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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19-01-29 15:01
鄌郚总编

文史名家张昭潜

  文史名家张昭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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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心修志 历经坎坷梦圆
  作为一名史学家,修成《山东通志》是张昭潜的夙愿,他为此倾尽全部心血。因种种原因,山东的修志工作几度搁浅,年轻时他自己修成《山东通纪》,后来多次参与山东通志局的工作,有生之年终于修完《山东通志》,却未等到刊印便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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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证历代史书典籍 手书编成《山东通纪》
  《山东通志》曾两次修成,一次是康熙十三年(1674年),由提督钱江编辑、张尔歧等人编纂,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刊印;第二次是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下诏增修统一志和各省通志,山东巡抚岳睿聘请翰林院检讨杜沼主纂,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修成。乾隆、嘉庆年间本是清代修志的鼎盛时期,山东却因自然灾害、战乱等原因,无人问津修志一事,导致100多年间,没有新本的《山东通志》刊印,这与灿烂的齐鲁文化极不相称。
  道光末年,山东一度倡导修撰新志,又因种种原因成为泡影。饱读史书、满腹经纶的张昭潜正值20出头的美好年华,热衷于志书的准备工作,下决心要修《山东通纪》。他独自跋山涉水于齐鲁大地,广蓄博采,搜集辑录各地有关资料,加以分类整理。他住进书斋,谢绝应酬,闭门不出,潜心编纂志书,历时数年,终于在同治年间写成了《山东通纪》草稿。他又向友人广泛征求意见,不断修改补充订正,最后手书编成21卷、10册稿本。
  张昭潜以自己深厚的学养、渊博的史学知识,借鉴《左传》《汉书》《后汉书》及《资治通鉴》的写法,"编年以见事之先后而于大事则详加焉",在其《山东通纪》中,他考证了中国近2000年来的史书典籍,记述了山东的历史演变,写下了自秦汉至明代的重大事件,各个朝代山东的嬗变事例、各县的沿革变化,为后来修编《山东通志》新本做了准备,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这一成果来之不易,他却感到这是个人对社会的一点贡献,并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从此更加热衷志书的编纂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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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邀参与编撰通志 总纂离职工作中断
  光绪十五年(1889年),山东巡抚张曜(字勤果)奏请开设通志局,聘孙葆田(1840-1911年,字佩南,潍县人)为总纂,重修《山东通志》。当时,张昭潜正在山东颇有影响的尚志堂讲学,学识广博,雅擅诗词,以讲授经史注疏,评议时务著称。张曜久闻其名,遂请他参与《山东通志》的重修工作,负责编撰《山东郡县沿革表》等编目。
  "修志莫难于沿革",光绪十七年(1891年),张昭潜负责的《山东郡县沿革表》写成了,张曜却突然病逝于任上,孙葆田不得不离职,通志局几同虚设,63岁的张昭潜也因多种原因返回潍县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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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志再次搁浅 誊写一份留存
  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藩台汤公等复议修志,推观察(明清时期对道员雅称为观察大人)赵国华任总理,观察邵承照担任提调,负责协调处理修志的相关事务。赵国华"以礼聘余(指张昭潜)任分纂事",负责修订郡县沿革表。于是,张昭潜将之前编写的郡县沿革表加以润色重修,正式交稿。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次修志从夏天开始,可到了冬天,赵国华突然去世,修志一事再生变数。第二年,张昭潜开始修撰《山东通志》,不巧的是邵承照被调到曹州任职,一逝一离,难道这次修志又要搁浅?张昭潜内心隐隐地感到不安,可他并没有停下脚步,历经近两年,终于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自己69岁时,完成《山东通志》的编纂。
  "秦汉以来,中原多事,率为戎马纵横、豪强睥睨之要冲,上下四千余年而生民之登衽席,坠涂炭者屡以是非胪纪其事,何以为地方蓍蔡哉。作通纪。"张昭潜在自序中的表述,整书记录了自秦始皇二十三年至清顺治元年间的重大事件,但他对天文志作了特别说明,"余不解天文,是纪也,天文分野仍沿旧志之说,与明史天文志不尽合矣,高明正之。"
  之后,他接着负责山川古迹部分的撰写工作,他合历代地理类书籍、大清一统志、顾氏方舆纪要及各府、州、县的志抄编辑而成若干卷,历时一年完成,上交给通志局。
  经一事,长一智,亲历过修志的第一次搁浅,张昭潜似乎早有预感,1894年的这次修志也许会无疾而终,"是役也,余早知其鲜克有终,盖自赵公殁后,所任多非其人,而上官又不能鉴别之".写下这段文字时,正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古人逢秋悲寂寥,他的预感是正确的,当政者无心修志,通志局再次寻撤,山东的编志工作再度搁浅,他这次真得可以"乞假东归"了,心情也低落到了极点。
  这次修志,张昭潜编写完成的沿革表存放在家中,山川古迹部分已经上交给通志局,而《山东通志》原来只有一份誊清的稿本,没有副本,他不忍心自己的心血就此湮没,于是又誊写了一份自己留存,这也使得后人能见到这份弥足珍贵的志书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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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过七旬终圆修志梦 有生之年未见刊印本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山东巡抚杨士骧重组通志局,任命孙葆田和著名学者法伟堂总纂,孙葆田由潍县重返济南,与法伟堂"商定略例,访求通才相助".提出修志的原则:"稽正史以溯本源,考官史以昭法守,继而参之杂史、别集及私家著述",给自己提出"后胜于前"的修志要求,对共事者则希望不要计较"利之厚薄",而要"俯首以从事于文字间",以期修出一部可供后人借鉴的高质量志书。
  在资金短缺"办事艰难"的条件下,孙葆田不拿半分稿酬四处访求博学之士。张昭潜早年参加过修志工作,又是同邑好友,因此再次进入修志人员名单。此时距离上次修志过去了十多年,张昭潜已迈入古稀之年,体弱多病,但修志是他毕生的梦想和心愿,困难再多,也要克服,他毅然接受编撰重任。
  修志难,最难的是历史沿革的准确翔实,涉及全省各县。在新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张昭潜由易而难,先后编纂完成了济南府、泰安府、武定府、兖州府、沂州府、曹州府、东昌府、泰山府、登州府、莱州府、济宁州、临清州等地的沿革表。在此基础上,殚精竭虑编纂完成了《山东省郡县总沿革表》及《山东省地理沿革表》等篇章,不仅为撰写山东的历史做出了贡献,还了却了自己一桩积年的心愿。
  清宣统三年(1911年),《山东通志》修订后付印,共计620万字,200卷,装订成128册。遗憾的是,此时张昭潜已去世,未能在有生之年见到刊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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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学济潍 培养俊彦之士
  张昭潜学识渊博,是古文大家,受山东巡抚丁宝桢赏识,受邀到济南的尚志堂讲学。回潍县后,知县和父老慕其学问,又邀请他到县学潍阳书院讲学。在济潍两地,张昭潜用自己的学识培养了一批俊彦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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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巡府赏识 尚志书院讲学
  济南趵突泉公园内,有一个三面小溪环抱,泉水淙淙,沿屋穿廊的小院,便是"尚志堂"(又名"尚志书院")。尚志堂是山东巡抚丁宝桢(1826-1886年)在同治九年(1870年)创办的,他亲笔题写了尚志堂的匾额,取高尚其志之意。为培养省内学子,学堂除招收儒生外,还"延经明行修之士与之讲学",一时间,一批天文、地理、算学等多方面的人才汇聚在此,先后有张士保、宋书升、法伟堂、尹彭齐、张昭潜等人来担任讲师,可谓人才济济。
  张昭潜能受邀到此讲学,得益于他的文章。同治九年(1870年),张昭潜42岁,丁宝桢东巡来到潍县,他早就听过张次陶的名号,这次又亲见了他所著的《北海耆旧传》等文稿,感到十分惊奇,认为他文笔高雅、史料翔实、裁量相当、记述严谨,他万万没想到潍县还有这样的人才,只是这样的人才在潍县有点屈才,应该到省城。次年春天,丁宝桢把张昭潜聘请到济南,担任尚志堂的讲师。张昭潜有了固定收入,解决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问题。
  张昭潜理学、古文极好,在担任讲师的同时,兼职做丁宝桢的助理,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工作,丁有重要的呈文等都由张昭潜完成,张昭潜代写的泰山、孟庙碑记等,丁宝桢相当满意,"珍如拱璧,逢人称誉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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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居济南数年 临别依依不舍
  尚志堂讲师对张昭潜来说得心应手,加之他文笔又好,一时间声名鹊起,"士大夫皆知有君名"."书香荏苒草堂中,堂外流泉绕碧丛。几辈官僚无一事,敲门来访卖花翁。"在济南的20多年间,是他学术、写文、写诗、教学的黄金时段,成就最高,留下了大量文稿,还兼修《山东通志》。
  张昭潜一生有20多年在济南生活,特别是在尚志堂期间,与诸君子结下深厚的友谊,与挚友谒铁公祠,泛舟大明湖,小酌历下亭,互有酬答。而一首《岁暮归省留尚志堂诸君子》则道尽了离别的辛酸,感慨岁月飞逝,在济南的美好时光过得很快,"杨柳才依依,长途忽冰雪","流光去如瞥",只是此一别,和这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不知何日相聚,"其山高以耸,其水清且涟",他不舍朋友,亦不舍济南城,"诸君重意气,金樽置我前。昨别发浩唱,事业无穷年。"朋友们摆酒给他饯行,他知道事业未境,永无穷年。
  前几年,尚志堂重新修缮后开放,其中有一个厅堂,悬挂十块祠匾,纪念当时对尚志堂贡献比较大的人,张昭潜是其中之一,遗憾的是并没有他的画像,也使今人无法睹其姿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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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阳授业课徒,省内才俊纷纷投其门下
  怀着对济南的依依不舍,光绪十七年(1891年),因为年龄大、身体不好及山东郡县表撰写完等原因,张昭潜从济南返回故里潍县。他本想安享晚年,可潍县父老和知县李景川深慕其学问,又把他请到潍阳书院讲学。潍阳书院是县学,是当时潍县的最高学府。从此,他专心致志于授业课徒,培养了不少俊彦之士。
  "吾乡自理堂先生讲学程符,以理学文章师表海内后,百年来,闻风而起者,惟先生可与媲美焉。"学生们在其墓表中这样表述,认为自韩理堂(梦周)在浮烟山讲理学以来,只有张昭潜先生可以与他的学问、学识相媲美。张昭潜教学时遵循孔孟之道,循循善诱从无疲倦之容,诲人不倦、有教无类,他告诉学生们,做学问必须以程朱理学为依据,"文章则称震川而上溯韩欧,以为能学韩欧而后能学史汉,此文家之正轨也,违此则尤何求。"
  张昭潜尊师爱徒,受到省内各地年轻一代的爱戴,纷纷投入门下,"嗜学之士皆争出其门".学生们对张昭潜的学问也是深笃之,深信之,学业大进。日后在潍县传道授业的学生,也都秉乘着他所教授的理论,"传嬗赓续,笃守矩镬".
  张昭潜教学生写古文、古诗、对联,成就非常高。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乡试,潍县一科就有徐连芳、高瓞生、陈嘉实、王寿彭、李咸升、陈晋康、王凤仪、陈贻馨、王曾裕、刘树升、高茂枞、于湄、杨濂、杨渭、陈德昌等15人中举。潍阳书院也因他主教而声名鹊起,声誉日高。
  张昭潜主教潍阳书院,对促进潍县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影响泽被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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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无为斋赞》,道出向往高尚道德之心
  张昭潜自弱冠之年起就特别喜欢司马光所写的无为赞,"治心以正,保躬以静,进退以义,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则天。夫复何为?莫非自然?"他每天都会反复诵读,使自己能敬德修命、安分守己,遵守礼义原则,加强道德修养,因此在40多岁时将书斋命名为"无为斋",又名"致和堂".
  20多年后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一个晴好的冬日,他静坐在书斋,望着窗外梅影扶疏,手捧诗人翁森(字秀卿)"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的诗句,忽然觉得此情此景正是自己内心所追求的,再次默念"治心以正……",并挥笔"伸之作无为斋赞其词",是为《无为斋赞》。
  文以言志,他对这32个字进行了自己的注解,表达了自己对高尚道德的景仰之情,"治心以正,勿使邪回……进退有义,义为道枢……得失有命,命有穷通……守道在己,功在居敬……成功则天,匪我思存……夫复何为,渊然至足……莫非自然,居夷以俟……"对于高尚的道德,虽然还无法达到,可自己也是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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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上风流 与友和诗对吟
  潍县是一座文化古城,文风昌盛,乡贤辈出,文人雅士常聚会对吟,书札来往,他们的交往在当时是一种很私人的活动,今天来看,是很好地促进了一座古城的文化发展,文脉相承。
  十笏园内聚会赋诗 晚年再游感慨颇多
  十笏园曲廊北墙有一块外镶玻璃框的刻石,上题《十笏园记》,"兹构是园,复以草木畅生之趣,鸢鱼飞跃之机,日夜幽茹于其间,造化生生之妙,其即在一心化裁间乎。"此文出自张昭潜,由曹鸿勋书写,后经刻石镶嵌在那里的。如今,每一位到十笏园的游客,行至此处,总会驻足欣赏,从字里行间似乎看到一幅文人交往的画面。
  张昭潜在潍县时,平日与潍上学者潜心学术研究,过从甚密,书札往来颇频,相互交流砥砺。他与酷爱诗词的丁善宝(1841-1887年)素有诗词往来,交往甚是密切。丁家宅子十笏园修葺之后,张昭潜觉得十笏园以草木蓬勃生长和鸢鱼飞跃的机趣,日夜从中汲取营养,使自然造化之妙化合于心间,于是题记。
  十笏园修葺后,社会名流毕至,文人墨客到园中集会的有柯劭忞、刘伦生、刘雁臣(假山奇石捐赠人);还有"七子",即郭子嘉、郭子房、郭子中、于子和、陈子久(陈恒庆)、陈子良、刘子久、"三南"中的孙佩南等人,当然也少不了张昭潜。他们在前园、后园中游览观景,有时在四照亭、蔚秀亭、落霞亭、漪岚亭、小沧浪亭中赋诗吟咏酬答,流连忘返。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昭潜因病居家。丁善宝已去世十多年,他的孙子丁锡彭遵父亲丁毓庚之命向张昭潜请教学问,同时邀请他再游十笏园。他已"累年不出户庭",许久没游园了,"曲径通幽,池莲竞艳,载读圣碑,不胜今昔之感,"再次来到十笏园,看"出水荷擎竞放葩,栏杆尽处是篱笆。方塘开到几千朵,不染纤尘君子花。""抚今感昔岁如流",当年故人聚会的景象历历在目,如今却物是人非,再次读到当年写下的碑文,不仅"意怆然",回忆当年睹景生情,感念颇多,"无限鸢鱼飞跃意,老人今复上诗笺。"他题写了四首绝句,是为《重游十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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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篆刻家韩西周不擅交际,却独与张昭潜交好
  张昭潜在其《山东通纪序》文末,盖有四方印章,其中一方文曰"守身娟洁是好女子",刻印者是篆刻名家韩西周(1813-1876年)。张昭潜撰写的《处士西周墓碑》中,提到了这枚印章的由来。
  韩西周是潍县东关人,能诗能文,却从不参加科举考试,他比张昭潜年长十几岁,两人是好朋友,彼此欣赏,交往轻松惬意。韩西周生平不苟言笑,张昭潜在辑《北海耆旧传》时,偶然从书史中得到古代潍县一人的姓名,是什么人现在已不得而知,总之他告诉韩西周后,韩大喜,"日有豫色".韩西周也不擅交际,年过五旬,更加不愿参加一些应酬,却独与张昭潜交好,还亲手镌刻了这枚石印相送,赞其"守身娟洁"的高尚品德,张昭潜甚是珍爱。
  光绪丙子年状元曹鸿勋对张昭潜执弟子礼,非常敬佩老师的为人、为学,曾撰书楹联,称次陶大人"高言大义经比重 文采风流众所归".张昭潜撰文的多篇碑记如《重修观音阁记》《十笏园记》等,曹鸿勋亲自书写,可见二人关系甚深。
  常与门人弟子吟诗酬答,庭院栽竹枝繁叶茂
  张昭潜与弟子门人也经常吟诵酬答,他在尚志堂讲学期间,亲手在庭院里栽植了数棵竹子,过了三年,竹繁叶茂,几乎占据了整个庭院,有些枝叶甚至探伸到室内,潍县同乡王之翰见此情形,"以此为历下第一竹子".后来,有人移栽到别处,但生长情况并不乐观,"辄不育",所以朋友们都称此竹子为"陶竹",言外之意是次陶先生的竹子。
  光绪十八年(1892年),张昭潜回到潍县,第二年三月,收到儿子敦行从历下寄来的一封家书,说金泉精舍的竹子死一半了。张昭潜觉得十分奇怪,难道竹子也通人性?于是做诗唁竹,发出"竹其果有知也耶"的感慨,诗为《唁竹吟》:"尚志堂东朱子祠,三间精舍少人知。渊明不肯折腰去,夜夜幽篁怅别离。茁笋抽条只数年,种时才得两三竿。此君不识缘何事,为我杜门成绿天。湘筠夫子造吾庐,留得品题警腐儒。何处琅称第一,菁菁如此济南无。盲风苦雨夜凄凄,庭院荒凉翠黛低。那怪旁人号陶竹,绿珠为我坠楼梯。大枝憔悴小枝颦,浑似桃花忽避秦。我家孤竹待清处,好向青山招汝魂。"
  此诗既出,潍上文人纷纷作和,郭恩孚作《恭和次陶夫子〈唁竹吟〉》:"传闻修竹号相思,今日金泉信有之……去年风力拔高榆,今岁春寒竹又枯……草木何知却报恩,此君潇洒出风尘。世间多少金兰契,覆雨翻云愧煞人。"第二年时,郭恩孚还仿照陶渊明形影问答的形式,作《柳嘲竹》《竹答柳》两首诗,用坚物写在了竹间壁上,还说"岂知草木有知,果如人愿",并把诗呈给张昭潜披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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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友书信往来交流 后人有幸得见真迹
  他的文稿写完后,常会借给友人阅读,听听不同的意见和观点,以更好地完善。《无为斋集》誊写本中,《李东阳论》《地狱论》两篇文末,夹有"次屏读"的简短读后感。次屏即东关人、他的好友王之翰。
  王之翰认为《地狱论》以天理与地狱对勘,即可以打破某一种教化之说的谬论,又解答了老百姓的疑惑,"有功世道人心之父".这些点评,王之翰并没有直接写在稿本中,而是另附稿纸夹在文末处,这也让后人有幸得见他的真迹。
  那时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异地文人的交流,更多地依赖于书信。张昭潜在济南时,吕芝甘曾到过精泉精舍,跟他谈论今世古文作者徐毅甫和宫农山(宫尔铎,字农山,著述有《思无邪斋古文》八卷),如今张昭潜得到了宫农山的诗文,读了一个整晚,感触良多,他赶紧写信给吕芝甘,论宫农山的诗文。他说宫农山的诗文"佳文翩聧,取轨甚正",并表明自己对优秀古文的定位,"但以义法为胚胎,而又能错综见意,顿挫生姿,斯为佳耳".
  他与吕芝甘的这封信是否寄出去了,后人不得而知,因为这份是草稿,上面有修改、圈画的痕迹,而且他在文末也提到"勿令外人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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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文碑记 一生著作等身
  张昭潜是史学名家,在文学方面著述亦丰,所涉题材广泛、体裁丰富,在地方历代名人文献中,他的诸多文集版本最为引人注目。同时,他还因擅写碑记文体闻名于省内外,许多重要的碑记文都出自他手,如《十笏园记》《重修泰山神庙碑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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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积累编成集子 《无为斋文集》付梓
  张昭潜一生著作颇丰,可谓著作等身,部分作品集也是以"无为斋"名之。他写于光绪四年(1878年)的《无为斋文集》自序中提到,"余文何敢望古人,但为之既久,略窥见古人为文之旨",自己多年闭户不事应酬,30年间积累了若干篇,但从来没有拿出来示人,因此编成集子供交流。文集记录了他对各地在文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从封疆、海防、治江、治河、兴修农田水利、倡办文教事业、评介先哲、乡贤、硕儒、省内历代郡、府、州、县、乡的沿革变迁。对上溯三代,下迄明清重大事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他晚年生活清贫,《无为斋文集》是门人校刊出资付梓的。
  记者有幸见到一份誊写本《无为斋文集》,共10册18卷,文体包括论、考、说、序、书、传、记、辨、议、跋、赞、赋、诗、疏、墓表、墓碑、神道碑记、祭文、呈子、启、书事等,内容极为丰富。如在文集的"论"中,有《七旬有苗格论》《廉颇李牧论》《武侯出祁山论》《谢安论》《寇准论》《李东阳论》《治河论》《登州海疆形势论》等20篇;"考""辨"中,有《三江考》《黑水考》《公孙弘为齐淄川国薛人考》《春秋地名辨》《潍柳毅祠辨》等八篇;"说""议"中有《鸱鹄诗说》《朱子不从诗序说》《治历城水患议》等六篇,"记"有13篇,其中《十笏园记》《重修观音阁记》《潍县东门外重修石道记》等,有较高史料价值,整套文集共收录各类文章多达181篇。
  除《无为斋文集》外,他还著有《无为斋诗集》2卷、《无为斋杂著六种》《山东通志》20卷、《山东郡县沿革表》《山东地理沿革表》《通鉴纲目地理续考》若干卷、《潍志纤缪》《潍县地理沿革表》《读诗日记》2卷,后人还将其遗稿汇集成2卷《无为斋遗集》。通过考证文献史籍,搜集潍县自西汉、北魏、东晋、南唐、宋、元、明、清历代先贤、先哲的诸多逸闻,张昭潜写成了20卷本的人物传记《北海耆旧传》。于祉看了他的文章后说:"肆力前进,可以直追古人。"
  他以毕生精力,写下了大量经史杂著,不少文集、手稿被潍县县志局征去编志收藏,他的后人还保存了一份由县志局出据的收到条,上书"收到贵府墓表、墓志铭一件",落款时间是六月十八日,但具体是哪一年却无从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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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首竹枝词道尽家乡民情
  张昭潜酷爱诗文,所写诗词内容涉及省内名山大川,各地古迹、景物、逸闻、风俗等,如写济南的《菩萨蛮·咏济南八景》和《七十二泉歌》,一时脍炙人口,玉清宫、望湖楼等在他的笔下有了感情,而他的四首《潍阳竹枝词》,则是清末文人对潍县民情民俗,历史演变的又一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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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出城头静不哗,弦歌比户万人家。
  板桥名宦留遗爱,栽得潍阳满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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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堂精舍近如何,曾向山中赋遂初。
  一自王孙归去后,年年春草绿程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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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头父老向人言,往岁龙灯闹上元。
  花烛不明良夜寂,风光哪复似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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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城迢递对西城,中有银河一道明,
  三月桃花初作浪,桥头多半卖鱼声。
  "南苏州,北潍县",潍县文化昌盛,商业发达,往年的龙灯能闹到上元节,可如今呢,风光不复从前,呈现出经济凋弊、百废待兴的情景,往昔热闹的沙滩现在只有桥头卖鱼翁的叫卖声。这四首竹枝词,流露着张昭潜对家乡人物事件、文艺教化、风土人情、人文景观等黯然神伤的心情。这些诗词当时广为流传,邑人击节赞赏,也是继郑板桥的四十首《潍县竹枝词》之后,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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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藏碑记刻文供人欣赏
  由于张昭潜文学根底深厚,省内及潍阳地方的碑版文字、山东多篇重要碑记文都是由他所撰,比如《重修泰山神庙碑记》《重修孟子庙碑记》虽然署名丁宝桢,但都是他代为撰写的。这一点在《次陶自为墓志铭》中有所载:"凡地方重要碑版多倩君代为之,所代《重修泰山神庙碑记》公对人称赞之。"
  这些碑文一面世,便得到文林的赞许,碑文传颂也很广泛,人们只要一提到《重修泰山神庙碑记》中"长白伏龙,蜿蜒南行,遁入沧海,蛟螭震惊",《重修孟子庙碑记》中"微孟子言之,孔子之言无以明也""微孟子言之,程朱之言无由肇也",都会想到这些出自张昭潜的手笔,以及《金泉楼舍记》《重修潍阳书院碑记》《王公之翰碑记》《重修观音阁记》等等,也出自其手,这些有影响的碑记使他在省内外扬名。
  当时的山东文士如林,为什么偏偏让他来写?这与丁宝桢有很大关系。丁宝桢治古文推崇桐城派,张昭潜作文取法归有光和方苞,董善临《次陶先生墓表》中写道:"其治古文则自左、史以此震川、望溪,无不泛其流而究其归。"震川,即归有光,方苞号望溪,是桐城派的先驱。丁宝桢器重张昭潜的文章是同气相求。
  潍坊市博物馆藏有十二方石刻,虽然文字模糊,但署名外依稀可见"七十一叟次陶撰"的字样,这是《果园图序》碑,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所立,张昭潜撰文,王石经书写,这篇碑文正文526字,引经据典,以微见著,讲阴阳之道,依据《易经》"乾为木果",用六十四卦中的"剥、蒙、复、蛊",阐述了郭恩孚所建私家园林"果园"名称的深刻内涵,在于春华秋实之地,是君子所居,对其弟子潜心修行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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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画作写题跋 留于后人欣赏
  刘嘉颖是潍县著名画家,有一次,郭恩孚到他的画室观赏其精心之作,他赠给郭恩孚《花卉画册》12幅。这12幅图在潍县颇有影响,郭恩孚很是喜欢。
  回家后,郭恩孚请曹鸿勋逐幅题诗赞咏,自己则题签为《海滨二妙图》,并向外征诗。张昭潜首先作了《题〈海滨二妙图〉》的跋文,对刘嘉颖的画工给予高度评价,称其绘事"能得宋元画师意",画的花鸟"翩翩饶逸致",题的字"不减虞褚欧".同时,他对郭恩孚的题签也做了点评,而自己则神思大发,"连浮大白倾玉壶",感叹海疆已经几年不安定,风色荒茫起暮愁。"十丈鲸鲵掣不得,手无斧柯且退休。斧柯斧柯吾何有,聊披此图饮醇酒。长饮如闻变徵声,我亦海滨垂钓叟。"继张昭潜之后,在此图题诗的文人名家达数十人之多,这段潍县画坛的佳话流传至今,并屡见于地方文集书刊。
  在画上写题跋是古人的一种爱好,刘嘉颖专为张昭潜绘过一幅《岁寒守岁图》,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除夕,已是古稀之年的张昭潜挥笔在画上写下跋文,感慨自己"饱阅炎凉七十年,茫茫回首付云烟".一家生计艰难,好在上天垂怜,"年年疏水供清贫……廿年家口幸平安".一段跋文道尽世间炎凉,但他感念,无论生活多么艰辛,一家人平安才是最大的福气。这幅画现珍藏在潍坊市博物馆,除了张昭潜自题跋文外,还有数位潍县文化名人的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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