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族北上的足迹
寻着鸟图腾和玉为标志的东夷文化传播的轨迹，可以清晰看出，东夷文化的传播，在长江下游分成两个分枝：一条是溯长江沿岸西进，抵达江汉平原，经过数千年不断迁徙到达成都平原；另一条沿海岸线北上突进，一直与海岱地区保持着和密切联系，进而影响着辽河流域，对江淮地区形成包抄之势，在江淮地区逐步北上。
安徽境内，从南到北，是一条东夷文化逐渐北移的轨迹。不仅前文提到凌家滩文化具有"前期是陶文化，后期为玉文化"的特点，位于巢湖以西的潜山县薛家岗文化，也是两个不同文化的叠压，即：早期具有黄河下游文化特点，从第三期后（绝对年代在公元前3100年）出现精美的琮、璜、管、钺等玉器，代表了鲜明东夷族宗教礼器文化特色。这一结论已经成为考古和史学界的共识。恰如百度百科所述：薛家岗文化"前期受黄河下游诸多文化影响，晚期又综合了长江下游地区文化因素".
尉迟寺遗址，位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地处皖北淮河流域。该文化遗存，距今4500年至5000年，主要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时期的文化堆积。虽然少有玉器出土，但是一件被誉为"鸟形神器"（如下图）的陶器倍受睹目。这件通高59.5厘米、中部直径22厘米、底径14厘米器物，作为东夷族崇拜的图腾，再次牵曳起尉迟寺与东夷文明的文化渊源。
苏北地区，是东夷文化沿海突进北上的主要通道，东夷文化特色更加鲜明。2012年2月16日，中国徐州网《新沂花厅遗址：见证了5000年前的民族融合》为题，刊登了1952年以来，对徐州市马陵山西麓花厅遗址的考古成果。共出土陶器1058件，玉器1091件。尤其从花厅遗址中晚期出的大量玉器，如：玉琮、玉璧、玉钺、玉璜等，同样是良渚文化重要礼器。与此同时，良渚文化中独特的"人殉"现象，在花厅遗址中再次被发现。良渚文化中重要礼器和"人殉"的出现，充分表明，良渚文化中的鸟图腾和太阳神崇拜宗教思想及其社会制度，已经处于主导和统治地位。
花厅遗址，经过近40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论证，考古和学术办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花厅遗址是"同时存在南北两种文化类型的遗址",并把它称之为"文化两合现象",即：花厅遗址早期，属大汶口文化；花厅遗址中后期属于大汶口与良渚文化叠加文化。
中原腹地。在地处三门峡陕州老城南关附近庙底沟，发现一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庙底沟文化遗址。令人惊疑的是，在庙底沟文化二期（公元前2900年至公元前2800年），出现了典型的东夷文化。这一文化现象，广泛分部在河南省豫西地区、郑洛地区，晋南和陕西关中也有发现，一直被学界归类为中原龙山文化。
东夷族代表性玉器，琮、璧、钺和璇玑等，出现在一直被陶文化主导的中原腹地，不仅突兀，更是令人费解。不仅如此，在这一时期，出土的大量彩陶器物上，绘有东夷族文化图腾鸟形图案，这些鸟图形，形态简约优美，纤细修长，灵巧生动，有的图案是飞鸟背负太阳，有的图案是飞鸟口衔鸟卵。前者蕴含了东夷族《金乌负日》神话故事的主题，后者则与先秦典籍《商颂。玄鸟》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说法相合。这些典故，无一不饱含着典型的东夷族文化元素。
以下为部分陶片图案及陶鴞鼎实物图片：
金乌负日（上图左） 玄鸟衔卵（上图中） 陶鴞鼎（上图右）
陶鴞鼎（上图右），是庙底沟文化又一重大发现。 该鼎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高36厘米，长38.4厘米，宽 30厘米。鸮作蹲踞状，体态丰盈，憨态俨然，鸮喙钩起，坚实有力，双目夸张突起，颇具河姆渡鸟图腾风范。后足虽然雕成尾翼造形，依然是典型的东夷族"三足鸟"的形象，被史学界一致视为独一无二的国宝重器。
庙底沟二期墓葬形制，也同样具有东夷文化特征。几处墓穴内，死者尸身仰卧，右手握璧，左手执钺，胸前置玉刀，将生前象征权力与地位的礼器带入了地下墓穴内，突显出与良渚文化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多年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认识到了庙底沟文化与荆楚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相互影响，但基本共识是受大汶口文化影响明显，因此将庙底沟文化二期定性为龙山文化，这种结论很值得商榷。这是因为：其一，庙底沟文化二期，处于公元前2900至公元前2800年之间，而龙岗文化时间跨度则在公元前2500年——2000年之间，庙底沟文化二期早于龙山文化出现，显然不可称之为龙山文化；其二，这一时期，尚处于良渚古国鼎盛时期，恰逢东夷文化（良渚文化）大举北上与西进阶段，因此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东夷文化突进中原地区的结果。东夷势力与中原炎黄势力冲突中，这股东夷力量，就像一把尖刀插入了炎黄二帝的势力范围，对中原地区造成了严重威胁。在炎黄部落奋起反击中，位于中原地区的东夷势力，必然成为首先需要拔除对象。清剿中原，应当拉开了炎黄二帝反击蚩尤的序幕，这大概就是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只有短短百年的原因。
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是黄淮河文化与东夷文化长期交流与融合的独特文化。大汶口文化，因地处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而得名，距今约6500——4500年，属海岱地区文化一个阶段。海岱地区与东夷文化联系由来已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大量的着述。其中，《海岱地区考古研究》一书，第134——155页，《大汶口文化与崧泽良渚文化的关系》（作者山东大学栾丰实），张文先生的《大汶口文化陶尊符号试解》都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论述，石传荣的《从凌家滩玉器外来文化因素看淮夷文明的形成》也有涉及，在此不作赘述。
前文所述，大汶口文化尉迟寺遗址出土的"鸟形神器",与良渚文化中玉器上所雕刻的鸟纹符号，都反映出了以鸟为图腾的良渚人，通过祭台与天界太阳神沟通的宗教信仰。同时，也使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与钱塘江流域的良渚文化联系了起来。如下图所示：
[转载]东夷族北上与华夏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三）
尉迟寺遗址"鸟形神器"（左） 良渚文化玉器雕刻符号（右）
综上所述，自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600年，是东夷族北上与西进时期。公元前3000年开始，良渚文明进入古国时代鼎盛期，沿长江中下游大举北上，先是侵占江淮、黄淮地区，进而又将纵深突进至中原腹地和关中地区，出现了古籍中所记载的炎帝"居地尽失",求助黄帝的局面。这同时也危及到了黄帝部落的生存空间。历史进入了炎黄二帝与蚩尤"三祖争霸"时代。以黄帝得胜，擒杀蚩尤为标志，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大融合、大一统局面。
以蚩尤为首的东夷人，退居到了以山东为中心，西至河南东部，南到江苏北部，北至辽东半岛的广大地区，创造了灿烂的龙山文化。随着蚩尤的溃败，散居各地的东夷人，将蚩尤的故事传播到了全国各地。东夷族强大的文化根基，造就了东夷族的强大生命力，此后数千年间，东夷族与华夏族的文化冲突，始终扮演着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主角，东夷与华夏，就像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一往无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