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总理的浮沉之进入政治局
陈永贵一介平民，地道农民，半世文盲，40多岁才被扫盲识字，而能进入中共领导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入驻中南海，登上令多少饱读诗书、叱咤风云的人物仰慕的公相之位，多少人为之好奇！
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林彪集团覆灭的特殊情况下被迫提前举行的。林彪集团灭亡之后，有陈伯达等六个政治局委员判定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更多的中央委员被牵连，高层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许多空缺，工作上出现了许多衔接不到的问题。江青集团趁机四处活动，妄图用自己的人来填补，毛主席及其忠实追随者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岂能坐视其得逞？
经过一番激烈的明争暗斗的角逐，以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康生、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中的势力基本平衡。此外，还有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等军队派代表和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等新人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人派中的许多工农干部:有来自上海的工人干部、几乎当上接班人的王洪文，有来自陕西的工人干部，后来当上副总理的吴桂贤，还有售货柜台出来的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来自大寨大队的农民、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其阵容之大，及其后来的地位之高，可谓空前。
其实，早在十年前，毛主席就曾在公开场合说过，历代状元没有几个出色的，倒有一些没有文化的大老粗，敢干事，能办成事。且经过几年防修反修的实践，毛主席认定大老粗除了敢干事，能办成事之外，还有保证无产阶级红色江山不变色的重要作用。由此看来，这是毛主席防止干部队伍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的“防修反修”战略的重要一步，他要借助来自民间的新鲜血液，永葆革命的活力和朝气，试图避开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腐败之路。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陈永贵出席中共十大，再次当选中共中央委员。8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永贵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开启了他一个农民的最高政治生涯。
陈永贵的上位，并不是偶然的，他和吴桂贤、李素文、王洪文都是毛主席进行社会主义伟大运动的一次大胆的实践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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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其人奇事
按：陈永贵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他的一生，创造了许多惟一和第一，有的使人钦佩，有的令人开怀，其因由、影响都值得我们研究。本文作者冯东书是多年实地采访大寨、采访陈永贵的新华社高级记者，他的记述和评析，对于我们认识一个人和一个时代，应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中国有世袭的白痴皇帝，但没有文盲宰相，因为宰相是要看奏章的，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讲的不识字的宰相，讲错了，一个不是宰相，一个不是那个人。
当代世界上惟一是半文盲的国家副总理
世界上的事无奇不有，20世纪70年代，世界进入了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高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十亿人口的文明古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宣布自己要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却任命了一名国家副总理是个半文盲。他就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现在的大寨乡）大寨生产大队（现在的大寨村）的中共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这不仅是世界近代史中所没有，就是在中国，没有文化的宰相，在历代王朝中，也未见到过。这个玩笑，开得不小。
人口不多的昔阳县，历史上虽然很穷，却是一个重读书的地方。从唐朝贞观四年到清朝光绪十二年，这个县出过三个状元，一个探花，三十一个进士。历史上出过大官，是尚书，他们都是大知识分子，惟独到了20世纪70年代出了一个更大的官，副宰相一级的官，是个半文盲。山西有人编下顺口溜：“昔阳一大怪，文盲能把宰相官帽戴。”
陈永贵，是在1975年1月中旬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总理是周恩来，副总理里头还有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等人。陈永贵后来谈到他的官运时说：“我当副总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没有准备，可开会时一鼓掌就通过了。”在1978年2月到3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永贵又一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后一届副总理没有当到头。1980年9月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他被解除了副总理职务。满打满算，他一共当了五年零八个月的副总理。
说陈永贵是半文盲，是指他识字很少。1964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河北邯郸向毛泽东谈到陈永贵时，毛泽东问：“陈永贵识不识字呀？”陶鲁笳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毛泽东说：“看来不可轻视‘大老粗’。”陈永贵从小穷，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1954年到1955年，他在农村扫盲班扫的盲。当时他己是四十岁的人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文盲。50年代初，陈永贵所在的太行山里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就算是知识分子了，他们充当农村的扫盲老师。因而那时的扫盲教育，水平很低，陈永贵也就没法识很多的字。1974年5月，我写了一篇《群众知道了真理，就会齐心来做》的稿子，请陈永贵审查。他当然无法读下去，我念给他听，他听了表示同意。我说：“这是专门给《人民日报》的，你光口头向我说‘同意’不行，你得写上‘同意’两个字。”他用我的自来水笔一笔一笔地画，第一次写错了，“意”字多了一横。我说：“错了，多了一笔，重写一个吧。”我告诉他多了哪一笔。他第二次又艰难地一笔一笔地画，又多了一横。他搞不清那个“意”字究竟应该怎么写。对他来说，握笔远不如握锄头轻松。他勉强能看报纸，不少字不认得，能大概知道个意思。讲科学的文章，通俗的他也难看懂。他是一个现代科学的“科盲”，不知道水是氢氧原子的结合，不知道什么是原子，什么是分子。他能写一两句话的条子，能在文件上写一两句话的简单批示，但不能写一二百字的信。信都是由他口授，秘书记下来的，或由秘书按他的意思写的。他会写的汉字，超不过五百个，认得但不会写的也超不过一千个。按80年代国家规定的农村扫盲标准，必须会认会写一千五百字，能写简单的应用文，能记简单的账目，才能算脱了文盲的帽子。他识字和写文都达不到脱盲的标准。他用笔记账不行，但心记、心算特灵，我们没法和他比。天下人有其短，必有其长。
他不认多少字，书本知识十分缺乏．但不能因此说他没有知识。他的知识，无论是农业生产知识和社会知识，都是经验型的。这就会闹笑活了。1971年秋天，一天晚上他在大寨接待站的三楼会议室接见中共山西省委副秘书长一行，《山西日报》记者王宪斌和我闯了进去。陈永贵讲着讲着，走了火，他大声说：“他们硬说杂交高粱种子只能种一年，谁试过？我们大寨的玉米、谷子，种了几十年了，现在还在种！”他没有植物学的起码常识，人工配制的杂交高粱种，是只能种一代，第二代就退化了。当时在场的人都知道他说了错话，可没有一个人出来指出他的不是，在场的人连笑都不敢笑。
让文化基础比较低的工人、贫下中农直接升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不止陈永贵一个。和陈永贵一起一步登天的、还有50年代在北京某厂里创造了一种钻头的工人倪志福，那种钻头后来就叫“倪志福钻头”。还有陕西省咸阳市一家纺织厂的女工吴桂贤。陈永贵在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倪志福、吴桂贤也都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吴桂贤也和陈永贵同时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辽宁省有个卖菜的女售货员叫李素文，那时也当了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天津有个工人叫孙健，也当过很短几天副总理。当时这一批进入中央领导层的人，文化都比陈永贵高一些。半文盲只有一个，就是陈永贵。那些人的威风都没有陈永贵大，陈永贵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的，他们不是。
这种现象的出现，直接原因是当时要进行一场革命，要进一步让基层的工人、贫下中农翻身，登上高层的政治舞台，以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主张打破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经过共产党二三十年的改造，世界观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打破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工人和贫农、下中农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去“掺沙子”。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就有一批工人、贫下中农代表进入了领导岗位。
陈永贵这一批文化层次不高的工人、农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推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最高层的。后来有人对我说，陈永贵这个人是个很能干的人，要有文化就好了。他们没仔细想一想，陈永贵要成了知识分子不就划到资产阶级那一边去了吗？还能让他当副总理？
当时，压制知识分子的极“左”路线，也给陈永贵造成偏见，以为只有体力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脑力劳动是很轻松的。甚至不算劳动。有一天傍晚，他在大寨村口碰上我，他笑着说：“老冯，你看我们在地里受苦受累地劳动，你在这里溜溜达达，好轻松呀！”我说：“那好，咱们两个换一换，你来写稿，我上地劳动，我劳动七天，你写一篇稿子。”他说：“我可干不了你那活。”我说：“你们社员地里回来，劳动就结束了，炕上一躺就能睡觉，我们可是走在路上也在劳动，躺在炕上还在劳动，有时做梦都还在写稿子，脑子得不到休息。”他不吭气了。
这出打击知识分子的戏，一直演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专搞“文化大革命”的“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抓进监狱，邓小平重新出山，他站出来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戏才收场。“老九”吃得开了，进人各级领导岗位的文化基础差的人，除个别人外，就得走了。进入中央的只有一个倪志福留了下来，后来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
陈永贵当国家副总理实在是一个误会。但是在全国农民心中，倒是觉得这是他们共同的光荣，认为他给全体农民长了脸。这也给一些文化差的人造成了错觉，好像没有文化也没什么了不起，陈永贵没文化，不是照样当中央的大官吗！
陈永贵还有一个传说，50年代有一天在县里开会，晚上他在灯下琢磨人家的会议笔记，有人就笑他：四十多的人了，还学啥，再学还能当中央委员？”真没想到，陈永贵这个没文化，按过去标准，绝对当不成中央委员的人，后来竟不仅当了中央委员，还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天下事真是难说。
现在有记录，陈永贵还做过诗。其中一首是：
下山容易上山难，
上得山来景更宽。
莫说此山无人到，
更有高峰在前边。
诗不错，我过去听说过。不过，我怀疑是他信口说了几句话，别人改成这样的。诗里有的词不是他平时用的。那些字他是肯定写不了的。
陈副总理办公是世界一绝
国务院副总理是一个实职，不是摆样子的。陈永贵分工管全国的农业，天天要看文件，要作指示，还经常要作报告。1977年，有一天我们几个记者在北京东四他住的地方。他那个大办公室里有一张两米长的条几，上面整整齐齐排着好几十种文件和内部刊物、政治、军事、外交、工业、农业、教育、文化、科学，哪个部门的都有。他笑着指指这一大堆文件，对我们说：“这是我干的事吗？这是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干的事嘛！”
陈永贵在当副总理以前，已经是山西省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昔阳县委书记、中共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3年8月他登上最高层，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是个半文盲，头上顶了这么多官帽子，怎么办公呢？
他的工作方式也算是世界一绝。
小范围内开会研究工作，这好办，他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视察工作时，发几条口头指示，对他来说也不难。就是一到要认字、写字时，他就难办了。他每天要批阅的材料很多，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来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画个圈，或写个“同意”。好多事，他实在弄不懂，但画圈却画得很快。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的亲密战友张怀英曾问过他：“你怎么画圈这么快？”他说，他看见华国锋、李先念画圈，他也就画圈。他信得过他们。李先念是老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
他口才很好，讲话也有点辩证法，经常有实际生活里总结出来的新见解，敢讲一些别人不敢讲的话，语言生动、通俗、幽默。只要是讲农村的生产和工作，在内部作报告，他从不用讲稿，随口说去，还很有点吸引力，也不乱。自然，他的这种报告是金子和沙子都有的，但是因为他是没有文化的老农民，讲错了的地方，大家原谅他，不去抓他的辫子，相反人们倒是尽量挑讲得好的地方来赞扬他。到正正规规的公开大会上去作报告，他可苦了。他怕讲走火，那就要让秀才先按他的意想写出个讲稿来，由他到会上去念。这种书面讲稿，按我们这样写法，他是没法念的。昔阳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四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一页只有约一百字。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秀才，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这样的讲稿，他才能念。他在北京要公开作报告，那几个起草和抄写的秀才也得到北京来。他对念这种讲稿头痛得要死，觉得是活受罪。这种报告没有他随意讲话精彩。
他是个没有文化的老农民，当官有一个别人绝对没有的优势。他讲话讲对了，办事办对了，别人说他马列主义水平高。他讲话讲错了，办事办错了，他说自己是个农民，没有文化，本来就不能当那么高的官，别人也不好怎么责怪他。他是进能攻，退能守。
世界上惟一不拿工资的副总理
这又是一件奇事。陈永贵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在国务院办公，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政府官员，他却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他是当代世界上惟一既是高官，又是农民，具有双重身份的人。
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他是可以把自己的农村户口迁到北京来的，是应该拿国家工资的。但是他不迁户口，不拿工资，仍然保持自己是农民的身份。这完全是他自己的主张。他这样做，是在按毛泽东的思想进行一项革命，表示自己永不脱离劳动人民，永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官员。
在中国的等级金字塔中，最低层的是农民，他们不能列人任何国家的等级，他们没级。在相当长一个时间，他们甚至不能吸好烟（实际上他们也没钱买），不能穿城里人穿的好一点的衣服，更不能穿皮鞋。农民偶尔享受一下这些东西，就会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享乐思想。人们因此说，贫农、下中农被反映得很高，是革命的依靠力量，但实际上放得很低。毛泽东对这种制造新等级的一套做法是反感的，他怀念革命根据地里那种大致平等、水平低下的供给制生活。讨厌工资制，并提出过恢复供给制。在他的思想影响下，1958年“大跃进”中，报纸上就批判过当时的工资制，说它是表面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文革”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达到高潮。那个时候在广大农村的思想教育中，还把农民向往城市生活，想进城当工人，不安心“为革命种田”批判为资产阶级思想。陈永贵是个农民，对农民的社会地位低下一肚子火，又知道毛泽东不喜欢这种等级制，他就起来革命了。陈永贵当了副总理，身上仍然穿对襟扣的中式农民装，头上仍然包着一条华北农民包头的白毛巾，开中央的会，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这样。他脚上从不穿皮鞋、凉鞋，只穿自己老婆做的老农民布鞋。成年风吹日晒，重体力劳动使他满脸刻着深沟。他当了副总理也仍然是个老农民样。他也不让人叫他“陈副总理”，大寨、昔阳和山西省晋中地区的干部、农民都叫他“老陈”、“永贵”。他不转农村户口，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不吃官饭，不要“铁饭碗”。平时老婆孩子在大寨、昔阳，他也不让随便到北京住。他既然还是大寨公社的社员，回到大寨，还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他这种革命行为，工人、农民知道后，特别赞扬、敬佩，说他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这也是反映了当时工人、农民对等级制的不满。
陈永贵为国家工作，不拿国家的工资，他靠什么生活呢？
我们国家那时把农村里的基层干部称为不脱产干部，即不脱离农业生产劳动，不拿国家工资，靠自己参加田间劳动记工分生活的干部。党和政府如果把这种不脱产干部调离本村，开会、工作、参观、学习，误了他们在村里的劳动，村里不给他们记工分了，党和国家除了免费供应其伙食外，还要给少量现金补贴。陈永贵当了副总理，就把自己划在了这种出外工作但仍不脱产的干部里头。只是别的不脱产干部外出活动是短期的，他出来当副总理是长期的。开始由山西省每月补贴他六十元，后来涨到一百元，同时北京每天再给他一元两角伙食补助，大寨每年还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一年的劳动日，到年终，社员一个劳动日分配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当时大寨的分配水平在全国算比较高的，一个劳动日约一元四角到一元五角，能买一斤八两到二斤猪肉。那时我们新华社山西分社副社长马明是厅（师、地）级干部，每月工资是一百六十六元。陈永贵既是一个不脱产干部，在北京住房自然就不出钱。他吃饭也花不了多少钱，原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配了一名高级厨师，过了些日子，他说：“他做的我不爱吃，我爱吃的他不会做。”他把高级厨师打发走了，自己从昔阳县找了一个会做家乡饭的厨师，这人小名叫石头。他会做陈永贵爱吃的昔阳面食：拉面、饣合饣各面、抿曲（一种面食）、假豆腐（一种玉米粉面条）、饺子等。饺子也不需要三鲜之类的高级馅，只要有点猪羊肉，加上胡萝卜和粗粉条就行。陈永贵离不开北方农民泡的酸菜。这位副总理的饭菜水平达不到江浙和广东中等农民家的水平。他爱喝一点儿烈性酒，六十多度的酒，喝四五两是小意思。他在位时，茅台、汾酒都很便宜，他也喝不了多少钱。这个人吸烟凶得很。当了副总理，会见外宾，视察工作，不能再在脖子上挂旱烟袋了，改吸香烟。香烟比旱烟劲小，他吸起来，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的指根间，捂在嘴上使劲吸，一根接一根。过去的烟没有过滤嘴，他一根没吸完，就把烟屁股里的烟丝拧掉一点，然后拧进一根新的，接着吸。开一上午会，他吸一上午烟，最后可能只有一两个烟屁股，烟里的尼古丁一点儿不剩，全到了他的肺里。他后来得肺癌，和这有直接关系。他吸那么多高级烟，就按当时比现在低得多的价格算，他也吸不起。他走到哪里，人家都把国产的“中华”牌、“牡丹”牌香烟放在他的面前。这一点他是公私不分了，是私吸公烟。国家对不脱产的干部，是不补贴烟钱的。
陈永贵不当副总理以后，在中央的安排下，把户口转到了北京，老伴宋玉林和最小的儿子陈明亮都到了他身边。他被安排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这时他才成了国家正式职工，据说每月工资一百五十元，同时每月给他五十元保姆费（当时正部长级干部有保姆费）。他不当副总理了，将原来东城区的副总理小院让了出来，搬进了西城区木樨地的高级干部楼。他的工资低，物价又年年涨，国家给他免除了全部房租水电费。他很自觉，东郊农场瓜果收获时节，他就不去了。下台以后，他也不轻易坐国家给保留的专用小汽车。他妻子是农村妇女，没有工作，厨师撤走以后，由她做饭。陈永贵虽然下了台，来往人仍很多，物价越涨越高，每月二百元，够他受的。
陈永贵当了一场十亿人口的大国的副总理，最后落个两袖清风，算得上是一个“布衣宰相”了。
一些人发迹后，就羞于露出原来贫穷的本相，陈永贵却偏要过出原来贫穷农民的本相，这一点是很不一般的。他当副总理不拿工资，这种革命当然只有象征的意义，不可能普遍结果。但他能这样做，并做了这么多年，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凡人眼里，那要经受住多么大的诱惑和社会压力！
世界上惟一从最高层到低层都有领导职务的人
陈永贵自从1973年8月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就成了世界上过去没有、大概以后也不会有的怪官。
在1969年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中共中央委员人数少，地位高，没有基层干部直接上去当中央委员的。1963年的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才是一名中央候补委员，当时他是山西省惟一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人。后来接替陶鲁笳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卫恒，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当时国务院一些部长也当不上中央候补委员。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特别强调工人、贫农、下中农的政治地位，在“九大”上，没有多少文化的山西省农业劳动模范陈永贵、李顺达，就一下冒了上去，当了中央委员。当时的中共中央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是个老红军、老干部，反倒只当了一个中央候补委员。1973年8月，陈永贵在中共“十大”上，一下又进了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在全国握有最高权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为正式的政治局委员。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委员有二十一人，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江青等，还有四名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的国务院副总理还进不了政治局，他们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名字就只能排在陈永贵这样的政治局委员后面。这时，陈永贵顾不得在大寨当党支部书记了，就让原来的党支部副书记郭凤莲接替了他，但是他的户口没有转走，他也不愿丢掉大寨，他觉得丢了大寨就是丢了自己，于是他仍然挂着一个大寨党支部委员的头衔，大寨的重要事情还要请示他。这样，陈永贵就在中国办了一件从来没有过的事，他既是中国最高领导集团里权力最大的委员，又是中国农村最基层里权力最小的委员。这也只有陈永贵才能做到，过去是不允许的。
陈永贵要进中央政治局，我料到了。但是当政治局的正式委员，我没有料到。中共“十大”前夕，我从大寨到北京送稿子，我对当时新华社国内部农村新闻编辑组的副组长老曲说：“我看陈永贵这次要进政治局了。”他有同感。我估计他会当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有人觉得陈永贵是个种地的，进政治局能干什么？到“十大”的新闻公报一广播，大家大吃一惊，他成了正式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了。
陈永贵当了政治局委员，不久又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就从最高层到最低层的领导机构中，层层有了领导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晋中地委书记，中共昔阳县委书记，中共大寨党支部委员。他在省里不是第一把手，开会他不经常去。晋中地区他是第一把手，他安排了自己的亲信当地委副书记，大事要请示他，日常工作他不管。昔阳县他是第一把手，他安排了一名第一副书记替他管日常工作。按中国历史上的说法，陈永贵就同时是一品官，三品官，五品官，七品官。还是乡间没有品的小官，而且都是管事的实职。古今中外，这样一种怪现象，大概陈永贵是第一人。
陈永贵成了这么一个世界第一的怪官，麻烦来了。过去陈永贵仅仅是大寨党支部书记时，大寨工作有了成绩，县里、地区、省里能奖励他们。现在谁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党支部委员的大寨发奖？发奖是上级对下级做的事。现在谁是上级？谁是下级？那个年头，又有谁敢不对大寨发奖？不奖，不是说明大寨工作不如别人吗？全国都在学大寨，谁敢说大寨工作不好？这可难坏了县里、地区的和省里的人。后来在各种表彰先进的会上，都向大寨发一面很大的旗子，但不敢写“奖给”二字，只改写“赠给”二字，以表示发奖者的谦虚态度。
自从1967年陈永贵带领人造了中共昔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反、夺了他们的权、成立了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以后，昔阳县就没有人再敢管大寨的事了。以后陈永贵当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当了中共中央委员、地区和省里也就没人敢管大寨的事了。他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每次回到大寨，省里、地区、县里的主要负责人，更是马上坐车赶到大寨，向陈永贵请示工作，然后回去传达“老陈指示”。这样的日子长了，事情就倒过来了，不仅没有人敢管大寨的工作，昔阳县的许多工作还得听大寨党支部的意见。陈永贵不在家，也是这样。大寨党支部副书记梁便良的话，昔阳县委是要听的。大寨党支部委员宋立英说了话，昔阳县委也是要听的。大队长贾承让讲话也要听。郭凤莲挂着县委副书记的头衔，讲话自然更要听。以大寨党支部名义向县委讲的话，更是不敢不听。大寨党支部对县里某项工作不满意，县委是很紧张的。我们这些记者在下面说风凉话：“昔阳就是怪事多，基层党支部能领导县委，下级能领导上级。”
全国只有一个人敢公开批评他
陈永贵到“文革”后期，已达到全国只有一个人敢公开批评他的程度。这一个人就是周恩来总理。“四人帮”和其他一些人，背后也骂陈永贵，但不敢公开批评他，更不敢见诸文字。
毛主席不能批评陈永贵吗？毛主席当然能批评陈永贵。但在他在世时，对陈永贵和大寨，只有表扬，没有批评。
陈永贵在1973年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前，一般人已不敢批评这面“坚持毛主席无产阶里革命路线的旗帜”了。但一些高层的领导人还是可以说说他的。1970年8月，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昔阳县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带着两名《人民日报》记者到大寨、昔阳总结昔阳建成全国第一个大寨县的经验。有一天在大寨接待站纪登奎住的石窑里，我向纪登奎汇报我们的报道安排。我讲我们在《大寨公社尽大寨》一稿中突出了四条学大寨的经验。纪登奎一下来劲了，笑着说：“你这几条，我同意，我再给你加几条，你敢不敢写？”他说：“有的地方学大寨，不学大寨的真经，光学大寨搞大队核算，学大寨不记工分，学大寨取消家庭副业、学大寨取消自留地。”我心里一惊，只是笑笑，不敢响应。纪登奎讲的这几条就是在批评陈永贵违背党中央在1961年3月22日发出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人们简称的《六十条》，《六十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应以生产大队以下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劳动要按劳动定额记工分，社员可以经营家庭副业，可以经营自留地，纪登奎批评时，陈永贵在座，他当时还只是个普通的中央委员，没有吭气，老老实实地在那里听着。但是自从中共“十大”上，陈永贵和纪登奎一样，都成了政治局委员以后，纪登奎也就不再发出陈永贵不爱听的声音了，而且友谊日深，成为至交。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愿在陈永贵的事上不看佛面，去惹毛主席不高兴，对陈永贵都是客客气气。新闻界对大寨、昔阳和陈永贵本人的报道连篇累犊，但在1978年以前的十五年中，没有一篇是批评性的。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当时是只给中央领导人看的，它有尚方宝剑，下面的各种情况都可以如实反映。“文革”前，反映过一篇大寨地亩不实的稿子，“文革”开始，陈永贵抓住闹得天翻地覆，以后就再没有记者敢写陈永贵、大寨、昔阳的问题了。
周恩来批评陈永贵和大寨很多次。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列加去大寨时，批评了大寨的虎头山上没有树，指出这一点要向李顺达领导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大队学习。“文革”中，山西两大派闹得全省无法生产，无法工作，社会生活无保障，陈永贵属于其中的一派。1969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山西省参加冶金会议的代表时，陈永贵在场，有人喊口号：“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厂’周总理马上指出：“学习大寨，学习陈永贵，对的学习，你们不能学习他的派性。”周总理还说：“陈永贵同志是高举大寨红旗的，但是在最近几个月，他陷人了派性。”陈永贵在“文革”中，从来是说自己是最公正最正确的，没有派性，谁要说他有派性，他是绝对不会饶恕的。周总理批评他，他没办法。陈永贵从来认为大寨人是大公无私的。周总理在1971年11月15日晚对美国朋友韩丁说：“大寨是有缺点的……先公后私就不错了，哪有大公无私？没有私哪来公？没有小哪来大？没有上哪来下？”他还不同意陈永贵的极“左”的做法，他对韩丁说：“自留地还是要有，农民总还要补充，自由市场还是要的，肩挑贸易、小商小贩还是要的。”
1973年4月，山西省共青团开全省代表大会，这时山西省恢复了中共山西省委，省委第一书记是谢振华。陈永贵认为谢振华是反大寨的，不让大寨团支部派代表去参加大会，抵制这个会，全国最有名的大寨团支部抵制这个会，这个会很难开下去，而且会诱发其他支持陈永贵的代表也来抵制。4月23日正好周总理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到大寨访问。谢振华去大寨尽地主之谊，借机向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周总理找陈永贵进行了批评。陈永贵没法，等客人离开大寨以后，亲自带着团支部书记去参加了省里的团代会。
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中共中央发布过一个解决山西两派斗争问题的《七·二三布告》。当时，几个党中央领导人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批评了陈永贵的派性，强制他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公布《七·二三布告》群众大会上作了检讨。
“文革”中，陈永贵是大寨、昔阳的绝对权威，是绝对不允许一切不利于陈永贵的声音传回本地去的。当时有人编了许多有关陈永贵的故事来掩盖陈永贵挨批评的事。1969年2月，陈永贵在北京挨了批评，昔阳人传说、中央有事找陈永贵商量，派一架二级专机把老陈接走了，以示中央十分重视老陈。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二级专机的事。1973年4月，陈永贵抵制省团代会，在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到大寨时，陈永贵挨了周总理的批评。但是昔阳传出来是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挨了周总理的批评。至今有的文章里写到这一段，还这样写，整个弄颠倒了。昔阳人被封锁得很严，一直到现在，陈永贵的事，人们也不都清楚。中央、省里的记者们知道一些真相，为了少惹麻烦，在大寨、昔阳也都不传陈永贵不爱听的话。
我问过大寨党支部委员、大寨大队的大队长贾承让，党支部内部能不能向陈永贵提意见。他说，郭凤莲、宋立英有时能向老陈提意见，他自己过去也提过意见，后来不提了。一个人搞得在十亿人的中国，没有人敢公开提意见批评，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信号，但老陈当时正在风头上，他一切感觉良好。
笼子里的大人物
陈永贵1973年8月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后来又成了国务院副总理，有权，有威。许多人因此很羡慕他，以为他生活能美哉美哉，心满意足。殊不知，天下事，有这一面，就有那一面。陈永贵是个自由自在惯了的人，这一下他可失去了自由，被装进了一个笼子。这是许多小老百姓想不到的。
陈永贵到北京当大官，开始住在北京的钓鱼台，江青等“四人帮”也在里头占着房子。“四人帮”四处树敌，天天心惊胆颤，阶级斗争观念特强。钓鱼台除了门口由解放军把守，里面还有许多岗哨，一般人根本进不去。给陈永贵写材料的宋莎荫有一次住在那里，第二天在院里遇到一个警卫干部是昔阳人，老宋和他聊起来。老宋先作自我介绍，人家说，不用介绍，知道你叫宋莎荫，昨天是几点几分进钓鱼台的门，几点几分进陈永贵的屋门，几点几分到过什么地方，几点几分又到过什么地方。老宋一听，得了，这地方抬腿动脚都有人监视着，以后院子里出点事，自己一百张嘴也讲不清。他觉得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马上向陈永贵提出来，搬了出去。陈永贵进了钓鱼台以后，被封闭了，大寨党支部委员来看他，也被拦在院外，搞半天才能进去。陈永贵和一名昔阳带来的秘书，一名昔阳带来的贴身警卫，三个人住在一幢房里，老婆、孩子都不在，除了中央叫他开会，就得在这个家里泡着，他又不会看小说，好多文件他又看不懂。他也不能老在院里闲逛那算什么？人家都在干活，自己没活干？钓鱼台里的服务员天天进房搞卫生，清理东酉，但他们有纪律，为了不干扰首长工作，进房只干活，不讲话。只有到晚上，大家休息了，秘书、服务员来看电视，陈永贵有了说话的对象，房子里才有了活气。这种生活对陈永贵来说，像住高级监狱，憋死人。陈水贵当时享受的是一级保卫。有一次，他想去王府井的东安市场（当时改成了有革命味的“东风市场”）。秘书请示保卫部门，说没法保卫，不能去，因为他平时闲得无聊，曾提出干脆让他去北京郊区的中阿公社劳动（那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特别好），开会时叫他回来。但也因无法保卫，不能去。过去他到全国各地去是个劳动模范，比较随便，现在成了中央大员，当地官员都怕他在自己辖区出事，总是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他“包”起来。他接近不了群众，了解不到什么真实情况，陈永贵觉得这样下去，时间长了，非变成无用的傻子不可，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并要求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三分之一时间跑全国。毛主席马上批准了陈永贵的要求，并赞扬了他。记得当时有一位中央领导人说陈永贵：“你这一着又做对了。”陈永贵就搬到了东城区交道口四条23号。那套房子是北京的老院，是平房，但生活设施很现代化，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土住在大门进去的前院里，是保卫陈永贵的。在这里，就成了陈永贵的一统天下了，大寨、昔阳来的熟人可以随便住在里头。自然，陈永贵出门仍然没有自由。他争取到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这是他争到的能自由自在的地方。他回大寨，不让北京的警卫战士到昔阳，他的理由是：“我是个农民，回家劳动，你们警卫干什么？你们还能给全国农民都派上警卫战士？”他还有一条理由，他说他在大寨，群众只要拥护他，那就是最好的警卫，群众要是不拥护他，派多少警卫战士来都不顶用。他回到大寨，连从昔阳带出来的那名贴身警卫也不让住在大寨，打发回自己家去。一级保卫没有了，他就在大寨、昔阳有了一块自己能自由活动的天地。他有时不准县里领导跟着他，自己坐上车在各公社串村乱跑。这大概是当时其他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享受不到的自由。
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我能到处去乱跑，我到过中国大陆的最东、最西、最南、最北。但是陈永贵自从当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经过挣扎，经过毛主席批准，只有两块能自由活动的天地，一块是在北京的院子里、有几百平方米，一块是昔阳县，有近两千平方公里。
陈永贵失势以后，中央大员的头衔没有了，没有人保卫他了，他早上可以一个人上街溜达聊天了。年轻人、小孩子见了他，叫他“永贵大叔”。他终于又获得了失去多年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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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经历
12月 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1953年 38岁
1月 和刀把口村党支部书记张老太、白羊峪村党支部书记王
殿俊到晋中地区参加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培训。
2月18日 成立了以陈永贵互助组为基础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名“新胜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陈永贵任社长，入社农户49户。
3月 改革劳动管理办法，创造出一套包工与评工相结合的劳动管理办法。
4月 开始种试验田。通过长期试验，摸索出合理施用化肥、适当密植、禾苗移栽、 “三深”种植法、 “四不专种三不空”等一系列科学种田新方法。
10月 农业社粮食大丰收，平均亩产131公斤，比互助组高出13公斤。
12月6日 对党团员进行总路线和统购粮食的政策教育，提高社员卖粮支援国家建设的认识。同时，他率先将自家分到的3000公斤粮食拿出2750公斤交了公粮。 在他的带动下，12名党员带头卖余粮6110公斤，全村共卖余粮2万多公斤，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的12.5%。
冬 制定《十年造地规划》 ，带领群众首战白驼沟。
1954年 39岁
5月9目 中共昔阳县委向全县各级党组织发出学习“陈永贵关心全社会利益的模范事迹”的通报。
12月24日 昔阳县召开农业生产模范代表会议， 大寨农业社被评为出席山西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的先进单位。
冬 在后底沟筑石坝25道，造地11亩。
1955年 40岁
2月12日至17日 和贾承让一起代表大寨出席1954年度全省劳模会议。
12月26日 大寨成立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任社主任。
冬 带领群众治理好了赵背峪沟、 小背峪沟， 并向狼窝掌开战。
1956年41岁
2月29日至3月6日 出席山西省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被授予省级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光荣称号，大寨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被授予“粮食增产先进单位”。
4月 昔阳县委将大寨乡的大寨、武家坪、高家岭、金石坡、庙坪等5个高级农业社合并为1个高级社， 仍称“新胜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 陈永贵任党支部书记。 秋收分配后，该社又分为一村一社。
冬 带领大寨人“二战狼窝掌”。
1957年 42岁
2月6日至13日 出席山西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荣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桂冠”。
冬 带领大寨人“三战狼窝掌”， 终于成功制服了凶险的狼窝掌，将1．5公里长的荒沟改造成稳产高产农田，创造出闸沟造地的新经验。
1958年 43岁
3月5日至16日 出席山西省第二次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再次荣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桂冠”。
8月24日 在陈永贵的积极倡议和组织下，大寨同邻村7个高级社合并，在武家坪成立了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陈永贵任公社常委副书记兼大寨党支部书记。
秋 大寨粮食取得平均亩产271.5公斤的好成绩，提前9年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指标。
10月 大寨兴办公共食堂。为了把食堂办好，陈永贵实行了以人定量凭票吃饭制度。
11月6日 红旗人民公社并入城关人民公社，陈永贵任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兼大寨党支部书记。
1959年 44岁
10月1日 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10周年庆典活动，在观礼台上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10月 昔阳县在全县基层党组织中开展了“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活动。
12月23日 晋中地委在昔阳县召开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现场会，陈永贵在会上作典型发言。 晋中地委对大寨党支部工作经验和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进行了概括 ， 号召在全地区推广大寨经验。
冬 带领社员治理麻黄沟，垫土2190多立方米，建成高标准稳产高产田8亩。
1960年 45岁
2月 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学习”的号召。
5月 昔阳县委向晋中地委报送《关于开展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运动的专题报告》。
6月18日 《山西日报》发表社论，题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
6月 中共晋中地委作出《关于开展学习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领导方法的决定》，号召全区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
8月10日 中共昔阳县委向中共晋中地委递交了《关于开展学永贵、赶永贵，学大寨、赶大寨运动的报告》。
秋 在北方地区7省遭受严重干旱，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大寨粮食继续丰收，平均亩产达330.5公斤，售粮14万公斤，户均1750公斤。
冬 带领社员在老坟沟改河闸沟，造地5亩。
1961年46岁
3月26目 中共昔阳县委作出《关于认真推广大寨经验的决定》。
9月10日至15日 中共昔阳县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陈永贵当选为中共昔阳县委候补委员 ，并被选为出席中共山西省委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
秋 大寨取得平均亩产336公斤的好收成，向国家售粮12万公斤。
12月30日 中共昔阳县委在总结前几年学赶大寨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今后如何进一步推广大寨经验的办法， 并就大寨公社领导学赶大寨的经验在全县推广。
1962年 47岁
2月24日至3月2日 出席山西省农业先进集体单位代表大会， 并作发言，介绍了他从1952年出席省级劳模会议以来的10余年间， 始终坚持参加生产和领导生产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受到了省委的充分肯定。
本 年 带领群众完成了“土地基本建设十年规划”，将原来4700多块“三跑田”，改造成2900多块“三保田”。
1963年 48岁
3月13日至3月19日 出席山西省1962年度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并作典型发言，系统介绍了大寨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经验。中共山西省委对此作了总结，向全省提出“学大寨， 一带二”的口号。
3月 中共昔阳县委作出《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决定》，要求普遍地、深入地开展学习李千周、陈永贵运动。
5月16日 中共昔阳县委号召全县党员干部把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作为一面旗帜，做“陈永贵式”的干部。
6月 中共晋中地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学习陈永贵同志出色地领导大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模范事迹， 学习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贵品德，把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提到新的高度。
8月2日至8日 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提出“三不要”、 “三不少”的口号，总结出“自力更生十大好处” ，带领社员自力更生战胜洪灾，大灾之年夺得粮食大丰收，总产量达21万公斤，亩产达到372．5公斤，卖给国家粮食12万公斤，社员人均口粮也达到200多公斤，成功实现了 “三不要” 和 “三不少”的目标。在抗灾过程中， 根据实际情况， 创造性地改变劳动管理模式，实行 “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评工记分办法。
8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在农村阵地上——记昔阳大寨党支部和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在全国首次专题推介、 宣传陈永贵。
8月 到晋东南地区羊井底大队参观学习。
9月25日至28日 出席中共昔阳县委第五届党员代表大会。
11月2 日至18日 中共山西省委、省人委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会上，省委针对一些灾区领导干部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 信心不足、 等待国家救济和一些丰收地区在粮食征购中有意少报产量的倾向， 请陈永贵作了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报告。陈永贵重点介绍了大寨人自力更生、抗灾增产、 依靠集体力量建设山区的经验。
11月9日 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关于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向大寨人民学习的通知》。
11月17日至29日 出席昔阳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在会上介绍了大寨大队受灾后“三不要”、 “十有利”的经验。会议要求全县开展“学大寨、赶大寨”运动。
1964年 49岁
1月中旬 向出席全国水利会议的代表介绍大寨自力更生战胜特大洪灾的事迹。
1月19目 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党政军万余人报告大寨战胜严重灾害的事迹。
2月10日 《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大寨之路》长篇通讯，并配发《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 高度赞扬了大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先进事迹和经验。
3月28、29日 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邯郸向毛泽东汇报了陈永贵的先进事迹和管理才能，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4月21至5月12日 配合廖鲁言工作组完成了对大寨进行的为期21天的考察。
4月中旬 省委工作组就陈永贵创造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劳动管理办法到大寨进行调查。
4月30日 省委工作组写出《关于昔阳县大寨大队以革命精神改进劳动管理的考察报告》。
5月10日 省委批转了这一报告，肯定了大寨大队的评工记分法， 要求各地在整顿经营管理工作中应普遍学习和推广大寨生产大队改进劳动的管理办法。
9月2日 应邀参加黄河中下游水土流失严重区第三次水土保持会， 介绍了大寨十年坚持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 建设山区的经验。
10月6日至13日 山西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陈永贵被选举为山西省出席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11月 “四清”工作队进驻大寨，因工作队搞扎根串连，遭陈永贵抵制。
12月20日 作为山西省代表，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在 《 政府工作报告 》 中正式向全国人民发出学习大寨的号召。
12月26日 以“自力更生是法宝”为题，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介绍了大寨大队广大社员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方针， 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迅速改变大寨村面貌的事迹。同日 出席毛泽东生日宴请。
12月30日 与谭震林、林枫、叶剑英、刘澜涛等担任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执行主席，组织与会代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1965年 50岁
1月 国务院、华北局、山西省委、晋中地委和昔阳县委组成的五级丈地工作组对大寨土地进行普查。 经过一个多月的丈量，确认大寨没有虚报产量。
2月中旬 由中央、华北局、山西省委和昔阳县委派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共七人进驻大寨 ， 接替原晋中地委和昔阳县委派驻的“四清”工作队。 陈永贵积极配合新的工作队， 四月底， 大寨的“四清”工作结束， 清查后认定“以陈永贵同志为首的党支部，是一个经得起一系列严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考验的革命的班子”，“大寨是一个政治、经济、组织、思想——四清的单位。”
3月26日至31日 出席山西省1964年度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
3月28日 应邀出席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委召集的劳模座谈会，讨论先进单位如何组织1965年的农业生产新高潮和劳模本人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等问题。
4月 在昔阳社教工作队指导员会议上发表题为《干条万条突出政治第一条》的讲话。 《山西日报》于6月9日发表了陈永贵的这一讲话，并加了按语。
5月21日 迎接周恩来总理一行参观大寨。
8月 参加中共山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要当真正的革命派》的发言， 分别以“条件坏，难不倒”、 “成绩大，喜不倒”、 “灾害重，吓不倒”和“荣誉高，夸不倒”为题， 汇报了大寨自合作化以来的情况。
9月2目 中共山西省委批转了陈永贵在省委二届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号召全省学习大寨的“四不倒”精神。
10月1日 和来自全国各地大寨式的先进生产单位代表和农业劳动模范一起参加国庆观礼。
11月23日至12月9日 随同中共晋中地委组织的参观团，先后参观了北京市南口农场、南韩继大队， 天津市郊的老召堂大队、清泊洼农场，山东省黄县的下丁家大队和莒南厉家寨大队。
12月 中共山西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印发《陈永贵同志谈劳动管理》的专题材料。
本年 结发妻子李虎妮因病去世。
1966年 51岁
2月4日至24日 北方12省、市、自治区农村先进基层妇女代表座谈会召开，陈永贵应邀到会讲话。
3月 到河南林县采桑公社土门大队学习打旱井的技术。
3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陈永贵的文章《突出政治的生动一课----陈永贵谈大寨大队在劳动管理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经验》，并加了按语。
4月17日至20日 河北省井陉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陈永贵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9月8日至9日 在晋中地委举办的毛泽东著作学用报告会上，陈永贵被树立为学习毛泽东著作标兵。会后，赴全区作巡回报告。
9月27 日至10月18日 作为中阿友好代表团成员访问阿尔巴尼亚。
本年 与宋玉林结婚。
1967年 52岁
1月22日 北京来昔阳串连的红卫兵组织“余雷战斗队”带头联合昔阳六七个红卫兵战斗队 ，夺了昔阳县委、县人委的权，随后其他造反组织夺取了昔阳县各部、委、局、办的权。
1月25日 参加在太原五一广场举行的“山西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
1月31日 陈永贵、李顺达、解悦等著名劳模成立 “山西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陈永贵任政委。
2月4日 参加对原山西省委以卫恒、王谦、王大任为首的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斗争大会。
2月10日 “山西省核心小组”开会，决定增补陈永贵等四人为成员，并报中央批准，25日获中央批准。
2月11目 昔阳县群众造反组织夺取昔阳党政大权后，又没能力掌权，为实行“大联合”， 共推回到昔阳的陈永贵担任 “昔阳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接管县委、人委大权。
同日 陈永贵在昔阳县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作题为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担起革命生产两副担子，立即掀起备耕生产高潮，誓夺革命生产双胜利》的动员报告。 他说，春耕大忙季节，你是抓革命，促生产， 还是抓革命，丢生产? 这是衡量每一个人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一个分界线。 我们要坚决跟着毛主席走，把抓革命和促生产这两副担子同时担起， 才能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2月26日至28日 陈永贵主持召开昔阳县三级干部会议，作了题为 《 “敢”字当头抓革命促生产 》的讲话，要求昔阳干部要“抓革命、促生产”。
3月13日 陈永贵任政委的“山西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解散。
3月15日 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副总指挥。
3月17日 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成立，王贵科任组长，陈永贵任副组长。
3月19日 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4月5曰 陈永贵发表在《红旗》杂志第5期的文章《大寨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前进》被《人民日报》转载。
4月5日至8日 昔阳县“革命组织代表会议”召开，昔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陈永贵当选主任委员。
4月7日 主持昔阳县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在全县开展学、赶大寨的决定》 ，明确提出“三到五年内将昔阳建成大寨县”的目标。
5月1日 作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
6月2日至7日 组织全县四级干部在大寨召开学赶大寨现场会。
6月14日 《山西日报》发表陈永贵《用毛泽东思想统率劳动管理》一文。
8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陈永贵文章： 《大寨是在同中国赫鲁晓夫的斗争中前进的》。
8月7日 代表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前往平遥调解当地两派造反组织发生的武斗事件。10日返回太原。
9月3日至12日 农业部在大寨召开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陈永贵在会上就大寨评工记分办法作了介绍。
9月10日至17日 山西省学大寨现场会议在昔阳召开，陈永贵发表《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讲话。
9月27日 迎接日本齿轮座剧团来大寨访问。
10月1日 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庆祝大会。
10月4日 接待以穆罕默德·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大寨。
11月初 提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意见。7日毛泽东就陈永贵关于农村 “文化大革命” 的谈话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个批语 ，要求把这一谈话转发全国农村 。当天 ，中共中央 、中央文革小组以中发 (1967) 399号文件的形式向全国紧急转发了这一谈话 ，文件直接发至生产大队一级，对制止农村的混乱局面起到重要作用。
11月3日至6日 主持昔阳县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研究学大寨和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的问题。
12月26日至28日 组织召开大寨庆丰收大会。
1968年 53岁
1月10日至19日 农业部在大寨召开全国第二次学大寨劳动管理现场会。 陈永贵系统介绍了大寨的成长历程和创业经验，重点报告了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
2月3日 出席昔阳县第一次学大寨现场会并作报告。
6月7日至12日 昔阳县第二次学大寨会议在大寨召开，陈永贵在会上发表讲话。
8月24日至9月8日 陈永贵领导的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把县、社两级干部集中到大寨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 着重解决这些干部 “路线斗争自觉性不高” 和 “为实现大寨县而奋斗的自觉性不高”的问题。
9月23日 根治界都河誓师动员大会在县城召开。陈永贵宣告： “治山治水、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昔阳河山的战斗打响了!”
10月1日 在京参加国庆十九周年庆典。
10月13日至31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
11月2日 出席山西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议闭幕式，并接受山西省革委会向大寨大队赠送的毛泽东像和书有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锦旗。
11月19日至23日 昔阳县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陈永贵被选举为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
本年 在陈永贵号召下，大寨公社率先在全县收回社员的自留地集体耕种；昔阳全县统一实行大队核算。
1969年 54岁
3月8日 出席全省“学大寨、组织农业生产新跃进”誓师大会并作报告。
4月1日至24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5月1日 在天安门城楼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庆“五一”。
9月 幼子陈明亮出生。
11月13日 出席在昔阳举行的在山西省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并作报告，汇报大寨十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
12月31日 任昔阳县委第一书记。
1970年 55岁
2月17日晚 在省召开的以战备为纲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的电话会议上讲话。
2月25日 出席晋中区在昔阳召开的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开幕式，并讲话。
6月2日 向中央农业部负责同志汇报大寨情况。
6月3日 出席昔阳县革委会召开的多种经营工作会议并讲话。
6月7日至14日 山西省首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在省城召开。 陈永贵到会并讲话，他勉励知识青年要更自觉地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首位， 坚持不懈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自觉地努力地改造世界观，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作出新的贡献。
8月1日 向中央和省来昔阳筹备14省农业会议的负责人汇报大寨、昔阳情况。
8月9日至11日 陪同纪登奎在大寨、昔阳视察。
8月25日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昔阳召开，陈永贵汇报了昔阳的经验。会上，昔阳被树为全国第一个大寨县。
9月9日 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上发言。
9月23日 出席在昔阳县大会堂举行的山西省整党建党学习班第二期毕业大会并讲话。
秋 大寨粮食亩产首次超千斤，创历史新高。昔阳全县粮食平均亩产260公斤，过了“黄河”。
11月1日至9日 出席山西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1月22日至26日 中共昔阳县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陈永贵当选为昔阳县委书记。
冬 带领大寨人开始搬山填沟造平原，并在全县打响人造平原战役。
1971年 56岁
2月8日 率领大寨大队代表团到江西省南昌市参观考察。
3月16日至21日 主持召开昔阳县四级干部力争“过江”誓师大会。
4月6日至11日 出席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并致开幕词。
4月12日至14日 中共山西省委三届一次全委会在兴县蔡家崖举行，选举陈永贵为山西省委书记。
7月11日至13日 陪同越南劳动党候补中央委员、越南劳动党西北自治区委员会书记黄文矫率领的越南地方经济考察团在大寨考察。
8月4日至6日 陪同由阿尔巴尼亚农业部长皮罗·多德比巴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农业代表团参观访问大寨。
8月20日 出席全国农业机械会议，并作题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讲话。
8月29目至30日 陪同由越南劳动党河北省委书记黎光俊率领的越南地方经济考察团在大寨参观访问。
9月1日至16日 山西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在太原召开。陈永贵致开幕词。
9月10日 陪同由朝鲜中央通讯社社长金声杰率领的朝鲜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大寨。
11月6日 陪同阿尔巴尼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参观大寨田和大寨新村 ，还参观了昔阳县的厚庄、南垴、石坪等大队和县办的界都农场、郭庄水库等。
1972年 57岁
1月11日至23日 出席中共山西省委三届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
4月初 召集全县1 1个先进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在大寨大队共商提高春播质量大计。
4月28日 在大寨接待站接待波兰、丹麦、法国、蒙古、瑞士、民主德国大使以及锡兰参赞等组成的第一批赴大寨参观外交使团。
春夏 昔阳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陈永贵提出“天大旱人大干，抗旱抗出水利化，抗旱抗出大丰收” 的口号，带领全县干部和群众抗旱救灾。
7月20日 穆赫辛·艾哈迈德·艾尼总理和由他率领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大寨。陈永贵陪同外宾参观了大寨。
9月21日 迎接赞比亚共和国副总统迈因扎·乔纳和夫人以及由乔纳副总统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参观访问大寨。
10月15日至11月1日 中共山西省委召开三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期间，陈永贵就生产救灾问题讲了话。
10月24日 陪同墨西哥水利资源部长莱安德罗·罗维罗萨·瓦德和墨西哥经济代表团部分成员在大寨参观访问。
12月23日至30日 省委、省革委在柳林召开西山地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 陈永贵以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身份出席会议并作了《努力改造大自然，夺取生产斗争主动权》的讲话。
本年 提出“向荒山进军”，在全县掀起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高潮。
1973年 58岁
2月上旬 到革命圣地延安参观学习，先后瞻仰了毛泽东主席当年在凤凰山麓、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的旧居。
2月21日 应邀出席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举行的报告会，并作了《大寨大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经验》的报告。
2月21日至3月7日 山西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在昔阳县举行。 陈永贵代表山西省委就怎样在全省推广昔阳开展学大寨运动的经验的问题在会上讲了话。
4月上旬 出席四川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代表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4月23日 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和夫人，由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和林佳楣陪同到大寨访问， 陈永贵设宴招待墨西哥贵宾。
6月5日 在中共山西省第三届委员会第四次全委 (扩大) 会议上，被选举为山西省出席党的“十大”的24名代表之一。
6月 辞去大寨党支部书记一职。
8月2日 参加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
8月24日至28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中央委员。
8月30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永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9月24日 到甘肃视察工作。
9月30日 出席甘肃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并发表讲话。
10月1日 陈永贵在兰州市同出席甘肃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的代表及工农兵群众一起游园联欢。
10月3日 到陕西考察。
10月5日 在中共陕西省委六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
10月16日 陈永贵在大寨会见由阿尔巴尼亚国家银行副行长哈奇莱·帕拉亚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国家银行和储金保险局联合代表团。
10月25日 陈永贵在大寨会见并宴请墨西哥委拉克鲁斯大学学生代表团全体成员。
10月 国务院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陈永贵任组长，沙风、顾秀莲任副组长。
11月18日至29日 中共山西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总结交流三年来农业学大寨的经验， 讨论如何加快全省农业发展。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 县和省直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共621人。陈永贵出席会议并讲话。 ’
12月9日 赴天津指导工作。
12月11日 出席天津市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并作报告。
12月12日 到湖北省检查工作。
12月13日至16日 到湖北5个地区26个县、市调研。
12月17日 出席湖北省第三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并作报告。
12月18日 瞻仰毛泽东旧居和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并到武汉钢铁公司检查工作。
1974年 59岁
1月4日 赴山东视察工作。
1月5日 出席山东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并作报告。
1月8日 出席安徽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代表大会。
1月10日 冒雪到安徽六安、霍邱、金寨等县指导工作。
1月25日至2月10日 视察东三省。
5月5日 陈永贵在大寨会见墨西哥埃切维里亚总统的儿子阿尔瓦罗· 埃切维里亚和夫人以及随同来访的墨西哥朋友，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5月10日 迎接桑格尔总统和夫人访问大寨。
9月5日 出席山西省民兵工作学习大寨民兵连现场会议闭幕式并发表讲话。
9月7日 在大寨会见以参议员詹姆斯·富布赖特为团长、众议员彼得·弗里林海森为副团长的美国国会议员团全体成员 ，并进行了谈话。
9月19日 在大寨会见墨西哥农牧业部长布劳埃尔率领的墨西哥农业经济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9月23日 在大寨会见由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越中友协会长黄国越率领的越中友协代表团。
9月24日 在大寨会见由瑞典王国农业大臣斯旺特·隆德奎斯特率领的瑞典农业代表团。
9月26日 在大寨会见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阿尔巴尼亚妇女联盟中央理事会副主席艾莱尼· 帕什科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同她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9月30日 出席国庆招待会。
10月1日 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与群众一起欢度国庆 ， 晚上, 参加首都的游园联欢和焰火晚会。
11月2日 会见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克鲁亚区党委第一书记塔希尔·明召兹为团长和波格拉迪茨区党委书记穆扎费尔·苏列曼尼为副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友好参观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11月17日 抵达拉萨，开始了对雪域高原西藏的视察调研。
11月18日 接见出席西藏农牧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的部分先进单位的代表。
11月21日 出席西藏自治区农牧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并作报告。
11月29日 会见并宴请前来大寨参观访问的墨西哥总统的儿子路易斯·比森德·埃切维里亚等一行三人。
12月2日 出席山西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并作讲话。
12月23日 南下广西。
12月24日 出席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
1975年 60岁
1月5日 出席全国棉油糖麻烟生产会议并讲话。
1月13日至17日 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2月25日 在大寨会见莫桑比克贵宾。
2月28日 赴福建省检查指导工作。
3月2日至4日 到福建龙溪、厦门、龙岩等地区指导工作，还参观了古田会议旧址。
3月6日 在福建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大会上作报告。
3月11日 会见日本社会党众议员、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会长八百板正，以及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常任理事堀江真一郎、 协会理事森岛大明。
3月27日至4月5日 率团赴墨西哥访问。
4月11日 赴浙江指导农业学大寨运动，到嘉兴等地视察，并于15日在浙江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讲话。
4月17日 出席上海市农业学大寨干部大会并讲话。
4月29日 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委员、农业和土地改革部长、土地革命全国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拉比·塔耶比和由他率领的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全体成员。
5月1日 致信毛泽东，要求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在全国搞调查研究， 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昔阳蹲点，并申请搬出钓鱼台。
5月23日 在大寨会见墨西哥公共教育部长维克托·布拉沃和夫人，以及由布拉沃部长率领的墨西哥政府教育代表团全体成员。
5月24日 在大寨会见以几内亚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阿布巴卡尔·卡马拉为团长、乌玛尔·迪亚巴特为副团长的几内亚共和国新闻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5月 报省批准启动“西水东调”工程。
6月18日 出席晋中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并讲话。
8月14日 向毛泽东写了《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的报告，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向大队核算过渡。
8月23日 会见“日中友好东北信越农民之船”访华团团长、日中友好协会中央本部会长黑田寿男 ， 副团长富所太三郎、 角田勋 ， 访华团秘书长楢崎富男 ，副秘书长针生陆郎等访华团领导成员， 以及访华团的青森、岩手、宫城、秋田、山形、福岛、新泻和长野等八个县的代表。
8月26日 会见由墨西哥“安东尼奥·纳罗”农业自治大学校长马里奥·卡斯特罗博士率领的玉米考察团全体成员。
9月6日 会见以泽加·阿姆拉克·澳库为团长的埃塞俄比亚农业考察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9月15日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开幕， 陈永贵致开幕词。
10月15日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大会，陈永贵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向大会作了题为《全党动员，苦干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 的总结报告。
10月19日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闭幕。陈永贵出席闭幕式并致闭幕词。
10月21日至11月1日 全国卫生工作学大寨现场会在昔阳县召开，陈永贵副总理在会上讲话。
10月31日至11月13日 昔阳县召开向高标准大寨县进军骨干会议， 陈永贵专程回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当前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兴起， 大寨所在的昔阳县，必须走在这个运动的前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贡献。 根据陈永贵的讲话精神，会议提出把昔阳建成高标准大寨县的八条标准。
11月5日 在大寨会见由巴基斯坦粮食和农业部长谢赫·穆罕默德·拉希德率领的巴基斯坦农业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11月7日 在大寨会见菲律宾农村发展代表团团长、菲律宾地方政府和社会发展部副部长奥兰多·沙凯， 以及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夫人的妹妹阿丽塔·马迭尔夫人等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11月8日 在大寨会见以农业部副部长斯塔沃里·奥戈茨卡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农业工作者考察团。
11月8日 在大寨会见英国作家马克斯韦尔，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12月29日会见墨西哥外交部副部长鲁文·冈萨雷斯等墨西哥朋友和即将离任的墨西哥驻中国大使安吉亚诺。
1976年 61岁
1月15日 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总理的追悼大会。
3月11日 会见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莫格斯·沃尔德·米凯尔上尉和由他率领的埃塞俄比亚政府友好代表团。
3月18日 会见墨西哥合众国新任驻中国大使奥马尔·马丁内斯·莱戈雷塔。
3月 为解决昔阳县十年九旱的问题，在陈永贵坚持下，经山西省委批准，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全面铺开。
4月4日 会见以巴基斯坦文官学院院长哈桑·哈比勃为团长的巴基斯坦文官学院代表团。
5月5日 会见以阿赫马特·马哈马特·阿尔卡里为团长的乍得新闻代表团。
5月25日 在石家庄召开的北方“三夏”生产现场会举行领导小组汇报会，陈永贵出席并讲了话。
5月27日 在北方三夏生产现场会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
6月17日 在大寨会见由孔亚率领的乌干达政府农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7月11日 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朱德委员长追悼大会。
7月14日 会见墨西哥众议员迪奥多罗·卡拉斯科·帕拉西奥斯及其夫人和女儿，众议员豪尔赫·阿曼多·盖坦·古迪尼奥和夫人。
同日 会见以孟加拉国计划委员会委员阿桑为团长的孟加拉国乡村发展代表团。
7月18日 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运输部长马戈洛上校率领的技术合作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7月25 日 会见即将离任的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驻中国大使艾·乌·梅内亚。
7月30日至8月6 日 率领中央慰问团唐山分团赴唐山地震灾区指挥救灾。
9月18 日 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百万群众沉痛悼念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10月6日至7日 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向政治局委员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并通过了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书记的决议。陈永贵出席会议。
10月19日 会见由贝宁农村发展和合作行动部长菲利甫·阿克波率领的贝宁农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11月30日至12月2日 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12月10日 出席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
12月20日 代表中央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 的报告， 提出农村工作的总体任务是： “ 坚持大批修正主义，坚持大批资本主义， 坚持大干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把农业学大寨、 普及大寨县的运动搞得更好。”会后， 陈永贵在昔阳又掀起“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的新高潮。
12月30日 会见以朝鲜两江道行政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南教为团长的朝鲜第二批友好参观团。
1977年 62岁
1月10 日 会见由林业总局局长李钟七率领的朝鲜建材工业部代表团。
1月14 日至26日 昔阳召开四级干部参加的“建设高标准大寨县整党整风会议”。会议期间，中共昔阳县委作出《 关于决战四年，全面提高大寨式社队水平，保证建成高标准大寨县的决定 》。
1月29日 县委召开县级机关整党整风动员大会，号召广大干部职工为建设高标准大寨县而奋斗。
2月14日 会见即将离任的秘鲁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埃斯佩霍。
2月22日至3月3日 山西省委在昔阳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 陈永贵出席并作讲话 。 会议要求全省要加快普及大寨县的步伐，在基本建成11个大寨县、 巩固提高16个学大寨先进县的基础上 ，1977年基本上把交城、广灵、原平、孝义、柳林、沁县 、和顺、河津、绛县等30个县建成大寨县，把晋中地区建成大寨区。
3月6日 财政部在昔阳召开全国财政金融学大寨会议，学习昔阳县用大寨精神办财政金融的经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出席会议并讲话。
3月21日 会见以南斯拉夫记者协会主席米特亚·戈尔尤甫为团长的南斯拉夫记者协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4月17日至19日 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李德生、吴桂贤、苏振华、王震、余秋里、谷牧等视察大庆油田。
4月20日 出席在大庆举行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开幕式。
5月7日 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一起带领中央7个部和21个省、 市、自治区的165名领导人，到山东曲 阜视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5月20日 在大寨会见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爱德 华·萨乌马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5月21日 在大寨为前来参观的大庆人举办的联欢会上发表讲话。
5月23日 中共昔阳县委召开县委 (扩大) 会议，陈永贵到会并讲话。
5月24日至26日 昔阳县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工业学大庆、阿业学大寨”和三年奋斗目标问题。 陈永贵在会上传达了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关于“学大庆、学大寨”的指示。
5月 在会见昔阳县参加全国第一次工业学大庆会议的代表时，提出“想明天的事， 干明天的事”的口号，即争取在1980年昔阳全县20个公社中有三分之一过渡到公社所有制， 到198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昔阳全县过渡到公社所有制。
6月8日 会见并宴请墨西哥合众国前总统、政府特使、第三世界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主席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和夫人一行。
6月21日 出席全国棉花生产会议领导小组会，并讲话。
6月27日 会见伊拉克新任驻中国大使伊萨·萨勒曼·哈米德。
7月14日至28日 全国外贸“学大庆、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在北京举行。陈永贵出席会议。
7月16日至21日 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8月11日 会见以阿尔巴尼亚斯克拉巴里区农业局长恩维尔· 纳斯卡为团长的阿中友好农业社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8月12日至18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当选中央委员。
8月19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永贵再次当选政治局委员。
9月6日 会见由加蓬农业、牧业和农村发展部长西蒙·埃西门加内率领的加蓬农业代表团。
9月11日至15日 陪同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汪东兴视察大寨。
10月6日 会见以尼日尔农村发展部国务秘书马哈曼·卜拉赫为团长的尼日尔农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10月26日 会见以日本福冈县知事龟井光为团长的西日本渔业四县友好访华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0月30日至11月18日 在他的反复呼吁下，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再选择一部分条件已经成熟的大队，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
11月3日 会见以荒哲夫为团长、宫北三七郎为顾问的日中农业技术交流协会友好访华团。
11月14日 与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听取农林部杨立功、林乎加等人关于农业发展状况的汇报。
同日 会见以埃及农业部国务秘书阿布德尔·拉蒂福·伊萨为团长的埃及农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12月3日至16日 应民主柬埔寨政府邀请，由焦焕成、张银昌等陪同，对柬埔寨进行友好访问。
1978年 63岁
1月4日 出席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并致开幕词。
2月12日 出席在昔阳举行的全国群众文化工作“学大寨、赶昔阳”经验交流现场会开幕式
2月26日至3月5日 全国第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陈永贵连任国务院副总理。
3月24日至29日 中共山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太原举行。王谦当选为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永贵再次当选为山西省委书记。
6月20 日 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开幕式。
7月3日至8日 和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率南方12个省、市、自治区、 县的负责人到苏州地区视察农田基本建设和农副工全面发展情况。
7月9日 出席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闭幕式，并向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颁奖。
10月19日 出席全国气象部门“学大寨、学大庆”会议闭幕式并讲话， 要求气象部门要迅速改变技术装备落后面貌，提高灾害性天气预报水平，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好务。
10月28日 意大利全国农业记者协会在罗马附近的锡耶纳市举行隆重的授奖仪式， 授予中国副总理陈永贵和其他六名意大利人和外国人“国际农业新闻奖”，以表彰他们在发展农业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10月31日至12月10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期间 ，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彭冲、康世恩等同各地区负责人进行了专题座谈。 闭幕大会上，陈永贵作了总结报告。
12月18日至22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并表示拥护全会的决议。
1979年 64岁
3月18日至3月21日 中共昔阳县第七届党员代表大会召开。陈永贵专程从北京回到昔阳参加会议，提出昔阳要贯彻三中全会决议，实现工作重点转移 ，同时又指示要继续抓好学大寨和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的工作，把昔阳的工作进一步做好 。这次党代会上，陈永贵仍当选为中共昔阳县委书记。
5月17日 根据陈永贵的请求，晋中地委免去陈永贵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
11月28日 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同意陈永贵辞去中共昔阳县委书记职务的请求。
12月4日 向胡耀邦并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汇报在大寨参加劳动以及和干部社员一起学习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和两个农业文件的体会，指出： “实践证明，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干部和群众是非常满意的。”
1980年 65岁
5月 晋中地委进行人事调整，陈永贵不再担任中共晋中地委书记。
7月 陈永贵倾心修建的“西水东调”工程下马。
8月14日 陈永贵向中央写了一封辞职信，请求中央提请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免去其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其他职务也请中央考虑在适当时候一并免去。
9月10日 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体会议，接受了陈永贵解除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11月23日 中共中央以83号文件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并加批语，给学大寨运动作了最后的总结。陈永贵表示接受中央的意见。
12月底 让警卫员张银昌给郭凤莲和大寨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让他们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迟迟不肯改革的大寨终于迈出了改革的步伐。
1981年 66岁
春节过后 举家搬进木樨地22号楼。
1982年 67岁
9月 中共十二大召开，不再担任代表。
1983年 68岁
春 给中央写报告，请求中央能够安排一个具体的工作。中央接受陈永贵请求，分配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1985年 70岁
7月 咳嗽连声，吐痰不止，到复兴医院就医，医院以感冒进行冶疗，半个月过去，不见好转。
8月2目 转入北京医院，确诊为肺癌晚期。
1986年 71岁
3月26日 病逝于北京医院。
4月4日 骨灰运回大寨安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