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简史
货币是人们普遍信任的价值载体，为满足人类的商品交换需求而自然产生，其诞生是一个渐变、漫长的过程，其演变发展贯穿人类社会文明进程。
Ⅰ 渐变萌生
货币是在物品（商品）交换中自然发展而来的。货币分两个层次解释：货币的概念，是基于人类共识信任的"一般等价物";货币的具象外化载体，是承载货币属性的某一具体实物。
货币概念先于货币载体而产生，人们因生存的需要而相互交换物品（如食物、工具、皮毛等），这就需要某一物品充当中间媒介，以方便交换，由此产生了 "等价物"概念。概念产生后，需要具象外化，需要以某一具体实物为载体，让人们可见、可感触、可辨认，这样才能实实在在运用于交换中，而不是仅存于大脑中。
在生产水平极为低下的时代，人们只能尝试从身边已有的物品（天然物或简单手工物）中"挑选"某个物品出来，作为货币的载体。在中国先祖们漫长的挑选和检验过程中，珠、玉、龟壳、谷物、贝壳等均是"备选项",均充当过等价物。而贝壳以其诸多天然优势（美观装饰、坚固耐用、大小适中、携带方便、易于计数），最终被人们选中作为最理想的货币载体，并发展成为一般等价物。由此，中国货币的鼻祖——"贝币"诞生。
贝壳发展成为贝币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个渐变过程可分为：装饰品→贵重物→等价物→一般等价物四个阶段。
天然贝壳最初以其奇特斑彩的外观而引起先祖们的注意和喜爱，并以装饰品的角色进入先祖们生活之中。在殷商时期出土的文物中，有不少天然贝，这些贝都有穿孔，方便串联起来作装饰用。
同时，由于贝壳的美观性、稀缺性、耐用性，贝壳逐渐成为了一种"贵重物",区别于一般物品。在商代的青铜铭文中，有记载贝多被作为君王的赏赐物，可见其已是"贵重物". 商代王室墓"安阳妇好墓"内随葬的海贝达6880枚之多。
殷商时期，随着商品交换的扩大和频繁，"等价物"概念也产生了，而此时，已被人们当作"贵重物"的贝壳，以其诸多的天然优势脱颖而出，众望所归地成为了"等价物的最佳载体".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商品交换进一步扩大和频繁，贝壳也自然地从"等价物"升级成了"一般等价物".
西周墓葬出土的贝币，相比于商墓葬，有两大特点：一，商墓贝币集中于河南及周边，而西周墓葬分布地域广泛，黄河中下游均有出土，如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甘肃、江苏等；二，西周墓葬出土的贝币数量明显多余商墓。而且，西周的青铜铭文中，也记载过贝币的价值和购买力。由此可见，贝币在当时人们日常生活已广泛被当作支付工具使用。
而且，由于天然贝稀缺，无法满足因商品交换扩大而产生的对贝币数量更多的需求，于是，先祖们尝试着人工制造各种仿制贝币，以贝为形，制造不同材质的贝币，以增加贝币数量。
在商代晚期和西周墓葬中，出土了各种材质的贝币：天然贝壳、石贝、骨贝、蚌贝、陶贝、铜贝、金贝、包金贝、贴金贝、玉贝，这些都属于贝币"大家族",可见贝币的普及性和重要性。
西周时期，贝币完成了"装饰品→贵重物→等价物→一般等价物"的四个渐变阶段，贝正式成为贝币，是十足的货币，由此，中国货币史正式开启。
在各种材质的贝币中，铜与贝的结合体"铜贝",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以铜铸币，承上是以贝为形、人工造币的时代产物，启下是开创中国铜钱时代的奠基之举。
Ⅱ 铜钱时代
中国的先祖们最早冶铸青铜器，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先祖们长期的石器加工和烧制陶器经验积累过程中，渐渐学会了识别自然铜和铜矿石，并在尝试和摸索中渐渐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
青铜器自诞生那一刻起，不仅仅只代表着一种技术的进步，更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开启：青铜时代来了！青铜器之于当时的社会，就像互联网之于现代的社会，当时是青铜器革命，现在是互联网革命。
相比于石器，青铜器优势太多，它坚固耐用，且有着非常好的可塑性和延展性，它能够锻造出非常细致和轻便的器具，并且可以回炉重熔。于是，青铜器开启对石器的"全面碾压模式",青铜武器取代了石器武器，青铜工具取代了石器工具，青铜礼器、青铜容器、青铜乐器、青铜装饰品等新物件接连涌现，进入寻常百姓日常生活之中。
中国从夏开始，正式进入青铜时代，到商周时期，青铜器发展到鼎盛，青铜器冶炼技术成熟，且工艺水平高，青铜器品种丰富，且有铭文和花纹。
前文中提到，天然贝壳数量稀缺，人们尝试制造不同材质的贝币，而在商周青铜器潮流席卷之下，以铜铸币，应运而生。于是，以铜铸造、以贝为形的"铜贝"诞生。
东周时期，又称春秋战国时期，政权分裂、诸侯割据，当时的社会最大特征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被后世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是思想解放高潮。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得到空前释放。在货币领域，先祖们也不再满足于贝形货币，他们期待着新变革、新突破。贝币酝酿"升级改造"!
长期的农业、手工业劳作积累下来深厚经验和文化根基；分裂的社会格局；空前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青铜冶铸技术成熟。在这四者的综合作用之下，贝币在春秋战国时期一脉分四支，形成布币、刀币、环钱、蚁鼻钱四大币系共存于中华大地的格局。
布币、刀币、环钱，其形态均由当时的生产生活工具演化而来，"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理念，在货币演变中，也同样适用。蚁鼻钱自铜贝演化而来，在无文铜贝的基础上多了简单的文字或图案。
四大币系均以青铜铸造，且在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取代贝币而广泛流通，青铜铸币成为货币大舞台的主角，其他的珠、玉、龟、谷、帛、金、银等也扮演着货币的角色，但均已沦为二线、三线甚至四线配角。青铜铸币的广泛流通，标志着中国进入铜钱时代，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进入金属铸币时代！
从此，铜铸币（铜钱）扛起了金属铸币时代的大旗，在接下来的约两千年里，主导着中国货币史的进程，直到明朝中叶时，铜钱将扛旗大任让位于白银，退居老二。
战国诸国中，秦国铸行了圜钱，且在其他诸侯国也有流通。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始铸"秦半两","圆形圆孔"的圜钱演变为"圆形方孔"的秦半两。"圆形方孔"的形制有两种解释：一是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二是这种形态的铸币便于携带、且可减少磨损。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推行"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货币统一改革，规定：黄金为上币，单位为镒，等于二十两；铜钱下下币，即秦半两。秦始皇废六国钱币，在全国推行秦半两，并且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器物收藏，不再用作货币。由此，四大币系同归一体：秦半两。
秦始皇统一了货币种类和单位，秦二世"复行钱",统一货币铸造和发行权集中于中央，自此，中国货币史上实现首次币制统一。币制统一的核心是铸币权中央王权独有，这一思想影响深远，被后世历代统治者所利用，直到今天，"铸币权由中央银行独有"的思想仍根植于各国政策制定者的大脑中。不过，秦以后的历代王朝，币制统一性屡遭破坏。
秦半两开创了中国铜钱时代的"圆形方孔"形制，秦始皇将半两钱推行全国，由此使得"圆形方孔"铜钱广被人们熟知和接纳，"方孔钱"或"方孔铜钱"的称呼正出于此，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的铜钱形制一直是"圆形方孔",直到清末民初。同时，秦半两以重量命名货币，重如其文，确定了铢两制货币单位，对汉五铢有着直接影响。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流星",耀眼但短暂。匆匆十多年，秦就因暴政而亡，而秦币制也尚未充分推行，因而当时在社会上流通着轻重大小不一的秦半两，有些地方仍流通着战国时铸币。所以，因王朝短暂，秦币制只是法令上统一，并未实质上统一。
秦亡汉建。西汉前期，仍沿用秦朝的"金钱并行制"（黄金和秦半两），汉朝政府铸行钱币上仍印着"半两"二字，不过，这些钱币重量根本不及半两（十二铢），因而被称为是"小半两钱".另外，汉初五十多年里，都允许民间私铸钱币，私铸钱币大都减重、劣质，所以在汉朝前期，流通中的铜钱十分混杂。
经过多次币制改革，直到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中央下令让地方郡国开铸五铢钱（钱文"五铢",重量五铢），但地方郡国粗制滥造，五铢钱减重现象普遍。
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下令禁止地方郡国和民间私自铸币，由中央设立的上林三官专门负责铸造标准的五铢钱，并废止以往各类钱币"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独有。
汉武帝之后，五铢钱被续铸，并逐渐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黄金和谷帛次之。中国的铜钱时代进入阶段性的"五铢钱制时期".在王莽改制以前，五铢钱成为西汉唯一流通使用的合法钱币，自此，中国货币史上才实质性地实现币制统一。
汉武帝将西汉盛世推向巅峰，盛世王朝孕育下的货币，有着天然的历史沿用惯性。尽管西汉之后经历王莽改制，币制短暂混乱，但进入东汉后，五铢钱快速重回主导地位。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恢复铸五铢钱（和西汉时期五铢钱基本一样），史称"东汉五铢".之后，汉灵帝还铸行了"四出五铢"（钱文"五铢",背面有四道斜纹）。
东汉末年，三国分立，随之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期间，因政权分裂，长期战乱，导致币制混乱，货币缺乏统一性和连贯性，布帛、钱币（铜钱、铁钱、铅锡钱）、金银混杂流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期阶段，流通着不同的货币。特别指出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流域和辽东地区，人们使用布帛超过了使用钱币，因官铸恶钱、私铸私熔泛滥，铸币普遍减重贬值。这是中国铜钱时代的一次大倒退。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类钱币，形制仍是圆形方孔，钱币的重量极度不稳定，且钱文各不一致，不过，大多数钱币的钱文仍印有"五铢"二字，因而，此时期仍属"五铢钱制时期".
此时期，虽是铜钱时代的大倒退，但是也有一些值得记录的新变化：最早的年号钱"汉兴钱"出现，公元338年-343年汉李寿在成都铸行；每一枚钱币的单位定名为"文",一枚钱币即"一文钱",一千文为一"贯";钱文书法的变化多样，由篆书改向隶楷。
公元581年，隋文帝取代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同年，隋文帝始铸"开皇五铢" ,随后几年，大量销毁旧钱币，重熔改铸开皇五铢。隋文帝统一分裂格局后，严厉整顿货币，最终结束了长期币制混乱局面，实现全国货币统一。五铢钱在历经三百五十多年的动荡政局后重归一统。
不过好景不长，隋朝短命，隋五铢也行至暮年，"五铢钱制时期"已至尾声。
隋末时钱币已乱，隋灭唐建后，唐初依然沿用隋朝五铢钱，直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废隋五铢，禁旧钱，铸"开元通宝",重新统一货币。至此，历经近七百四十年的"五铢钱制时期"（ 公元前118年至公元621年）宣告终结。
"开元通宝"本意：开创新纪元的通行宝货。"开元"铜钱，钱如其名，开辟了中国铜钱时代的新纪元（注意：开元二字并不是表年号，开元通宝并不是年号钱）。"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反映人们对货币作用的深刻认知。
开元通宝改变了此前秦半两、汉五铢以重量命名货币的习惯，而创造性地以"通宝"命名货币。此后各代王朝（宋辽夏金元明清）的铜钱上，基本印有"通宝"或"元宝"或"重宝"二字。自唐开元通宝始，中国的铜钱进入"通宝钱制时期", 至清末民国初时终。
开元通宝开创性，不仅仅体现在命名上，还体现在其创造了"钱两制"十进制重量单位（一文钱的重量称为一钱，十钱等于一两，十进制），取代了之前的"铢两制"（二十四铢等于一两，二十四进制）。
开元通宝钱始铸行后，大受欢迎。因其轻重适中，铸造精良规范，百姓乐用，而驱逐了一切古钱和私钱，出现了"良币驱逐劣币"的现象。从唐高祖到唐太宗时期，开元通宝都币值稳定，购买力较强，使唐朝的货币保持着稳定统一，且开元通宝钱在唐朝各代均始终流通，可谓是中国货币史上的教科书级的"成功样板".
一朝的货币总是和一朝的国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安史之乱（755年12月至763年2月）是唐朝国运的转折点，也是唐朝铜钱的命运转折点。
安史之乱爆发后，军费开支庞大，财政匮乏，唐政府开始铸行大钱——铜钱面值远远大大其实际价值，相当于变相地铸币减重或贬值，政府掠夺人们财富。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铸大钱"乾元重宝",一文钱当"开元通宝"十文钱，两钱并行，但是"乾元重宝"重一钱六分，仅比"开元通宝"（重一钱）重60%,可其价值却是开元通宝的十倍。翻为白话就是：原来的一枚旧铜钱能买一个馒头，政府新发行的铜钱比旧铜钱增重了60%,相当于价值增加了60%（即一枚新铜钱能买1.6个馒头），但是政府强制规定"一枚新铜钱当十枚旧铜钱用",一枚新铜钱能买10个馒头，新铜钱远超其实际购买力。
除了肃宗的"乾元重宝",以后的唐政府铸行的"得壹元宝""顺天元宝"均是大钱。会过日子的老百姓都不傻，政府铸行大钱后，立即意识到政府在贬值货币，于是各种商品开始纷纷涨价，形成通胀。安史之乱后的二十多年里，社会持续处于高通胀状态。
另外，唐朝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样，一直存在民间私铸恶钱的问题，从始至终都存在，唐政府多次禁私铸，回收恶钱，但是屡禁不止，越收越多。自肃宗铸大钱后，私铸更是猖獗，恶钱泛滥。
唐末的动荡，延伸到五代十国，这又是一次大分裂大动乱时期，历史惯例：政权分裂，必然造成币制混乱。
五代十国的币制特点是：各分裂政权自行铸币，无统一性和连贯性；民间私铸盛行，恶钱充斥；货币流通混杂且有地理分割性；南方十国区域性竞争贬值，铸恶钱。
继承唐朝"正统"的五代政权（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是名义上的"正统小朝廷",占据北方中原地区。后梁和后唐基本沿用开元钱，后晋任由官民自由铸造"天福元宝"钱，轻重随意，后汉太短命，本打算改革币制，结果很快被辽国灭了，前四代的钱币都较混杂，且钱币数量缺乏，盗铸不绝，恶钱充斥，很多是铅铁小钱。到了后周，情况大有好转。后周的周世宗改革币制，将铸币权集中于中央，严禁地方和民间私铸私熔，铜材有官方统购统销，鼓励采铜矿和进口铜材，毁佛像，没收铜像铜器，禁私铸铜器，铸行大量"周元通宝",并排斥南方各国恶钱。
南方十国较北方五代的币制更为混乱，不同于北方的朝代兴衰更迭，南方是多个政权分割并立，因而各政权自铸钱币，形成地理上分割的货币流通区。就种类来说，有官铸钱、私铸钱、有旧钱，也有新钱，名目繁多，有的相互流通，有的限地区使用，总之非常混乱。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南方诸国为增强本国势力，而竞争性地贬值货币，铸造劣钱，如楚、闽、南汉等，设法吸收铜钱和金银而转用铅铁杂钱及劣质合金钱，这些劣质恶钱大量流入其他诸国，引发货币战。
从上面的钱币图片中可看出，虽然五代十国币制混乱，但有一点还是高度统一的：绝大多数钱币上，都印有"通宝""重宝""元宝"二字，彰显了"开元通宝"深远的传承力。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窃夺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直到979年，赵宋才统一全国的中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
宋朝被人们戏称为是"经济文化上的巨人，军事外交上的矮子",这一点在宋朝的货币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文化的多元性和创造性，使宋朝钱币在名称、种类、等级、钱文书法等方面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经济商贸的繁荣，孕育了最早纸币"交子"的诞生，并促使白银的广泛使用，对钱币的需求也大为增加，导致两宋期间出现"钱荒";军事的羸弱和外交的屈辱求和，献贡求存，让宋政府财力负担加重，转而掠夺百姓，而货币就是一种合法的掠夺工具，因而宋钱具有明显的掠夺性。
宋代的首铸钱币是"宋元通宝",始铸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宋元通宝" 基本以唐开元钱为标准铸造，不光形制上模仿，就连含义也模仿，"宋元"并非指宋朝和元朝，而是"宋代开元"之意，和唐开元钱的"开辟新纪元"同意。
紧接着，宋太宗初期始铸"太平通宝",为宋代首个年号钱（最早的年号钱是两晋时期的"汉兴钱",前文中提到过），自北宋始，年号钱开始流行，此后，辽夏金元明清各朝均模仿或沿用了"年号"+"通宝/元宝/重宝"的钱币命名模式。宋代钱币基本都是年号钱。两宋期间，总铸有45种年号钱和6种非年号钱。除了最初两代皇帝，几乎是改一次年号铸一种新钱。
宋代钱币的名称、种类多样，除了年号之分，宋钱币还有大小、等级、材质、年份、成色、特征、版别、钱监、纪年之分。此外，宋钱币在钱文书法上的多样性远超历代王朝，篆、隶、楷、行、 草均有，且许多钱文书法都出自书法名家之手，让钱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大增，甚至连宋徽宗自创的"瘦金体"也被印铸在宋钱币上。
还有更具有创造性的是，宋代钱币还出现了"对钱"形式，指同一钱监在铸造某种钱币时，同时铸造了几种不同钱文书法（真、草、行、隶、篆）版本的钱币，除了钱文书法不同，其他的特征都完全一样，由此称之为"成对钱币",即"对钱".
宋朝的商业繁荣，远超历代王朝，而商业繁荣必然对货币需求量大增。由于铜钱地位重要，北宋政府直接控制铸币权，中央设提举坑冶铸钱司，下面设分散各地的铸钱钱监。为了满足货币供应，北宋政府大量铸钱，995-997年间铸钱每年80万贯，1004-1007年间每年铸183万贯，1077年为373万贯，1080年达506万贯，远远超过唐代。虽然铜钱供应大增，但是北宋时期却一度暂时性地出现了"铜钱钱荒",铜钱供不应求。
北宋"钱荒"的原因主因有：王安石推行免役法，百姓以钱代役，使得铜钱大量流入政府手中，社会流通的铜钱变少；铜钱外流严重，通过陆地贸易流行辽、夏地区，通过海洋贸易流向日本、东南亚；民间销铜钱为铜器，以获取套利收益，宋太宗时下令，严禁销钱为器，犯者处斩，但利字当头，依然有人以身犯险牟取暴利。
北宋"钱荒"问题还遗留至南宋，南宋政府相比于北宋铸钱量大减，1131年为8万贯，1132-1162年，每年不超过15万贯，铜钱供应明显不足。铸钱量大减，主要原因还是靖康之耻后，宋北方的领土被金国攻占，被迫南迁建南宋，导致铸钱的原料铜、铅、锡锐减，且南方的铸炉不少因战祸而荒废。此外，宋铜钱外流现象依然存在，北上流向金国，向海外流向日本的东南亚，还有，南宋民间销钱为器越来越流行。
南宋政府采取措施解决钱荒问题，一方面禁止民间销钱为器，在民间收缴铜器，熔炉改铸为铜钱，另一方面禁止铜钱外流，但成效并不理想。
由于"铜钱钱荒",宋政府还铸造了铁钱流通。宋朝钱币的一大特点就是：铜钱和铁钱并存流通，并形成地理割据性的铜钱区和铁钱区。
铁钱在五代十国时已经流行起来了，当时政局动乱，各种材质的铸币混杂流通，铁钱就是其中之一，铁钱一直遗留到宋朝，并被宋政府采用。北宋政府于970年开始在雅州百丈（今四川雅安）设钱监铸行铁钱，此后两宋都长期流通使用。铁钱和铜钱的并行流通有着鲜明的地理分割性：川蜀地区专行铁钱，外地区钱币不准流入，本区铁钱也不准流出，形成铁钱区，陕西及河东两路铜、铁钱兼用，其他地区流通铜钱。
前面还提到，宋钱对百姓具有掠夺性，这一点毫不夸张。宋钱虽然在形制和重量上以唐开元钱为标准铸造，但是其成色和质地远不如唐代钱币，唐开元钱一般含铜量在83%以上，而宋钱中含铜量最高仅66%,1163年以后，宋钱的含铜量已经低至54%,宋钱虽名义上是铜钱，但实际上已经沦为"杂质钱".实际上，以后各朝代铸造的铜钱逐渐降低铜含量。除了铜含量降低，宋钱还存在铸币减重，或铸大钱（如前文中提到的唐肃宗时"乾元通宝"）的问题，钱币的花样翻新，目的都是直接或变相地进行货币贬值，掠夺百姓。
宋钱掠夺百姓，主要原因在于宋政府一直面临着来自辽、夏、金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连续侵扰，宋政府软弱无能，面对侵扰，屈辱求和，进献"岁币""岁赐""贡礼",以"送钱买命"（刚好和"宋钱"谐音）的方式苟且偷安，把财政压力转嫁给老百姓。
宋朝于960年刚建国时，宋、辽（916-1125年）南北对峙，后来西夏（1038-1227年）建立，三个政权并足鼎立。
辽国由契丹族建立，契丹族本是游牧民族，在建国前是部落制，而并非一个统一集中的政权，在唐朝时，契丹族臣服于唐王朝，当时双方已有经贸往来，唐代的钱币也随之流入契丹族居住地。
唐亡后，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契丹族迭剌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趁中原内乱之际，统一契丹族各部。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后来辽太宗改国号为"辽",史称"契丹辽"或"辽国".
辽太祖在扩张领土的过程中，一些汉族居住区也被划归到辽国疆域中，辽国南部地区汉族居民较多。辽太祖遵循因俗而治的原则，推行"以国制治契丹" "以汉制待汉人""的治国模式，因而形成"北契丹、南汉族"分区而治的局面，类似于现在的少数民族自治。
这种因俗而治的模式让代表先进农耕文明的汉族和落后游牧文明的契丹族得以融洽相处，而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和同化力，这使得辽国的政治、文化、经贸均深受汉族的影响。辽的统治者虽是契丹族，但其各方面却在渐渐汉化。当然，货币领域也不例外。
辽国使用的货币主要是唐宋钱币，而且使用铜钱的主要是辽国南部的汉族聚居区，这些铜钱大都是在宋辽边境贸易（辽南部宋北部）中流入辽境。在宋辽澶渊之盟（1004年）后，宋朝的钱币大量流入辽境（验证了前文中提到的宋钱外流）。
当然，辽国自身也有铸造钱币，不过数量较少，而且制作比较粗糙。辽太祖时铸造了"天赞通宝",是辽最早的年号钱，史料记载中的辽国自铸钱币有20多种。辽国自铸的钱币基本都是仿照唐宋钱币而铸，无论是形制、重量，还是质地，名称（年号+通宝或元宝），甚至连钱文的文字基本也是汉字（即便契丹有自己的文字），可见其汉化程度有多高！当然，辽国也铸有契丹文的钱币。
西夏国和辽国类似，也深受汉文化影响，在西夏建国期间，其境内大量流通宋钱。除了宋钱之外，西夏也有自铸钱币，形制仿唐开元钱而铸，而且除了铜钱，还有铁钱。西夏的自铸钱币制作精美、文字清秀、规格一致，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工艺水平较高。
1125年，辽被金灭，紧接着金兵就把刀口指向宋政府，1127年靖康之耻后，宋政府被迫南迁并重建政权，史称南宋（南迁之前称为北宋），于是又形成了南宋（1127-1279年）、西夏（1038-1227年）、金（1115-1234年）三政权并立的局面。
金国由女真族建立。女真族在唐朝时基本形成民族型态，生活在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当时为渔猎农耕混合的部落制，到北宋时期，女真族臣服于辽国。到1114年，金太祖完颜旻统一女真诸部后起兵反辽，并在1115年于翌年在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市）建都立国，国号"大金".
金国灭辽和北宋后，金、南宋对峙，"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和同化力"这句话再次灵验，金开始逐步汉化，直到金世宗时期（1161-1189年），全面实行汉化。因而金朝的币制自然也深受汉族宋朝的影响。
金的币制大致可按三个时期划分：一，会宁时期（金朝以上京会宁为都城的时期），主要使用宋辽钱币，无独立币制，没有铸行自己的金属钱币；二、中京时期（1153年金迁都至中京，今为北京市），钱币（金自铸铜钱和宋辽旧钱）、白银、纸钞并行；三，汴京时期（1214年金迁都至汴京，今为河南开封），纸币贬值，恶性通胀，专用白银。
1157年，金设宝源、宝丰、利用三钱监，铸造"正隆通宝"铜钱，与旧钱并行，这是金国最早的自铸铜钱。金朝铸造的铜钱钱文均为汉文，不用女真文，且基本是"年号+元宝/重宝/通宝"来命名，形制和重量也都仿造宋钱而铸。
由于北方产铜量少，铜材缺乏，铸造铜钱成本较高，因而金国政府自铸的铜钱较少，流通中多为辽宋旧钱，再加上官民普遍窖藏铜钱，使得金国也出现"铜钱钱荒"（前文中提到宋朝铜钱钱荒），金国政府也和宋政府一样，禁止民间铸造铜钱，禁止铜流出境外。
随着金国日渐衰落，生活在蒙古高原地区的蒙古部落也渐渐壮大起来。1206年，成吉思汗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落，并在漠北建立统一政权，国号"大蒙古国".之后经数十年的领土扩张，成吉思汗及其后代最终打造了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版图。其中，西夏、金、南宋政权均相继覆灭于蒙古铁蹄之下。
不过，在版图扩张过程中，蒙古帝国上演了中国历朝王室的经典狗血剧情：为争夺帝位，王室分裂，各自划地称王，蒙古帝国割据成几大块。在成吉思汗众多的子孙中，忽必烈抢到的地盘最大。1260年，忽必烈登基为大蒙古国皇帝。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市）建立政权，将"大蒙古国"国号改为"大元",史称元朝，忽必烈即元世祖。 1279年，忽必烈灭南宋，由此中国历史进入大一统的元朝时期。
元朝虽打造了历史之最的疆域版图，但也未能摆脱"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和同化力"的命运。1260年忽必烈登基为大蒙古国皇帝后，学习宋朝印制发行纸钞，极力推行纸币，同时也铸造有少量铜钱，也是仿照宋钱铸造，目的是为辅助纸钞流通，以往的唐宋旧钱也在市面上流通。
在改国号为"大元"前，大蒙古国已经自行铸造钱币，有"大朝通宝"和"中统元宝",均仿照宋钱形制铸造，且为钱文为汉文。1271年-1294年（元世祖至元年号期间），元政府铸行有"至元通宝",有汉文和蒙文两种版本。以后，元政府继续仿照宋钱铸币，基本也是"年号+通宝/元宝"的命名模式。
因铜产量少，铸造铜钱成本高，所以元政府铸行流通的铜钱相比于以往朝代，要少得多，且为了保障纸钞通行，元政府曾多次禁用、收缴铜钱铜器。同时，元朝的铜钱在对外贸易中大量外流，流向日本尤多。
元朝时，白银已经在全国普遍通用，且元纸钞发行已经和白银挂钩。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元开始，白银和纸币的货币地位快速崛起，而铜钱在货币领域的龙头地位被动摇，铜钱时代进入衰落期。
元末时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朱元璋率领的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明朝（1368-1644年）。
朱元璋称帝前，在应天府（今南京）设立宝源局，铸造"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并行流通，之后在江西设置宝泉局， 铸造五种面值的"大中通宝"钱币。朱元璋于1368年称帝建明后，即颁行 "洪武通宝钱制"钱法，在各省设置宝泉局，和应天府的宝源局一起铸 "洪武通宝". 洪武钱铸造数量很少，和旧钱并行流通。
宝源局和宝泉局是明政府的官方铸币厂，明政府将本朝官方铸造的钱币称之为"制钱",以前各朝的钱币称之为"旧钱",制钱和旧钱可以并行流通，不过明政府会对旧钱进行取缔和限制。除了官方"制钱"和以往"旧钱",实际流通中还存在民间的私铸钱币，即"私钱".明朝制钱制度被清朝完全承袭，因而明清两代的官方铸钱都称为"制钱".
明初，明政府为推行纸币为主的币制，多次停铸官方钱币，同时还对铜钱的使用时放时禁。但纸钞发行后，持续贬值，渐渐被民间弃用。到宣德（1426-1435）、正统年间（1436-1449年），纸钞已经失信于民，明政府被迫解除铜钱禁令和银禁令，此后，白银的使用超过铜钱，银本位确立，铜钱将货币领域龙头的位置让于白银。
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政府恢复铸钱"弘治通宝",制钱数量开始增加。弘治以后，虽然官方恢复铸钱，但民间私铸严重，私钱充斥。明政府虽然下令禁止私铸，但并未禁止私钱流通。流通中私铸钱币有增无减，名目繁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万历后期，因对外战争，军费开支巨大，明政府开始官方铸造劣钱，含铜量不断减少，私铸也更为泛滥。万历之后，流通中的钱币，无论是官方制钱，还是民间私铸钱，都越发劣质，铜钱急剧贬值，钱币混乱。
明朝官方铸钱数量比元代多，但比其他朝代少，尤其是明万历（1573-1620年）以前，官方铸钱量连汉唐也不及。另外，明代社会中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唐宋钱，尤其是宋钱。民间私铸的钱币也通常是私铸唐宋钱币。
明朝末年，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族各部，并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国号金。1636年，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多尔衮率军入关，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中国历史进入清朝统治时期。
清代的币制，承袭明代末年，银钱并行，以银为主，大额用白银，小额用铜钱。清代的官方铸币依然称为"制钱",以往历朝的钱称为"旧钱".
顺治帝迁都北京后，沿用明朝的铸币机构，在中央设置宝源局和宝泉局（清朝这两个中央铸币厂铸造了清代各朝的钱币），铸造"顺治通宝"（有五种式样），之后又在各省设立铸局（官银钱局），形成一个庞大的制钱铸造网络。
因而，清朝的官铸钱分两类：中央铸币局（宝源局和宝泉局）铸造的钱币，地方各省官银钱局铸造的钱币。清代各地使用的货币并不统一，各省铸造的铜钱，只在本地流通，因此在同一时期内，各地的钱币都有差异。各地铸币局各自为政，除了形制上保持一致，钱币的大小、轻重、材质和成色，各省自行决定，由此造成了整个清代制钱都一直处于混杂流通状态。
清朝自"顺治通宝"铸行后，各代清朝皇帝每改一次年号都会新铸一种年号钱，都是"年号+通宝/元宝/重宝"的命名模式。清朝各代的通宝钱大小轻重有差别，大多为满文，少数为汉文、回文。
清朝推行白银、铜钱并行，所以白银和铜钱之间需要维持一个稳定的兑换比例，这样才能保持银钱并行正常运转。但是，由于银和铜本身价格变动，以及清朝制钱重量、成色的随时期变化，非常混杂，造成白银和铜钱的比价经常上下波动，无法维持稳定，由此造成清朝一直存在铜钱"私铸私销"的情况。
民间的"私铸私销",使得清政府的集中铸币权被极大弱化，官铸的制钱流通很不顺畅，民间私铸小钱、恶钱充斥于市，官方铸造的制钱被销毁改铸小钱、恶钱。
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开始铸造大钱，咸丰大钱铸行后，物价立即飞涨，私铸更加猖獗，民间将旧钱熔炉改铸为大钱，可获利30倍。此后，在列强入侵、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清朝的钱制完全混乱，流通中铜钱五花八门，毫无章法。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处于中国历史古代和近现代的交接点，鸦片战争后，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变革，货币领域也有一些新突破。
清末，光绪宣统年间，中国的铜钱发生巨变，传统铜钱变革为新式铜元。
首先是形制上的变革，清政府模仿西方的银币铜币形制，铸造了"圆形无孔"的铜元，以取代自秦以来沿用两千多年的"圆形方孔"铜钱，清朝的制钱向新式铜元过渡。
其次是铸造技术的变革，自春秋战国到光绪年间，无论民间还是政府，铸造钱币均是手工铸造，铸造钱币良莠不齐，无法做到高度标准化，且铸造成本高，这导致历朝铜钱都容易被民间盗铸私铸（民间私铸一直贯穿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直是影响货币统一性的致命弱点，难以解决），光绪时，采用机器铸造钱币，制作精致，形制规格高度统一，广受欢迎，各省纷纷仿效，此后，机器铸币取代手工铸币，中国进入机器铸币时期。
清末时，各省地方官银钱局都铸有不同的新式铜元，铸造的数量也不受限制。
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期。1914年2月，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13条，规定：国币分为银币、铜币和镍币三种；各以十位进；银本位制；以圆为单位，圆以下的角、分为辅币；设立币制局，铸币权属政府。条例还规定了银币、铜币、镍币的种类、形状、发行和流通办法。
《国币条例》颁布同时，北洋政府裁并各省地方铸造局，限制铸额，并开铸新铜元。不过因铜材不同，新型铜币的质量差别很大。各地军阀为筹措军饷，又纷纷设厂自铸，毫无章法，竞相滥铸，以谋铸利，导致劣钱泛滥，各种新钱和旧钱混杂流通。北洋政府末期，这些劣质的铜元渐渐被镍币所代替，退出流通领域。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国内通行"孙币"和"袁大头"两种主要银元，同时也有铜元、铜辅币和镍辅币。国民政府时期，铜辅币和镍辅币基本取代铜元。1933年"废两改元"改革后，小币值的铜辅币尚可流通，不过之后也逐渐被纸币角票和辅币银角等代替。
跟随潮流的变革并未给新式铜元带来美好的前景。在混乱的政局下颠簸流通数十年后，铜元难逃消亡命运，铜元是中国铜钱时代的终章，铜元的消亡，象征着延续了约二千五百年的铜钱时代基本终结。
新中国成立后，也铸行过小币值的铜辅币，如"五角"铜币，不过数量很少，目前流通中已基本消失。
Ⅲ 天生高贵：黄金
中国的金属铸币时代因青铜而开启，但在金属铸币的"大家族"中，除了铜铸币（铜钱），以及前文提到的铁铸币（铁钱），此外还有黄金、白银。
黄金的货币之旅十分独特。它不同于铜钱，青铜只有被铸造成某种特定的形状，才能称之为"铜铸币",这严格区别于铜器铜具，铜器铜具不会当货币使用。而黄金不一样，虽然黄金只有被铸造称某种特定形状时（如块状、圆饼状、圆形方孔、铤形、条形、锭形等），才会被称之为"金铸币"（即标准的黄金货币），但是，因黄金天生高贵（化学性质稳定且稀缺），即便它被冶铸成各种金饰品器具，也随时都可能被当作货币使用，因而黄金在作为货币使用时，没有严格的形制框定。
另外，随着人们对黄金稀缺性、重要性的认知加深，黄金被人们宝藏是必然趋势，这导致黄金在货币领域的地位会不断弱化，不断边缘化，直到消迹于货币流通中。
黄金和贝壳一样，在其货币身份进化过程中，同样经历了"装饰品→贵重物→等价物→一般等价物"的四个渐变阶段。
中国先祖们发现和使用黄金应该要比使用铜早，古籍中有记载，在远古黄帝传说时期，就提到了黄金。黄金被人们发现和掌握冶炼后，最初被铸成实用性和美观性兼具装饰品使用。目前已发现的最早金饰品是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的金耳环。另外，在出土的殷商青铜器中，就有鎏金和错金青铜器，还有凹凸花印金叶。
黄金，可熔铸、易分割、光泽迷人，化学性质稳定（不氧化、不锈蚀、不变质）且稀缺，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其高贵身份，使其区别于其他金属（如铜铁铅锡等）而独树一帜，在全球各地的人类古文明中皆可见"黄金崇拜"现象。中国的先祖们至少在夏商时期，就已经把黄金当作价值贵重的之物，区别于一般物品，黄金即是权力或财富的象征。因而，黄金在被中国先祖们使用之初，就已兼具了"装饰品"和"贵重物"双重身份。
接下来就是黄金向"等价物"身份进化。"等价物"是黄金作为货币的初级身份。黄金和货币结缘，应该在晚商及西周时，当时由于天然贝稀缺，中国先祖们尝试着人工制造各种仿制贝币，而黄金就是铸造仿制贝币的材质之一，即：金贝（前文中有提到）。金贝可以说是最原始的黄金铸币。虽然金贝已有实物出土，但目前学界并未将其认定为中国最早的黄金铸币，因其出土量太少，只有几枚，缺乏说服力，且古籍文献关于当时的货币情况的记载太少，无法验证。
黄金要真正成为货币，需要继续向"一般等价物"进化。黄金天生优越性明显，因而，要完成向"一般等价物"身份进化并非难事。
春秋战国时期，黄金完成了向"一般等价物"的蜕变。在古籍文献中，有许多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关于黄金赏赐和馈赠的事例。另外，在出土的文物中，有战国时楚国爰金，还有卢金和饼金。这些黄金铸币的出土地分布广泛，有一定数量，这说明当时黄金成为了一般等价物，黄金正式成为货币。学术界判定，楚国爰金，是现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黄金铸币。
春秋战国，黄金和青铜铸币同步融入了金属铸币的阵列，但青铜铸币因大众化而成为主流货币，并开创了铜钱时代，而黄金因高贵稀奇而不够"亲民",只能沦为配角。当时黄金主要是在贵族王室之间流转，并未在民间广泛流通，黄金和权力财富紧密相连，将普通百姓排斥在外。
黄金完成货币身份认证后，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其货币之旅！第一站就是秦始皇大一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货币统一改革，黄金为上币（单位为镒，一镒重二十两），铜钱为下币，珠玉龟贝银锡等只用作器饰，不再为货币。所谓黄金上币，应该是指大额支付，如帝王赏赐、贵族馈赠、富商大额交易等，日常交易中仍然使用小额的铜钱。而且黄金和铜钱之间是否有法定的兑换比例，仍无从考证，如果不能兑换，黄金和铜钱独立流通，那黄金将被限制在权势或富商阶层圈内，仍难以贴近百姓生活。不过，从积极面来说，至少黄金获得官方认可，对有利于其推广使用。
秦时，黄金也被铸成一定形状，以便于当货币使用，有金饼状或方块状，使用时称重使用。
带着秦时"上币"身份，黄金货币之旅进入西汉。西汉初期，仍沿用黄金和铜钱并行制，黄金的单位由"镒"改为"斤",一斤为十六两，而且黄金和铜钱确立了兑换比例，一斤黄金等于一万枚铜钱。
西汉时期盛行黄金，在古籍文献中，黄金经常被作为支付方式，比如：帝王赏赐、诸侯进献的祭祀贡金、罪犯赎罪费、贿赂。我们以一个数据做对比，以反映西汉黄金盛行，仅《汉书》中记载有明确数量的帝王赐金，就有近90万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7.73万公斤，即277.3吨，汉是衡重制和现代不一样），而中国央行2018年年底的黄金储备也才1688.5吨，可见西汉皇帝发红包多大气！
在汉代对外贸易中，也基本用金银支付。西汉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中国对外贸易起步，而金银在对外贸易中是通用货币。
黄金在百姓生活中使用时，需要先兑换成铜钱。而且，一般百姓也很少能用得起黄金。当时的黄金和铜钱的关系，就像现在超大面值纸币和小面值纸币的关系一样，二者都是官方货币，但超大面值纸币（如10000元）的流通量就显然大大少于小面值纸币（如50元、100元）的流通量。因而，西汉虽盛行黄金，但依然难以贴近百姓生活。
西汉时，黄金使用以斤称重使用，黄金也被铸成一定形状，除了饼状、方块状，还有比较特别的两种：马蹄金（马蹄状）和金五铢（圆形方孔）。金五铢和铜铸钱形制几乎一样，是现已发现的最早的仿铜钱铸造的金铸币。在出土的文物中，安徽寿县、湖南长沙、广西合浦、山西太原、河北满城、陕西咸阳、河南、江苏等多地都出土了汉代的黄金铸币。
王莽时期，改革币制，实行宝货制，规定金货一品、银货二品，不过未有实物出土。另外，王莽时期实行黄金国有，将百姓收缴至中央国库，并下令列侯以下不得藏有黄金，使得流通中的黄金变少。
进入东汉后，黄金作为货币的使用程度和数量，远不及西汉。史籍记载，东汉时帝王赏赐，很少用黄金，东汉两百年间，总共赐金才21740斤（折合为现在是4842.6公斤，即4.84吨），不到西汉的2%.臣子先帝王献贡金也减少了，罪犯赎罪费也不用黄金。黄金在百姓生活中，就更少用了。
黄金本身存量并不会减少，其化学稳定性极佳，只要被开采挖掘出来，存量就只增不减。那么为什么东汉时，黄金作为货币使用会比西汉时大幅减少呢？
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黄金通过对外贸易外流。西汉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后，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汉朝的对外贸易扩大，黄金当作货币支付，外流到其他国家。第二，黄金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增多（如金饰品器物、寺庙建筑装饰），挤压了黄金在货币领域的应用。东汉时，黄金被大量用于金饰器物，随着冶铸技术和工艺的进步，金饰器物开始流行，再则，东汉时佛教传入，寺庙建筑、佛像、器皿也大都使用黄金。各种金饰器物虽然也具有货币的功能，但只有在特殊情况（如战乱）下才会拿出来当货币用，因而货币流通中的黄金自然减少。第三，秦及西汉时，黄金主要集中于王室贵族，王莽时期实行黄金国有，王莽之后，这些黄金也被落到少数豪强权贵阶层手中，再之后便散落民间，东汉时期民间认识到黄金的贵重性，大多将其私藏，一般都不会拿出来当货币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战乱，政局动荡，币制混乱，货币缺乏统一性和连贯性，布帛、钱币（铜钱、铁钱、铅锡钱）、金银混杂流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期阶段，流通着不同的货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铜钱时代的大倒退，这给黄金带来一丝机遇。由于币制混乱，人们普遍更愿意接受金银，而不愿接受铜钱。除了特定形制的黄金铸币，各种以黄金铸造的金饰器皿均可作为货币使用，黄金的避险作用在动荡时代背景下得以充分凸显。
这一时期，黄金作为货币使用有一定地域性，主要是在河西和闽粤沿海地区，主要用作商贸交易。河西是中国陆地通向西域的贸易门户，闽粤沿海是海上对外贸易的门户，在当时对外贸易中，外国商人大都接受金银，因而黄金在这些地区比较通用。
魏晋南北朝，由于战乱和对外贸易需要，黄金作为货币使用比东汉要稍微普遍一些，但要注意的是，这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才有的"特列"（黄金避险作用），并不代表黄金又盛行起来了，而且，黄金也只是偶尔地用于大额交易，在大多数时候仍被宝藏。
这一时期黄金使用有三大特征：一，政局动乱，各军阀割据势力抢占金银为已有并私藏，民间百姓也都将黄金宝藏起来，黄金被宝藏后，会偶尔拿出来当作货币用；二，在东汉的基础上，金饰器物更为流行，远超两汉时期，消耗了大量黄金，这些金饰器物也会偶尔被拿出来当货币用；三，南北朝佛教盛行，相比东汉，寺庙建筑装饰用金量更大，这也是黄金退藏的一种途径。以上三者共同决定了货币流通中黄金的减少。
这一时期，黄金作为货币支付流通时，一般是以"斤两"称重使用。西晋时，黄金的称重已经由"斤"改为"两",南北朝时期，通常以"两"为单位，此后各代也基本用"两".另外，黄金铸币的形制已经十分成熟且多样化，一般"饼形"（金饼）和"长方铤形"（金铤）这两种比较常见，另外有仿铜钱铸造的黄金钱币，还有金条、金钣。
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三百六十多年的动荡之后，大部分的黄金已散入民间。长期的战乱洗礼也给了人们一个深刻教训：黄金在战乱年代有避险的功能，黄金是真正的硬通货，于是，人们对黄金的宝藏倾向越来越重，黄金退藏命运已不可逆转。
到唐朝时，政府层面依然肯定黄金的货币地位，黄金广泛用于租税、赏赐、进奉、贿赂、军政支出、官俸、馈赠、赎罪、赈济救灾、债务等方面。但是民间却鲜少用黄金作货币流通，唐朝社会安定，黄金的避险功能丧失。
民间的大多数黄金要么被宝藏，要么被送到金银匠铺铸成各种金饰品器物（唐政府并不禁止民间私铸金银，当时民间金银匠铺比较流行），这些金饰品器物大都被主人在家中珍藏或赠送流转，并不作为货币流通。
唐朝的主流货币是铜钱和布帛，黄金很少用来表示商品价格，也很少用于日常商品交易。若要使用黄金用于商品交易，人们一般会将黄金到金银铺兑换成白银或铜钱，而不是直接用黄金交易。
唐末至五代时，黄金作为货币流通的普及程度，甚至连白银也不及，沦为二流配角。
唐代时，产金量增加，且外贸中有黄金流入，黄金铸币数量也有增多，而且金铸币的铸造更精整，形制有金铤、金饼、金钱币。
五代十国和两宋时期，黄金作为货币使用的状况基本和唐朝差不多，没有明显改变，依然主要用于帝王赏赐、政府开支、赋税缴纳、贿赂、馈赠等，少见于民间流通。
宋代时，金铸币的形制更为丰富（这一点和宋代铜钱一样），基本是以金铤或金锭为主，还有金饼、金牌（条形）、金币（圆形方孔）、沙金、叶子金等，宋代曾铸有大量的圆形方孔金银钱币，不但宫廷中多，民间也多，且金银钱币基本都是被用作赏赐、馈赠、贿赂，鲜少在日常交易中流通。
唐宋时期，白银地位快速崛起，到宋时，白银在货币领域的应用全面超过了黄金，对黄金形成全面挤压之势，黄金基本退藏。黄金已基本成为了财富储藏的载体（包括金饰器物等各种形式的黄金制品），而不是流通货币的载体，此后的元明清和民国皆是如此。
元朝时，政府极力推行纸币，还屡次禁止民间金银流通和买卖（禁令都是短期的），甚至连铜钱也屡次禁止，金银的买卖由政府专设机构掌控。在关于元代货币的古籍文献中，鲜少提到黄金，一般都是白银，纸币也是和白银挂钩。
明朝和元朝一样，极力推行纸币。明前期，朱元璋发行"大明宝钞"后，就禁止金银流通，金银只能买给政府兑成纸币，明英宗正统后，大明宝钞因贬值而被弃用，白银获得主币地位，铜钱为辅，黄金在货币流通中更是不见踪迹。
清朝时，推行白银、铜钱并行货币制，黄金也鲜少见于流通领域。不过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着巨大的时代变革，政局也持续动荡，黄金的避险作用再次凸显，这和以往任何战乱动荡时期一样。
新中国成立后，禁止民间金银流通和私相买卖，但允许收藏或被铸成金饰品。虽然官方废止黄金作货币流通，但官方依然认为黄金是硬通货，目前中国央行储备着大量黄金（截止2018年年底1688.5吨），以备特殊情况下使用。
回顾千年黄金的货币之旅，从晚商的金贝的诞生，到春秋战国的爰金问世，再到秦汉时的盛行黄金，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王莽之乱让黄金散入民间，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动乱，让人们意识到黄金的宝藏价值，从此以后，黄金的退藏趋势越演越烈，不可逆转。
虽然目前黄金已隐迹于货币流通中，但是其一直保留着"硬通货"的身份，两千多年从未变过，它随时都有可能重现货币江湖，取代法定纸币，重担大任。黄金绝非仅仅只是一种闪着光芒的稀有金属，而且人类货币史上几千年积累起来的坚实信任载体。
Ⅳ 大器晚成：白银
白银和黄金，同为贵金属，但二者的货币命运大相径庭，黄金早早成名，却很快就盛极而衰，白银则是厚积薄发，大器晚成。
白银的货币之旅异常崎岖。虽银铸币早在春秋战国就已产生，西汉也铸有白金三品，但从春秋到东汉这几百年里，古籍文献中关于用银的记载很少。在魏晋南北朝隋三百六十多年的动荡时期，白银崭露头角。唐开始，用银开始扩大化，其货币地位开始上升，白银渐渐普及流行。到元、明时期，官方打压白银（多次禁用金银），但是白银的货币地位已深入人心，用银大势不可逆转，明中叶时，白银成为主流货币，银本位正式确立。
商周时期，白银和黄金一样，已是装饰品和贵重品。到春秋战国时，银已经被铸造为一定形制的铸币，已出土的有银布币和银贝币，数量较少，这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银铸币。不过古籍文献并没有提到关于银贝或银铸币的使用情况。
秦始皇统一战国分裂局面后，推行货币统一，以黄金为上币，半两钱为下币，银不作为货币，仅作器饰。在秦始皇之前，古籍文献中几乎没有关于以银为货币的记载，因而对于白银作为货币使用的状况，很不明确。
直到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铸造白金三品，这是史料中记载的最早由官方铸造的银铸币。白金三品铸行后，由于作价过高，被民间私铸，导致白金跌价，很快就被废止了。
"白金三品"为银锡合金材质，白色，三品即三种不同形制：一、龙币，圆形且有龙纹图，重八两，值三千；二，马币，方形且有马纹图，重六两，值五百；三，龟币，椭圆形且有龟背纹图，重四两，值三百。
西汉之后是王莽新朝，王莽推行"宝货制"币制改革，规定白银为二品，白银以半斤为单位使用。史书中也记载不明。
到东汉时期，白银出现在文献中的次数多了一些，无论是帝王赏赐，还是宝藏，都有金银并提的例子。汉代出土的文物中，有一种"中元二年考工所造"的银铤，中元二年是东汉光武帝的年号，不过史料中未记载当时铸过银铤，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银铤。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白银和黄金一样，比较容易被接受。当时黄金被宝藏得较多，给白银让出更多的货币空间。
魏晋以后，记载用银的例子多起来。在河西地区，由于是通西域的贸易门户，该地区通用西域的金银钱和波斯银币，外国的金银币也随之流入中国，闽粤沿海作为对外贸易区也用金银。南北朝晚期，在内地的一些大宗贸易中，也多用金银，特别是用银支付较多。
当时银铸币最普遍的形制是银饼和银铤，该时期古籍文献中关于金银饼的记载较多。除了饼形和铤形，还有圆形方孔的金银钱币，还有各种金银钣或金银条，以及金银饰品器物。
西晋末年时，已有用白银表示物价的例子，当时银以斤为单位，不过南北朝时改为两为单位。
这些都综合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白银的货币地位崭露头角。
到唐代时，白银的使用扩大，用银的记载也越来越多。白银和黄金一样也用于赏赐、馈赠、税捐和军政开支等。到唐末时，许多政府开支也用白银（主要是铜钱）。另外，唐政府和西域各国的经贸往来，多是用金银，以银居多，当时的西域国家流行的圆形无孔的银币，也流入到大唐境内。不过，除了政府层面和外贸，白银在民间作为货币支付流通依然很少见。
唐代使用白银仍以斤两称重使用，主要论两，通常以银铤的形制流通使用，还有银饼、银钱币（如开元通宝银币）。当然也流行各种银饰品器物，唐政府并不禁止民间私铸金银，当时民间金银匠铺比较流行。
到宋朝时，白银的货币地位快速崛起，白银在货币领域中的运用全面超过黄金，基本取代黄金流通。帝王赏赐通常是金银并提，而且用银的次数更多，政府的开支、人民税捐、馈赠、贿赂等，均用银超过黄金。而且宋朝给官员的俸禄，以及军饷，也有用银的例子，而黄金是没有的。另外，在宋代的对外贸易中，大多都是用白银，宋政府向辽金献贡，也基本用银。南宋时期的纸币"会子"以白银来收兑，说明白银可与纸币兑换。民间的大宗交易有时也用白银。这些都说明白银正在向主流货币行列迈进。
当然，白银也和黄金一样被宝藏，但人们更倾向宝藏黄金，且白银的存量本身远也比黄金多，所以白银被宝藏的程度并不严重。
宋代时，银铤十分常见，银铤有大有小，上面刻有其自身重量，以两为单位，最大的银铤重五十两，小银重量各异，没有固定重量等级。除了银铤，还有饼形和长条形，银饼是沿用以往朝代，用得较少，长条形有时称银牌（有时也称银铤）。另外，宋朝还铸造有大量的金银钱币，不但宫廷多，民间也多，银钱币明显多于金钱币。
与南宋形成对峙的金国，一向通用白银，以五十两为一锭，宋时"铤"改名为"锭",宋以后，专用"锭"字。银铤或银铤在形制上很相似，因而区别不大，二者有时容易混淆称谓。
到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铸造"承安宝货"银锭，自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铜钱二贯，公私均做现钱使用（可直接用于日常商品交易），这是继西汉武帝之后，第二次由官方正式铸造、且记载于史册的银铸币。不过，承安宝货银锭也因被私铸，行用三年后就被废止。
承安宝货银锭虽被废止，但是并不影响当时的金国百姓使用白银。金国晚期时（1193-1234年），当时由于金国滥发纸钞，造成纸币贬值，民间盛行用白银，再加上金国的铜钱本身铸造量少，官民窖藏铜钱，金国末年时，货币流通中几乎都是白银。
在1234年蒙古铁骑灭金之前，大蒙古国（元朝前身）已经使用白银。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大蒙古国皇帝后（元朝实际上已建立，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白银已是通行货币。
自1260年后，元政府极力推行纸币，还屡次禁止民间金银流通和买卖（禁令都是短期的）金银的买卖由政府专设机构掌控。不过，禁令基本无效，民间依然普遍用白银，古籍文献中，也记载有关于元代普遍流行以白银为货币使用的大量事例。元代铸造的铜钱也很少，所以白银使用普遍也并不奇怪。
元代时，白银不仅用于借贷、俸禄、军饷、赏赐、税捐和大宗交易，物价也以银标价，而且元政府发行的纸钞也是以白银为准备金，元政府发行的"至大银钞",是首次出现的"银钞"命名纸币，表示该纸钞以银为本位。
元朝用银基本也是银铤或银锭，以两为单位称重使用。从元朝起，就有人把银锭称为"银元宝",元宝称谓此后一直在明朝清朝沿用。
明初洪武年间，明政府极力推行纸币"大明通行宝钞"为主，禁民间金银交易，金银只能卖给政府兑成纸币，也禁用铜钱，但纸币发行后持续贬值，民间用银依然不绝。
自唐以来，白银逐渐深入民间百姓日常生活，金、元时已普遍用银，到明代时，以银为货币的观念在百姓思想中已根深蒂固，用银趋势已不可逆转。而且，明初期时铸造的铜钱很少，纸币也持续贬值，黄金太稀缺，那么白银就自然成为百姓的货币首先。所以，明朝的用银禁令，基本没有实效。
到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纸币已严重贬值而被民间弃用，明政府无奈宣布解除银禁令，公私支付都能用银，由此白银获得官方认可。当时，田税、徭役、商税、盐税、关税和其他税收，都折收银两。之后，官俸和国库开支也用银支付，民间一切商品也以银计价，即便是小额支付也用碎银和铜钱，这些现象集合，标志着银（两）本位制的货币制度正式确立，大器晚成的白银终于跻身主流货币。
明中叶后，由于银本位制的确立，民间兴起了一些兑换金银、铜钱的兑换钱庄，这也为白银的通行提供了条件。
明嘉靖八年（1529年），明政府规定解京银两皆铸成银锭，并纪年月、官吏、工匠姓名，从此，银两有了规定的成色、重量和单位，又将银两定为纳税的官方货币和国家财政计算单位，至此，银两称重制正式确立。明代的银锭依然是以两称重使用，一般的银锭都是五十两，最大的有五百两，还有各种小银锭。
明代的银锭基本是马蹄形状（如上图），有时也称"银元宝",用来支付流通；此外还铸有圆形方孔的银钱币、圆珠形的银珠，方片形的银叶，用作赏赐；另外还有银牌，用于对西域的贸易支付。明代时，铸造的圆形方孔的银钱币数量远超前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大开银矿，银产量大增，铸造了大量的"万历矿银钱".
另外，明朝虽然实行闭关锁国，但是仍和外国有一些经贸往来，期间一些欧美国家的（圆形无孔）银元流入中国。由于明朝银锭的成色标准不统一，因而流通中难以辨识真实价值，这为外国银元在中国境内流通创造了条件。
到清朝后，延续了明代的银本位制，白银基本占据主导地位，铜钱辅助，纸币流通只是阶段性的。政府层面也力推白银。
清代前中期，中国本土的银铸币名称、形制、成色、称重"两"秤砝均不统一。同时，清初以来，一直有外国银元流入中国境内，嘉庆年间，外国银元开始在中国各地流行，此后一直行用到民国时期。外国银元的流行，让清政府思考对本国银铸币的形制进行改造，清末光绪时，清政府批准广东省模仿外国银元铸造"光绪元宝"新式银元，这是中国新式银元的开端。
清代时的白银名称和形式多样，主要有四类：银元宝（马蹄形，也称宝银），银锭（锤形），小锞银（馒头银，也叫小银锭），碎银（小银饼、不规则银块）。当时白银的形制在法令上并没有规定，完全由各省的官银钱局随习惯和方便而定。各种形状的银铸币中，银元宝（宝银）是最重要，清代的宝银大都是银楼银炉铸造，但有些机构也以自身的名义铸行银元宝，如海关、地方官银钱局、银行。银元宝在清代的金融界和商界是最重要的储备金。
除了形制不一样，当时白银的称重秤砝也不统一，虽然都是以两称重使用，但是各地"两"的重量单位都不一样，当时"两"秤砝主要有四种：库平两（国库收支，为全国纳税用的标准秤）；海关两（1858年成立海关后，用于关税）；广平两（广东的秤砝，广大和外国接触早）；漕平两。
清代，白银的成色也不一样，这是历代都存在的问题，成色不一就造成银两的价值无法准确衡量，在支付流通时就很不方便。为了统一白银成色标准，清政府规定了一种全国性的成色标准，即"纹银",其成色是935.374‰，流通中的"足宝宝银"就是标准的纹银，各地的银两以此来折算价值，不过，纹银仅是一种假象标准，实际上并不存在。
以上说到的清朝白银形制、称重秤砝、成色不统一，造成白银在支付流通时使用起来很不方面，尤其是一些碎银。这为外国银币的流行创造了条件，外国银币在铸造规格、成色、重量较为统一，相比于中国本土的各种银锭、碎银显然更适合流通。
外国银元在明代时已开始流入，清朝建国以来，也一直在通过外贸途径流入进来，到嘉庆道光年间，外国银元已经从沿海商贸地区深入中国内地，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入侵，外国银元更是随之涌入。当时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有来自西班牙、墨西哥、美国、荷兰等各国的十几种银元。在银元最初流入中国时，仍是以两称重使用，到19世纪初起，才改为以计个数使用，不再称重。
外国银元的流行，和本土银两制行用的不便，在当时引发了银两单位和银元单位的激烈的舆论之争。这也迫使清政府对本国的银铸币进行改造。
其实，早在乾隆年间，西藏铸行过"乾隆宝藏"银币，西藏的银币还有"嘉庆宝藏"和"道光宝藏".道光年间，福建台湾府铸造"寿星银饼".此外还有用于发军饷的饷银银饼，还有商业界也在自行铸行银饼。不过，这些银币或银饼的流通地区和领域有限，也未获得清中央政府的认可，且当时仍是按银两单位来称重使用。
鸦片战争后，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也随之兴起，西方的机器和工厂等先进的生产技术也随之引进，这为新式银元的诞生创造了条件。终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批准张之洞在广东省设厂试铸新式银元，1889年，广东省钱局大量铸造"光绪元宝"新式银元（背面图案为龙纹，且是模仿西方洋人银币铸造，因而也称之为"龙洋"币），清政府下令将此作为中国的官方法定货币，这是中国官方正式铸造新式银元的开端。
此后各省的官银钱局纷纷仿效铸行新式银元，各省铸造的新式银元虽然也不一样，基本印有龙纹，因而均称为"龙洋"币，龙洋币发行后，快速流行起来。清末已经出现了以"圆、角、分"为单位的新式银元，而不是传统的记载重量的银币，这是银元单位的突破，可见当时已经有角、分辅币。虽然新式银元出现，但是此后直到1933年废两改元，银两制都一直存在。
宣统帝试图统一币制，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制定《国币则例》。不过很快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所以以铸造的银元都充缴军饷，流通于市面。
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期后，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13条。规定：国币分为银币、铜币、镍币三种，十进位制，以银为本位，以圆为主单位，角、分为辅单位，壹圆银币成色九银一铜，重量七钱二分。条例还规定了银币、铜币、镍币的种类、形状、发行和流通办法。
《国币条例》13条颁布同时，北洋政府设立币制局发行新银币，即"袁大头"银币。除了壹圆银币，银辅币还有半圆（5角）、2角、1角三种。统一成色为银七铜三。
"袁大头"壹圆银币铸行后，由于形制统一，成色和重量能严格按照标准铸造，广受欢迎，很快就通行无阻，逐渐取代之前清代时各种"龙洋"币。
北洋政府被推翻后，进入国民政府时期，1927年国民政府停止铸造袁大头银币，改铸"孙币"."孙币"统指印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币，有好几种，并非一种。同时，"袁大头"也在并行流通。此后"孙币"和"袁大头"成为国内流通最大的两种银币，其他的中外银元逐渐退出流通。
1933年1-3月，国民政府"废两改元",规定所有公私款项的收付，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交易，零碎的银两由中央银行收购统一铸造银元。各省不再各自铸银元，将银币的铸造权收归于设在上海的中央造币厂，从上海开始实行。"废两改元"在法律上废止了银两单位制，确立银元单位制，标志着自明中叶以来行用了近五百年的银两制彻底终结。
同年，中央造币厂从3月开始铸造新式的标准银币——"船洋"币（也属"孙币"的一种）， "船洋"币设计新颖，铸工精湛，规格成色都高度统一，成色88%,含纯银达23.49克。
两年后的1935年，由于白银严重外流（清末的战争赔款已经使大量白银外流，再加上1933年美国的白银政策，中国白银外流更为急剧），中国存银严重下降，造成国内银行业受重创，工商业也造波及，纷纷倒闭停业。鉴此，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改革，禁止白银流通，白银收归国有，强制推行法币（纸币）取代银元。银元继银两之后，也被政府强制废止，此后，银元要么被政府收缴，要么被民间宝藏。自此，近五百年的白银本位制正式宣告终结。
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期，白银也和黄金一样，也起到过避险作用。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战败后退往台湾，运走了大量黄金白银。
新中国成立后，推行人民币，禁止金银私自买卖和流通，但允许收藏或被铸成金银饰品，白银完全成为宝藏品或装饰品，消亡于货币流通中，白银的货币之路抵达终点。
Ⅴ 大突破大变革：纸币
在金属铸币垄断中国货币史千余年之后，终于在北宋时期迎来了一次大突破、大变革——纸币交子诞生，中国的纸币时代开启。
其实，在唐代时，古人们已有使用纸币的尝试—— "飞钱",飞钱是一种异地汇兑票券，是纸币的雏形。
北宋初期，当时四川地区使用铁钱，面值小，重量沉，不便携带，使用起来极为不便，特别是用于大额交易或者商旅远行时。于是商人们发行了一种纸质的兑换券，即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也是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可兑换成铁钱，代替铁钱流通使用，极大方便了交易。交子的诞生，是建立在宋朝繁荣的商业沃土之上，是民间商人的智慧成果。
后来商人的交子不能兑现，由宋政府出面干涉，并将交子改为官办。宋仁宗天圣二年（1023年）在益州设交子务，次年发行官交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官方纸币。官交子分界发行，三年一界，届满以新交子收回旧交子。
如果民间交子只是货币形态、材质、铸币技术的重大突破（金属材质向纸质的突破、冶铸向印刷突破），那么官办交子，就象征着一次深刻的货币史变革。官交子的问世意味着纸币正式获得官方认可，中国货币史从单一的金属铸币时代，进入到金属铸币、纸币共存的时代，奠基了之后的单一的不可兑现的法定纸币时代。
宋政府将民间交子快速采用转为官办，并不是出于对新事物的热崇，而是在财力空虚压力下的应急之策。北宋常年受辽国侵扰，不得不养重兵以备，军费开支庞大，财政匮乏，而发行纸币正在能解决财政赤字之忧。
官交子最初发行时，以四川铁钱为钞本（发行准备金，用于兑现），但是十几年之后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宋政府就开始发行无钞本的官交子（官交子不可兑现，此时的官交子已经变成了政府的剥削民众的工具，纸币本身只是一张毫无价值的纸，仅依靠政府信用强制流通），到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以后，两届交子同时流通，交子发行量过大，由此产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纸币贬值。此后，为募兵筹饷，官交子越发越多，交子继续贬值。纸币无钞本发行、数量滥发，均是政府利用纸币无偿剥取民众财富的工具，因而，官方纸币诞生之初，就带有鲜明的掠夺性。
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宋政府在部分地区发行了一种新纸币"钱引",四川一时仍用"交子",交子的流通并不广泛。1107年，宋政府将"交子务"改名为"钱引务",1109年，将四川交子改名为钱引，发行不置钞本，旧交子不许兑换。
1127年宋政府南迁后（南宋），为补充军费，大肆增发钱引，造成钱引贬值。南宋时，除了四川钱引外，还有其他纸币，有一类是"关子",关子最初使用时类似于唐代飞钱，也是一种汇票性质的纸币，关子也分好几种；还有一类是"会子",会子产生于民间，1160年改为官办，初行于两浙地区，后来通行各路，会子流通最广。此外，南宋还有一些地方性纸币，仅在两淮地区流通的 "两淮交子",还有在湖广地区流通的"湖广会子".
南宋时期，会子滥发非常严重，到嘉定二年（1209年）时，会子流通额较1168年时已增加至41倍，会子快速贬值50%,之后会子继续猛增发行量，开启疯狂贬值，形成超级恶性通胀，到南宋末年时（1274年），一贯会子已经不值一文钱。
另外，宋政府每次新发一届纸币，总规定新纸币兑旧纸币为一比几，比如：新纸币100文值旧纸币1000文，这就相当于旧纸币币值一下缩水了90%,民众的财富蒸发了90%（类似于委内瑞拉2018年8月份时发行新货币，新纸币和旧纸币兑换比例为1:100000）。这种新钞换旧钞比例兑换的方式，是宋政府面对通胀恶化的"亡羊补牢"式的挽救措施，但之后又因滥发而致"破牢百洞",宋政府信用崩溃。有学者预计，如果按南宋政府最初发行的会子和南宋末年的会子作对比，通胀高达亿万倍，南宋会子贬值是中国货币史上最严重的纸币贬值案例之一，在全球范围内也属罕见。
南宋时，雄踞北方于宋政府形成对峙的金国也在学习汉宋发行纸币。金国发行纸币叫做"交钞".
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年），设交钞库，发行交钞，按面值分十等（一、二、三、五、十贯及一、二、三、五、七百文），以七年为期，到期以旧换新，后改为无期限。交钞的形制基本仿自交子和钱引。
贞元二年发行的交钞数量并不大，自1189年起，交钞开始贬值，金政府废止七年新钞换旧钞的惯例。1193年时，金政府发行官俸全用交钞，导致发行量大增，通胀日益严重，一时间，交钞在民间遭到抵制和非议，金政府为了继续推行交钞，严禁议论钞法难行，并强制民间大额交易必须用交钞，不能用铜钱，商旅携带铜钱，也不得超过十贯。后来，金政府发行交钞越来越多，还发行超大面值的交钞（本质一样属于滥发纸币，稀释掠夺民众财富），最大面值有一千贯，大面值交钞继续狂贬，民间交易只用铜钱，但金政府依然强行要求用交钞。
金晚期时，还发行了"贞祐宝券""贞祐通宝""兴定宝泉""元光珍货"等纸钞，不过均以急剧贬值而告终。从1193年到1234年金灭亡，这四十年间，金政府发行的纸币累计贬值至少百万倍，与当时的南宋会子一起，一并列入中国货币史上最严重纸币贬值"双典型案例".
纸币在诞生的前两百年里，人们对纸币的认知并不深刻，只是它相对金属铸币的便利和优势，但不知道它潜藏的巨大缺陷。纸币相对于金属铸币，它具有无实用性和无限发行性，一旦被政府掌控，它就会变成一种政府掠夺民众财富的合法工具。而滥发纸币反过来也会摧毁政府信用，导致币制混乱，社会动荡，甚至政权颠覆。
如果把宋金滥发纸币的归罪于对纸币的懵懂认知期，那么元朝时，人们对纸币的认知就很清晰了，元朝汲取了宋金发纸币的教训，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纸币流通制度。而且，元代是中国古代史上最盛行纸币的时期，元政府在全国主推纸币，流通中大部分都是纸币，白银较少，铜钱更少。
元朝早在大蒙古国（元朝的前身）时期，就已经受宋金的影响发行纸钞了，在忽必烈年登基为大蒙古国皇帝前，已发行有太宗银钞和宪宗银钞。1253年时，元宪宗设立交钞提举司，专管行钞事宜。
1260年忽必烈登基后（中统元年），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交钞），以丝为本位，两为单位，交钞二两值白银一两。同年十月，又发行"中统元宝钞"（宝钞），按面值分十等：十、二十、三十、五十、一百、二百、三百、五百文和一贯、二贯，宝钞一贯等于交钞一两，二贯值白银一两，后来统一以两为单位，一两即一贯，五十两为一锭。以前旧钞以中统钞兑收，元灭金和宋后，也将宋金旧钞以中统钞兑收。中统钞在整个元代始终通用，在流通中占主要地位。1275年，元政府发行小额厘钞，分二文、三文、五文三种，三年后停印。
元政府为配合发行至元钞而颁布的《至元宝钞通行条画》十四款，是中国最早的较完备的币制条例（也是世界最早），对后世的纸币流通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
《至元宝钞通行条画》中规定了：元中央政府垄断纸币发行权，严禁私人伪造，对伪造者处重刑；宝钞为唯一法尝货币，严禁金银铜钱流通，民间不得私自买卖金银，把金银集中于官库；设立钞券提举司，专管印钞、发钞事宜，并在全国设有分支机构，形成完善的纸币专管机构；发行宝钞前拨付足额钞本，钞本由各地官库保管，官库还负责掌管金银的买卖；制定钞与银、钞与铜钱、钞与钞，新钞于旧钞之间的倒换官价；官私各种支付都可用宝钞，让宝钞通行全国等。
《至元宝钞通行条画》完备、缜密，其中许多思想都是非常前沿和正确的，对后世各代政府（直到现在也是）的法定纸币发行都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另外，元朝国土辽阔，纸币流传至国外，且被国外效仿发行，如印度、日本、波斯等，纸钞发行和流通的思想也广传播海外，影响着世界纸币史的发展。
元代虽制定了完备的纸币制度，但是并未能逃过滥发的命运。蒙古大军常年对外扩张，财力极虚，因而滥发纸币成为必然之选。
中统钞的贬值显现于1280年，随后几年，物价高涨，人们生活困难，于是才有1287年的至元钞，至元钞以1:5的面值比例兑换中统钞，说明物价已经至少涨了五倍。至元钞发行之后，和中统钞并行流通，而且元代发行纸币不分界、不定期限，因而新钞、旧钞同时流通，导致流通中的纸钞不断累积，成倍增加，通胀恶化。
1309年，元政府发行"至大银钞"试图挽救贬值危机，至大银钞按面值分十三等，最小二厘，最大二两，每两等至元钞五贯，或白银一两，或黄金一钱。同时，还恢复使用铜钱。不过，至大银钞三年后被废止。同时，至元钞的滥发仍在持续，到1329年，流通中的纸钞较1287年时增加了六七倍，而相比1260年时增加了30-60倍。
除了滥发纸钞，元政府还自毁行钞法令，钞法遭到破坏，民间也存在私造伪钞的现象。
元末1350年时，元政府再次试图挽救纸钞，发行"至正交钞",无钞本，不兑现。不过至正交钞还是被滥发，物价继续飞涨。
元朝虽然完备的纸币制度，但是由于执行不力，政府滥发，引发社会动荡，农民起义，最终自食恶果，元朝覆亡于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大军之中。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洪武八年（1375年），设宝钞提举司，下设钞纸、印钞两局及宝钞、行用二库，颁行钞法，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大明宝钞），按面值分六等，有：一百文、二百五、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贯，一贯等于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四贯合黄金一两。明政府发行的纸钞不能兑换成金银，金银只能卖给明政府兑成纸钞。洪武二十二年，增发五种小面值"大明通行宝钞",有：十文、二十文、三十文、四十文、五十文。
大明宝钞始行后，明代各帝均未改变过大明宝钞的名称或形制，继续按最初的大明宝钞发行，整个明代两百七十多年就只发行过大明宝钞这一种纸钞，而且最大面值始终是一贯，没有发行过更大面值的纸钞，这种高度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在中国货币史上实属罕见。
明初时，明政府大力推行纸币，禁用金银交易，只铸造了少量铜钱，对铜钱也时禁时放，但是事与愿违，大明宝钞发行后就一直贬值，渐渐被民间弃用。
明初洪武年间，明政府几乎每年都对外用兵，为解决军费而大量发行纸钞，造成纸钞贬值。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时，一贯宝钞只值铜钱71文，值白银0.071两，相当于纸钞兑铜钱和兑白银价值都缩水了93%.
洪武之后的永乐年间，财政开支庞大，宝钞更是滥发，是整个明朝通胀最为剧烈的时期。到洪熙元年（1425年）时，官米价较洪武九年（1376年）涨了二十五倍，这还只是按照官方俸禄发放计算的，如果是民间市价计算，那涨得更多。
明政府试图遏制贬值，措施包括：停发新钞，销毁旧烂钞；增加税收，收缩流通中纸币；重罪厚赏，强迫人们使用纸钞。这些措施暂时性缓解了纸钞贬值，不过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明朝流通中纸钞过多的"病根"是：明政府不用新钞回收旧钞，只发行，不回收，这必然会造成流通中纸钞越积越多，这是明代钞法的一大漏洞，而且大明宝钞发行不分界，不兑现，政府发行随意，毫无约束。
大明宝钞因贬值严重，渐渐被民间弃用，百姓转向用白银和铜钱。1435年和1436年，明政府无奈宣布取消铜钱禁令和银禁令，纸币让位于白银和铜钱，而同时依然承认大明宝钞的通行力，但是民间已基本不用纸钞，流通以白银为主，铜钱为辅。再往后，大明宝钞更是一路飞跌，如同废纸，大明宝钞就这样逐渐销匿。
明朝时钱庄兴起，主要从事钱币兑换业务，包括金银、铜钱、纸币的兑换，大明宝钞停用后，民间的当铺或钱庄发行纸钞，在民间流转使用，这些民间纸钞能兑换铜钱或银两，因而也被称为"钱票"或"银票",明政府并未对其禁止。
到清朝时，清政府发行纸币较为谨慎，满洲人是金人的后裔，因而对之前金国的纸币疯狂贬值有过刻骨铭心之痛，所以发行纸币一般为度一时难关，难关一过，就停用废止。也正因如此，清朝的纸币大致可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一，顺治年间的钞贯（行用十年）；二，咸丰年间的官票和宝钞（行用近十年）；三，清末光绪宣统的兑换券（最后十余年）。
顺治八年（1651年），军费开支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清政府发行纸币"钞贯",钞贯发行量较少，而且十年后即停止发行了。此后的190多年，清政府再也没有发行过纸钞。
虽钞贯停发，但民间的各类钱庄和典当铺仍在发行各种银票和钱票，这些民间银钱票十分繁杂，货币功能也有限。当时清政府对于市面上的民间私票并不禁止，民间私票在整个清朝一直存在，从未被取缔。
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发行两种纸币：一、大清宝钞，以铜钱为单位，又称"钱钞"或"钱票",按面值分九等；二、户部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又称"银票",面值分等较多。咸丰宝钞和官票发行后很快就发生通胀，到1861年时，宝钞和官票被清退出市场，和顺治钞贯一样短命。
此外，咸丰年间，不但本国钱庄银号发行的私票（银两票和铜钱票）在市面上流通，一些在华设立的外商银行也大都在中国境内发行钞票流通，外商银行的钞票分为两类：一种是银元票或银两票（可兑换银元或银两），另一种是以外币为单位的钞票。清政府也从未禁止外商银行的钞票，此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外商银行钞票一直都在中国境内流通。
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政府设立中国通商银行（官办的商业银行），次年发行银两票和银元票，用中英两种文字，这是中国最早的银行兑换券，也是中国最早的新式钞票（"新式"是指学习西方外国的纸币形制，且印有英文）。接着，各省的地方官钱局也开始发行新式钞票，湖北官钱局最先发行，各地方官钱局发行的纸钞并不统一，印刷和面值各异，限于本省或某些地区流通。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户部设立户部银行（为清政府的央行，区别于一般银行），次年印制"大清户部银行兑换券",为清政府首次发行的官方纸币，也分银两票和银元票，票面都印有地名，限当地使用。
之后，大清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后，大清户部银行兑换券的票面改用大清银行名称，其他的图案文字均不变。
清朝末年时，中国境内流通的纸币十分繁杂，按发行单位可分为五类：一，清中央政府（大清银行）；二，各省官银钱局，为各省官方金融机构，每省都当有一家，有些省份有两家，发行纸币数量较多；三，民间的信用机构，如钱庄、当铺、银号、票号等，虽然每家发行的数量不多，但总加起来，数量也相当多；四，中国本土的新式银行，如中国通商银行（官商合办）和交通银行（官商合办），还有其他中国人自设的银行，发行纸币的有十家，发行纸币量少；五，外商在华银行，大约有十二三家，发行纸币量也较多。
清朝快灭亡时，宣统帝试图统一纸币，但是很快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覆亡。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府控制政权。1912年2月，北洋政府将大清银行改名为"中国银行",1913年，北洋政府规定中国银行为国家中央银行，代表国家发行纸币，之后1914年，交通银行也成为北洋政府的官方银行，也代表国家发行纸币。交通银行是1908年成立的清政府官办银行。
民国初时，各省的地方银行和官银钱号仍与清末一样，皆在继续发行各种纸币，且严重滥发，这使得中、交两行的纸币推行遇到阻力。北洋政府试图统一纸币，在1915年颁布了《取缔纸币条例》，但由于地方军阀割据，条例无法推行。
1916年还爆发了著名的"京钞风潮",当时袁世凯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储备现银（用于兑现纸币）挪用一空，导致无法中、交两行的纸钞无法兑现，爆发停兑危机。
从民国初一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由于政权分裂，政局动荡，中国境内的纸币流通状况就十分混乱，各类民间金融机构和地方官银钱局都在各自发行纸币，私票盛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逐渐形成"大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为中心的银行体系，其中，中央银行由国民政府于1928年设立，为国民政府的政府银行，中国农民银行是由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于1935年合并而成。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颁布法币改革，将纸币发行权集中于"大四行"（相当于铸币权收归于国民政府中央），大四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一切公私收付均用法币，其他各类纸币不准增发，并限期兑换为法币；同时，民间的各类白银（银两、银元）或银本位币都要兑换成法币，相当于实行白银国有；法币盯住英镑和美元，成为英美共管货币。
1935年法币改革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法币改革使得铸币权实现了集中统一，此后，中国的混乱货币流通状况趋于统一。更重要的是，法币改革标志着中国的纸币时代正式从"可兑现"阶段转向"不可兑现"阶段，中国货币史从"金属纸币、纸币共存时代",正式转向"单一、纯粹的法定纸币时代".此后至今，纸币在货币流通中占据垄断地位，纸币本身是一张毫无价值的纸，其存在和流通全靠政府的信用做支撑，以政府强权而推行。虽然此前早在宋朝时就已出现不兑现的纸币，但是当时纸币不兑现并未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而且宋金元明清时期，白银和铜钱依然流通，纸币时常都能兑换成白银或铜钱，纸币也并无垄断地位，因而当时的纸币仍处于金属本位制状态，而不是纯粹的纸币本位制（法定纸币制）。
法币改革不久后就是抗日战争，庞大的军政开支压力下，国民政府滥发纸币，抗战八年，重庆物价上涨1226倍，法币膨胀478倍，形成超级恶性通胀。之后的国共内战三年，又是一轮超级恶性通胀，到1948年8月，法币数量是抗战前夕47万倍，物价是抗战前3492万倍。又是一次中国货币史上罕见的纸币恶性贬值！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8年12月，中共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即人民币。1948年12月至1953年12月，第一套人民币陆续发行。
1951年底，人民币实现全国统一流通（除西藏），为中国境内唯一法定货币。
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共已发行五套，现流通中的基本都是第五套人民币。建国初期，万业凋敝，百废待兴，人民币也未逃过恶性通胀的厄运。
此外，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还出现过一种特殊的纸币——票证，存续了四十多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退出流通。
纸币自诞生以来已有千年，而不兑现的法定纸币在中国已行用八十多年。目前，全世界各国基本均用不兑现的法定纸币，仅靠政府信用支撑流通，而纸币滥发和币值不稳定的问题也没有哪国政府能有效解决，纸币的致命缺陷依然无解。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货币史》第二版，彭信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4
《中国货币演变史》第二版，千家驹 郭彦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中国历代货币形制与融通》，张履鹏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