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瑞│老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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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年间，得康乾余荫，青州府东百余里的安丘境内，仍是一番盛世景象。在安丘南部一处丘陵地带的低洼处，出现了两条季节河，两河相距一射之地，之间还有一条调节水势的小沟。两条河中间，水草丰美，一条小路蜿蜒而至，牧童时常牵牛来河边饮水。路旁生有一株槐树，牛饱饮之后就在河边吃草，牧童就靠着槐树小憩。时和珅已伏诛，川楚白莲教起义大部分已被镇压，但战事迁延，国库渐次虚空。不过与牧童无干，他们乐得与蓝天白云为伍，清闲自在。周围的村子自有大路通往外埠，这条小路只属于牧童，久而久之，就有了一个专用的名字叫做赶牛路。后来有人在槐树下搭了两间草房，还移了几块石头作凳子，那槐树底俨然成了世外桃源。
嘉庆末年，强行实行保甲制度，以十家为牌，有些入不了牌的，就受到歧视。也是合该有事，四个年轻的牧牛人因午睡过头，走失了两头牛，本就没有入牌 ,遂宿在赶牛路旁边的草房里。是夜月朗星稀，乌鹊南飞，像有神人指点，四人依年齿结为兄弟，便在赶牛路边安顿下来。以槐树为界，四人又搭了几间草房，偶有外人经过，便会看到几缕炊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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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出生的那年，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年，我估算的，不一定很确。但那年我一出生就明白了很多事，不仅嘉庆没有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都没有了，赶牛路已经成了一个四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子，而我恰巧就诞生在那棵槐树底下。时槐树得三四人才能合抱，虽然树干已经中空，但那亭亭华盖却给了我无穷蔽荫！
现在想来那四人肯定也是有学问的，要不我村的辈分怎么那么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呢，从忠字辈开始，忠孝礼义仁智信勇一路走下来，我一出生就得了一个信字。不信你到赶牛路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李子信。真有不知道的，你就说是李宽智的大头儿子。不过，父亲李宽智白得了一个智字，他是大智若愚那个智，可惜那个愚字太过强大，把智掩得一点缝也没有了。
辈分一般是名字中间的那个字，我村却全部放到了后边，比如信字辈，就有长信、大信、万信等一大串，外人听了往往一头雾水，感觉一个音调；若把辈分放在中间，信字辈就好起多了，如信仰、信访、信党等等，估计当初祖上在起名字这一块上没有遵从时俗，倒也有了一点创新的萌芽，只是让子孙后代瓜瓞延绵之后，名字上有一点咬别嘴，但凝聚力上好像增强了。
村里有了私塾之后，因为有了点文化做底子，村里关于那兄弟四人为什么来此筑屋定居就有了不同版本。有的说有一天老大回家晚了，发现那树下有金牛奋蹄，霞光四射，遂约了诸兄弟，找借口离开了原来的村子（原来的村子是现在的仟里村还是靳家营村，还有待专家考证）。还有的说不是金牛，而是青牛，并且不是一头而是两头，后来有一头让老子骑着出了关，并且那棵槐树也是老子出关前种下的，比孔子早了若许年，所以槐树底是块风水宝地，注定要出状元的。村里没牙的一礼他奶奶说得更真，她听她爷爷说的，当时四兄弟中老大已到婚龄，但还没有媳妇，有一天却发现有仙女在槐树下翩翩起舞，舞后还在前河里洗了澡，笑声达于天，云霞为之驻足，遂动了移居别住的私念。这一点我倒信，因为我村的女子大都貌如天仙，谁家有女及笄，登门求婚者络绎不绝，那些媒人天天小酒不断，很是潇洒。老三一支后来出了一个专门说媒的叫四仁，算来还是我爷爷一辈，就非常受大家敬重，在大跃进那些年月里，也没有断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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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论的相关论述可知，当初四兄弟其实是均贫富的，房无一间地无半垄的，全部白手起家。但经过几辈的积累，就有了分化。老大责任重大，自然勤恳，渐渐他这一支房屋田地日多，新中国成立后，有几家划了地主，比如一礼家。一礼的父亲叫八辛，除了经营土地，据说还在城里开着钱庄，县太爷都与他称兄道弟。老二为人忠厚，处事谨慎，上有大哥支撑，下有两个弟弟可倚，也算平衡度日，我家就属这一支。老四最灵活，三位大哥的优点全具，而且特别有创新精神，志信家就是。最可气的是老三。古语说得好，老大傻，老二尖，家家有个坏老三。老三自恃年富力强，天塌下来有老大，地陷了有小弟，整日好吃懒做，几代下来，后代多给老大一支做了长工或短工。因为祖上都是一家人，倒也相安无事，并没有发生催租逼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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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两条河的那条小沟现在叫东沟，从老槐树向东，有木桥可通。桥东头的围墙下就是志信家，是我村第一个大学生，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他即去了一所重点大学，之后硕士博士一路读到法国，现供职于法国金融系统。每次省亲，县里总有人陪着，我等远远看着，好是羡慕。其实他大不了我几岁，未上大学时，常领着我们做游戏，人又帅气，说起话来就特别有号召力。其弟志强，是我的发小。他的父亲李来智是我村吃国家粮为数不多的人之一，自然学问也精进。所以志强虽然也是信字辈，但兄弟俩一个志信一个志强，名字就有了许多现代意味，是当时我村唯一突破取名套路的人家。
前面说过我村有两条河，村南的那条就叫前河。前河里水多，清澈而且多沙，雨后水草招摇游鱼依稀，手掬可饮。我与志强经常去捞鱼，尤其水车井那一带，那种透明的浮哨鱼，一个上午差不多能捞一碗，那个年月里，真是美味啊！李来智在兖州煤矿工作，志信出国后，来智婶也随工去了兖州。天有不测风云，李来智五十那年突然中风，从此卧床不起，遂迁回赶牛路旧居，直至二十多年后病逝。来智婶是我村第一勤快之人，房前屋后均一尘不染，门前还种有蔬菜，在来智叔卧床这些年里，悉心照料，勤勉持家，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我每次回村，总去来智婶家小坐，感受农村生活中难得的一份出尘脱俗的门楣风韵！因为家教严格，李来智的几个孩子都挺有出息，除了志信志强，几个女儿也嫁了非常好的人家，都在县城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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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村里没有电，学校里上晚自习，每人都是带一盏煤油灯，两节课下来，每个人的鼻涕都是黑的。但孩子们不缺少游戏，如打陀螺、打坚子、藏猫猫、打阎王，再就是分成两帮玩"狼抗刀"的游戏，互相挑中对方的人马，并将之抢过来。可怜同学李子梅因为漂亮，总是被双方抢来抢去，那一窝蜂的六七个孩子一齐追上去，如何逃得脱？这个游戏不可避免地男女生会有身体接触，于那个年龄也是一份美好的事情。并且可以埋进一些计谋，比如被抢的这个人若对某一帮有好感，自然她在逃跑时候会有努力和半推半就的成分，类似战争年代的卧底。这个游戏需要的人多，而且一般选择在晚上，就在老槐树底下集合，活动开始就会在家家户户的草垛间及小胡同里游弋，比今天孩子们在家看电视要有意思得多。
放学后，大一些的男生多玩一种叫做打坚子的游戏。将直径两三厘米的木头两端削尖，这就是坚子。持一米长左右的木柄，敲击坚子的一端，坚子会弹起来，立时挥圆木柄于空中向坚子击去，力气大的那坚子能飞出七八十米，以远近决胜负。这个项目的冠军总是李志信，直到他考上大学。
年纪小的孩子常玩的游戏叫打陀螺。"打倒的老婆揉倒的面",意思是说娶进门的老婆不打不听使唤，调和好了的面不使劲揉不筋道。所以我们村的打陀螺游戏还有一个别名叫做"打懒老婆".砍一段木棍，削净外皮，其中一端是平的，在上面涂上不同颜色的圆圈；把另一端刻成圆锥形，在锥尖挖个小洞，嵌进一颗独轮车圈上的钢珠，"懒老婆"就做成了。再找一根小木棒当鞭杆，鞭杆一头系上大约二尺长的布条。
每到隆冬数九，前河和后河都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我们三三两两来到河里，各自把布条缠在"懒老婆"上，在冰上只一甩，"懒老婆"就发动起来了。带钢珠的一头朝下，涂着颜色的一头朝上，立在光滑的冰面上滴溜转，五颜六色的"懒老婆"各领风骚。我们一边滑着冰，一边用小鞭子抽打着自己的懒老婆。转得慢而且晃晃悠悠的，就得不停地用鞭子抽打；转得又快又稳的，就是勤快的表现。这样的游戏虽然没有明显的对抗性，但在抽打懒老婆的过程中，却能体验到一种难以言状的快感，那种大男子主义的阴暗心理也能获得一时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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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信家北邻就是一礼家。一礼得承父训，勤勉又善经营，自然家境殷实，也是土改第一个被划为地主的人家。我与一礼的妹妹是同学，平常去他家，只是感觉院子比较干净，物品放置有序，并没有多少奢华的影子。周围邻居家的房子其实都是他家的，土改瓜分来的。有一次一礼潜到邻居家的院子里，挖出了一只装满银元的罐子。自然有人报告了村长，不仅银元没收了，一礼也在群众大会上挨了批斗，说是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其时一礼的父亲，就是八辛，年纪已经很大了，也没有躲过，父子两个在台上低头哈腰，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不已。不过事后那一罐子银元没有交代去向，一礼也没敢问。其后每逢节假日，就看到一礼与妹妹在扫大街，沿着老槐树来回地扫。我一边看着特别难受，往往借故躲开了。
一九七九年地主富农一摘帽，一礼家立即恢复了生气，没过几年，又成了我村第一等殷实人家。一礼的奶奶过世时超过了一百岁，族人多去吊唁，是我村多年未遇的喜丧。送葬队伍中倒没有看见一礼的妹妹，或者事过境迁，见了面也未必认识了，何况在那种场合。但曾经同窗过，求学时那份清新的记忆还一直留着。也许是成份的关系，在学校里几乎没听到她说过话。她坐在我前排，我曾亲见她从嘴里吐出一条蛔虫，然后就趴在桌上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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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辛非常节俭，半月二十日不见荤腥，一礼的媳妇受不了了。赶集的时候，就自做主张买了一条咸鱼。回到家八辛的脸登时就撂下来了，好在儿媳早就想好了对策，说是在路上拣的。八辛就叫婆娘煎了，这顿饭大家吃得特香，一礼的妹妹也比平常多吃了两张煎饼。下个集的时候，一礼的媳妇故伎重施，又带了一条咸鱼回家。一进家门，八辛就跟儿媳说："快扔了吧！快扔了吧！得多吃多少煎饼啊！"后来我私下问过一礼的妹妹，你嫂子怎么那么聪明啊！
勤俭持家实在是好传统，八辛见到地上有一颗豌豆也会拣起来的。有一天一礼媳妇趁公公不在家，包了水饺与孩子们吃，吃完一抹嘴，天不知地不觉有多好。巧就巧在饺子刚出锅，院外就传来了八辛的脚步声。一礼媳妇什么人啊，那可是冰雪聪明，不慌不忙抓了一把豌豆，就洒在院子里了。八辛一进家门，地上有这么多豌豆，那还了得，蹲下身就一粒粒地拣。拣完进屋，水饺已经全进了肚。儿媳迎出来，接过八辛手中的豌豆，怪孩子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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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二三年级的时候，好像是母亲或者是别人，剪鞋样用的是一张有主席像的旧报纸，我把剪剩的报纸就拿到学校叠了"宝"."宝"是什么，是用报纸或用过的作业簿，叠成分正反面的正四方形。一宝置地，另一人持宝猛击，靠力和风将地上的宝翻过来，即可据为己有。正玩得起劲呢，班主任发现了情况，那宝上有半只主席的手呢。那还了得！上课的时候，就让我与另一个同学跪在黑板前毛主席像下方，向他老人家磕头请罪，班主任说一句，我们跟着说一句，教室里严肃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第二年毛主席逝世，我就感觉塌了天，到邻村参加追悼会，哭得一塌糊涂，心里一个劲对毛主席说对不起。您老人家走了，我们怎么活啊？但第二年恢复高考，邻居李志信考上了大学之后，我生命中这一页一下子就翻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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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村的故事大多是围着老槐树展开的。老槐树的树干已经中空了，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树洞，藏猫猫时两个孩子躲进去都没有问题。一只巨大的铜钟挂在斜逸的树杈上。
敲钟人姓王名华，当初其父拖着王华兄妹讨饭来到我村，一礼家看他可怜，就留他做了长工。土改时分了三间土房，好像是志信家东邻。王华为人本分，但缺个心眼，只知道埋头干活。全村就他成分最好，像敲钟这样的技术活自然就归他了。他也真的不负众望，敲钟不仅及时而且卖力，那沙哑的嗓门听来别具韵味：
上坡了，带锄头，南六亩地……
王华结过婚，是用妹妹换的。但王华只知疯玩，新媳妇暗示肚子疼让他揉，他吓得躲出去，向同龄人请教再三也不知所以。新媳妇自知没有指望，总是借故回娘家，把王华家本来清贫的底子更捣腾得家徒四壁，之后索性长住娘家不再回来了。王华明白过来，也把妹妹要了回来，自此与老父幼妹一起生活。
期间最经典的事件是王华卖藕。把父亲下河挖的一篓子藕担到了集上，整整五十斤啊，但那买藕的人说，五十斤是不错，但藕上的窟窿就占了三十斤，王华遂当二十斤把藕卖掉了！
父亲过世之后，王华的姨辗转找来，把他妹妹卖给东北人家当了媳妇，顺便把王华接到东北煤矿做了挖煤工。临行之前，兄妹俩把养了一年的两只鹅绑了，提着去姨家道谢。但老姨趁兄妹烧火的时候，偷把两只鹅从锅里取出来用荷叶包好藏起来了。王华兄妹烧完火，打开锅盖，只有白菜，连翻了三遍，连鹅的影子也没见着。老姨就大骂兄妹俩笨蛋，鹅都煮化了，也不知停火看看。王华也深怪自己粗心，别烧那么多柴草就好了。看来日子必须有老姨照应着才行，两天一过，就卷好铺盖，随老姨去了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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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短个心眼，但心实。那个时候，村村都有这样一个人。多因相思病或想女人想疯了的，或者天生残疾，或后天生病烧坏了脑子，不一而足，因此就生出许多故事来。在性质上就不能与王华归为同类，我们皆名之曰朝巴。我说的村村有，并非夸大其词，究竟什么原因，现在也不知所之。偷桃落瓜，爬墙窥浴多是他们干的。比如我村的李成信，因为得过麻风，又在外面流浪过，每次回村的时候，竟然成了我村的新闻发言人，自有几个好事者，天天围着他逗引他，听他讲外面的风土人情趣事。他呢，借机神吹一通，估计心底也会有一点自豪感！
那时候，除了朝巴，还有瞎汉，瞎汉除了说书，还可以算命。邻村的那个小瞎汉，用胖胖的手摸了我的脸，说我是福相。瞎汉的话那是相当有影响力，随后邻村的两姐妹就决定嫁给我们两兄弟。如果我同意了，估计我村又要多俩朝巴。其实真实的原因是，俺那时尚未开窍，现在老后悔了，后来听说那两姐妹不是一般的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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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村地势低，说是世外桃源，其实是封闭。人们能够走出村外看看外面的世界，算是我村的大英雄，按村里人说法就是走南闯北或是见过大世面的。后来村里来了几个知识青年，其中一个女青年做了我们的教师，前些年回村，年纪大的村民还能记起她的名字。她的到来改变了全村女人的穿衣风格，第一次开启了村民的审美意识。那个时候的学校是在村支书的直接领导下，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做《决裂》，说是专门说工农兵办学这件事的。
夏天到了，年轻的女教师向村支书汇报工作的时候，忽然大叫一声捂着脸跑了。支书那个纳闷啊，低头一看，已经从大裤衩探出头来了。
那个女教师确实好看，也不能怪支书，只能怪当时村民还没有穿内裤的习惯，我也是上中学之后才学会了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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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槐树向北，正对着我家门外的小巷子。小巷子宽约两米，向里走二三十米，就到了我家门口。对我来说，这条小巷子绝对是我人生的第一条防线，我们兄弟几个一般先从巷子探出脑袋看看老槐树周围的动静，一有人声就立即退回家中，并把大门拴上。大家都说李宽智家中的孩子怎么都怕人呢，怕是有什么来历吧？我仔细回忆一下，好像我还真的有些来历呢，比如村里偶有化斋的人来，我会感到特别亲切，总会尽量给他一点好吃的；再比如晴天里我也会莫名其妙地带伞，而真的就会下雨。所以，李宽智家中的孩子带了伞，其他村民也都会跟着带。
我是十岁才上学的，当时的老师叫李学义，是他硬把我从河里光着屁股拽到教室里去的。进了学堂，跟老槐树南的李子梅成了好朋友。李学义安排她做了我的同桌，说你们俩住得近，上下学可以一起走。论起辈分来，李子梅得叫我叔，但我一直感觉她是我姐姐，其实她只比我大两个月。
那时的学校是合堂：两三个年级的孩子在一间教室里，老师教完一级再教一级，彼此相安无事。而我附带着把高年级的课程也学完了，有时还会替高年级的学生写作业，以换取他们的弹弓。一次被人告了密，李学义决定没收我的弹弓，先让我站到黑板前搜了身，又去桌洞里翻。我眼睛都吓白了，但老师没翻着，我怀疑李学义手下留情，因为学习好，他平常对我有一些偏爱。事后才明白了真相，原来在李学义翻我的桌洞之前，同桌李子梅偷偷给我收起来了。
若干年后见到李学义老师，他倒是一点不记得了。我当然明白李学义老师当时的良苦用心，是怕我玩弹弓分心影响了学习，担心闯祸倒是其次。他仍然戴着宽边黑框眼镜，端详我半天，说我是他教的学生当中最有出息的，是我村第一才子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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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真要挖掘赶牛路村的才子，我感觉李志信才是。他每次从法国回来探亲，对我都是一种威压。好在与志强相熟，来智婶也对我好，才渐渐生出一份亲近来。工作中与外人介绍，会说志信是我的邻居。其实真的也是，只是隔着一条东沟，那沟上的桥也不过十来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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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我家一直很拮据。有时梦中醒来，常见母亲灯下垂泪，我小孩子不敢问，只是十分胆怯地叫声娘，母亲悚然一惊，说飞虫迷了眼睛，让我好好睡，一面就着那微弱的煤油灯，继续缝补我穿破的衣服。现在想来，当时母亲是多么难啊，自己一字不识，却辛辛苦苦供我们读书……
母亲是爱花的，直到今天，那小小的院子里依然种满了花。有木本的，有草本的，有种在地上，有种在盆里，有开花不结果的，有结果不开花的。但母亲实在是老了，头发已经全白，与她种的那些花比起来，让人想到许多陈年旧事，但这些花至少向我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母亲仍然那么能干，她仍然是美丽的，是勤劳的，只是她不会再抚着我的头，唱那首古老的民谣了：秋天一坐，冬天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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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槐树底是我村天然的纳凉场所，也是村里唯一的社交场所，比如召开全体社员大会都是在树下举行的。支书拿着喇叭一句句地传达最高指示，席地而坐的村民多是借机拉家常，孩子们在人群中乱窜，不时地引来大人一两声呵斥。
老人晚上讲古，我与李子梅是最热心的听众，她还特意准备了一些茶水和桌凳。月光筛下来，朦胧着一种十分幽远而又美好的氛围。那时我村没有电视机，连半导体也没有，听老人讲古，竟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日子拮据却也坦然，人们缴税纳粮，安分守己，度日如日，度年如年。只可惜村里当时没有遍种桃花，否则孩子们就不用学习陶渊明了。
那棵老槐树上有许多鸟窝，探到子梅家的一枝，就有十几个。听村里老人讲，过去的鸟儿种类也多，有的体型巨大，有十几斤重，俗名叫"不",我暗想是不是凤凰的一种啊。某年腊月，某人捉了一只"不",村民笑话他，说你"不"过年啊，果然没有过去年，年前急病死去了。
老槐树因为树冠巨大，落叶季节，那些落叶和枯枝被勤快的子梅母亲收集起来，正好垒一只垛，够全家烧一年的。夏天的树冠里，各色鸟儿穿梭其间，时有鸟蛋或幼鸟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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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李子梅也是挺苦命的。大约上二年级的时候，她的父亲忽然得了重病。虽然她家就住在老槐树的南边，但我几乎没有去过她家，她家那相对高大的门楼让我有些敬畏。有一天放学后，我与子梅看她母亲在老槐树下煮鳖，想是给她父亲增加营养的，也或者是得了什么偏方。我们只顾着看那鳖的脑袋一伸一缩，也没有想到其他方面去，子梅还用树枝戳那鳖的眼睛。但她父亲喝了鳖的汤，病却没有好转，甚至还恶化了，不久就离开了人世。那时我们还谈不上多少忧伤，是不懂，等子梅明白的时候，她母亲已经带着妹妹改嫁了。只剩下老奶奶与梅守着祖居。奇怪的是梅的脸色却一天天红润起来。不久就有山里人来接子梅去做女儿，实际上是做童养媳。李子梅就跑到父亲的坟上哀哀地哭。就在胡同外老槐树底，我母亲把来接她的那个独眼龙狠骂了一顿，这事才不提了。当时族里还有人还深怪母亲多事。
槐花开的时候，我上去采，李子梅在树下拣，不久就会装满一篮。掺上豆面蒸来吃，可香了。现在想母亲可能有意把子梅娶过来，针头线脑地一直帮着她，不只一次的对子梅说："吃了我家的饭，就要给我家做媳妇。"子梅也一直答应着。
那段日子，子梅也经常到我家来，陪母亲做些家务，没事就细细地陪母亲说话。对我却显然生分起来，只是男孩生来心粗，对此浑然不觉。可惜好景不长，不久有消息说子梅的爷爷在台湾，地位非常显赫，接着上面就有人来了解情况，第二天李子梅的奶奶就吊死了，说是畏罪自杀。然后梅就被她的二叔接走了，她二叔我过去一直没见过，挺高大的，而且是坐了车来的，我摸着那锃亮的车身，感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她走的时候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一直在想她二叔坐的那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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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从老槐树向北沿着小巷子走二三十米，就到了我家。门口向东，两扇普通的木门，即使拴紧了，也有五六寸宽的缝，院中间有一株高大的柿子树。村志有载，一九六四年腊月初一晨，天降瑞雪，给本来已经冰封的冬日大地又加了一层寒被。正午时分，雪正下得紧，一个小生命出生了，那就是我。脸憋得通红，硬是没哭，母亲倒是吓哭了。我有一个哥哥的，出生几个月就夭折了，好不容易又生下一个来，竟然不会哭。
正好嫁到外地的老姑回家省亲，看到我浑身通红的模样，说："这孩子是冻坏了。"说着解开自己的宽腰棉裤，把我一下子装进裤裆里去了。那时老姑才三十出头，浑身热力不说，那种青春的气息一下子打开了我的心智，我哇地一声哭出来。
听见哭声，父亲把早准备好的一条红绸子挂到了老槐树那粗粗的枝干上。第一个孩子没保住，这个孩子有了老槐树的庇佑，自然顺汤顺水长命百岁，果然就一天天长大了。接着就有人说我命硬，没出生就把他哥克死了！
家中添丁，日子更加不好过，高兴的是母亲，但与奶奶的矛盾更加深了。有一年柿子大丰收，奶奶却全收到自己屋里去了，只留了三个破的给我。母亲自然没有好脸色，但只能敢怒不敢言，小媳妇不好当呢。还有一次我喊奶奶，奶奶没应声。母亲就说奶奶不愿答应呢，奶奶立时哭了。父亲窝火，回身给了母亲一脚。
然后就分家了。分家也是一个院子里住，想来锅碗碰瓢盆的事还是不少。以致五十年之后，母亲说起婆婆的不是来，还是不爽毫厘。不过事后我琢磨着，那一脚是不是父亲导演的一场戏啊，他哪有那个胆啊！但母亲却是认了真了，动辄提溜出来敲打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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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分家对我是有影响的，要不何以我一直有一个房子梦，并且这个梦一做就是几十年。若许年后，我用文字还原了这个梦的模样：
在丛林中，当然是一个城堡之类比较结实的房子，有瞭望孔，可以放心地躲在里面看外面的世界，看野兽横行，却伤害不了我。有秘密的通道，可到外面采撷野果或进行其他补给，一遇到危险，可迅速进入通道中，门一关上，安全感就来了。房子里当然有书，印刷精美的和一些发黄的线装的都有，内容很杂，连孕妇指南都有。电视也有，但一般不看。没有朋友上门，但记不起寂寞。春天来的时候，就在清新的花香里沉睡，自有鸟声唤你醒来，与你一起看日出。因为是密林，只看到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有大大的储藏室，可以储存秋天采撷的果实。那漫天的枫叶仿佛专门为自己变红的。有时可以在飘落的厚厚的枯叶上小睡一会，会听到蟋蟀在叶下忙碌，大胆的会跳到我的脸上来。夏天房后又增加了流水，又见到了那些透明的小鱼儿，它们仿佛从另外一个世界中游来，专门向我报告外面的消息的。那些美丽的不知名的各色花，除了装饰我的房子，兼装饰我的心灵。冬天的积雪上，会发现白色的兔子从我的窗前闪过敏捷的身影。更多的是不明动物在我的窗前徘徊留下的沉重的脚印，当然它没有能力破墙而入，徒劳而返。没有手机没有电话，但想来想去，应该有电，深夜看完书，会从瞭望孔中看到有陌生的生灵在舞蹈，萤火般划着美丽的弧线。窗子是关着的，稍开一条缝，一有光漏出，就什么也没有了。我倒想邀她们来小坐，谈谈她们那个世界的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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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我是雪天出生的。但我一直挺喜欢雨，对雨一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痴迷。这种痴迷无缘无故，毫无道理，当初认为是雨里出生，后被母亲断然否认，就再找不出理由了。但从蹒跚学步就喜欢雨，却是不争的事实。每次下雨，我总站在门帘内看，几次溅湿衣服而不觉，惹得母亲说我是雨公投胎，一辈子没有晴天。
儿时常在雨中捉鸟，因为雨的缘故，鸟躲在巢里，乖得很。后来知道了雷击，又被父母狠命骂过一次，才改了雨中向外跑的习惯。但对雨的痴迷一直改不了，也许与雨往往预示着好收成有关。至于今天暴雨成灾，是厄尔多诺现象所致，有违雨之初衷，细究算是人们咎由自取，与雨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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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长到可以到老槐树底听大人讲古的时候，身下已经有了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日子虽然没有多少起色，但生活中添了许多热闹，那时奶奶、二叔、二姑一股脑地投奔东北我的大姑去了。那段日子虽然清贫，于我却是最开心的人生时光。有那条小巷子作为屏障，我们兄妹四人自成王国，反而与村中的其他孩子不相往来。这在当时也成为我村一景，父母往往因之被人打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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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我与父亲到东北看过二叔一次，并把奶奶的骨殖带回了故乡，是用被子包起来，怕坐火车的时候被人查出来。记得在沈阳候车时，有一个小男孩与我争水龙头，我把半杯热水泼到了他脸上。
于除夕之夜回到故乡县城，正逢大雪，已经没有长途车了。幸亏碰到一个拉石头的牛车，车把式是邻村的，与父亲认识。我就是趴在石头上，顶着漫天风雪回到了赶牛路村，母亲和弟妹还一直在灯下等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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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父母是非常勤劳的，但是结局非常出人意料，年终结算，我家总是欠大队的钱。直接我考上大学去村委盖章，这笔钱才还清。父亲东借西凑还上了欠款，大队会计才从上了锁的抽屉里拿出公章，郑重地盖在了我的入学入伍通知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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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槐树向西，走过村的中心地带，路南就是油坊。油坊是我村第一等神秘之地，因为只有几个人可以进去，并且只能是男人才能进去，据说有一道工序是光着腚赤着脚在池子里踩那些煮过的豆饼。多数村民只有途经油坊时，从后窗闻一闻豆油的香味以及热烘烘的豆饼气息。
当年炒菜很少放油，天天与豆油打交道，得多吃多少煎饼啊。那些豆饼也可以烧来当点心吃，听说还挺有营养。我的同学，年幼的李京信实在抑制不住诱惑，有一天就探头探脑地踅进了油坊，被工人捉住了。李京信何等聪明人物，几句甜言蜜语哄得工人开心，竟打了一提豆油让他喝。那一提不得半斤啊，那是多么大的恩典啊。结果没走到家，就全拉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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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京信是我村情商最高的人，不仅巧舌如簧，吹拉弹唱样样来的，中等个头，属于白面书生系列，深得女生青睐。这为他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我在部队供职的时候，有一年探亲回家，还与他下过一盘象棋。他抱着年幼的女儿，很温馨的一个画面。
他的悲剧是从婚姻开始的。他是独子，父母千般打听万般考察地找了邻村的一个女孩，各方面应该说是非常般配的，除了两个人的感情。后来邻村一件盗窃案就落到了他的头上，是岳父指证了他。逼供但未能成招。几天后从镇上回来，走路已经不灵便了。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感情世界，但环境压抑着他，扑灭了最后一丝亮光。他去自留地采了一把蒜薹，换了一包老鼠药。那个年代已经开始有卖假药的了，可他买的那包偏偏是真的。
自然没有抢救过来。落葬之后，同村的李永智在他的坟头坐了一晚上。夜风呼号，无语泪流。近在咫尺却远隔阴阳，天地之大孰与话衷肠？至少在这一个层面上，他是欣慰的，有一个朋友独自陪他度过长夜。田野空旷，万籁俱寂，没有星月，只有两个孤独的灵魂在交流，于生者于死者，想来都是刻骨铭心的。如果我的同学泉下有知，有这样一个朋友，也不枉来人间一遭。他们年龄相仿，从辈分说却是叔侄。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李永智想了些啥，但我每一思及就心疼不已。
他死后，媳妇很快带着孩子改嫁到邻村去了。
大约过了两个月，真正的盗窃犯落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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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槐树向南，下了围墙，于东沟的最南端，有一眼水井，唤做小井的就是，是村里唯一的饮用水源。每天清晨或傍晚，家家户户会来担水。水位离井口丈余，几乎不随季节有所增减，即是大旱之年，附近村里都断水了，小井的水一如当初。其他村子的人成群结队来此担水，相互放出话来，说有姑娘就嫁赶牛路，风水宝地啊！
有一年冬天，井台结了冰。一次我与子梅趴在井边照镜子，被父亲发现，狠命揍了一顿，罚两人跪在门外思过。天黑了，星星都出来了，我偷偷握住子梅的手，感到特别温暖。母亲不忍心了，让子梅先回家去，子梅竟不动。父亲没法，只好收回成命。
李子梅的父亲病死的那一年，村里一位美丽的少妇投了井。但没有死成。如果头朝下就会有危险，她是直着跳进去的，水才没到胸。救了上来，婆婆自然消停了许多。村里趁机把小井的水淘干，竟然发现了许多打火机钢笔之类的宝贝，让我等看热闹的孩子们好一阵开心。
具体时间实在不记得了，如果是李子梅的父亲病死的第二天，村里一位美丽的少妇投了井，可能就不是婆婆的事了。但最好别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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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旱季节，禾苗枯焦之时，会有老人在井边煮粥祈雨。选用上等的七七菜，加一点豆面，现在想来倒是美味，而且环保。当年每个人脸上都是菜色，看了这绿色的粥，胃口倒不怎么开。路过的人必须喝一碗，再磕过响头才能通过。不过，诚心总能感动天地，往往过不了几天，就会彤云密布，几声滚雷响过，就会扯下半天雨来。
有一年祈雨之后，粥还剩了半盆。支书突然有了冲动，集合当时村里的知青训话，让大家尝尝忆苦思甜的味道，别天天说自己的知青饭菜不香。结果知青一拥而上，几分钟不到，半盆粥一点不剩。那挑头的知青就对支书说，这等美味，与我们知青的伙食比好上天了，谢谢支书大人了。
支书铁青着脸，一甩手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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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谁还盼年啊？但那个年代孩子们还是盼的：至少会有一两顿水饺吃，家境好的还可以穿上一件新衣服。所以一进入腊月，小孩子就天天掰着指头算日子，整个村子也跟着喜庆起来。近年关，生产队里也没有多少活计了，队长就开始盘算杀年猪了。当时，杀年猪无疑是年前最期盼最向往最隆重的村级活动。不知形成于何时的惯例，无论平日里生活多么困顿、拮据，年尾村里总要杀上几头猪。伴着待宰之猪响彻全村的嗥叫，和抽刀之后猪脖子喷涌的血柱，一年一度的杀年猪活动，就进入了高潮。
一般是小年过后大约腊月二十五六的样子，自然先要村里的四仁掐算一个动刀吉日，然后，几个"年猪委员会"成员，挨家挨户查看"寻访"个头最大膘象最好的（那个年代，家家圈中都会养一二只猪）。接下来，自然是按既定流程迎猪、杀猪、分肉了。地点一律选在后场，就是后湾的西边。那时我村分前队后队，后场就是后队的队部。
那个杀猪现场也是孩子们的乐园，大家借机聚在一起，叽叽喳喳看热闹。猪血沿刀柄流下来，杀把子像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战役，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照例点烟的时候，发现打火机不见了。那个年代打火机是最高级的电器，也是一个男人身份的象征。他用带血的手指着我们：谁拿了？李京信站起来说，反正我没拿，我要回家吃饭了。结果没走几步，打火机就从他身上掉出来了，是不锈钢做的外壳，落地声音特别好听。众目睽睽之下，让李京信好不尴尬。千不该万不该，他的衣服口袋破了一个洞。
用来接猪血的二盆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还有杀猪用的篓子、草绳、挂钩、架子、烫猪毛的蜡等等，然后开水浇、开膛、整理下水，每家就可以分到一二斤猪肉，拿回家挂到门脸上，准备过年了。猪下水当年不如肉吃香，就用来犒劳杀猪的村干部了……
孩子们只有眼馋的份，便编了几句顺口溜，见了面就问，你知道什么是"四大红"吗？
关公的脸，杀猪的盆
大姑娘的裤衩，火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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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走亲戚，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期待。不仅穿好的吃好的，还可以借机跟不常见面的表兄弟们聚聚。对我来说，最期待的是亲戚家若有一两本书送我，那是最美不过了。一个远戚曾给了我一本繁体竖版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害得我那顿饭根本没有吃好，总惦记着早回家读。我的繁体字功底，就是当年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时连猜加蒙学的，直到今日，也依然记得那天踩着积雪回家的情形！
当时我村只有一部《三国演义》，是李增信的父亲买的。我去借，李增信说找不到了。我后来购书成癖，就是源于那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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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年集是孩子们心中另一个大事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那时，雪是一个腊月一个正月都不会化的，赶年集的人们从各个村里蜿蜒流出，在雪地里煞是好看。不时从集上传出的鞭炮声，让人们的步子变得更加轻快。记得有一年在拥挤的人群里，忽然碰到了李子梅，彼此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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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场有一个粉房，专门用来做粉条和粉皮的，一入冬这项活动就开始了。当时粉条和粉皮是过年待客的上等菜肴，猪肉粉条炖豆腐白菜、粉皮汆丸子，只想想就会流口水，平常是舍不得吃的。
因为工序复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这项工作。我之所以记得这项活动，是因为那些晾晒在高粱秸上的粉皮曾让我那么眼馋，将干未干之即，揭来一张，特别筋道。当然会有人看场，只有胆大的孩子才能乘其不备偷几张来，然后几个小伙伴们躲在柴草垛里美味一顿。
先将地瓜磨成糊子过滤制成淀粉，再加热制成粉芡，由壮汉捶击粉条漏子漏粉，从那翻滚的大锅里捞出粉皮粉条来，放到从后湾的冰窟窿里取出来的带冰碴的水中一浸，即可以挂在横木杆和高粱秸上，等着风干。
这个时候，小伙伴们总是有事没事从旁边走，解不了肚饥至少可以解解眼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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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宽智被村民公认的特点是老实，村中儿童都敢开他的玩笑。据说他去小井挑水回来的路上都会睡着，边走边睡，不仅水洒不出来，也不会走错家门。睡着了还会挑水走路吗，我倒是有点怀疑，但没敢证实。他的性子慢却是人神共知，有一次把一起锯木的二叔惹毛了，跳起来要跟他对命。
他对我们兄妹几个的教育法则是听之任之，倒是符合"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真传，算是环保到了家。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兄妹四人从没有红过脸。包产到户之后，邻居李大嘴一脚把父亲踹到沟里去了，嫌父亲动作太慢，这在我家是断然不可能的。即使大集体年代，我家的口粮每年都不够吃，这份捉襟见肘的日子里，我们也没有一丝怨言。
但母亲是快性子，这样两个人组合起来，不是怨偶才怪呢。他们的结合当然也是媒妁之言。认识之后，有一次在邻村看电影，父亲发现母亲也在人群里，便主动过去搭讪，母亲却没有理他。年轻的父亲估计脸上会发烧，但天黑没人发现。婚后父亲却是非常讷言，母亲一唠叨，他就躲出去了。许多年之后，父亲身体不好了，于病床上问母亲吃了吗？母亲还感动得哭了，说一辈子没这样问过，快死了还问什么问。父亲大限的前一天，多日不曾开口的父亲，忽然对母亲说了一句："行了，你不用再嫌弃我了！"
——这个细节让我非常难受，其实我们是非常爱他的，我后悔没有及时说出来。病重的时候，我给他换衣服，他怎么也不让。强迫脱掉，发现他衣服衬里有很多皮屑，口袋里还有皱巴巴的三百元钱。自知守护无望，便松开手说，你们都拿去吧！他可能明白，自己有钱也已经花不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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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子的父亲唯有一次手脚麻溜的时候，却让母亲记了仇，让我每一思及就忍俊不禁。当时地震的传闻很多，但四个孩子都是学龄阶段，夏夜仍然睡得很熟。忽然房子晃了一下，父亲腾得跳起来窜到院子里去了。母亲坐起来，看着我们四个小脑袋，登时就哭了，说老婆不管，炕上还有四个孩子呢。此后一直揭了父亲一辈子短，说地震的毛还没摸到，就你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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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母亲让父亲赶集买西红柿，因为入伏要吃西红柿面条，孩子们期待大半个夏天了，并再三叮嘱说集市东北角那家西红柿最好。中午全家人等着父亲回来，却空着手。母亲问：你买的西红柿呢？父亲说集市东北角没有卖西红柿的，东南角倒是有一家。是不是东北角那家今天没来赶集啊？
其实母亲的快性子，俺媳妇最有发言权，她说你妈一声呵斥，你家的狗都一个趔趄。言外之意，她这个媳妇当得多不容易。这个细节却是母亲自己说出来的。我们家的人胆小，养的狗怎么也这么胆小啊？
但慢性子的父亲和急性子的母亲，都没有打过我，一次邻居家的一只兔子丢了，问有没有跑到我家来，我就把自己家的一只捉住给了邻居，母亲从坡里干活回来，也只是独自流了一会泪算了。那个年代一只家兔可抵上全家一个月的开销。当时她一定认为她的儿子有些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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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村就在两条河联手滋养下，繁衍生息。虽是季节河，流水却长年不断。妇女在河边洗衣洗菜，洗衣时偶发现口袋里有毛票，便压在石下，却又常常忘掉。我们来捉虾，那毛票便成了意外之获。小河上游可供人们洗澡，白天是男人的，夜晚是女人的。晚上有人去偷听，白天就有了新闻。
夏日里常见牧鸭女撑船而过，结冰季节就成了孩子们的天下。近岸地方常有小鱼冻在冰中，标本一般醒目，破冰取下竟仍能活转来，尾一摆一摆。也许死过一回，才更感到生之美丽。
前河明丽多姿，好像占据了较多的阳光。两岸绿树成阴，鸟声也特别婉转，并且流经一果园，更多了诗情画意。后河就阴凉深沉，但有小桥。前者多沙，后者多泥，而且有些妖气，妇女也就不肯多来洗衣。后河流经的一个水湾，我们叫后湾，就在学校后面，水很深，家人一般不允许孩子们去那边玩。结冰季节，孩子们在后湾的冰面上打陀螺，倒是无关宏旨，那时天气冷，冰的厚度超过了一米，整个后湾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没有比这更好的去处了。
我们村就在两条河的联手滋养下，繁衍生息，一代一代。河边就有许多故事发生。我出生那年，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投了村后那条河（投河女我是听说，投井女我是亲见，二者不是一回事）。听说多年以后，每到月朗星稀，人们还能听到她在河边哭。至于许多飞短流长，自然是洗衣妇在河边加工并批发给长舌妇的。
每年仲夏，总有几天洪荒，河水滚滚东去，站在河边能感到地在抖动，村中有线广播一遍遍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我们披着雨衣，在雨中走来走去，却都不敢到河边去。胆大的人们就从河中捞出许多物什，有木头也有死人。没过几天，洪水就过去了，小河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平静得像庄稼人手上的日子，不起一点波澜。
于是小河又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每天放学后总在河边流连。那水虽清却不见底，一步步走下去，又刺激又害怕。到下游就十分开阔了，且有许多芦苇，一不小心就划破脚。后来下游修了水库。水浅的时候，人们便去抓鱼，抢一般。我替父亲拿着鱼篓，往往很有收获，一次竟抓了一条十几斤的呢。
水库的堤坝上用石灰写着"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曾引起一种颤栗般的触动。那是一个毒日头的中午，我路过那儿，在阳光下看那字，附近一个人也没有，忽觉人生那么美好，竟呆了一般。我相信那是我心灵的第一次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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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虽然穷困，但村里总有几个嗜酒的人。李增信就是一个。他的鼻子特别灵，村里走走，谁家温了酒，他一下子就嗅到了。有一次他给中风的来智叔理发，竟然吃了三顿酒才理完。李增信的聪明也是有目共睹的，是我村第一个有发明专利的。他发明的五彩大姜遮阳膜还真是挺实用的，但由于经济的原因，这个项目没有被推广。农闲的时候，他还对许多农用机械做过改进，家中也安装了煎饼加工机，平常给老少爷们演示一下，但没怎么挣钱。几乎所有的农村营生他都做过，如做豆腐、磨糊摊煎饼、修鞋、理发，甚至卜卦，但都未臻佳境。看到许多后起之秀，心情就有些不爽，但终究是酒害了他，刚过五十就去世了。死前自己先看好了墓地，对家人交代了后事，心有不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心有不甘其实是不舍，是舍不得他那漂亮的女儿，儿子当兵提了干，倒是不用他操心了。女儿艺校毕业，要模样有模样，要才智有才智，但总是遇人不淑，老大不小才结了婚。在艺校读书时，还时常来我家玩，有时跟同学玩疯了，赶不上回学校的车，我还给她打掩护。毕业后去北京发展过一段时间，偶尔回潍坊，还让我给她找对象，说年龄大点也可以。想不到，没过几年，家中变故若此。
不过，我村嗜酒达到境界的不是他，而是木二爷。实在看不惯父亲的醉酒模样，他的小女儿我得叫她小姑直接在酒壶里撒了一泡尿，木二爷舌头硬得愣是没有品出差别来。这一点与高密的红高粱酒有得一拼，想当初九儿的儿子在酒缸里撒了尿，那三十里红才出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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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村也是出过大人物的。世仁的叔就在南京做了大官，据说是国民政府的税务长官。蒋介石去台之前，曾派手下千里迢迢来赶牛路搬他的父亲，当然是半夜进村的，一是瞒着他的原配夫人五奶奶，二是怕惊动了村民自卫队。但他的父亲却是宁死不离村，那些化装的国民党兵，遂捆了塞进轿中向村外急驰。
那老爷子何其了得，于轿中破口大骂，引起村中众犬狂吠。警觉的自卫队遂与国民党兵接了火。混战中，老爷子被击毙。小脚的五奶奶早吓得在床上尿了。后五奶奶孤苦一生，文革中倒也未受到冲击，看来村民心中还是有杆秤的。
若许年后才知道，那老爷子是被国民党兵击毙的。老爷子死了，国民党兵才有了撤退的理由，否则怎么回去交代啊。前面说的我村的油坊，其实就是世仁家的，解放后充了公。
我村也不乏豪侠之士。还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架票时有发生。首富八辛自然成为架票者首选，一次竟然得手，架着八辛向村外急走。出我家小胡同不远就是村的围墙，围墙外是树林。想不到就在我家门前，架票者遇到了我的邻居郝君——非姓郝，大家这么叫而已——也是年轻气盛，赤手空拳与歹徒搏斗起来。几招过后，习过武的郝君已经撂倒了两三个歹徒。为首的一个遂拔出土枪，向郝君开了一枪。枪声一响，自然惊动了村民，歹徒如何敢恋战，借势退去了。结果是郝君折了一条腿，但也把八辛救下了。因为折了一条腿，所有郝君就有了一个绰号叫做好腿，村民的幽默细胞由此略见一斑。后郝君参加了革命，一直在外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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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牛路的淳朴村风从谢天谢地两兄弟身上表现特别明显。这兄弟俩是逃荒来到我村的，但比王华一家晚好多年。当时全国都在发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运动呢，有几家能够填饱肚子啊！但村民还是收留了他们，并于围墙外西南泉子那边筑一茅屋让兄弟俩居住。王华去了东北之后，谢天谢地是我村唯一的外姓。两兄弟手脚勤快，与村里人均相处得好，只是到了婚龄，却没有一个女子愿意嫁给他们。这种无亲无故的背景，让村里每个人心里划横。
到了七十年代，兄弟俩都快四十了，他们也认了。却忽然从他们的屋里传出了女人的哭声。原来一个逃荒的女人被兄弟俩收留了，很快就生了一串孩子，一个赛一个漂亮。村里人见到谢天婶就打趣，说女儿这么漂亮，到底随谁啊？渐渐地，有的后生就更加大胆，说昨天晚上谁在你身上啊？谢天婶说是谢地，后生又问谢天呢？谢天睡着了个屁。谢天婶响亮的回答，随即换来大家伙一阵开心的笑声。
其实谢天婶并不傻。那个年代每年总有一段时间青黄不接，谢天婶常去坡里偷玉米，是青的还没熟，但总可以填填肚子。有一次正巧被看坡的生产队长发现抓个正着。那还了得，偷生产队的东西，多大的罪名啊！谢天婶不慌不忙就把裤子褪下来了。队长一见，立马用手捂住眼睛，连说我没看见，我什么也没看见，然后像兔子一样逃出了玉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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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人定胜天是最高指示。久不下雨，除了村民自发地祈雨，镇上还会人工降雨，不过倒是记不清起作用了没有。但孩子们有时可以捡到弹壳，倒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有一次挖野菜时就捡到了一只，不过不是弹壳，而是哑弹，有二三十厘米长，沉甸甸的，那金黄的颜色惹得小伙伴们眼睛贼亮。若在今天，父母绝不会让孩子把炮弹带回家的，但那时要么父母不懂要么没看见，任由我用锤子把弹头敲了下来，倒出了满满一碗火药来。我拿出一小撮放在地上，用火柴一点，呼的一声，连点渣子也没留下。倘用锤子敲的过程中发生意外，我的小命肯定呜呼了。这还没完呢，火药倒出来了，引药还在，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便把子弹壳倒立在地上，用锤子和钉子敲击底火部分，只听轰的一声，溅起的泥土糊满了脸，耳朵也半天听不见声音，父母从屋里冲出来，吓得脸都白了。
这算是我与死神的一次亲密接触，让我暗自庆幸了许多天。如果不是先把弹体的火药倒了出来，而是先引爆了底火会是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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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有许多闯关东的，我村当然也不例外。但东北人生地不熟的，每每还回到故乡来说媳妇。一小伙子说自己是司机，回来三天就领着媳妇回了东北。那时司机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当时我连拖拉机都没有见过的你想想，上学之后才从语文课本上第一次见到。那扎着白毛巾的女拖拉机手，当时让我多么艳羡，心想将来能有这么个媳妇就好了。我村那个小伙子领着新媳妇坐了三天火车，到了东北，那小媳妇才弄明白，原来小伙子是拉爬犁的。不过那媳妇也认了，好歹拉爬犁也与司机搭点边。这也证明老槐树底真是养人的地方，从那里走出去的人就比一般人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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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哪些，那些嫁到我村的媳妇们也好生了得，据说喝了赶牛路的水朝巴也会变才子。前面提到李增信好酒，但媳妇却很有大家闺秀气质，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段有身段。李增信总是因酒误了农活，媳妇也渐渐泼辣起来。麦收季节，脱了粒的麦子要立马晒干收仓，万一来了连阴雨，一年心血付之东流。晒麦需要看场，怕人偷是一方面，还要时不时地翻一下，这样麦子容易晒干，而且充分吸收了阳光，磨出的面粉就会香很多。
李增信媳妇心疼自己的老公，这个看场翻麦的活就让老公做，自己整地种玉米去了。但老公树荫里一觉睡到日落西山，媳妇下地回来还没醒。媳妇揣醒老公："不是让你翻妻子吗，你翻了吗？"李增信说："翻了！翻了好几遍呢！"媳妇立时就哭了，说老公撒谎。老公赌天咒地，就说翻了好几遍。
媳妇杏眼圆睁，拽着李增信的耳朵，指着麦子说："放你妈的屁，你睁开狗眼看看，我在麦子上写着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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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小学生要经常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估计是写在教学大纲里的。比如割麦季节，我们小学生就是跟着社员（那时叫社员，不叫村民）后面拾麦穗，有一首歌叫做《我是公社小社员》，里面的歌词是这样的：
我是公社小社员来，
手拿小镰刀呀，身背小竹篮来。
放学以后去劳动，
割草积肥拾麦穗……
不过像拾麦穗这样的活儿，一般是乐楚多于苦楚的，比背书要好得多。比较累的是掰烟叶和上烟叶，手上满是黑黑的烟油子，洗的时候要使劲用指甲抠。并且掰烟叶都是和着露水掰的，衣服不仅要全湿透，而且上面沾满了密密麻麻的蚜虫。烤烟是技术活，没有我们小孩子的份。但时常会有火灾，远远看着红光满天，社员们从坡里赶回来，提着大桶小桶，一拥而上，但当时那个条件，自然是一年的收成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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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开春时分，刚刚结束冬眠的蟾蜍们，就会懒洋洋地爬出洞来。有一次弟弟抓了一蛇皮袋子，与他的同党宰杀了半天。记得刚剥了皮的蟾蜍，细细的肉，但没有血，仍可以在地上爬。宰好洗净放一只大坛子里，母亲正好摊完煎饼，就把那坛子埋进烧过的草木灰里，傍晚取出来。母亲连看也不敢看，当然也没有什么佐料。但一掀开盖着的荷叶，立时一股清香洇出来。迄今过去了四十多年，那个香味还留着。
我是略有自闭的孩子，常一个人到后河的上游玩。一天早晨，我在河边的树林里竟然抓了一书包的"节流龟".那时"节流龟"的做法比较单一，就是直接扔到咸菜缸里，腌咸了用油一炒就是上等菜肴。胆大的孩子，会在晚上于林中生一堆火，然后去踹那些高高的树，利用知了的向光性进行诱杀。那知了于梦中被惊醒，纷纷向那火堆飞去，自然收获大大的有。
我村一个本家，比我小三岁，全村就他一个人敢吃蝌蚪。那个年月，一年到头，难见荤腥，他可以把蝌蚪做成汤，全家人吃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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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仁因为说媒有功，到哪村去也是贵客，若在集上碰到，总有人拖他去吃酒，当然是家中有男孩的，尤其是成分不好的人家。这种出生就标了签的，即使长得像严伟才（《奇袭白虎团》中的男一号，当时我村长得最漂亮的小凤，就是谢天的大闺女，还因之得了相思病呢），也很少有姑娘肯嫁。在这个社会大背景下，你想想四仁能不吃香？
后来四仁就上瘾了，有时会凭空造出一个大闺女来，说某村谁家的女儿那个好啊，男方便请了四仁好几次酒，催着赶快见面。实在不能推托了，四仁就觍着脸拖着本村的八爷去喝酒，路上才面授机宜，原来让八爷扮演女方的家长，一是蹭顿酒喝，二是借机辞了，说闺女自己有了相好的云云。
如此炮制者三，就露馅了，相互一见面，那扮演者竟与男方家认识。男方家长问："他兄弟啊，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个女儿啊？"下面的情节有劳读者想像，在下就不聒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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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闲季节生产队要组织修大寨田，有时以村为单位，有时几个村合在一起。除了修大寨田，还修水渠建水库，牟山水库就是当时建的。推的是独轮车，吃的是地瓜干，竟然做了这么大的工程，并且一直用到今天。当然这是大人们干的活，但有一项活计却是专门学生来做的，就是挖祖坟。由老师领着，专找那些古旧的坟开刀，自有一种探险的乐趣。多数的坟墓打开，只有白白的骨，或有几盏锡壶锡灯之类的随葬品，并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传说我村道光年间出过状元，我看未必。
许戈辉2001年在《名人面对面》中对莫言有个访问。许问："日渐式微的文学对于这个时代到底有什么意义？"莫答："的确，文学不是粮食棉花，没吃没穿我们这个社会就乱套了。文学就像头发，很多人即使是大秃瓢也能健康地活着，只是个美观问题。不过你看那挖出的上千年的古墓，连骨头都成泥土了，唯一存下来的是头发……"
我证明，莫言说的一点没错，每个坟墓打开，除了白骨就是头发。一次老师挑起胯骨上面的毛说是个女的，我愣是没看出来。
当然挖祖坟不全是破四旧的原因，更有实用的功利在焉，即用祖坟中的砖砌成桌蹲，用未腐烂的棺木横在上面做成课桌。我的小学生涯就是在这样的教室里度过的，即使夏天，趴在课桌上也森森的凉。只是不知道我用的课桌是哪家大家闺秀的棺木，而且一定是识文断字的，有了她的保佑，自然我很快就成了村里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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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习成绩没的说，但舌头却是出奇的笨。一次去地里挖野菜，一时控制不住，拔了邻村的两株花生。本来说两句好话就完事的，可我实在想不出好听的话来，只是一个劲地跟看坡的人说："大爷，饶了我吧。大爷，饶了我吧。"我一喊大爷，他就骂我，直到母亲出面才把我领回了家。
母亲说，他还没结婚，应该叫大哥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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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才知道，嘴笨在我村是有传统的，除了李京信。或者说李京信的死，就是因为太聪明了。记得小时候，别人说他调皮，回家不会挨揍啊？他就说："我是蝈蝈腚上一根毛！"言外之意是独苗，父亲舍不得。
李京信死了之后，赶牛路村全剩下拙口笨舌的人了。当年我抱着满月的女儿回村，邻居李大嘴的媳妇远远地跟我打招呼："生了？"我说："生了。""随谁？"我说："随我。"
李大嘴的媳妇便由衷地安慰我说："没事，长长就好了。"
后来酒桌上碰到李大嘴，李大嘴说："俺媳妇那个人啊，说话一点也不会拐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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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我这个人其实是做不了坏事的，如偷瓜落枣之类，无论多少人结伴同去，被捉的总是我。所以对于有组织的革命活动，我一般是被安排为哨兵，或者放在佯攻的位置上。其实村民对孩子偷苹果之类，并不是很在意，瓜果李子枣，见了下口咬，俗语就是这么说的。但全村就那么一个苹果园，村长仍然安排了两三个老人护园。西瓜或脆瓜也种得也不多，一般会在地里盖两间草棚，也有两三个老人守着。
四仁有一个远房弟弟叫英仁，在调兵遣将方面有着非常高的天赋。偷瓜他会安排小伙伴跟护园老人聊天，以掩护同伴。偷苹果就更刺激一些，他让伙伴们先把裤腿扎起来，苹果直接塞进裤裆会方便很多。然后有人在果园周围故意弄出些动静，其他人员借机迅速潜入到果园中心区域，最好是看园屋的四周，这些地方的苹果又大又甜，而且安全，看园老人中了调虎离山计，早已经到园的周围巡视去了。
一次英仁从果园出来，就开始跳着走路，原来他把一只八角毛子（刺蛾的幼虫）也一起装到裤裆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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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后园，比鲁迅的百草园差不了多少。我村唯一的一株花椒树就长在我家后园里，比我高出许多，婶子大娘常来我家讨花椒叶。院里柿子树，后园花椒树，非常符合风水学原理。后来柿子树又引来了一窝蜜蜂，父亲无师自通，照着一本书，把这窝蜜蜂作了收编，制蜜制蜡，一直陪伴了三四年。所以婶子大娘除了来讨花椒叶，也会讨蜂蜜蜂蜡做药引子。
那时翻盖房屋是生产队里统一规划的，材料、人工都是生产队安排，家中只负责管饭。我七八岁那年，轮到我家翻盖房子，但那次翻盖房子让我家失去了花椒和蜂蜜，那棵柿子树倒是还在。
虽然只负责管饭，也是很不容易的事，诸如上梁这些重要的时刻，就要吃面条。当时只在春节期间可以吃两顿水饺，吃面条算是非常隆重了。只有劳力才能吃，孩子是没有份的。后来母亲说，上梁那天，母亲在给他们盛面条时，有一段面条掉到了锅台上，我马上捡起来塞进了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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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虽然贫苦，但我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是将来会有很多的书。曾与邻村的一个同学商量着各写一部小说，交换提纲时才发现都选择了反特题材。我后来一直从事文字工作，总是感觉与这段童年生活有关。女儿五年级的时候，曾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梦想，就是要在《儿童文学》上发表一篇文章。我一看就呆住了，这份源于血脉的传承让我对生命心生敬畏。当然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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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仁家老二是我同学，叫李云智，经常到我家借咸菜吃。我母亲腌咸菜比较环保，雨水和鸟粪都是极好的佐料，腌出的咸菜口味独特，李云智拨开浮在咸菜缸表层蠕动的蛆，捞出一只茄子妞，一口咬掉半拉，味道美极了。
家境殷实的李大嘴买了扑克，我与云智馋得流水。四仁说媒倒不缺酒喝，但也是捉襟见肘的主，给儿子买扑克，门都没有。好在我与云智的智商都不低，就把旧的作业本裁成扑克大小，用铅笔画了一副，玩得也很起劲。
豌豆结荚的时候，我与李云智只顾着美味了，躲在豌豆地里一阵猛吃，那鲜嫩的豌豆流着香甜的汁液，让瘪瘪的肚子好一阵舒服。那时还没有包产到户，庄稼都是集体的，若被人发现偷吃生产队里的豌豆荚，罪名肯定不小。我们潜伏着吃完，趁没人的时候溜出豌豆地，径自回家了。回家才发现，那副手绘的扑克不见了，无疑是丢在豌豆地里了，立时吓出一身冷汗。谁还敢大张旗鼓地去找？于是天天像老鼠一样在家里等着东窗事发呢。
那副扑克真的被人捡去了，是支书家的女儿，也是我同学。但她没有向父亲报告，路上碰到我，只是说你们怎么那么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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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我是十岁上的学。当时父母只顾参加社会主义劳动，根本没想到上学的事。想到的时候，我已经快九岁了。正赶上学制改革，因为没有校舍，又集体留了一级。当时也没有家长跳出来讨个说法什么的，大家都认为留级留得有理，没有教室，总不能露天上课吧？这五六年的小学生涯十分混乱，老师就不知换过多少，多是代课老师，由生产队指定，支书认为谁可以做老师，就可以去做几天。李学义老师是最有责任心的一个。有一次我拿着自己的作文给他看，他正在吃饭，便放下碗，说作文要注意细节，而且要真实。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昨夜刚落过雨，树叶上尚挂着水滴",一个是"月亮高了，树影短了".
我还不是班里年龄最大的，支书的女儿就比我大一岁，也是我村第一个穿裙子的。正赶上六一，她竟然穿着裙子上讲台唱了一首歌。前排的男生趴下身子看了，才悄然大悟，说裙子里面是什么也不穿的，得多凉快啊！
李子梅被她二叔接走之后，支书的女儿便做了我的同桌。由于那副扑克的关系，自己对女生忽然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但还没有来得及表达，生产队忽然引进了一个养蚕项目，女生几乎全体休学做了养蚕工，弄得我好不失落。蚕上山季节，食叶量骤增，学校便安排学生参与，倒是借机与支书的女儿又有了进一步的交集，那时她越发出落得好看。
有一次到外村看电影，我把她放在蚕室的一件红色的确良衬衫揣进兜里带着她，怕她晚上冷。她接过去，似乎有些怪我多事。那是我第一次跟女生交往，夜幕下估计没人看到我脸上发烧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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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负责养蚕项目的技术员叫曹怡年，我的那帮女同学就天天跟在他的屁股后边。但曹技术员的名字渐渐让人叫歪了，有时他母亲来看儿子，女生们就说"曹他娘"来了。想想老曹家当初起名时费的心血，宁不让人抓狂。不过并没有影响曹技术员的仕途，不久他就回到镇上做了领导。
做了镇领导，说媒的就多了。不久就敲实了对象，心里不免有些意满志得，酒桌上免不了先自谦。别人问曰："定了吗？"小曹领导答："定了。""谁啊？"小曹领导谦曰："你们学校那个最丑的。"想不到对方脱口而出："教务处的小王啊！"惊得小曹领导半天没接上话，使劲咽了一口唾沫，才说："你小子猜得真准！"那小子赶紧喝了一大杯酒，讪讪地提前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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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就到外地读中学去了，并且开始写日记，感到自己内心有些东西要写出来才好。但读了大学，就把这几年的日记烧掉了。初三那年，班主任曾送给我一本讲男女同学如何交往的书，让我十分感激。直到班里最漂亮的女同学嫁给了班主任之后，我才明白过来，当初班主任先生送我那本书，实有深意在焉。可惜我那时情窦未开，什么也不懂。
那段时间，我第一次有了一种成人感，对家道艰辛有了切肤之痛。并且第一次有了朋友，有了叫做友谊的东西，第一次因为分别体会了忧伤。
周末回家拿干粮的时候，就特别希望碰到支书的女儿，哪怕只是打个照面，心里也会很满足。经常呆呆地站在老槐树底下，那样热切地想一个人，这种体验是第一次。那时我想日子会一直这样波澜不惊地过下去的，等我大学毕业了，就回来娶她，然后生一窝孩子，生活特么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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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槐树却忽然被砍倒了。那个周末回到家，忽然感到少了什么，才知道老槐树不见了。有人承包了油坊，老槐树遂作了烧柴。老槐树烧光之后，自然油坊也倒闭了。据说老槐树砍倒的当晚，树茬流了一地的红色汁液，像极了老槐树的血。过了两三年，青云山开发大量征收古木，特派人来村里询问，出价在当时亦是天文数字，差不多是油坊那些年来的利润总和。
老槐树被砍倒之后，我的童年一下子就结束了，结束得奇怪而且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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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瑞，潍坊市奎文区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化出版社潍坊地区特约编审，山东省知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毕业于武汉海军工程大学，频繁调防于上海、青岛、舟山、湛江、大连、三亚等地，多次赴南沙参加战略值勤，上过前线，后供职于大连舰艇学院教务部，少校军衔。1998年退出现役，专事文化创意工作。著有《潍坊市校园文化研究》《中学日记》《第二故乡》《生如夏花》《融雪煮茶》《岁月如歌》等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