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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19-02-14 15:51
鄌郚总编

人物传记:汶阳作者素描

  “汶阳”作者素描
  刘天鹏
  诗曰:“汶水澄清绝点埃,牟山拥翠夕阳开。印台月色依依见,牛沐钟声隐隐来。碧沼有龙通渤海,青云作院拟蓬莱。灵泉细吐珍珠颗,古墓山川取次裁。”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马文炜所著《安丘县志》中记有八景,附有明成化年间安丘知县陈文伟所作《总咏安丘八景》诗。第一景,汶水澄清:汶水流经县境北部,自西南而东北,百回千折,清澈见底,疏雨过时潮不起,好风吹处浪为生,有一种纤尘不染的自然美。每当秋月临空,河水浮银跃金,静影沉壁,令人心旷神怡。汶阳一带,曾为安丘,故引此诗。
  中国人居住历来讲究风水和气象,同样是河之两岸,其南北两边也是有根本区别。“水北为阳,居北为尊”当是成就非凡者的不二选择。 可见,汶阳儿女的祖先们是多么的精明。
  汶河北岸,历史悠久。重镇鄌郚、高崖、平原呈三角之势。鄌郚镇在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先民就在这里建立聚落,繁衍生息。鄌郚,《春秋》、《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均对其进行过解释,《现代汉语词典》注解:“地名,在山东省昌乐县。”鄌郚作为地名,据考来源于周朝初期鲁国的两个下邑:鄌国和郚国,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民国二十三年的《昌乐县续志.卷之四》载:“鄌郚,《春秋.庄公元年》齐师迁纪、郱、鄑、郚”。今县城西三里为古剧城即古之纪国,城南七十里为鄌郚,即古郚城。西周时期属纪国的郚邑。时郚邑的主人是唐尧的后裔,到春秋时期,郚邑便称之为鄌郚。清代为鄌郚厂。1930年为昌乐县第五区。1948年,为鄌郚区。1958年1月,为鄌郚镇,9月成立鄌郚人民公社。1984年5月,复为鄌郚镇。2007年8月潍坊地区大调政,暂撤销白塔镇,将白塔镇、高崖镇的行政区域并入鄌郚镇。高崖自古就是兵家争夺之地,处三县交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存放的“功劳炮”,就是当年鲁中军区攻打高崖所用的“四一式山炮”。可谓闻名于世。平原也是一个大镇,人口居全县之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武工队赫赫有名。
  沂山沿山脉向东,有一条绵延数十里的汶河,经过昌乐县的白塔、高崖、水码头、平原等村庄,汇入潍河。汶河的北岸,是一片肥沃的良田,养育着密集的人群。在这汶河北岸,曾出现过明清进士、民国教授、中科院士、党政要员、军队将领等优秀人才。文学的土壤也非常厚实,出现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为叙述方便,在这里称为“汶阳”作者。
  很久以来,在繁荣的昌乐文学圈里,大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汶河北岸多才子。的确,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汶河北岸的文学开始萌芽。著名作家浩然曾在生活极其困难的时期,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结识和熏陶了很多文学爱好者。他的很多作品如《车轮飞转》、《送菜籽》等都是在这里完成的。1982年之后,浩然数次来昌乐,居住高崖水库,走访东水码头,到学校讲授文学。所以“汶阳”这片沃土上文学种子的发芽开花结果,应该得益于浩然老师对这片热土的文学启蒙。受浩然老师影响,很多人力图在文学上有所造就。到了七十年代,“汶阳”作者开始崭露头角,但是大多局限于通讯报道。再后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文学作品破土而出,文学新人也略显名声。
  第一代浩然追随者,譬如秦贞媛、李祥才,在昌乐二中执教的马进、赵守诚等老师,当然还有很多不知名字的爱好者,他们为着文学梦孜孜追求,至今还矢志不移。再之后,出现了秦晓鸣、朱彬占、刘天鹏、张兰友、张立华、杨宗江、李绪同、潘顺瑞等数名骨干通讯报道员,还有已故去的赵登顺、刘贤瑞。笔者认为这也应该是汶阳文学崛起的前奏。严格地说,虽然这还不是文学,或者不是纯文学,但是毕竟是积累知识,积攒底气的开端。这些人活跃在各类报刊上,为政权高歌,为大众呐喊。丰厚而扎实的文字底蕴渐次形成。这些人出现在汶河北岸的不同地域,然而都是共饮汶河水,把他们归类为“汶阳”作者一点也不勉强。之所以后来出了一些作者、作家,包括一些年轻的优秀的文学工作者,像赵志刚、徐一波等,无不都是汶河水的滋润,无不都是受到文学的熏陶,无不都是执着地辛勤耕耘。当然也不排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人因为写而改变了人生,“敲门砖”敲开了户口的大门。他们顶着高粱花子,挽着裤脚,穿着带有泥巴的布鞋或是黄球鞋,进入了机关,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对于那个年代来说,这些人还算是佼佼者。
  真正步入文学这个神圣的殿堂,还是新世纪前后。来自汶阳的依然散发着泥土味的汉子们,一个个开始了多年就开始做的文学梦,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生于高崖村的秦晓鸣,用《行年诗行》展露着自己的才华;同是高崖村的秦景林长篇小说《绿潮》受好评;大王庄人王法颜《潍坊简史》留传后世;大王庄人朱彬占,一部《汶水月光》让人们回到了浓浓乡情的汶河北岸;泊庄人刘天鹏把《浮生》演绎的淋漓尽致;东李家庄人李绪同《脚下有路》折服众人;姚家庄人赵志刚《我的母亲》如泣如诉;……什么是文学?教科书上说,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按照这个要求,《行年诗行》是文学,《汶水月光》是文学,《浮生》是文学,《脚下有路》是文学。一部部耐人寻味的作品,回答了文学的命题,诠释了文学的概念。
  这些作者集中出生在汶阳,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我们不能说这是什么文学派别,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一种特殊现象。千年流淌的汶河,沉淀的是一种底蕴,时间将汶河浓缩在当今以至今后。当然,汶河并不像长江黄河那样壮观,那样丰润,它毕竟是一条带有局限性的河流,它的最终归宿是浩淼的大海。也正因如此,“汶阳”的作者们,还显得很浮躁,很多方面也不成熟。这种局限正如汶河的局限性一样,还出不来更好的作品。作者们脑子里大多是汶河的影子,大多是浓郁的乡土气味。我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汶阳”作者们的绩效,而是力图激起“汶阳”作者们的灵感与干劲。汶河文学仅仅是一种现象,一种萌芽。也许,不久的将来,会出来一些大家。尤其是年轻的作者们,破壁也许不是件多么不容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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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晓鸣:《行年诗行》溢才华
  自从1959年建了高崖水库,汶河被截断。当年放水洞两边的对联是:劈开马鞍移龟山,腰斩汶河灌良田。汶河被腰斩,高崖村就成了汶河的上端。秦晓鸣就出生在高崖水库大坝的下端。这是一个极具个性色彩的传奇式人物。也许,当地人司空见惯,只感受到他的才华,而忽略了他的传奇。一个从农家走出来的青年,在部队这所大熔炉里得到了锤炼。学历很低,然而天赋很高。过目不忘,出口成诵,是很多人熟知的。他在部队,学会了很多带有文学性的知识,吹拉弹唱,写写文章,都是他的拿手戏。到地方后,正赶上公社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秦晓鸣被公社领导“挖”了去。之后,县委报道组选拔人去济南学习写作,他又被选中。之后的路子很顺利,转户口,转干部,一直与文字打交道。
  在说秦晓鸣《行年诗行》或是其它作品之前,我还是说一下若干年以前的一些事儿,以增强读者对他的进一步了解。在我记忆的长河里,仿佛又回到了37年前。那时候秦晓鸣在县委办公室做秘书,我也有幸被县委报道组选拔去学习。这是初次认识秦晓鸣。他一有空闲就跑报道组,说是写着一个什么民兵武装斗争故事。我那时还不知道怎么写东西,就是很简单的材料都拿不成块。听他跟王松山(当时大概是宣传干事,我们也不知道称老师,只是叫老王) 谈论写作,老王也搞了个什么短篇小说,他们谈论我们根本听不懂,只是觉得好奇,觉得他两人都很了不起。直到过了一段时间,好像是第二年的春天,还很冷。秦晓鸣因为爱人添了喜,生了个儿子,回家看望去了,就把他宿舍的钥匙给了我,让我帮他抄写一个稿子。那一晚是我第一次有了住公家单间房的机会,然而却一宿没有睡觉。原因是秦晓鸣放下了一摞厚厚的稿纸,同样放下了写好的一沓密密匝匝的稿纸。吃罢晚饭,我关上门来就认真地誊写。这个一万多字的民兵武装斗争故事耗去了我一宿的时间。这是我对文学的第一次接触,方知道与新闻稿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为什么我记得是一个春天,还很冷?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记不清具体时间,只想着过了几天我就跟着秦晓鸣去潍坊送那个民兵武装斗争故事。我们是吃了晚饭去火车站的,等到潍坊时,大约是深夜2点或是3点,我们二人在火车站的排椅上,瑟瑟地蜷缩了几个小时,好冷好冷。第二天,我们把稿子交给一个姓马的同志,就回来了。后来这个稿子又要秦晓鸣改,我依稀记得是那个马同志提了修改意见,具体以后怎么发表的我就想不起来了。很多年以后,我想起那个带有小题目的民兵武装斗争故事,一万多字,是个了不起的作品,对秦晓鸣的敬仰自然多了三分。
  大约是在七十年代后期,秦晓鸣担任了县委报道组长,我在高崖人民公社干临时工。因为他的家是高崖,家属又在家里,他公私兼顾经常到公社出差,我们就有了接触的机会,我也就有了学习的机会。但这个时期,我们很少涉猎文学,新闻报道是主攻目标。不过,对报纸感兴趣的还是《农村大众》的故事会专栏,我们都在那个栏目上发故事。秦晓鸣称我“故事篓子”。那些真实的新闻故事,尤其是在写作方法和语言运用上,已经远远超过了消息或是通讯。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是文学的初级阶段。连续几年,我们合作得很愉快,玩得也很愉快。再后来,我进了县委宣传部,秦晓鸣担任了广播局的主要领导。他鼓励我创作,我就开始写报告文学,小小说,散文。总起来说,没什么建树。因为都在工作岗位上,歌功颂德的材料每天都在搞,而文学创作似乎没什么概念了。直到2000年之后,都不在单位工作了,创作的欲望开始冲动。秦晓鸣的《行年诗行》也就应运而生了。这本由长征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是在2001年5月,我想应该在很早时期秦晓鸣就形成了它的全部。之后又陆续出版了《回首高崖街》(原《高崖村琐忆》)、《营陵诗略》、《昌乐现代名人》等专著,还主编了1992年版的昌乐县志,除了县志是“遵命文字”外,其它的5部专著,都是文学的东西,尤其是《行年诗行》不仅是秦晓鸣才华的真实展露,而且是秦晓鸣文学之路的真正开始.。著名诗人朱多锦为其写下了洋洋数千言的序言,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朱多锦先生说:“读《行年诗行》,手中的书页越来越感到厚重,原来这是诗铸的岁月——诗人的‘行年’所留下的一行行‘诗行’,一行行‘诗行’谱写下的诗人的‘行年’。”《行年诗行》跨度很大,从1955年春节父亲参加村里的秧歌队开始,到1999年12月“退居二线”后的写作,经历了四十多年的空间,这不能不说是一部人生的缩影。期间,社会动荡,生产力几次大的重组,秦晓鸣人生跌宕起伏,工作变迁,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沿着这本《行年诗行》,你可以看到了人们载歌载舞欢庆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你可以看到全国学习毛选的热潮,你可以看到全国人民失去领袖的痛苦,你当然更能看到诸如大跃进,大包干等如火如荼的社会生活。我想,这本《行年诗行》还记录了秦晓鸣工作的全部,成长的碎片一页页组成一个美丽的花环。后来发表的很多中篇,还有那些专著,无一不是秦晓鸣文学的升华。因为同是爱好的缘故,因为是同城的缘故,还因为是多年交往的缘故,我经常跟秦晓鸣坐在一起饮酒品茗闲论文学,我始终被他的情绪所感染,侃侃而谈不拘泥于小节,博闻强记尽显秀才风采。更为可贵的是,秦晓鸣阅尽人间,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加之那几乎是雪白的头发,红润的脸庞,更显得飘逸洒脱。
  秦晓鸣也并非是因为汶河水的浇灌才得以聪颖,他的饱学是因为勤奋,因为刻苦。天赋只是另一个方面。据我所知,他大量的时间不是用在写作上,而是用在读书上。博览群书,涉猎广泛,对他来说恰如其分。当代的诸如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王跃文的《国画》;现代的诸如鲁迅的作品,柳青的作品;古代的诸如四大名著,词话,国外的诸如《百年孤独》等等。秦晓鸣花大量的时间去阅读,去品味。我还知道他在刻苦练书法,刻苦练身体……总之,这是一个勤奋的人,是一个热爱生活而又非常执着的人。“汶阳”因有了秦晓鸣而更加扬名,而更加骄傲更加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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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法颜:《潍坊简史》传后世
  一个人热爱那个地方,就必须熟悉那个地方,热爱它熟悉它就要不遗余力地歌颂它。大王庄人王法颜二度撰写《潍坊简史》,不仅仅是歌颂潍坊,而且是给社会提供了生动而又丰富的爱国主义教材,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王法颜是上世纪50年代的高材生,以优异的成绩走进了北京师大。完成学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后来长期担任教育领导以及潍坊市政协常委、文史委主任等。他有着很广泛的兴趣,书法、篆刻、收藏、著书。第一版《潍坊简史》于数年前出版后,他感到还有很多要收集到的东西,便进行了再版。这对于一个老人来说,确是件不容易的事儿。
  王法颜在前言中说:“爱国主义发轫于对自己家乡故土的热爱,热爱家乡是热爱祖国的感情基础。”王法颜编著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和潍坊儿女了解家乡、热爱家乡,从而培养起一代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和热爱祖国的感情。”
  对潍坊的人文历史,王法颜了然于胸,这是他长期学习积累的结果。翻阅着这部散发着油墨香的史书,感到潍坊的历史文化灿烂辉煌,也感到十分骄傲与自豪。八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潍水流域繁衍生息。有最早的出土文字记载。潍坊是东夷文化的发祥地,而东夷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潍坊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人民勤劳,物产丰富,历史悠久,文化昌盛。良好的自然与历史条件,培育了无数英雄豪杰、名人贤哲,真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我们从王法颜的《潍坊简史》中,看到了一个“潍坊大全”,潍坊的地理概貌,历史沿革,历史大记,历代名人,名胜古迹,历史文献,传统工艺,土特名产,教育与宗教,科学技术,历史传说,等等,都跃然纸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的潍坊,一个现实的潍坊,我们从中了解了潍坊,认识了潍坊。我们为潍坊的古老而自豪,为潍坊的现实而喜悦。
  值得说的是,王法颜把潍坊历代的名人都做了收录,这些珍贵的资料对后人绝对是一个启迪。不管是晏婴、郑玄、管宁等这些历史久远的人物,还是臧克家、马宝三、陈少敏、刘善本等这些当代名人,都为潍坊的底蕴做了最好的注脚,地灵人杰,人才辈出。还有潍坊的名胜古迹,读了文字,仿佛做了一次惬意的旅游。我们在短时间内,看到了古火山口的壮观,看到了纪国故城,赵旺铺遗址,青州故城,营丘故城,密州故城,潍县故城,齐长城等古老的城廓,也会想象到古代厮杀的战场。当然我们还看到了万印楼,偶园,范公亭与顺河楼,庵上石坊,石门坊,方山庙,老龙湾,陀山,沂山,青云山等名胜古迹。王法颜花心血采集整理,极大地丰富了潍坊的文学宝库。潍坊的土特名产也是闻名于世。潍县萝卜,青州弥河银瓜,青州蜜桃,昌乐西瓜,寿光蔬菜等等,都具有独特的风味。
  王法颜饱学,是大家公认的。这位来自汶阳的学者,在同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为汶阳这块土地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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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彬占:《汶水月光》浓郁情
  我很感高兴的是,乡土文学终有人紧撮着不放松。每当翻阅着那些熟悉的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字时,仍不免心头发热。同是养育我们的故乡,在朱彬占笔下演绎的是那么活龙活现,仿佛就在眼前……
  比起朱彬占的其他早期作品,我以为《汶水月光》可以成为他的代表作。正如马进先生为《汶水月光》作的序言中说的,朱彬占“对这片热土不仅从小了然于胸,谙熟于心,对家乡的感情那是发自肺腑的热爱。如《庄前的那条河》,在作者的心底里,流淌的不仅是条泽被千古的母亲河,也是条能治百病的神奇河。”朱彬占在这篇散文中写道:“远远望去,汶河就是一条绿色的屏障,又像一条翠绿的巨龙,头西尾东,上下飞舞,左右摇摆,气势磅礴壮观。”这正是源于作者心中的爱,那条汶河在他的心里刻着深深的印记。
  朱彬占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式人物,所有的朋友的朋友都知道,朱彬占并没有上多少学,然而他的学识却令很多人折服。
  汶河是他儿时玩耍,打猪草的地方。朱彬占十几岁就辍学,汶河边,玉米地,高粱地,麦地,他受到高粱花的熏陶,闻着土地的芳香走过了童年。在七十年代初,他被作为人才选进了公社机关,从事宣传文秘工作。
  朱彬占用文学这块砖头,叩开了县机关的大门,担任多年的文秘以及后来乡镇领导、县政协秘书长工作。一直以来不停地写,遵命文字也好,文学创作也好,鼓捣出了一二百万字的文字,确确实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儿,更是一个不简单的事儿。当然,这些文字不包括他主编的一些志书。
  要说文学,朱彬占从事的很早。编小节目,写相声、快板、快书段子,是朱彬占最早的文学作品。然而正与秦晓鸣一样,真正的文学成果是在他退居二线之后。《枣树榆树》崭露头角,《汶水月光》令人折服。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朱彬占的黑板报不?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的《农村大众》报耳,几乎成了朱彬占的阵地。朗朗上口的顺口溜,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这也是朱彬占后来散文写作达到了一定高度的原因之一,积累了丰厚的经验,水到渠成。
  从头到尾,循着《汶水月光》的足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朱彬占对家乡的热爱与歌颂。他深爱着汶阳这片土地,念念不忘汶阳这片土地。每当谈起汶河,每当谈起那些紫红的高粱穗子,那金黄的玉米棒儿,那波浪般的麦田,朱彬占的眼里就有一种放光的东西。静静思想起来,那是朱彬占内心在涌动着浪花,他把自己融入了儿时置身于滔滔的汶河的趣景,青年时跟着父辈辛勤耕耘在汶阳这片热土上的美好时刻。那些记忆依然犹新,那些声音依然在耳。在朱彬占的笔下,庄前那条河依然清澈,故乡的月格外明亮,炮楼子、老胡同、油坊仍然充实在脑海。这些散文完全符合了写作的基本要求,“我”很突出,“神”很凝练。朱彬占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很是注重环境的描写,也不时地发一些感慨。“谷雨前后,堤内堤外,鲜花不败,杏花落,桃花开,梨花朵朵白,苦菜顶顶黄,山花点点红,粟花串串香,好似一幅千紫万红的画卷……”《庄前那条河》如此的美丽,如此的绚烂。读后闭目遐想,那样一副如诗如画的景象,谁还不陶醉?文字不只是为了描写而组合,更重要的是能够愉悦人的心境,把人们带回那个难以忘却的时代。只可惜,这个时代我只能从朱彬占的文字中看到了。
  朱彬占的文字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而是以极其淳朴的语言,以谈话般的叙事风格。也许这是大多数读者能够很容易接受的原因之一。文如其人。他自己常说他的文字是些“庄户耍”,岂不知正是这些“庄户耍”才是文学的脊梁,文学的精髓。梦萦先生在读了朱彬占的《榆树枣树》后,欣然写下了《解读“庄户耍”》,他认为“庄户耍”里有真文学,有真生活,有真历史,有真性情,有真艺术。实际上,“庄户耍”比起那些洋玩意儿更有它的丰富内涵,更有存在的价值。那些真正有作为的经典之作,比如《创业史》、《艳阳天》,无一不是在庄户耍的基础上升华,乡土文学的真正源泉就在于庄户二字,民间就像一个博物馆,珍藏着弥足珍贵的东西。所需要的是挖掘、提炼、升华。
  汶河之水,汶阳大地,文学的素材永不枯竭,厚实的土壤里蕴藏着千万年来父辈留下的财富,鲜血、泪水滋润了这片土地,一代代先人积累了与贫穷作斗争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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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天鹏:饱蘸笔墨著《浮生》
  八年前,刘天鹏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浮生》一出炉,就引起了读者的关注。这是现实小说在昌乐县众多的作品中较早的一部。
  历史的河床里总会遗留下坚硬的化石,等待智者来考证和记录,人生的轨迹中总会有命运的印迹存在,只有有心人才能去探索和发现,在文学的领域里,刘天鹏就是这样的一位智者和有心人。用心敲打历史的石头,会听到音乐的回响,用心记录人生的起起落落,也会听到命运的浅唱低吟,岁月的歌,有时高亢,有时婉转,有时低沉,有时悲凉。
  刘天鹏也是来自汶阳的作者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出版了以报告文学和纪实散文为主的文集《首阳山的后代》,这是当地建国后的第一本个人文集,影响极大,好评如潮,那时文学依然是人们文化生活的主流,读书爱书的大有人在,也是当代文学创作繁荣鼎盛的一个重要时期。他热爱着文学,经常召集文友聚会,组织文学活动,他的心是属于文学的,他的血液里包含着太多正直,善良,热情的元素,他嫉恶如仇,他悲天悯人,他刚直不阿,这于文学是难得的品性。所以,在常人的羡慕中,他的内心里独自彷徨,茫然,挣扎矛盾着,这些情绪和思考,积淀在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中,就需要找一个渠道来泄洪清淤,好在他有一副多年练就的好文笔,他选择了长篇小说这个载体,进行着他的叙述和歌唱,这是一个中年人浑厚饱满的喉咙,有人生的感和悟在里面。自然而然地就超越了许许多多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文字。从2003年以来,以前极少写小说的刘天鹏用井喷的状态,高产的速度,接连推出了《浮生》,《浮雕》,《古槐泪》,《雨落山》,《昨夜风》等洋洋洒洒数百万字的五部长篇小说,去年他的《风雨雪》三部曲出版发行。产量之高让人惊叹,作品的质量也足以立足当代文坛。对此,著名作家浩然、邱勋、郭建华、莫言等大家都给予了肯定,或作序或题字予以鼓励赞赏。唯一的遗憾是,由于当下的纯文学创作处于文化的边缘地位,由于刘天鹏身处县级的小城,他的作品还没有得到更广泛的关注,没有得到与之相称的地位和评价。好在是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刘天鹏把名利早就看的很淡,蘸就心血谱文章,留于世人任评说吧。
  刘天鹏小说是一幅幅展开的画卷,从战争年代硝烟中的悲欢离合到现代霓虹交错里的恩爱情仇,从尔虞我诈的官场到风花雪月的爱情,从古槐垂泪的乡村到灯红酒绿的都市,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样样惟妙惟肖引人入胜。这涉及到一个原始的文学命题,就是写什么怎么写。这个问题实际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学的窗户纸,很多人一辈子也戳不破它。刘天鹏明白,要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思考和审美的模式,外来的故事和情节仅仅是填充模式的血肉,基本的神经和大脑是自己的,这需要修炼和悟性。有了自己思考的模式和叙述的方式,故事和人物就是手中的工具,不管远古还是现代,都可以自如地操作它。刘天鹏的小说创作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写什么不是问题,怎么写也不要紧,一切水到渠成,收放自如。这来源于他多年的积累,涉猎,阅读和思考。他生长在农村,对农村生活是熟稔的,是在民间故事和农事劳作中熏陶长大的,对土地对乡人有深深的情感,在《雨落山》,在《古槐泪》的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这种情感,战争使得乡亲百姓拿起刀枪,自相残杀,贫穷和愚昧使得故土故人悲欢离合,命运荒唐,这小说里是心酸的歌,是悲凉的泪。他的阅读是广泛的,古今中外,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他的思考是深刻的,对人的命运家的命运社会的纷纷杂杂,看的清看的透。他的感情是细腻的心灵是如软的,爱情亲情友情是他编织故事密密麻麻的经纬,是他串联故事的五彩丝线,他呼唤清洁单纯的情感,他赞美敢爱敢恨的真性情。他的生活阅历,他的真情实感,他的人生思索,就像雪山上慢慢融化的冰,点点滴滴,涓流不息,在他的小说里面汇集成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冲破山的阻挡,越过春夏秋冬,一泻千里,奔流赴海。
  刘天鹏是勤奋和高产的作家,很多人写作无米下锅,难以为继的问题,在他这里不是问题。他心里总感到时间不够用,总期盼着在下一步超越自己。长篇的写作,是对精力,体力,耐力的考验,刘天鹏的精力是旺盛的,耐得住寂寞,沉得下来。长篇小说对于非专业的作者往往容易写散了,像唱歌一样底气不足,高不成低不就了。刘天鹏把握的极好,这得益于他驾驭长篇文体的独特能力,得益于他三十多年文字写作的功底。小说最终是要讲故事的,这是提供给读者的阅读前提,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强调小说要突出主题塑造人物,忽视了故事的重要,其实人物和情节必须是在故事进行中逐步完成的。刘天鹏虽然不是先锋新潮的作家,但也没有受到老套文学理论太多的影响,他的创作也就没有更多的束缚,他的翅膀是轻盈的,在文学的天地里自由地飞翔着。他的《浮生》,《浮雕》,以及《昨夜风》,都有慎密动人的故事在里面,触及着活生生的现实,有国有企业的改制,有基层官场的争斗,有爱情伦理家庭的喜怒哀乐,故事抓住了人,故事里的人就活了,那些县长书记,那些黎民百姓,那些红尘男女,名字只是一个记号,他们就在小说里在故事里一个个粉墨登场,唱念做打,生动逼真了。长篇的写作,谋篇布局固然重要,引人入胜的故事和血肉丰满的人物才能让空旷的舞台生动起来。刘天鹏正是用神采各异的人物故事,打造着他的叙述,支撑着他的构架,像一个高明的建筑师动用各种原材料搭配,盖起了一座座漂亮的房子。
  叙述是小说的艺术,语言是叙述的工具。判断作品艺术品位的高低,语言是重要的标准,很多人的写作时过不了语言关的,因为是艺术感觉不到位,而语言却是刘天鹏的强项,也是他的功力所在。我们在他的作品里可以随意找寻很多例子,他的感觉,他的叙述,他的描写,都是准确到位的,就像是秋天园林里触手可及的果子,累累在眼前,就像清晨绿叶上晶莹的露珠,清澈透明,新鲜生动。他还擅长于人物对话,用对话诠释来龙去脉,用对话推动情节延伸,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他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也是拿手的,对生活中各色人等的内心世界剖析的透彻,犹如手术刀一般的精确无误,内心的彷徨失落,矛盾挣扎,贪婪欲望,苟苟且且,在他的笔下就像阳光里的粉尘,照耀的清清楚楚。有了这种语言和描写,他的小说就越发得耐读,就越读越有味道了,这是驾驭长篇难得的功力,中短篇写作有时是能够自己遮着丑的,提起一口起来,就写完了。长篇很难,耐读更难,特别是在现在快餐式阅读成为人们文化消费主流的背景小,长篇很容易就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刘天鹏以他的聪明才智避免了这个问题,他写的很多,很耐看,也很畅销。有些篇目,是不会过时的,因为确确实实有艺术的含金量在里面,就像他故乡的宝石,越打磨越光彩夺目,晶莹剔透。
  读刘天鹏的小说是阅读的享受,是对人生经历的补充,是对情感世界的温习。滚滚红尘,多少人用岁月的流逝为代价谱写自己的歌,而刘天鹏站在比红尘略高的高处,用自己的小说,用自己的文笔,在为歌者而歌。应该感谢他,感谢那些用文字雕刻人生,记录生命的人们,感谢他们的劳动让我们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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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志刚:《我的母亲》催泪下
  赵志刚,这个有着才华与梦想的青年人,三十多岁就走到了检察日报重要领导岗位,很多作品值得一读。然而,令人感到难过的是,母亲、父亲过早地离世,给这位青年人心灵烙下了深深的伤痕。2003年母亲先于父亲逝世,他在悲痛之后,写下了大量的怀念母亲的文章。2009年父亲不幸患绝症,对赵志刚的打击实在是太大太大。他把悲痛深埋在心里,用笔追述着对亲人的思念。
  《我的母亲》由黄河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很多学者的重视,都认为这是一部用心血铸就的文稿,赵志刚很痛苦地为天国的母亲写下了一篇篇祭文。???
  赵志刚的家乡姚家庄,门前就是汶河,他出生在七十年代初。七十年代初的山东农村,正如赵志刚所说的“如此颓唐”。应该说他那时还不谙事理,还在一声声嚎啕中吸吮着母亲那已经奶水枯竭的奶头,还在七个月的襁褓中,就咀嚼了大人都难以咽下的粗粮。这也许是赵志刚来到人世间之后品尝酸甜苦辣的开始,也许这就是赵志刚落下病根的真正原因。总之,那是一个苦难的岁月。可能赵志刚还不知道,后来他应该知道,那个紧靠汶河岸边、远离县城的农村,那时正疯狂地刮着浮夸风,到1976年浮夸风已达到高潮。过多地强调为国家多交粮食做贡献,使农民口粮难保。我那时已在人民公社谋了个差事,走乡串户中亲眼目睹了农民的艰辛时日。赵志刚所在的村,交通闭塞,是公社的一个边缘村,而且人多地少,村前头是一片洼塘,洼塘边上的槐树叶子曾一度成为许多农民的补充口粮,为数不多的救济粮杯水车薪,人们只好以树叶子掺着玉米面或是地瓜面蒸窝窝头吃。我相信捋树叶子的人群中肯定有赵志刚的母亲。这不单是他的母亲勤劳的缘故,确实是生活难以维系。
  奶水对一个七个月的孩子来说是多么的宝贵与重要!而没了奶水对一个母亲来说是多么的沉重与痛苦!眼看着无能力满足嗷嗷待哺的儿子,母亲一定是万箭穿心,一定是急火攻心,一定泪水涟涟。她渴望用自己的乳汁把自己的儿子喂得身体强壮,她渴望给予儿子全部的母爱,然而,她却不能。她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贫瘠的土地上缓慢地生长着一棵幼苗,她只能用眼泪冲刷着儿子的脸颊。但是,母亲的坚强性格使她下了决心:不管以后是逃荒还是要饭,一定要活下去,一定把儿子拉扯大。就是这朴素的坚强信念,才使赵志刚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顽强地生存下来,这才有了今天赵志刚踏实的人生。
  赵志刚的母亲在一生的岁月里,无不表现出了她的坚强。就她的身世而言,掺杂着许多的不幸。幼年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12岁时双亲亡故,生儿育女又逢着岁月凋敝,身心遭受到莫大的伤害,严重的透支,使她还不到四十岁身体就出现各种疾病,即便是在转为合同制工人后,仍然不得享清福,拣煤核,做厨工,得到的报酬依然满足不了家庭的开支。就是这样,她怀着一个坚强的信念:把孩子拉扯大培养成人。当我读到赵志刚在80里外读高中星期天回家,在那一片“风吹过去沙沙响”的玉米地里母子抱头痛哭时,我透过朦胧的眼泪,仿佛看到了挥汗如雨的母亲,汗水泪水流淌到一起,滴落在干裂的土地上。坚强的母亲啊,你再坚强也难以控制住这情感的泪水。你仿佛是为儿子活着,你在拼着体力劳作中嘴里念叨的是儿子,你在那个秋日的黄昏送儿子到上海读书时,抹着眼泪跟随着启动的火车踉踉跄跄向前跑去,那是你的心肝宝贝,那是你生命的延续,那是你全部的希冀和未来。
  尽管生活拮据,母亲依旧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在相亲的时候,母亲调皮地爬上大树,这个有趣的相亲故事确实很经典。仅从这一点,就看出母亲的聪慧。我猜测,赵志刚在写这一段文字时,一定是怀着对母亲的佩服。她在大树上把未来的丈夫尽收眼底,如果是不中意,她会溜下大树销声匿迹。恰恰是她窥测了树下的小伙子的全部,在她萌动的青春里,寻觅到了依托,才毅然决然地认定了这就是她要嫁的人,只过了9天,他们就走进了婚姻机关。后来丈夫当了工人,在回家歇班时夫妻俩忙里偷闲对弈,那永远面带微笑的脸庞,都足以让人感到母亲是一个性格开朗,豁然大度的女人。这种基因显然是传给了儿子,我所认识的赵志刚就是这么一个人。传承了母亲的基因,加上天赋的秉性,赵志刚的才能在他的生活工作中发挥到了极致,生命放出了亮丽的光彩。才,不必说;德,众人知。在我所交往的像赵志刚这个年龄的人当中绝无第二。这不能不说是母亲的头等功劳,言传身教,循循善诱。那些听起来极其朴素的哲理性的人生格言,比如“吃亏长见识”,比如“让人三分不为耻”等等,我敢说,母亲就是儿子的启蒙老师。赵志刚正是从小受到这样的教育并得益于此。
  作为一个乡村女人,赵志刚的母亲可能比起其她的女人有着刚烈的一面。我觉得,乡村女人这种刚烈实在是难能可贵。没有这种刚烈,就支撑不起一片蓝天,就无法面对残酷的现实。不甘于后,不败于人,可能母亲自己得不到多少好处,但是子女却是真的得到了实惠。在很大程度上来看,母亲的刚烈是一种奉献牺牲精神。为了儿子,为了自己的梦想。唯有挺起那永不弯曲的脊梁和头颅,才能呵护自己的儿女。在刚烈的背后,其实是母亲善良的心扉。当她和亲人发生了不愉快时,当四叔拳头相向时,母亲采取了极大的忍耐。后来四叔道歉,“母亲很宽怀地说这事过去了”。这在一般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然而 母亲做到了,她很大度地原谅了小叔子的过错。看起来,这与母亲一向刚烈的性格不大吻合,但是,这恰恰是母亲真实可贵的一面。赵志刚在回忆这一段时,把原因归结于自己,我觉得还有失偏颇。赵志刚只是为当年母亲的挨打抱不平,只是觉得有愧于母亲。作为儿子,感到母亲遭受如此屈辱而心疼(我尚且认为是一种屈辱)。
  母子情跃然纸上。
  母亲去世的这几年,赵志刚一直处在一种悲痛思念当中,他曾告诉我母亲的去世使他的世界观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他在回忆母亲的一些生活片段时,掺杂了很多自己的情绪。一而再地为亡故的母亲写祭文。每逢重大节日,都会勾起赵志刚的很多联想,他有太多的悲伤,他有永远忘不了的思念。我在读《三年生死两茫茫》时,几次哽咽,卒不忍睹“……您为什么不理我呢……没娘的孩子是不是都这么可怜啊——心里空落落的,没有依靠。……”赵志刚哭了,我也哭了,凡是与赵志刚要好的朋友都哭了。
  平心而论,赵志刚的散文的确是很耐读,无论是切入点,还是过程的叙述,都展现了非凡的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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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绪同:《脚下有路》三思行
  睿智的大脑,沉思的面孔,哲人的语言,这是同行眼里的李绪同。同样,他的《脚下有路》给读者的印象更深刻。
  记得十多年之前,李绪同把一本自己汇编的尚未正式出版的小册子送给了我,书名为《凡人小事》。这本小册子就是后来正式出版的《脚下有路》。当时我看了后非常高兴,觉得李绪同写出了很多人生感悟的东西,有些散文的确不错,而且还有一些工作当中的成功经验。几天后我告诉他,充实整理之后完全可以正式出版。李绪同又做了一番努力,这本《脚下有路》就跟读者见面了。
  正如回顾篇开篇《往事如烟》说的一样,他从汶河岸边走来。“我的家乡是昌乐县红河镇东李家庄村。常年不息的汶河从村南自西向东流过……”这个农家子弟,有他童年的梦,儿时的美好梦想时刻激励着他:“童年的梦给人以信心、勇气和力量,童年的梦永远是美好的。”通过一篇篇散文,追述了他的求学、务农、转干、升迁之路。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真实的叙述,没有雕凿的痕迹。文字工作是他青年时期的主要工作,即便是做了领导之后,还是孜孜追求,刻苦写作。通讯报道、文秘写作依然是他文学的前奏,依然是一块“敲门砖”。他在不担任领导职务后,有了更多的时间打理文学。他把握住了散文的真实性,“我”这条主线突出明显。我们从一篇篇文章中看到了他的成长过程,看到了他对人生的态度,看到了他富有哲理的而且是生动、幽默的语言。魏光璧先生在序言中写道:“……我清楚他的个性,他的文才,他的作风。但我不清楚的是他竟然还是一个如此不倦的思索者。”郭建华先生在为本书作的跋中也说道:“读过这本小册子(凡人小事——作者),我才豁然明白,他居然也经历了那么多与我近似的人生坎坷,居然也那么酷爱读书,勤于思考,还把他的经历与思考写出来,写得那么真实感人。”李绪同的确是一个善于思考、善于提炼、善于归纳的人,这在后边的总结篇、经验篇里,无不看出了他的聪颖与智慧。在别人看来极其复杂的一件事,他都能理出个一二三来。仁者无敌,智者同样无敌。
  几年之后,李绪同编著了《三思而行》一书。脚下虽然有路,但要三思而行。这或许就是李绪同编著此书的目的。这几十万字,有他写的,有他辑的,容纳了人生的许多经典。感悟生活,感悟人生,剖析生活,剖析人生。这也是一个智者才能够做到的,这也是智者与愚人的区别。生活中,失败、错误和挫折都是难免的,我们无法拒绝它们的发生。智者常以达观的态度来看待失败和错误,他们知道已经发生过的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哪怕是刚过了一分钟,唯有去勇敢地面对它,冷静地分析过去的失误和原因,吸取有用的教训,重新投入到新的事情中去,避免再出现类似的错误;愚者会为过去的错误而烦恼,并长时间地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但是于事无补,除了增加精神上的痛苦之外,毫无意义可言,因为世界上没有医治后悔的灵丹妙药。为什么有人感受到了,看到了写不出来呢?为什么李绪同能从纷杂的生活中拨冗,条理清晰地写成文章奉献给读者呢?是他思索的结果,是他勤奋的结果。真得感谢他给读者搞出了这样一本人生教科书。
  李绪同常说:我是一个文化边缘人。窃以为,这是他的谦虚。实际上,李绪同已经不自觉地走进了文学的天地,已经用他的智慧生产着精美的文学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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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景林:《绿潮》波涌获大奖
  记得很早的时候,汶河岸边长大的秦景林就在《山东文学》、《北方文学》、《春风》、《芒种》上海,天津等文学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李逵外传》、《山胖子》《年轻的庄稼汉》等。后来他调到潍坊市文化局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我们方有缘畅谈文学。至今我案头尚有他签名的长篇小说《绿潮》。那是1999年4月的事。
  其实,秦景林的作品还远不止这些,他的创作和人生轨迹是这样记录的:1968年高中毕业下乡1976年回城干过教师、工业会计、秘书、记者、机关支部书记、后任潍坊市文化局艺术科长。80年发表第一篇小说,82年后连续拍摄4电视连续剧。92年出了第一部小说集。作家浩然在序言中称颂他是鲁中平原上优秀的乡土作家,写出了许多农民喜闻乐见的好作品。1998又出版了第一部描写农村改革长篇小说《绿潮》荣获省市奖励。2003年他潜心五载写出80万字长篇历史小说《唐太宗》。2007年至2011年两度旅居美国写出90篇《旅美随笔》洋洋几十万字,在报纸和网络上引起不同凡响。
  我电话联系秦景林,他说清明前刚从美国回来。然后我们上了QQ,聊了很多很多。秦景林虽然65岁了,但是看上去精神很好。他说了在美国的许多感慨,譬如南美的环境,天蓝水绿空气清新,可是就是人少,尤其是认识的人更少。美国的一所大学请他讲汉语,教授们很佩服这位来自中国的作家学者。他两度旅游美国,写了近百篇旅美随笔,受到网络以及业内人士的重视。可见,文学无国界,只要你的作品真知灼见,读者会喜欢的。秦景林还谈了他的感想,上岁数了,静下心来读点书,创作读者喜爱的作品,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之所以想说《绿潮》这部书,也是因为这部书获得了山东省五一精品奖,当然,《山胖子》、《娘要嫁人》等也曾获得省级大奖。我还有说这部书的理由,是因为这部书带有浓郁的乡情。秦景林对汶河的情怀表现在他的作品里,甚至连人物的名字也是“于汶河”,交代的地点也离不开汶河:“汶河、潍河和胶莱河的下游纵横交错处汇成的那一大片白茫茫的沙滩上的集市正在热闹处。这是沂州、潍州和莱州交界处的三角地带,南面靠山,北面临海的回龙湾大集。”作为小说,秦景林构想了这么个地点。实际上,这是他故乡的影子。高崖大集正是处在这样一个位置,而且是“白茫茫沙滩”。看得出,汶河、高崖大集在他的脑海里浓缩,成为他叙述故事的载体。
  《绿潮》是一部反映当代农村改革题材的长篇小说,描写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继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之后的第三代农民,在回龙湾这片古老而又肥沃的土地上建起了塑料大棚,开始了一场“绿色革命”,给回龙湾带来了可喜的经济效益。农民富裕了,富裕带来了文明。农村的天空变得明媚,回龙湾的田野绿潮波涌,农业走上了产业化的道路。
  回龙湾村有孙、于两大家族,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经历过许多剑拔弩张的岁月,结下了许多恩恩怨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农村一些重大政策的变革,使回龙湾焕发了盎然的生机。回龙湾孙、于两大家族多少年沉积下来的恩怨仇视、争斗创痛,日渐缓解、消融,逐渐趋于和谐、安定,人心思善,人心向善,各种道德信仰恢复了规范,亲情、友情、恋情、爱情,像一股股绿色的泉水喷涌而出,滋润、浇灌着回龙湾人性干枯的土地。《绿潮》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剖析了那个时代农村的族性、人性,写出了人们期盼的和谐与安定,至今看来这仍然是当今社会的主题。秦景林把握了人心向善这个永恒的主题,勾勒出了一幅美好的画卷。
  绿色、绿野、绿潮……读了小说,仿佛一片绿色的原野在眼前涌动,心底感到无比的清澈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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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一波:《深耕》沃土播诗行
  几年前,我到济南出版书,王良瑛老师告诉我,你们那儿有个小伙子要出本诗集,电子稿打过来了。我打开电脑看了看,原来是徐一波这小子。我连声说,好好好!王老师问我熟识不?我说,岂止是熟识他,就是他的父亲也是几十年前就熟识的了。这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小伙子,尤其是他的诗。
  “我用一句话/概括了我的一生/我的一生,却有过许多的隐疼/病例般锁进了档案袋中/命运的变数,时常让我/站在生命的边缘地带/面对逝去的时光/产生一种强烈的眷念和怀想/像露天电影里战斗的火光/在草垛里迷恋上了西厢/像庄稼地里薅草的我/不小心留意上了外村的姑娘/如今,我像故乡的一件行李/蜷缩在城市的一方/像苍天的一滴眼泪寻找春天扬花的方向/乡音挟裹着沧桑/渴盼去更远的地方/从此,我爱上了秋天的落叶/坦坦荡荡,笑傲四方/快乐得多像田野里玩耍的野孩子/飞啊,飞啊;幸福得/就像一群鸽子/蹲在哥特式教堂的尖顶上/喊着耶稣的名字/雪,从天而降”(《故乡的行李》)。很多人喜欢徐一波这样的叙述风格,他在当地文学青年中占有一席之位。
  汶阳这块土地是肥沃的,素有“粮食囤”之称。徐一波出生在汶河岸边那个叫东水码头的村子。想必这“码头”二字是因了滔滔的汶河而建的。东水码头曾经是全县农业生产的一面旗帜。徐一波在这片沃土上玩耍长大,在汶河里捕鱼游戏。长大后深深眷恋着这片沃土,拿起笔抒发着自己的情感。诗人李万瑞曾写道:“四皮是我起的名字,他的真名叫一波,人长得帅气,字也写得好,还有个好媳妇,有个好女儿。思维敏捷,熟人尤多,随意大街上一站,就有人来打招呼。这是一笔十分巨大又十分难得的财富!初接触一波的诗,就感到眼前一亮。对诗他有着天然敏锐的触觉,写得非常灵动,而且让人触目惊心!”
  徐一波自己则说:“《雾,也有双明亮的眼睛》,“清明不见雨纷纷,过三却见雾深深。平明时分,一场大雾悄然来临,遮掩了世界的本相。驾车蠕动于春天的雾霭,我像飞鸟在水中,游鱼在沙锅中,看不清自己的方向,看不清周围的同伴,更看不清命运的十字路口,悬挂的那盏红绿灯。
  “等待的,只是岁月的打磨,生活的煎熬。
  “我是幸福的,又是悲伤的。我喜欢高扬着头走路,是因为我想努力看清上帝在高处如何看着我们闪烁,同时,我也喜欢从高处往下看,是因为我已过完了蚂蚁的一生,蚯蚓的一生,蜗牛的一生。让我由衷悲伤的是还有比我更悲哀的生存:那些低贱的屈辱的双膝跪地的挤上爬下的东奔西跑的求亲告奶的生活在低处的最亲的乡下人。
  “我只不过是沂蒙山下汶河岸边农村里长大的一个小人物而已。生在忍饥挨饿炼钢铁,长在卫星上天谱新歌的年代。日子过得蚂蚁一样匆忙,生活蜗牛般艰难,在鸡鸣里看天识字,在倦归的牧歌里,唤黄昏回家,听星星唱亮摇篮曲,在梦里构筑着幸福的宫殿。心里塞满音乐的鸟,放飞的音符荡漾在天地间,希望遇见一位聋子的女人,喊醒盲者的眼睛。留住我最后的一颗眼泪吧!让它在眼眶里深深地蓄着,筑巢,孵出一片明媚的春光,镶嵌在春的脸上,好让雾也有一双明亮动人的眼睛。”
  著名作家王良瑛先生在给徐一波诗集《深耕》作的序言《像庄稼那样虔诚地生长》中,对徐一波的诗作了高度评价。“……他浑身透着的质朴和一脸的虔诚,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随手翻阅他的诗稿,一股夹杂着土地的清新和朴素的味道扑面而来。我读到了这样的诗篇——我像庄稼那样虔诚地生长/青春的气息像叶子的海洋/蓄满阳光的蜜汁/内心里一次生命的秘密/告诉我拔节的声音……我读到了一位面朝大地的耕者,正将内心的犁亮闪闪地深入充满阳光的大地,庄稼满怀感恩与虔诚,在拔节声里代言着耕者生命的秘密。诗人将一幅明亮的生命图景置于广阔的苍穹之下,天、地、人浑然一体,让人们在拔节声里感受到了生长的力量。有着大地的恩泽,诗人的生命里到处是阳光,即使在大雪飞舞的季节,那透明的灵魂也会乘着歌声,“如梨花漫天/悄然返回春天的家园”。生命的指向永远是春天!”
  “徐一波的诗唤起我许多关于乡村和土地的沉思与感喟。每一位歌赞土地的诗者,总会深怀一种精神的漂泊感,在诗中抑制不住地表达思乡情结。正如那些四处闯荡的家乡人,“在异乡割麦/总是割断饥饿割不完相思/一辈子生活拮据/割麦人/却总爱在相思中流浪/每圈弧光/闪耀内心焦灼的期望/期望炽热的太阳/永远背负身上”(《割麦人》)。 尽管在土地之上,注定“一辈子生活拮据”,但人们离不开土地,依然深爱着土地,依然“期望/炽热的太阳/永远背负身上”。这里,诗人深刻地揭示了土地对于乡村的意义,在农人的眼里,土地并不仅仅是物质的,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对于祖祖辈辈耕作在土地之上的乡村来说,土地是生命的图腾,是人们得以站立的根基与支撑,人们吮吸着土地的乳汁,满怀感恩地耕作土地,即使离开家乡,也会始终面朝故园炊烟升起的地方,“思乡的情感/稔熟屋檐下那串红辣椒/涩巴巴的日子/借助老白干的习俗/倾给亲人佐餐”(《思念》),走出土地的人们,可以忘记艰难和困苦,但永远不会忘记每一个具有浓郁老白干味道的生活细节,也许只是一个昏暗的画面,也许只是一串火辣辣的红,也许只是一缕扑鼻而入的酒香,都会在你的生命中挥之不去,成为流淌在身体里的血脉。“你用生命的犁铧/垦殖那一片处女地/固守着人类最后一方//嫩绿的家园/在我父辈的眼睛里/长出了动人朴素的村庄” 《农人》),徐一波在诗歌中着力于表达紧紧维系着土地的朴素的生命意识,似乎在试图向这个充满物欲和现代文明破坏力的时代夺回一点什么?”
  王良瑛先生感慨地说:“从徐一波的诗歌中可以看出,无论身在何方,诗人的意志总是阳光的,总是满怀对土地的感恩,像一株庄稼那样健康地生长。所以,他在自己支教的小山村,也不觉得孤独,他会“拥着月亮抚着山花野草/我整夜徘徊在丘陵山岗/用水鸟的翅膀预测我日夜生长的力量”(《我的白塔哪里去了》),我们分明听到了一株庄稼在暗夜里拔节的声响!”
  诗是经营心灵的艺术。徐一波用心歌唱,他在汶阳这片沃土里《深耕》,把生活诗化了,同样把自己也诗化了。他的诗,很多离不开汶河这个话题。《黑夜降临》的时候,徐一波透过他心灵,透视着汶河岸边的夜:黑夜降临/神的翅膀掠过/汶河两岸/蓝色的村庄/星星歌唱/不朽的/爱情/浮出水面/……徐一波自1988年开始诗歌创作以来,佳作不断,先后在《诗神》、《大众阅读报》、《当代文苑》、《山东文学》、《山西文学》等几十家报刊发表诗歌300多首,评论、散文数十篇。作品多次获奖。有诗入选《潍坊当代优秀诗人诗选》、《华美诗神》、《潍坊诗选》、《最高的星辰》等书。出版诗集《深耕》、《抛物线》(与人合作)、《潍坊五人诗选》(诗合集)两部,并主编《白浪河诗刊》、《潍坊著名诗人作品选》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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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长胜:活龙活现《六顺图》
  “听几位从汶河水库钓鱼回来的朋友说,这几天汶河水库的鲤鱼特肯上钩。星期天上午九点多钟,我就带着鱼具赶到距县城五十公里的汶河水库。
  登上六十多米高的水库大坝,放眼西望,辽阔的水面波光粼粼,远处的山岭倒映在水中,形成了水连山山接天的自然美景。不远的水面上有只野鸭击打着水面低飞,还有一对鸳鸯在戏水。西南风吹起层层波浪,撞击在大坝的迎水坡上,激起团团的白色浪花。”刘长胜的短篇小说《汶河恋歌》开篇如是说。不用细究,作者肯定是来自汶阳大地汶河岸边。在刘长胜的作品集《六顺图》里,无不处处透露着汶河的影子。作为同是泊庄人的同族兄弟,还是自幼至高中的同学,我非常熟知刘长胜的才华。
  刘长胜很勤奋,多年前就发表文学作品。后来发表多了,就出了个集子。郭建华先生在为《六顺图》作的序言中说道:“刘长胜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业余作者。我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业余作者。我们是文友。所不同的是,长胜从事的是教育工作,我从事的是文化工作,我是辅导业余作者的业余作者。因此,我一直关注着长胜的文学创作。我陆陆续续地读过长胜发表的一些作品。我说不上哪一篇曾经令我震撼,但有一点我的印象很深刻:长胜的作品很有灵气。……
  “拜读过这部集子,我不得不对长胜刮目相看。文学创作需要天赋,还需要“修炼”。文学的“修炼”就是虔诚追求,孜孜不倦,持之以恒。文学成就之“果”,取决于“修炼”的“层次”。长胜“修炼”的“层次”,是我没料到的。读着这些长长短短的小说或散文,带着浓浓乡土味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扑面而来。长胜的笔触是犀利的。感悟人生,体味世态炎凉,发人深思。《挨骂的荣耀》、《一台旧发电机组》针砭时弊,入木三分。《买楼》折射出的是人情薄如纸。长胜的笔触又是饱含真情的。《两块驴骨头》、《母亲的大襟褂》将读者带到那个非常的年代,催人泪下。一篇不足两千字的《淡淡的兰花》,讲述了一个朴素、凄美而又感人的爱情故事。“一天晚上,我们好多人一块去外村看电影。在人群中,我们两个挨身站着。我大着胆子要攥她的手,她怕羞,躲避着我的手,我最终只握了她一根手指头。那就是我与兰花恋爱的高潮。”如此朴实简约的表述,却让人过目难忘。《刘阳河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所乡村中学的门卫。他其貌不扬,又贪杯,还有许多贪图小利的小心眼儿、小点子。但他忠于职守。大雨倾盆的夜晚,当雨水危及理化仪器室的时候,全校只有他一个人冒雨前来帮校长疏通水道,边干边对校长说:“我说这学校是咱俩的你信不信?”这个小人物的形象是立体的,让人感到极为真实。这些小故事、小人物,让我们看到了作者扎实的功底。
  刘长胜的作品,很多是来自生活的真实描写,家乡汶河的影子时刻伴随着他的笔触。那些人物那些故事很多也是我熟悉的,只不过刘长胜用文学的手法把他们搬到了文学园地里。那《童年旧事》、《乐大叔》等,我看了就知道写的谁。那些故事真的在我的脑海里存放了多少年。其实,这些都已不重要,他已经变成了文学。
  刘长胜叙述故事一开始就很吸引人:“王六顺家有一件传家宝——《六顺图》,说它是一件宝,其实不过就是一幅画有六条鲤鱼的国画。这幅画有名气,也有灵气,六顺家几十年的命运兴衰,大多与这幅《六顺图》有关。”这就像“风头”一样,很“精神”的展现给读者。然后一一叙述故事的始末。这里边,作者还隐喻了一个道理:《六顺图》给人带来的并不是多么顺利,而是人生的坎坷。收藏《六顺图》的主人因此图而遭厄运:“王世传可不是“墨香斋”的老板,他根正苗红,祖祖辈辈都是无产阶级,他不怕红卫兵。不管王效忠他们用尽什么手段,王世传就是不认帐。他也明白,如果自己承认了,那就是一个反革命。再说,王世传也深知《六顺图》的价值,那幅画如果到了红卫兵手里,一定会一火焚之,故王世传舍命保画。他挨完批斗爬回家时,已被打成重伤,嘴里不住地吐着鲜血,他断断续续地对六顺娘说:“我快不行了,你千万记住,等六顺长大了,你要把《六顺图》的事告诉他,一定要他好好保存,那是我的命啊……”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天棚顶:“那幅《六顺图》就在天棚上边,用油纸包着……”六顺娘哭着说:“他爹,我听明白了,我会记住的。你可别离开我们啊……”在六顺娘和孩子们的哭喊声中,王世传闭上了眼睛走了。”
  刘长胜把握了作品写人生的基本要求,不单单是叙述了一个故事,而且是透过这个故事,写了人物的命运。像郭建华先生说的那样,他具有文学的天赋。“长胜的收获,得益于他的文学天赋和“修炼”,得意于生活的馈赠。他生于农家,长于乡村,又长期工作于基层。生活的酸甜苦辣,他的所见所闻……”
  《六顺图》是这本集子的重量级作品。再一次读了后,更感到刘长胜文学功底的非凡。这个带有悲壮然而结尾却很不错的故事,写出了几代人为了《六顺图》付出的代价。王家、冯家是一段恩缘。历史是残酷的无情的。但是人有情,天有意,《六顺图》终于物归原主。
  我并不是说刘长胜的作品字字珠玑,我是说他很多作品写的像那幅《六顺图》一样,活龙活现。这得益于刘长胜长期的文学修养,得益于对生活的观察与积累,得益于对生活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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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美堂:《梅堂诗选》抒情怀
  刘美堂,昌乐县泊庄村人,喜爱诗词歌赋,著有《梅堂诗选》、《杏雨轩诗汇》等。
  他在自序中写道:积四十年历史沉淀,记磋跎人生之感悟,我的《梅堂诗选》约百六十余首诗,即将付印面世。“暮烈诗情盛,老壮谱新章”我的新集子《杏雨轩诗汇》也已开篇数十首,此时我欣喜和兴奋的心情,实属一个年逾花甲之人所罕见。这,除了时代和机缘的恩赐外,还有文化出版界朋友们地热忱帮助,我的亲人们,尤其夫人、子女、外甥们的鼓励支持所使然。在此谨表谢忱。
  古体诗,或称之“唐诗”(近已有人如此称谓和类分,我很恳同),是吾中华数千年文明文化之瑰宝。较之西方或其它民族诗歌,她更精粹、洗练、会神、写意,含蓄而又酣畅诀咏,故古今文墨客,以至启蒙小儿和劳动人民都朗朗尚口,诀咏不堕。我亦其中之一员,除爱好与家传熏陶外,更是古体诗巨大吸引力使我归依。
  现代人大都首肯一份社会工作谋生。“不懂现代科技,不是现代人”这是我年轻时的信条,也是现在多数年轻人的理念。年轻时的我,除认真学好理工专业外,出于爱好,业余时间读习了大量文史教程、文学名著和诗歌作品。当时的我,现代诗写得不错,出手也快,校刊、广播中为多数同龄人认同。然而,有趣的是,在地方报纸发表的第一首诗,却是古体诗。我也是笃学毛泽东诗词,走出来写古体诗的人之一。
  大浪淘沙,历史积淀,生活教科书把人从翩翩少年,变成父亲,变成师长,背负起社会、家庭重担而孜孜不倦工作。诗情在成年人生活中,像夏日云隙中的太阳,只能短暂地向人们投出火辣辣地一瞥。于是传统文化底蕴所衷,古体诗歌的楚楚魅力,便奠定了一个中国诗人的习作道路。她像一个美丽少女变为成功妻子般地吸引征服了我,成为我生活中美的化身和偶像。这便是我与诗的渊缘。
  诗以言志,抒情,绘声绘色地再现、鞭策与美化生活,是歌是颂,是哭是诉,是迷恋,是创造?呜呼,不一而足……
  《梅堂诗选》出版面世了,诚恳希望各界友人的批评帮助,尤其是诗道朋友的斧正。诗的进步,是伴随习作修为和年代渐进成长的。实际上,我还只是个六十多岁的习作者,一个老玩童……
  刘美堂虽然在外工作数年,但是他的诗很多是家乡儿时的回忆,对汶河、对雨落山都有着浓厚的感情。“七壑一渠盛姜村/九冢雨罗东仙人/水白草壮无长物/留痕山石乃良金”《乡情》。“东岭仙迹青石边/西天降下玉婵娟/如梦祥云群仙止/戏踏石痕寸金莲”《仙人脚石痕记》。《赶年集》:四面八方如蚁聚/过买过卖赶年集/妇道针黹儿鞭炮/男忙猪酒女忙衣。《庙会唱大戏》:人山人海戏中央/粉墨登场生旦行/青衣花衫红鬃马/花面铜锤打李良。
  正如刘美堂自己所说:激越的现实生活,遥远的历史陈迹,绚丽的大好河山,贤哲的人生恩怨哲理……,这些都是诗家永恒的题材和灵感源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时代的呼唤付于我,师古兴今,创杏苑诗作于高尚古体诗歌艺术之轨迹。朗朗新篇当孜孜以求,上下求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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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桂林:《桂子飘香》看人生
  《桂子飘香》的作者是一个曾患过癌症的女性。她的祖籍昌乐县泊庄村,现居住温州。刘桂林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直从事新闻工作,并在新闻单位担任记者、编辑以及领导职务。因工作成绩突出,先后被当选为省、市党代会代表和市人大代表。退休后笔耕不辍,于2002年出版47万字的长篇小说《桂子飘香》。该书通过主人公李欣田身患癌症后,不屈不挠,成长为农民企业家的过程,着力描写了他和妻子张桂云曲折动人的感情故事,以及另外几位癌症患者与疾病作斗争的可贵精神,热情讴歌了勤政廉洁的领导干部,无情鞭打了腐败分子的丑恶灵魂。该书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
  虽然身患癌症,但是刘桂林依然笑对人生,顽强地跟病魔作斗争,并用亲身经历写下了近50万字的《桂子飘香》。她始终心存阳光,心里充满阳光。她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写道:“亲爱的朋友,您听说过CA吗?”您可能会回答:“知道,是化学元素钙。”我再问:“还有呢?”您可能会回答:“不知道了。”那太好了,那说明您的亲戚朋友没有人患癌症。CA是英语CANCER(癌)的简称。CAN—CER的另一个意思是“蟹”。“癌”和“蟹”真是太相似了,癌细胞无限制繁殖,浸润周围正常组织,还通过血液向全身转移,致人于死地,如同蟹一样,横行霸道,毫无阻挡。听说日本东南海域有一种特大的蟹——“蜘蛛蟹”,渔民们叫它“杀人蟹”。这种蟹体宽三十厘米左右,八条蟹爪和一对蟹钳特别长,可伸展成直径三米多的圆面,人一旦被它钳住,不是被拖进海里淹死,就是伤及内脏,极少能够逃生。但是不管怎么说,“杀人蟹”伤的只是少数人,而癌症却是每年夺去数百万人的生命,成为人类的第一杀手,难怪人们谈癌色变。
  ……
  十几年来,我接触了许多病友,我为他们的痛苦而痛苦,为他们的快乐而快乐,为逝去的病友痛惜哀悼,为痊愈的病友欢欣鼓舞。他们与疾病作斗争的精神激励着我,促使我把自己和病友们与疾病抗争的体会写出来,这样也许会对更多的病友有所帮助,因而精力集中,心无旁骛。每当遇到不痛快的事,就自觉地增加一份写作力量,以此来赶走痛苦和烦恼。我把伟大作家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那就是:“善用逆境者成大事。”值得一提的是,丈夫和儿子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和支持。在我身体不适时,他们热切关怀,平时却不“溺爱”,使我不至于沉湎在“病人”的角色中。我照样正常上班,有空时就钻进写作的天地里,悠哉游哉,不亦乐乎。因而,尽管环境条件并不好,但我的内心却始终充满阳光。
  ……
  正因为刘桂林有这样的人生态度,所以她才敢于直面癌魔,她说:“我患癌症已经13年了。回首这13年的遭遇,真是悲欣交集,感慨万千。记得那是1989年11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因颈部不适,由丈夫陪同去医院看专家门诊。一位年长的有经验的医生用手摸了摸我的脖子,又让我做了几次吞咽动作后,诊断为甲状腺癌。当时,我傻傻地呆在那里,脑中一片空白,没有了任何感觉。但我很快就清醒了,人总得面对现实,消极悲观、怨天尤人是毫无意义的。从医院出来,我执意让丈夫陪着到“一百”买了毛线,我想自己也许不久于人世,织件毛衣给丈夫留下纪念吧。
  “手术前,医院肿瘤科主任找我谈话。他说,多少年来,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为征服癌症作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已有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预防,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早期发现完全治愈,还有三分之一晚期患者可以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在与疾病作斗争中,坚强的意志和豁达的心情非常重要,只要精神不垮就有完全康复的希望。我牢牢记住了他的话。手术时,单位领导、朋友和亲人一起守候在手术室外。出院后,我在家休养。因丈夫工作比较忙,16岁的儿子也抽空照顾我。看着他平生第一次烧的绿莹莹的菠菜汤,我的眼泪潸潸而下:想想自己1970年因丈夫转业调到温州,先后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担任记者、编辑,已深深地爱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现在医生、领导、朋友、亲人对自己这样好,我不能死,我要顽强活下去!休养一段时间后,我继续到单位上班。
  “就在我的生活逐步走上正轨的时候,却听到医院里发生了一位癌症病人跳楼自杀的事件。这件事打破了我的平静,我接连几夜无法入睡,为这位病友扼腕叹息。在辗转反侧中我想,因为对癌症的恐惧,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瞬间消失了。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拿起自己手中的笔,写写我和病友们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体会,写写癌症治疗的最新信息……总之一句话,我要告诉人们:癌症不等于死亡!
  “于是,便有了《桂子飘香》这本小说。我把此书献给所有与疾病作斗争的人们!”
  文学是用生命写成的,有了这样的经历,就有了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和真知灼见。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必然会得到上天的眷顾。二十多年过去了,刘桂林健康地生活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然,奇迹是她自己创造的,是上帝对她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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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顺瑞:《追求无悔》写人生
  潘顺瑞是一个军人,在某军区财务部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工作繁忙之余,仍然热爱写作,著文多篇。由黄河出版社出版的《追求无悔》,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这部作品集汇集了他十多年来为各家报刊撰写的新闻报道、专题评论、理论研究文章。
  1965年出生在汶河北岸的潘顺瑞,从农家小院走上了军旅生涯,而且学有所成,是汶河北岸当年从事通讯报道芸芸众生中的佼佼者。
  我认识潘顺瑞是在八十年代初,当时他跟着刘贤瑞在红河镇搞报道。年轻青春,个儿不是很高,我们都喊他小潘。时至今日,见了面还不自觉地小潘小潘的。他初次给我的印象,是好学上进。记得有一年《农村大众》开辟讨论向张海迪学习的专栏,我写了一个稿子,很快采用了。潘顺瑞也写了一个稿子,告诉我,我说稿子抓得准,没问题。他投出去,果然就见了报。后来,他进广播局(那一期报道组学习班设在广播局)跟着秦晓鸣学习,长进很快。成为了全县通讯报道骨干。
  志趣与爱好,把我们拉得很近。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喝酒乱侃。一年秋天,刘贤瑞在家里设酒局,我们几个好友骑自行车几十里赴约,潘顺瑞早早就等在那里了。吃晚饭,潘顺瑞表现得很忧郁,话也不多。起初我还以为他家里有什么事儿。我知道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或许是这个的缘故。然而一问,却不是为此。他说想当兵。大家说,当兵好啊!你年轻,到部队里锻炼一下,保准错不了。他说没赶上验兵,正犯愁呢!我一听,为他着急。好“管闲事”的我说,找武装部齐部长啊!他在前线报做过主编,而且一直很呵护我们做通讯报道员的。他说我还是不太熟悉啊!我说,我跟齐部长熟悉,马上到村办公室打电话。刘贤瑞领着我们到了他村的办公室,用摇把子电话接通了齐部长(其实齐部长已经是政委了,我还是老叫法)。我说齐部长啊,你记得不记得那个小潘,叫潘顺瑞?他说,小潘发了很多稿子啊!是个好苗子。我说,给你推荐人才了啊,他想当兵。齐部长为人很热心,说好啊,部队喜欢这样的青年。我说我们这地方验兵过去了,他没赶上。齐部长说,那就要他明日到尧沟点上验兵,最后一站了啊,可别误了。我们很高兴,顾不得喝水聊天,马上骑车到漳河汽车站,我知道下午还有班车。天公又不作美,下着大雨。我们几个全然不顾。到了漳河公社,放下自行车。小潘就跟刘金山坐车赶往县城。而后,小潘就如愿以偿,走进了部队这所大学校。
  快三十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潘顺瑞一直追求着他的事业,真正的是《追求无悔》。除了业务上的需要发一些论文外,潘顺瑞一直笔耕不辍,写了大量的报道、散文。《追求无悔》这个集子既有他人生的感悟,又有他工作的经验介绍;既有他自己的一些业务知识提炼,也有他写别人的一些典型。
  李炳彦先生为潘顺瑞作序说:“结果样稿,沉甸甸,分量可知。这部集腋成裘之作,汇集了作者十多年来为各家报刊撰写的新闻报道、专题评论、理论研究文章等140余篇……字里行间,渗透着耕耘者的心血和汗水,折射着追求着成长进步的足迹,飘逸着播种者收获的硕果之香。”“追求代表着人生意义,反映着社会的内涵。追求,苦恼中洋溢出喜悦,辛劳中散发出欣慰,失败中催发出生机,曲折中展示出光明。”“人生有限,追求无穷。人生的价值,重要的不是拥有真理,而是对真理的追求;不是立下多少志向,而是对志向的追求。追求是实践,无悔是品格。”
  潘顺瑞对学习有着切身的体会,他在《养成终身学习的好习惯》里,阐述了学习的重要性。他认为,学习是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生永恒的主题。一个人能力素质的高低,最终取决于能否锲而不舍地坚持学习。荀子认为学习永无止境,只有生命完结了,学习才能停止。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贯主张“活到老,干到老,学到老,用到老”。毛泽东同志渊博的学识、过人的智慧,与他一生勤奋好学是分不开的。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前夕,其卧室的床上、桌子上、书架上,还摆放着夹有纸条或翻开放着的《鲁迅全集》,这套书伴随伟人走完了生命的最后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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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今信息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更新越来越快,“保鲜期”越来越短。人才学上的“蓄电池理论”告诉我们,一块高能电池的蓄电量是有限的。只有不断地进行周期性充电,才能可持续地释放能量。那种一次性“充电”即可受用终生的时代,已成为历史。农业经济时代只要7~14岁接受教育,就足以应付以后40年工作之需;工业经济时代,求学时间延至5~22岁;而进入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知识经济时代,则要求把12年的学校义务教育延长为80年制的终身教育。因此,每个人必须终身持续不断地学习更新自己的知识,才能与时俱进,胜任本职工作。
  也许,这就是潘顺瑞《追求无悔》的原动力,勤奋好学,业精于勤,是他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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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晨:《大顺遗恨》令人思
  北晨是青年作家吴汉宾的笔名。他在汶阳这片土地上出生并且工作过,对汶河有着深深的感情。
  北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在全国各地报刊和出版机构发表、出版诗歌、散文、戏剧、中短篇小说、文学评论、文艺理论、报告文学等作品三百余万字,作品和论文多次在国内获奖。其中,中篇小说《真迹》在《山东文学》发表并获奖后,被《传奇传记》等多家文学期刊转载、选载;《年关》入围“冰心文学奖”后,被翻译成英语、马来语等多种文字,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出版。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大顺遗恨》、《夏日拯救》、《上帝无言》等,长篇纪实文学《记忆浩然》等,中、短篇小说《死不改悔》、《顽症》、《真迹》、《牛倌儿也是官儿》、《年关》、《裸画》、《初雪》等,散文《叩门》、《五月槐花香》、《青春悟语》、《残书》、《梦中的竹林》等,诗歌《春来了》、《北方的风》、《十月》等,歌词《牧归曲》、《少年进行曲》、《十八姑娘一朵花》等,电视剧本《蓝宝石之恋》、《家事国事》(合著)等,戏剧《定亲》、《三开店》等,文学评论与文艺理论《留得真情从头说》、《再读浩然》、《少女诗品》、《诗人·诗论·诗评》、《人的魅力》等,报告文学《齐鲁漆王》、《江流万里,海纳百川》等。
  北晨文学创作成就主要在中短篇小说,已结集出版的有《笼中人》、《北晨短篇小说选》等。国内一些评论家、学者认为,北晨小说创作主要分这样几个时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创作,“是在苦涩中透露着几分清新与明快,或者说是在清新与明快中隐蓄着几分淡淡的苦涩,而他九十年代的创作却愈益变得暗淡、凝重起来,同是苦涩,但苦涩的浓度以及对人生命运的体验深度和对生活世界的穿透力度却大大不同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在继续展现农村生活、刻画农村人物的同时,北晨又开始将笔触向其他领域延伸,从更广阔的生活图景上来关照人生命运,叩问生存真义……”“其最近的创作倾向极为引人注目……早期创作中常见的那种富于主观性的激情化叙事已完全被一种不动声色的纯客观化叙事所取代。”有评论家认为,“像大多数山东作家一样,北晨的小说创作取向也属于本色派”“……主要是在经验性记忆和立足于经验性记忆基础上的合理想象中再现世界与人生的本真状态和自然形貌,同时又始终将一个真真实实的自我投射和融入到他所描绘和创作的生活化艺术世界之中,在富于个人气质的感觉和体验中释放自己的欢乐与悲苦,展示自己的经验与思考,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信念。”其个人传略被收入《山东作家词典》、《中国文学艺术界名人大典》、《中国青年艺术家传集》、《世界知名作家艺术家辞典》、《世界华人专家名典》等多种辞书。
  著名评论家刘锡诚认为:北晨的小说创作具有相当深邃的思想内涵。文学进入新时期之后,虽然卸下了过去较长一个时期强加给它的政治的重负,甚至越来越趋向边缘化。但是,一些有责任心的作家,还是不愿意或者说不忍心让文学就这么“堕落”下去,坠向“边缘化”、“私人化”和“消遣化”的境地的。他们不追风﹑不赶潮,不迎合﹑不附骥,而是甘于寂寞,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苦苦求索,用手中的一枝纤细的笔去“拯救”文学,“拯救”文学精神。……他的小说创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现实主义的艺术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这是文学史证明了的。北晨把笔作解剖刀,无情地针砭时弊,剖析人生,鞭打人性的弱点,将其极端化,用近乎荒诞的手法向读者展示、放大。可以说,荒诞的真实与真实的荒诞,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北晨小说创作常用的手法。《笼中人》如此,《梦醒梦酣》如此,《别烧我》和《死不改悔》也如此。
  《大顺遗恨》是北晨2002年创作出版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该书以明朝末年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为背景,以李自成坎坷磨难的人生经历为主线,艺术地再现了那段群雄争霸、逐鹿中原的残酷历史,以及那段历史岁月里各色男女的恩与怨、情与仇、爱与恨……并留下诸多发人深省的思考:以农民起义开国,并延祚近三百年之久的大明王朝,为什么又被农民起义所推翻?有着数百万起义军队伍的大顺王朝,为什么在短时间内被满清取代?中华民族还能不能走出“暴政、反暴政、再暴政、再反暴政”的历史怪圈?作者的这部《大顺遗恨》令人发思。关于这部书,王立胜先生在序言中说道:北晨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以明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为背景,以李自成反明抗清的生平为主线,艺术地反映了那段群雄争霸、逐鹿中原的历史,以及那段历史岁月里各色人物的恩与怨,情与仇,爱与恨……作者一改以往有些作品或把李自成描写成嗜杀成性的魔鬼,或把李自成美化成拯民于水火的神明的做法,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李自成的一生给予客观、公正地评价。不论是对李自成少年时代的禀赋异质,还是他青年时期的爱情重创,也不论是对他成为农民起义军首领的王者风范,还是他建立大顺王朝成为皇帝之后的迷惘困惑,作者都给予了比较客观的描述与剖析。总之,在北晨笔下,李自成既不是“鬼”,也不是“神”,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
  三百六十年前中原大地上的那场逐鹿角争的故事是令人振奋的,在那场角争中建立起来又很快倒塌下去的大顺王朝,留给今人的教训是深刻的。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李自成及其缔造的大顺王朝如过眼云烟,但他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李自成本人的是非功过,历史自有公论。那么,大顺王朝的兴盛衰亡,给后人以怎样的借鉴呢?青年作家北晨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留给读者的不仅是阅读过程中的愉悦,而且更有阅读之后的反思。
  北晨是一名多产作家,繁忙的工作之余写出了很多纯文学的东西,在纯文学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依然努力地创作着,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为社会奉献着精神食粮,这也是北晨难能可贵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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