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所及而研究兴起。所以对于姜太公思想及其事功的研究，应该从西周时期就开始了。太公以“实缮”黄帝之法而形成的“取天下及军旅之事”的大经大法，在太公当世即被周朝史官镂于金版，得以典传下来。在桓、管称霸时，流传渐广。这就是《金版六》即太公用以灭商兴周的方略。至周武王去世，周公辅佐成王，太公和吕伋平三监和淮夷之乱以后，周王朝开始了“成康之世”。其时，周公以“次序官政”和制礼作乐喧夺了对太公思想应有的重视。因而到康王末年和昭王初年，渐见“王道微缺”之兆。至周穆王临朝，“王道衰微”“文武之道缺”已成为王朝安定的威胁。于是穆王不得不命太公的族人吕侯为王官，“作修刑辟”，而称《吕刑》或称《甫刑》。
《吕刑》实由“祖述”伯夷刑典、“宪章”太公法制，因时制宜、沿革损益而成的成文法典。因为太公佐文武制定了西周王朝的整套制度，所以《吕刑》的修订和颁行，再次兴起了对太公思想的研究，是必然的。周宣王即位，推进了这一研究活动，因而王朝又显现出崭新的气象。
“太公退，又行之于齐”(《汉书·食货志》。)。太公封齐建国，其行之于齐的当然不止于他的经济方针，而是整套的富民强国之道。齐人奉太公的富强之道为“国本”。管仲相桓公，继承太公之业，把对太公思想及其事功的研究推向新高潮，因而盛为五霸之首。晏婴、田穰苴及田齐诸王，无不遵行太公之道，实行太公之治，继承和研究并行，故能长盛不衰。孙武及其高祖孙书、晚辈孙膑，都和田穰苴一样，以世代研究和继承太公的政治思想及兵战思想而成为古代著名的军事家。
周王朝的建立和齐国的兴起，使对太公思想及其事功的研究遍及列国。吴公子季札称颂太公表率东海而创立泱泱大国之风，致使齐国前途不可限量。孔子则称道太公功在兼济天下而非许由独善其身者可比。没有研究就没有结论。所以季子和孔子的赞美， 都是研究者的结论。两姓齐国迄于田齐威王和宣王近800年的长盛不衰，是齐人继承和发展太公“国本”的结果，也就是研究和光扬太公思想及其事功的结果，齐湣王的败灭则是违背太公思想使然。
稷下学风兴起，诸子百家进一步阐明了太公的“微言大义”，从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到法制思想及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观点，于方方面面加以探讨和阐发，首先为威王、宣王提供了许多富强的成法和参照，同时也遗于汉唐的明君贤相以富国强兵的借鉴和师法。稷下诸子对太公思想的引申阐发和争鸣，是以研究为前提的; 西汉御史大夫等对太公思想及事功的师承和发扬，是以研究为前提的; 房玄龄、李靖、唐太宗等人对太公思想及其事功的探讨和继承，也是以研究为前提的。唐代以后，许多关于太公的兵学论著纷出，同样是以研究太公的政治、军事思想为前提的。由此可见，自西周迄于近代和现代，太公思想及其事功的研究，一贯于中国历史的古今。
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人物，在历史的流传中，在文艺作品中、传说故事里、戏剧舞台上被塑造为多种艺术形象，从不同角度反映姜太公的大智大勇、大圣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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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古代研究
周文王立太公为师，周武王尊太公为师尚父;作为西周王朝的开国元老，散宜生、闳夭、南宫括也尊太公为师; “三分天下，周有其二”和“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计居多”，都说明太公思想及其事功在当时已经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影响是研究的前提。从太公佐文王“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到辅佐武王牧野伐纣而“与天下更始”，是太公思想得以贯彻实行的过程，也是得以研究和光扬的过程。可见，太公思想的研究和发扬，始兴于他的当代。
实行太公的治国安民之道，国家就昌盛，不行其道，国家就衰落或败亡。周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辅佐成王继位而“君临天下”。管、蔡、武庚及淮夷的反乱既平，“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公于是次序“官政”，作《周官》，以兴礼作乐、推行尊尊亲亲之道取代了太公佐文武制定、实行的一张一弛的治道。所以，周王朝不久就出现了“文武之道缺”的衰微气象。周穆王为了补正其缺失而再振王纲，不得不召吕侯为王官，以重新推行太公亦礼亦法即一张一弛的治道。吕国是伯夷后裔，太公同族。吕侯承伯夷、太公等祖业而不废，故能重行其道而复兴其功，于是因时势之宜而修成《吕刑》。《吕刑》的修成，使伯夷、太公传承的政教刑禁之道得到了综合归纳而结集为中国古代刑法的第一部成文法典。
太公思想在齐国， 在田齐湣王之前， 始终被奉为富民强国的指导思想。管仲以“修旧法而业用之”为富强齐国的根本原则。“旧法”即“先王之法”。所以管仲修旧法首先就是修行太公之法。《史记·齐太公世家》：“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 ”前圣建国本，后盛修善政，前圣后盛一脉相承，因而孕成了泱泱大国之风。继承的前提是研究。所以桓公的强盛是研究、继承、弘扬太公国本的结果。《唐李问对》李卫公答太宗之问说：“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臣请言管仲制齐之法：三分齐国，以为三军; 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五乡一师，故万人为军。亦犹《司马法》一师五旅，一旅五卒之义焉。其实皆得太公之遗法。”周初作为王朝典册存档的《周史六》，因东周以后，诸侯兼并的发展，“取天下及军旅之事”方面的理论，成为亟需的指导理论，故太公的《金版六韬》得渐传于世，而为桓、管称霸的需要，“太公之遗法”
首先由齐人“得之”并“复修”起来，因而能以“节制之师”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李卫公所说“齐人得其遗法”，或管仲“复修太公法”“管仲制齐之法”及《司马法》
所得“太公之遗法”等，主要指用兵之法而言，但不局限于兵法。这说明了研究、继承太公思想的过程。
田完奔齐而不奔他国，陈国内乱是一个原因，而精研太公思想并崇尚太公治国之术也是一个原因。所以田齐继姜齐之后，仍以继承和发扬太公的功业为国策，以继承和效法桓公、管仲修行太公的国本为国策。他们自称“高祖黄帝，迩嗣桓、文” (齐国铜器《陈侯因 敦》。) ，实即上承黄帝以下的太公等诸明君的治道，下继桓公、管仲、晋文公的霸业，主要是桓、管的霸业。田完五世孙孙书，以研究和继承太公的兵法韬略而成为名将;孙书之后孙武继承祖宗之业，习韬略，善用兵而成为“武圣”，所著《孙子兵法》成为“武经”。田氏族人田穰苴以精研太公兵法而“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精通兵战之法，有兵书《司马法》传世，或传为《司马法》是齐威王时的兵法辑录。《司马法》是太公对黄帝之法“绍而明之”的产物，它以崇仁尚礼为本，提倡以正义战争反对不义之战。史传“《司马法》本太公者也”，故只能由齐人传承下来。总之都是齐人对太公军事思想、政治思想等研究、继承的成果。
战国时期，作为政治开放、经济繁荣、思想解放、文化发达的产物百家争鸣兴起于齐国稷下学宫。当其时，太公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制及其哲学思想都得到了充分的再研究、再论证和再认识，托名著作纷出，多是对太公思想研究、论争、探讨、发挥或归纳的结集。这些结集，对当时六国政治的改善，尤其对齐国政治的昌明和经济的发展，都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而对后世中国政治、文化思想的发展，同样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可以这样说：没有太公以其圣明建起了富强的“国本”，没有桓公、管仲等齐国历代明君贤相修行、继承太公“国本”的“善政”，百家争鸣的学风不会兴起于齐国。齐国太公之后历代君主对太公“国本”的继承发展及其成就，战国稷下学在齐国的兴起，大都是太公思想与事功影响的结果，也是齐人及其他邦国贤哲对太公思想研究、继承的结果。至百家争鸣之风在齐国兴起，则把对太公思想的研究推向了最高峰。在这一时期的诸子著作如《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
《鬻子》《墨子》《楚辞》《吕氏春秋》《尉缭子》《尸子》《鬼谷子》《战国策》
等论述中，都有对太公思想和事功的称述或专论。
从西汉开始，对于太公思想学说的研究和继承突出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而尊贤尚功、言路开放、博取众长等开放思想因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的世袭制度的推行而被贬抑和罢黜。从此以后，百家争鸣废而儒术独尊兴，太公尊贤尚功废而周孔尊尊亲亲兴。
以此而成“礼制”。这种礼制的存在与中国封建社会并终始。
汉武帝出于富国强兵的目的，支持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研究和奉行太公、管仲的通货积财之道。 从公元前119年至公元前98年，武帝先后实行“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 ， 效法太公、管仲开发山川之利、实行本末并重的生财致利之道，收到了“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的实际效益。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召集的“盐铁会议”上，御史大夫公开指出：太公辅佐文王、武王取得天下，管仲辅助齐桓公成为诸侯的霸主，有才德的人得到适当的官位，就如蛟龙得水，腾蛇兴云驾雾一样施展其才能，建立其功业。御史大夫举公孙弘以讲《春秋》做了丞相，官高位重，掌握国家大权，又加衣食简朴，成为国人效法的榜样，但却无益于富国强兵、无益于国家治理为例，说明“法周公”“法孔子”的“百世不易之道”不是什么振兴、富强之道。
出于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目的，御史大夫申明他们师承太公的经济方针，并说明了他们师法太公“财蓄货殖，世为强国”之道的成就与效果：从前太公受封在营丘，开辟荒地，定居下来，土地贫瘠，人口稀少，于是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工商业，竭力提高女工纺织、刺绣、缝纫水平。因此邻国都来齐国进行贸易往来，齐国的物资财富不断增长，从那时起，齐国就跨入了强国大国的行列了。管仲辅佐齐桓公的时候，继承齐国前代国君的事业，特指继承太公建立的功业，运用轻重理论，指导经济改革，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于是制服了强大的楚国而成为天下诸侯的霸主。现在，御史大夫均学习太公、桓、管的办法，统筹盐、铁官营，开发山川资源，物资一天天丰富起来。
因此，朝廷费用充足，百姓也不穷困，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发展，朝廷和百姓都相应地富足起来了。所有这些，都是善于筹算计划的结果，并不是光靠种田养蚕发展农业所能取得的。
与御史大夫相对的是贤良文学。针对贤良文学坚持“法三王”“法周公”“法孔子”的主张，御史大夫指出：文学效法你们的祖先孔丘，颂扬他的功德，自以为自古到今，他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孔丘在鲁国、卫国一带宣讲儒道，在洙水、泗水一带实行教育感化，他的学生并未因此而变好，当时的天下和鲁国并未因此而治理好，鲁国反而衰落得更厉害了。御史大夫指出：天地为了平均有无，而使万物流通……江河湖泊的鱼产，齐国莱地、黄县的鲐巴鱼，多得吃不完，但是邹、鲁、周、韩一带的人，只能吃些粗食野菜。自然资源不是不富足，山海之利不是不丰饶，邹、鲁等地百姓贫困，是财物得不到流通交换的结果，也就是封闭的结果。
以上引自《盐铁论》《本议》《通有》《刺复》《论儒》《轻重》等篇。可以说，御史大夫引据的经济理论都是太公、管仲既已成就的富国强兵的事实。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御史大夫，对太公经济思想研究、继承、实践的结果是“财蓄货殖”“上下俱足”。
可知《盐铁论》是汉人研究齐国经济的第一部论文集，是汉代研究、发扬太公思想主要是经济思想的论集; 书中鲜明地表述了开放和封闭的两种政治、经济思想的对立。
武帝时期所取得的富国强兵的成就，表明了太公思想对西汉朝的强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诸子著作如《淮南子》《贾谊新书》《新语》《孔丛子》《春秋繁露》
《韩诗外传》《说苑》《新序》以及《礼记》等，都有对太公思想及事功的称述或专论。
总之，汉代对太公思想审视的比较全面和深刻，如：汉初政治家陆贾，特重太公的政治思想及其修道术的功德，他伊、吕并论而不提周公；张良、韩信特重太公的兵法韬略及政治思想，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桑弘羊为首的西汉御史大夫特重太公的经济思想，并以师法太公的富强之道而大有成效；太史公全面推崇太公的治道，如因俗简礼、政令平易近民、尊贤尚功的政治思想，使齐“冠带衣履天下”的经济思想及其吊民伐罪的武功等； 刘安、 刘向、盖宽饶等推崇太公的治道，突出为尊贤尚功及“官天下” 思想； 班固、王充、王符等全面推崇太公的经世济民之道而突出了他的“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及为周设立“九府圜法”的历史贡献，因而称太公“用能造周”。《汉书·食货志》特别标树了太公所创立的九府之制，其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确实是创建了开山的功业。从上面可以看出，汉人对太公思想及其事功的研究已达到了方方面面，而且各有成效。例如陆贾指出太公修道术为立国之基，因而称为《道基》，即治道的基础，这不能说不是卓见；刘向、班固等尊崇太公的“尊贤智，赏有功”，特别指出太公所行“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任人唯贤路线的实质，说明他们的研究不但达到了一定的广度，而且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对于太公军事思想的研究， 秦汉以后方兴未艾。 继《管子》之后，《司马法》
《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子晚子》乃至《三略》等兵学著作，都是对太公兵法研究、充实而成的代表著作。战国末至西汉初期，“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
是也; 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唐李问对》。)。而穰苴、孙武都是太公兵法的承传者。张良、韩信都是以继承、研究、发展了太公的兵法韬略而辅助刘邦建立起西汉王朝的。 迄于张良、 韩信时， 传世的兵法凡182家。经张、韩“序次兵法”，“删取要用” 而“定著三十五家”。无论182家或者35家，多为太公兵法之流。至任宏校理前代兵书并分别门类时，先对太公法进行了研究和审定，在考名求实的基础上，使太公兵法得以广泛流传。刘歆继其父刘向总校群书而辑成《七略》的《兵书略》时，同样先着手于太公兵法的研究、审订和编校，进一步扩大了太公兵法的流传和影响。
西汉去古不远，其真伪考定的依据更确。正是在上述“删取”“定著”“校理”“审订”的基础上，在数经考名求实、真伪辨定的基础上，《汉书·艺文志》才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太公·谋》八十篇，《太公·言》七十一篇，《太公·兵》八十五篇”的著录。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出土的《六韬》竹简，是太公兵法在汉代得以广泛研究和流传的物证。
东汉时期， 研究太公兵法的人更多， 称述和研究太公思想及事功的遍于朝野，《白虎通》 作为官书的代表， 另如《潜夫论》《论衡》《新论》《中论》《铭论》
《风俗通》《人物志》《皇览》等著作中都有太公思想、事功等的专论。此外，《后汉书·何进传》 《后汉书·徐璆传》 《后汉书·方术传》都称太公《六韬》，都把《六韬》视为太公的著作或代表太公思想的著作。至东汉末年，研究和师承太公、管仲兵法的代表人物应该推数曹操和诸葛亮，曹操有《太公阴谋解》三卷传世，使太公书声价更高。从汉魏六朝迄于隋，托名太公的兵书纷出，反映了当时太公思想的研究和影响不断延续和扩大。继《七略》《汉志》《七录》《隋志》之后，唐宋正史的艺文或经籍志，都大量载录了托名太公的著作，之外，如《群书治要》《意林》《艺文类聚》《通典》《通志》及《太平御览》等多种类书中，都收录了大量题名太公的著作，都说明了对于太公思想的传承、研究在继续深入，其影响在继续扩大。在曹操、诸葛亮之后，房玄龄、李靖、唐太宗、魏征、唐玄宗、唐肃宗等明君、贤相、名将相继对太公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及军事思想展开了比较全面广泛地研究、弘扬，唐太宗和李靖尤其肯定了太公兵法的领先地位和突出贡献，《唐李问对》一书更高地树起了太公的兵家形象。唐代皇帝追尊太公为武成王，并为之立庙建祠，都是对太公思想和事功研究的结果，同时又推动了研究的开展，扩大了其影响。宋神宗元丰四年(1080年)选编而成的《武经七书》，是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变法路线的产物。《六韬》作为武经之一而被朝廷颁之为武学教材，其影响在继续扩大自不待言。 除《武经七书》 之外，宋代有更多的研究姜太公其人其书的论著行世，如《武经七书讲义》 《武经总要》 《唐会要》《资治通鉴》《古今考》《习学记言》
《容斋随笔》《黄氏日抄》《素书》《困学纪闻》《识遗》《事物纪原》等，既研究太公其书，又研究太公其人、其思想，故有一定价值而得流传不废而及于今。
明清研究太公思想、事功及其著作的书和论文略有《子牙子评点》《武经七书直解》《武备志》《三才图会·人物》《潜书》《武经七书汇解》《纲鉴易知录》《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录》及《古今图书集成·兵略部》等，另有大量考证、研究书目见本篇第四章书目举要。这一时期的研究大致与宋、元相同，一方面称述太公的文德武功，另一方面则是对太公书进行着真伪之争。
由于“宋明人读书好以当时理学家言时非古人”的“非通方之论”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六韬》。) ，故宋明以来的姜太公研究，范围较汉人的研究狭窄了，政治、经济思想少有涉及，而突出了太公兵法的研究和太公《六韬》的真伪之争。宋元迄于明清时期，对太公思想主要是太公著作的研究分为两个支流：一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即为追求富国强兵之效而研究，他们坚持《史记》《汉书》《后汉书》《隋书》
及新旧《唐书》的成说。二是出于考证的目的，是为文人的学术研究而研究；他们指《六韬》是“伪书”，当然其中不无标新立异的目的，因此而有真伪之争。如《武经七书》等追求实效的著作举不胜举；而考定《六韬》之伪的以《读〈六韬〉》，叶适撰，收入所著《习学记言》中；《〈六韬〉考证》，王应麟撰，收入其《汉书·艺文志·考证》中；《辨〈六韬〉》，黄震撰，收入其《黄氏日抄》中；《四部正伪·六韬》，胡应麟撰；《古今伪书考·六韬》，姚际恒撰；《姚姬传全集·六韬》，姚鼐撰；《丰镐考信录·六韬》，崔述撰，收入其《崔东壁遗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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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近现代研究
近现代人对于姜太公思想学说及其事功的研究，总的看来，仍是拘于片面。民国时期，对于太公和周公的认识与评价，多数人没有进行再认识，因而没有更新观念，仍然承袭传统的说教，或仍然坚持门户之见。因此既不能认识、也不愿认识太公的开放务实、富民强国之道，又不肯正视宗法世袭制度的形成、巩固、发展的原因及其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封闭、落后的影响。所以，至今所见所闻的关于姜太公的评价和结论，仍是半人半神的结论。或认为这种结论就是公允的定论了。但是，以这样的研究和结论，去与汉代人对太公的认识和评价相比，不及汉人深刻和全面。
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太公的思想学说引起了更多人的重视，也引起了更多人的重新认识。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对太公开放务实、博取众长的治国之道，对太公尊贤尚功、富民强国的思想学说的研究应运而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研究姜太公思想及其事功的学术机构建立起来。学术研究活动在为实现古为今用的目标下各有成果，建立起了姜太公研究的新丰碑。兹将研究机构及研究活动概述于下：
一、学术研究机构举要
(一)齐文化研究院
1988年4月成立， 始称齐文化研究所。是山东省“九五”期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中的省文化建设重点工程，隶属于中共淄博市委、市政府，由淄博学院管理。
1999年11月26日更名为齐文化研究院，由山东理工大学管理。
齐文化研究院按照学术与开发服务并重的原则开展工作，以研究促开发，以教学、对外交流和管理开发为基点，是一个具有综合性功能的研究机构。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以西周初叶姜太公封齐至西汉时期的齐文化研究为主体，上溯先齐时期的齐地考古文化，下延后齐(西汉以后至明清)的淄博历史文化研究和齐文化古籍的整理研究、齐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以及齐文化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
齐文化研究院下设齐国历史文化研究所、地域文化比较研究所、齐文化研究开发中心、图书资料室、《管子学刊》编辑部、院办公室。有学术带头人及成员22人，其中正高级职称7人，副高级职称12人。
齐文化研究院的近期发展目标是：(1) 在淄博学院本部建成一座多功能的齐文化研究院综合楼。(2)完成齐文化研究院3所2室1部1中心的构建。(3)建立规模适度的齐文化综合资料库和信息库，实现资料检索自动化、信息网络化。(4) 建设一支数量适当、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专职研究人员队伍，通过培养和引进等方式造就一批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设首席专家2至3人。(5) 在学术研究方面：第一，力争实现三个突破，即东夷文化与中国上古文明研究的突破；齐文化比较研究的突破；淄博历史基础研究的突破。第二，积极做好山东省“十五”社科规划立项工作，争取国家“十五”
社科基金项目和国家教育部的社科研究立项。第三，建成山东省齐文化研究基地，出版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远期发展目标是将齐文化研究院建成国内有影响的齐文化研究学术中心和淄博经济旅游开发服务中心。
近十几年来，齐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七五”期间，完成了山东省古籍整理重点项目--《稷下学宫资料汇编》和第一个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课题--《齐文化概论》的立项，“八五”期间完成了国家“八五”重点图书选题项目和山东省十大优秀图书项目--《齐文化丛书》的编辑出版任务，“九五”期间，完成了省“九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齐文化通论》和齐文化研究领域中的第一个国家级科研立项--《齐文化发展史》。据不完全统计，到2003年，淄博学院在齐文化研究领域共出版学术专著47部，发表学术论文431篇，获省、市级社科优秀成果奖74项。
(二)稷下研究所
全名“山东工程学院稷下学研究所”(简称稷下研究所)。因立所于百家争鸣兴起的稷下学宫故址附近而命名，是淄博地区、山东地区研究齐文化、研究姜太公的主要阵地之一，成立于1991年10月，正式编制3人，聘任15名教授为兼职研究员。
稷下学是齐学的主流。稷下学风即百家争鸣的学风，是齐文化开放性、兼容性的突出体现，稷下学风正是经史称道的“泱泱大国之风”。所以追源溯流，姜太公作为稷下学风和齐学的主要奠基者，该所首先致力于姜太公和齐学源流的研究，先后发表和出版了太公研究的论文多篇，专著多部。该所成立前夕，早已直接筹划召集了数次学术讨论会议，成效显著。如1982年10月山东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在淄博召开了“稷下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10月在淄博召开了“首届全国《管子》学术讨论会”; 稷下研究所在参与筹划了1987年8月《管子学刊》 的创刊及编辑出版工作后，又直接筹划召集了1989年的“《管子》 与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筹划召集了1992年8月在淄博举行的海峡两岸齐文化学术讨论会” 及1996年8月在淄博举行的“《春秋》经传国际学术讨论会”等规模较大的学术会议，对齐文化的发掘、研究和宣传，对姜太公思想、学说、事功的探讨和研究，对《管子》及管仲其人其事的研究，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三)齐文化研究社
1988年5月成立。 齐文化研究社是群众性民间学术团体，在中共临淄区委齐文化开发领导小组和淄博市社会科学联合会领导下进行研究工作。该社以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发掘、研究和宣传齐文化开放务实的特性，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宗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古为今用，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团结社会广大有识之士和齐学的热心者以共同开掘齐学， 研究齐学。从成立以来，先后组织召开了16次齐文化学术讨论会，结集出版了论文集5部;其中全国“姜太公学术讨论会”三次，结集出版论文集《姜太公新论》和《姜太公与齐国军事文化》两部，计47万字。撰写了第一部姜太公传记《姜太公本传》 ， 17万字，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截至2003年，组织联络社员85人，以临淄和淄博地区为中心，社员分布于全国各地和各行业，逐渐形成为一支兼职的齐文化开发、研究、宣传的骨干力量。15年来，每年出版齐文化研究专著一部， 在省以上报刊发表论文和文章120多篇，获省、市优秀科研成果奖25项。
(四)世界丘氏宗亲总会太公研究中心
史传姜太公有三个儿子。封齐建国之初，太公命其第三子穆公领镇齐都营丘，以封地为氏，因而称之为丘穆公。丘穆公子孙繁衍众盛，其后世的丘(邱)姓族人多是他的后裔，亦即太公的后裔。近现代以来，丘(邱)氏族人遍居海内外。以居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丘(邱)姓族人为倡导，以“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为号召，以“尊宗追远，弘扬祖德”和“提高民族精神”为宗旨，联络各地丘(邱)氏族人成立了宗亲会及姜太公研究组织。如新加坡丘氏公会(1948年成立)、韩国丘氏宗亲会、马来西亚丘氏公会等; 此外，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中美洲、沙劳越、纽约、芝加哥、南非洲、缅甸、台湾、香港各地都有丘氏宗亲组织和姜太公研究组织。1979年世界丘氏宗亲总会建立，会址设在台北。与之相应的姜太公研究的总机构也同时建立了起来。
各宗亲会按时集会纪念丘穆公，同时一年一度纪念其共祖姜太公。他们以农历八月初三日为太公诞辰纪念日，或称“子牙千秋”。每年这一天，各丘氏宗亲会及世界丘(邱)氏宗亲总会都同时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举行太公生平功德等研究、探讨活动，创办会刊，鼓励学人研究论证，著书立说，以弘扬其祖德，有“河南堂丘氏文献社”“台北丘氏睦义堂”等史籍、谱谍档案馆。丘氏宗亲总会的会刊载有河南文献社撰写的《太公及其长子丁公、三子穆公传略》，有宗亲总会撰写的《姜太公生平》等介绍和研究文章。丘氏族人在会刊上指出：“按我们祖先的发祥地营丘，是古代齐国的首都; 是我们祖先开姓认同的发祥地。没有营丘圣地就没有丘姓。丘姓传二千多年后，至雍正三年清帝以避孔子讳为由，在丘字之旁加“阝”为邱，属变更字形。至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闽杭举人邱荷公和台籍进士邱逢甲两位先贤倡议恢复丘姓，还祖先本来姓字，辛亥九月二十日登报于闽粤……无论丘字邱字为姓，都是姜太公第三子丘穆公的子孙，都是血缘的一家人。” (世界丘氏宗亲总会理事长邱清辉为河南堂丘氏开姓祖穆公祠建成庆典祝辞。) 丘氏族人同其他旅居海外的华人一样，在尊宗追祖的同时，都隐藏不住其怀念故土祝愿故国的深情，体现了炎黄子孙孺慕故国的共同情怀。
世界丘氏宗亲总会既把纪念姜太公的活动普及于世界各地，更把研究姜太公的活动普及于世界各地。各宗亲会都建起自己的研究中心，拥有自己的研究力量，形成自己的研究阵地；世界丘氏宗亲总会则汇川流为海，集其大成。如此而形成了一支自发而巨大的姜太公研究队伍。
(五)姜氏宗亲会太公研究中心
台湾姜姓族人共认太公是他们的先祖。早在明朝桂王永历二十三年 (清朝顺治十八年，1662年)，郑成功进驻台湾、闽人张氏随之、并由福建漳州府奉迎“太公圣像”
入台的时候，以姜姓为首的台湾人便先后为太公立庙于台湾各地，并开始考述宗族，序次谱谍，溯流追源，循末求本，本族中的学人自发组成太公研究群体。至清朝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台湾省嘉义县又一太公庙落成，学问研究和香火拜祭并兴。其后不断重修，到1987年又重修。
姜氏宗亲会和丘氏宗亲会本是同宗共祖。他们以农历八月初三日为太公诞辰，每年八月初三日举行纪念活动，纪念活动必与研讨活动并行，姜氏丘氏的行动是统一的。
因为研究探讨的结果，都是光扬他们共祖的功德、劝奖族人的历史依据。所以姜氏宗亲会一如丘氏宗亲会相同，对太公思想、功德的研究方兴未艾。
(六)《管子学刊》和姜太公研究
《管子学刊》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唯一一家以发表《管子》和齐文化开发、研究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它以研究和弘扬齐文化开放务实的特性、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为宗旨，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1982年10月至1986年10月，山东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和淄博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先后联合在淄博召开了“稷下学学术讨论会”和“首届全国《管子》学术讨论会”。
前次大会，拉开了齐文化研究的序幕，后次大会则提出了创办《管子学刊》的倡议。
在周谷城、张岱年、杨向奎、李学勤等专家及淄博市党政领导的支持下，《管子学刊》
创刊号于1987年8月31日正式问世。
姜太公是齐文化的主要奠基者。因此史书有“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的记载。就是说，太公的“国本”为源，桓公的“善政”为流，太公和桓公源流相继，即研究桓公、管仲的“善政”也必然联系到太公所建的“国本”。所以《管子学刊》辟设专栏35个之多，而“姜太公研究”栏置前而显目，正是太公和桓公、管仲，“前圣”和“后盛”源流相继的体现。
《管子学刊》作为专力研究齐文化的独家刊物，它首先为姜太公研究、主要是太公军事思想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阵地，因而被列为姜太公思想事功研究的中心之一，而不视为单一的期刊。作为国家级学术刊物，1992年《管子学刊》被列为全国中文核心学术期刊，发行国内外。
(七)日照市姜太公研究会
山东省日照市姜太公研究会， 成立于1995年4月。迄今，该会有会员36人，研究员5人。
作为姜太公的故里，历代文献不乏记载。从海曲县到西海县再到日照县，东吕乡东吕里曾是太公生地，地方史志载述更详。日照姜太公研究会的成立，不无慎终追远之义。该会筹建姜太公旅游城的工作已见成效; 考证研究全面展开，撰写了《姜尚》
《姜太公传》专著二部; 并拟定了《姜子牙传奇》、电视连续剧本《姜子牙》的创作计划。
(八)齐文化专业委员会
山东省历史学会齐文化专业委员会1997年10月在淄博师专举行成立大会。济南、青岛、淄博、烟台、威海、潍坊、龙口、聊城、曲阜等地市的专家、学者、齐文化专业委员会顾问、齐文化专业委员会委员90余人参加了会议。
齐文化专业委员会的筹建始于1995年，是贯彻落实《山东省“九五”期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中关于“组建孔子研究院、齐文化研究院和齐鲁文化会馆”，以“保持儒学和齐文化研究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建设规划的第一步。
临淄、淄博是齐国齐地的轴心地带，而海岱之间尽为齐地。至于齐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则远非海岱所限。所以，齐文化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海岱地区、山东地区的齐文化研究组织已经形成。齐文化兴盛于姜太公，因此，齐文化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为全省齐文化研究拓宽了阵地，更为姜太公思想学说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局面。
(九)临淄区齐文化研究中心
2004年2月16日成立，隶属中共临淄区委宣传部，编制8名。下设办公室、齐文化研究开发部、 《齐文化》编辑部、齐文化资料室等4个科室。主要负责齐文化和齐地文化的研究、开发、宣传工作。一年多来，举行了齐文化与宽厚务实座谈会和齐文化知识竞赛等活动。购书5000多册，征集古书籍20余册。编辑出版了《齐文化》双月刊8期。 出版了《临淄游览讲说》《古代咏齐诗赋辑览》《齐国名言录》《走进齐都》
《齐国名人》等齐文化研究著作。齐文化研究开发部为齐文化的开发利用作了大量的专题研究、 规划、 设计工作。其中与姜太公有关的有“姜子牙酒”“太公牌马扎”
“太公牌手帕”“姜太公牌纸杯”等产品。
二、学术研究活动
姜太公学术研究活动包括太公后裔的纪念性研讨活动和社会性一般学术研究活动两种方式。前者以“慎终追远”“弘扬祖德”和“提高民族精神”为目的，如新加坡、美国、韩国等地的丘氏或姜氏宗亲会的研讨活动是一年一度伴随着他们的祭祖活动而进行的。他们有会刊，有文献资料可据，有学术研究阵地，有学术研究成果的结集和出版行世，更有善于做学问的学人，所以他们的研讨活动都叫做学术研究活动而不是单纯的祭祖活动。
后者的研究活动则从求取借鉴，古为今用，继承发扬民族文化的精华为目的，主要追求社会效益，兼求经济效益，以谋利社会和人民。由此可见，姜太公学术研究活动的两种方式，相通之处是主要的，但也不尽相同，其主要界定标准是，后一种研究活动是以大公无私、纯谋公利，而不囿于宗族的界限，更无尽孝庆诞的寄托。所以，兹就属于后一种研究方式的一些重要活动作些简述。
(一)首届全国《管子》学术讨论会
1986年10月在淄博召开，是继1982年10月在淄博举行的“稷下学学术讨论会”之后的又一次齐文化研究的会议。 会上同时议定了创办齐文化研究的学术理论刊物--《管子学刊》，以推动齐文化研究向更深处、更广处发展。
管仲是姜太公功业的主要传承和发扬光大者。管仲佐桓公以重修太公的“国本”
而被称为“善政”。此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齐文化研究的目标，扩大了研究队伍。从此，齐文化研究、姜太公研究等走上正轨。
(二)《管子》与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
1989年10月在淄博召开。会议期间，中外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百家争鸣的学风重新在齐国故地兴起，从各个方面探讨论证了齐文化和《管子》开放、兼取众长等务实思想的特色及其对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借鉴作用。其中《齐文化交流管窥》
等论著则主要探讨阐发了姜太公的开放思想在立国当时经济文化交流中的超前开拓意义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大会收到学术论文80余篇，会后选编为《〈管子〉与齐文化》论文集出版发行。
(三)海峡两岸齐文化学术讨论会
1992年8月在淄博召开。会议收到论文66篇，专著9部，结集出版为《齐文化纵论》，是继《〈管子〉与齐文化》之后而树起的齐文化研究的又一座里程碑。其中《试论齐文化中的重工商业倾向和对外开放意识》等文，都集中阐述了太公农、工、商并重的经济思想及其实行对外开放、实行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机结合的历史贡献，由此而肯定了齐国长盛不衰的原因。
在周初分封的各诸侯国中， 以开放而致富图强的最称齐国。 姜太公是齐国富强“国本”的建立者。在改革开放的当代，太公以开放致富图强思想的研究活动再兴盛于当代，足见太公的开放思想与当代的开放时代相应合。只有开放才能富民强国。可知以开放务实致富图强的思想，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四)姜太公学术讨论会
1992年5月在齐国故都临淄召开，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专力研究姜太公的学术会议。
收集论文23篇， 计20余万字，汇编为《姜太公新论》，1993年8月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是第一部全面研究姜太公的专集。
与会学者坚持存真求实的态度，经过充分争鸣和考辩，大体形成了太公为“东夷之士”即“东海上人”的共识; 形成了太公为蚩尤之后，太公继承并发展了蚩尤的兵战之法而成为“兵家鼻祖”的共识。与会者一致认为，正是太公因民顺俗、富民强国、尊贤尚功的经济方针和政治方针，才形成了齐文化开放、务实的特性。在首次姜太公学术讨论会上，大多数学者开始以去伪存真的态度和方法对被神化歪曲的姜太公进行科学的研究考证，以扫除覆盖在他身上的神道积尘而恢复其圣臣明君的历史形象，由此体现了研究太公思想、弘扬齐国文化是服务于现代和有益于后世的宗旨。
(五)齐国经济管理思想讨论会
全国齐国经济管理思想学术讨论会， 1995年9月在临淄召开。到会学者25人，其中全国知名经济学家7人。收到会议论文23篇，约18万字，1996年3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论文选编。
会议对齐国经济管理思想形成的渊源、发展的过程，具体措施和方法，历史价值和社会效益，以及齐国所以长盛不衰的原因等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并各有卓见。其中《姜太公经济思想概说》《齐国经济何以长盛不衰》《论齐国的工商文化》
《齐鲁经济改革的比较研究》《先秦齐国手工业经济经营管理制度》及《齐文化与司马迁》等文章，都从不同角度而对齐国经济管理的渊源和功效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基本观点是肯定了姜太公的经济方针奠定了齐国经济长盛不衰、齐国综合国力长盛不衰的基础。因此可以说，这次讨论会虽然仍是尝试，但对姜太公既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卓立特出的经济理财家的评价达成了共识。
(六)姜太公思想讨论会
全国姜太公思想学术讨论会， 1996年9月在齐国故都临淄召开。这是继1992年首次姜太公学术讨论会之后的又一次专力研究姜太公思想及其事功的会议。 到会学者40人， 其中军事及军事史研究专家6人。收到论文32篇，这些论文大都突出了姜太公军事思想的研究，对《六韬》其书与姜太公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令人佩服的观点，而不是走人云亦云的老路。同时也对太公政治、经济、哲学思想从不同侧面进行了发掘、探讨和论证，进一步突出了太公安周兴周、安齐兴齐的圣臣明君的形象。 所收集论文计27万字，选编为《姜太公与齐国军事文化》一书，1997年8月由齐鲁书社出版。
(七)齐国法制讨论会
全国齐国法制学术讨论会1998年5月在临淄召开。 到会学者等50人，其中法学专家、法学史研究专家6人，收到会议论文33篇。
齐国法制讨论会旨在研究探讨齐国法律制度的制定和执行的概况。齐国礼制与法制并生，始于伯夷“典三礼”即“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的五帝之世。太公继承并发展了伯夷亦礼亦法的传统，管仲又继承并发展了太公先礼后刑的传统，所以使齐国保持了礼法并用的治国传统。可见研究齐国法制史而溯源于伯夷、太公和《吕刑》是必要的，否则便成为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研究。《齐国法治赏罚思想之我见》《齐国尚法而无法家》《齐学与齐儒：荀子法律思想再探索》等论文，均对齐国法制史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并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探讨了太公、桓公、管仲及田齐威王、宣王先后以礼法兼用之道而治国安民、富民强国的历史贡献。
三、研究成果举要
姜太公研究成果，特指对姜太公研究的论文与专著而言。这些成果选录的时限，也只限于现代和当代。这里仅举其要而录于下。
(一)论文部分
《四库提要辨证·六韬》余嘉锡
《原始的齐国与太公的人格》陈子怡《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1卷3期。
《姜姓的氏族和姜太公的故事》杨筠如《古史辨》第2册，1930年。
《太公年岁考》蒋志范《学海》1945年2卷1期
《齐国的封建事情以及齐和莱的关系》(日)上原淳道《中国古代史研究》1960年第11期。
《太公兵法之研究--本文主为研究太公〈六韬〉而作》徐培根《东方杂志》(台)1976年9卷9期。
《〈六韬〉的成书及其内容》张烈《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
《〈六韬〉之政治作战思想》魏汝霖《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台)1979年11期。
《读姜太公兵法论略》王仲廉《黄埔月刊》(台)1980年第338期。
《关于齐国建国史的几个问题》王恩田《东岳论丛》1981年第4期。
《齐国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王光荣《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2年第2期。
《“子牙子”和“ 敖”》刘丕烈《考古》1983年第7期。
《姜太公治国修政的历史功绩》杨向奎《姜太公新论·序》
《从 氏铜器所联想到的一些问题》斯维至《西周史研究》1984年论文集。
《论齐国的始封和迁徙及其相关问题》劳干《食货》(台)1984年14卷7-8期。
《吕尚》杨范中《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评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
《太公兵法》南怀瑾《历史上的智谋》，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夏、商、西周时期军事思想的萌芽和产生》张洪久《中国古代军事思想》，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六韬〉初探》刘宏章《中国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西周开国功臣太公望》盛冬铃《文史知识》1986年第6期。
《齐国重商图强对列国的影响》侯彭坚《商品流通论坛》1986年第2期。
《姜尚--中国谋略家的开山鼻祖》桑榆《中国十大谋略家》，三秦出版社出版。
《姜太公的籍贯和早年活动》杨善群《史林》1987年第2期。
《智勇双全的姜子牙》徐勇《中外历史》1987年第3期。
《〈六韬〉真伪述议》王欢等《军事史研究》1987年第4期。
《齐鲁两国建国方针之比较研究--兼对孔子的基本评价》 逄振镐《东岳论丛》
1987年第3期。
《西周时期齐鲁两国的地位及其相互转化》刘敦愿《东夷古国史研究》，三秦出版社出版，1988年第1辑。
《谈齐国的用人政策》刘绍华《管子学刊》1988年第2期。
《略谈古代齐国的军事思想》(上下)谢祥皓《管子学刊》1988年第2期。
《齐鲁文化特征比较》李启谦《文史知识》1989年第3期。
《太公望吕尚出生地考》蔡瀛海《管子学刊》1990年第1期。
《姜齐建国述略》何光岳《管子学刊》1990年第4期。
《齐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张荣明崔一心《天府新论》1990年第2期。
《齐文化在哲学思想方面的历史贡献》姜国柱《天府新论》1990年第2期。
《姜太公族源及迁徙路线考》宣兆琦《管子学刊》1990年第4期。
《晏子“入鲁问礼”与齐鲁文化比较研究》王恩田《晏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
《论吕尚》耿玉儒《姜子牙钓鱼台》，政协宝鸡县文史委员会，1992年。
《关于齐鲁文化的先进性与保守性问题》逄振镐《管子学刊》1992年第4期。
《齐祖姜太公考》景以思《管子学刊》1992年第4期。
《论姜太公治齐及其对齐文化的影响》宣兆琦《历史教学》1992年第1期。
《姜太公是咱日照人》丁履清《日照报》1992年6月2日。
《吕望史迹考辨》韩玉德。
《姜太公论》李永先。
《姜太公生平重要活动考》宣兆琦。
《武祖--吕尚》张龙海李金鹏。
《太公与齐文化》王德敏。
《姜太公的谋略智慧》于孔宝。
《姜太公军事思想概说》郑杰文。
《姜太公与齐兵文化学》张颂之。
《试论姜太公的用人思想》张玉书。
《论姜太公的政治文化观》张良才修建军。
《太公封齐建国对齐地工商业的影响》王京龙。
《〈六韬〉作者及成书年代考》陈青荣。
《〈六韬〉与齐国兵学》刘庆。
《〈六韬〉的军事民本思想简论》黄宝先。
《〈六韬〉社会教育思想初探》宋玉顺。
《略论姜炎文化与齐文化》方子玉。
《姜太公神话探析》赵。
《姜太公故里考》李志清。
《姜太公墓考》张龙海。
《姜太公年谱》徐舫蔡瀛海。
以上均载于《姜太公新论》，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
《周代齐国经济概观》刘斌《管子学刊》1994年第4期。
《智勇双全姜子牙》宣兆琦《大众日报》1994年8月12日。
《商品经济因素与齐文化》王健《管子学刊》1995年第1期。
《姜太公与管仲改革》陈青荣《管子学刊》1995年第1期。
《姜太公经济管理思想特点浅说》徐树梓《管子学刊》1995年第4期。
《太公望与〈天亡 〉》杨向奎《东岳论丛》1995年第2期。
《论姜太公》刘蔚华苗润田《管子学刊》1995年第3期。
《试论吕尚军事思想对孙武的影响》李金海《管子学刊》1995年第3期。
《姜太公“圣”名之辨的历史文化蕴涵》陈青荣《管子学刊》1995年第3期。
《齐国兵论冠天下》姜国柱《管子学刊》1995年第3期。
《齐国兵论冠天下》(续)姜国柱《管子学刊》1995年第4期。
《齐文化对孔孟思想的影响》刘斌《管子学刊》1995年第4期。
《〈六韬〉的内容和特色》许保林。
《〈六韬〉的成书时代和版本》孔德琪。
《〈六韬〉为战国中期的托名之作》郭小武。
《〈六韬〉是一部早期兵家著作》盛冬铃。
《〈六韬〉的真伪及其价值》熊武一。
《〈六韬〉的军事后勤思想》秦勇。
《〈六韬〉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认识》邵中印。
《〈六韬〉在军事上的地位》孔德骐。
《〈六韬〉对后世的影响》孔德琪。
《姜齐支裔的分布》何光岳。
《〈六韬〉是一部珍贵文献》孙金城邵学清。
以上均载于《姜太公全书》，学苑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姜太公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浅说》徐树梓《管子学刊》1996年第3期。
《远祖太公望传略》姜氏宗亲会(台)1996年8月。
《论齐国的工商文化》黄宝先王德敏。
《齐国经济何以长盛不衰》刘斌。
《谋于实 不可敌》张福信。
《齐鲁经济改革的比较研究》王志民。
《先秦齐国手工业经济经营管理制度》逄振镐。
《齐文化与司马迁》韦苇。
《姜太公经济思想概说》徐舫。
以上均载于《齐国经济管理思想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姜太公评传》李金海战化军《齐文化丛书》卷22，齐鲁书社1997年版。
《论姜尚理论的现实意义》张福信。
《关于姜太公的几个问题》孙开泰。
《太公思想纵横论》景以恩。
《姜太公与谋略文化论纲》郑杰文。
《太公望权谋思想论》逄振镐。
《姜太公的军事韬略思想》姜国柱。
《姜尚与中国传统军事谋略》王中兴。
《论姜太公军事思想对后世兵学的影响》刘春志。
《论姜太公军事人才思想及其影响》宋玉顺。
《树德敛人正奇制胜--太公望武功简论》刘斌。
《姜太公与中国古代战神崇拜》刘庆。
《兵家始祖谋略化身--试论姜太公的军事思想和指挥才能》徐勇。
《浅谈姜太公军事思想》李志清。
《通权达变--姜太公思想的精髓》边树本。
《姜太公法治思想简析》吴邦本。
《吕尚论略》吕明强。
《姜太公卒年考》陈书仪。
《〈六韬〉研究》石一宸。
《论〈六韬〉的宏观治国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影响》韦苇。
《〈六韬〉的法律思想》范维贞。
《〈六韬〉中的知战思想探析》肖冬松。
《〈六韬〉赏罚浅论》徐舫。
《齐文化与先秦军事思想的发展》黄朴民。
《〈逸周书〉的思想及其成书》(日)谷中信一撰路英勇译。
《论〈六韬〉的经济思想及其现代意义》马涛。
《试论〈六韬〉的将帅观》黄宝先。
《〈六韬〉书名含义及时代信息》陈青荣。
《试论〈六韬〉的军事战略原则》邱文山宁光庆。
《论“文伐”》张龙海。
《简论〈六韬〉的军事哲学思想》李荣福。
以上均载于《姜太公与齐国军事文化》，齐鲁书社1997年8月出版。
《齐地名称的来历与先齐古史征略》张富祥《管子学刊》1997年第1期。
《齐鲁文化早期交流融合述论》郭墨兰《管子学刊》1997年第4期。
《磻溪钓古》梁澄清《陕西日报》1997年12月2日。
《神州太公遗迹综述》 张文祥《钓鱼台名胜探幽》，陕西旅游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试论齐文化的初步形成》宣兆琦《管子学刊》1998年第2期。
《试论齐文化的务实精神》李维香《管子学刊》1998年第2期。
《姜太公军事后勤思想述略》 张文祥《钓鱼台名胜探幽》 ， 陕西旅游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司马迁笔下的姜太公》 张文祥《钓鱼台名胜探幽》，陕西旅游出版社1998年3月。
《齐俗“怯于众斗，勇于持刺”论析》侯强《管子学刊》1999年第4期。
《姜太公的籍贯在卫辉》孙俊卿《卫辉文史资料》第三辑。
《周师齐祖--姜太公》朱长伟《齐文化》2003年第1期。
《略论姜太公治国方略在齐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宋玉顺 《齐文化》
2003年第3期。
《论姜太公军事人才思想及其影响》宋玉顺《齐文化》2004年第2期。
(二)专著丛书
《中国军事史》 《中国军事史》 编写组编撰。1983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包括《兵器》《兵略》《兵制》《兵法》《兵家》《兵垒》及《历代战争年表》七卷。其《兵略》《兵制》《兵法》和《兵家》卷中均对太公作了介绍和论述。
《六韬浅说》孔德骐撰。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包括《六韬》的作者、成书时代和版本问题，《六韬》的军事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六韬》六卷原文、译文及浅说等部分。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198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宋时轮主编。
是一部介绍和论述军事科学的大型工具书。关于中国古代军事知识的内容包括了中国古代兵制、中国古代兵器、中国古代军事史。兵制介绍中的西周兵制，战争介绍中的牧野之战，著名军事人物介绍中，吕望为首位，都突出了太公在我国古代军事方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齐国史》王阁森、唐致卿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本书第二章为研究记述姜太公史事的专章,其他章节间亦述及。
《齐文化大观》李新泰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本书第一篇之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第八章和第三篇、第十篇都突出了姜太公的研究论述, 其他篇章间亦述及。
《稷下学史》刘蔚华、苗润田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4月出版。本书以追源稷下学的初基而论及姜太公,突出在第二章,其他章节间亦论及。
《齐文化概论》王志民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出版。本书第二章之第一节,第四章之第五节,第六章之第二节,均以姜太公研究为重点,其他章节间亦述及。
《齐文化论稿》王志民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本书第二章、第三章为姜太公研究与论述的专章,其他章节间亦论及。
《临淄与齐国》刘斌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作为齐国简史,本书突出了对“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的论证叙述,以为正本清源。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先后记述了太公尊贤尚功、通货积财以富民强国、吊民伐罪等文德武功;第六章、第七章论述了太公所奠基的开放务实“国本”的所以兴衰,并对齐文化与鲁文化所具有的开放与封闭的特性进行了比较论述, 从而进一步显示了姜太公建立“国本”的圣明。
《姜太公本传》刘斌、徐树梓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本书以较充足的史料为依据,论定了姜太公的生平和业绩,突出了其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思想和事功的叙述,是第一部姜太公传记。
《姜太公全书》房立中主编,学苑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中华实用智谋大典》
系列丛书之一。凡记载姜太公史事的经、史、子、集的有关条目,大多收罗在其中;记传姜太公故事的野史、稗抄、传说、碑铭等, 大多集录在其内,收集全面,因而无愧于“大全”之名。姜太公安周兴齐, 文德武功卓著,《全书》完整了太公的历史形象,摆正了太公的历史地位,观点正确,史料充实,使其他一些丛书和集成相形见绌,是一部了解和研究姜太公的较好的资料书。
《齐国智谋精典》 宣兆琦、张士友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智谋”“谋略”与姜太公关系密切。本书各有关章节多述及姜太公，就是因为太公以智谋著称于史。
《齐国史话》宣兆琦、杨宏伟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出版。本书第四章是姜太公研究记述的专章,第五章续论前章,其他章节间亦述及。
《姜尚》 焦安南、李建义著。被收入《中外名人传记》，1998年9月晨光出版社出版。
《姜太公传》焦安南、李建义著。1998年12月泰山出版社出版。该书自姜尚“生于东吕”写起，包括《乱世出大贤》《翦商兴周国》《灭纣得天下》《封邦治齐民》
等章，35万字，是一部有史可征的传纪文学著作。
《齐文化丛书》 包括文献集成、资料汇编、研究专辑、人物评传四大编，含书44种， 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地集文献资料、研究成果于一体的大型系列著作集成。1999年齐鲁书社出版。
《齐俗研究》 张龙海主编，齐鲁书社2001年10月出版。该书17万字，收入论文33篇，突出了姜太公治齐施善政，致使“民至今以为俗”的事功。
《齐国重要事件》左长城、国爱梅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全书26万字，收入文章25篇，以《姜尚封齐》为首篇。
《齐文化与现代文明》宋玉顺主编，齐鲁书社2002年10月出版。全书27万余字，收入论文41篇，其中多篇论及姜太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