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有根，水有源。“渊雅高尚、德行卓绝”的管宁之身世，《三国志》有载：“管宁，齐相管仲之后也。昔田氏有齐而管氏去之，或适鲁，或适楚。汉兴，有管少卿为燕令，始家朱虚，世有名节，九世而生宁。”
此言管宁生于东汉末年的朱虚。其时朱虚系侯国（汉高后二年，封齐悼惠王之子刘章为朱虚侯，国此），故属琅玡郡，东汉永初元年改属青州北海国。侯国国治在临朐县城东南60里，遗址尚存，呼曰“城头”。两者相距不但较远，而且地方谚云“先有城头，后有临朐”。这就是临朐与朱虚的关系。而朱虚与近邻安丘历史地理上的关系却十分密切，文献资料可证：
早期的《临朐县志》“疆域篇”记述：“朱虚自东汉始大，跨今安丘地。”
《青州府志》“古迹考”：“管幼安，朱虚人，今安丘西境，后汉朱虚东境也。”
《山东通志》“人物”篇：管宁“北海朱虚人，今安丘境内。”
《左传》杜预注“纪郚”：“朱虚东南有郚城。”
《辞海》：“郚，古邑名，春秋纪地，后属齐，在今山东安丘西南”
《山东通志·疆域·沿革》：“西汉时安丘境内设有六县两侯国：安丘县、安丘侯国、昌安县、淳于县、平昌县、梧城县（西汉属琅玡，东汉省。梧城一作郚城）、成乡侯国、成乡县。”《临朐续志》援引至此肯定地说“据此，郚城当在安丘。”
《水经注》在叙说了汶水东北流经郚城后，引《地理风俗记》曰：“朱虚东四十里有郚城亭，故县也。”《水经注》继续说：“又东北迳管宁冢东，故晏谟言‘柴阜西南有魏独行君子管宁墓，墓前有碑’。又东北迳柴阜山北，山之东有征士邴原墓，碑志存焉。”
（后）《魏志》“安丘县”下“有邴原墓”。
《山东通志·古迹》“安丘县”下：“管宁墓在县西南四十里。”
至此，以上资料所述已集中到了表方向的两条线的一个交叉点上：朱虚东南部的郚城、郚城亭与管宁墓、邴原墓同在一个地域内，系一个区划单元，正是今安丘市址西南五十里左右的所在。《青州府志》中的管幼安墓地理位置图最清楚。
郚城的沿革直线是：东汉省郚城县入朱虚（一说郚城县建制撤后降为郚城亭），北齐又省朱虚入郚城县，隋大业初年属高密郡，唐武德六年省郚城入安丘，迄今未变。郚城在东汉、三国时期之所以隐而不彰，将这里的古人属县书为朱虚，就是因为它已并到朱虚去了。但归属虽变，地理位置不会变，山岭、城址、坟墓等不会动，史书上所称的朱虚人管宁、邴原，其墓一直在郚城境。同乡人墓地相近，皆合“归正首丘”的观念，有力地说明了他们是哪里人氏。
当然，说明问题的不光是葬地所在，附近的郚城遗址直到现在也还在安丘境内。从柴阜（今称“赤埠”）岭上的管宁、邴原墓西去10里左右，李家西郚村东北100米处那片较高的平地，即是当年的纪国邑和郚城遗址。赤埠岭以东五十左右里，管宁的遗迹甚多，而在他县市却一无所见。明嘉靖年间《青州府志》载：“安丘管仲都在县南四五十里，昔管宁守此。”《山东通志·古迹》“安丘县”下“管公里在安丘西南四五十里，即管宁故居也。”其实两志说的是一个地方，就在今安丘管公镇境。除以“管公”名镇外，内中还有六个村：老管公、小管公、河北管公、河南管公、阎家管公，就只有一个坡楼村不冠以“管公”之名，它还是管宁晚年隐逸时着书立说的小楼。诸村毗连，为彰先贤潜德幽光而名之。犹如北海相孔融表大儒郑玄，以其里为“郑公乡”，一西一东，相得益彰，同具仰止之至意义。这可说是“管公文化”现象。里人使用的钱褡子及装粮的布袋，常常印或绣有“挥金故里”、“幼安故里”字样，引为无上光荣。
老管公村东埠岭上有管宁冢。这与赤埠岭上的管宁墓并不矛盾：一来自古一人多墓的现象并不少见，二来台湾出版的《东汉隐逸管宁事迹汇纂》谓，冢者乃“封土祭祀地祗之处，即社。诗云‘封土为大社’”。此处乃兼祭先贤的大土堆。另外，管宁冢右前方有茔地两处，曾有坟墓上百，人称“管家林”；老管公村西埠岭上有“管宁祠”；村西南有一大片地名“挥金坡”，传为管宁、华歆锄园处，管宁弃金不顾之所在；四个管公村之南、河南管公之北的河流，名“挥金河”。桩桩皆有典故，件件反映史实。
可见，只是由于某个时期郚城归了朱虚，如今的临朐县又勉强把边境上的朱虚故址包含在内，就机械地直书管宁是临朐人，就很不恰当了。试想,如果是南北朝北齐时候有一位临朐贤达,是否因为当时朱虚并入了郚城县,郚城今又在安丘地,就将这位古贤说成是安丘人?再反证一下：前两年临朐的东南境的白塔镇划给了昌乐县，于是昌乐县地对城头遗址来了个三面包围。如果当初再划进几里地去，这城头就没有临朐的份儿了。如果行先前说的那种不适当的归属办法，管宁不就成了昌乐人了吗？其实呢，人家临朐也不是个一味地争名人的主儿,《临朐续志》在提到郚城县时承认，说它“在临朐境，恐有误。”旧《临朐县志》“沿革”篇同样承认：“《魏志》‘琅邪有管宁墓’，则在今安丘西南，与邑境无涉也。最近出版的有权威性的着述(如《潍坊文化三百年》等),在提到潍坊古贤时,明确指出管宁的籍贯今属安丘。那么，到底该如何介绍管宁故园的归属？答曰：三国朱虚东南郚城（今安丘西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