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口述史本来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随着口述史的发展，学者们发现它具有跨学科性质，就开始应用在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民俗学研究上。作为历史研究的口述史追求"历史真相",作为"方法"的口述史主要关注普通人对历史及历史事件的经历与记忆，从而揭示历史及其事件背后的社会意义。因此，作为"方法"的口述史更着重个人的"主观性事实",而不是阐明"客观事实".另外，口述史的"田野"所指的是，不仅是具体调查地点，而是在受访者的人生经历与记忆背后的历史与社会背景。采访者与受访者建好关系才能够在"田野"上进行访谈。现代民俗学关注当下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上的生活观念，这一点与口述史所关注的个人经历与记忆之间有所共同之处。口述史给现代民俗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研究领域上开拓了新的空间。
关键词：口述史；现代民俗学；客观性与主观性；口述史的"田野"
在民俗学的学科发展中，现代民俗学研究已经经过了几番波浪。从"只见俗不见人"转到"当下的日常"的研究，从文本研究转向到语境研究转向，这些都使得现代民俗学面临着新的问题，同时也迫使民俗学者面临着新的挑战。[①]在这样情况下，对于民俗学中田野调查的方法，学者们一直讨论"田野"的界定、"文本"与"田野"的关系、以及"回归文本"或"告别田野"等问题。[②]除此之外，有的学者还提出口述史应用在民俗学调查的可行性。
口述史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兴起，60、70年代开始盛行于西方国家。口述史研究的发展与史学界的"新史学"有着密切关系。在"新史学"的潮流下，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从上层的精英转到普通人或民众。而口述史研究主要关注的也是普通人的人生经历或他们对历史事件的记忆，从而阐明"普通人的声音"和展开某个历史的另一侧面。
由于口述史的"底层视角"和以面对面访谈形式的深入调查，民俗学者开始关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他们对口述史与民俗学的方法进行对比，提出了口头性、叙事性是两个学科的共同点，并且探讨两个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大众或民众）和类似于民俗学的调查方法，因而承认口述史研究在现代民俗学研究上的有效性。[③]
他们对口述史与民俗学的论述，虽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对于口述史的方法论和局限性等问题，未必全面展开讨论。因此，下面本人提出对口述史及其在现代民俗学应用中的初步思考。
一、"口述史史"与作为"方法"的口述史
口述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兴起与发展是跟"新史学"潮流有着密切的关系。新史学是20世纪初以吕西安·费弗尔（Lucien·Febvre）、马克·布洛克（Marc·Bloch）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推动的"史学革命",从而反对兰克（Ranke）实证主义学派的传统史学。[④]他们批判传统史学的研究对象（限于政治史）和研究目标（追求"客观的事实"），并且开拓了新的史学领域。对于"新史学"的特征，一般认为"从内容或选题来说，是着重研究下层社会、大众文化、小人物；从视角来说，是着重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比如人口、物价的变化，研究‘总体史’，即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社会结构整体的历史。"[⑤]可见，新史学倡导研究"总体史"的重要性，并强调将目光从精英转到民众的"从下而上"或"底层视角"的研究角度和研究对象的转变。
在"新史学"潮流下，"口述史在1948年被确立为历史编纂的一种现代技术，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阿兰·内文斯（Allan·Nevins）开始记录在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录。"[⑥]同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从此之后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研究开始起步。
刚开始研究口述史时，历史学者认为它只有弥补文献史料的辅助作用。例如，在美国二战之后开始公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以及反对越战运动等民众起义。历史学者探讨这些民众运动时，发现几乎没有有关民众及其运动的文献资料，而只能以访谈方式才能搜集到他们的"文本资料".
后来，随着口述史的发展，有些学者意识到口述史的另一个重要作用。英国口述史学家保尔·汤普逊（Paul·Thompson）认为："口述史不仅能够导致历史重心的转移，而且还会开辟出很重要的、新的探索领域"[⑦]、"口述史是围绕着人民而建构起来的历史。它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它认为英雄不仅可以来自于领袖人物，也可以来自于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们。……口述史对公认的历史神话，即历史传统所内在固有的权威判断发出了挑战。它为从根本上转变历史的社会意义提供了手段。"[⑧]
就是说，口述史是不仅促使历史学者的视角转变，而且通过采访倾听"默默无闻的人们"的声音，重构历史及其社会意义。同时，对传统历史与其观念提出了"不同的声音",由此表示历史的另一侧面，同时也展现出历史的多种面貌。也可以说"使这些人（即普通人）的经历、行为和记忆有了进入历史记录的机会，并因此成为历史的一部分。"[⑨]
根据如上所述的口述史特征，口述史学者对口述史下了定义；美国口述史学者唐纳德·里奇（Donald·Ritchie）认为："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法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⑩]、定宜庄认为："（口述史）是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进一步说，它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等等。可见，口述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方法，通过用笔录、录音笔、照相以及电脑等技术（这些技术发展促进口述史研究的发展）进行采访，从而收集并整理受访者的口传记忆。通过这个方法，"历史学家们不仅能够‘看’到历史，而且能够‘听’到‘活生生的历史’。"[?]口述史主要依靠个人的记忆，揭示历史的另一面貌，同时展开讨论传统史学难以探究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生活实践。再者，口述史料是经过采访获取的个人叙述，采访者整理过的文本，也是口述史研究的重要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口述史的研究视角（"从下而上"或"底层视角"）、研究对象（具有"个人性",主要倾听普通人的声音）、研究方法（依靠个人的记忆做出"口述文本"）不仅开拓历史学研究的新的局面，而且使得口述史带有新的学科特征——跨学科性。有的学者指出口述史对了解普通人的生活、特定区域或社会的重要作用。例如，日本学者樱井厚对口述史下了定义为："口述史是通过采访个人的人生与过去经验阐明个人的身份认同与生活世界、以及当地（或地方、local）文化和社会的社会调查。"[?]可见，口述史是已经脱离了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是具有可应用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上的社会意义，从而研究普通人的生活世界和阐明某个特定区域、文化及其背景的"方法".
对于口述史的研究目的和对象的转变，一些历史学者已意识到；例如定宜庄认为："（口述史）已经发展到把口述研究的目的从对往事的简单再现深入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把关注的焦点从‘真实的过去’转移到‘记忆的过去’的认识深度。"[?]虽然如此，对历史学者来说，"我们的原则是寻找‘历史事实’"[?]这说明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同时意味着历史研究的局限性。也可以说，历史学难以追求的"主观事实"或对"历史事实"的个人记忆和社会意义，这些内容属于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民俗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范畴。
总之，随着口述史的发展，它的主要研究视角、方法以及目的也不断地变化。当初，口述史的研究目的是追求历史事实而揭示历史真相，后来关注人们怎么理解历史、人们怎么看待过去时间、以及个人经历与社会背景如何关联等问题，简言之，就是从"重现历史"转到"解释历史".在这样的转变下，口述史是从历史学（严格来讲新史学）的一个分支，变成了作为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民俗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之一。因此，作为"方法"的口述史可以应用在人类学、社会学及民俗学等不同学科上。然而，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万能药",并且有些学者在对口述证据、方法论、以及操作方法等方面提出疑问。下面主要探讨口述史研究上的客观性和有关田野调查的问题。
二、从"客观事实"到"主观性事实"
首先，口述证据或口述史料的可信性是问题最多的。这个疑问意味着对口述史研究的"客观性"的怀疑。
口述史学上大致有两个"客观性"问题。一是在口述史研究操作上的"客观性",二是口述证据（即个人叙事）的"客观性".在口述史研究上，一般来说受访者的姓名是不公开的。因此，有人怀疑这个访谈的真实性。有时除了姓名之外，受访者的年龄、阶层与他有关的群体也不公开，以免侵犯他的隐私。由于口述史的保密性容易引起口述史不真实的误会。因此，口述史学者对设定研究目标、选定受访者、访谈过程、制作抄本、分析叙事的方法等应该"透明化".通过这些过程，才能证明在访谈进行上的客观性。
另一个"客观性"是与口述史研究的本质性和该研究的重大转向有着密切关系。英国口述史家约翰·托什（John·Tosh）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假定口述证据都是代表过去经历的纯精华内容，那是天真的，因为在访问中，每一方都会受另一方的影响。"[?]口述史料是访谈者和受访者共同建构的，因而这两者双方都应当受到影响。除此之外，口述史料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杨祥银首先提出了口述史学在回忆的基础上建立的看法，而后列出了（口述访谈）记忆的不可靠的三个方面；一是受访者失去对过去的记忆。二是由于怀旧主义和个人感情色彩故意扭曲记忆。三是口述者的回忆受到现实生活经历的影响。[?]可见，至今口述史学者已承认口述记忆的不可靠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口述史学的研究方向渐渐地从追求历史的真实面貌转到分析历史背后的意义。即是"口述历史不仅是‘重现’历史的手段，但同时也要注重对历史意义的分析"[?],也就是说"人们怎样理解过去，他们怎样将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相连，过去怎样成为现实的一部分，人们怎样用过去解释他们现在的生活和周围世界。"[?]
受到西方哲学、现代与后现代思想影响，有些学者认为不存在"事实"本身，只有对"事实"的解释，或者说认知不到"事实",只能解释"事实".这个看法在学术界达成一定的共识，在口述史学界也不例外。口述史学脱离追求历史真相的历史学科，从而开始分析历史背后的意义、社会意义、以及个人叙事（narrative）。因此，追求"客观性历史（或事实）"已经不是主要目的，重要的是关注"主观性历史（或事实）"并分析其"话语语境".本来，口述史料主要由于个人叙事构成的，个人叙事在某种程度上依靠"客观事实",并通过个人的选择性记忆来构成的"主观性事实".那么，我们应该探讨的是不是"客观事实"本身，而是围绕某个历史及历史事件，人们叙述什么内容、为何谈到这个内容等问题。与此同时，也要探究每个人的叙事间的共同点与不同点。通过这样的分析，或许我们能够追溯到某个历史及历史事件的"事实".
另外，在口述史研究的操作方法上，还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口述史研究上，访谈者一方面对受访人的姓名、身份等私人信息保密，另一方面在制作抄本时又要保持访谈内容的真实性。访谈者为了内容通顺，可以调整访谈内容的顺序。但是因为访谈内容的"第一作者"是受访者，所以不能修改访谈内容。访谈者越追求访谈内容的真实性（比如访谈内容全部公开），受访者的身份暴露的危险越高。这是口述访谈的最大困境之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与所有的受访者商量姓名公开的问题，不过有一个人拒绝就几乎不可能公开（因为不能公平处理）。
如上所述，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上，确实是有亟待解决的问题。理论方法本来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学者只在访谈中才能意识到这些问题，因此如上问题只有通过学者不断地与访谈进行讨论，才能得到解决方案。
三、口述史研究中的"田野"
做田野调查时不管现代民俗学、人类学，还是口述史学，都要以文献资料与田野工作相结合进行研究。田野调查，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设定调查目的与意义后，找个调查地点，而在那边进行采访某个人。对于田野调查的具体方法，有参与观察法、个别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各种方法。无论采用哪个方法，我们都务必先跟采访对象（或受访者、研究协助者）建好关系。这是田野调查的前提，也是成功调查的关键。
关于口述史与民俗学的田野工作，唐纳德·里奇论述："口述历史的主要工作是搜集受访者的经历，而民俗学则搜集传统故事、歌曲和其他不论是真实或虚构的社群表现。"[?]一般来说，口述史研究普通人的人生经历和他对历史事件的记忆。虽然他所说的民俗学是所谓"传统民俗学",但民俗学历来着重于某个特定的民俗现象。再者，曲彦斌也在对民俗学与口述史的田野工作进行对比中指出："民俗学的采风比口述史学更强调现场的、实时性的‘话语语境’。"[21]他参照欧美学者的研究，强调田野工作时"话语环境"的重要性。即："如果脱离讲述者讲述内容所必需的、现场的和及时性的‘话语环境’，仅仅依靠单纯的面对面访谈形式的记述所获得的文本，仍然是静态的，脱离所讲述的事物的应有的具体环境的文本。"[22]按他的理解，口述史访谈只是在脱离语境下面对面进行的，从而创造出"一个独立于语境之外的文本"[23]他的看法是否适当，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他提醒我们思考就是口述史学的"田野"在哪里？
田野调查时，必须在调查地点（即田野、field）进行，找不到地点就无法进行调查。例如，要是研究某个传说，先要了解该传说的分布地区，然后跟受访人建好联系，而去实地考察。这个实地是调查地点（不管某个村庄也好、某个村民家也罢），也是构成"话语语境"的重要因素，是必不可或缺的。
那么，依靠口述史访谈进行调查时，是否需要"田野"?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需要作为调查地点的田野。但是，我个人认为口述史的"田野"与民俗学的田野有所区别。比如，去某个福利院对老年人进行口述访谈。那么，作为调查地点的福利院与老年人的叙事有直接的关系吗？保尔·汤普逊曾经说过："访谈地点一定要设在使被访者感到自在的地方。一般来说，最好的地点是他们自己的家。"[24]对老年人来说，福利院是"另一个家",被采访时因居住环境感到自由自在，也许就会顺利地说出个人的人生经历。不过，这个环境与他们的人生经历、对历史事件的记忆有直接的关系吗？
当然，对一位老年人在他家进行访谈，询问他的人生经历时，他家是构成他的"话语语境"的一部分，是调查地点（=田野）。但是，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有时口述史的"田野"并不在实在空间，而在受访者的记忆中。例如，我去采访上海日侨（即住在上海的日本人），询问他们的人生经历及他们对历史事件的记忆时，调查地点有时在他的办公室、有时在他家。这些地点也许与他们的口述有一定的关系。不过，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记忆中或脑海中的"田野".这里的"田野",正如刘宗迪所说的"作为家园的、人生和理解的依托的田野".[25]也可以说，"田野"是在受访者的人生经历与其记忆背后的历史与社会背景。那么，在应用口述史研究中我们怎样进到受访者的"田野"?
口述史料是由采访者与受访者共同创造的。这是通过面对面的访谈形式进行，因而采访者跟受访者要建立友好关系，同时采访前必须了解受访者的背景（性别、年龄、身份、阶层、与他或她相关的历史与社会背景等）。通过这样的过程，访谈者与受访者才能在"田野"上创造口述史料。
四、作为"方法"的口述史应用与实践
近日在日本京都发生了疑似"碰瓷"事件。事件真相公布后，才知道结果是发生了真实的撞车事件。之前宣布"提醒大家当心‘碰瓷’讹诈"的当地居委会机构对此事公开道歉，并将处理相关人士。这个事件对口述史研究来说是很好的材料。在口述史研究方法中，有一个叫"罗生门式技巧（Rashomon-like technique）".它的方法即是围绕一个事件对多个当事人进行访谈，根据他们的叙事，阐明该事件的"多元性事实".[26]通过这个研究方法，可以了解一个事件的多种叙事形式、从多种视角对一个事件的认识和看法，同时也可以探讨这些叙事的意义和其背后原因。
比如，对于"碰瓷"事件，当初中国网友在微博上发布，称"一名中国老人在日本碰瓷讹人10万日元".接下来，中国的某个媒体人援引京都当地官员的话，称"日本京都的‘碰瓷’是真的".随后，出现了各种关于该事件的叙事。有的目击者被采访时说："虽没看见场面，但警察过来询问当事人，估计真的发生了撞车事故吧。"也有的中国网友说："出国丢中国人的脸",也有的日本网友说："中国人碰瓷，中国人不文明"等。
通过分析各个叙事，可以了解该事件的多面性或"多种现实",同时可以探究各个叙事的内涵及背景（如日本人对中国人及其行为的偏见、"丢脸"与在中国发生过的"碰瓷"事件的关系、中国游客旅日及"爆买"等）。可见，口述史研究方法通过访谈方式，可以展示出围绕一个事件的"主观性事实",也可以分析一个事件背后的社会意义。
再者，我在访谈上海日侨时，经常听见一个说法。即是60、70年代最初接触到中国的日本人几乎都是"左派"或接近共产主义的人。这个说法可以说是"主导性叙事（master narrative）",是在某个时代或社会流传的有着支配性的叙事。之前，我曾对一位老年人访谈时，询问这个说法的真实性。那位老年人承认在那个年代确实是有这样的说法，同时承认自己也是倾向于"左派"的。我进一步询问个人原因时，那位老年人透露在郁闷的青春时期看到了八路军遵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之后，加入了"中国俱乐部".[27]这说明在主导性叙事下也许存在被隐藏的个人叙事。个人叙事并不一定与主流叙事相反，反而有时候它接近于主流叙事。总之，口述史研究通过访谈方式，可以阐明在特定历史与社会上的个人叙事，也可以探讨它与主流叙事之间的关系，从中得出个人叙事的独特性和主流叙事的产生过程。
五、结语：口述史应用在现代民俗学研究的可行性
口述史是通过访谈倾听"普通人的声音",从而揭示被传统史学忽略的历史与历史事件的另一个侧面。对于口述史的研究目的，作为历史研究的口述史重现和印证历史，追求"历史真相".作为跨学科的"方法"的口述史已经脱离历史学的一分支，而主要探讨人们的历史意识怎样形成，普通人如何理解他们的过去，个人的经历与社会背景如何关联的，他们的过去怎样融入到"当下的日常"等问题。简言之，就是从"是什么"到"是为什么",这样的视角转变，促进在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口述史应用。
因此，在现代民俗学研究上也可以应用作为方法的口述史。实际上，对于研究对象，口述史的观点是与一些民俗学者的看法似乎一致的。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对于研究资料分为三种：可视的材料、音声的语言资料、通过最微妙的心意感觉的表达才能理解的部分。[28]他认为在研究上最根本的或最要看重的是"心意感觉"（即是生活观念）。这种研究视角与口述史的研究维度，不谋而合。
笔者认为尽管口述史在史料性质（客观性问题）、运用操作上（"副语言"与口述史料的"文本化"等问题）存在待解决的问题，[29]然而对研究"当下的日常"现代民俗学来说，口述史的"从下而上"的视角和关注普通人的经历与记忆等特征，在方法上提供新的视角，也许会在研究领域上开拓出新的空间。
[①]现代民俗学在现代语境下把握民俗或民间文化时面临着方法论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民俗"的再认识。杨·巴雅尔认为："‘民’指的是社会民众，它包括不同民族的大小群体，是民俗产生的主体和本源。‘俗’泛指社会群体的一致行为与习惯，它是一切同质性社会群体自发的无意识产物。……民俗不能是指传统的遗留物，也是不断推陈出新、去伪存真的活态文化。"（杨·巴雅尔：《当代社会与民俗复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月，第35卷第2期，第126页。）就是说，为了把中国民俗学树立为"当下之学",民俗学者对"民俗"内涵进行了转换，将"民"定义为包括农民、劳动人民的社会群体，"俗"定义为社会群体创造的生活文化。高丙中也在《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开创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中将"民俗"定义为："民俗可以既是社会群体、社会整体的公共文化，也是具体的普通人的生活文化。民俗就是公民作为群体的日常生活，有待专业工作者去挖掘（调查）、去书写（民族志文体的民俗志）。公民的日常生活，在调查与书写之前是生活，写出来就是文化。生活是公民自己的，公共文化要借助专业知识分子的工作才被看见，被认知，被承认，有时候还要经过政府的介入和认可。由此而论，民俗学就可以是关于公民日常生活的研究文化科学。"高丙中：《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开创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民俗研究》，2015年01期，第14页。从此可见，民俗已经不是"遗留物"、"古俗",而是公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公民的日常生活通过学者的深入调查和政府的参与才在我们的面前出现。于是，民俗学者在现代社会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②]请参阅施爱东：《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95—101页。
[③]例如"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引入，赋予普通民众发声的权利，开始关注个体对亲历事件的表述。"胡金旭：《浅谈口述史在现代民俗学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文艺生活》，2012年1月版，第159页。对于口述史与民俗学的关系，请参阅初雪：《口述史学与民俗学基本理论管窥——性质、对象、目的、方法比较》，《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曲彦斌：《略论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方法论的关联——民俗学视野的口述史学》，《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尤育号：《口述史、生活史与民间文化研究》，《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第26卷第5期，2013年9月。
[④]为省略篇幅，敬称略。
[⑤]赵世瑜：《田野工作与文献工作——民间文化史研究的一点体验》，《民俗研究》，1996年第1期，第8页。
[⑥]﹝英﹞保尔·汤普逊著；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73页。
[⑦]﹝英﹞保尔·汤普逊著；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7页。
[⑧]﹝英﹞保尔·汤普逊著；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24页。
[⑨]定宜庄等主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导言（第3页）。
[⑩]﹝美﹞唐纳德·里奇（DonaldA.Ritchie）；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二版》，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2页。
[?]定宜庄等主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导言（第1页）。
[?]杨雁斌：《口述史学百年透视（上）》，《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第5页。
[?]﹝日﹞樱井厚、小林多寿子编著：《ライフストーリー？インタビュー：质的研究入门》，东京：せりか书房，2005年12月版，第7页。
[?]定宜庄等主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导言（第4页）。
[?]定宜庄、徐新建、彭兆荣、刘小萌：《口述与文字：谁能反映历史真相》，《光明日报》，2002年7月18日，第2页。
[?]﹝英﹞约翰·托什（John·Tosh）著；吴英译：《口述史》，载《口述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11页。
[?]杨祥银：《口述史学基本理论与当代美国口述史学》，载《口述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46—47页。
[?]杨祥银：《口述史学基本理论与当代美国口述史学》，载《口述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47页。
[?]Michael Frisch,A Shared Authority:Essays on the Craft and Meaning ofOral History and Public History,转引《口述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47—48页。
[?]﹝美﹞唐纳德·里奇（Donald A.Ritchie）；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二版》，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23页。
[21]曲彦斌：《略论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方法论的关联——民俗学视野的口述史学》，《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第130页。
[22]曲彦斌：《略论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方法论的关联——民俗学视野的口述史学》，《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第130页。
[23]曲彦斌：《略论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方法论的关联——民俗学视野的口述史学》，《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第131页。
[24]﹝英﹞保尔·汤普逊著；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252页。
[25]施爱东：《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97页。
[26]《罗生门》是日本黑泽明编导的一部电影（1950年），是围绕一个杀人事件，描写了当事人与目击人等几位人物的不同叙事，从而揭示一个事件的"多面性事实".据了解，﹝英﹞奥斯卡·刘易斯（Oscar·Lewis）撰写《桑切斯的孩子们》时，主要采用了这个方法。因此，他按照电影名命名"罗生门技巧".请参阅奥斯卡·刘易斯著；李雪顺译：《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7月版。
[27]访谈对象：A先生，上海日侨，访谈时间：2015年9月24日，访谈地点：A先生家，访谈人：中村贵。
[28]﹝日﹞柳田国男著；王晓葵，王京，何彬译：《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84—85页。
[29]"副语言"指的是受访者在访谈中的语调、手势、表情等因素。口述史家按照采访记录做抄本时，"副语言"不能完全再现或在抄本上难以保持原貌。另外，口述史的口头性是它的主要特点之一。然而，研究人员发表研究成果时，口述史料应该从录音到文字化，这样才在学术界有价值（这即是"文本化"问题）。请参阅纳日碧力戈：《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3期，2003年5月版，第8—9页。
〔作者简介〕中村贵（1979—），男，日本福冈人，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博士后，文学、国际文化博士，电邮：
zhongcungui@126.com,从事现代上海日侨生活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