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要略
作为“阴谋图王之书” 的《六韬》 或称《太公六韬》，源出于《金版六弢》或《太公》 237篇。故与《诗》《书》《礼》《乐》相提，与《金縢》并称，虽非太公亲笔，却是太公之书。
太公书，《史记》称《太公兵法》，《汉志》称《太公》；银雀山汉墓出土《六韬》竹简，定州汉墓则出土《太公》竹简；《后汉书》以下史志，多以《六韬》著录，似还原《六弢》之名。名称的多样，有分合为名的区别，也有时代不同的原因；其内容， 大抵不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太公》237篇。“《周史六弢》六篇”下有班固自注：“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这是三说并存而肯定的是第一说；“或曰”是疑似之语，唯“惠、襄之间”为肯定结论。惠、襄之间约是公元前676年到前651年之间。在这期间，齐先后退楚救郑，伐山戎救燕，救邢，救卫，伐狄封卫，召陵会盟，首止会盟、会王世子以安周室；又为葵丘之盟，是管仲佐桓公尊王攘夷、兴亡继绝、合诸侯、匡天下的图霸称雄时期。管仲自称“修旧法而业用之”
(《国语·齐语》。)，《唐李问对》说齐人得太公遗法，“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管仲制齐之法，其实皆得太公遗法”……太史公所说的“非兵不强，非德不昌”的兴盛之道，太公能发扬光大，王子成父能发扬光大，管仲同样能发扬光大。管仲举任王子成父将兵，故桓公称霸也赖于王子成父的武功，但管仲先于王子成父发扬光大黄帝、汤、武之道，“复修太公法”而成就桓公霸天下之业的。因此，唐太宗说：“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于王制也。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乐，以此知管仲亦王佑也。”(《唐李问对》。)为完成尊王室、匡天下的大业，管仲和王子成父继承并发扬光大了“本于王制”的兵法，即“复修太公法”。以此而使为周史官镂于金版、存作王朝典册的《太公六弢》得以整理和传承于世。所以，颜师古《周史六弢》注说：“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字与韬同也。”
《六韬》的思想内容丰富广泛、博大精深，不止于兵事，因而不是一部纯粹的兵书，而是一部文事武备兼资取鉴、治国行师并可为用的古代典籍，最集中、最全面地反映了太公的思想。崔述《丰镐考信录》指出：“古者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是以三代以上，文武之途不分，无事则用之治国，有事则用之行师……太公者，及述尧舜禹汤之道，以佐文武而开孔子者，非徒以兵事见长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太公是以此开孔子的先行者。这正点明了《六韬》的要义。所以，如依战国诸子学说归类，《六韬》思想不能说独出于哪一家，而是各家思想兼取其长而儒、道思想更显。
《六韬》开卷就强调“至公”，强调天下为公，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的思想。这正是《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儒家官天下思想的同义语。《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高诱注：“故曰‘天下之天下也’”，至公至平是图王业、取天下的根本。《吕氏春秋·贵公》：“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故《鸿范》曰：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将行，请所以治，周公曰：‘利而勿利也。’”
得天下必先用公平，失天下必自任偏私，古今不会异样。“尝试观于上志”句，高诱注：“上志，古记也”，即古代典籍，这里指《尚书·洪范》等古籍。《洪范》
讲的是治国安民的大法。其中“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等句，都强调了不要有偏私，不要结朋党；不逆反，不偏斜而保持治道的广平、至公、正直的重要意义。《洪范》作为《周书》的一篇，传为武王大业初定，向箕子等大臣所咨询的经国济民之法。在这前后，武王接受了太公的《丹书》之戒。这是箕子向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洪范》等“上志”所记大都为当时的政治要领，或即周史官所录存的档案典册。“大法”以至公至平为要，既有箕子之语，有周公之语，也必有太公之语，集而存作王朝典要。《吕氏春秋》引录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之句就来自《六韬》。这句话被历代称引为至公至平思想的最佳表达。“天下为公”的理想和号召由此树立起来。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正是儒家的理论。公而不自私、不自利而利人。《说苑·政理》：“武王问于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曰：‘爱民若何?’曰：
‘利之而勿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喜之勿怒。’”这段文字引自《文韬·国务》，与周公“利而勿利”之义同趋或有过之，也是赖周史官载传而刘向再引的儒家治国爱民的理论。
《汉书·艺文志》归《太公》入道家，是根据太公的思想、著作、治术而定的。
诸子百家兴起于战国时期，道家自不例外。但任何学说或理论的产生都有个循序渐进而形成的过程。“黄老之学起于齐学”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齐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黄老之学……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昌盛于齐的。”(《沫若文集》卷十五。)齐地礼俗和文化传统，太公必有继承。《史记·齐太公世家》《史记·鲁周公世家》都记载太公行因俗简礼之政而使齐国迅速富强起来，记载太公行简易、平易之政而使民归之。因俗本于“因循为用”之道，简易、平易则出于“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之旨。太公思想与以《六韬》为代表的著作中不乏道家思想，说明道家思想在齐地“培植”“发育”的时间是漫长的，而其“昌盛”
时期便是战国，而及于汉。有道家思想未必就是道家，太史公和班固的记载都以实录而变通，没有拘守“诸子百家兴起于战国”这一绝对界限。
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骑兵部队的出现以至于以步骑兵代替车兵而成为军队主力，一般说法是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但《六韬》中已出现“武骑士”“战骑”
等骑射用语，似乎超越了时代界限。这有两个原因，其一，太公时代已经有了“骑士”，或者说“骑射已经盛行”了。马能拉车，也能载人，是人类认识的逻辑发展，是人类实践都可证明的。殷墟第十三次发掘发现了人马合葬墓：一人、一马、一犬和一套兵器合葬在墓中。而“由马的装饰和人的武器看来，这匹马不像是用以驾车，很像是供人骑的，而这个人便是骑士”(胡厚宣《殷墟发掘》，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1995年。)。
考古发现有“马登”，又有“马先”的卜辞，则说明了“殷代的单骑和骑射已经盛行”
(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驲传制度》 ，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2期。)。既然单骑和骑射出现或盛行于殷代，则太公论及于此也就不足为怪了。其二，《六韬》“非一人之手笔”无疑义。所以，在不失太公思想主旨的前提下有窜改，有损益，都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只有这样才会产生“切近世，极人变”的无穷效果。因此，传本《六韬》中出现了“将相分职”“万乘之主”以及“骑射”等用语，可能是后人增益的结果而不是断言其为伪书的依据。
《逸周书》是周代重要典籍。《克殷》《世俘》等篇所记周初史事，多有所据。
此书大量载录了《六韬》文字，在年代等方面两书可以互相对照参证，引十条于下：
1.《文韬·盈虚》：祸福在君。
《逸周书·命训》：福禄在天。
2.《文韬·明传》：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
《逸周书·王佩》：见善而怠，时至而疑，亡正处邪，是弗能居，此得失之方也。
3.《文韬·守土》：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逸周书·和寤》：绵绵不绝，蔓蔓若何；毫末不辍，将成斧柯。
4.《文韬·六守》：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
《逸周书·文酌》：五大宝……三大工、四大商、五大农。
5.《武韬·文启》：天有常形，民有常生。
《逸周书·常训》：天下常性，人有常顺。
6.《武韬·文伐》：养其乱臣以速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
《逸周书·大明武》：委以淫乐，赂以美女。
7.《武韬·发启》：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趣。
《逸周书·大开武)：同好维乐，同恶维哀。
8.《武韬·文启》：同恶相助，同好相趣。
《逸周书·大武》：同好相固，同恶相助。
9.《武韬·顺启》：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处之。
《逸周书·殷祝》：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宜久处也。
10. 《龙韬·选将》：使之以财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告之以难，以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态。
《逸周书·官人》：试之以难，以观其勇；临之以利，以观其不贪；醉之以酒，以观其恭；从之以色，以观其常。
此外，《六韬·武韬》有《三疑》篇，《逸周书·大明武》也有“三疑……”；《北堂书抄》引《六韬》：“昔烦厚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兼并无所立，至于涿鹿之野，诸侯叛之，烦厚氏之亡也。”《逸周书·史记》也载：“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王所立，智士寒心，徒居至于独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相同记载还有许多，可以看出《六韬》和《逸周书》多相通。
足以证实文献的是考古发现。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的部分《六韬》竹简54枚，残简内容与今传本《六韬》中的《文韬》《武韬》《龙韬》的相应篇章多相合。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载《六韬》校注本分类目录是：
一、［文韬·文师］(带［］号的篇名是整理拟补的，下同)二、尚正(即传本《文韬·六守》)
三、守正(即传本《文韬·守土》)
四、［文韬·守国］
五、［武韬·发启］
六、［武韬·文启］
七、三疑(即传本《武韬·三疑》)
八、［《群书治要》所录《武韬》］
九、［《群书治要》所录《虎韬》］
十、葆启［即《六韬》佚篇］
十一、［《北堂书抄》所引《六韬》文］
十二、［《太平御览》所引《六韬》文］
十三、［《吕氏春秋·听言》《汉书·晁错传》所引《六韬》文］十四、［《六韬》佚文］
此外，银雀山出土的《六韬》简书书写时不避“邦”“恒”“启”等汉初皇帝之讳，可断定竹简书写时间在西汉之前，因而成为目前能见到的《六韬》的最早传本。
这一发现否定了《六韬》为秦汉、魏晋掇余伪撰之说，使人们进一步肯定了它的成书年代和价值。“关于《六韬》，有人认为是伪书，但1974年(应为1972年--编者注。)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了《六韬》残简五十四枚，张烈据此作《〈六韬〉的成书及其内容》一文，否定了伪书说，认为汉留侯张良所读《太公兵法》即此《六韬》”
(［日］ 谷中信一《〈逸周书〉的思想及其成书》，载《姜太公与齐国军事文化》，齐鲁书社1997年8月。)。这便是对《六韬》伪书说的修正或否定。
继汉代简书《六韬》《太公兵法》或《太公》之后，历代典籍都著录《六韬》其书或选录《六韬》其文。如《群书治要》抄录《六韬》27篇，其中12篇不见于今本；敦煌遗书唐人手写本《六韬》 ， 尚存24篇，其中18篇不见于今本；《艺文类聚》引《六韬》 20条，其中14条不见于今本；《太平御览》引《六韬》121条，其中76条不见于今本。这些情况说明，今本《六韬》当是宋元丰年间册定《武经七书》时的删定本，原本被删削不少，其他兵书掺入《六韬》的也不少。
总之，《六韬》作为中国古代的军事百科全书，初存档于金版而赖周史官传世。
其成书虽非一人手笔，递相传承更过数百千年，但至今仍保持太公“非德不昌，非兵不强”思想的要略或主旨，故非伪书。《六韬》以修德治、行仁政、以民为本的政治军事思想为主线，突出了“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及“欲击”
而“敛翼”“将搏”而“俯伏”的韬晦思想，突出了政治重于军事、文伐先于武伐、谋胜贵于兵胜的制胜之道。因而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在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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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内容
因时势制宜是太公思想的灵魂。故为求“切近世，极人变”之效，《六韬》内容增窜者必多。今本《六韬》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和《犬韬》6卷,60篇。其中《文韬》《武韬》的主旨是修德行仁,以树立致强致盛之本,太公称之为“树敛”。树敛的意思是“树德敛人”作为战胜攻取的基础,也就是以“得道”
之治而求“多助”之效。树立德政包括行仁、有德，行义、有道。其核心是行仁, 即与天下人共有天下之利, 是富民利民和富民有道。为保持全书的完整，存小异而求大同，今依次序,略述《六韬》篇目及大意于下。
一、文韬
《文韬》共12篇，依次为《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传》《六守》
《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武经七书汇解》说: “韬者, 藏之义,此内虽有兵端,而本于道德,故曰《文韬》,谓文事先于武备也。”即强调战争本于道义, 政治先于军事的理论,因此名为《文韬》,冠于卷首,以为开宗明义,而不涉及攻战之术。
《文师》中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的“官天下”思想;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又提出了“同天下之利者, 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的政治观点。明确提出: 国家可以得,天下可以取,但必以利国家、利天下为本。这一思想观点可以说一贯全书,成为讨论战争问题的出发点与前提。以《文师》为开宗明义,提出了得国、取天下的原则方法,确立了兴周灭商的政治纲领和战略决策。
《盈虚》仍然讲政治,阐述了兴衰治乱,而且涉及到了战争的盈虚胜负。国家的兴衰治乱在于君主的贤愚明暗,而不在于天命所定。贤明君主必以俭朴、爱民为务,做到公平、正直，“削心约志, 从事乎无为”,即在公正无私的前提下,君主必须约束自己的欲望, 抑制自己的贪欲,从俗顺民,任其自然,而不乱加阻挠或干涉,以清静无为之道治理国家。
《国务》论述了治国的根本当务, 即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而其根本当务和大政方针就是爱民。爱民之要则为“利而勿害, 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等, 做到对民众施加赏罚像自身承受赏罚一样，向民众征取财物同夺取自己的财物一样。
《大礼》规定了君臣之间最高的行为准则。其规范行为是:君主须体察下情,善施恩惠;臣下应守法从命,恪尽职责。最后强调君主必须“明”，即洞察一切。而“明”
的关键在于兼听广纳,在于“辐凑并进”。
《明传》以国祚传承为契机,指出君主必须避免“见善事却懈怠不做,时机来临却迟疑不决,知其错误却泰然处之”之弊,而提倡“柔和而清静,谦恭而敬谨,强大而自居弱小,隐忍而实刚强”的德性,力争做到“正义胜过私欲”“敬谨胜过懈怠”以求国家的昌盛和吉祥。
《六守》论的是选任人才时必须慎守的仁、义、忠、信、勇、谋六条准则, 叫做“六守”。而要知其是否具备这六条准则, 则要用富之、贤之、付之、使之、危之和事之六种方法加以考核。这是依法太公“上贤、去不肖”的原则提出的。《六守》中还提出了太公的“三宝”思想。“三宝”强调农、工、商对于富强国家的支柱地位和作用, 是农、工、商并重即“本业”和“末业”并重的经济思想的体现。太公为周设立九府圜法,就是基于其“三宝”并重的经济思想。
《守土》 简述了保守国土与政权的根本策略。 这一根本策略就是“仁义”或称“仁义之纪”。其核心是富民,目的是“敬众”与“合亲”,即强调敬而不失天下民众、合而不疏亲戚宗族的重要意义和根本方法：敬天下民众而得众,则无败;合亲威宗族而合亲,则无害。敬众合亲在于“富”,在于“施”；而能富善施才叫做行仁政。
《守国》表述了保守国家的原则与方略。天下安定, 仁人圣君守常不作；天下动乱, 仁人圣君则起而拨乱反正,一切都为了安民济物,是圣贤助成天地生长万物的修道术思想。顺万物的生、长、敛、藏规律而参助天地化育,必有功;顺万民的乐安恶乱心理而安民济物,必有成。这样保守国家，就可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光。
《上贤》强调了君主要尊重德才兼备的贤能之士，要做到依法尊崇德才兼备的贤人，罢黜无德才之辈，任用忠诚信实之人，排除奸诈虚伪之徒；制止暴乱行为，严禁奢侈风气。为此，君主必须警惕和防止“伤王之德”“伤王之化”“伤王之权”“伤王之威”“伤功臣之劳”“伤庶人之业”的六种人和事，叫做“六贼”。而君主对于有害于统理民众、治理国家和军队的七种人和事，要“勿使为将”“勿与谋”“勿近”
“勿宠”“勿使”“禁之”和“止之”，以此对“七害”加以取缔和抑制。
《举贤》论述了举贤任能的原则和方法。分析了“举贤”而无功的原因在于“举贤而不能用”。而导致这种过失的则是君主喜任世俗所称道的人，故不能得到真贤。
因为，君主以世俗称道的人为贤能，以世俗诋毁的人为不肖，这样，多搞关系、多结朋党的人就会被选用；不搞关系、不结朋党的人就会被排斥。长此以往，邪恶的人就会结党营私以埋没贤能，忠臣无罪有功而被置于死地，奸臣凭借虚名骗取权位，所以社会越来越混乱而国家也难免危亡! 因此举任人才应该实行将相分工的办法，各自根据各级官吏应该具备的条件推举人才，根据官吏的职责考核其工作实绩。选拔各类人才，考察其能力的强弱，使其德才与官职相称，官职同德才相称，便是举用贤能的原则和方法。
《赏罚》篇叙述了赏罚的目的及实行赏罚的原则。“赏所以存劝，罚所以示惩”
是赏罚的预期目的。而只有实行“赏者贵信”即实行奖赏必讲求信用，“罚者贵必”
即执行惩罚必须实行的原则，才能达到“存劝”“示惩”的目的。
《兵道》论述了用兵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首先阐明了“兵道贵一”的神奇效应，强调统一指挥、步调一致，以求达到“独来独往”及“阶于道”“几于神”的境界；二是强调了“兵为凶器， 不得已而用之” 的慎战思想；三是说明了“存”与“亡”
“乐”与“殃”的相互转化关系，同时也间及于军阵隐秘和“兵胜之术”的略述。
二、武韬
《武韬》 共5篇：《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王其修德以下贤，惠民以观天道。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这可视作《武韬》的总纲，即以武力取天下的总战略。以《发启》
为首篇，而从取天下的战略决策角度论述开来，着重强调了修德惠民，礼贤下士，静待天殃、人灾并见，乃可以为谋的制胜之道。静待期间要把自已的国内治理好，首务是官贤任能、广施恩德于民，以待有利时机。时机不到，不可轻举妄动。在有利时机到来时发动进攻，就可“全胜无斗，大兵无创”，即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受损失而获取全胜。要实现以武力取天下，必须“利天下”，以取得天下人的同情和支持。“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
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共济，济则皆其同利，败则皆同其害。然则皆有启之，无有闭之也。”与天下共利，为天下谋利的人，必然得到天下人的拥护而为他“取天下”打开大门；与天下人同舟共济，与天下人同其利害的人，则得天下人之心、得天下人之助，所以无往而不胜。总之，《武韬》以《发启》开宗明义，总述了吊民伐罪、夺取天下的策略，约为以下六条：一要“修德以下贤，惠民以观天道”；二要正确认识战略形势，通过对天道、人道等各方面的观察，来把握时机是否成熟，必须待时而动；三是要战则必胜，实现“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的战争目标； 四要夺取天下， 必务收揽民心，与民同利；五要隐蔽自己的战略意图，做到“大智不智， 大勇不勇， 大利不利”“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及“圣人将动，必有愚色”等；六是指明了商朝灭亡的征兆已出现、灭商的战略时机已经成熟。
《文启》论述了谋求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政方略。其一是必须实行无为而治，置法出令要顺其自然，合乎民心；其二是对民众广行教化，自身正而后正人，强调简省刑罚而因势利导，通过教化使人心“爱其上”，以实现天下大定之治。
《文伐》就是“以文事伐人，不用交兵接刃而伐之也”，即不以军事手段，而用政治、外交等手段来实现分化、瓦解、削弱敌人的目的，为从军事上打击敌人和最后消灭敌人创造条件。《文伐》篇列举了12种破坏敌国的权谋诡诈之术，如“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奸事”“辅其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等。
只有把“文伐”和“武伐”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所以本篇最后指出：
“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
《顺启》论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指出君主应该具备气度包容天下、信义盖过天下、仁爱盖过天下、恩德盖过天下、权势盖过天下、遇事果断不疑不易六个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并能广利天下、时刻不忘“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这个道理。
《三疑》论述了攻强、离亲、散众的三种策略。指出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具体说来就是因之、慎谋、用财。即因势利导，慎用谋略，离间敌君亲信，收买敌国臣民等。
三、龙韬
《龙韬》共13篇：《王翼》《论将》《选将》《立将》《将威》《励军》《阴符》
《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征》《农器》。《龙韬》继《武韬》之后再次论述了军事本身的一般原理。
《王翼》 篇阐明了军队司令部的重要地位、 作用及其构成，规定了司令部成员“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授职，各配所长”的选配方法，也就是任用各级将官的原则。司令部应由腹心、谋士、天文、地利、兵法、通粮、奋威、伏旗鼓、股肱、通才、权士、耳目、爪牙、羽翼、游士、术士、方士、法算72人组成，分管作战、训练、宣传、间谋、天文、通信、工程、医务、军需等各方面的工作。
《论将》论述的是将帅应该具备的品德和素质以及必须避免的缺陷。将帅应该具备和发扬勇、智、仁、信、忠五种品质，即“五材”，而避免“勇而轻死”“急而心速”“贪而好利”“仁而不忍人”“智而心怯”“信而喜信人”“廉而不爱人”“智而心缓”“刚而自用”“懦而喜任人”等10种个性品质上的缺陷，即“十过”。
《选将》论述了选任将领和考验将领的方法。指出不可以外貌取舍人才，而应通过言谈举止来考察和识别以定弃取。考察人才的方法有八，叫“八征”，包括言辞、间谍、财货、女色、危难、醉酒等，以考察其言辞、应变、诚实、德行、廉洁、贞节、勇怯及态度。
《立将》篇阐明了两个要点：一是将帅对国家安危所系责任重大，“社稷安危，一在将军”，因此将帅必须做到“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不轻敌，不冒险，不轻视部下，不违背众愿，与士同甘共苦。二是君主应该而且必须信任将帅，给将帅以机断处置、灵活指挥的权力，即贯彻“国不可以从外治，军不可以从中御”的原则，做到“军中之事， 不闻君命， 皆由将出”，使“临敌决战，无有二心”的将帅得在“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的心情环境中充分发挥其指挥才能，以“战胜于外，功立于内”。司马穰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孙武“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和《孙子·谋攻》国君造成“縻军”而使“军士感”“军士疑”最后导致“乱军引胜”
的说法都一样，是对太公“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这一制胜原则的继承与发展。
《将威》论述的是将帅树立威信的原则和方法。将帅要树立权威，以保证全军步调一致、令行禁止，就离不开严明的军纪，而严明的军纪必须依靠赏罚手段。赏罚的原则是公正严明，罚不避亲、赏不避仇, 就是公正严明。罚贵大，赏贵小，即“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只要做到“刑上极、赏下通”，就可树立起将帅的权威，而获令行禁止之效。
《励军》就是要鼓励军心士气。其方法有三：一是“礼”，将帅“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做到与士兵同寒暑；二是“力”，“出隘塞，犯泥涂，将必先下步”，将帅做到与士兵同劳苦；三是“止欲”，“军皆定次，将乃就舍；炊者皆熟，将乃就食；军不举火，将亦不举”，将帅做到克服私欲，与士兵同饥饱。
《阴符》是君主授予将帅兵权和调动军队所用的凭证，是兵权的象征，也是秘密通信的工具、方法。这里首先阐明了阴符的作用：“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三军卒有缓急，或利或害，吾将以近通远，从中应外，以给三军之用。”其次详细说明了八种阴符的不同形制及其包含的内容。最后指出了使用阴符时必须注意的事项，特别强调要快速、保密。
《阴书》说的是古代又一种秘密通信方法，本由阴符演变而来，能比阴符传递更加具体的消息。首先阐明了阴书的作用，即在“主将欲合兵，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其事烦多，相去辽远，言语不通”的情况下，须用阴书。继而具体介绍了阴书的使用方法是“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最后指出了该方法的保密性是“敌虽圣智，莫之能识”。
《军势》论述了屈敌制胜的指挥原则。一是要因敌情用兵，灵活机动，不拘一格，即“势因于敌家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以此争取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二要未战先胜，不战而屈人之兵，即“善战者，不待张军”，“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三要把握作战指挥中事、用、动、谋四个环节的适度配合。“事莫大于必克，用莫大于玄默，动莫神于不意，谋莫善于不识”；四要通过侦察判断弄清敌情，防止“未见形而战，虽众必败”；五要戒免指挥作战的优柔寡断、当断不断以致坐失良机，即“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 而必须做到“见利不失，遇时不疑”，不错过一切有利战机；六要强调兵贵神速，只有做到“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才可能收到“当之者破，近之者亡”的攻战效果。
最后指出：指挥作战如能把握上述原则，就可“野无衡敌，对无立国”了。
《奇兵》阐明了战争的胜败取决于“神速”，而“神速”意为神妙莫测的有利态势。要造成这种“神势”，即有利态势，离不开示形用奇。并详细列举了通过示形用奇来制造“神势”的26种方法。强调，灵活机动，随机应变，出奇制胜，是指挥作战应把握的基本原则，即所谓“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不能治乱，不可以语变”。最后指出将帅必须具备仁、勇、智、明、精微、常戒、强力7种素质，并强调“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
《五音》篇说的是中国古代宫、商、角、徵、羽5个音阶。介绍了用五音配合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观察和判断敌情的方法，科学意义不大。但利用各种手段来侦知敌情，以做出相应决策而争取战胜敌人的思想则不无可取之处。
《兵征》论述了通过各种征候以预测战争胜负的方法。首先指出“胜败之征，精神先见”；继而说明通过对士气的盛衰、阵势的治乱、军纪的严弛来判断敌军的强弱和预测战争的胜负；最后论述了通过“望气”来判明城邑是否能攻克。
《农器》篇的中心思想是强调富国强兵，提倡富兵强农、兵农合一。开篇揭示了“天下安定，国家无事”之时，必修“战攻之具”而设“守御之备”，做到安不忘危、和不忘战；接着论述了要做到安不忘危、和不忘战，则须平战结合，寓兵于农，兵农合一，所谓“战攻守御之具，尽在于人事”，就是把平时的生产生活器具，战时转化为武器装备；平时的行政组织，战时转化为军事组织；平时的农业设施，战时转化为军事工程；平时的生产技术，战时转化为战斗技术。最后指出，国家平治和战争胜利全在于男耕女织各安其处，各乐其业，贯彻“必使遂其六畜，辟其田野，安其住所，丈夫治田有亩数，妇人织纫有尺度”的富国强兵之道。
四、虎韬
《虎韬》共12篇：《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
《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
《军用》就是军队的各种武器装备。武器装备作为战争力量的诸要素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军队战斗力的物质基础。故《军用》首先指出武器装备的重要作用，即所谓“王者举兵，三军器用，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接着以出兵万人为例，较详尽地罗列了陷坚阵、败强敌所需要的兵器的种类、数量、编制配备及运用；陷坚阵、败步骑所需要的兵器的种类、数量、编配及运用；败骑兵、要穷寇、遮走北，所需要的兵器种类、数量、编配和运用; 军队拒守、越堑、渡河、结营等所需要器材的种类、数量、编配和运用。最后指出,除上述配备的器材外,还需配备整治、维修各种器材的工匠,以随时修补毁坏的器材。
《三阵》论述了天阵、地阵、人阵三种阵势的布列方法, 即三种战斗队形的排列方法。天阵是依据各种天象布列的阵势，地阵是依各种地形布列的阵势，人阵是即依武器装备和部队的实际情况布列的阵势。强调阵势的布列要考虑到天候、地形等自然条件,更要考虑到有利于充分发挥己方的战斗力、抑制彼方的各种有利因素,以扬长避短,夺取胜利。
《疾战》论述了突围作战的战法。一是当部队被敌军包围、与前后左右的联系被切断、粮道被阻绝而成为“困兵”时，在作战指挥上，首先应以最快的速度突围，迅速摆脱不利环境，所谓“暴用之则胜，徐用之则败”;二是在突围过程中,先以车辆扰乱敌人,继以主力实施中央突破,便可达到突围目的;三是突出敌人包围后,对尾追之兵要设伏加以围歼。
《必出》论述的是夜间突围作战和渡江过河的方法。突围作战须有充足的器材和勇猛的战斗精神；要探实敌情，选择敌人力量的薄弱处为突破口，实行突然性突围，时间宜在夜间；勇敢善战的部队为前锋开路，大军随后继进，并设埋伏，阻敌追兵。
在后无退路、前有敌军把守的江河阻挡的情况下，要渡江过河，首先应有充足的渡河及水上运输器材；其次要鼓励将士，保持高昂的士气，以“勇斗则生，不勇则死”的精神，以求胜利渡过江河。
《军略》从在泽薮溪谷作战必备的各种器材说起，论述治军的方略：一、必须把握计划、器材、教育和训练几个要素，如“虑不先设，器械不备，教不素信，士卒不习”，就“不可以为王者之兵”；二、“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只有将人和武器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现实的战斗力；三、分别介绍了攻城围邑、行军宿营、越过沟堑、渡过江河等所应准备的器材；最后指出只要器械准备周全、训练精熟，就可赢得战争的胜利。
《临境》论述了袭扰和击败敌人的作战方法。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为破敌取胜，必将部队分为前、中、后三军：前军修筑工事，完善守备；后军多积粮饷，隐蔽意图；中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即可取胜。如敌军对上述战法已有戒备，则须不断地骚扰敌人，等到敌军疲劳和惊恐不安时，再发兵突袭，即可取胜。
《动静》论述的是在两军对阵时以迂回和伏击取胜的战法。其一是虚张声势，设伏击以败敌；其二是佯装失败后撤，诱敌入我伏击圈以击败敌人。
《金鼓》叙述了防敌夜袭、防御反击以及追击敌军时防止被敌伏击的战法。防敌夜击的方法是，“以戒为固，以怠为败”，警戒严密，加强防备，详细侦察敌情，事先规定好口令暗号，随时作好战斗准备。如敌军来袭，因见我军戒备森然而会撤退，其时敌人“力尽气怠”，我正可出精锐部队进行防御反击，但在追击敌军时要慎防中敌埋伏。为避免中敌埋伏，应将部队分为三部，尾追敌后，在未到敌军设伏处前即同时发起攻击，这样可把敌军击败。
《绝道》强调作战要占据有利地形。首先指出，率兵深入敌国境内“必察地之形势，务求便利”，即依托山林、险阻、水泉，占据有利地形，把握交通要道。这样，我军会坚不可摧。继而论述了在行军经过大陵、广泽、平易地带时，要防止突然与敌人遭遇并被敌军包围，须侦察弄清敌情和地形。如地形不利，则应以武冲战车为前锋，并派出后卫队两支，分别离大队百里和五十里。这样，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互相掩护，前后照应，以保持“三军常完坚，必无毁伤”。
《略地》论述的是攻打城邑的作战方法。方法之一是，攻打敌人城池，一要加强警戒，扼守交通要道，切断敌人外援，使城内被围军民恐慌不安而出降。同时要防止敌人假投降、真反击；二是采取“围师必阙”的办法，诱敌出城突围，乘机予以全歼；三是围城打援，“审知敌人别军所在，及其大城别堡”，严加防备，使敌人援兵“必莫敢至”；四是敌城既克之后，要严肃军纪，秋毫无犯，以“仁义”“厚德”收揽民心，安抚万民，稳定秩序，这样，“则天下和服”。
《火战》论述的是在深草及灌木丛林地带防御敌人火攻的方法。强调要加强警戒防备，即要“远望左右，谨察前后”。一发现敌纵火攻我，可先将我军前后的茂草烧成“黑地”，构成一条防火带，并将强弩材士部署在左右进行防护，免受敌人火攻的威胁。如敌人出至黑地，我军应结成“四武冲阵”，用强弩护卫两翼。这样虽不能取胜，也不致失败。
《垒虚》论述侦知敌人营垒虚实的方法及据此而采取的战法。首先强调将帅必须“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继而指出“登高下望”“望其垒”“望其士卒”
以了解敌军的“变动”、敌人营垒的“虚实”和敌人的“去来”。如“听其鼓无音，铎无声”“垒上多飞鸟而不惊，上无氛气”，即可知敌人的营垒空虚。敌人突然出动不久，便有士兵往回跑，说明敌人行动仓促，导致阵形错乱，这时“急出兵击之，以少击众，则必胜矣”。
五、豹韬
《豹韬》共8篇：《林战》《突战》《强敌》《敌武》《鸟云山兵》《鸟云泽兵》
《少众》《分险》。
《林战》论述了在森林地带作战的原则与方法。指出：在林地作战，要达到“守则固”“战则胜”的目的，在兵力布置方面，应将士卒布列成“四武冲阵”，弓弩在外面，戟盾在里层。要斩除草木，开辟道路，以便于战斗；训戒三军严守秘密，不使敌军知我军情。在作战指挥方面，应以矛戟队作为攻击主力，并将其分为若干小分队，相互应援；林木稀疏之处，则以骑兵为辅，战车居前，见有利时机即战，见不利则止；林内险阻之处，应将主力布署为“四武冲阵”，以防备敌人自前后左右袭击。与敌接战后，宜速战速决，各分队轮番作战，轮番休息，以此克敌取胜。
《突战》论述的是反击敌军突袭和击败敌人攻城的战法。首先指出在敌军长驱直入攻我城池的情况下，必须针对敌军远程奔袭、携带粮草不多的弱点，使我远方精锐部队截断敌军退路，并同城内被围部队暗中约定会攻日期，择昏黑夜晚对敌实行内外夹击，使“敌人虽众，其将可掳”；接着论述了敌人分路来袭、有的已攻至城下而其大军尚未到来的情势下，我须先搞清敌情，预作准备，并在城外布设伏兵，同时完善城守设施，假装全力守城而诱敌攻城。其时我可速发伏兵，猛击敌人，即可大败敌军。
《敌强》论述了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势下对付敌人夜间袭击的战法。其一是在敌人乘夜间突袭我军，即所谓“震寇”，对此不应消极防御，而应采取以攻对攻的战法。选用精锐的材士、强弩、轻骑为左右翼，“疾击其前，急攻其后，或击其表，或击其里”，便可胜敌；其二，如我军已被敌包围，部队处于即将溃败的紧急关头，则“当明号审令”，鼓励士气，派出勇锐将士，大造声势，以弱示强，搞清敌情，向敌人展开猛攻，使“中外相应，期约皆当”，也可破敌致胜。
《敌武》论述的是遭遇战的战法。首先指出，突然同敌军遭遇，在敌军“甚众且武， 武车骁骑， 绕我左右”的情况下，如处理不当，即可能遇到失败，因此称之为“败兵”。而“败兵”要取得作战的胜利，则须将武车骁骑布列在两翼，同时将材士、强弩埋伏于道路两侧。诱敌入伏，再行出击，即可破敌取胜；其次，如在“敌人与我车骑相当，敌众我少，敌强我弱，其来整治精锐，吾阵不敢当”的情况下，应将材士、强弩埋伏在左右，车骑坚阵而处，等敌人入伏时，左右前后四面夹击，也使“敌人虽众，其将必走”。
《鸟云山兵》论述的是山地防御作战的战法。首先指出部队驻扎在山上山下的弊端：“处山之高，则为敌所栖；处山之下，则为敌所囚”。继而论述了军队驻扎在山下时，应布阵成鸟云之阵，即控制机动部队、支援各个方向作战的阵势。其具体做法是：加强警戒，山的前后左右四面都须派出警戒；凡是敌人有可能侵入的地段，都要设防，并以战车阻绝交通要道和谷口；高树旌旗，密切联系，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战斗，以此构筑起一座坚不可摧的“山城”。这样，敌人来攻，可遭破败。
《鸟云泽兵》论述的是河流川谷作战的原则和战法。首先，在同敌人“临水相距，敌富而众，我贫而寡，逾水击之时则不能前，欲久其日则粮食少”以及器械不备、补给困难的情况下，应设法欺诈敌人，赶快脱离危险区，并设置伏兵，阻止敌军追击，叫做“索便诈敌而亟去之，设伏兵于后”。其次，在“敌人知我伏兵，大军不肯济，别将分队以逾于水”的情况下，应以“鸟云之阵”歼敌。就是等到敌人先遣队渡河后，对其发起猛烈攻击。敌人部队见其先遣队形势危急，必渡河来支援。这时，我伏兵和车骑四面围攻，敌军必败。最后指出：用兵作战必须灵活机动，鸟散云合，变化无穷。
《少众》说的是以少击众、以弱胜强的战法。怎样创造以少击众、以弱击强的战例？首先：以少击众，宜在夜昏、草丛、险隘的天时和地形条件下，采取伏击、截击等法作战来歼灭众多的敌人；以弱胜强，则须同大国结成联盟，得到邻国的支持和援助；其次，若在“我无深草，又无隘路；敌人已至，不适日暮；我无大国之与，又无邻国之助”的情势下，要实现以少击众、以弱胜强的必胜之战，则须虚张声势，示形动敌，诱使敌军经过深草、险隘之地，以伏击敌人。与此同时，仍须利用各种外交手段，“事大国之君，下邻国之士，厚其币，卑其辞”，以争取“大国之与，邻国之助”。
《分险》论述的是于山水险隘地带作战的战法。首先指出敌我双方在山水交错的险隘地形上形成对峙的情况下，作战指挥上要加强戒备，“处山之左，急备山之右”，以防被敌人包围而使敌人无隙可乘。接着指出由水路、山路向敌人发动进攻的方法：
从水路发起进攻，当先头部队渡河之后，应立即“广吾道，以便战所”，将武冲战车配置在前后，以材士强弩布列正面，阻绝其他道路，建立起稳固的滩头阵地，以掩护主力部队渡河；从山路发起进攻，兵力配置应以武冲战车为前导、大盾战车为后卫，材士强弩布列在左右两翼，以步兵为主力从正面进攻，战斗时，左、中、右三军齐头并进。“并攻而前”，即可击败敌人，取得胜利。
六、犬韬
《犬韬》共10篇：《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车》《战骑》《战步》。
《分合》论述了集结军队、约期会战的原则和战法。指出：要将分散在各地的分队集结起来，大将必须首先确定会师的地点和时间，然后再通知所属各部将领。战争中时间就是生命，就是胜利。遵守时间、赢得时间，就会赢得胜利。因此，必须严格时间观念，以争取胜敌获功。这就要严格军纪，对按时间到达集结地的，予以奖赏；不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的，予以惩罚。“如此则远近奔集，三军俱至，并力全战”，击败敌人。
《武锋》，“武锋”即勇猛的突击部队。本篇指出用兵作战，必须有勇猛善战的突击部队，其次要善于把握有利战机。并详细列举了“敌人新集”“人马未食”“天时不顺” “地形未得” “疲劳”“不戒”“将离士卒”“奔走”“不暇”“乱行”
“心怖”“涉长路”“济水”“阻难狭路”等14种可以利用的战机。因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有利战机稍纵即逝，所以捕捉、把握或创造有利战机，是取胜的关键。强调只要抓住战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即可取得作战的胜利。
《练士》论述了挑选士卒和编组队伍的原则。士卒的选编作为军队建设的一个基本要素，直接关系到军队战斗力的强弱。要根据士卒身体的强弱、身材的高低、社会地位、思想及心理状况的不同，把士卒分成不同的类别，组编成不同的分队，即本篇中所列举的“冒刃之士”“陷阵之士”“勇锐之士”“勇力之士”“寇兵之士”“死斗之士”“敢死之士”“励钝之士”“必死之士”“幸用之士”“待命之士”等多类。
这样做，平时有利于管理训练，战时有利于发挥各自的特长。
《教战》阐述的是军队进行军事训练的内容与方法。其训练内容是：使士兵明确了解各种指挥信号和方法，掌握“金鼓之节”，保持行动一致，步伐整齐；要三令五申，强调训练纪律，使士兵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教会士兵按时起居作息，熟练掌握和使用各种兵器以及熟悉不同的阵法。其训练方法是：贯彻循序渐进、由简到繁的原则，先单兵后合成，由点到面，逐步推广。由简到繁，不断提高训练水平，这样练成的军队方“能成其大兵，立威于天下”。
《均兵》，“均兵”指的是各军兵种作战能力的对比。本篇首先指出了车兵、骑兵、步兵的不同特点、地位和作用：“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遮走战车的重大作用在于攻坚陷阵、截击强敌、断敌退路，骑兵则可用以侦察警戒、跟踪追击溃逃之敌、切断敌人粮道和袭击散乱流窜的敌人。接着比较了平坦地形和险隘地形两种情况下步兵、骑兵和车兵之间的作战能力。最后论述了车兵的编制及其在平坦地形上应采取的不同战斗队形，骑兵的编制及其在平坦地形和险隘地形上采取的不同战斗队形。
《武车士》，“武车士”指的是勇猛善战的战车兵。本篇论述的是选拔战车兵的标准、条件与方法。首先，强调战车兵的年龄宜在40岁以下，身高7尺5寸以上，有良好的驾车技术，箭法娴熟，武艺高超；其次，指出战车兵待遇从优，即“不可不厚”。
《武骑士》，“武骑士”就是勇猛善战的骑兵。本篇说的是选拔骑兵的标准、条件与方法。选拔骑兵的标准，首先是年龄在40岁以下，身高7尺5寸以上，其次是身体强壮，射术精湛，箭技高超，能够“越沟，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众”。最后同样强调对骑兵在待遇上“不可不厚”。
《战车》论述了车兵作战的不利地形和有利地形。战车有较强的攻防能力，但宜于平原旷野作战而不适于山林和泽薮地区。因此，地形、地貌、道路等条件都会影响到车战的胜负。本篇首先指出了车、骑、步兵的战术特点：“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接着具体论述了车战的“十死之地”，即十种不利地形；车战的“八胜之地”，即八种有利战机。最后指出了将领如果“明于十害八胜，敌虽围周，千乘万骑，前驱旁驰，万战必胜”。
《战骑》论述了骑兵作战须把握的有利战机及应避开的不利地形。指出：骑兵作战有“十胜九败”，即十种有利战机和九种不利地形。十种有利战机是：“敌人始至，行阵未定， 前后不属” “敌人行阵不固，士卒不斗”“敌人暮欲归舍，三军恐骇”
“敌人奔走，士卒散乱”等，在此种情况下，只要使用骑兵冲击，即可取胜。九种不利于骑兵作战的地形是：败地、围地、死地、没地、竭地、艰地、困地、患地、陷地。
最后指出：“此九者，骑之死地也。明将之所以远避，暗将之所以陷败也。”
《战步》论述的是步兵同战车、骑兵作战的方法。“步，贵知变动”。其最大的特点是灵活性大，并宜于各种地形、天候和战斗形式。但快速性不如骑兵，稳固性不如战车，是其弱点。故本篇首先指出，步兵同战车、骑兵作战，必依托丘陵险阻，占据有利地形；在兵力部署上，以长兵器强弩在前，短兵器居后，轮番战斗。继而论述了在无丘陵险阻地形可依托的情况下，同战车、骑兵交战，须将部队布列成“四武冲阵”。并设置行马、蒺藜等障碍物，以迟滞敌军行动，再深挖战壕，构筑防御工事，使可抵挡敌军战车和骑兵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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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四库提要辨证·六韬
四库提要辨证·六韬(节录)
余嘉锡
六韬六卷，旧本题周吕望撰。考《庄子·徐无鬼》篇，称《金版六弢》。《经典释文》曰，司马彪、崔 云《金版六弢》皆周书篇名，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则战国之初，原有是名，然即以为《太公六韬》，未知何据。
嘉锡按：唐魏征《群书治要》卷三十一引《六韬》，其次第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犬韬，唯未引豹韬耳。《后汉书·何进传》章怀太子注云：“《太公六韬》篇：
第一霸典，文论；第二文师，武论。第三龙韬，主将；第四虎韬，偏裨；第五豹韬，校尉；第六犬韬，司马。”《郡斋读书志》卷十四云：“分文、武、龙、虎、豹、犬六目。”《玉海》卷百四十《兵法门》云：“《武经七书·太公六韬》：文韬一、武韬二、龙韬三、虎韬四、豹韬五、犬韬六。”……《汉书艺文志·兵家》不著录，唯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三国志·先主传注》 始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 《商君书》，益人志意。”《隋志》始载《太公六韬》五卷，注曰梁六卷，周文王师吕望撰。唐宋诸志皆因之。……按《淮南子·精神训》云：“故通许由之义，而《金縢》《豹韬》废矣。”注云“《金縢》《豹韬》，周公太公阴谋图王之书也。”明指《豹韬》为太公作，盖即今《六韬》中之一篇。《后汉书·何进传》云：“大将军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宕说进曰：
《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又《徐璆传》及《左雄传》注并引谢承书曰：“淑字伯进，善诵《太公六韬》。”是则《六韬》之书，已盛行于后汉，不始于三国。且皆以为太公所作，亦不始于陆德明。《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曰：“权谓蒙及蒋钦曰：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
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此亦在先主遗诏之前，《提要》亦未之引也。孙权言省诸家兵书，大有所益。即指《孙子》《六韬》，与先主言益人意智语意相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其必有以取之矣。《淮南》以《豹韬》与《金縢》并言，《金縢》既记周公之事，则《豹韬》亦必托始周初。高诱以为太公所作，其言必有所受之，初非曲说。《淮南》独举《豹韬》，不云《六韬》者，古书本自单篇别行，以《豹韬》中多阴谋，故取以与《金縢》为对也。再征之于《庄子》之《金版六弢》，则其名之所从来甚远，更不始于后汉。《汉志》著道家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而无《六韬》之名。盖《汉志》著录之例，只以著书之人题其书，而不别著书名，《老子》不名《道德经》 ， 《淮南》不名《鸿烈》，《蒯子》不名《隽永》，故太公之书不名《六韬》《阴谋》《金匮兵法》等也，至《隋志》乃著之耳。《汉志》又有一例，则以人类书，不以书类人。太公之二百三十七篇，分为《谋》《言》《兵》，犹之刘向所序六十七篇，分为《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分为《太玄》《法言》《乐》《箴》也。此三人著作，尚为纪载极详者，其他则多合为一家，并不分著。如陆贾之二十三篇，其中有十二篇为《新语》，明见于本传，而志不载其名。况太公之《六韬》《阴谋》《金匮》等，皆兵八十五篇中之子目，自更不暇见于著录矣。以《六韬》不著录，疑其非汉时书，则《新语》亦不著录，使其不见于本传，亦将谓陆贾本无此书乎？《汉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下班固自注云：
“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是太公之书有后人增加之文，班固已明言之。班云近世，则增加之文或出于西汉。其间有避“正殿”
之语，“将军”之号，固不足怪。特是《六弢》《豹韬》之名，见于《庄子》《淮南》，则是战国秦汉之间本有其书，汉人仅有所附益，而非纯出于伪造。周秦诸子，类非一人之手笔，此乃古书之通例，又不独《六韬》为然，至于《汉志》儒家之《周史六韬》，班固既明著为惠襄时人，又云孔子问焉，则其人必非太公，其书亦必非兵家之《六韬》，师古之言，显为附会。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卷四云：“按今《六韬》乃文王武王问太公兵战之事，而此列之儒家，则非今之《六韬》也。六乃大字之误，《人表》有周史大 。古字书无 字，《篇》《韵》始有之，当为字之误。庄子则阳篇仲尼问于太史大，盖即其人，此乃其所著书，故班氏有孔子问焉之说。颜以为《太公六韬》
误矣。今之《六韬》，当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其所考证，极为真确，真不刊之说也。……
又《龙韬》中有《阴符篇》云主与将有阴符，凡八等。克敌之符长一尺，破敌之符长九寸，至失利之符长三寸而止。盖伪撰者不知阴符之义，误以为符节之符，遂粉饰以为此言，尤为鄙陋，殆未必汉时旧本，故周氏涉笔谓其书并缘吴起，渔猎其词，而缀辑以近代军政之浮淡，浅驳无可使用。胡应麟《笔丛》亦谓其文代阴书等篇，为孙、吴、尉缭所不屑道。然晁公武《读书志》称元丰中以《六韬》《孙子》《吴子》
《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颁武学，号曰《七书》，则其来已久，谈兵之家，恒相称述，今故仍录存之，而备论其踳驳如右。
按《六韬》之书，传之自古，远有端绪，已具见于前。提要所疑为非汉时旧本者，实无强有力之证据。此节所言，虽亦未尝无理，然此乃纯驳之说，而非真伪之说也。
古人著书，不皆精粹，浅陋之处，固所时有。九流百家，所出既异，故操术不同。宋明人读书，好以当时理学家言时非古人，尤非通方之论。此书实是汉时旧本，非后世所能依托，特惜其为后人妄有删削，遂致残缺不完耳。唐人自杜佑《通典》以下，谈兵之书，引用是书者至夥，又不待宋元丰时颁之武学，始知其来已久也。孙星衍作六韬序，深信其为古书，然必以为即儒家之《周史六弢》，牵强附会，转不能自圆其说，故详考之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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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如何读《六韬》
如何读《六韬》
［美］凯德·史密斯
今天我将谈谈战国时代的一部兵书，即所谓“太公六韬”。我说“所谓”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本来的名字应该叫什么，到了三国时代才有史书用了“六韬”这个名字。
“六韬”的十几个片段也在银雀山被发现了，吴九龙教授把它们整理出来，并且作了详细的解释，那是很大的学术成就，我们对他都十分感激。而我们自己并没有什么学问，而且研究“六韬”的时间并不长，今天就这个问题发言，纯属抛砖引玉，敬希诸位专家指正。
我的题目是“如何读‘六韬’? ”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目的：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读“六韬”怎么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的古代文化?另外一个方面是方法:我们怎么读这本书,应该用什么学术方法来研究它?
我首先将谈第一个方面,即“六韬”的重要性。简单地说,这方面可以分为三个题目。第一是“六韬”的内容。众所周知, “六韬”的内容很丰富,很复杂,不仅提出了《汉书·艺文志》所说的“权谋”“形势”“阴阳”和“技巧”, 而且还论述了我们今天所称的心理学(见“选将第二十”) 和密码学(见“阴符第二十四”与“阴书第二十五”)。我认为“六韬”似乎像一本军事百科全书,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能帮助我们解释战国末期的军事思想。
第二,“六韬”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它提出很重要的学术问题,即战国时代的文献是什么东西。从宋朝以来像何去非、叶适、黄震等学者都怀疑“六韬”不是周初的书籍, 清朝考证家认为是伪书。到了民国的时候才有余嘉锡教授提出,“周秦诸子,类非一人之手笔”的解释(见他的“四库提要辨证”)这类观点。解放后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的李零教授(在《九州学刊》) 和文物部古文献研究室的韩仲民教授(在《中国书籍编纂史稿》) 指出先秦文献的选集性或丛书性,韩教授说,“先秦诸子书……却不是一人一时的著作, 而且编纂者也没有一定的系统和体例,由于篇章单行,抄集在一起的时候, 同一篇作品抄进不同的集子的情况是常有的”。在“六韬”里这也是常见的。
不过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太公”文献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之下分为“六韬”“金匮”“太公兵法”等书籍(这些标题见于《隋书·经籍志》《太平御览》等书目) ?研究这些问题能帮助我们了解战国时代文献的发展过程。第三, 宋本“六韬”跟先宋的“六韬”的几个文献系统的关系还不清楚。一般地来说, 有三种文献资料。第一是考古家所发现的竹简,像银雀山和定县的“太公”资料;将来这种资料大概会增加。第二是唐代的敦煌手抄,虽然缺掉了首尾,但还有很大的文献权威。第三是中古时代的类书,像梁朝的庚仲容的“子抄”(现在收录于马总的《意林》) ,唐朝的魏征等人的《群书治要》等。也有同时代各书籍注疏引述《六韬》的片语或句子。这些资料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文献的流传过程,了解古文献从先秦时代到今天所走的一条路,是什么因素影响它的形成和重新形成。
从这三个角度来说--即《六韬》的内容丰富,文献未定,流传复杂--不能证明《六韬》跟其他先秦书籍有什么大不同。所以《六韬》有代表性。但是在这三个方面问题上--即内容,文献,流传的难点--《六韬》比其他古文献复杂得多。所以我认为《六韬》
的重要性也在于其难点和其代表性:如果我们能解释《六韬》的问题,那一定能帮助我们了解战国文献中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
到这儿我一直谈的是目的--我们为什么要读《六韬》。现在我将谈方法的问题--我们如何读这本书。
第一个问题是《六韬》的内容。内容的问题我认为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关于历史的,一个是关于结构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六韬》的内容要通过《六韬》的历史背景来了解。这个历史背景当然很广博, 其中包括具体的问题, 像秦勇教授所研究的“《六韬》的军事后勤思想”(见《先秦军事研究》),也包括一些抽象的问题,像英国的G raham教授所研究的思想发展, 描写了战国末年思想的融合趋向,把各学派的道德思想结合起来--譬如秦始皇在琅邪山的石刻提出“仁义”“法度”等概念和《六韬》中的《论将第十九》提出将帅的“勇智仁信忠”的选择人材的观点。
用历史的观点来研究《六韬》也很有利于了解这本书的结构。众所周知,《六韬》
的结构不简单。有的人骂它,叫作“杂”;有的人赞扬它,叫作“丰富”,而很少有人研究这个结构的历史的意义。但是其他先秦书籍也有类似的问题。譬如说, 《司马法》
虽然从宋朝的《武经七书》以来人人都认为是一本兵书, 但是班固把它提出兵书类而入礼经类。实际上“兵书”“礼经”“道家”一类的种类不合适战国书籍的现实。更无道理使用“真伪”的双极种类来了解《六韬》, 就像应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来解释老子的《道德经》一样。总之,因为《六韬》的内容和结构是历史的事实,所以有历史的意思。它的内容能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军事思想跟政治、社会、经济有很密切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六韬》具有军事百科全书的性质, 也可以了解它的结构是审慎的,没有偶然性。
第二个问题是《六韬》的文献问题。在文献方面, 最重要的一点是先前文献在内容上的互相渗入的趋向。众所周知,先秦文献的片语、句子,甚至片断也出现在别的册子和文献, 像银雀山的《王兵》篇的内容见于《管子》的三个篇章里。更引人注目的是银雀山文献里的《尉缭子》的情况:有几个篇章见于今本《尉缭子》,但是在银雀山的资料中它分为两个文献系统,有五篇好像应该在一起,也有一篇很明显地属于《守法》
《守令》的文献(见《银雀山汉竹简》第一册) 。可以说,这些文献在概念上虽然有作者, 但是没有物主,是共同财产,后来才慢慢地变成了内容的转借或者自觉的引用一个作者的著作。到了吕不韦、贾谊、刘安的时代这种概念综合的趋向又进了一步。
宋本《六韬》 的很多句子见于很多其他古文献中, 像《尉缭子》 《吕氏春秋》
《吴子兵法》等等。五十年代有德国学者Haloun认为《六韬》中也保持中国最早的法家文献(见他的LegalistFragments--即“法家片段”) 。但是《六韬》的情况比其他书籍的情况更复杂, 这是由于《六韬》 组成了更大的“太公” 资料的一部分。虽然《淮南子·精神训》提出了《六韬》的名字,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六韬》在什么情况之下离开了像《金匮》 和“太公” 其他文献而自成为书。这些关系一定很难探讨。
《七略》中把“太公”的军事资料置在兵书类之内, 但是班固编撰《汉书·艺文志》
时节省了它,好象他认为作者的类目比内容的类目重要,所以把《谋》《言》《兵》结合为单一的书籍--这是一种“合三而一”的看法。而韩仲民教授的看法相反。韩教授怀疑《汉志》的《齐孙子》--即《孙膑兵法》--本来就跟所谓《吴孙子》相同地组成整个的《孙子》系统的几部分,到了任宏的时候才独立成书。
在这种情况下我提一个有历史性的问题,即战国末期有什么人读《六韬》吗?在司马迁的《留侯列传》里他说张良从圮上老人那里得到《太公兵法》; 《战国策》里有苏秦诵《太公阴符》的故事; 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在什么集团之内确有什么人应用过这个文献。
我认为传统的考证学术方法不能帮助我们了解这样的问题, 我们最好学习民间传说研究者的方法。他们知道民间传说的变化和发展是很自然的事。他们也了解一个文化从口头的阶段怎么发展到文献阶段的过程。可见民间传说的研究方法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个口头流传的故事一经写下来以后是怎么被定稿,它的变化怎么慢了下来,它的性状又是怎样被修改的。
第三个问题是《六韬》在什么情况之下流传到今天。这当然是一条很弯曲的路。
一般地来说, 人们对《六韬》有两个态度。这两个态度在北宋神宗时代表现得特别显著。一个是何去非博士认为《六韬》是不纯粹书, 要摈弃它。另一个是他的同仁国子监司业朱服却认为《六韬》流传很久, “未易遽废也”--不要太快去掉它。这两个态度, 一个用很窄的标准,一个则很保守,好像都无利于我们的研究工作。但从另一个角度又可以说,一个具有批评性,一个想保护古老的资料,对了解《六韬》的流传都有用。
当然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对《六韬》和与《六韬》内容有关的文献作过比较的一个校勘本。但是正如李零教授在谈《孙子兵法》的一篇论文中所说的那样, (第一)没有《孙子》(或者《六韬》)的祖本,只有一个文献系统的发展与变化--那就是说,我们拥有的文献是一个过程, 而不是一个结果。(第二)撰作这个校勘本的时候应该决定它要反映文献发展的是哪一点、哪一个时代,那就是说,应该知道我们的目的是研究战国的文献还是研究《武经七书》系统的军事思想(见《读〈孙子〉札记》刊于《孙子新探》)。
我自己认为战国文献的校勘本应该用接近战国时代的隶书祖本, 而不宜用东汉以后的楷书后裔。
总之, 研究《六韬》能使我们重新考虑一个文献的正身、本体及个性是怎么在历史上受到了限定, 而且在这个情况之下能帮助我们了解战国末期的人怎么想象一个文献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六韬》不仅提供了很多有关战国时代的知识, 还使我们重新考虑这个知识有什么结构, 是怎样流传的。因为《六韬》的这些问题不仅仅限于《六韬》而是有着广泛的代表性, 所以解释它们能帮助我们研究战国时代其他文献的一些比较容易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