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地有祠“八主”或祠“八神”的古俗。八主之三是“兵主”，祠蚩尤。蚩尤姜姓，炎帝之后。作为东夷齐地的土著姜姓氏族，蚩尤、共工和伯夷一样，都是姜太公的先祖。史传蚩尤善战，首次冶铸兵器，与黄帝战，黄帝多遭挫败，因而被奉为“兵主”。太公佐武王兴甲兵以讨伐不义，牧野之战，创立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建树了吊民伐罪的文德武功，被尊奉为既能“实缮”黄帝兵制又能继承和发扬光大蚩尤兵战功业的“兵主”和“武祖”。《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太公为“兵权与奇计”的宗师：“周西伯姬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后代谈论用兵之道及隐秘权术都尊法太公的基本策略，是太公踵蚩尤、黄帝兵战之事而增其华的结果。就是说，太公既继承和发展了蚩尤的战法，又曾注释、校订和整理过黄帝兵法，并加以继承和发展，即集蚩尤战法和黄帝兵法之大成而升华为太公兵法。因此，《世家》虽没有提到“兵主”“八神”之说，但“后世之言兵……皆宗太公为本谋”的说法，足以和《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的记载相呼应而树起太公兵家宗师的历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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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修武建制
太公在辅佐文武修德倾商的同时，即着手缮修武备，建立军制，为兴周灭商创造必成必胜的条件， 这在《史记·齐太公世家》 及《太史公自序》中都有所述及。而《唐李问对》载李卫公对太公始立军制的意义及太公遗法承传过程的追述更见详实。
唐太宗问：黄帝创立的兵制，含意真是深奥啊! 后人虽有高超的智慧，深远的谋略，但谁也没有能够超越他的思想。自他之后，又有谁继承了他的兵法呢?李卫公答：
西周初兴时，太公就曾整理修订过黄帝兵法，开始在歧都建立丘井之法，并依据井田之法确立军事制度； 召集战车300辆，虎贲3000人，首次创建了周朝的军制，确立了六步七步、六伐七伐的作战方法。牧野一战，太公先以100名勇士组成前锋冲击敌阵，继之以主力进攻， 取得了成功，以45000人战胜了商纣70万大军。周代《司马法》，是根据太公兵法写成的。太公去世以后，齐国人得到他遗传下来的兵法。至齐桓公称霸天下时，任管仲为相，重新整理太公兵法，齐国的军队被称为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当时天下诸侯无不畏惧。
唐太宗说：儒学家们大都认为管仲不过是以霸道治天下的谋臣，殊不知管仲的兵法却是本于王道之治的。诸葛亮是辅佐帝王的贤才，他常将自己比作管仲、乐毅，由此可见管仲也具备辅佐帝王的才能。只不过其时周室已经衰微，周王不能加以任用，管仲只好转而借助齐国的力量兴师以匡正天下。
李卫公道：……请允许我谈谈管仲治理齐国的方法：管仲把齐国的民众划分为三个部分， 建立三军。具体说来，行政上五家组成一轨，每家出兵1人，所以军制上相应的以5人组成一伍； 行政上十轨组成一里，所以军制上50人组成一小戎；行政上四里为一连， 所以军制上200人组成一卒；行政上十连为一乡，所以军制上2000人组成一旅； 行政上五乡为一师，所以军制上1万人组成一军。这就同《司马法》中所规定的军制一样，一师分为五旅，一旅分为五卒。其实，这都是来源于太公的遗法。
《国语·齐语》引管仲的话以明其治国之道，说“修旧法而业用之”。韦氏注：
旧法是指古代百王之法，业用即创用之也。不言而喻，管仲修旧法自然首先是修太公的遗法，太史公“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之说，表明了桓公、管仲对太公“国本”的“重修”和“业用”的承传关系。李卫公称管仲的军制同样来源于“复修太公法”，即来源于太公遗法。
军制既定，便是阵法的画布和教练。《唐李问对》中有太宗和李靖关于太公画地布阵的一段问答， 可资推见。太宗问：《太公兵书》上说：布设方阵时，每边长600步，或者60步，并按照十二星辰的顺序标示出来。其具体方法是怎样的呢? 李靖答：
画定阵基，四边之长共1200步，成为一个正方形。每一个小方阵占有纵横各20步的正方形，其中横向每5步站立一人，纵向每4步站立一人，共2500人，分布成东、西、南、北和中5个方阵，在方阵的四角还剩下空地4块，这就是所谓大阵之中包容小阵。周武王讨伐商纣时， 虎贲之士各掌管3000人，每阵6000人，五阵共3万人，这就是太公画地布阵的方法。
由此可知牧野之战，太公用画地布阵之法屈敌致胜，不是虚语。所以唐太宗和李卫公对此深信不疑。书传太公善用“三才阵”“五行阵”“蛇蟠阵”“鸟翔阵”“云阵”等多种阵法教兵练战、破敌取胜，通称作“太公阵法”。虽然今传的《太公阵法》
多是后人的假托，但后人演阵而托太公之名，已经标明了假托者对被假托者之间的师承关系了。《太公阵法》中主要军阵的名称及作用，概括如下：“三才阵”即依天、地、人三才演成的阵法，或称为“天圆阵”“地方阵”“人阵”。依据日月、星辰、斗柄在我前后左右的运行情况及其相互关系，并据此推测所引起风雨、寒暑、雷电等天候条件可能的变化而布成的阵，即“天阵”或名“天圆阵”。利用山陵的高下险易、渊泉的浅深远近及其在我前后左右的地理位置条件而布成的阵， 就是“地阵” 或名“地方阵”。根据已经探知的敌军将帅特点及兵力布置情况，而确定使用战车、骑兵的数量，考虑用政治诱降或是用武力夺取的方法为宜，这种按照敌我将士及兵力兵器等人事条件而布成的阵，叫做“人阵”。“五行阵”的布设方法已述在唐太宗和李卫公的问答中。太公井田画地之法而成的阵叫做“开方教阅五行阵”：由2500人分布成东、西、南、北、中5个方阵，四角有空地4处，以此而形成“阵里有阵”；方形阵基，以十二时辰的顺序加以标示，大阵之中的小阵分别是金阵、水阵、火阵、木阵，而土阵居中央，因而称为“五行阵”或“开方五行阵”。
太公增五行阵为三才阵，可称为天、地、人阵的综合阵法。其演变方法是：画大方为900亩，即井田，成“井”字形，400(100)亩作公亩，外四旁800亩作私田。八阵的形制，中“井”字空虚第五格之地，大将居守在其中；四周八区，由四奇四正之将镇守，环卫着井中区。三才阵以金阵、天阵、水阵、左右人阵、火阵、地阵、木阵八区居外，土阵居中，大将守中而统四旁八区，因此称“中‘井’虚五之地”。
出于《太公阵法》的还有“蛇蟠阵”，太公称有“包围之义”；“鸟翔阵”，太公称有“突击之义也”；“云阵”，太公说：“左右相向是也。”……太公画地布阵之法分合变化无穷，大阵套小阵，或方或圆，亦聚亦散，战时纷纷纭纭，似乱而不乱。
实际上，这种画地布阵法其实是分聚用兵之法的变换形式。太公有言：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意思是说：应当分散而不能分散，就成了被束缚的军队；应当聚集而不能聚集，就成了被孤立的军队。只有分聚适当而自如，才可保战胜，才符合太公画地布阵的分聚之制。
为适应布阵作战的需要，太公教练士卒前进六步七步即停下来整队，以齐头并进；每冲刺四五次、六七次，也要停下来整队，以齐头并进，这就是《史记·周本纪》等典籍记载的“六步七步，六伐七伐”的战法。牧野伐罪，太公以百夫致师，鹰扬奋发而成武功，就是运用了上述的阵法和战法；太公为兴周灭商而修武备、建军制，也是运用了上述的阵法和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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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树德敛人
赵岐《孟子章句》说：“君子得时大行其道。是以吕望睹文王而陈王图。”图，谋也。文王问太公所以“以家取国”和“以国取天下”的办法时，太公教文王以“树敛”。树敛就是树立德政敛聚人心，“树德务滋”也见于《泰誓》；树敛就是太公所陈的“王图”。所以“树敛”之道被置于《六韬》卷首，以为开宗明义，即以树德之义一贯全书。太公主张天下不是哪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所有人共有的天下。能同天下所有人共同分享天下利益的，就可以得到天下；一人独占天下利益的，就必定失掉天下。天有四时之变，地有财富之积，能和人们共同享用的，就是仁爱。仁爱所在，天下人就会归附。免除人的死亡，解决人们的苦难，消除人们的祸患，解救人们的危急的，就是行恩德。恩德所在，天下之人就会归附。与天下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就是合于道义。道义所在，天下之人就会争相归附。人们无不厌恶死亡而乐于生存，欢迎恩德而追求利益，能为天下人谋求利益的，就是行王道。王道所在，天下之人就会归附。
太公的话明确指出：仁、德、义、道就是国君应树的全部内容；而行仁爱、行恩德、行道义、行王道则是国君所以树敛的唯一方法。《尚书·泰誓》是太公佐武王作成的誓辞。《泰誓上》：“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尔万姓……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这里是说：天地之义是养育万物，人是万物中最灵秀的，因此首先必须生长养育的是人。顺从天地之意，佐助天地养育人物的首数国君。商王纣，不敬从上天之命，降灾祸于百姓万民，好酒味，贪女色，肆行暴虐于天下；一人有罪，杀及父母妻子全家，刑法淫滥；授官任职不用贤才而以本家兄弟，政治混乱；建造宫室台榭池塘，衣服华饰过制，匮尽民力民财，以残害百姓万民……力量相当，而有德者胜；德行均等，而秉义者强。这说明武王、太公之与商纣王的斗争，不仅比德量力，而且比德量义，有德秉义者必强必胜，肯定了正义之战必胜。史家称“武王志在养民，动为除害，有人君之明德，执利民之大义”。而武王“志在养民”和“利民”，武王所具的“明德”，是与太公的辅佐分不开的。“志在养民”就是顺从天地之意以养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能顺天意养民也必然能效法天意以因俗顺民。《泰誓中》：“唯天惠民，惟辟奉天，天其以予鸑民。”
承上篇而言：只有上天施惠于民，只有真正的国君才能奉天意而行，以爱万民。
所以我兴师伐纣，承天命为民除恶而安定万民。《泰誓下》：“今商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树德务滋，除恶务本。”
继中篇之后而揭露商王纣轻侮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典”之罪，又怠惰不敬天地神明；不敬天就是自绝于天，自绝于天就必然结怨于民……树立德政要与日增长，铲除邪恶必除其本，“本”即纣王。这里“树德”之说与《六韬·文韬》中的“树敛”
同义。
《尚书·牧誓》在揭露了商纣的当伐当灭之罪以后，又申以太公的战法作为临战的誓辞，以告诫与战将士：“今予发，惟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
牧野之战是太公辅佐武王所进行的“行天之罚”，史称作吊民伐罪。牧野之战是一场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战争。武王、太公的胜利，是武王与纣王比德量力、比德量义的结果，是太公“树德务滋”、树德敛人思想的胜利，是太公尚德行善、民心为上的军事民本思想的胜利。《尚书·武成》引武王的话说：“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孔氏《传》：“仁人，谓太公、周、召之徒。”突出了太公在牧野战胜的决定作用。《诗·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在牧野战场上，鹰扬奋烈，辅佐武王伐灭大商王朝而拨乱反正以致天下清明太平的首推太公。西周初年铜器《天亡 》铭文笺注大意就有“周武王行大丰礼，祀于太室，告于诸国多方，太公望在保佑武王”的记载。
这里同样突出了太公佐武王的独特贡献。 学人指出： “在宗周初年最早的铜器《天亡 》却是有关太公望的铭刻，记载着‘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的历程。” (杨向奎《太公望与〈天亡 〉》，载《东岳论丛》1995年第2期。)太公辅佐武王战胜攻取的，首先是他的“树敛”思想，因此，武王称之为“仁人”。
树德行仁，战无不胜。《孟子·公孙丑》称得人和者必胜，就是由“汤武革命”的胜利而发的：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说苑·指武》 引太公答武王之问， 正好说明了得道多助、多助必胜的至理：
“武王将伐纣，召太公望而问之曰：‘吾欲不战而知胜，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为之有道乎? ’太公对曰：‘有道。王得众人之心以图不道，则不战而知胜矣；以贤伐不肖，则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虽非吾民，可得而使也。’”
树立德政，收揽众人归心以讨伐无道，就可以不战而知必胜；以贤明讨伐不肖、以有德讨伐失德，就可以不占卜而知必吉；敌国害其民，我则利其民，虽然不是我国的民众，但也归心顺从我，为我效力而成为我的人民。
总而言之，行仁爱，行恩德，行道义，行王道，便是“树敛”之道，便是得道。
只有树敛，只有得道，才能得众人之心。只有得众人之心，才得多助。以树敛多助而伐无道，以贤明而伐不肖，为利民而禁止害民，于是得不战而知必胜，不卜而知必吉，商国臣民归心而效力。仁义所在，封疆之界不足以域民；恩德所在，山溪之险不足以固国；王道所在，兵革之利不足以威天下。而仁义、恩德、王道，正是太公所以佐文武战胜攻取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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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治军
太公治军严明，所以能无敌于天下。太公治军思想博大精深，但鉴于将帅和士卒是进行战争的第一要素，所以这里只就太公选将、立将、树立将威和励军之道作撮要叙述。
太公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这里突出了将军关系国家安危的特殊重要作用。
因此，将帅的论比、选任及其应有的权威等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太公说“故置将不可不察也”。
将帅作为重要人才，国君在实际选任将帅时，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个是一般原则，一个具体原则。贯彻一般原则，是要国君在坚持依法“上贤、下不肖，取诚信，去诈伪”的前提之下，在选任将帅时，既要慎核详考，以防止“六贼七害”；又要排除世俗的毁誉，禁止结朋纳党而埋没贤能，废斥结党营私而比周竞进；举贤必得真贤，举贤必须任用。
贯彻具体原则，太公强调将帅必须具备“五材”而避免“十过”。勇、智、仁、信、忠为五材，必具备而发扬；十过是将帅的十条缺陷，必须审戒和避免。《六韬·龙韬·论将》载，武王问太公：评价一个将帅的原则是什么? 太公回答：将帅应具备五种美德，避免十种缺陷。武王问：请问这五种美德十种缺陷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太公回答：所谓将帅的五种美德就是：勇敢、明智、仁慈、诚信、忠贞。勇敢就不易受到侵犯，明智就不会被扰乱，仁慈就爱护战士，诚信就不会欺骗上级，忠贞就不会怀有二心。十种缺陷是：勇敢而轻于赴死，急躁而急于求成，贪婪而好利，仁慈而放纵姑息，聪明而胆小怕事，诚实而轻信他人，廉洁而刻薄部下，多谋而优柔寡断，坚强而刚愎自用，懦弱而依赖别人。勇敢而轻死的，可能会被敌人激怒；急躁而急于求成的，可能会被敌人用持久之计而拖垮；贪婪而好利的，可能会被敌人贿赂；仁慈而放纵姑息，可能会受到骚扰而疲备；聪明而胆小怕事的，可能会被胁迫；诚实而轻信他人的，可能会被欺骗；廉洁而刻薄的，可能会被侮辱；多谋而寡断的，可能会被敌人突袭；坚强而刚愎自用的，可能会被敌人算计；懦弱而依赖别人的，可能会被愚弄。
太公主张：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将帅手里。将帅是国家的辅佐，受到历代君主的重视，因此任命将帅不能不认真审察。
继以“五材十过”论将之后，太公又强调君主必须善于识别人的表里不相符的15种情况，提出识别人才(主要是将才)的“八征”之法，即选将之法。《六韬·龙韬·选将》
记载了太公告诉武王的选将法。
武王问太公：君主起兵兴师，要选任德才兼备，智勇俱全的将帅，而要识别士之高下，该怎么办呢?
太公回答：一个人的外表与他的内情不相符合的情况有如下15种：有的人外表贤明而内实不肖，有的人貌似善良而实为盗贼，有的人外似恭敬而内实傲慢，有的人貌似谦谨而内不真诚，有的人看似精干而实无才学，有的人表面厚道而内不诚实，有的人外多智谋而内不果断，有的人外似果断而实无作为，有的人外表老实而实无信用，有的人外表动摇不定而内实忠诚，有的人言行过激而办事却有功效，有的人外似勇敢而实胆怯，有的人外表严肃而实际上平易近人，有的人外表严厉而内心温和厚道，有的人外表虚弱，形体丑陋而受命出使却能无所不至、办事无所不成。普通人瞧不起的，却往往受到圣人的器重，一般人对此难以理解。没有高明的见识，是不能看清其中的奥妙的。这便是一个人的外表与其内情不相一致的种种情况。
武王问：用什么方法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呢?
太公回答： 了解一个人的方法有以下8种，叫作八征：一是向他提出问题，看他是否能解释清楚；二是对他详细盘问，考验他的应变能力如何；三是通过间谍暗中考察，看他是否忠诚可信；四是对他明知故问，看他对上级有无隐瞒，借以考察他的品德优劣；五是让他管理财物，考验他是否廉洁；六是用女色进行试探，看他的操守高下；七是让他处理危难问题，看他是否勇敢；八是使他醉酒，看他是否仍能保持常态。
这八种方法运用之后，一个人是贤还是不肖，就可以区别清楚了。
评价将帅既得其人，选拔将帅也得其人，评选之后，便是任命将帅、授权将帅，叫作“立将”。立将是国君向将帅颁授斧钺，授以将兵之权，礼仪严肃而复杂，这里从略。斧钺作为军权的代表，国君先把钺柄交给将帅，并当众宣告：从此以后，军中上至于天的一切事务全部由将军处置。然后又把斧刃授予将帅，当众宣布：从此开始，军中下至于渊的一切事务全部由将军裁决。继此，国君又告诫将帅：看到敌军虚弱就前进，见到敌军强大就停止，不要以为我军人数多就轻视敌人，不要认为自己身份尊贵就看不起部下，不要认为自己意见独到而违背众人意愿，不要由于能言善辩而自以为是，不要因为责任重大而轻率拼命。战士没有坐下时，你不要先坐；战士没有进餐时，你不要先吃。寒暑都要与士兵相同。这样，战士就会出尽死力与敌人作战。
以上君主对将帅的授权和告诫，都出于太公的“立将”之道。国君宣告完毕，受权的将帅也当众对国君提出所以执行职责的决心、权力和条件。他们要求国君所给予的权力和条件，根本一条就是“军不可从中御”。这是太公屈敌制胜、军国异法思想的核心。《龙韬·立将》：将帅接受任务后，向国君拜谢而后回答：我听说国家政事不可受外部的干预，出兵作战不能由君主在朝廷中遥控指挥。臣下怀有二心就不能忠心侍奉君主，将帅受君主牵制而疑虑重重就不能专心致志地去对付敌人。我既已奉命执掌军事大权，不获得胜利不敢生还。请允许我按照上面的话全权处置军中的一切事宜，若不允许，我不敢担此重任。国君应允之后，将帅就辞别国君率军出征。从此以后军中的一切事务，不听命于国君而全部听命于主将。临敌作战，专心一意。这样，主将就能上不受天时限制，下不受地形限制，前面没有敌人敢于抵挡，后面没有君主从中掣肘。这样就会使智谋之士都愿意出谋划策，勇武之人都乐于殊死战斗，士气高昂直冲霄汉，行动快速如骏马奔驰，兵未交锋而敌人就已降服，于是取胜于国外，建功于朝廷，……五谷丰登，国家安宁。
太公“军不可从中御”作为立将的根本原则，得到齐国兵家的继承与发展：司马穰苴坚持“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之义，而斩杀了齐景公的宠臣庄贾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孙武坚持“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之义，而斩杀了吴王的两个宠姬(《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子兵法·谋攻》则指出：国君不知军事指挥而硬干预军事指挥、牵制将帅行动而造成的“縻军”、使“军士惑”、使“军士疑”
的“三患”叫作“乱军引胜”，义即：扰乱自己的军队，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导致敌人的胜利!这一些，都是对太公“军不可从中御”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将帅受命将兵，权已立，威也要树。有权无威，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更不能实现步调一致、指挥统一的“兵道”要求。将帅树立威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就是明赏明罚。太公出于其德威兼用的法制思想，强调身为一军主帅，必须树立自己的权威；而将帅树立权威的至道为“诛大”“赏小”。诛大赏小才可称为严明赏罚。《六韬·龙韬·将威》记载了太公将威树立的原则与方法。
武王问太公：将帅用什么方法来树立威信?用什么方法来体现圣明?用什么方法做到有禁必止，有令必行?
太公回答：将帅通过诛杀地位高贵而违犯军纪的人来树立威信，通过奖赏地位低下而建立军功的人来体现圣明，通过审慎而严明的赏罚来做到有禁必止，有令必行。
因此，杀死一个人而能使全军上下都感到震骇的，就杀掉他；奖赏一个人而能让全军上下都欢欣鼓舞的，就奖赏他。诛杀贵在诛杀地位高贵的人，奖赏重在奖赏地位低下的人。能诛杀那些官高位显担当重要职务的人，是刑罚能够触及最上层；能奖赏牛僮马夫及饲养人员等地位低下的人，是奖赏能够达到最下层。刑罚能及于最上层，奖赏能达到最下层，这就是将帅的威信得以树立，命令能得贯彻执行的原因所在。
士兵是进行战争的主要力量。只有兵将同心同德，才是战胜攻取的基本保证。太公强调兵道贵一：“凡兵之道，莫过于一”，一是一致和统一。真正的同心同德只能用“一”来体现。经过论、选之后，五材兼备的将帅得以论中、选中和树立。凡被树立的将帅，应是能实现兵道统一的指挥者。而凡能实现兵道统一的指挥者，必是善于“励军”，善于鼓舞军心士气的将帅。《龙韬·励军》记载了太公答武王以“将有三胜”，突出了“励军”的意义和方法。
武王问太公：我想使全军将士，在攻城时争先恐后地登城，在野战中争先恐后地冲锋，听到停止战斗的号令就愤怒，听到向前进攻的号令就欢喜，怎样才能做到这样呢?
太公回答：将帅有三种克敌制胜的方法。
武王说：请问此三种方法的具体内容。
太公说：身为将帅，能够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用扇子，雨天不张伞盖，这样的将帅叫礼将。将帅不能以身作则，就无从体会到士兵的冷暖。翻越险阻关隘，通过泥泞道路，将帅必先下车马步行，这样的将领叫力将。将帅不身体力行，就无从体会到士兵的劳苦。军队全部宿营就绪，将帅才进入自己的宿舍；部队的饭菜全部做好，将帅才开始就餐；部队没有举火照明，将帅也不举火照明，这样的将领叫止欲将。将帅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就不能体会到士兵的饥饱。将帅能与士兵同寒暑，共劳苦，同饥饱，那么全军官兵听到前进的号令就会喜欢，听到停止的号令就会愤怒。攻打高大的城池时，即使面对箭石如雨的危境，士兵也会争先恐后奋勇登城；进行野战时，双方刚一交锋，士兵就会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士兵并不是天性喜欢死亡乐于伤残，而是由于将帅平时关心自己的冷暖和饥饱，体恤自己的劳苦，因此深受感动而甘心情愿尽力作战以报效将帅。
像“五材”兼备的要求一样，“三胜”之法也是将帅所必具的。“礼将”“力将”
“止欲将”是将帅应有的素质，也是太公选将、立将的原则和标准，统出于太公的治军思想。
作战要严明纪律，掌握阵法，因而必须加强练兵教战。为使士卒都能听从指挥，熟悉战斗动作，达到人人训练有素，太公强调: 统率三军，必用金鼓来号令，是全军行动一致、步调整齐的保证。教战之法，将帅必须对士卒三令五申，要训练他们熟悉操作兵器，起居进止，战斗动作和用旌旗指挥的变化方法; 训练他们以排列方阵、卧姿变立姿、前进和停止、左转变右转、分练变合练、被包围和突围; 训练他们不违犯前进和停止的规准，不失掉饮食的机宜，不断绝人马的补充来源等等。这样，训练士卒时先进行单兵教练战法，单人教会了，再十人合练; 十人学习战法，教练完成后，再百人合练;百人学习战法，教练完成后，再千人合练;千人学习战法，教练完成后，再万人合练; 万人学习战法，教练完成后，再三军合练。大军作战的方法教练会了，就可以集合百万大军。只有训练成这样强大的军队，才能立威于天下而成就大功大业。
因此，将帅要把教练战法作为军队建设的根本性任务，常抓不懈。
与教战法的同时，太公又制定了《覆军诫法》，以严肃军队纪律。该法规定: 军队出发时，将帅下令百官士卒务要做到如下几条: 某天从某个营门出发，官兵不得践踏百姓的庄稼;不得砍伐树木;不得宰杀六畜;不得掠取官民财物;不得奸淫妇女，违犯这些规定的一律杀头。(②见《通典》卷一六二。)《覆军诫法》又规定: 凡在行军打仗时，士卒有死亡的要给以丧葬用的物品，使之有所归而得以安葬。士卒生疮疥，要马上为之医治或给予医药帮其护理，使他们认真养伤疗疾; 医生不马上予以医治的，要以鞭挞处罚。部队夜间受到惊扰时，官兵要原地不动，听候将帅指挥，不许喧哗和动摇;如有擅自离队的，要拉到军营门下斩首。
敌我双方交战后，要严格检查出入行人; 在接近敌人时，要详细盘查和严厉训斥随便出入的人。②
太公治军之道包罗方方面面，以上主要突出了论将、选将、立将、树立将威、励军、教战及严明军纪等人事方面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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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 正奇制胜
太公佐文王修德倾商，“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太公兵权奇计的运用虽“无常道”，但都是为了“应敌之变诈”而“纵己之谋”的，因而必审其宜。就是说，为了止暴禁非，先行“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的正面讨伐; 但为了及时完成“诛其君而吊其民”
的使命，正面讨伐不得尽早如愿，就须采取权谋而以奇制胜，所谓“正不获意则权”，即实行“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的战略战术。太公佐文王伐密须等国而“大作丰邑”，佐武王伐商纣王而建立周王朝，都是“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这一战略方针的胜利，树立起了正奇制胜的先例。《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 《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太公的用兵之道取法于古代圣王，所以始终贯彻“兴甲兵以讨伐不义”的原则。崇国、密须、犬夷等助纣为虐的诸侯，以多行不义而先后为文王太公所伐灭，以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太公之谋计居多。”《说苑·指武》记载了太公讨伐的原则: “文王曰：‘吾欲用兵，谁可伐?密须氏疑于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义。’
太公曰:‘臣闻之，先王伐枉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不及。’文王曰:‘善。’
遂伐密须氏，灭之也。”
枉是不正，即行为不合正道;险是险恶，险诈，即用心险毒;过是过失、愆失。行为不合正道、用心险恶、多过多失而不悔改的诸侯是伐灭的对象; 伐枉、伐险、伐过，是先王征伐的原则，也是太公征伐的原则。
武王即位，太公佐武王绪修文王之业，而兴兵伐纣，“恭行天之罚”。灭纣之后，“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进一步突出了太公讨伐不义的历史贡献。
牧野伐纣是太公佐武王“兴甲兵以讨伐不义”的主要战争。牧野之战是正义和邪恶的一次大较量， 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影响的较量。 《孟子·滕文公上》引《尚书》逸篇之文说: “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
太公佐武王伐纣原是以臣伐君，他们东征是为了安定天下士女，为了解救殷国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讨伐残害民众的残贼，为了吊民伐罪，其战争的正义性是很明显的。所以，《孟子》又引古《尚书·泰誓》再申牧野伐纣的正义性:“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
太公牧野伐纣，鹰扬奋威，勇决蹈厉，挺进了商纣疆界，强取于残贼之人，以张大显示杀伐之功，而于商汤、伊尹伐灭夏桀更有光宠!这里是把商汤和武王相提并论，把伊尹和太公相提并论，所以，“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呼人”(《易·革》。) ;而伊、吕并称，“故伊、吕之将，子孙有国，与商、周并”(《汉书·刑法志》。)，也由此说起。
牧野伐纣作为“汤武革命”的终结，兵少力弱的周军战胜了貌似强大的纣军，实现了正义对非正义的胜利，太公的运筹和指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树立起了古代战争中的正面角色形象，同时树立起了实行“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的正面征伐战争而获全胜的典型范例。诗人对战争场面及太公鹰扬形象的描写，史家对太公的勇决之气及其历史业绩的追述，都突出了太公“我武惟扬”“于汤有光”的武功，同时充实了太公“除恶务本”而“不用权诈”的史料内容。
《诗·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之句说的是战地牧野宽广，周军战车鲜明坚固。战地宽广，则知不用权诈;战车鲜明坚固，则预示着克敌致胜必然;《牧誓》记载以恪守太公“六步七步，六伐七伐”战法而获全胜，都体现了太公“好整好暇”的用兵之道和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而用兵不以权诈，好整而又好暇，正是“仁本”义战的标志。因此，《大明》孔《疏》指出: 诗人的记述并非无据，所言战地宽广，是有寓意，即说明当时太公不用权谋诈术，而以正正之旗，堂堂之阵，名正言顺地进行比德量力。孔《疏》引少仪的话说: 军事行动大多思求险阻地带，是因为设权用诈必凭借于险阻。而太公用兵，以善伐恶，应天顺人，兵临商郊，交战于宽广之地，“明言不用权诈”。车鲜明，马强盛，“车固马肥，不虑不克”，即不用顾虑不能克敌致胜，又因为理义俱得，所以，作为总帅的太公，自然就“心不忽遽”了; “心不忽遽”，在用兵上自然也就“闲暇于事，且整齐也”。孔《疏》又引《牧誓·注》云：
“‘好整好暇，用兵之术’是兵法贵闲整也。此说武王之师，尚父为佐，则牧野之战，不用权诈矣。”孔《疏》最后说:由于太公“武王之伐纣，以至圣攻至恶，敌无战心，不设权诈，故不用权诈”，而用正面进攻的战法，“故为美耳”。李卫公答唐太宗之问，也盛称太公牧野伐纣之战中“好整好暇”且不用权诈之美: “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以立军制; 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战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师，以成武功，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之众。”
“六步七步，乃止，齐焉; 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尚书·牧誓》和《史记·周本纪》都有记载。在大敌当前，部队每前进六七步后即暂停整顿队形; 每击刺四五次或六七次即暂停整顿队形， 确是“闲暇于事，且整齐”。因此，能以45000人战胜纣军70万之众。
总之，经史称牧野交兵，太公兵阵暇而整，且不用权诈之术而破纣，体现了太公有余智、有余勇又有余力。而其余智、余勇、余力的来源，在于所进行的战争的正义性，在于太公所创立的军制及所教练的战法。
兵以义动，是太公用兵的基本原则。但是，“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是“自黄帝以来”而传承不废的战略战术。战争以仁为本是前提，但为求尽早实现“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战争目的，在以仁为本的前提下，可以权谋而求屈敌速胜，是必要的。太公以“兵权与奇计”兴周灭商，可知“权”“奇”也是太公韬略的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切近世， 极人变” 的战略。仍据《诗·大雅·大明》笺注: “太公受《兵钤之法》，云: ‘践尔兵革，审权矩，虑诈纵谋，出无孔。’注云:‘践，行也;矩，法也。当亲行汝兵革，审其权谋之法。孔，道也。应敌之变诈，纵己之谋，所出无常道。’善太公知权变者。兵法: 须知彼己，当预为之备，所以贵权谋。故善太公能审之。”
明审权谋之法，是因为虑及敌人用权诈而纵用我方的谋略，即所谓“应敌之变诈，纵己之谋”。可见，纵用自己的权谋是因为应合敌人的变诈，或说迫于敌人的变诈，这叫做“正不获意则权”，故无常道，即随机应变，没有固定的模式。太公确是“知权变者”，因为太公能“审权矩”，即能以奇制胜，善于“比权量力”。
太公用兵重视“谋胜”，重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术; 其“兵权与奇计”应主要包括“文伐”“用间”及因时势制宜的审权纵谋、以奇取胜三个方面。
文伐是用非军事手段打击敌人的一种战略战术，即“以文事伐人，不用交兵接刃而伐之也”。《六韬·武韬·文伐》篇归纳文伐方法为12种，也称“十二节”: 按照敌人的喜好，顺从和满足其所欲，促使他滋长骄傲自满情绪，则各种邪恶念头将会随之发生;拉拢敌国君主所宠爱的人，使之减轻对我的敌对情绪，进而争取他为我说话，即可达到分化敌人的目的; 用厚利暗中贿赂敌国君主的左右近臣，并和他们建立深厚的情谊，使之身居国内，心向国外; 助长敌国君主的淫乐行为，以扩大其荒诞奢侈的情欲; 敬重敌国的忠臣，但给以薄礼，如有使命使他前来交涉，可故意延缓时日，不予答复，以造成敌国君主疏远其忠臣的形势; 收买敌国朝廷内的权臣、离间其朝外的大臣，使敌国有才智的大臣暗中与我通好而造成敌国内部互相倾轧的局势; 要禁绝敌国君主对他国的图谋，必厚施贿赂; 暗中给敌国君主的左右大臣以好处，使其君臣忽视农业，荒废生财之道而造成粮食匮乏、国库空虚; 先用金玉珠宝贿赂敌国大臣，使之逐渐听命于我; 对敌国君主表面上要尊崇他，宣扬他的威势，屈从他的意志，取得他的信任，促使他妄自尊大;用妙法堵塞敌国君主的耳目，造成他的闭目塞听;明里尊崇敌国君主的地位，暗中以重金收买敌国的豪杰、智能之士；本国富足而假装贫弱，以假象诱惑敌人;进献美女淫声，以惑乱敌国君主的意志;给以骏马良犬，以疲劳敌国君主的身体; 更以有利形势等加以诱惑，促使敌国君主更加骄傲狂妄……“文伐”作为军事进攻的准备和前提条件，只有和“武伐”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战略目的。太公佐武王最后以武力伐灭商纣，就是巧妙地以文伐为前提条件的。
用间是使用间谍以了解敌情。战争指挥者贵在“知彼知己”，而要“知彼”，极其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用间。《孙子兵法·用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吕牙即太公，和伊尹一样，都是善于以用间胜敌的人。《用间》篇又说: “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即以智慧超群的人做间谍，就一定能建树大功。伊尹和太公正是智慧超群的人，所以能先后建树了兴殷、兴周的大功。
用间之道多包括在“文伐”12节之中，不赘述。太公为了实现其“兼济天下”的意愿，曾经先后屠牛朝歌，卖卜朝歌，卖食棘津，对商王朝的情况，从外到内，自上而下，是了解的。史传太公三出殷朝，三入殷朝，三入周国，三就文王，最后归附了文王。是太公早已掌握了周、商两国的一手情况之后才归就文王的。其三次出入殷朝，已经奠定了巧于用间的基础。太公先佐文王“阴谋修德以倾商政”，是实行以“文伐”、用间为主的战略战术; 后佐武王盟津观兵、牧野伐纣，是实行以“武伐”即武力打击为主的战略战术。牧野伐纣的胜利，是太公文伐与武伐有机结合的结果，是太公巧于用间的结果。
对于太公具体作战指挥及以奇取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这里从简记述。《六韬·龙韬·军势》篇记载了太公答武王之问。太公说: 作战的态势要根据敌人的行动而决定，战术的变化产生于敌我双方的临阵对垒，奇正的运用来源于将帅无穷的智慧和思考。所以，最重要的机密不能泄露，用兵的谋略不可以言传。况且机密极为重要只能深藏于心中而不能表现为言论，军队的部署和运用只能隐秘而不能暴露给敌人。倏然而去，忽然而来，能独断专行而不受制于人，这就是用兵的原则。……将帅用兵，能不动声色而胸有成竹的叫做神; 情况不明而能洞察端倪的叫做明。所以掌握了神明的道理，作战就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天下就没有敢于作对的敌国。
敌我相遇，彼此不能攻打而各设守备工事，谁都不敢率先发起攻击时，袭击敌人，即可以奇取胜，如《六韬·文韬·兵道》太公之答武王问：太公说: 要表面上佯装混乱，而内部保持严整;外表装作饥饿缺食，而实际上粮食储备充足;实际上战斗力强大，而装作部队疲惫衰弱。部队或分或合，或聚或散，都装作没有节制纪律以迷感敌人。
隐蔽自己的计谋，保守自己的意图，加高巩固壁垒，埋伏起精锐兵力，保持寂静，无形无声，使敌人无从知道我方的兵力部署。想要从西边攻击敌人，则先从东边发动佯攻……即所谓“势因于敌家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所以“奇正发于无穷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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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 重人事轻鬼神
在古代，天道、鬼神和战争常被联系在一起。《通典》兵事立《推人事破灾异》
为目，而举太公重人事轻鬼神的用兵之道为史例，突出了太公军事思想的又一特点。
但树立太公军事思想重人事轻鬼神这一特点的并非始于《通典》，《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
孟津观兵后二年，纣王杀死王子比干，囚禁大贤箕子，这里突出了人事的变化。
鉴此，武王将要伐纣，但龟兆不吉，暴风雨突至，所以群公恐惧，只有太公强劝武王出兵伐纣，因为太公最重视的就是人事。“群公”是周廷的重臣，其中就有周公。他们所恐惧的至少有两点，一点是龟兆不吉，第二点是风雨骤至，因为他们最重视的天道鬼神，当然不无“臣伐君”“下伐上”恐惧的因素。《太平御览·天部》所引《六韬》记载的几句话，正是武王将伐纣时的劝进劝止的情景:
武王问散宜生: “卜伐纣吉乎?”曰:“不吉:钻龟、龟不兆数;蓍交加而折。”将行之日，雨韬车至轸;将行之日，帜折为三。散宜生曰:“此卜，四不祥，不可以举事”。
太公曰:“是非子之所知也:祖行之日，(雨)韬车至轸，是洗濯甲兵也!”
“龟不兆数”和“蓍交加而折”，是卜、筮不祥之兆; 将出行之日，大雨淋透运载弓箭车的车箱底部，出行之日，旗杆折断为三，则是上天示以不祥之象。所以，散宜生以“四不祥”劝止武王。而太公对散宜生则说:这件事，就不是你所能知道的:出行之日，天降大雨淋透我军械车箱至底部，是天为我洗濯兵器!--对于同一种事物和现象，作出完全相反的解答，与其说太公在为开释和破除散宜生的保守和固执，不如说是为破除武王的疑惧而促其牢固树立必胜的信心，以劝进武王。太公回答散宜生的话，既解释了“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之句，结果则“武王于是遂行”，又体现了太公对义战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通典》卷一六二《推人事破灾异》一节，进一步描写了太公的重人事轻鬼神的兵家形象:“周武王伐纣，师至汜水牛头山，风甚雷疾，鼓旗毁折，王之骖乘惶震而死。太公曰: ‘用兵者，顺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智将不法，而愚将拘之。
若好贤而能用，举事而得时，此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祷祀而福从。’遂命驱之前进。周公曰:‘今时迎太岁，龟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变为灾，请还师。’太公怒曰:‘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所)［可］知乎!’乃焚龟折蓍，援枹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从之，遂灭纣。”
出师遇风雷大作，似无足惊怪。但见到“鼓旗毁折”、武王陪乘人员“惶震而死”
的情况，太公仍镇定自若，并明确指出: 凡战胜攻取，不在于顺应天道，而在于不失人事，在于好贤而任能，在于举事顺人心、合时宜。人事不失，便可不看天时而举事得利，不用卜筮而举事得吉，不凭祈祷而福祚跟从。这种说法，同他以贤伐不肖、以有道伐无道、为利民而战即可不战而知必胜、不卜而知吉、虽非我民而为我所用的结论一样，都出于太公的重人事、以人为本的军事思想。
周公与太公相反，他唯重天道鬼神而无视人事。周公准备了逆犯岁星、卜筮均不吉、 星变成灾等等一大堆理由，以劝还师罢战，结果遭到了太公的怒斥。太公指出:
纣王刳杀王子比干，拘囚大贤箕子，其残暴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人事丧失到了极点，即讨伐殷的战争到了非战不可的时候了。因而他焚龟折蓍，击鼓而进，身先率众渡过黄河，向牧野挺进。武王跟从太公而进，结果是伐灭殷纣，成了大功。
牧野伐纣的胜利又是太公重人事轻鬼神军事思想的胜利。重人事是太公的一贯思想。武王曾问太公:用兵的根本原则是天道、地利、人事，而三者之中何为首要?太公说: 天道不可见，地利、人事实在习见而易于把握。天道在上居高层次，地利在下位于次，人事则指饥饱、劳逸、文武方面的原则与方法。因此说，顺应天道不一定带来好的结果，违逆天道不一定造成祸害。但丧失了对有利地形的利用，则士卒不知所错;人事处理不协和，更不能用兵作战。所以说，打仗不一定全赖于天道，饥饱、劳逸、文武则是急待妥善解决的事情，地利是实实在在的问题。
武王又说: 天道鬼神，顺应它就能存在和发展，违背它就要遇到败亡。然而为何独不重视天道呢?太公说:这是先圣已经认识到的。不过有些人企图阻止后人却仍然这样做，故玩弄了一些欺骗手法，强使人们把战争的胜利寄托于顺应天道! 这是不利于军队打胜仗的，但将帅中却有十分之九的人受到它的拘限和约束。
天道鬼神能左右战争的胜败，是妄人编造的谎话，这就是太公斥责散宜生和周公的根据，是牧野伐纣胜利的思想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