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英堂”记
山东省济南稼轩学校 侯月阳
引子：1984年，日本的文部大臣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提到：“日本是缺乏资源的国家，是教育作用于开发人的脑力、心中的智慧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这是今天日本在经济上、社会上获得发展的原动力。”据说，他早年从一本“育英堂”编的小册子中读到――“昌乐地瘠民贫，一无金矿，二无银矿，惟有人矿，吾将尽全力发展教育，以为昌乐开人矿”，此话给了他深刻的思考和影响。这本册子，是其兄长早年从中国山东带回日本的。
“育英堂”，是抗战后期的昌乐县政府教育科的化名。育英堂，据说在县境中部的马宋、仓上一带。
“育英堂”里有“赵玉英”先生。然而，赵玉英是个化名，他的简历也可谓简单之至。赵玉英，本名赵宸丰，1899年生于昌乐商家庄，1921年毕业于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本科，先后任县立书院小学教师、县立第一小学校长、青岛市立李村中学训育主任、宋哥庄小学校长。1937年下半年，他自青岛返乡，担任县政府教育科长兼县国民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去世。
可是，赵先生简单的简历背后，却又有着不简单的经历。他生于忧患也饱经忧患。1937年的腊月初八，县城沦陷了，人们如一粒粒沙尘被裹挟进八年抗战的洪流。国军闻风撤逃，王县长也跑了。警察局长挺身而出，率警员抵抗，组织各方力量，立即组成了有纪律并有战斗力的游击队，后以功升任县长兼游击队长。赵先生受命主持教育工作以来，不畏时艰，持之以恒地、扎扎实实地、模范地贯彻执行了战时教育的一系列政策。他深谋远虑又实事求是，尽实心重教兴学，尽实力开采人矿，终得教育发展实功。故列数“育英堂”事略，以记录其在抗战史上的不朽功绩。
一是编制纲要。“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教育人员应负教育救国的全责。要以教育的力量，实行三民主义，建设国家。” 教育很重要，纲举方能目张。他走马上任后，根据上级政府指示，参照县里情况对教育进行整顿，贯彻落实了“战时教育主要为抗战服务”的教育工作方针，主持制定了《国民教育讲授大纲》、《抗战建国纲领讲授大纲》、《策动乡村设学暂行办法》、《战时设学计划纲要》、《特教六重政策》、《小学经费问题》等，并一以贯之。其中，《抗战建国纲领》坚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强调“抗战和建国应同时并进”，教育方面要做到——改订教育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扩充其设备；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与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强抗战力量。《国民教育讲授纲要》提出“战时教育包括义务教育与失学民众补习两部。五年计划，三期完成。”。《特教六重政策》指出“抗战课本不易普遍印刷，或由学生抄写……在敌伪区核心区域内，又必须用他们的课本。我们的特教，就是抢占教育主权。”“斯时也，敌伪匪环伺，敌人的刺刀下、岗楼边，也有勇敢机智的师生，悄悄收复着教育的国土。”
二是办学设校。战时应作平时看，办就办好。县教育科制定的《战时设学计划纲要》，重划小学学区，成立学区教育促进委员会，各乡（镇）均应成立中心学校一所，至少每三保成立国民学校一所，乡镇地方财政中至少50%须用作初等教育经费……俟抗战胜利，还要办大学。《策动乡村设学办法》，发动热心乡贤民众，竭力辅导，多方奖励，复实施奖助贫苦优良学生办法，免费供给书籍，补助其生活食物，使贫苦儿童就学机会均等，于是各村竞相设学蔚成风气。至1941年，增设中学1处，专办民校16处，小学兼办民校392校（班），学生12210人。建补习学校8处。另有成人班、妇女班若干。难童教养所1处，收容儿童91人。增设中学一处，学生小学毕业后，不必再离乡别井去异地求学。1943年形势更加严峻了，昌乐中学化整为零，分散在马宋乡的几十个村子里办学。办分校的同时，派有关教师深入沦陷区，利用日伪所办学校实施抗战教育，争取伪校教师及学生为我工作,以粉碎日伪奴化教育的阴谋。师生周旋、挣扎于日寇据点缝隙，学校也因扫荡数度毁于战火，师生辗转流亡依然弦歌不辍。总之，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育英堂”坚持办学，为抗战培养和造就人才做出特殊的贡献。
三是延揽名师。教育是实际不是理论，好的教育离不开名师。育英堂广泛延揽名师，当时师资雄厚，蔚为大观。名师英俊之士，学养才识俱佳，皆能奋勉自励，是学生们心中的风范榜样。省立昌中的霍树楠、王芸劬、巩宪文、王笑房、赵蔚芝、潘俊英、李锦荣、滕振铎、刘裕坤等一大批仁人志士，群策群力，教学立足当前具体的现实世界，尤注重学思结合、知行合一，务求实效实功。
“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矢志尽忠国家，遵守政府法令，拥护抗战国策，绝对排除奴化教育，不做教育界败类，遗羞子孙。如违誓词，愿受政府最严厉的处分。”可以肯定的是，“育英堂”下的昌乐爱国教师，也曾用低沉的嗓音念出这段誓词。因为民国政府在这年通过了《津贴沦陷区中小学教师办法》，对沦陷区内暗中为国家服务的中小学教师给予补助，所有接受这项补助的教师都要如此宣誓。也许县境还有许多无从领取这一补助的教师，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捍卫着人格与国格。
四是编审教材。教育科主持教材的编写和审定，战时课程体系也较为完善。初高中班设有公民、国文、代数、平面几何、英语、历史、地理、生理卫生、动物、植物、物理、化学、军训、体育、童子军、音乐、图画、应酬等近20门课程。如高中数学课本《范氏大代数》是刘书琴教授与巩宪文、霍树楠合译，高中平面几何是霍树楠自编的。小学写作课教学生写抗战标语、墙报，自然课教学生防空、防毒常识，地理课教学生绘制战区地图。民众千字本，主要内容是讲中国可爱、宣传抗日等道理。
五是视学查学。视学查学，旨在摆查问题，找根源，求改进。通过视，了解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通过评，对教育教学作出评估；通过导，对教育教学进行具体指导。霍校长冒险往来奔波于各分校教学点间，他曾一度被日寇拘押，经多方营救方得脱身。据昌中校友韩德奎回忆：某年冬天，赵先生身穿黑色长棉袍，骑着小毛驴，戴着后边有尾巴的大粗布做的风帽，来校查学，感觉既朴素又和蔼。
六是民众训练。救国教育的根本要件，在于建立共同的信仰。教师要知道自立、自尊，以建立学生与民众对教师的信仰，养成尊师重道的风尚。昌乐教育的推进过程，还是知识分子自觉接近民众的过程。学校在乡村分散办学，一大批忧国忧民的优秀师生来到乡村，他们豁出生命，把生死置之度外，与民众患难与共，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倡朴实生活，守勤劳习惯，养端庄品性，表公正态度，奋忠勇气概，通过抗日宣传唤起民众，为抗战建国献智出力。如无线电训练班学员利用一台收音机、一部石印机办《昌乐日报》，该报纸宣传爱国思想和抗战到底的决心，宣传中国各地战迹，也介绍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战况。
七是生产经营。他曾编辑、发行了《酬世选玉》，筹集抗战之资。《酬世选玉》，作为官方和民间的礼仪用书，选文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点，极大的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礼仪生活，还起到了提倡办事节俭，成风化人的作用。该书既可作为待人接物的实用文体教科书，又是民俗礼仪的重要见证。该书使用了中华民国纪年，传递了人民威武不屈、抗战必胜的信念。全书蝇头小楷，工整不苟。据考证，当时的县长亦参与了刻版书写。
如今，昔日的育英堂早已沉没在马宋水库碧波银光之下了，乡贤赵玉英等人也已远逝。然而育英堂的故事和历史，却永远长在了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长在了人民的记忆中，融入了世界反法西斯的进程。是啊，面对侵略，唯有理想、人格、勇气与信念，能捍卫生命与自由的尊严。既然选择了，就要担当。为了这个信念，他们愿意在黑夜里寻找黎明，他们愿意担当由此产生的所有苦难和牺牲。
仔细一想，当年类似的有功于抗战救国的“育英堂”和类似的人物，中国大地上不是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吗？而这些人物的育英精神，不正是来自坚定的信仰和无限的热爱吗？这些伟大的人们和伟大的精神，汇聚成了中国梦的强大动力并传承到了今天――你有，我有，全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