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氏族的存在，文献资料言之凿凿，不成问题，此点已得到学界的公认；但对于夏氏族的存在地域，文献资料却语焉不详，学界也众说纷纭。自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先生刊发《夷夏东西说》(1)一文以来，“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的夷夏东西的观点遂渐成定论，以致考古学家在西方考夏墟，历史学家在西方论夏史。然而细究于地上、地下材料，仍觉“夷夏东西”说破绽百出，令人疑窦丛生。还是在30年代，杨向奎先生就提出了夏氏族起于东方的不同观点。(2)数十年来，随着文献研究和考古工作的巨大进展，这个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3)虽然目前各项工作的进展尚不足以使它获得完全证实，但笔者感觉，夏氏族起于东方的确要比起于西方更具可能。下面笔者就现有文献材料对此试做一粗浅说明，以求教于学界。
为了正本清源，我们先从先夏氏族的存在地域谈起。所谓先夏氏族，即是指夏代以前直接哺育夏氏族的先民。《国语·鲁语上》称：“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可见夏氏族出于黄帝氏族、颛顼氏族、鲧氏族应当是无可怀疑的。同时，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禹之前相继为帝（诸侯宗主）者分别是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舜等人的氏族，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准确地说，不仅黄帝、颛顼、鲧，所有这些氏族都可以纳入先夏氏族的范围。夏文明正是直接从这些氏族的文明的胎胞中孕育出来的。并且，以上各氏族虽然都先后丧失宗主地位，但其氏族本身并未消亡，有的甚至在后来还发扬光大为很强大的地方势力。夏文明也正是它们在夏代作为夏王朝的组成分子，与有夏氏等部族一起共同创造的。因此，探究先夏氏族的居地绝不能对它们避而不谈。对于黄帝氏族及其后相继为帝的各氏族的居地，笔者曾予探讨，认为它们都很有可能居于山东境内，其影响大体涵盖除胶东以外的山东全部以及邻省的少部分地区。(4)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再赘引前论，只谈一谈同样属于先夏氏族范围的有夏氏族的直接前身——有崇氏族的居地。
有崇氏就是着名的鲧的氏族，《国语·周语下》称其为“有崇伯鲧”。鲧为黄帝子孙、颛顼之后、大禹之父。《山海经·海内经》云：“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鲧复生禹。”《世本·帝系篇》云：“颛顼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山东正有有崇氏的遗迹。王子襄《泗志钩沉》云：“垞城，古崇国，在泗上。”今泗水县东北40里有崇邑，西有城子顶，即垞城故址。(5)(《太平寰宇记》卷15河南道十五徐州一彭城县下亦有“垞城”，曰：“在县北三十里，北面临泗水，《舆地志》云：‘垞城，古崇国。’兖州人为实中城曰垞，直加切，城西南有崇侯虎庙。”)又《世本·帝系篇》云：“鲧娶有莘氏之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宋衷注：“高密，禹所封国。”鲧既娶于有莘氏，相距应当不远。《读史方舆纪要》卷34东昌府莘县下有“莘亭城”条，云在县北；卷33曹州曹县下有“莘城”条，云在县北18里莘仲集；《左传·僖公廿八年》所云“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其地在范县临濮，皆当与有莘氏有关。虽不知孰是鲧之所娶，但均在鲁西南范围之内，与有崇氏相距不远却无可疑。又禹之封国曰高密。查泗水县东泉林镇南有姑幕故城，北距崇邑不远，又姑幕、高密音似相假，大约即高密之所在。正因高密为有崇氏的子族，故禹又被称为“崇禹”。(6)
后来，鲧被帝尧（一说帝舜）杀掉，其部族被流放。《国语·晋语八》云：“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举之。”羽山之所在，一般指为今临沭县南60里处的羽山，其山平地崛起，巍峨壮观，北麓有羽渊，俗名殛鲧泉，南有着名温泉。其说当有所据。由此可知有崇氏很有可能是向东流放的，所以《史记·五帝本纪》才称：“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东夷即生活在胶东以及鲁东、鲁东南地区的先民。《楚辞·天问》曰鲧“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穷即穷山、穷桑，在泗水、曲阜一带，(7)正说明鲧是被殛于东，所以才翻过重山，西征求活。今临朐县西南70里鲁山东麓有山名嵩山，可能即有崇氏东迁后之所处。王念孙《读书杂志》卷4之一云：“古无崇字，以嵩为之。”
有崇东迁，禹的部民也随之向东。故鲁东也有了姑幕城，在今诸城市西40里，汉曾置姑幕县。又有高密城，在今高密县西南40里，汉曾置高密县。又有密乡城，在今昌邑县东南15里，《左传·隐公二年》所云“冬，纪子帛、莒子盟于密”即此。又有下密城，在今潍坊市西30里。又有密水，亦名高密水、百尺沟，出今诸城市东，北流经高密故城南10里东北入潍河。又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称山东有古牟族，(8)牟盖密之音转，应是高密族的后裔了。今山东尚有许多牟族遗迹留存，分布甚广，如安丘县西南16里有牟山，山北有牟乡故城，县南20里还有牟娄山（今讹作朦胧山）；诸城市西南亦有牟山、牟乡；寿光县东北20里有牟城；沂水县东南有牟乡，古为根牟国；(9)蓬莱县东南90里有牟平城，汉置县；牟平县北7里有牟山；莱芜市东20里有古牟城，春秋时为小国(10)。不过，“山东牟族，固甚普遍，诸城安丘一带，其势力中心也。”(11)从以上地名中可以隐约窥出，禹之高密国东迁后的大体居住范围就是鲁东地区。鲁东地区倚山面海，河流众多，有广袤肥沃的平原，在农业发达的虞夏时代，实为先民居留的天然良园。祸兮福所倚，有崇氏的不幸反而成了其子孙发展壮大的开端，故《国语·周语上》谓：“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融即祝融，为殛鲧命令的执行者。(12)
根据上面的论说，如果得出先夏氏族完全可能始终居于山东的结论，应该不属妄断吧？如果此点能够确立，那么它就至少说明夏氏族的居地绝不可能与山东完全无关。接下去我们就对夏氏族的始居地域及其后来的流迁地域作些考察。
鲧禹时代，即帝尧、帝舜时代，地球上发生了一场世界性水灾。据古地理学研究表明，大约在距今7000—6000年前的全新世早期，地球上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海侵；继距今5000年前后的海退之后，中全新世后期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海侵，这次即正当鲧禹时代，直到距今4000年左右才开始海退。海侵不仅意味着海陆的变迁，而且必然伴随着气候的剧变，包括降水量的骤增。《孟子·滕文公上》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正是这场水灾的真实写照。但也正是这场空前祸难，造就了以禹为代表的许多治水英雄。禹的治水足迹是很广的，但果真如后世传说的那样遍布黄河流域乃至江淮地区吗？这是很值得推敲的。《史记·殷本纪》录《汤诰》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据此，禹迹所在显然主要是四渎之内。那么这四渎是否就是今天所说的长江、济水、黄河、淮河呢？根据其它资料，我们发现除济水之外，其它三渎均非后世所指。
《吕氏春秋·爱类》云：“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横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龙门，今释在陕西省韩城县东北，但据晋王嘉《拾遗记》卷2所记“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又见一神，蛇身人面。……即羲皇也”，羲皇本居泗上，(13)则龙门分明是在泗水上源。查今泗水县北有龙门山，当即此地。又吕梁山，在泗水流域亦有，在今徐州市东南60里，其下有吕梁洪。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13云：“泗水至吕县，积石为梁，故号吕梁。”吕县在今徐州市东50里吕城。由上可知，禹所导之“河”并非黄河，而是泗水。
至于江，前人早已言明，古文献中的“江”并非长江的专称，(14)如《韩非子·喻老》云：“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于江、济，强之于黄池。”此“江”即非长江。禹之治水既是“东为江”，也决不会是南方的长江，而当是鲁东南的沂河或沭河。至于淮，前人也已言明，其得名乃因淮（鸟）夷，而淮夷在西周、春秋初期尚仅迁至今鲁南地区。(15)并且，据古地理学研究，今苏北地区在距今约6000年前，海侵最大范围曾至赣榆、泗阳、洪泽湖一线，在距今4000年左右第二次海侵之后才渐次东退。可见苏北淮河流域在古代乃是先民难居之所，大禹于此大规模治水实无必要。(16)《孟子·滕文公上》曰：“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淮水既能注之江，则其必非今之淮河，而当是鲁南某条注入沂、沭二水的河流。
由《孟子·滕文公上》可知，禹曾治理过济水、漯水当无疑问。据《元和郡县志》河南道六齐州禹城县条云，今禹城县旧有地名禹息城，盖由于此。至于《尚书·禹贡》所言禹在河北的治水，殊不可信。据古地理学研究，河北在距今6000年前，海岸线在今昌黎、文安、任丘、献县、德州、济南一线；到距今4000多年时，海水虽然东退，却留下了大片湖沼滩涂，少人居处，(17)所以大禹也绝无必要于河北治水。除上述诸水外，禹还治理过淄水、洮水。《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淄州淄川县东北（按：当为西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传云：禹理水功毕，土石黑，数里之中波若漆，故谓之淄水也。”此原山因而又称禹王山。《水经·河水注》云：“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书于斯水上。”郦氏系之于今甘肃省的洮河，殊不知在鲁西南地区古亦有“洮”，《左传·僖公八年》“盟于洮”即是。《读史方舆纪要》卷34濮州洮城条云：“在州西南五十里。”洮城必与洮水有关。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禹治水的范围完全可能主要在今山东境内，即汶泗、沂沭、淄潍、济漯等河流域。同时治理今之江、淮、河、济，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言是根本做不到的。
治水斗争的胜利，使禹获得了崇高的声望。《国语·周语下》云：“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不久禹登帝位，从此开始了夏王朝的统治。夏朝在前期的统治范围，笔者认为，仍在今山东境内或稍大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
虞夏时代，农业已得到很大发展，再加上治水技术与建筑技术的提高，先民已经开始大规模地由山地移往平原地区居住，因而修筑了许多城郭。作为有夏氏族的中心，禹建造了夏邑之城，而该城正在鲁东。《太平寰宇记》卷18记缘陵曰：“昌乐县，本夏邑，商以前故国，太公前封之处，”在昌乐东南50里。《孟子·万章上》云：“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此阳城一般均指在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25里的告成镇，但今山东古亦有阳城（阳国之城）。《读史方舆纪要》卷1历代州城形势一云：“沂水县南有阳都城，故阳国。或曰，阳国本在今益都县东南，齐逼迁之于此。”齐迁之事又见《春秋·闵公二年》。可见，阳国原在今青州市一带。其地南有阳水东注弥河，距嵩山不远。《国语·周语上》韦昭注云：“夏居阳城，崇高所近。”禹之所居完全可能在这里。禹登帝位后即居于帝舜之都——冀州，又名平阳，(18)当在今新泰市一带。(19)今市西有禹村镇，可为例证。
《左传·哀公七年》云：“禹会诸侯于涂山。”涂山亦即禹娶之国。《楚辞·天问》曰：“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在此“”即“涂”，由此笔者甚疑该字当读为yú。若是则与“徐”字同，也就是说涂山氏即徐戎。查今邹城市、滕州市一带古有徐戎，（20）那么完全可能涂山就在这里。《吕氏春秋·音初》云：“禹行水，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这说明涂山乃在接近南土而又不是南土的地方。虽然在此笔者不能推翻河南说和安徽说，但如果禹的统治中心乃在汶泗上源的话，涂山在邹城、滕州一带至少是完全讲得通的。又《墨子·节葬上》云：“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史记·夏本纪》云：“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会稽山又名茅山、苗山，《越绝书·外传记地》曰：“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会稽既为越地，后少康封其庶子于此，因亦国号越。而此越国至春秋初尚在山东。《国语·齐语》曰：“（齐桓公）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管子·小匡》曰：“于是乎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半，存鲁陵蔡割越地。”桓公既从未发兵江南，则此吴、越必在山东。大约正是由于这次打击，越国才被迫浮海南迁，遂使今浙江省亦有了会稽之山。公元前468年，越国强大，又北迁都城于琅琊，在今山东省胶南市南，盖有“打回老家”之意。（21）由此可知会稽之山很可能原即在今五莲山系之中。否则，怎能称禹是“东巡狩”呢？
《孟子·万章上》曰：“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益即伯益，封于费，（22）在费县西北40里。今沂水县、莒县、诸城市三县交界处有箕山，为潍河上源，汉设箕县，距费县不远，盖即益避启处。其后启即帝位，伯益不甘失败而发动叛乱，结果被杀。（23）今寿光县北20里有古益都城，可能是伯益被杀后其部民虏迁之地。同时受到夏启打击的还有有扈氏，双方大战于甘。甘，旧释在今陕西省户县，一说在今河南省原阳县原武镇西北，皆不确。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曰：“甘，水名。”《吕氏春秋·先己》作“甘泽”。而山东汶泗流域正有甘水、甘渊，与费相近，盖即夏、扈战地。《山海经·大荒南经》曰：“东海（即古大野泽）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同书《海内西经》亦云：“（昆仑）开明北有……甘水。”
夏启死后，幼弱的夏王朝遭到一场空前劫难，即“太康失国”。《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左传·襄公四年》亦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这个后羿，《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为帝司射，历虞、夏。”鉏，旧说在今河南省濮阳市附近，（24）但据《水经·沭水注》，今枣庄市南古有柤水，东南流，乱于沂而注于沭。河口有柤口城，《左传·襄公十年》“春，会于柤，会吴子寿梦也”即此。羿所封之鉏有可能即是柤城。穷石即穷山、穷桑，（25）羿之氏族号为有穷，当与之有关，而穷桑乃在鲁都曲阜之北，距柤城及冀都均不远。若释穷石在今德州市东南，（26）则既偏离山东腹地，又远离河南，于理为短。太康被逐，遂奔至今河南省太康县，该县“相传夏太康所筑城，汉置阳夏县。”（27）《古文尚书》云羿距之于河，若定夏都鲁中地区，“河”为泗水，则正与此合。
后羿驱逐太康之后，经过仲康，在帝相时终于自立为帝。帝相东逃，回到夏族根据地。《太平御览》卷82引《帝王世纪》云：“乃徙商丘，依同姓诸侯斟灌氏、斟寻氏。”《水经·巨洋水注》亦云：“相居斟灌。”“商丘”乃为“帝丘”之误，居商丘者当是商之先祖相土。（28）帝丘，旧释在今河南省濮阳市附近。《左传·僖公卅一年》曰：“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此条材料固然证明相确曾居于帝丘，并与此帝丘有关，但却不能证明相必然居此。查今鲁东即有斟灌、斟寻遗迹，分别在今寿光县东54里灌亭和今潍坊市东南清池镇冶浑村（一说在市西南50里），相距甚近。依上文帝丘必与之近，在鲁东范围之内。卫之帝丘，盖即帝丘之民西迁所建，奉相之享亦很自然。若有奉享即曾居留，那康叔也就居于濮阳了，于理不通。
不久寒浞杀羿以代，迫使夏遗臣靡出奔有鬲氏；又东伐夏族，灭斟灌、斟寻，杀帝相。相妻缗方娠，逃归有仍，生少康。少康长为有仍牧正，又奔有虞，为之庖正，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于是“靡自有鬲氏，收二国（即斟灌、斟寻）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又灭浇于过，杼灭豷于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29）这就是“少康中兴”。今潍坊市东北有寒亭，南有古迹寒浞冢，东有浞河，当与寒浞有关，可能是其母国，或其东征胜利后的居地。有鬲氏在今临邑县德平镇东10里，偃姓，皋陶之后。有仍氏在今济宁市，太昊之后。有虞氏在今河南省虞城县，纶在县东南35里。过在今掖县西北20里。戈地不详，但亦当在鲁东而非豫东。以上地名均在山东或其附近。
帝少康即位，“归于夏邑。”（30）当时东夷已经强盛，夷夏之间冲突转剧，帝相时即有多次征夷记录。（31）很可能是迫于东夷的压力，夏王朝不得不西迁，开始了中国史上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有《太平御览》卷82引《竹书纪年》“帝宁（即杼）居原”之文来看，帝少康时可能已迁都原了。原地，今释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2里，即《左传·僖公廿四年》所言“原”国。疑非是。若少康果自鲁东西迁，可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翻越鲁山山脉至鲁西南地区再向西至豫北，一条是沿泰沂山系北麓西至豫北。二者均有可能，但前者途中山重水复，与后者途中之一马平川相比显非最佳，所以选择后者最有可能。鲁北地区均为平原，“原”之在此完全可能，今莱芜、淄博两市交界处有原山，原地在其附近未尝不可。
帝杼在位时又“自原迁于老丘。”（32）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都邑》云：“今开封府陈留县东北四十五里有老邱城。”较有可能即此。《山海经·海外东经》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曰：“伯杼子征于东海，及王寿，得一狐九尾。”王寿，《路史》注云：“即平寿也。”平寿，在今潍坊市西南30里。非是。王寿，唐《稽瑞》引作“三寿”，当是，实与“三涂”、“三苗”、“九淖”类同，均为子族众多的部族。禹娶涂山，曾获九尾之狐，（33）可知三寿当在鲁西南之某处。由此东海必为大野泽。而杼称大野泽为“东海”，则其必在泽西无疑，与上老丘之说相合。夏族从此来到一个崭新的环境。正因帝杼为夏族的发展立了大功，所以受到子孙的异常尊崇，《国语·鲁语上》曰：“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
帝杼之后约200年，“帝廑一名胤甲，即位居西河。”（34）关于西河所在，可有三解：一是今河南省安阳市一带的西河。古黄河曾经安阳北流，故其西有“西河”之称。《吕氏春秋·音初》云：“殷整甲徙宅西河。”而《太平御览》卷83引《竹书纪年》则曰：“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相即在安阳（一说在内黄县西南13里，亦通），可为明证。二即魏之西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魏文侯“乃以（吴起）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魏国境内的黄河，因孟津至武陟段为韩国占据，所以断为东、西两段，所谓西河实即龙门至孟津段，故而才有“拒秦、韩”之说。三是启之西河。《北堂书钞》卷13引《竹书纪年》曰：“启征西河。”《逸周书·尝麦解》曰：“其在殷（当为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左传·昭公元年》曰：“夏有观、扈。”《国语·楚语上》曰：“启有五观。”由上可知启至西河征讨者乃是观国（五观）。观国所在，《史记·魏世家》正义曰：“观音馆。魏州观城县，古之观国。”在今范县西北观城镇。若认“西河”为黄河之西，殊难成立；只有认之为泗水之西，于理才通。而《史记·孔子世家》言“妇人有保西河之志”亦可证明。所以启之西河当即泗水之西范围。胤甲所居西河，三解均通，但尤以安阳说义长，因为很可能此地原有日谥文化，早在帝芒时即已迁此的商族（35）自上甲微开始便有日谥，代代相因，直至帝辛、武庚无一例外；而夏族自胤甲始也有了日谥，如孔甲、履癸（桀）等，可以证明。
帝孔甲即位后，可能仍居于西河，（36）又曾田于东阳、萯山。（37）东阳，《后汉书·郡国志》曰：“泰山南城县有东阳城，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在今费县西南70里。（38）萯山，王献唐先生指为今泗水县东南65里萯首山，即陪首山，俗称佛手山，与陪尾山相连。（39）可见尽管夏王室已经西迁，但其势力仍及于山东特别是鲁西南地区。
《史记·夏本纪》曰：“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国语·周语下》曰：“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由于孔甲的荒淫，引起内忧外患，夏王室不久又被迫继续西迁，到达今豫西洛阳盆地一带。《左传·僖公卅二年》曰：“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杜预注：“殽在弘农渑池县西。”即今河南省洛宁县西北60里。夏桀即位，曾都斟寻。《水经·巨洋水注》引臣瓒曰：“《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此斟寻虽为一国，但未必一地，桀所居之斟寻决不可能在山东，当是自山东迁来之国。《左传·昭公廿八年》杜预注：“河南巩县西南有地名鄩中。”《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即今河南省偃师县东。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40）《逸周书·度邑解》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勿固，其有夏之居。”《国语·周语上》曰：“昔伊、洛竭而夏亡。”皆与上述方位相合。夏王室虽又远迁，但与东方（鲁西南）仍保持密切联系。史载桀曾为有仍之会，而有缗氏叛之，（41）遂克有缗，（42）又言命扁帅师伐岷山。（43）有仍在今山东省济宁市。有缗氏即岷山氏，（44）又作蒙山氏，（45）在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北20里。又成汤欲叛，而桀能起九夷之师以镇压，（46）也可为证。
除河南外，晋西南也有一些夏的遗迹。《史记·吴太伯世家》云：“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索隐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阳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虚。”安邑，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南50里，县西北15里又有夏城，一名禹王城，城内有青台高百尺；而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45里有旧虞城，北有虞山，当即虞仲所封，距安邑不远，正在“夏虚”之内。关于夏虚的形成，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孔甲或皋、桀之世，夏王朝一度由河南北迁入晋，二是在夏亡后残余势力退保入晋。根据文献记载推断，后者可能性较大。《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乐产《括地谱》曰：“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可知夏余确有北迁之举。又《逸周书·史记解》曰：“昔者西夏，……唐氏伐之，……西夏以亡。”后来周成王灭唐，封叔虞于“夏虚”，称唐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47）唐国在今翼城县西20里，南距安邑不远，也在“夏虚”之内。可知“夏虚”必为西夏之虚，安邑即西夏之都。唐灭西夏，事在夏代的可能性极小（更可能在商代），而桀等入晋是缺乏直接史料根据的。
夏王朝的西迁，并不只意味着夏族的西迁，也包括众多王朝属族的西迁。上面说到的斟寻氏即是典型的例子。其它的还有：唐氏，尧后，一支迁至河南，《路史·国名纪丁》云：“桀伐有唐，尧帝后，洛阳之唐聚。”《左传·昭公廿三年》杜预注云：“或云洛阳东南有唐亭。”一支迁至山西，即伐灭西夏者。虞氏，舜后，西迁山西，《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蒲坂在今永济县东30里虞乡。西伯断虞、芮之讼即此。等等。以上诸族在西迁后，作为新的夏王朝的组成分子，继续参与创造了新的夏文明。
除随夏西迁者外，也有一些部民向北或向南迁徙，逸出了夏王朝的统治范围。如唐氏便有一支迁向河北，在今隆尧县西北有尧山，山南有柏人城，相传为尧所都；又有行唐县，相传尧迁所经；又有唐县，县东北有故唐邑，《左传·昭公十二年》曰：“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即是。如虞氏便有一支向南迁徙，今湖南省宁远县南有九疑山，山南及东北皆有舜庙，可以为证。东夷的压迫，使山东地区灿烂的夏文明浪花四溅，流向四面八方。它们在新的生息地既吸收了土着文明，又带来夏文明的精髓，从而为该地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新文明，促进了中国文明的交融与进步。正因夏文明的广泛传播，才使“华夏”得以成为整个中国的代称。
不过，夏王朝的西迁并未带走全部人民，仍有许多部族留在了原地。它们或被东夷灭亡，或臣服而夷化，与东夷各部错处杂居，共同创造了山东地区新的文明。其中与夏族有直接关系的有：杞国，《左传·襄公廿九年》曰：“杞，夏余也，而即东夷。”旧说在今诸城市一带，误，当原在今新泰市境内。娄国，牟族之国，《春秋·隐公四年》曰：“莒人伐杞，取牟娄。”杜预注：“城阳诸县东北有娄乡。”在今诸城市西南。《史记·陈杞世家》曰：“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即此娄国。“亚丑”国，在今青州市东北30里苏埠屯出土的商器上有“亚丑”铭文族徽，王献唐先生据传世杞妇卣一器（其上亦有此徽记）推定该族乃“历夏、商至周，散居益都一带，其族即夏禹王室后裔也。”（48）鄅国，在今临沂市北15里鄅古城村，妘姓，禹后。鄫，姒姓，少康子烈曲所封，在今苍山县西向城乡。越国，姒姓，“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49）在今胶南市一带，说证详前。如此众多且特别集中于东部的夏族国家，其由西东迁的可能是很小的。这也正说明夏氏族很有可能是起于山东的。
以上，笔者依据文献资料进行了繁琐论证和大胆推测，虽然有些论证还不够严密，但推定夏氏族起于东方应该说是有相当根据的了；并且，我们还可以说，夏氏族起于东方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起于西方。因为在夏代及其以前，王朝统治能够同时囊括整个黄河流域乃至江淮流域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而按照旧说就必然会将夏王朝的统治范围一再扩大，乃至于整个黄河、长江流域，这其中又有多少合理成分呢？不能不令人怀疑。我们并非说在夏氏族外迁之前山东以外的地区便没有灿烂文明的存在，而是说由于遭到较高文明的征服，它们逐渐消亡了，如同后世中国北方的匈奴、突厥、契丹等部族的命运一样。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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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开明书店1933年版。
（2）《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6、7期。
（3）如《略说典型龙山文化即是夏朝文化》，《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杜在忠：《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渊源——兼论泰山周围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的族属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杨子范：《对山东史前考古的追述与前瞻》，载《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杜在忠：《山东二斟氏考略》及胡悦谦：《试谈夏文化的起源》，《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沈长云：《禹都阳城即濮阳说》，《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4）参见拙作《黄帝氏族起于山东考》，《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及《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诸氏族原居今山东考》，《管子学刊》1997年第4期。
（5）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484页引。
（6）《逸周书·世俘解》。
（7）参见拙作《黄帝氏族起于山东考》，《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及《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诸氏族原居今山东考》，《管子学刊》1997年第4期。
（8）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46页。
（9）《左传·昭公八年》。
（10）《左传·僖公五年》。
（11）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49页。
（12）《山海经·海内经》。
（13）参见拙作《黄帝氏族起于山东考》，《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及《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诸氏族原居今山东考》，《管子学刊》1997年第4期。
（14）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文史》第6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15）《诗经·鲁颂·閟宫》及《左传·僖公十三年》。
（16）黄志强等：《江苏北部海岸与湖泊的演变》，《历史地理》第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7）朱新望：《试论河北地区村落的出现与发展》，《历史地理》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8）《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
（19）《读史方舆纪要》卷31泰安州新泰县东平阳城条。
（20）《诗经·鲁颂·閟宫》。
（21）董楚平：《越国王室迁葬考》，《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2）《史记·秦本纪》。
（23）《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
（24）《后汉书·郡国志》。
（25）参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
（26）《水经·河水注》。
（27）《读史方舆纪要》卷47开封府太康县条。
（28）《左传·襄公九年》。
（29）《左传·襄公四年》及《左传·哀公元年》。
（30）参见今本《竹书纪年》。
（31）《太平御览》卷82皇王部引《竹书纪年》。
（32）《太平御览》卷82皇王部引《竹书纪年》。
（33）《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34）《太平御览》卷82皇王部引《竹书纪年》。
（35）《山海经·大荒东经》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有“殷王子亥”，殷在今安阳市一带。
（36）参见今本《竹书纪年》。
（37）《吕氏春秋·音初》。
（38）《读史方舆纪要》卷33沂州费县东阳城条。
（39）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475页。
（40）《战国策·魏策一》所言略同。
（41）《左传·昭公四年》。
（42）《左传·昭公十一年》。
（43）《太平御览》卷82皇王部引《竹书纪年》。
（44）《韩非子·难四》作“山”，可证。
（45）《楚辞·天问》曰：“桀伐蒙山，何所得焉？”
（46）《说苑·权谋》。
（47）《左传·定公四年》。
（48）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28页。
（49）《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发表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