲县县令卢无忌立。该碑原立太公故里即今卫辉市太公泉镇之太公庙，虽已失落，但故宫博物院等处藏有不同时期的拓片；《金石萃编》录有其原文。该碑铭文含有多种关乎太公而且是弥足珍贵的信息：如“齐太公吕望者，此县人也”；“（周）康王六年，齐太公望薨，参考年数，盖百一十余岁”；“磻溪之下，旧有坛场”等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卢无忌自称祖籍范阳，应是卢植的后人。也就是说，齐太公吕望表和崔瑗具有同样的性质，都是在信从“太公汲人”的前提下，以县令的身份弘扬先祖的功德，教化当地的百姓。
“硬证”之二，《魏故诏假河东太守吕君墓志》⑺。该墓志于1981年出土。出土地点不偏不倚，正是“卫辉说”的太公故里，且距太公墓不过几十米远近。换句话说，这位吕君和其先祖太公，葬的竟是同一“坟地”。墓志作于东魏武定二年（公元544年），铭文中的“自炎帝启基，管业层构”和“羌水渊澄，管业岳秀”，与姜太公祖源炎帝、脉承“四岳”相一致；墓葬地“朝阳乡太公里”为地名实录。该墓志石刻现藏卫辉市博物馆，可以说，它是至今所知关于“太公汲人”的最早实物证据。
“硬证”之三，《修太公吕望祠碑》，俗称《吕望碑》。该碑为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汲郡太守穆子容撰文，原立太公泉镇之太公庙。该碑今虽已失，但卫辉市博物馆藏有拓片，《金石萃编·卷三十二》载有全文。碑文除了正面有“迢迢岳胤，蔚蔚姜枝”的高唱低吟；有“卢无忌置碑僻据山阜，崔瑗刻石不枕康衢”的感叹，还在阴面镌刻了尚姓参与立碑的官员和平头百姓，约八十余人。我们知道，穆姓、尚姓同系太公后裔分支，史书多有记载。该碑的价值，就是在吕、崔、高、卢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穆、尚二姓对太公故里在卫辉的信从。
“硬证”之四，《太公后裔四十八姓碑》。该碑今已不知去向，《金石萃编·卷二十五》在注释《齐太公吕望表》的条目之后，有附记曰：“唐京兆曹卢若虚录太公后四十八姓，刻石于太公庙。礼部员外郎崔宗之为制铭。”请注意，立碑者并非外人，又是太公后裔——卢、崔二姓的官员。说明什么？说明“太公汲人”之说已成了传统。
上面剖析的是曾立于太公泉镇太公庙的几件实证，那么，在太公泉镇之外，有没有类似的“硬证”呢？当然有，据地方志书记载，仅卫辉市的城乡就有太公庙七处，这本身就是太公故乡人敬太公的“硬证”。不过，这里不准备对其一一考索，而是要介绍另一件石刻，即《大宋卫州新乡县穆村重修太公庙记》碑。该碑刻立于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立于当时的卫州（即今卫辉市）新乡县东北三里许的穆村，即今新乡市牧野乡的“西牧野村”。原碑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铭文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州之西有公之泉，揭石以纪其谱谍，文古书隶，断缺不完，而尚可考，由是知公其卫人也欤！（石记今在丞相茔寺）……比年大丞相汲国公因祀曾祖茔域，亲诣祠下，称四十七代孙。
文中“州之西有公之泉”，指的即太公泉镇的太公泉；“揭石以纪其谱谍”和“石记今在丞相茔寺”，指的是卢若虚《太公后裔四十八姓碑》等内容，文意明确，不烦细说。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比年大丞相汲国公因祀曾祖茔域，亲诣祠下，称四十七代孙”一句。里面的“比年”意为近年，“大丞相汲国公”指的是宋哲宗时的宰相吕大防（公元1027—1097年）。吕大防在《宋史》里有传，记“其先汲郡人”，后因“祖（父）通葬京兆蓝田，遂家焉”。至此，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信从“太公汲人”的太公后裔中，吕、崔、高、卢、穆、尚等姓全有了。
六、现有遗存盘点与小考
卫辉说太公故里所指称的地望，目前的实物遗存也远非它处可比。下面举要其中的十项，稍加注解，以为参证。
一，磻溪山，西北距太公泉镇四五里，乃“南太行”余脉，称谓最早见于《齐太公吕望表》的“磻溪之下，旧有坛场”。
二，磻溪，俗称太公河或钓鱼沟，源自磻溪山，经太公泉镇西蜿蜓向东再向南。《水经注·清水》说，当该溪流到达汲县（今汲城村）城西北汇入清水（即今卫河）时，又名石夹水。
三，太公泉，今仅存遗址。郦道元的《水经注》说“（汲）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金石萃编》说“去县治西北二十五里……有泉翁然”，可见嘉庆年间该泉尚在强劲喷涌。
四，太公钓台，在太公泉镇西头、磻溪右岸。旧址原有巨石并乾隆巡抚毕源立的“太公钓鱼处”碑，和民初乡贤李敏修立的太公钓鱼石像，后均毁于战乱。现在原址重塑太公钓鱼铜像一尊，像高三点九米，面向朝歌，神态自若，含义深远⑼。
五，太公墓，在太公河右岸百余米处。《金石萃编》说“距泉复二里许，相传齐太公吕望墓在此”；《河南通志》、《卫辉府志》、《汲县县志》等均载有“吕尚昔避纣居东海之滨，后徙渭滨，封国于齐，还葬于此”之类的话。该墓占地百余平方米，高两米多，墓前立有康熙年间“姜太公茔葬处”石碑一方。
六，吕氏茔地，即太公墓周围的一片地域。前举出土的《魏故诏假河东太守吕君墓志》及墓穴，即在此处。另据《大宋卫州新乡县穆村重修太公庙记》可知，吕大防的曾祖也应葬于同一地点；据“石记今在丞相茔寺”，当年还应建有茔祠。
七，吕村，和太公泉镇隔太公河相望，相距二里许。上举《吕君墓志》称其为“朝阳乡太公里”，可见这里早已有了太公祖籍的说法，学界多以为即太公故里所在。另据《吕氏族谱》，信从的也是“太公吕尚公，河南省卫辉市太公泉乡吕村人。”⑽
八，太公故居，在太公泉镇西南隅，高岗之上。即《水经注·清水》所指“庙侧高林秀木，翘楚竟茂，相传云，太公之故居也”。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巡抚毕源，也在当地立了块《太公故里碑》，该碑和故居遗址，均可由太公庙旧址寻迹。
九，太公庙，应和太公故居为同一处所并且比邻，即《水经注》里所说的“（汲）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庙”；也即《穆村重修太公庙记》所说的“庙去公之先茔，逾淇水（即太公河）东西正相对，有院曰‘报先旌德’”。现为太公泉镇中心小学所占。院内尚有碑记、神舍、殿基等遗迹可寻。另外，在距此遗址西北四百米处，即太公钓鱼台的高处（据称当地乃是另一座太公庙旧址），一座新的太公庙已经建得有了规模。
十，太公祠，按《穆村重修太公庙记》，宋朝时应在吕氏坟地，即铭文中说的“石记今在丞相茔寺”和“大丞相汲国公因祀曾祖茔域，亲诣祠下”。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迁建到了太公泉镇的中心地带，今被卫辉市第四中学所占。有学者称新址为东汉永建年间所建，不知何据。目前，第四中学院内，尚有碑刻数六七通，祠堂残旧房屋数间。另外，在镇东头，又有新建太公祠一所。其主殿建在高台之上，歇山式、琉璃瓦屋顶，面阔五间，看去尚有气势。
七、周边环境的关键词
太公泉镇作为太公故里，除了上述大量的自身证据（尚且不论其前身博望之“望”与吕望之“望”间的微妙关系）之外，还可以从其周边地区找一系列的旁证。因为这些地方也有着姜太公活动的足迹，也是与太公故里的认定密不可分的。请看以下的关键词：
朝歌，东北距太公泉镇二十公里，是殷纣王朝失国前的新都。《战国策》说太公是“朝歌之废屠”；《尉缭子》和《韩诗外传》都说，“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于朝歌”。还有的学者考证，说太公曾在朝廷当过“司户参军”之类的小官，或是当过类似宰相的大官⑾。不管是那种说法吧，反正都是和太公故里大量的民间传说能合拍的。如说太公是通过同乡比干丞相的关系，接近的殷纣王；或者说起个五更、打个黄昏，就能到京城朝歌叫卖一趟等等。
牧邑，东南距太公泉镇十二公里，即今卫辉市旧城区。它也是牧野大战时姜太公排兵布阵的大本营；大战胜利后，周武王燎天祭神的“牧室”所在地。这里作为管辖太公泉镇的治所，达一千四五百年之久，涉及太公活动的传说尤多。最为简单的例证是，至今那里还有一条街叫太公庙街，街里的庙叫太公庙。
棘津，东南距太公泉镇二十三公里，现属延津县汲津铺。韩婴说太公“五十卖食于棘津”，尉缭子说太公是“七十卖食于棘津”；《史记》说“太公困于棘津，《说苑·尊贤》说“太公，棘津之迎客舍人也”。总之一句话，棘津应是太公重要的谋生之地。这里是当时古黄河的主要渡口，也应是牧野之战时，姜太公指挥的周军必先争夺的要害；据《利簋》铭文，周武在灭纣后的第八天南行至管（今郑州市区），过的也应是该渡口。
汲邑，西南距太公泉镇十三公里，即前述崔瑗筑城、立庙、刊碑之地。《水经注·清水》里说的“城西北有石夹水，飞湍浚急，人亦谓之磻溪，言太公尝钓于此也”证明，太公泉镇的磻溪，到了北魏时期尚且潺潺相通，当初都会是太公垂钓的场所。据《汲县志》记载，城南里许，有一“太公台”并有古人颂诗，传为“周武王拜太公望为尚父”（一说文王遇合太公）之所。另外，还有一点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汲城的“汲”在《史记·汉表》里为“汲”，正是太公之子吕汲的“汲”。笔者曾有专文讨论（见《话说吕汲》），认为二者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州邑，西南距太公泉镇不足一百公里。即今沁阳市东南一带。《荀子·君道第十二》：文王“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岂私之也哉！”关于这一条史料，注意的人不多，我们不妨在这里稍加研究。首先，“州”地的名称，在甲骨文里就有，如《甲骨文合集·八四九》有一片记有奴隶自州地出逃的卜辞⑿，它和周初武王封给司寇苏忿生的领地州邑⒀，应是同一所在。也就是说，姜太公曾经活动于州邑的时间基础是有的。其次，《史记·韩世家》说：“韩宣子徙居州。”说明在春秋战国之交，州依然是名邑，荀子的话也是有地域基础的。第三，《史记·索隐》有“州，今在河内是也”，《汉书·地理志》曰“河内为冀州”。综合起来一梳理，就洞然明白了：其实，荀子说的“州人”，刘向说的“冀州人”，和崔瑗说的“河内汲人”，完全是一回事。
小 结
姜太公是四岳、伯夷之后，共工之后，炎帝一脉，而非“山东土着姜姓”，无可争辩。因此，他的祖居，只能是共工之国的“南太行”，而不会是“东海滨”。东海滨应是姜太公的第二故乡，就像“齐之逐夫”、“子良之逐臣”等所能证明的那样。
荀子的“州人”，吕不韦的“东夷之士”，刘向的“冀州人”等三说，均可理解为“河内人”，是完全经得起推敲的；崔瑗、高诱等定太公为“河内汲人”，应是在充分的史料和实物依据基础上进行的，并为当时的朝廷、学界、民间广泛信从的。
从魏、晋到唐、宋，太公的子孙们又以“实证”支持了“太公汲人”说八百多年。这里，还未涉及到后来各种志书的记载，以及卫辉当地数以百计的民间传说，因为那是应该另设专题讨论的。总之，就是一句话，我们完全赞成近年来出版的《吕氏宗谱》的见解：
太公吕尚公，河南省卫辉市太公泉乡吕村人！
⑴房立中主编：《姜太公全书·当代学者论姜太公》学苑出版社 1996年
⑵杨善群郑嘉欣着：《话说中国·诗经里的世界》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年
⑶赵子义：《姜太公故里浅探》日照市人民政府新闻办网站 焦安南李建义着：《姜太公传·太公故里考》泰山出版社 1998年
⑷张光明姜永利主编：《夏商周文明研究·山东境内的商诸侯国与姓氏》——逢振镐文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年
⑸李学勤着：《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论商王廿祀在？五酉》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年
⑹许顺湛着：《中原远古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3年
⑺耿玉儒：《魏故诏假河东太守吕君墓志》《平原大学学报》1992年1期
⑻杜彤华：“《重修太公庙记》碑及新乡牧野考”《平原大学学报》1990年第四期
⑼李志清：《卫辉文史资料·太公钓鱼台》卫辉市政协编 2003年第七期
⑽耿玉儒：《卫辉文史资料·姜太公钓鱼台》卫辉市政协编 2003年第七期
⑾黄 颇着：《白话太公六韬》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
⑿刘兴隆着：《新编甲骨文字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1993年
⒀钱 穆着：《史记地名考》商务印书馆出版 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