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和春秋早期的东方大国纪国
作者：李沣
在一些史学家和人们的传统观念中，西周和春秋时东方的大国是齐国，而纪国只是个无名小国。视纪国为东方的一无名小国，这是对这段历史的一个误解。在西周和春秋早期，东方的齐、鲁、纪，可以说是三足鼎立。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齐和纪，是旗鼓相当，而且在某些时间段，纪国比齐国还显得更为强势。齐国的强势，齐、纪力量的失衡，始自齐襄公，而齐国的强盛、强大，并成为诸侯霸主，是从齐桓公用管仲为相，进行一系列改革后出现的。
一、纪国的疆域和势力范围
1、纪国都城
史载，纪国都剧。《通志·都邑略·周诸侯都》："纪，都纪，迁于剧。剧在青邱，临朐县东，寿光（东寿光）县西。亦名纪，音讹为剧。"《括地志》："故剧城，在青州寿光县西南三十一里，故纪国城也。"剧，是纪国被齐灭掉以后的称谓。《水经注疏》曰："《春秋·庄公四年》，纪侯不能下齐，以与弟季，大去其国，违齐难也。后改曰剧。"
文献上有淄川国之剧和北海郡之剧的区别和变迁，但实际勘察其地理方位，寿光县东南三十里的剧，昌乐县西北的剧，西去齐城九十七里的剧，基本上是在一个位置，即现今寿光县的纪台镇。
《续汉志》云："剧有纪亭，故纪国".《水经注疏》云："城之北侧有故台".纪台，距今已两千多年，现基本完好。按此说，今寿光纪台镇，即古纪国所在。纪侯钟出自纪台镇，"纪侯钟，清乾隆年间山东寿光人得于县城南二十五里纪侯台下。""铭：‘已侯虎作宝钟’三行六字"（贾效孔主编《寿光考古与文物》，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着名金石学家、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在《山东古国考》一书中也说："已侯钟出寿光纪侯台下，已侯簋也出于寿光，证明是纪国故都所在，无可疑的。"（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第176页，齐鲁书社，1983年版）依据历史文献记载，今寿光纪台镇为纪国都城没有多少争议。
2、纪国疆域或曰势力范围
《水经注·巨洋水》："巨洋水又东北迳剧县故城西，古纪国也。"纪国的核心区域，大体与现在的寿光市重叠。
《左传·隐公元年》载："纪人伐夷"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72年。八月，纪人伐夷，《释例·土地名》："夷国在城阳壮武县",即今即墨西。夷国距纪国将近三百里，纪远征夷国，说明这时纪国还处在强势阶段，也说明纪国的势力已延伸至半岛的东端。
要弄清纪国的疆域或势力范围，还需要弄清"邑"和"附庸"这两个概念：
"邑",也就是"采邑".在西周分封的诸候中，其爵位分公、候、伯、子男五级。受封的各级诸侯国，在其所封地内，同样把一些封地赏给其亲属或对他有功的扈从，这些封地称为采邑，或曰邑。邑从属于国。
周初，是在众多古代小国的基础上进行分封的。周分封了一些大的宗主国，与这些大的宗主国有一定关系的小国，就附属在这些大的宗主国之下，成为这些大的宗主国的附庸。《孟子·万章篇》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附庸也就是因国小势弱，不能与天子沟通，在周王朝那里挂不上号，只能依附于某诸侯国的小国。
关于纪国的邑，《左传·庄元年》："齐师迁纪郱、鄑、郚。"根据春秋经传的记载和经学家们的研究判断，春秋时纪国的邑有纪郚、纪郱、纪鄑、纪鄣、纪酅等。阝在右为邑，从这些字的偏傍就可以看出，这些小国均是纪国的邑。有的文献中也称这些小国是纪国的附庸。
鄣，或曰纪鄣，《左传·昭十九年》："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鄣。"纪鄣是是纪国最初的封地，在今日照市岚山安东卫。纪国由纪鄣迁移到北海寿光后，纪鄣成为纪国的附庸。
酅，或曰纪酅，纪国附庸，纪候弟纪季的封地。酅城，齐灭纪后改为安平城，在今临淄区皇城乡，西距齐国故城临淄三、四公里。纪酅是纪国的西界，但他已深入齐国的腹地。周初如此分封，不知武王、周公的初衷是什么。
郱，或曰纪郱，杜预注："纪邑，在东莞临朐县东南。"《春秋大事表》载：应劭曰一作骈，后为齐大夫伯氏邑，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即此。今在青州府临朐县东南。
鄑，或曰纪鄑。杜预注："纪邑，都昌县西有訾城。"今在潍坊市昌邑县西北三十里。
郚，或曰纪郚。杜预注："纪邑，朱虚县东南有郚城。"顾东高注："晋朱虚县在临朐县东六十里。""今青州府安丘县西南六十里有郚山，四面险绝，其上宽平，约数百里，有古城遗址，即郚城也。"郚城的地望，杜说在朱虚县东南，顾说在安丘县西南，两人的坐标定位不同，但实际上说的是一个地方，即今安丘县西，临朐县东，现属昌乐县的郚城故地。该地区现有鄌郚镇和北鄌郚乡，说明这里是古郚国或古郚城的所在地。
上述五个小国，《左传》中明确标明是纪的附庸。还有几个小国，《左传》中虽然没有直接标明是纪的附庸，但后来经史学家研究和注释中，认为他也是纪的附庸，例如浮来和黄：
浮来，《左传》隐公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来。"杜预注：浮来，"纪邑，东莞县北有邳乡，邳乡西有公来山，号邳来闲。"顾注："今沂州府蒙阴县西北有浮来山，与莒州接界。"现莒县城西数公里有浮来山镇，恐怕就是浮来当年的遗址。
黄，《左传》：桓公"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会齐侯、纪侯，盟于黄。"对于黄的地望有多种解释，一在河南潢川西，一在淄川镇东北，一在黄县。《路史》曰："登州府之黄县东南有古黄城，本纪邑，后入齐。"按《路史》的说法，黄也是纪的附庸。
如果把纪国的这些邑或曰附庸标示在今山东地图上，可以看出，纪国的版图或曰势力范围，几乎涵盖了今山东的潍坊、临沂、日照、烟台，亦即半个山东半岛。尽管不能以点代面，但纪鄣、浮来和黄的存在，标明纪国与这些地区有密切的联系，并在这些地区有很大的政治影响。这一事实说明，在西周和春秋早期，纪国的势力范围很大。
关于纪国疆域之大，着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说："这样看来，纪国的疆域是很大的。现在纪国青铜器出于烟台、莱阳，烟台出纪侯之弟的器物，莱阳出纪侯命小臣掌管的用器，证明这些地方均在纪国境内。通行历史地图把山东半岛大部标为莱夷，是不对的。"（李学勤：《试论山东新出青铜器的意义》，《文物》1983年第12期）
李学勤先生还说："纪侯器从寿光到莱阳直到烟台等地都有发现，足见纪国统辖的范围之大。就重要性看，纪国不如齐国，但纪国的领域之大够得上齐国。纪国所辖的这个范围，在考古学上大概可以由珍珠门文化来概括。"（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第20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旅美学者李峰在《西周的灭亡》一书中说："另一个与周向东扩张有关联的较重要诸侯国是纪国。纪国（金文作己）最初离齐国不远，坐落在寿光，早在十九世纪早期，那里就发现了己侯钟。不过近来与纪相关的器物似乎集中于胶东半岛的东部。1969年，烟台上夼村发现了两件分别由己华父和（己其）侯的一位兄弟铸造的西周晚期铜器，一并出土的还有其它七件铜器，证明了（己其）和己实是同一个诸侯国。随后在1974年，位于胶东半岛丘陵地带中心的莱阳也发现了一件由己侯铸造的当地风格的壶，一被发现的还有另外六件具有明显西周晚期特征的铜器。其后在同一个地点进行的连续发掘又揭示了五座墓葬及一座车马坑，有趣的是，在这个地点还发现了一件西周中期铜器盉的陶仿制品，上面刻有十四个字。另外，在1951年，黄县发现了一套由己侯子■父多面手铸造成的4件盨，以及另外两件由己侯为其女制作的媵器。由己国成员铸造的有铭文铜器在黄县、烟台和莱阳这三个地区的发现清楚地揭示了西周晚期己国政权的一个三角形活动区域。其中莱阳的发现尤为重要，说明己的势力不仅包括北部沿海地区，而且能够渗入传统上认为是东夷占据半岛南半部的复杂地形中去。基于这些发现，一些学者以为己国占据着大面积的地理版图，其西部的寿光一直延伸到东部的烟台。"（李峰：《西周的灭亡》第357~3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齐国的疆域
西周和春秋早期的齐国版图，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有两个坐标点非常重要，由此可大致勾画出齐国疆域的轮廓。这两坐标点一个是东面的纪酅，一个是西的谭国。
纪酅，纪邑。杜预注："在齐国东安平县。"《水经注》云："女水东北流迳东安平县故城南，城，故酅亭也。"《史记·正义》云：东安平"在青州临淄县东，古纪国之酅邑。"顾祖禹曰："今临淄县东十九里。"钱坫作十里。
临淄，齐国都城，在齐国都城东十里或十九里，就是纪国的版图纪酅。因此可以以东安平为坐标点，画一条南北直线，这也就是齐国大致的东界。因此，叶圭绶在《续山东考古录》中对齐的东界做了如下的描绘：他说："春秋初，齐之东境不逾百里，知者其正东十许里纪酅也，其东稍南数十里纪都城（纪台）也，其东南数十里或百里，纪之郱、郚等邑也，是纪国地环列齐之东境，至少历历可指。"（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第404 ~405页）叶圭绶在这里是以临淄为基点，计算到纪郱、纪郚的距离。如果按照上面说的以东安平为基点画一条南北直线的话，这条直线也就是齐国与纪国的边界线。而这条边界线在齐国国都临淄东十数里。
西面是谭国。《左传·庄十年》："冬十月，齐师灭谭。谭子奔莒。"也就是"纪侯大去其国"六年后，齐师灭谭。这时齐襄公已死，由齐桓公继位。
关于谭国地望，杜预解："在济南平陵县西南。"《汇篡》："今济南历城县东南七十里有谭城。"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谭国故城在（历城）东八十里。又名有城。"王汝涛点注《续山东考古录》："谭国，遗址在今济南市章丘县驻地明水镇西16公里，齐济青公路北侧，今称城子崖遗址。"（王汝涛：《点注续山东考古录》第26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因此，直到齐桓公时，齐国的西界，在今章丘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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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和春秋早期的东方大国纪国》之二
————齐、鲁、纪及与周王室的错综复杂关系
西周和春秋早期的诸侯国，还不具有完全的政治独立性。《诗经·小雅·北山篇》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和属民，为周王所有，诸侯只是代管。所以天子授土授民于诸侯，是封建诸侯的重要仪式。另外，诸侯的卿大夫，诸侯自己不能决定，而必须由周王派遣、任命，即《礼记？王制》说的："大国之卿皆命于天子".因此判断这个时期诸侯的强大与否？或者说他的政治地位如何？除去看他的土地和人口多少这些要素外，还要看他与周王室的关系如何。对西周和春秋早期的齐国，史书笼统地、正面地肯定和叙述较多，对其一些反面的、细节性的内容，基本上忽略了。本文就这类内容，做一些考证和概述，用以说明西周和春秋早期，齐国在政治上被王室边缘化。
在伐纣灭商的政治变革中，姜太公功勋卓着，就如司马迁在《史记》里说的："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於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於营丘，曰齐";周成王少时，"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这样笼统地概述齐国历史，给人的印象就是齐国从齐太公开始，就是周朝的元勋和顶梁柱，是有周一代的最主要封国，最得力的屏障。历史的真实不完全是这样，下面从四个方面考辩：
一、周公摄政时的齐太公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周的强大和周灭商，"太公之谋计居多".太公之谋，多为阴谋，如《史记》说的："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太公是阴谋论的鼻祖，太公的阴谋论是把双刃剑，在灭商立周时，它是文王、武王的利器；在武王崩成王幼时的权力纷争中，太公的阴谋论很可能就是祸乱之源。因为太公不仅是位"谋士",而且还有极强的政治参预和操纵欲望，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商时，太公事纣（殷王）"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周文王）。"（《史记·齐太公世家》）"吕望鼓刀在列肆，文王亲往问亡。吕望对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国。’"（《楚辞·正问》王逸注）说明太公有强烈的政治偏好，千方百计参预政治。
1、太公、召公的"缪卜"与周公的"金縢"之书
灭亡商纣的第二年，武王得了大病，在这紧要的政治关头，太公、召公的思虑和表现，与周公截然不同。
《尚书·金縢》载："既克商二年，（武）王有疾，弗豫。二公（太公、召公）曰：‘我其为王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克商后的第二年，天下还处在混乱动荡中，这时武王有疾，群臣恐惧，在这紧要关头，武王的三公（周公、太公、召公）应该共同商讨对策。但二公曰："我其为王缪卜",而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并设坛祝告先王，把请求先王让自身替代武王死的祝册放在"金縢之匮"中。这明显表明周公与"二公"在对待武王疾的问题上出现了裂痕。
2、对周公摄政的质疑和反对
《史记·封禅书》载："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史记·鲁周公世家》载："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但很多资料显示，周公不仅是摄政，而且是"摄政君天下"、"摄天子之位",即"摄政称王".因为在这王权变故、动荡险恶的政治形势下，只有用王权、王威，才能驾驭左右全局，如杨宽先生说的："这时周公出来摄政，而且称王，是十分必要的。不称王，不足以号令诸侯以及周的所有贵族。"①但对周公摄政，或摄政称王，首先公开出面质疑反对的是燕召公。如《史记？燕召公世家》载："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说（悦）周公。"《列子·杨朱篇》："周公摄天子之政，邵公不悦，四国流言。"其实最不满周公摄政称王的应是齐太公，齐太公和燕召公这时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因为齐太公不仅是成王师，而且还是成王的亲舅舅。前面已论及到齐太公不仅是阴谋论的鼻祖，而且还有强烈地参预、干预政治的欲望。武王崩，成王继位，做为成王师、成王舅的齐太公当然力主成王主政，成王主政实际上就是齐太公主政。而周公摄政，就必然影响他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抱负。但做为姜姓的齐太公，在姬姓王位的继承问题上，似乎没有更多的发言权，所以姬姓的燕召公就公开站了出来。实际上这时的齐太公和燕召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所以"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认为对他摄政最不满意者是太公望和召公奭，太公望在幕后，召公奭在前台。
3、周公对"二公"分化瓦解
贤德智慧，具有圣人之道和德的周公对此形势明察秋毫。他深谋远虑，作《君奭》对召公动之一情，言之一理。说：我的兄长太保奭啊！现在惟您能诚敬于事地和我一道吸取殷人丧亡之教训，长我有周之天威。只有您和我同心同德，共辅王室，天的休美才会降临。君奭啊！我说这些只是因忧念关怀天命和我们的人民。②
在《君奭》中周公还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于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德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又曰："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尚书大传》载："文王以闳夭、太公望、南宫括、散宜生为四友。"而周公在《君奭》中只字不提太公望，这绝不是疏忽，也不是像有些经史学家说的因姜姓太公望的地位比这些异姓大臣高的多，所以不提。而是周公看透了太公望的阴谋，在周公的心目中，已把他排除在周的功臣集团之外。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行政七年",或曰："周公摄天子位七年".在这七年中"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逸周书·作雒解》）成王时"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史记·周本记》）本来成王师为太公，如《新书》载：昔者成王幼"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但《史记》载这时"周公为师".也就是说周公东征时，成王师已经不是太公而是周公。东征是周初巩固政权的最重要的军事行动，封地在东的齐太公已被完全排除在这一行动之外。文献的这些记载表明，西周初，齐太公在政治上已被边远化，已被排除在西周政治权力中心之外。
二、周烹齐哀公
在周初的历史上，曾发生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既烹齐国君主哀公。《竹书纪年》载："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就是周夷王当着众诸侯的面，将活活的齐哀公扔到鼎里煮了。周烹齐哀公是周夷王惨无人道，还是齐哀公罪有应得，《竹书》没有答案。但齐国史官写的《公羊传》给出了答案，即："哀公烹乎周，纪侯谮之。"《史记》也如是说："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周夷王为什么烹齐哀公？因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放到后面专文论述，这里暂不涉及。但就齐国人《公羊传》的观点来看，起码说明了周夷王时，纪国与王室的关系比齐国亲近、融洽，互信程度高；齐国与王室的矛盾已经尖锐到敌对和无法容忍的地步。
齐哀公是齐太公的五世孙，周烹齐哀公，还属西周前期的事。由于外敌入侵和对周边方国的征讨，懿、孝、夷王时，国力渐衰，但王室对诸侯仍有号令控制权力，如《史记》说的："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为周夷王时。"周夷王烹了齐哀公后，立哀公弟静，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由此引发了齐国内部的权力纷争和社会动乱。对齐国的这段历史，《史记》作了详细记载：
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
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淄。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是为文公，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
这段记载表明，周烹齐哀公后，齐国陷入内部的权力纷争，历经胡公、献公、武公、厉公、文公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权力争斗和撕杀，都城也由临淄到薄姑，再由薄姑回迁到临淄的变迁。长期的内部纷争和恶斗，使齐国国力大衰，在与诸侯国的相互关系中，处于自顾不暇，无力与人抗争的弱势境地。
三、纪强齐弱的地缘政治态势
纪、齐国土面积和势力范围的大小，上文已作了考证和论述。纪、齐谁强谁弱？历史记载的也很清楚。《左传·僖公四年》载：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这个命令是召公的私命，还是像有的史家说的"周王使召公命太公"?③在周公摄天子位时有无可能发出这样的命令，暂且不论。既然周王室给了齐太公"五侯九伯"可以征之，东可以征伐至海的大权，为什么从齐太公至齐襄公的380多年间，齐国不用说东至海，就连都城临淄东十数里的纪国邑纪酅都不能收归己有？这里面必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原因。
齐国与纪国有世仇，齐国君念念不忘"复仇",如《公羊传》所载："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烹乎周。纪侯谮之。""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既然齐国君主世世代代，念念不忘复仇，而且又有"五侯九伯，女（汝）实征之。"的王令，为什么在长达380多年的时间里，齐国没有东征于海？也没有报复仇人纪国？为什么380多年一步也没有跨过都城临淄东十数里的纪、齐边界？因为齐国惧怕纪国，因为在这380多年里，齐国没有讨伐纪国的信心和力量。这件事最能说明在整个西周和春秋早期，纪国比齐国强势、强大。
四、齐国头上的太上皇国、高二氏
周虽封太公于齐，但周王室并没有把齐国全权交给太公家族，而是派国、高二氏来监视齐国，这在西周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左传·僖十二年》载：这年冬，齐侯派管仲来调和周与戎人的关系，"王（周襄王）以上卿之礼享管仲，管促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下焉？┉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这段对话反映了一直到齐桓公时，国、高二氏在齐国仍具有很大的权威，国、高二氏世世代代为齐国的太上皇。管仲为齐国宰相，理应为上卿，但齐国的国子、高子乃天子所命的守臣，皆为上卿，而管仲尽管是齐国的执政大臣，但他是齐侯所命，只能是下臣。这段历史说明，在齐侯的头上还有两位太上皇，即国、高二位守臣。所谓"守臣"就是为天子看守家业的大臣，齐国的这两位守臣就是为周天子看守齐地这份家业的大臣，实际上是监视齐国的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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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① 杨宽：《西周史》第1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尚书·君奭》：公曰："君！告汝，朕允（兄）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监于殷丧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兄）惟若兹诰。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何哉！’言曰：‘在时二人，天休滋至。’惟时二人弗勘。"
③ 淄博市志办蔡瀛海：《齐国历史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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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和春秋早期的东方大国纪国》之三
青铜器中的纪国
青铜礼器是商周时一个国族政治权力、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的象征。分布于山东、河北、河南及陕西等地的己（㠱）国族的大量青铜器的出现，表明己（㠱）国族在西周，甚至于在殷商时就是个在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显赫国族。
古文献中的纪国之"纪",本字是"己",给"己"字加偏旁"糹",是战国时出现的字，西周和春秋时期无"纪"字。因此，西周和春秋青铜器中的"己"国族，即文献中的"纪国".
一、己器与纪国
"己国"即"纪国"的重要证据就是山东寿光纪侯台下出土的《纪侯钟》（《集成》）铭文为："己侯（卜虎）作宝钟",证明今寿光纪台为纪国都城。
1983年，贾效孔先生在寿光"益都侯城"发掘出土纪国铜器64件，有铭铜器19件，铭文为"己"或"己（立立）".己（立立）即纪国附庸或曰纪邑的"纪郱".学者认为这批铜器为商末器。也就是说最迟商末，己（纪）国族就生活在今山东寿光地域。
己（纪）国铜器除出土于纪国故地寿光外，还大量出土于东莱和河南地。
1、《己侯钟》烟台市博物馆藏，传为黄县归城出土，铭文字体与寿光出土的《己侯钟》相同，但铭文布局和钟的形制差别很大。两钟应为同时器，但一出寿光，一出烟台。
2、《己侯壶》，（《集成》），1979年出土于莱阳中荆乡前河前墓地。铭文为"己侯作铸壶，（吏）使小臣台（以）汲，永宝用。",是说己侯命令管理生活的小臣汲水。表明己侯在这一地域活动过。
3、《己爵》，烟台市博物馆藏，西周器，1994年烟台毓璜顶东坡出土。
4、《己侯鬲》，（《集成》），西周晚期器，1958年黄县归城和平村出土。
5、《己侯簋》（《集成》），西周中期器，为陈介祺旧藏，因此此器也出自东莱。
上述五器已知的出土地点为莱阳、烟台、黄县。因此，着名历史、考古、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说："现在纪国铜器出于烟台、莱阳，……证明这些地方均在纪国境内，通行历史地图把山东半岛大部标为莱夷，是不对的。"
6、《己侯貉子簋》（《集成》）"己侯"是官职，貉子是纪侯的私名。
7、《貉子卣》（《集成》）
8、《己侯簋》（《集成》）
6、7、8器的年代，郭沫若、陈梦家定为康王时器。㠱《己侯貉子簋》的铭文为："己侯貉子分己姜宝，乍（作）簋。"大意是：己侯貉子分给女儿己姜宝，己姜为此作了这个簋。此纪侯，与寿光纪侯台下的《己侯钟》所铭己侯同。《貉子卣》描述的是周王与己侯貉子田猎活动之事，而这次田猎，可能就在商丘附近的田猎区。但无论在何地田猎，此卣均表明己侯、己国与周王室关系非常密切。
二、㠱器与纪国
在我国青铜器宝库中，有一个十分庞大的铜器集群，即㠱器。㠱器数量庞大，分布面很广，除今山东外，北京、辽宁、河南、陕西都有出土。青铜器中的㠱器属于哪个国族？古文献中无任何史影。宋人薛尚功袭卫宏说，㠱与杞同，古国名。董作宾先生也认为㠱、杞为一国，"杞侯在武丁时作杞，到帝辛时作㠱侯。杞、㠱古今异字。"③方濬益《掇遗》始将杞、㠱分为两国。他认为"杞为夏后姒姓国，㠱为姜姓，不可为一。"④郭沫若、陈梦家、杨树达诸先生从此说。
（一）、黄县㠱器
1951年，山东黄县归城出土了八件铜器，其中六件有铭文，即：《㠱伯妊父盨》四件（《集成》0442、0443、0444、0445）、《㠱伯妊父盘》（《集成》10081）、《㠱伯妊父》（《集成》10211）。铭文表明该六器为姜姓"㠱器".王献唐先生据此写了《黄县㠱器》一书。书中说："从古代书籍找？国历史，除了‘㠱,古国名’四个字外，可以说一无所得。"但他认为：㠱国既不是杞，也不是纪。"㠱在殷、周是一个有高度文化的国家。"?在潍水之源，即《汉书·地理志》所载箕县故地。⑤按照王先生的说法，既然？国是殷、周时期具有高度文化的大国，为什么㠱国故地潍水之源的箕县至今没有任何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学的证明？这个具有大量青铜礼器的㠱国为什么在中国版图上找不到任何踪影？
（二）、烟台㠱器
1969 年，考古学家在山东烟台上夼村发掘一西周晚期墓，出土鼎两件，即《㠱侯弟鼎》（《集成》02638）、《己华夫鼎》（《集成》02418）。烟台上夼村出土的这两件纪国铜器，对揭示西周晚期东夷地区的政治版图，对还原纪国历史的本来面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在这之前，几乎所有研究东夷古国历史的专家，包括像王献唐、李白凤这样的顶级专家，都认为㠱和己（纪）是两个国家。当王献唐先生在《黄县㠱器》一文中详尽地论述从殷商开始的丰厚的㠱国历史时，此㠱国与己（纪）国毫无关系，如此，己（纪）国在春秋以前的历史完全被掏空，剩下一片空白，而历史辉煌的㠱国其地望和国都，又一直没有得到考古学的证明。烟台上夼这两件㠱器的出土，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历史悬案。《㠱侯弟鼎》和《己华父鼎》同出一墓，证明㠱侯和己华父是一家人，㠱、己二字通用，㠱国与己（纪）国为一个国族；王献唐先生在《黄县·器》一书中列举的大量㠱器，也就是己（纪）国器。如此，就恢复了己（纪）国历史的本来面貌，也就正确地揭示了西周晚期东夷地区的政治版图。
（三）、莱阳己盉
1981年在莱阳前河前村出土一陶盉，铭文有"己国"字。因此地出土过《己侯壶》，此"己"与"己侯"应为同姓或同族之称。⑥
综上所论，己（㠱）国铜器在山东半岛东部大量出现，铜器的分布，与我们前述的纪国疆域非常吻合，可以说纪国疆域复盖了弥河以东的半岛大部。如着名旅美学者李峰在《西周的灭亡》一书中说的："由己国成员铸造的有铭文铜器在黄县、烟台和莱阳这三个地区的发现清楚地标示了西周晚期己国政权的一个三角形活动区域。其中莱阳的发现尤为重要，说明己的势力不仅包括北部沿海地区，而且能够渗入传统上认为是东夷占据的半岛南半部的复杂地形中去。基于这些发现，一些学者以为己国占据着大面积的地理版图，其西部的寿光一直延伸到东部的烟台。"⑦
三、 周初北方的㠱器和㠱族
（一）、燕国㠱器
历史文献和考古学证明，今房山琉璃河为燕国早期都城。从清道光年间开始，这里就不断出现？国族铜器。
1、卢沟桥㠱器。清朝末年，卢沟桥附近出土一青铜盉（《集成》09439）铭文为："㠱侯亚矣。匽（燕）侯易（赐）亚贝，作父乙宝尊彝。"全文的意思是：燕侯赐贝给㠱侯亚矣国族的"亚","亚"用此贝为父乙作了这个宝尊彝器。此盉铭文说明：㠱侯亚矣国族的"亚",为燕国君做事，燕侯赐贝给"亚".
芦沟桥所出㠱器不止这一件，晏琬先生云："芦沟桥所出铜器，有盉一，卣一，爵二，觚一，俱一人所作器"晏琬先生还说：这件亚盉"形制类似1931年益都苏阜屯所出‘奉盉’……，字体和复尊、复鼎同时。"⑧
2、琉璃河㠱器。琉璃河青铜鼎（《集成》02035），铭文为："亚㠱 矣。"
3、顺义牛栏山器。1982年，顺义牛栏山供销社收购青铜器八件，计有：鼎、卣、尊、觯各一件，觚、爵各两件。鼎的腹部有铭文两行："□作比辛尊彝，亚㠱 矣。"
卣的铭文为："亚其父己"（〈集成〉05078）
尊的铭文为："亚㠱父乙"（《集成》05742）
两爵均在鋬内铸阳文族徽"亚㠱矣",其余各器也均铸"亚㠱矣"族徽和"父己"铭文。
牛栏山这八件铜器，也是典型的商末周初己（㠱）国族铜器。
在距离己（纪）国千里之外的北燕出土大量"亚㠱矣",说明了什么？对此问题史学界争论很大。
着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认为：殷商卜辞中有箕、箕侯，矣为其中一系，在青铜器中的族徽作亚㠱矣或㠱矣，蓟、箕同音字，古蓟地是商祖契的邑，也是亚㠱矣族的祖地。⑨白先生的《中国通史》把蓟和箕、把蓟地与亚㠱矣族联系在了一起。认为亚㠱矣族是蓟地的土着。
西周史专家杨宽先生认为：周平三监叛乱后，就对殷贵族改用分散迁移的办法，分别封给大大小小的诸侯，"燕国也至少分得了㠱侯氏、北子孙氏两支殷贵族。这两支殷贵族都有人服侍燕侯，成为燕的大臣。"⑩ 亚㠱矣成了燕国的附庸。
台湾学者杜正胜根据"东方旧族，从征幽燕"的记载，认为燕侯与东方旧族（亚㠱矣、北子孙）同征幽燕，他们地位平等，都保有原氏族组织，都有其领地采邑，与周人共享有统治地位。（11 ）
（二）、辽宁喀左㠱器
1973年，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了两个窑藏铜器坑。一号窑藏出土殷商铜器六件，二号窑藏出土殷周铜器六件。
《裴方鼎》是㠱矣国族的一件重器，通高52厘米，重31公斤，是典型的㠱国器。器腹铭文的主要意思是："■赏裴贝二百朋，裴用作母己尊，器底是"㠱侯亚矣".与此铜器铭文相似的是《孝卣》（〈集成〉05377）和《（彳止）角》（〈集成〉09099）■赏给亚？矣族的"孝"和"（彳止）"贝若干，"孝"和"（彳止）"作此彝器祭祀亚㠱矣的祖先。
受■赏赐的《裴方鼎》出在己（㠱）国千里之外的东北辽宁喀左，说明商末，？族的贵族首领的活动范围相当大。何光岳先生认为："东屠乃九夷之一，即（伯）益人的一支。位于东方即称东屠，后北迁徒骇河、益津、益昌，而到今河北丰润县的陡河，亦即徙河。"（12 ）认为徒骇河、益津、益昌、徒河，都是伯益族人北迁后留下的地名，也可以说这个地域在殷商时，就是伯益族人的活动地域。㠱氏族是个走南闯北的商周巨族，今山东、河南、河北和辽宁，都是他们来来往往的地方。联系前面讲的山东的益都、山东与河北交界的徒骇，一直到辽宁的徒河，说明了作为伯益后人的㠱矣族，确实活动在这一大区域内。
四、北方㠱器中的"己其矣"图腾符号
在上列北方诸㠱器中，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图腾符号或曰复合族徽，即"亚㠱矣".
对于复合族徽的含义，学界主要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它是由两个或多个氏族结合而成的标识；一种认为它是一个族的分支或分化。"⑨但无论哪种理解，这个族徽都代表着"己"、"其"、"矣"这三族氏的联合，是个部族联合体的徽文。对此，我在《探寻寿光古国》一书的前言中有如下的说明："商末周初己（㠱）国族的徽文中有三个重要的部件或曰文字符号，即己、其、矣。‘己’是己国族的族根，‘己’的本字是‘巳’，即虫（蛇）或蚕，是太皋、少皋族的图腾符号；‘其’，按王永波先生的考证，‘伯益为其氏可知的最早祖先’；‘矣’，按王树明先生考证，‘是我国古代人民推尊、崇拜的箭神、射神夷羿的形象’。恩格斯说：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 ‘这种神被假想为氏族的祖先，并用独特的别名表明这种地位。’‘己、其、矣’这个符号表明，太皋、少皋、伯益、后羿这些洪荒时代的英雄，都是后来的纪国族的祖先神。"⑩商周时的己（纪）国族，不是单一的血缘氏族，而是由己、其、矣三个血缘氏族组成的联合体。
四、西方铜器中的己（㠱）国族
（一）、《高卣》中的㠱长疑
《高卣》（《集成》05431）唐兰先生认为，该器中的"长字当为侯字的摹误。这也是㠱侯亚矣族"（11）刘雨先生认为作器者为"?长疑"（12）
《高卣》铭文的大意是：康王元年十二月，也就是成王去世，康王继位时，在■京举行祭祀。庚申这一天，王在西宫举行饮酒蒸祭大典，都受赏赐。尹赏赐臣"亚㠱侯疑"衣领上绣缀雀纹的衣服，为称扬报答尹的美德和好意，"亚㠱侯疑"作此父丙宝尊彝，将延续万年受这永远的福佑，并在服务周王的事业上永远出类拔萃。"
《高卣》铭文表明：己（㠱）国国君㠱侯疑参加了成王去世后，康王继位的大典；?侯疑在大典上受到王的赏赐；㠱侯疑作此器一是报答周王的恩赐，二是发誓继续为周王服务效力。此卣表明了己侯、己国在周初王室那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㠱母鼎》
《㠱母鼎》，（《集成》02146），铭文为："?母尊彝 亚矣",㠱、亚、矣，这些字表明，这是典型的己（㠱）族器，该器出土于陕西扶风齐镇一号墓。在扶风齐家村还出土《文考日己觥》（《集成》09302）和《文考日己彝》（《集成》098910）。另外在陕西宝鸡虢镇还出土《己作宝尊彝》（《集成》02025），己国器在这里频繁出土，说明在西周时，西方的扶风（古雍州）与东方的潍淄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己国族的一些要人穿梭于两地之间。
（三）、《㠱孟姜匜》
周初，己（纪）国与王室的关系却非常友好和密切，标志性的事件是纪国女孟姜嫁周王成为王妇。
《㠱孟姜匜》，（《集成》10240），铭文为：
王妇㠱孟姜作旅匜，其万年眉寿用之。
王妇即王后，孟姜是东夷女子的通称，㠱孟姜是㠱（纪）国女子无疑。纪国女子孟姜嫁为王妇，表明此时的王室与纪国关系非常密切。之所以如此密切，肯定与懿、孝、夷王时的王位继承及烹哀公事件中，王室与纪国、纪侯的特殊关系和特殊作用有关。
（四）、《㠱公壶》
《㠱公壶》是㠱公为女儿叔姜作的媵器，《集成》编者定为春秋器，表明春秋早期，纪国的国势还处于正常的发展状态，㠱公还能为自己的女儿做这样的铜器。这件铜器恐怕也是纪国的最后一件铜器了。从铜器铭文还可以看到，直到春秋早期，金文中的纪国，仍写作己或㠱,而不见"纪"字。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春秋经传中的纪国之 "纪",是对"己"、"㠱"字的一种讹变，本身并没有记载着"己其矣"国族变迁的任何信息，或者说把"己其矣"国族的国名写作"纪",只是取其"己"或"己、其"的读音，并没有赋予其它含义。
（五）殷商"己其矣"器
目前已知的"己其矣"器，除去数量多、分布面广外，还有个重要特点就是历史悠久。在已知的"己其矣"器中，最多的不是周时器，而是殷商器。王献唐先生在《黄县㠱器》一书中，列出？器43个器号，共73件。王先生认为其中的19个器号，45件为殷商器，大多出土于殷墟安阳。（17）这45 件亚矣器，都是历经武丁、祖庚、祖甲三朝的贞人亚矣本人所作。这45件亚矣器彰显了己（㠱）国族在殷商时的历史地位和功勋。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在武丁妃妇好墓中出土了"亚其"器25件，其中亚其爵13器、亚其觚10器。在武丁早期，"亚其"国族就能铸造如此精美的大量青铜酒器，而且贡献给能领兵南征北战的武丁妃妇好，说明"亚其"国族是个历史悠久，势力强大，与王室有密切关系，曾跟随妇好征战的显赫国族。（18）
现代学者何景成先生，根据《殷周金文集成》提供的资料，对"亚㠱矣"器进行了分类整理。他在《"亚矣"族铜器研究》一文中，共列出124件"亚其矣"族铜器，其中类25 种、59件出土地于安阳。（19）
亚其矣铜器大量在安阳出土，说明亚其矣国族几代在王室供职，因此死后葬于该地，如同王献堂先生所说："卜辞证明矣是在王朝服务的，并且身历数帝。既然如此，他死后便能葬在殷都一带，生前铸造的亚矣合文铜器，绝大部分能随之殉葬，因此在安阳出土。"（20）
数量庞大，分布面广，历经殷商、西周和春秋早期的纪国青铜器，雄辩地证明，纪（己其矣）国族在商周都是个有巨大政治实力和显赫政治地位的巨族。在某些时间段的政治棋盘中，它比齐国还要活耀和辉煌。如李学勤先生说的："大家常以‘齐鲁’代表山东，实则先秦时当地诸侯林立，疆界交错，齐、鲁不过是其间存在较久的两国。"（21）
完稿于2014/5/26
修改于201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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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①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第248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②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2~124页。）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例》）
④方濬益《掇遗》
⑤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版。）
⑥李步青、王锡平：〈建成国以来烟台地区出土商周铭文青铜器概述〉，载〈胶东考古研究文集〉第352页，齐鲁书社2004年版。
⑦（李峰：《西周的灭亡》第357~3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⑧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顺与周初的燕》，载《考古》1975年第5期）
⑨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9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⑩杨宽：《西周史》第578、5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 ）杜正胜：《封建与宗法》，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三分册，1979年版。
（12）何光岳：《东胡源流史》第14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3 ）刘晓辉：《商周族徽铭文研究述评》，《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期）
（14）李沣：〈探寻寿光古国〉前言，齐鲁书社2011年版。
（15）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4、135页。
（16）刘雨：《金文□京考》，《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
（17）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第71页，齐鲁书社1983年版。
（18）李沣：《探寻寿光古国》第103页，齐鲁书社2011年版。
（19）何景成：《"亚矣"族铜器研究》，见《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
（20）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第96页，齐鲁书社1983年版。
（21）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第246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