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犯岛村三郎：严刑拷打爱国者
据岛村三郎1954年7月笔供，他1908年生于日本高知县。1934年10月，任伪满蒙藏部调查科属官。1945年7月，任伪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科长兼伪中央保安局第5课科长。
1939年2月上旬，接到情报，“发现依兰县城内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命令依兰县警务科长中野“逮捕了有关者100名以上。因拷打审讯，1名爱国者因脱肠病恶化以致死亡；另1名爱国者在押送佳木斯途中投身松花江，使他自杀，将他杀害了”。
8月，“逮捕了有关爱国者60名以上，用拷打审讯，将17名以上的爱国者送交法院，并使其10名以上的爱国者处以死刑。”
10月，通河县的地下共产党联络敌伪内部和监狱中的爱国狱警发动了监狱起义。为镇压起义，“逮捕了判明与此事件有关的爱国者100名以上。其中30名以上的爱国者送交法院，犯了使其中10名以上被处死刑的罪恶”。
11月，因在汤原县水泡子附近的农家里，发现曾有苏联情报人员来住过两宿，便派加藤警正“逮捕了该农家的两名和平居民，以拷打进行了审讯，因此杀害了其中的1名”。
1941年2月－7月，在肇州县履职期间，“逮捕的爱国者的总数目约200名，其中送法院约70名，被宣告死刑的达30名之多”。
日本侵华战犯鹿毛繁太：杀害抗日游击队员
[来源：中央档案馆|作者：null|日期：2014-08-05 09:08]
据鹿毛繁太1954年8月—11月笔供，他1899年生于日本福冈县。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曾任伪满洲国奉天省柳河县警务科首席指导官、锦州市警察局警务科长等职。
重要罪行有：
1937年5月，在柳河县“将武装抗日游击队员、工作员5、6名”，交由日本守备队杀害，并亲自“用日本刀斩杀了1名”。
1936年7月起，在柳河县“将约2500户左右(1954年11月20日的补充供词中更正为6500户)的家宅”“集家”(即强迫搬家，建成无人区)。同时，以“进入无人地区”的理由，“杀害了中国和平居民8名”。
日本侵华战犯筑谷章造：用鬼畜都不忍的手段审问地下党员
筑谷章造1894年出生于日本鸟取县。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曾任伪满洲国沈阳警察厅特务科科长、热河省承德警察厅警务科长等职。
重要罪行有：
1936年4月，逮捕78人，以“灌凉水、殴打、手指间夹铁棍以及其它鬼畜都不忍的手段来审问”。后将其中11名党员送检察厅判刑，4名判处死刑。
1939年6月后，指挥部下“破坏了500户(居住500人)，修筑10个集团部落”。
日本侵华战犯吉房虎雄：滥杀无辜群众
吉房虎雄于1897年出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任大连宪兵队队长，关东宪兵司令部副官等职，1945年9月在平壤被俘。
重要罪行有：
1932年6月初旬，在侵略辑安时，炮兵“对西门外避难的和平人民射击”。
1932年6月上旬，在辑安，所属宪兵“以通谋抗日军的理由，逮捕城内和平人民约40人，刑讯后，于西门外江边残杀”。中旬及下旬，又以同样的理由，两次分别“逮捕刑讯辑安城内和平人民约20人，刑讯后，于西门外河沿残杀”。
6月上旬，在临江，所属宪兵逮捕“城内和平人民50人以上，经刑讯后，以通谋抗日军的理由，在临江西南端附近鸭绿江岸，实行残杀”。下旬，又以“通谋抗日军嫌疑的理由”，“残杀和平人民40人以上”。
1932年9月下旬，在辑安与通化间的一村庄，所属步兵在“明知道是和平人民”的情况下，“以机关枪30发射死”约10人。
“1932年10月中旬，将守备队从辑安西方的村庄，强制带来的和平居民2人”，“进行刑讯后，以通谋抗日军为理由”，“使守备队下士官在辑安西方河岸斩杀”。
1932年10月下旬，在“由辑安到通化的道路上”，指挥部下“射杀了由通化方面来避难的和平人民约10人”。
日本侵华战犯柏叶勇一：弃大批中国乞丐于深山自生自灭
据柏叶勇一1954年7月—8月笔供，他1890年出生，日本广岛县人。1932年到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争，曾任海伦宪兵分遣队长、伪满洲国抚顺市警察局局长等职。
重要罪行有：
1941年9月，在抚顺期间，命令所属警察追捕老虎台采煤所250名逃亡的俘虏工人，包围后，“用手枪射杀一部分，逮捕大部分”。
在抚顺，命令所属警察“每年一次或两次在市内”“抓乞丐，共逮捕约200名至300名(此数字1954年8月1日笔供更正为“50名”)，乘汽车放弃于兴京县的山中”，致“其中一部分因身体衰弱而死亡”。
1942年9月，亲自布置在抚顺煤矿“传染病发生地区的隔离特别警戒”，“隔离宿舍97名，死亡者54名”。其中的“永安台25号地区隔离所，因隔离者的供给不良，身体很衰弱，很多人被扔进修理工场的铁矿炉烧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