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阳作者素描之十五：刘爱民：《时空连线》连万家
作为中央电视台《时空连线》制片人的刘爱民，虽然在银屏上很少露面，但是他却是一个资深的制片人，跟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搭档到台湾，去俄罗斯，走遍全国，制作了很多精彩的节目，出版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刘爱民，1960年出生于浙江嘉兴，籍贯山东昌乐泊庄。1978年从军，曾任《人民武警报》记者。1996年来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进入《焦点访谈》一组任记者。2000年秋，调至《东方时空－直通现场》栏目任副制片人。2001年底，参与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栏目创办。2003年任《东方时空》栏目编委、《时空连线》栏目制片人。2008年任《焦点访谈》栏目制片人。
在《焦点访谈》任记者，开始拥有了相对独立的话语权，开始用自己的思想表达对生活的认识和看法，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存在于这个世界。在《焦点访谈》栏目工作近五年，采访完成了80多期《焦点访谈》节目，还制作了《新闻调查》，参与了香港回归和三峡截流等大型现场直播报道。
做有速度的新闻，做有深度的新闻，做有多元化观点的新闻，是创办《时空连线》栏目时提出的理念。
刘爱民多年军旅生涯，学会了在忍耐中成长，在成长中忍耐。十多年《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的记者经历，懂得了比激情和愤怒更重要的，是冷静中的客观，客观中的质疑。
刘爱民认为中国的新闻人需要有更为开放的视野，更为客观的立场，更为独立的人格。不仅会报道新闻，而且能够向受众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曾经策划和组织过央视多个大型特别节目：2005年《岩松看台湾》、2006年《千里走青藏》、2007年《岩松看日本》、2008年《暖春之旅》、2009年《聚焦俄罗斯》、2011年《行走唐人街》等在国际国内影响很大。2005年因组织《东方时空》报道了湖南嘉禾县政府进行非法拆迁，引起轰动，当年获该节目获中国新闻奖。2008年因组织拍摄《岩松看日本》，再次获得中国新闻奖。
刘爱民做客搜狐网聊天室，和大家交流《时空连线》的栏目特色和其他大家关心的热点话题。
新闻评论部部训：平等、前卫、公正、求实
主持人：《时空连线》是2001年11月5日开播的，至今走过两年半的时间，如今这个栏目无论从收视率还是影响面来说都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新闻类栏目当中上升幅度最快的节目之一，这种神奇的变化离不开一种团队精神，今天来到制片人在线的是《时空连线》的制片人刘爱民。他所学专业是法律，1978年从军，96年转业到《焦点访谈》，在《焦点访谈》有八年的记者经历，2001年参与《时空连线》的创办，如今是《时空连线》的制片人。你当时从部队出来，一下子跨入到《焦点访谈》，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刘爱民：我以前在部队也是做新闻，不是人们像的拿枪子弹，我在部队做报纸新闻，有比较稳定的薪水、住房、超级保障。但是也给我超级的压力，我感到精神上思想上很多方面无法实现自己的想法。这种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变成非常苦闷的东西，就需要突破它。96年正好有一个机会，访谈那时候刚刚开播不久，当时评论部的副主任袁正明（现在是经济新闻中心的主任）来请我试着做更加大众化的传媒，不要局限在军队报纸这一小块。那时候到中央台来，一做节目就喜欢上了，当时顺势就留下来了，没有特别的故事，就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一种做记者的生活状态。
主持人：当时吸引你的是不是一种责任感？
刘爱民：当时我来到评论部的时候，最吸引我的是评论部的八个字“平等、前卫、公正、求实”，当时是评论部的部训，这八个字对我是非常大的召唤，每个字都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记者人的身份。《焦点访谈》——国内第一个舆论监督栏目，你感到在那儿有话语权，你想说的东西，你感受到的东西，你思考到的东西在那儿有表达的空间和权利，这种东西在其它媒体是得不到的。
主持人：我当时看到你在《焦点访谈》做了不少节目非常有力度，最近看了《时空连线》播出的好节目，包括湖南嘉禾强制拆迁调查，非常过瘾，你能否用一句话来概括《时空连线》的新闻特色是什么？我作为一个观众要看《时空连线》吸引我的最主要的理由是什么？
刘爱民：我们把《时空连线》定位概括为两句话，“以现场调查为核心的记者现场报道;以不同当事人争论为特征的多元化平台”。第一强调的是记者现场调查，第二强调的是多元化的平台，不是一种人一类新闻当事人表述的平台，而是多元化的思考和判断空间。刚刚说道《时空连线》近期播出的节目：嘉禾拆迁节目，沈阳拆迁节目，最吸引观众的是现场式的调查方式。嘉禾报道连续四期节目，每天都有新进展，是正在发生的突发事件或者重大事件，记者在进行现场调查，每天告诉你新的变化，可能发生的变化，这和以前做《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这种回过头再去调查采访的方式不同，《时空连线》针对的是正在进行时的东西，跟生活是同步的，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如揭破正在进行的事态，披露事实的真相等。
主持人：同样关注新闻，新闻的调查性，《时空连线》是关注正在进行的新闻，还有一个特点是多元化平台，还有连续报道？
刘爱民：这是《时空连线》特有的特征，国内包括央视，地方电视台很少新闻专题节目这样去做新闻的，这样涉及到投入，涉及到记者资源，使用的量非常大。嘉禾这四期节目，前方投入五个记者，后方三个人，加起来八个人，但是当成一个系列的话，社会效益是非常不错的。
主持人：这样报道可以缓解播出压力。
刘爱民：通常《焦点访谈》做节目就是两个人：一个摄像，一个记者，不可能三四路记者拍一个事情。我们做突发事件重大事件的时候，一路记者显得势单力薄，我们同时四个记者在现场，还派了一个专家到现场，多路采访。这样第一能够保证在最短时间内把事实采访清楚，保证在对方说情之前把节目播出去。多路记者能保证连续性报道，今天一期，明天一期凸现《时空连线》的特点。
主持人：前方记者和后方记者如何配合？
刘爱民：前方记者主要是新闻事实的采访，在思路上前后方记者是一致的，前方记者不负责编辑，只是传送素材回来，后方记者负责把所有的素材重新梳理和编辑，重新进行包装做成节目。《时空连线》有一个编委会，由主持人、主编、制片人组成，每期节目由编委会总控，但是落实到具体节目，每个具体节目分给某一个具体的主持人、具体的编导和具体的策划来做。当一个选题编委会认为可以做的时候，就把选题方向分配给一个具体的工作小组，之后工作小组包括主持人，包括前方编导、后方编导，参与这个节目所有人员组成临时的工作小组，进入这个过程的时候，编委会完全靠他们的创造自主发挥做这个节目。完成之后编委会对节目进行预审，编委会是《时空连线》的灵魂机构，保证所有节目的水准不会大起大落，就像生产线一样，要保证生产线的每个产品都是合格的，节目生产出来永远质量比较均衡，这是专题节目比较成熟的标志。
主持人：运行机制怎么样？
刘爱民：我们有一个议会制，每天有两次会，上午11点左右编委会有一个会商制度，每天坐在一起大家聊今天感兴趣的新闻。在聊天当中在调侃当中我们就定下来两三个可以操作的选题，这几个选题怎么操作，基本的操作和方案确定下来之后交给具体的主持人、编导、策划去做，每天下午两点钟左右这个时间正好是《时空连线》节目的重播时间，编委会召集所有《时空连线》在家人员看当天节目，主要是对我们节目本身的评议，主要以批评为主，非常不客气的批评都有。通过这么一种制度提升团队的整体新闻素质，编委会平时非常即兴的会很多，新的选题来了编委会要协商，节目做完编委会要进行预审。《时空连线》的会特别多，但是这种烦琐的会保证了《时空连线》节目质量的均衡，没有这样的会《时空连线》节目的质量就没法保证。
嘉禾拆迁的连续报道
主持人：在嘉禾报道当中引入一个专家，这个比较新奇。
刘爱民：嘉禾报道当时记者到了现场之后完全陷入当地政府设置的情景之中，他会给你看很多材料证明当时嘉禾的拆迁活动是完全合法的。拆迁是很专业化、法律化的细节行动，我们记者到了前方以后，跟当地政府一接触，看了文件之后，我们记者也懵了，这个都是看起来好像不违法，都是合法程序内进行的，没什么问题。当时面临非常大的困境，后方判断这个事情有问题，最起码株连九族的拆迁方式有问题，野蛮拆迁的现像是存在的，至于拆迁背后的拆迁招标活动是否正常、拆迁资金是否分配合理，是幕后更深的问题，要突破这些问题靠记者前方的经验和智慧难以完成，这时候需要专家。
需要对中国的拆迁活动非常了如指掌的法律专家，咱们国家有这样专门打拆迁官司的专家，我们马上找到王才亮律师，在中国打过很多起著名的拆迁官司，找到这个律师之后，我说你能不能现在立即动身去嘉禾，帮助我们前方记者。律师当时正在武汉开庭，但马上把手上的事情停下来赶到嘉禾。由于王律师的出现，使得嘉禾报道有了突破，他到了现场指出核心问题，株连九族这种方式完全违反中国公务员法和中国干部管理条例，没有这样处分干部的，处分首先是有问题的。关于拆迁费用的问题，关于野蛮拆迁的问题，关于所谓的拆迁项目是不是当时所谓国内贸易部投资的问题，几个核心问题全点出来了，这几个问题全是当地设置的障碍。由于他到了嘉禾之后，记者一下子清楚了前进的方向是什么，他到了第二天《时空连线》的第一期节目出来了，打的就是株连九族，假如没有律师到现场，嘉禾这个节目我们很难做，非常困难。
主持人：各个领域专家的介入，能够使这个节目很快取得效果，这个节目是现在进行式的调查报道，记者不一定对每个领域都清楚，从这案事情上聘请专家组或者建立这么一个组今后可以随时进行互动的采访？
刘爱民：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外脑资源，我们做的很多节目我印象当中一半以上的节目是需要外脑资源的，凭记者自身的智力是很难突破的，这个时候《时空连线》有一个外脑库，他不坐堂，但是我们随时可以找到他，农业方面的、市场经济方面的、企业改革方面的、拆迁方面的，我们有一个专家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马上在最短的时间内联系到他们，最起码电话上咨询或者能够作为你节目的嘉宾部分加入进来，或者可以给你其它方面的资源，甚至可以到现场去。一个新闻专题节目没有专家库的话，没有外脑资源库的话，很多节目根本无法做。
主持人：《时空连线》多视窗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东西，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刘爱民：多视窗有两个优势，视窗便于连线的快捷，拍片子毕竟是很困难的事情，我第一时间找到当事人迅速进行联系比拍片子快得多。多视窗第二个功能，能够使不同新闻当事人同时在视窗里出现，进行争论，这是过去新闻专题节目里面没有的。这种多元化的平台，这种争论化的平台展示给观众，表达了新闻的全貌，跟过去的新闻理念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过去的新闻媒体告诉观众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单向式的告诉你怎么回事，这件事情的价值何在，完全是告知型的。嘉禾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各方有不同观点，拆迁方有拆迁方的观点，政府有政府的观点，不同当事人的观点能不能平等展示出来，我们要听多方的声音，这种声音展示出来的时候，新闻不需要明确的结尾，但是一定给观众多元化的倾听方式，这里面隐含着媒体的态度，但是这种态度不用那么地表达出来，这是《时空连线》多视窗最重要的功能。
网友：听说你们多视窗是在后期做的，你们技术上是怎么做的？
刘爱民：《时空连线》节目的制作方式，是用直播的方式做录播的节目。多视窗有甲乙丙三个人，联线的时候一次性完成，不会是前联一个后联一个然后再组成，主持人在演播室同时联络三方人，三方人的画面由于现在技术条件，可能画面不能马上同步进入演播室，但是声音可以同步进来。主持人和三方嘉宾可以同步讨论，保证了谈话的话题能够进行下去，如果三个人没有交流，节目就很麻烦，根本无法进行下去。首先解决了三方声音的同步，保证了同步进行一次完成。第二涉及到画面，三个人的画面，前方记者电话联线的时候进行拍摄，也是同步进行的，只不过画面后一点晚一点的时候传回到电视台，再插到刚才的声音当中去，用插画面的方式。声音已经存在了，三个人的争论已经剪好了，只不过没有图像过来，图像传回来之后再插进去，后期再增加一个插画面的过程。
主持人：据业界地方台的同事说，国外夜间联线有些是直接直播的，这种手段《时空连线》今后有没有可能用？
刘爱民：不光夜线节目，联线是美国很多节目常用的形态，不像中国这么稀罕。联线大部分是直播的，也有插画面，但是这种方式用的少。我们开办这个节目就是要做直播，由于受到技术条件限制，我到了湖南嘉禾没法传画面回来，那个地方没有卫星转播车，要么走卫星要么走光缆，中国广电光缆只铺到省会城市，县城或者更小的乡镇是没有的，必须走卫星，必须有卫星直播车跟着去，工程量非常大。国外做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咱们中国这是比较奢侈的事情，中国电视新闻还没有达到这一步，我们现在只能够用这么一种插画面的方式暂时过渡。你说的直播是一个方向，我们做《时空连线》的很多节目已经这么做了，但是前提必须是在大城市，比如我们做过的非典直播、台湾东森的联线、台湾的SARS、台湾空难事件，这全部是走光缆或者卫星一次性完成的，演播室完了节目就完了，不用后期再编辑，非常快捷非常有挑战性。
主持人：我看了台湾的新闻，后面架一个小锅就可以直播了。
刘爱民：我前年去台湾的时候，东森电视台是五六百人，没有中央电视台一个部门大。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下面任何一个部门都比东森台大，东森台通过“大选”已经成为非常有影响的台。我到台湾去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大概有50多套还是60多套地面卫星传输设备，在岛内任何地点发生重大新闻事件的时候，它的直播车最多不超过十分钟就到现场了，这就是干新闻的。我们在省会城市都做不到这一点，不要说在乡村地区。
主持人：今后随着技术的提升，实力的增强，会做到这一点。
刘爱民：现在不是技术提升，而是电视理念提升，即使这些设备给了你，你能不能用好？我们每个技术细节能不能运转自如这是需要体制变革的。
主持人：有了技术保障，你的人员能不能够达到很灵活或者很自如的运用，达到职业化的水平。
刘爱民：我们曾经和台湾东森电视台合作做了台湾空难的节目，台湾有一架飞机在澎湖列岛掉下去了，我们当时决定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和台湾东森台联系，大概一个小时之内，台湾东森电视台把现场的直播车、直播记者、现场联线的方式以及如何和大陆沟通信号传送的渠道等所有的细节在一个小时之内全部完成，一张单子传真到我们的办公室，马上可以直接联线到前方记者，可以联线到前方几号直播车，现场有什么东西，有什么画面清清楚楚。我们要做这件工作，没有一天是干不完的。各个技术环节要磨合很长时间，这仅仅是技术设备的问题吗？不是。我们总认为我们是技术设备很不错的台，我们是国际大台，国际大台并不在乎人多和设备先进。
《时空连线》选题定位
主持人：《时空连线》主攻方向是具有调查性的题材，这种定位不是一开始设想就这样的，而是经过发展和变化。
刘爱民：《时空连线》选题定位方向发生了两次比较大的变化，刚刚创办节目的时候，因为某种程度上学习了美国ABC的夜线节目，那种节目更多是观点争论的节目，当时《时空连线》想办一个争论性的节目，刚开播的时候，那时候的选题大部分都是这件事该不该做，中华牙膏该不该合资，扬子鳄该不该吃，那时候的选题多注重争论。但是这样做一段时间下来之后发现有一个问题，我们会陷入一种为争论而争论的怪圈当中，很多新闻事件不具备争论的品质，就是报道和分析品质的东西，争论无意义。有一段时间我们做了之后发现进入这么一个怪圈，导致我们争论一些无谓的话题，争论一些特别小众的东西，离公众，离国计民生离主流越来越远的东西，这时候第一次调整，不能再这么争下去了。
我们《时空连线》首先定下新闻品质不能变，在保证新闻品质的时候再强调它的分析和争论的特点。阿富汗战后北部发生大地震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地震报道，从那时候开始《时空连线》进入新闻性回归的时期，那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包括阿富汗地震，包括大连武器空难，一系列突发事件，开始关注新闻关注突发事件。一批非常有影响的节目那时候出现了，但是这样操作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被一个栏目所有的报道点过多地记录突发事件的话，你会发现突发事件不是经常有的，你有节目空档怎么办？没有突发事件的时候做什么？今天没有突发事件，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时空连线》最近调整通过嘉禾，通过沈阳拆迁进入第三个时期，强调记者的现场调查，很多事情不是突发事件，但是事情并不很大的时候，需要记者调查去挖掘它的新闻价值的时候，那么这种东西给《时空连线》提供新的空间。
正在发生的重大的或者不那么重大的新闻事件，通过记者做大。嘉禾刚开始就是27户居民不搬家，政府强制搬家，导致政府和群众的冲突，这样的冲突在中国司空见惯，比起非典来说不够重大。但是我们尽量做成中国头一号新闻，通过拆迁关注到中国的民生状态，中国政府的行政行为，这就是我们做出来的，这就是我说的第三种记者调查式的现场报道。《时空连线》现在进入这么一种状态，才真正找到凸现自己报道优势的选题方向。
主持人：调查性和舆论监督这两个词是相辅相成的，你在《焦点访谈》工作多年，在一线从事过很多有力度的报道，是不是对你和你的记者、编导沟通非常便捷，很好理解他们？
刘爱民：我过去做《焦点访谈》时间比较长，对这方面的报道情有独钟，批评类的、监督类的。我是从2000年离开《焦点访谈》做《东方时空》的改版，两年多的时间内跟舆论监督脱开了，那时候做的多的是一些争论类的突发事件类的，做舆论监督类比较少，曾经有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够不做舆论监督而另辟蹊径做出更加有特色的节目，但是经过将近三年的实践我发现一个真理，原来大家都说过的事情，只不过我通过自己的磨炼更深刻认识到的，做舆论做媒体离开监督就没有生命力，你不去做监督节目就是自寻死路。现在回过头来，还要强调它的监督色彩，只不过在做监督节目的时候，在形态上跟《焦点访谈》跟《新闻调查》要做出区别，做出不一样的形态来，这是你需要考虑的，而不是考虑是否要做监督节目，这样做新闻专题节目肯定不要做了。这是《时空连线》前期积累出来的经验。
调查式采访最需要的是记者的判断力
主持人：中国调查性记者比较缺，这个特别大，你在做《焦点访谈》记者经历当中，影响你比较大的经历能不能举一下？是不是经常跟你的记者编导沟通？
刘爱民：《时空连线》特别最近一年当中，牵扯我精力最大的事情就是不断培养《时空连线》的记者在前方进行调查采访的能力，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调查采访是最高境界，一个新闻记者如果不会做调查式采访，这个记者基本就是一个简单的做短新闻的记者，成不了气候，做不出有品质的大新闻来。《时空连线》的记者比较年轻，现在最缺乏的就是这个调查式采访的能力，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怎么突破困境。记者在现场调查的时候困境来自方方面面，他的知识面、政府的阻挠、信息提供者的不真实信息的提供以及新闻价值进行的判断，这些东西需要一定的积累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准。《时空连线》坚持走调查采访的路线，现在最大的难题就在于我们记者自身，这是牵扯我精力最大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调查记者新闻的能力和技巧特别重要，技巧和能力是在实践当中磨炼出来，你当年是怎么做的调查性报道，你是怎么做的，这种可学习性的东西来得更直接。你在做调查性报道的时候，你最难忘的一次调查性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
刘爱民：我做《焦点访谈》的时候采访非常多元，很难说哪一次非常难忘，因为难忘的时刻特别多，我觉得一个好的记者现场采访经验的形成是一个积累过程，一个优秀记者最重要的品质不是读了什么专业，而在于他的生活阅历和他的采访阅历有多深厚，这是决定他对一件事情能不能判断准确的前提。湖南株洲是我96年97年采访的事情，当时株洲一个啤酒厂的厂长酒后驾车撞死两个人之后逃逸，他说不知道死了人，去了按摩房做按摩。当时披露出来，当地群众很不满意，他不可能不知道他压死两个人，如果喝醉了的话怎么可能去按摩呢，按摩房的小姐说他当时并没有醉得不省人事。我当时去了株洲，跟很多人了解了情况之后有一个基本判断，记者要有的基本判断非常重要，首先判断这件事情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第一，我会开车。第二，我也会喝酒，基本状态我都体验过，所以根本不相信他的话是真话，怎么可能撞死人不知道。
我到了株洲很快找到当时按摩的两个小女孩，我了解他当时说了什么话，当时状态怎么样，经过好几次的工作，这两个女孩说他当时非常清醒，一进来就说我闯祸了，压死人了。喝酒喝多了，四肢操作起来不是那么灵便，但是大脑是清醒的，他的逃逸是完全出于主观故意。后来通过很多采访把事情搞清楚了，问题就是逃逸，我去他们工厂调查的时候发现很新的线索，撞死人的厂长一年前也发生过一起车祸，也撞毁了一辆车，这两辆车全是啤酒厂的，而且最后都是个人闯祸之后公家承担了所有的损失费用，包括赔偿费用，包括报废费用。通过这个车祸之后发现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之混乱，一个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居然能够这么随意使用国有资产，随手一批二三十万赔出去了，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缺少监管，为所欲为。
到了《时空连线》我经常和编导交流，其实你们在前面进行采访的时候，付出的精力比我多得多，我过去可能没有你们今天付出这么多精力，甚至在敬业程度上面不如你们，但是你们缺乏我具备的判断力。一个有经验的记者到了现场之后当他掌握了很多信息之后会很快地判断出来这件事是真的假的，突破点在哪儿，很快形成一个方向，集中精力猛攻那个方向。现在年轻记者缺乏这种判断力，在现场很容易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干扰，这里面需要基本判断，嘉禾拆迁株连九族式的拆迁毫无疑问是有问题的，不考虑别的，政府有没有权利把不搬家的工作人员撤职，亲戚因为没有执行拆迁令株连到其它公务人员身上，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主持人：优秀的调查型记者判断力是首要的，他的韧性是不是也很重要？
刘爱民：一个记者对一个事件采访的持续跟踪能力还是取决于判断力，如果对于事情没有判断力和洞察力很难有韧性。
主持人：舆论节目看起来非常过瘾，如果新闻专题类的节目失去了舆论监督功能，可能失去了受众。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人情猛如虎，这里面最关键是度的把握，《时空连线》你们度的把握是？
刘爱民：我首先必须了解这个节目的底线在哪里，我对一个事情进行批评曝光首先得知道目前作为政府或者作为上级宣传部门对这个事情有没有明令的红线不能逾越的，这是我作为节目的制片人必须要了解的。把握舆论导向是制片人非常重要的工作，当我知道红线在哪儿的时候，我尽可能靠近红线，但是不越过红线，把舆论监督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作为制片人要考虑到政策和上级宣传部门给你设的红线在哪里必须清楚，第二个度就是守住对这件事情自己内心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底线。有些批评监督看似很过瘾，但是可能伤及更多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社会效果。但是对有一些深恶痛绝的社会现像或者一些腐败现像，对它曝光的时候一定要坚决彻底，绝不能留情，但是必须注意社会效果。我们经常做的一些突发事件涉及到未成年人的问题，扫黄打非当中涉及到女孩子卖淫等等问题，这类非常敏感的问题，我们要保护她们，这里面很难说应该做到什么程度，但是肯定会有一种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在里面，不能在批判一种社会丑恶现像的同时使一些人受到伤害，使她更加和主流社会脱离，这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真正直播节目还是管理很严格的，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时效性和真实性，你们会将嘉宾的话都播出吗？
刘爱民：《时空连线》是在用直播的方式做录播节目，后期肯定有剪辑的，嘉宾的话不可能百分之百全部播出去，节目时长也不允许，肯定要进行剪辑的。如果一旦进入直播节目状态之后，嘉宾的话肯定是百分之百播出去的。
网友：《时空连线》当初的制片人是白岩松，现在为什么没有做《时空连线》？
刘爱民：岩松是非常优秀的节目主持人，现在不光是《时空连线》还是《新闻会客厅》和《中国新闻周刊》三个栏目的主持人，他做主持人的优秀和智慧不应该过多分散，甚至从某种程度来说，让白岩松做一个栏目的管理者耗费他那么多精力，对他的优秀才华也是一种浪费，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做主持人。
主持人：中央台很多主持人兼制片人的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分散，把主持人作为核心重点？
刘爱民：现在央视主持人兼制片人的不是太多，但是还有。别的栏目我不是太清楚，像白岩松这么优秀的主持人，他平常承担主持节目任务非常重，同时为几个栏目工作，这时候要求他要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集中在制作节目和准备上去，了解电视新闻专题类的人都明白一件事情，一个主持人是一个栏目当中最优秀同时也是最辛苦的人，主持人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主持人一天要主持两三档节目，之前要做大量的文案准备工作，要和前方记者和后方策划进行大量沟通和新闻背景的了解，甚至和专家的沟通才能把新闻专题节目做好。不能拿着采访单子上去直接问嘉宾，那是花瓶主持人，大家不喜欢这样的主持人，像泉灵、白岩松这样的好主持人大家喜欢，整个节目过程全参与了，要费多大的精力，再承担一份管理工作，不堪重负。
《时空连线》有一个非常好的编委会制度
网友：《时空连线》经费怎么运作的？
刘爱民：电视节目是制片人的节目，制片人对经费对人员的管理要负全责，怎么运作选题以及用哪些人来做哪些节目，用多少钱来做节目都是制片人决定的，毫无疑问。《时空连线》有一个非常好的编委会制度，制片人在《时空连线》不是完全一个人说了算，我们通过编委会制度集体形成一种决定，避免制片人专断独行，一个人脱离监督的情况下，制片人有可能会把一个栏目做偏了，有这种可能性。有一个好的编委会存在，编委会和制片人同时存在，互相监督。
主持人：制片人制度是中国电视的一个方向，原来没有这个制度，现在创立这么一个制度，省级电视台、地方电视台制片人制度没有进行真正的制片人制度，有可能台里面管得太严，有的缺乏监督，你觉得在这一块你自己做了制片人之后有什么心得？
刘爱民：制片人必须给与充分的授权，节目的经营权、人员的管理权和财务的使用权必须给与充分授权，制片人才能放开手脚做这个节目，才可能把这个栏目作为自己的栏目去经营。制片人制度本身是电视市场化的一种制度，现在很多电视台包括中央电视台一些对制片人制度了解比较片面，制片人就是一个班组长，给你十来个人做节目，人怎么定，怎么选题，完全没有决定权，这和新闻评论部实行的制片人制度不是一回事。人、财、物给制片人之后，制片人向他的老板负责，保证哪一段时间内把栏目做到什么程度，做不到这个程度做不到这个水准上你有一制片人的应聘制度，到了一年或者两年没有达到预期的话解聘制片人，但是我必须给制片人充分的授权做这件事情，把制片人的才智发挥到极大，是一个管理者。制片人才可能在所管的栏目当中把三个权利使用到极大化，最有限的资源最有限的人员用到极致。
沈阳拆迁我前方用了五个记者，后方三个记者，嘉禾拆迁也是八个人，新闻专题节目没有这么用人的，集中这么多人做一期节目，性价比来说非常不合算，如果在通常情况下制片人没有充分授权的时候也不敢这么去做，节目投资大量增加，两个人做的节目八个人来做，多出六个人的成本。我如果对节目负全责的话会这么做，这件事情的新闻性极大，可以拓展成系列节目，把最优秀的记者编导来做，把这个系列的本派做出来。从整体效果来看，节目效果出来了，嘉禾成为关注的热点，《时空连线》的品牌做出来，做成系列不光节省成本，没有超过原来的成本还节省了成本，使我的成本效益极大化。这几种权利授予制片人的时候才能做这件事情，如果给我权利，我就是一个班组长不可能做这件事情。
主持人：制片人制也是让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最早引入机制，而且运行当中也不断改善和完善，目前进入新阶段。制片人充分发挥能量要给他充分授权，同时也要监督，怎么使管理有一个评价体系，怎么样评价，怎么样进行监督，这方面有什么体会？
刘爱民：对制片人评价应该有几个指标，节目评价指标，确定收视率的标准，或者确定满意度标准，或者专家评议团的标准，首先有一个内容标准的评估。还有一个是财务评价标准，你给他的资金你给他的钱用的是不是得当，有没有违规这是重要的。没有违规的话，使用的标准是否按照规定在执行，财务标准特别注意一点，上面对制片人使用财务的标准绝对不能以省钱为标志来评价，一个好的电视栏目投入从投资方来说，也就是我们台领导来说不断增加投入，而不应该降低投入，既然是好栏目就应该增加投入。第二，看制片人能不能把有限资金最大化地使用，同样的钱办多少事，《时空连线》现在增加了链接部分，增加了外脑的支援部分，这种情况下没有多花一分钱，把投资效益最大化，这恰恰是应该鼓励的。财务考核应该有一个效益考核，有没有把我对你的成本投入达到最大化，能够把握这两个标准的考核，对制片人的考核就应该比较完整了。至于用人完全交给制片人，用谁，怎么用人完全交给制片人。用人公正不公正，合理不合理是制片人考虑的事情，一旦和栏目利益挂钩的时候，不可能用庸才白痴，肯定用最优秀的人才。
网友：电视栏目采取哪种运行机制比较好？
刘爱民：各个电视栏目不一样，诉求不一样，采取的运行方式不一样，很难有统一的标准。
网友：改版和打成品牌两者如何处理好？
刘爱民：这里面有一个现像，这几年无论是央视还是地方电视台改版成风，这里面有一种陷井，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在走一条从追求形式到追求形式的道路。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美国三大电视网ABC、CBS、NBC，很多栏目说它有比较好的新闻栏目《新闻60分》，是CBS的节目，这个栏目1968年创立。美国很多栏目40多年，50多年的栏目都有，名牌栏目都不会在十年以内，绝大部分名牌栏目时间很长，为什么人家也不改版？办一个优秀的电视栏目最重要是在内容拓展而不是形式变化，一定要内容拓展，坚定自己的信念，相信这个定位做下去做出品质来，一定做好它做到位。一个电视栏目只开办两三年就改版了，两三年对于电视新闻专题节目刚刚起步，《时空连线》现在到了第三年，我们刚刚找到这种感觉，现在我就改版不就前面白做了？两三年对于新闻专题节目只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真正做出节目还是在后面，两三年就改永远干不出优秀节目来。这是为什么中国的新闻专题节目永远没有优秀栏目最重要的，浮躁，整天改版。把自己现有品牌做好了先，改来改去，就是整天换制片人换记者，再过20年中国不会有伟大的电视专题节目。
《时空连线》制片人的一天
网友：作为制片人你一天时间安排是怎样的？
刘爱民：说出来很惭愧，我是睁开眼就是节目，到晚上闭上眼还是节目。我早晨10点左右到办公室，为什么去的这么晚，《时空连线》每天早晨7：15首播，当天晚上12点甚至当天晚上两三点还在办公室，回去比较晚，起得比较晚。早晨10点左右一直到晚上12点都在办公室，我要做各种各样的选题分析、节目的评价、做好节目的审看，日常工作做完之后还要抽出时间来跟我的摄像、编导进行沟通，如果哪个编导选题太软了，会告诉他注意事件性的报道，硬新闻的观察，把你的节目做硬了。有的编导可能这段时间调查能力下降了，我会跟他沟通为什么会下降，能不能在哪些方面有一些改进。个别交流也占用很多时间，这些工作做完之后就到了晚上，开始照顾到第二天节目的播出。整个时间几乎就是在办公室，从10点到晚上12点，一天在办公室呆十四五个小时。
主持人：一天在办公室呆14个小时！
刘爱民：制片人绝对是一个工作机器，从某种生活状态来说不是非常健康的生活状态。但是制片人绝对是一个极有挑战性的工作，一个栏目在你手里面，一个团队在你手里面。一个栏目能不能成为中国最优秀的专题栏目，很大一部分任务在制片人身上。白岩松说“痛并快乐着”，我觉得制片人的工作也是痛并快乐着的。
主持人：《时空连线》理念有十点，其中有一点谈到快乐，追求真正的目标，要是不快乐就是制片人错了，制片人不快乐是应该的，这个话怎么理解？
刘爱民：一个好栏目应该有一个好栏目的文化，所有人在《时空连线》工作，除了在一种理念下做节目，要在这个栏目得到一种实现感，就是能带来快乐的东西。这种实现感是什么东西？对于在一个栏目工作的记者，必须对这个栏目认同，《时空连线》有四十个人，分成五六个工种，每一个人的岗位、每一个人在《时空连线》受到尊重，即便是一个普通的统筹人员，也有权利参加编委会，提出做什么样的选题。《时空连线》这个团队对人是非常尊重的团队，这种情况下《时空连线》虽然工作起来非常辛苦，但是也是非常愉快的，这是制片人应该给连线团队创造的文化。制片人是不快乐的、痛苦的，制片人工作14个小时很难成为一个非常快乐的人，他这种快乐只是当一期节目每天7：15播出的时候，当你非常难完成的选题完成的时候，像嘉禾、沈阳拆迁报道几乎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完成了，这种快乐是此时此刻的。
主持人：《东方时空》走过了很多年，《时空连线》作为主打板块走过三年历程，将来有什么新的打算？
刘爱民：我曾经引用过一个媒体专家的话，“电视新闻专题节目它的生命期就是三年，第一年成长，第二年成熟，第三年死亡，所有超过三年的新闻专题节目都是苟延残喘”。我特别不认同这句话，我觉得《时空连线》要我做的话，我要做成30年，首先我要坚信《时空连线》这么一种新闻表述方式是有受众的，我觉得能做30年。未来《时空连线》守住我们的两条方向，要对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毫不回避的报道，进行分析性调查性的报道，这个方向走下去就是我们的直播。第二要走多元化平台，一定要把不同的声音通过《时空连线》发出来，媒体再也不是起简单的教育作用，媒体更多是全面地传播信息，这时候多元化平台是联线非常重要的方向。这两点只要做好了，《时空连线》一定会非常优秀。
主持人：非常感谢刘爱民制片人跟我们一起在网上进行聊天，我们也希望《时空连线》在30年之后还依然在连通着所有观众的心，我们希望《时空连线》在新闻专题栏目当中是一棵常青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