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犯上坂胜：用杀人让士兵试胆
据上坂胜1954年7月笔供， 他1892年出生于日本大分县。1934年3月—1941年11月，在台湾任步兵联队的队副、大队长，军阶为少佐、中佐。1945年6月任陆军第59师步兵第53旅少将旅长。同年8月20日在朝鲜咸兴附近被苏军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42年2月间，我任步兵第163联队联队长，在河北省保定县盘踞的时候”，把“逮捕、监禁的中国人约有20名”，“用斩杀、刺杀等方法进行杀害”。“3月左右”，“因京汉铁路望都站和清风店站中间地区约10公尺的铁轨被拆去”，“捉了10余名嫌疑者，经拷问而杀害3、4名”。“5月左右”，“望都附近的铁路沿线(望都西方约1公里)的一所炮楼发生被八路军急袭遭覆灭”，“拷问了居民30名，杀了通谋者6名，并将接近炮楼之3栋民房放火烧之”。“6月左右”，因在望都又发生炮楼被八路军袭击遭覆灭的事情，“拷问了很多的居民，杀害了5名通谋嫌疑者，并烧了数栋民房”。
1942年5月27日，在冀中作战中，于河北定县东南22公里处，“我指使第1大队杀害了八路军战士、居民约达800人以上”，“使用了赤筒和绿筒的毒气，受到机枪扫射的不只是八路军战士，而迷失逃跑路途的居民也被射杀了。又在村里进行了扫荡，向逃入很多居民的地道里掷入赤筒和绿筒的毒气，以至窒息，或者是对感到痛苦而逃出的居民，即施以射杀、刺杀、斩杀等残酷行为”。冀中“侵略作战的结果，给与中国人民的损失是：杀人约1100名，破坏房屋10栋，烧毁3栋，把450栋的房屋掠夺使用了10天的时间，并酷使中国人民240名修筑8个炮楼(约10日间)”。
1939年1月中旬，在山西安邑县张良村，“对军官全体教育说‘为使兵习惯于战场，杀人是快的方法，就是试胆。对此使用俘虏比较好’ 。‘刺杀比枪杀有效果’”。4月，在夏县，“我命令第1中队长……让部下的9名兵刺杀了俘虏”9名。8月15日，在山西泽州，“我让把8名俘虏交给第1中队，把9名交给第2中队作为教育材料刺杀了”。
1943年春，在河北行唐西北方山区，第2大队共“杀害八路军和居民约250人，烧毁房屋约50栋”。“各部队(前记行动间在各道路行进时之先发部队)将居民组成探知组，指使他们在前头走踏地雷而虐杀。”
1944年5月，在河南嵩县，因一士兵失踪“逮捕了居民十数名，并杀害了5、6名及烧了十二、三栋房子”。
1945年6月，在河南“由淅川向西峡转进”期间，“带着俘虏同行(我想大概有50名左右)，后至豆腐店南方地区，益感前进困难，我命各部队‘务必将累赘之俘虏杀掉’”，“全部俘虏皆被杀害”。
1944年10月26日，在河南太康附近，“拷问杀害中国人民6名”。12月16日，在黄河北左岸归德北方地区，“拷问杀害中国人民11名”。
日本侵华战犯佐佐真之助：将中国人用铁丝穿成串杀害
据佐佐真之助1954年8月-1956年5月笔供，他1893年出生于日本福冈县。1932年9月到中国参加侵华战争，任关东军第10师团步兵第63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1945年7月任关东军第3方面军第39师中将师团长。1945年8月23日被苏军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32年10月，“我于佳木斯驻防期间”，“当做密探嫌疑者而逮捕了中国人民约30名”，“其中经拷问后杀害了抗日战士15名，人民6名”。“在佳木斯东北方约10公里之村庄，”“对战场村庄的人民给予了损害，依照我的命令杀害5名”。
1940年8月，在浙江莫干山，“我的部下大队在战斗中曾使用毒瓦斯(绿筒)给予了重庆军(即国民党军——编者注)战士莫大的损害”。10月，在浙江诸暨，“杀害了重庆军战士约600名，在这里边包含战斗中重伤者和被战士杀害的俘虏推测约40名。这个罪恶是我平常教育须杀害这些俘虏的结果。又各大队在战斗中使用毒瓦斯(绿筒)，给予了重庆军战士很大的损害”。
1941年1月，在浙江杭州，其指挥的第1大队“逮捕密探嫌疑者约20名，拷问杀害的约7名”；第2大队“逮捕密探嫌疑者约20名，拷问之后杀害的约9名”；第3大队“逮捕密探嫌疑者约25名，拷问杀害的约8名”。
1943年12月，在“荷兰领属东印度安汶岛”，“强制的使用印度尼西亚妇女十数名，设立一个慰安所，供给日本兵士之用，这是对印度尼西亚妇女重大的侮辱行为”。
1944年6月，在从浙江金华向衢州作战中，“杀伤人民约50名”。
1944年12月-1945年5月，在湖北“逮捕了抗日军及抗日团之密探嫌疑者共约90名，在调查拷问之下共杀害约30名”，“于步兵联队宣抚班，也对中国人民进行欺骗的宣传，在其行动中虐待人民，其中杀害约6名”。在湖北当阳，“对奋起正义行动的多数人民，殴打虐待致杀害约20名”。“为了教育刺杀练习试斩等使用，惨杀了俘虏5名”。“师团于湖北省驻防期间，在当阳从以前就设立的日本人经营之慰安所，使之供给日本军队慰安，师团对此经营予以支持。该慰安所里有中国妇女十数名，都是因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战争，而陷于生活困苦，被强制的收容从事贱业。我想在宜昌、荆门也有和这同样的慰安所。”
1945年1月，在湖北当阳，“杀害了俘虏约5名”。“师团将各部队军官召集到当阳，进行毒瓦斯教育之际，把2名俘虏放入瓦斯室内，为试验毒瓦斯效力使用。又师团军医部，把4名俘虏放入瓦斯室内，进行毒瓦斯效力试验而虐待，终于把他们都杀害了”。
1945年2月，在湖北沙市西北方马山屯“杀害了中国无辜人民约15名”。
1945年3月，在湖北襄樊作战期间，“杀害重庆军战士约3500名(于此之中，包含杀害俘虏若干名)”，“杀害中国人民约200名”，“强奸的中国妇女数字约50名”，“烧毁民房约200户”。“为了隐匿师团之作战企图”，“阻止了3名人民通行，并杀害之外，于其他村庄道路等，逮捕虐待人民，杀害十数名”。“在南漳方面作战中，发现由中国人民4名用担架搬运2名负伤的重庆军战士中，便将该负伤战士2名杀害，并将逃跑的搬运中之人民4名也射杀了”。“各步兵部队于攻击战斗期间，使用毒瓦斯及炮兵发射瓦斯弹，给予重庆军损害”。
另：
1932年9月-12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35名，平常时约8名，计约43名”。
1934年3月-12月，“杀害人民：约10名”。
1936年3月-1937年5月，“杀害人民：约7名”。
1940年3月-1941年3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3名，平常时约24名，计约27名”，“强奸妇女：平常时1名”。
1942年12月-1944年1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3名，平常时约21名(以外负伤约15名)，计约24名”，“糟蹋妇女(慰安所)：十数名”。
1944年2月-11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50名”，“平常时约2名”，“强奸妇女，1名”。
1944年12月-1945年8月，“杀害俘虏：作战时约6名，平常时做刺杀教育用约5名，试验毒瓦斯教育用6名，其它5名，共计约22名”。“杀害人民：‘作战时约204名’，‘平常时约65名’。‘计约269名’。‘强奸妇女，作战时约50名(推测数)’，‘平常时约17名(包含慰安所)’，‘共计约67名’”。
日本侵华战犯长岛勤：采用残忍虐杀手段作战
据长岛勤1955年5月笔供，他1888年出生，日本埼玉县人。1938年12月到中国，任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部员。1942年4月，任日本陆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长。1943年6月—1945年4月，兼任济南防卫司令官。1945年8月22日在朝鲜咸兴被苏军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42年5月—6月，在山东，指挥部队参加 “泰(安)莱(芜)蒙(阴)作战”，“结果杀人：抗日军人40名、和平人民20名，烧毁破坏民房是100余间”。
1943年5月中旬，指挥部队参加“鲁中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人130名、和平人民20名，逮捕抗日军人380名，烧毁破坏民房20余间”。
1943年6月，指挥部队参加“东临道作战”(聊城县北方地域)，“结果杀害抗日军60名，和平人民30名，俘虏250名”。
1943年7月—8月，指挥部队参加“十八夏南太行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人40名、和平人民30名，抓俘虏30名。”
1943年9月，指挥部队参加“三教堂作战”(禹城、济阳、临邑)“结果杀人抗日军60名、和平人民10余名”。
1943年11月中旬—12月上旬，指挥部队参加“十八秋鲁中鲁北作战”，“结果：杀人，抗日军人30名多、和平人民10名多，烧毁兵营2栋，烧毁民房300余间”，“掠夺粮食300吨”。
1944年3月—4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春衣剿共作战”(莱芜、长清、历城、齐河、章丘)，“结果杀害抗日军210名、和平人民70名，烧毁民房300间”。
1944年6月—7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夏衣山东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270名、和平人民160名，掠夺小麦5700吨”。
1944年8月—9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夏山东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120名、和平人民70名，逮捕和平人民250名，掠夺花生油1000篓以上”。
1944年9月—12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秋衣山东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人190名、和平人民110名，烧毁破坏民房200余间”。
1945年1月—3月，指挥部队参加“二十春衣山东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410名、和平人民230名，破坏烧毁民房300余间”。
1945年5月，指挥部队参加“秀岭一号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80名、和平人民210名，烧毁破坏民房1000余间”。
从1942年4月—1945年7月， “进行了大小15次作战讨伐，杀害抗日军人1660名、和平人民970名”，“烧毁破坏民房2220间以上，逮捕了抗日军970名、和平人民250名，掠夺粮食6000吨，酷使强制劳役是12万工日。” “每次在作战中杀害的方法，除枪毙外，还采取很多刺杀、斩杀、斩首、爆杀、烧杀、绞杀、瓦斯杀等的极其残忍的虐杀手段，又常常杀害俘虏”。“1945年2月上旬，111大队在我的命令下，行动中在东阿县马家海子刺杀负伤员俘虏7名。1942年7月，110大队在莱芜县九顶山，用瓦斯弹杀害和平人民老幼15名。”
日本侵华战犯船木健次郎：数次对村庄进行覆灭
据船木健次郎1954年5月—6月笔供，他1897年生于日本富山县，1937年12月到中国东北，任第4国境守备队步兵少佐大队长。1943年8月回日本，又到朝鲜。1945年6月任第137师团第375联队大佐联队长。1945年8月15日被苏联红军俘虏。
重要罪行有：
“我大队由于团长命令对村庄进行覆灭的事也有过数次，其年、月、日、地点等没有明确的记忆。即于东斋堂南方15公里的地点，一处约15户。于东斋堂西南方20公里地点，一处约15户。于东斋堂西北方20——约30公里地点，一处约有15户。”
“1941年8月份，对宛平县西南方地区之旅团作战”，“旅团预备队把一个村庄(东斋堂西南方约45公里)烧毁了，其户数我记得约15户。”
“1943年4月份，对宛平县南方地区之旅团作战”，“旅团预备队把该地区(东斋堂西南方约60公里)的村庄烧毁了数个” 。
“关于奴役居民的事项”，“记得构筑了可容卫兵7名至20名用的小阵地约6处，为此而共需要了1500人次。又因为要加强修补既已构筑的阵地，从东斋堂开始我想约有3个地方，共需人员约1000人次。”“为了经济封锁而构筑‘遮断壕’”，“实际上建筑了壕的部分约有15公里左右。因此每日需要劳动力约1000至2000人，需要时间约一个月。”
“关于使用毒瓦斯。没有发给我大队毒瓦斯，但是发过赤筒。我想时期是在1942年。旅团兵器部发给时，大队兵器系军官对我说明赤筒是属于毒瓦斯的范围内的。发给赤筒数量不记得了，我想是大队平均分配给各中队了。至于各中队如何使用了详细的事情记不清了。”
日本侵华战犯鹈野晋太郎：“十大酷刑”虐杀平民
据鹈野晋太郎1954年8月笔供，他1920年生于日本广岛县。1941年4月—9月作为日本第39师团第232联队士兵到湖北汉口，其后回日本。1942年4月—1945年5月，在湖北任第232联队任职。1945年5月任第232联队设营军官。同年8月被苏军俘虏。
重要罪行有：
1941年5月10日，在湖北省荆门县南桥铺西北方约30公里处，“侵入民宅，对1名中国人民强制要锅的时候，正有2小队长田中中尉走过来问‘干什么’，我告诉他说‘中国人民说锅早就被日本军掠夺去了’，田中说，‘他不听话把他杀了’”，“致使田中将该人击毙”。
1942年5月下旬，于湖北钟祥县郭刘湾，“将该村中国人民房屋10栋(30间)放火全部予以焚毁。”又“将该村居住的中国农民1名，加以逮捕(40岁左右，男)，以新四军战士的嫌疑者为借口，我命令部下分队长中田伍长，进行灌水刑讯后，我将他砍杀” 。
1943年2月—3月，在湖北省当阳县仙人砦尹家西侧，“放射小赤筒及中赤筒(都是喷嚏性瓦斯，放射量不详)，使抗日军陷入混乱后，用步枪、炮射击而挫折了正义的反击，整个期间屠杀了200名战士”。
1943年4月上旬，在湖北省宜昌县天宝山，“有侵占该地的8中队所逮捕该地居住的中国人民农民3名(都是25岁左右)，我用手枪打死2名，另1名指使同时撤退来的7中队岩左见习士官用手枪打死”，“嗣后又有7中队逮捕来的2名抗日军战士及居住于该地的中国人民农民8名，我命令同来的7中队4名士兵，‘太累赘了，将他们杀掉吧’，交给了2大队配属工兵中队，将他们手脚绑起来扔入掩体壕内一起将他们炸死”。
1943年4月下旬，在湖北省当阳县窑岭包，“对在该地大腿部受伤卧倒在地上而痛苦着的抗日军战士1名(25岁左右)进行了刑讯后，命令部下梅崎次郎上等兵用步枪向头部射击予以击毙”。
1943年10月下旬，在湖北省当阳县，“以熊家坡村及该地东侧高岗做为目标，我投射了50颗中赤筒(喷嚏性瓦斯)”，“使该村约20栋的住户百名以上的中国人民遭受被害”。
1943年11月中旬，在湖北省枝江县，“逮捕了1名抗日军辎重连战士(25岁左右，所属13师和18师)，将被害者手足绑上，身上背着迫击炮弹匣一箱没有动，就那样的踢入小河内淹死了。”
1943年11月中旬，在“湖北省松滋县米积台南方约5公里的某村”，“刑讯了住于该地的中国人民农民1名(40岁)，因灌水刑讯将他灌死”。
1943年12月中旬，在湖北省枝江县仁和坪，“捕来在该地居住的中国人民农民1名(40岁左右)，我先用10公寸粗的方木插入脚和腿的中间，以使其跪着的方法进行了刑讯，后更用扁担向腿及脚殴打的方法进行刑讯，因膝盖关节脱节、大腿骨打断而致死”。
1943年12月23日夜间，在湖北省松滋县，“放火烧毁中国人民房屋共计20栋(60间)。”
1944年3月，在湖北省当阳县，对“逮捕送来的抗日军情报员嫌疑者1名(40岁左右)”，“命部下浜田康男兵长用上大挂的方法进行刑讯，他两臂第一关节的皮肤破裂后下垂”，“从禁闭室把他拖出来，经军医近藤大尉检查的结果，他说‘治晚啦’，我说‘太麻烦啦，你把他杀了吧’，而委托给他。于是近藤用注射器向肘关节内侧静脉打了两次(注射器是百西西)空气将他杀害。”
1944年4月，在湖北省当阳县熊家坡，“在联队长命令之下，将在第一线盘踞的各大队逮捕押来后监禁中的抗日军战士5名(20岁乃至25岁左右，所属37师及132师)和抗日军情报员2名(30岁左右)做为4中队训练新兵刺杀的活靶，将活人刺杀了。我在这一屠杀中，亲自砍死1名抗日军情报员”。
1944年9月，在湖北省当阳飞机场西北角，砍杀监禁中的抗日军情报员，“我用刀将该被害者1名(25岁左右)砍杀了”。
1945年9月10日，在吉林省四平，“日本帝国主义战败后，在苏军管理下，由四平出发向苏联去的时候” ，“指挥用卡车装运行李中，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奋起的当地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正义的反抗，予以还击，我命令士兵用棍棒打死了2名中国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