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犯铃木启久：杀害逾5千中国军民
据铃木启久1954年7月笔供，他1890年生于日本福岛县，1934年到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争，任步兵第28联队长辅佐，1945年4月任陆军中将，第117师团长。同年8月31日在吉林被俘。
重要罪行有：
1934年6月前后，在锦州“杀害了2名中国农民”。
1935年3月上旬前后，援助高木大佐“于上板城附近烧掉了两个共有300户的村庄，并杀害了很多中国人民”。
1940年9月，在安徽宣城作战中，对躲在屋内的约50名抗日军人“以毒瓦斯将其全部惨杀了”。
1941年在安徽巢县设置慰安所，并诱拐了20名“中国妇女及朝鲜妇女做为慰安妇”。
1941年11月，在河北枣强攻击八路军，“杀害了10人，并烧毁约有600户两个村庄，同时屠杀了100名中国农民”。
1941年12月，“强制居于长城线附近2公里以内的”“居民迁移，使之成为无人区”。
1942年1月，在唐山一带命令田浦大佐“扫荡，烧毁了约有800户的房屋，并屠杀了1千名中国的农民”。1942年4月，在河北丰润田官营“大力的虐杀了八路军，在鲁家峪攻击洞穴时使用毒瓦斯惨杀了八路军干部以下约一百人，”又将“逃至鲁家峪附近村庄避难的235名中国农民用野蛮的办法惨杀了(将其中的妊妇剖腹了)，烧毁房屋约800户，将往玉田送交的俘虏中杀害了5人，强奸妇女达百名之多”。
1942年7月，在丰润将“民房烧毁了500户，惨杀了约100名中国农民”。
1942年9—12月，为把迁安、遵化等地“变为无人地带，即强制该区的居民全部迁移。”“在该地区烧毁的房屋达一万户以上，强迫搬走的人民达数万以上，被惨杀者也甚多。”
1942年10月，“对滦县潘家戴庄1280名的农民采取了枪杀、刺杀、斩杀及活埋等野蛮办法进行了集体屠杀，并烧毁了全村800户的房屋”。
1942年，命令日军盘踞地区“皆设有慰安所，并引诱约60名的中国妇女任慰安妇”。
1944年5月，在河南新乡“向抗日军游击队进行攻击并将其杀害约10人，同时将战场附近的村庄烧毁约300户，杀害约100名的中国农民”。
1944年7月，在河南封丘“杀害了约40名的抗日军游击队，并在其附近烧毁了一个约有400户的村庄，杀害了约100名的中国农民”。
1944年8月，向河南怀庆抗日军队“进行攻击，并杀害约10人，将农民的房屋烧掉了约400户，虐杀了约30名的中国人民”。
1944年11月，“我命令步兵部队侵略林县南部地区后，在撤出该地区之同时，由防疫给水班在三、四个村庄散布霍乱菌，因此后来我接到‘在林县内有100名以上的中国人民患霍乱病，死亡人数也很多’的报告”。之后，又在长路县某村“将该村约300户的房屋烧毁，并将该村的660名中国农民以极野蛮的办法虐杀了，即枪杀、刺杀、烧杀等极惨暴的方法” 。“另外，在此侵略中，我的部下又共杀害了30名俘虏”。
“我为了试验以空气注射杀人的方法，于1945年春在怀庆的师团野战病院命令“进行试验，即给予当时住院的1名中国伪县警备队员极高的代价进行了试验”。
1945年春，在怀庆一村庄“将该村庄的农民杀害了约500人，将全村600户房屋烧掉了”。
1945年春前后，将焦作“附近村庄烧毁了约400户房屋，惨杀约100名中国农民”。
1945年，在“蟠居地区命令设立所谓慰安所，并引诱约60名的中国妇女和朝鲜妇女任慰安妇”。
1945年7月，中旬“在醴泉进行了侵略，惨杀了约40名中国人民”。
“在侵略中国期间”，“只我个人的记忆即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烧毁和破坏中国人民的房屋18229户，其实际数字很(可)能还多”。
日本侵华战犯藤田茂：命令士兵杀中国俘虏练胆
据藤田茂1954年8月笔供，他1889年生于日本广岛县。1938年8月到中国山西参加侵华战争，任陆军骑兵第28联队大佐联队长。1945年3月任第43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1945年8月在朝鲜咸兴被俘。
重要罪行有：
1938年8月，在山西河津逮捕住民6名，“讯问这些被逮捕的人民时使用拷问、殴打等方法手段且杀害了”。
1938年11月，在山西运城东北40公里的三路李村，“搜索屠杀了多数三路李村住民”。
1939年1月中旬，在山西安邑县张良村，“对军官全体教育说‘为使兵习惯于战场，杀人是快的方法，就是试胆。对此使用俘虏比较好’。‘刺杀比枪杀有效果’”。4月，在夏县，“我命令第1中队长……让部下的9名兵刺杀了俘虏9名”。8月15日，在山西泽州，“我让把8名俘虏交给第1中队，把9名交给第2中队作为教育材料刺杀了”。
1944年3月—1945年4月，任骑兵第4旅团长期间，“瓦斯弹：使用74发（绿弹）”。
1944年4月10日，“我在归德旅团司令部，召集各队长，命令”“使用瓦斯弹的权限给予联队长，在此作战期间，骑炮1门携带20发瓦斯弹，联队炮1门携带10发瓦斯弹”，“俘虏尽量在战场杀害，算入‘战果’”。
1944年5月2日，在河南许昌西南10公里的黄旗卫村，“刺杀俘虏4名”。
1944年5月21日，在河南洛阳，“击毙中国人民12名（1名是妇女）”。
1944年10月26日，在河南太康附近，“拷问杀害中国人民6名”。12月16日，在黄河北左岸归德北方地区，“拷问杀害中国人11名”。
1945年3月27日，“在竹林桥北200米的邓县——老河口道上的约50户村庄，把合住民，连老人、妇女、小孩，……屠杀了这些住民”。同日，“在马屈山攻击使用了瓦斯弹”。
1945年5月9日，在山东沂水西北25公里的石桥“杀害很多中国人民”，“放火，全部烧毁石桥村”。同月“作战期间，使令防疫给水班使用霍乱菌，实施了细菌战”。攻击在豪山的八路军时，“使用了瓦斯弹、瓦斯筒”。“为了预防遭受八路军所埋设的地雷之害，则称谓领路，使十几名人民先行的事实是使令实地趟地雷了”。
1945年6月，“在济南的虐杀俘虏”，“把使用于阵地构筑的济南俘虏收容所600名以上的俘虏，在6月15日以后使用于教育刺杀了”。
“停战后的处理。（1945年）8月17日召集各大队长命令如左：1.销毁各种文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尤其湮灭对共产党弹压的证据），2.埋没特种弹（瓦斯弹、烧夷弹、发烟弹、曳火弹及一部分信管），3.销毁防毒面（具）……”
《铁证如山——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本侵华邮政检阅月报专辑》出版
日军邮政检阅档案成侵华直接证据
据新华社长春7月4日电 7月4日，记录侵华日军暴行的新书《铁证如山——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本侵华邮政检阅月报专辑》出版发行。
据介绍，该书为丛书系列，首批出版两本，其他卷次今后陆续出版发行。首批两本中，收录了450件日军邮政检阅档案，全部为日文书写，涉及信件4.5万封。其中，日本人的通信占50％以上，时间跨度从1937年到1945年。
该书采用“编年体出版”方式，由八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日军在中国烧杀淫掠暴行档案，日军实施战略轰炸罪证档案，日军密谋利用白俄侵略远东罪证档案，日军修筑秘密军事工程、奴役劳工罪证档案，日军进行化学战、细菌战罪证档案，日本军人厌战史实档案，日本移民侵略罪证档案以及民众不满战时经济统制档案。
邮政检阅档案是日本侵华时期，各地宪兵队针对日本军人、外籍人士等对象的往来信件、电报、电话、出版物进行秘密检查，对其中反映日军暴行、战争实态等内容作出削除、扣押等处理，并摘要辑录形成月报或周报。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蒋立峰表示，该书中收录信件完全出自日本侵华的亲历者、见证者之手，具有原始性、真实性和客观性，对于揭露日军侵华期间暴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射杀中国人后
竟然“心情真好”
档案揭露大量日军在华烧杀淫掠暴行
新华社长春7月4日电 在吉林省档案馆最新公布的一批侵华日军档案中，记载了日军在中国各地烧杀淫掠暴行的罪证。其中，侵华日军永田部队村中荣在家书中写道：“看着尸体浮浮沉沉，随着河水飘走，心情真好。”
在这封1938年1月发出的信件中，还记录了村中荣两次实施杀人暴行的细节：“让他们围着池塘站立进行射杀，并把尸体投入池塘中，鲜血把池塘水染成鲜红色。在死人堆里游动的鲤鱼都翻白了肚，浮了上来。”
在1940年《通信检阅月报（十二月）》中，佳木斯关东军仓库安田久发出的信件中写道：“就像使用满洲的马一样使用中国人……如果有人不听话就痛打他们一顿。”
在吉林省档案馆此次公布的450件邮政检阅档案中，类似记录侵华日军烧杀劫掠的内容还有很多。
1940年《通信检阅月报（七月）》中记录有日军进入吉林市、绍兴市等地进行抢掠、民众不停避难等内容，残暴程度难以言状，民众“若要反抗直接烧杀”。
外国人遭受日本人残忍对待的记录也在档案中被发现。在1939年《通信检阅月报（六月）》中，在营口的英国人凯米发出的信件中记录了一名外国人被日本宪兵殴打并死亡的内容。这名外国人在毫无缘由的情况下被日本宪兵“狠狠揍了一顿”。死亡后，“他的肠子里还有被刺刀捅过的痕迹”。
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为连日本人自己都看不下去。根据1940年7月《通信检阅月报（七月）》中记载，当时在牡丹江市的日本人汤原看到日本军人在街上骚扰妇女的丑行后，在发出的信件中写道：“在世界上都非常有名的日本军人就是这副模样吗？”
吉林省档案馆馆长尹怀介绍，这批记录有侵华日军烧杀淫掠暴行的档案资料全部为日文书写。在当时严酷的邮政检阅制度下，这些记录有血淋淋残暴事实的信件被予以扣押、没收等处理。
“日军每到一处都烧杀淫掠，犯下累累罪行，并通过扣押、削除信件内容等方式来掩盖惨绝人寰的罪行。这些日军未来得及销毁的邮政检阅档案成为了揭露罪行的直接证据。在这些档案面前，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战争历史的言论不攻自破。”尹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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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家纪念抗战
主题邮局开门营业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全国第一家以纪念抗战为主题的邮局4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式成立并开门迎客，营业时间与抗战馆开、闭馆时间同步。
据了解，邮局包括实体邮局和网上邮局两部分，实体邮局可为观众提供邮件收寄服务，同时制作并发行抗战题材纪念封、明信片、纪念邮册等各类纪念邮品，配有专用邮戳，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提供个性化明信片打印制作服务。网上邮局为广大网民及集邮爱好者提供抗战类邮品展示、抗战主题邮品的线上售卖，并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网上纪念馆”提供个性化邮品服务，为广大集邮爱好者提供交流抗战题材、反法西斯题材珍贵邮票的信息交流平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创办抗战纪念馆邮局，不仅赋予了抗战历史新的传播载体，更重要的是拓宽了抗战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使群众在生活点滴中更好地了解抗战历史，于指间活动中感受抗战精神。
■纵深
证据事实充分 罪行板上钉钉
中国公布45名日本战犯笔供的背后
据新华社沈阳7月4日电 中央档案馆从馆藏档案中选取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45名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词档案，从3日起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全文公布。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至7月间，分别在沈阳和太原两地开庭审判其中45名日本战犯。此次公布的笔供就是这45名战犯所写。
1950年7月，根据《波茨坦公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关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的规定，根据中苏有关协定，中国开始正式接收由苏联政府移交的侵华日军中被苏军俘获的近千名日本战犯。这些战犯接收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6年6月9日上午8时30分，设立在沈阳的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对日本前陆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8名主要战犯进行审判。
沈阳审判分为两个阶段，6月9日至19日，对铃木启久等8名军队系统战犯进行审判；7月1日至20日，对武部六藏（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等28名伪满战犯进行审判。6月10日至20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对富永顺太郎、城野宏等9名战犯进行审判。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
如对武部六藏等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充分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共为45名被告指定了32名律师为他们辩护，被告人有权为自己辩护并作最后陈述。
时任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公诉人的郭春来回忆：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待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教授说，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在如山铁证面前，每一个受审的日本战犯都承认罪行，甚至痛哭流涕地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所有审判法庭上绝无仅有的。
特别军事法庭根据45名战犯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分别判处了8年至20年有期徒刑，没有判处一例死刑。
“这些战犯归国后，大多数成为了中日友好的推动者和捍卫者。”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馆长张继承说：“他们认为，是中国人民以博大的胸怀和人性的力量，将他们从‘鬼’变成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