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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19-02-13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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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 修身

  第三类 修身
  《孟子·告子下》 在历举了舜、 傅说、 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之后说: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除上述诸人外,足以承天降之大任,数以惊动其心,坚忍其性,困知勤苦,质秉仁德的,更有伊尹和太公。《孔丛子·记问》: “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与许由之贤?夫子曰:‘许由,独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
  “兼利天下”就是“兼善天下”,也就是“兼济天下”。太公穷处而“独善其身”
  多年。他以“勤身苦志”而自我造成了“行不违仁”的秉性素质。基于其行不违仁的秉性素质,太公不以独善其身为足,而以兼利天下为志。安周兴齐,他最后终于实现了其兼利天下的志愿。但是推本溯源,太公秉性素质的培养、志向的形成及其兼利天下这一功德的树立,是他多次“动心忍性”的结果,是他一生“勤身苦志”的成就。
  太公的修身始于他穷处的时候,也就是他独善其身的时候。但他在独善其身的同时,也树立了兼利天下的目标。这就形成了太公修身的两方面意义: 因为处穷而独善其身; 但独善其身不是终极目的,而是有待于通达、为通达时的兼利天下而独善其身的。所以,太公的独善其身,以韬晦为表,以养德为里,于是而形成了太公修身的两个特点:处穷时独善以养德,通达时兼利而行德;不独善难以保身,不养德无从行德。
  因为兼利天下只能行仁行德,而不是作威作福。
  第一辑 韬晦
  韬晦即韬光晦迹,是穷处逆境时隐蔽才能和抱负的修身法。太公棘津卖食、朝歌屠牛、负贩、鬻身佣役以及他卖卜和垂钓的时候,都是他韬光晦迹的时候,是他动心忍性的时候,或者落魄寂寥,或者佯狂装痴,凡夫俗子、势利人物,或以此为怪,或以此为笑。《盐铁论·颂贤》载: 像千里马拉着盐车,垂头走在太行山的山坡上,屠夫也会拿着刀斜着眼睛看它(准备杀掉它)。太公穷困时,在朝歌挑着担子叫卖,那些披头散发的人也聚在一起嘲笑他。那时候,并不是没有好马和有才能的人,只是除了伯乐、文王以外,没有人认识他们的价值。
  所载“垂头于太行之坂”和“负贩于朝歌”的时候,就是太公韬光晦迹的时候。
  又《太平御览》四九引《周书》:“不痴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痴,大事不成。”
  佯狂装痴也是太公的韬晦方式之一。佯狂装痴,既是为了保身,即独善; 更是为了建功,即兼利。其名彰而大事成,只能是指兼利之功的树立而言。困顿穷处,除生命和志节之外,什么也可以抛弃。《盐铁论·贫富》说明了太公穷且贫的状况: 舜在历山耕田时,他的恩惠还达不到他的乡里; 太公在朝歌屠牛时,他的收入不能养活他的妻子,但到他们得用于世时,恩惠流布全国,德泽洋溢天下。所以,舜靠尧而起,太公依文王而兴。
  《战国策·秦策》引姚贾的话说太公曾是“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仇不佣。”作为逐夫、废屠、逐臣和仇(售)不佣,在人看来,大人先生所不齿是自然的,在己看来,还有兼利天下的抱负,所以非行韬晦不可;逐夫、逐臣又加废屠,固然为大人先生所不齿,但太公却因文王而兴。《太平御览》八三四引《淮南子》
  说:“圣人以道德为竿纶,以仁义为钩饵,投之于天地间,万物孰非其有哉?”
  作为韬晦的方式之一,太公以此而钓,当然少有人知,但文王却聘之为贤、尊之为师,“得之灼若祛云而见日,霍若开雾而观山”。(《中论》。)太公以韬晦保身,以韬晦立功。《六韬·武韬·发启》篇中的几句话,是太公以韬晦而保身和立功的自我表述, 体现了他善于韬光养晦、  欲擒先纵的胸怀和眼光:
  “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
  真正的智慧并不显现出智慧,真正的谋略并不显现出谋略,真正的勇敢并不显现出勇敢, 真正的利益并不显现出利益。……鸷鸟将要发起袭击时,一定先收翼低飞;猛兽将要搏斗时,一定先贴耳伏地; 圣君贤人将要行动时,一定先向人表示自己的愚蠢和迟钝。这正是“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的韬晦之术的又一种方式。太公行用的“文伐”战术,即恭顺事商以翦商,“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的谋胜战术,都出于他的韬光养晦之道。而韬晦之术与有所为有所不为等思想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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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辑 养德
  修道养德,论小,是立身处世的必需; 论大,又是治国安民的切用。所以太公称之为“志心笃行之术”,也就是知行必行之术。太公的“志心笃行之术”多见于《六韬》《太公金匮》《太公兵法》《太公阴谋》《六韬逸文》《太公兵法逸文》《太公丹书》《子牙子》历代类书和《素书》等托名著作中。现引录《六韬》中数例,看一下太公穷达时的养德情况。
  动静起止或盈缩进退,是由穷达变化所决定的。动静起止适宜,小可以保身独善,大可以建功立业。动静起止适宜,是“动心忍性”的结果,也是修道养德所使然。人有穷达变化的不同,但修道养德须坚持一贯; 即在暂静暂止的时候,等待可动可起时机的到来,叫做待时而动,时之来与不来,可属客观条件。但怎样待时? 即时机到来时以何而动、以何而起,则是主观因素,并常常成为决定成败的因素。《六韬·文韬·明传》载太公答文王之问,说明了这一点。文王说: 古代圣贤的治国之道,其所以废止、其所以兴起的道理是什么,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太公说:见到善事却懈怠不做,时机来临却迟疑不决,明知错误却泰然处之,这三种情况就是先圣治国之道所废止的原因。柔和而清静,谦恭而敬谨,强大而自居弱小,隐忍而实刚强,这四种情况是先圣治国之道所以兴起的原因。所以,正义胜过私欲,国家就会昌盛; 私欲压倒正义,国家就会衰亡;敬谨胜过懈怠,国家就会吉祥;懈怠胜过敬谨,国家就会灭亡。
  太公的答话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即先圣之道所以兴起和所以废止的原因。
  取义于正面,就是太公的修身养德之道,那便是: “见善而不怠,时至而不疑,知非而必废,知是而必立。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义胜欲,敬胜怠。”
  其中“强而弱,忍而刚”仍是韬晦术的运用。
  出于修道术的思想认识,太公以人事顺合自然规律为修身养德的本务。所以治国理民的人始终坚持人事顺合自然,即“以为天地经纪”的,就是圣人,《六韬·文韬·守国》: 太公回答:天候有四季,大地生长万物。天下有亿万民众,民众由圣贤治理。春天的规律是滋生,万物欣欣向荣;夏天的规律是成长,万物繁荣茂盛;秋天的规律是收获,万物饱满成熟; 冬天的规律是贮藏,万物潜藏不动。万物成熟就应收藏,收藏之后则又重新滋生。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既不知其终点,也不知其起点。
  圣人参照效法这一自然规律,作为治理天下的普遍原则……就可以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光了。上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变化的经常性现象,太公称为天之“常形”。天之常形与民生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国君能效法自然而治国,又能按照天之常形而安民,就可树立圣人的功德。《六韬·武韬·文启》记载了太公修身养德的治道,太公说: 上天有一定的变化规律,民众有经常从事的生业。君主能同民众共安生业,天下就会安定。所以说最好的政治是顺应民心进行治理,其次是宣扬政教以感化民众。民众被感化就会服从政令。所以,天道无为而能生长万物,民众无需施舍就能丰衣足食,这就是圣人的德治。
  修身养德一贯于人的一生,而不是穷则行,达则止。国君的修养目标,略见于上。
  而在具体的临众用民中,太公认为国君应具备的行为规范和品德修养是: 国君要洞察下情,即“为上唯临”;洞察下情在于不疏远民众,即“临而无远”;强调国君要普施恩惠,遍济无私要如天覆盖万物,即“为上唯周”“周则天也”; 太公强调身居君主之位的人,应该做到安详稳重而沉着清静,柔和节制而胸有成竹,善于施恩而不与民众争利,虚心静气而公道无私,处理事务公平正直。即“安徐而静,柔节先定,善与而不争,虚心平志,待物以正”。太公指出: 君主听取意见时不要轻率地接收,也不要粗暴地拒绝。轻率接受就容易丧失主见,粗暴拒绝就会闭塞言路。即“勿妄而许,勿逆而拒。许之则失守,拒之则闭塞”。太公强调国君要善于兼听广纳,集思广益,广开言路,以求“博谋”,以求洞察一切。他教文王说:“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
  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
  辐凑并进,则明不蔽矣。”(《六韬·文韬·大礼》。)太公的修身养德是和他的修道术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树敛”政治,在《文韬·文师》中有概括表述: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
  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不难看出: 太公行仁、施德、行义及行利民之王道的“树敛”政治,是他修道术的产物,也就是他修身养德的产物。因此,太公指出: 贵为国君,其国家治乱安危尽系于国君的修身养德。《六韬·文韬·盈虚》明确指出:“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
  由此可见,国家的安危,民众的治乱,全在于国君的贤圣或不肖,在于国君的修养程度。
  史传为太公修身的格言,散见于历代典籍中,这里再引录数则:
  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战国策·魏策》引自《周书》)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史记·商鞅列传》引自《周书》)器满则倾,志满则覆。(《礼记·曲礼上·正义》)行必虑正,无怀侥幸。(《意林·书履》)忍之须臾,乃全汝躯。(《意林·书锋》)
  源泉滑滑,连旱则绝;取事有常,赋敛有节。(《意林·书井》)衣之铭曰:“桑蚕苦女工难,得新捐故后必寒”。镜铭曰:“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知吉凶”。觞铭曰:“乐极则悲,沉湎致非,社稷为危”。(《后汉书·朱穆传》
  注引《阴谋》)
  诫惧致福。损己者物爱之,厚己者物薄之。(太公注《阴符经》)棰之书曰: “马不可极,民不可剧。马极则踬,民剧则败”。 (《太平御览》引《太公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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