祷告必蒙垂听
基督徒在绝望的境况下,寻求圣经中很多神奇妙的应许。我们最喜欢的其中一句就是耶稣说的,“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约翰福音十四:14)我们抓住这个应许,求神医治我们所爱的人。但如果得不到医治又如何呢?如果基督徒祷告求医治而得不到痊愈,基督徒容易内疚或觉得信心软弱。古往今来的基督徒,必须面对神没有医治所有向他寻求医治之人的事实。但我们的信心是否充足,并不能决定神是否医治。如果这样,神就要向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英雄榜上所罗列的忠心仆人道歉了。试看这份名单: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撒拉、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喇合、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以及其他先知。他们全都从神那里得到拯救,藉信心忍受了极大的艰难。他们遭遇到什么事呢?“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希伯来书十一:36-37)
虽然神喜悦他们的信心,他们并没有得到很多属世的享乐。为什么呢?因为神有一个更美好的家,就是天上圣城,为他们存留。这些神的仆人,并非因信心不足或是犯罪当惩,以致没有被神拯救,脱离受苦和死亡。我们有信心相信神为那些因基督之名而受苦或死亡的人,安排—种特殊的荣耀。
死囚站讲坛
包菲德(Velma Barfield)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郊区的一位妇人,她被控一级谋杀罪。没有人预料到她的生死,会对很多人产生极大的影响。一九七八年,她因谋杀四个人,包括她母亲及未婚夫而被捕。她从来没有否认她的罪过,她讲述她令人心寒的吸毒生涯。某次她受伤后,为了止痛的缘故,吃了医生开出的镇静剂,从此陷入吸毒的泥坑中。
包菲德小时受过乱伦的性侵袭,长大后受毒品的缠累。在她承认犯罪后,身系牢狱,独自被囚一室。一天晚上,一位看守人正在收听一个廿四小时播放的电台福音节目。她听到福音的信息,让耶稣进入她的生命中。她写下:“我过去时常进出教堂,能讲论关乎神的一切,却从不明白耶稣为我而死。”
她的悔改是真诚的。在她被定罪为死囚的六年中,她向很多和她一同坐监的囚友作见证。她这奇妙新生的故事传了出来,外界人士开始听到包菲德的名字。她写信给内子露芙,她们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友谊。在露芙写给她的其中一封信中,她说:“神把你这位待刑死囚之牢房,变成极不寻常的讲坛。由于你的特殊经历,人们聆听你所说的话。当神要让你在牢中作圣工,他会留你在那里。而我把你现在所处的可怕、孤单和艰难的牢房与在你前面的荣耀相比较时,我期望神会为了爱你的缘故说:‘归家吧!’”[注六]
我的女儿安娜得到特别的准许,多次去探访包菲德。她的悲惨故事,她对基督真诚的爱,和她在监牢所作美好的基督徒见证,都使安娜大受感动。
在她行刑前,她写信给露芙说:“如果我在八月卅一日受刑,我知道主会给我面对死亡的恩典,正如他已给了我救赎的恩典和生命的恩典一样。”在她行刑的那一个晚上,露芙和我跪下一同为她代祷,直至我们知道她已安抵荣耀的彼岸。
包菲德是美国廿二年来,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女犯人。她曾在死荫的幽谷中行走了很多年。在她的追思礼拜中,海莱牧师说:“她死得有尊严,带有使命感,她是‘靠神恩得救’的活生生明证。”
在包菲德丧礼完毕,会众领受祝福时,有人读出露芙的诗:
就像焦急的父母在远方
倚闾期待,
他们飘泊流离的
孩子归家。
他们为罪受伤,
路途荆棘丛丛,
日晒雨淋,
至终必安抵家园。
天父同样地等待,
他的孩子归家。
天堂的门大开,
荣耀地迎迓,
以前曾被害受辱,
现在欢欣快乐。
神眼中看为宝贵的,
是他孩子的死亡。
有谁关心?
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关心别人。“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要这样。”(加拉太书六:2,10)这句话在我们周围有人受苦或垂死时,更显得重要。
照顾病人之亲戚朋友,通常藉他们的榜样感动多人,而他们却不知道。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作何事,该说何话。我们因说错话做错事而难为情,对患重病之人远而避之。但要记得,家人是不应该独自受苦的。
我们当中很多人在人生中,都会有一段亲友经历死荫幽谷的时光。我们怎样表达基督的爱心呢?设身处地,我们期望别人怎样待我们呢?要记得耶稣的话:“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七:12)
玛嘉烈费美(Margaret Vermeer)往尼日利亚当宣教士。当她怀孕七个月时得到切片报告,知道她的一个肿瘤是恶性的。在动手术割除肿瘤五星期之后,她诞下一个男孩,然后开始化学和辐射性治疗。开始时病情稍有起色,但两年后肿瘤却逐渐蔓延。当她的病情逐渐恶化后,她变得在别人对她的看法上非常敏感。在她去世前六个月,她到各教会的妇女会演讲,现身说法来与人分享我们应如何对待病人。以下是一些她的看法。
首先,诚实地分享你的感受。不要假装愉快地走进病房,而是承认你爱莫能助。“我想尽力帮忙,但不知如何着手。”这话能坦率地表达你的关怀。不要躲躲藏藏找遁辞或玩游戏。人若说出真心话,甚至小孩也觉得舒服点。
不要说出一篇洋洋洒洒的讲章。基督徒拿出圣经读出一大段经文,是不体贴的举动。分享一节你有特别心得的经文,可能会有帮助。但要等待适当的时机,才花长时间讨论属灵的事情。
作一个好的聆听者。人们会告诉你,他们准备要说的话。患病是一个非常孤单的旅程;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受苦时,他不想独自面对死亡。他请求三位门徒与他一同儆醒祷告,但他们却睡着了。试问他们有何用处?
对垂危的人勿抱生疏态度。有时我们待垂危之人的方法,会加深他们的苦楚。我们在病人的面前缄口不言,却在他们的背后轻声细语,不让他们享受他们生活上喜欢的事物。要知道他们熟悉的事物,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一位妇女告诉我,在她的母亲昏迷不醒时,她把数年前去世的先父遗照,放在她母亲病床旁边的小柜台上。每当别人把昏迷不醒病人的头转向另一边时,她都不知不觉地挣扎,要把头转过来面对她丈夫的遗照。最后她的女儿对护土说,每当她们要病人转身时,也把遗照拿到另一侧。那妇人永远没有重新苏醒,但她死时以笑脸迎向那遗照。
提供灵性上的支持。当你引用一节圣经来安慰一个病人时,你要确实知道所念经文的意思。当玛嘉烈知道她只有短时间可活命时,她说她的基督徒朋友告诉她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18)这节圣经是否说人须为患癌症而谢恩呢?耶稣岂非把病患看作是撒但工作的一部份吗?试小心阅读那节经文,它不是说为任何事情而谢恩,而是说在任何境况中谢恩。二者有很大的不同。
当圣经告诉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时,不是说万事本身是好的,而是说神使用这些事令爱他的人从中得到好的结果。
常常满有盼望。神比我们面对的处境强得多。我们有时很难在困境中找出积极而有盼望的一面,但它常有值得感谢的一面。帮助病人看到某些好事在前——某位特别人物的拜访——你在某时再来探病等。
家母喜欢期待喜庆的事。在她去世前几个月,她的一位孙女要结婚了。她的护士知道她身体太弱,不能参加婚礼,但她仍替她穿上了漂亮的衣服,让她能有参加婚礼的盼望。当家母知道她不能去时,心情也很安宁。如果在开始时就告诉她不能去,可能她的内心会有点愤愤不平。
非基督徒心理学家伊利莎白罗丝(Elisabeth Kubler Ross),在使人了解死亡和垂死方面,颇有贡献;但她的结论却与基督徒的盼望完全相反。在接受访问时,有人问她是否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影响他对人生终点的看法。她答复说:“我认识极少真正虔信宗教的人,在那极少数中有深刻内心经历的人,比较容易面对死亡。但他们只是极少数。很多病人在临终时变得更具宗教热忱,但这样做并没有多大功效。”[注七]
我的岳父见过很多人去世;他说在临终时信徒和非信徒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
没有永生盼望的人,悲痛和忧虑;与此相反的是基督徒能够仰望基督,从他那里得到盼望和鼓励。由于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我们不“……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四:13下)
无论是我们自己或所爱的人要忍受何种苦楚,我们都拥有神同在的确据。最后,我们会复活,有一个像他那样的,不再痛苦,不再朽坏,和永不衰残的身体。这是我们将来的盼望。
死荫幽谷的旅程可能极其艰辛,但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同行时,等待在前面的,是一个多么荣耀的目的地啊! 6
拖延多久
“虽然常是‘生有时,死有时’,但由于现在有延长寿命的可能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自己或因我们所爱的人面对这个问题……延长多久才是太久呢?”
“所有生物的性命,人类的气息,都是在神的掌管底下。”(约伯记十二:10当代圣经)
“如果我的病情严重到一个地步,要用机器来让我苟延残生,请告诉医生把电流的开关熄掉。”
积琪莲柯(Jacqueline Cole)只有四十四岁。那时她的丈夫夏莱柯(Harry Cole)在长老会当牧师,他必须决定是否尊重或不顾他妻子这项痛苦的请求。自一九八六年春季以来,积琪莲因脑溢血,昏迷不醒达四十一天之久。当她似乎返生乏术时,她的丈夫勉强请求马里兰的法官命令医生遵照她自己的愿望,让他昏迷不醒的妻子死亡;法官认为那时距放弃生还的希望尚嫌过早。六天之后,积琪莲张开她的眼睛,面露笑容,接受她丈夫快乐的亲吻。“神迹能够而且已经发生,”这位快乐的牧师说:“我想我们对一个人的死亡权利这个问题,仍是像镜花水月,不可捉摸。”[注一]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需要辩论这个重要和复杂的问题。虽然常是“生有时,死有时”(传道书三:2),但由于现在有延长寿命的可能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自己或因我们所爱的人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存活在“拖延之时”多久呢?延长多久才是太久呢?与这有关的医疗、法律,和道德的原则是什么?应循什么指标而行呢?
“安乐死”和“死亡的权利”,不久会像堕胎一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关心的,最重要和最复杂的问题。
我们有死亡的权利
我们常把死亡的权利和安乐死(故意取去受苦之人的性命)混为一谈,它们其实不同。“死亡权利”是指当死亡差不多是肯定无可避免时,个人有权利决定是否采用不寻常或冒险一试的方法来拖延寿命;这方法通常包括了昂贵的维持生命的人工机器。生命是神圣的,是由神赐给我们的。就因这个缘故,我们永不可以宽恕那些故意用不自然的方法,来取去生命的做法。为此,大部分虔信圣经的基督徒,反对堕胎和安乐死。同时,当生命只能藉特别的医疗方式来苟且拖延时,容许自然死亡的做法,也没有错到哪里。延长寿命和拖延死亡,二者是有分别的。
在病床旁边坐着,面对满布着维持生命管子的病人,我们能够了解人为的医药治疗,为什么会被视作不人道。如果从各个观点看,当对人的治疗方法变成不人道时,我们大部分人都希望有拒绝这种治疗的权利。
你能否自己决定,是否使用拖延性命的方法?医务人员、洛杉矶律师公会,和加州医院联合会,对不用或撤去延长性命的治疗有些建议。第一个原则,可应用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他们说:
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在获得详尽告知所提供的治疗方法的得益、冒险、和结果后,有权决定他或她的医疗方式。尽管这种决定,可能会缩短一个人的寿命。 [注二]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有权说:“停止,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美国天主教的主教在一九八六年六月发出声明说:“我们也承认和维护一个病人拒绝‘不寻常的方法’之权,意即拒绝无益或负担沉重的方法之权。” [注三]
但一个人的选择权是模糊不清的。举例来说,很多人主张在一个人无法决定是否维持或延长自己性命之前,就要预先立下“活的遗嘱”。什么叫活的遗嘱呢?我们应该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以防万一当我们来到一个不能为我们自己作生死决定之境地时,可以使用。
活的遗嘱,就是一份由一个人在他或她有思维能力时,口授笔录最终请求,并签上名字的证件。通常这尚活的人会说明,如果得到病人会维持植物人状态,或无法挽回之昏迷状况的结论时,不要使用“冒险一试”或人工方法以求拖延寿命。
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个好主意。在需要作出此种困难决定之前,为什么不预先清楚说明,我们希望得到怎样的对待呢?不幸的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现在我的身体相当健康,如果我要写一张活的遗嘱,我是假想当我在相当严峻情况下作出的决定。但当那时刻真正来临时,我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感受。而且,加州生物医疗伦理特别联合委员会所订立的原则,聪明地说:“甚至当一个有理智的病人下令制止、或撤除维持性命的步骤时,仍须征询病人的直系亲属,并重视他们的意愿。”
最后,引起了对“活的遗嘱”在处理有疑问的行为,例如安乐死或自杀,是否正确的问题。当主教的维护生命行动委员会,谈到这种可能性时,他们作出以下令人不寒而栗的说明:“有些活着时立遗嘱的建议,是由主张死亡权利的团体制订公式和鼓吹的,他们视此为最终把安乐死成为合法化的第一步。”[注四]
不同的州政府对活着时所立遗嘱的有效性,有不同的见解。因此有人提议用统一的法律,来消除不同州政府间的差异。但是否联邦法律就能迎刃而解呢?我除了对伦理方面作出评论外,不能提议或评估这些律例。这些立法能够对维护生命、防止自杀、谋杀、和在医务人员中,保持良好的伦理吗?这是一个需要解答的大问题。立法能鼓励病人、家人、和医生在作决定时有良好的沟通吗?所有这些问题都要肯定地答覆“是”,才可以考虑所谓“死亡权利”的法律。
我们每一个人在考虑这些论题成为大众之事时,要非常小心,并放在祷告中。我们也要考虑是否愿意自行书写这活的遗嘱文件。由于这些决定,会影响所爱的人和家人,与他们讨论我们的感受,是重要的事。最后,我们一定要明白最终的决定权是在神的手中,就像本章开始时所举积琪莲的例子一样。
什么是“被动的安乐死”?
电话铃响,所有的谈话都戛然停止。我们家庭的一位友人,正参加一个欢送她即将前往欧洲旅行写作的欢送会。在与会中,她说,她很挂心她住在别一州的母亲,因她正被医生用维持生命的人工方法拖延而活着。医生和她的家人都对她说,她已不能帮什么忙了,她应照原定计划去旅行。现在医生打长途电话给她说:“令堂极其不适,据我自己和医院职员的意见,她的情况也是无法挽回的了。”他继续叙述她母亲的情况,然后问一个可怕的问题:“你希望继续作冒险一试的努力么?”
“我不知道,我要跟哥哥商量。”悲伤的女儿边啜泣边说:“请告诉我‘冒险一试的做法’是什么意思。”
医生叙述每条管子、每种药物注射和治疗的用途和效果。当医生用专门术语解释时,我的朋友开始发抖和浑身变冷,她大叫:“你是叫我决定是否杀害我的母亲吗?”
但后来,经过与她的哥哥和牧师商量,并与她的朋友同心祷告后,那个女儿告诉医生,不需继续维持生命或作“冒险一试”的努力了。
我的朋友不得不决定,何时容许那种被动的安乐死。尽管这些字眼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是遥远而不切实际,但明白其定义是非常重要的。被动或消极的安乐死,意即在断定返生乏术后,不再继续使用或不用“不寻常维持生命的方式”或“冒险一试的方法”来延长寿命。它是指不采取拖延死亡的行动,而让死亡自然地临到。
我朋友的母亲,那时是一位八十七岁的老人。人人都料想不到,撤去所有维持生命的方式,她竟活到九十三岁。即使我们自以为“扮演神”的角色,我们可能受愚弄。神的智慧超过人的愚拙。
即使维持生命的方法定义有所不同。一个由医疗和法律专家组成的生物医疗伦理委员会的人员说:“在主治医生判断无论是否使用维持生命的方法,死亡都无可避免时,维持生命程序的界定,是指拖延死亡的时刻、维持、回复、或补充身体主要机能的人工方法。”
一九八六年三月,美国医学联合会的法律顾问委员会,作出以下“不用或撤去拖延生命医疗”的建议。因为我们大部分平民,不会读到这个报告,我以为把它放在本书中,是有必要的。这个报告曾刊登在一九八六年夏季版的《基督徒医务协会期刊》上:
医生对社会的承诺,是要维持生命和减轻痛苦。当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时,病人的选择,或当病人无法为自己作出决定时,他的家人或监护人的决定,应予优先考虑。在未得病人或已获授权之病人代表的选择时,医生应采取使病人得到最大好处的行动。
从人道立场来看,在获得对方同意后,医生可以用必要的医疗方法来减轻严重的痛楚。如果病人已无可救药,可以停止或不作治疗,但医生不应故意使病人死亡。当病人无法为自己作出决定时,医生要决定采用拖延生命的医疗,是否为了病人的最大好处;医生要决定在人道和舒适的情况下,拖延生命的可能性如何。要考虑什么是病人的最大期望,也要考虑其家人或负责照料病人之亲友的意见。
尽管死亡并非迫在眉睫,但如果病人的昏迷是无可置疑地不能挽回,且有充足的稳妥步骤,来保证诊断的正确,在负责照料病人者的同意下,不继续维持生命的医疗,并不是违反伦理的做法。
拖延生命的医药治疗,包括药物、人工、或机器技术所提供的呼吸、营养或水合作用。在治疗一位患上绝症或永远昏迷不醒之病人时,医生应决定治疗的益处,是否远超过因它而引起的负担。在这期间,应维持病人的尊严。 [注五]
按照一位基督徒医生的看法,这些法律的指南“非常接纳撤走所有拖延生命的医疗方法”。
很多时候,我看见问题的是非黑白,乃是泾渭分明的。但在是否撤去拖延生命的方法上,需要寻求神的旨意,因这可能是一件我们看作最难决定的事。素负声誉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说:“极少其他的医学问题,比治疗绝症更复杂,更易引起争论,和更激动情绪。技术与怜恤在竞争,法律赶不上日新月异的科技,争论是免不了的。”(《医生对患上绝症病人的责任》,三一〇期:九五五至九五九页)
医生的左右为难,也是我们的窘境。这是我们在人生中要面对的一个既复杂而又激动情感的问题。
什么是“主动的安乐死”?
主动的安乐死是按委托行事,而不是略而不行。这是一种积极的仁慈行动,经考虑而作出的,目的是结束徒然的受苦,或一种无意义的生存。这包括了使用致命的药物,或不供给营养。然而,基督徒应对这种观点作出强烈的反应。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但并不常是这样。以作家贝蒂罗连(Betty Rollin)为例,她揭露了她在帮助母亲自杀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九八六年春季,这位纽约作家在妇女午餐会中告诉大家,她怎样提供药丸来结束她母亲的性命。那位老妇人患上子宫癌,曾请求她的女儿帮助她死亡。“罗连和她丈夫跟全国各地数十位医生通电话,后来采用阿姆斯特丹医生提供的有毒但无痛的药丸给予她母亲。”[注六]
在她谈及她这次经历的书中,贝蒂罗连论到她怎样作出这个决定,和她怎样处置因这样做而引起的复杂后果。其后,记者报导说:“贝蒂平静地说:‘我知道最坏的可能就是我会被捕,最乐观的可能是我不会被捕。’据我所知,她从来没有被捕,也没有人剧烈反对她的行动。”
我们从这里得到什么结论呢?我们是否到达对安乐死有求必应的地步呢?在美国及其他国家,都有些团体大声疾呼支持这行动,把它说成是维护“人类尊严”和减少无谓受苦的方法。
有案可稽的是,有些医生也支持主动的安乐死。包纳德医生(Dr. Christiaan Barnard)因进行了第一次换心手术而声名狼藉。几年前,他在一本名为《活得好死得妙》的书中,说出他对安乐死和自杀的观点。他写下:“我并不真心相信一位有位格之神的存在,或一个有地理位置的实际天堂或地狱的存在。但我要加上一句,我并不排斥死后有生命的可能。”[注七]
包纳德医生说,他永不再帮助人作主动的安乐死;因为在他的国家,这被视为谋杀,可被判处极刑。但在另一方面,他说:“我相信在临床医疗上,主动的安乐死具有一定的地位。”[注八]
根据医学估计,美国目前有一万名无可救冶、昏迷不醒的病人。在美国医学协会(AMA)的不继续使用拖延生命治疗的指南中,其中有一项是包括撤去医药、人工或机器维持的呼吸、营养、及水合作用。现在我们论到食物和水分了。
伊利莎白包维亚(Elizabeth Bouvia)是一位因大脑中风而四肢麻痹的病人。因她争取容许绝食而死,被全国报纸用头条新闻报导。开始时,法官拒绝她的请求,她成为法律的焦点;当医院当局和美国公民自由联会(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表达他们的看法后,民众公开地辩论。最后,加州的上诉法庭下令切除她的喂食管道;但直到写这本书时,她仍因她自己的选择而生存。
但在这里有一个比人生命更重要的原则。有些人说,除去病人的食物和营养液,令人想起可怕的德国纳粹时代;那时的策略是不喂无用的口。身为战犯辅导主任办公室顾问的李奥亚历山大医生(Dr. Leo Alexander),写下了有关德国医生在战争开始前已雷厉风行此事,导致二十七万五千人安乐死。
开始时是接纳—种基本的安乐死运动。这运动认为有些人的生命是不值得生存的。这种态度在起初的阶段,只是对那些严重和长期患病的病人而言。逐渐这类人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人;意识形态上不需要,和种族上不中用的人;最后扩展至所有非德意志民族的人。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它整个思想的趋势,起源于对无法康复之病人的态度。 [注九]
我不敢肯定这种情况会否重演。就是因有这种可能,我们当提高警惕,反对鼓励或提倡安乐死。
神的旨意不能逃避
赞成主动安乐死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常听到名医说“拖延寿命是可咒诅的”。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基于怜悯病人的受苦。但其中牵涉到重要的圣经标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必须考虑。
从圣经的立场看,我们知道死亡是免不了的,但也不应急于去死。每个人的性命是神所赐,是宝贵的。“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诗篇一三九:14)神能够且有可能干预一个被断定是患上绝症的病人,使他康复。“……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申命记卅二:39下)
“是啊,让我死吧!”这是历世历代以来,不少人对神的祷告和祈求。摩西并没有患病,但对神交付他的重担感到不能胜任。摩西看见众百姓埋怨粮食不足,生活环境不好,以致他忍无可忍。他已受够了,因此对神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祢立时将我杀了。”(民数记十一:15)
但摩西尚未完成神交给他的工作!他要继续带领神的百姓渡过旷野到达应许之地的边界。
以利亚杀了那些拜巴力的先知。但当邪恶的耶洗别王后发誓要报仇时,这位本来无所畏惧的以利亚逃到旷野,坐在一棵罗腾树下大声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列王纪上十九:4)
但神差派天使来供应粮食和水,给他这两种生命的必需品。
神仍要使用以利亚哩!
试想一想约伯。他浑身生疮,他的肉被虫子咬,他的皮肤流血,像烂了的萝卜那样衰残。他瘦骨伶仃,痛彻肺腑,恶梦连连。在这情况下,我们之中大部分人会像约伯那样大呼:“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约伯记六:9)
但同样地,神也尚未完成他在约伯身上的工作。
如果我们看见约伯痛入心脾的凄惨境况,我们会拿去他的食物和水,让他饥饿干渴吗?
圣经没有斩钉截铁地清楚告诉我们,怎样对待“植物人”;但圣经很清楚地要我们关心软弱和无助之人。“把电流切断”可能不会导致死亡,但不供应病人食物和饮水,岂非让他饿死和缺水而亡?
大卫修得曼尔医生(Dr.David Schiedermayer)是在芝加哥大学普赖泽医学院的临床伦理学中心(Center for Clinical Ethics,Pritzer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Chicago)工作的。他说:“我们的法院和社会舆论,快速地移向同意不提供粮食和饮水给病人。作为一个临床医生和基督徒,我和很多人都很关注这个问题,觉得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如果现在沉默不语,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了。我们要争取病人有食物吃和有水喝的权利。” [注十]
我们固然要同情人类的苦楚,但藉使用致命的药物,或不供应病人饮食以施行“主动的安乐死”,乃违背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道德行为标准。
自杀是可行之道吗?
爱斯基摩的老人在患病,知道自己危在旦夕时,会走到外面肃杀凛烈的寒冷世界,倒下进入冻结的睡眠中。他的家人并没有遗弃他,他们支持这种自杀的行动,这是他们生存与死亡的方式。
对地球上很多人来说,死亡与全族人的生存是息息相关的。冰岛、格陵兰、和西伯利亚人的传说告诉我们,当活下去已没有意思时,自杀是相当平常的事。
昔日在非洲和南美洲人盛行自杀的礼仪;君主去世后,他的妻子、仆人和宫中成员,会集体自杀。在世上的主要宗教中,日本的神道教、佛教、和印度教都容许自杀;但天主教和犹太教则定这为有罪。
今天,用自杀来了断年轻有为的生命,青少年人的数目非常惊人。成年的男女自取性命,以逃避生活的问题和职责。在很多个案中,也包含严重的情绪因素在内,由于自杀者失去理性,所以他不能替自己的行为负责。另外,比例较小的是一些患重病,离死期不远的人,他们藉此寻求逃避的途径。
在美国,自杀和企图自杀都是一种罪行;助人自杀等于谋杀。但有些人却游说,希望自杀能合法,并把它看成是可接纳的行为。
好几年前,《时代杂志》刊登了—则消息。一个英国社团印制了一份名为《如何自杀》的单张,其中列举了自杀的方法和使用的特殊药物。他们反对枪杀、剖腹、或跳楼。
很多失意和绝望之人,会面对这痛苦的选择。虽然圣经在这方面没有给我们详尽的指引,但它是坚定地站在生命和希望这一边的。当我们考虑这个和许多相关论题时,应想到这一点。
在很多情况下,自杀的真正重担,是由自杀者的后人来承担的。安娜舒莲(Anne-Grace Scheinin)曾是一位多次企图自杀的人,她写下一篇强烈反对自杀理由的文章。她从自己的经历说起,以她自己自杀而死的母亲作例子:“尽管为了逃避痛苦的绝症而自杀,这人仍是绝对的失败,毫无尊严和自傲之可言。生命虽然太沉重、力不能胜,但因自杀而得到的解脱,并不是生命的胜利,不是自我对命运的最终跨越,而是对希望的悲惨否定,是人类灵性的失败。”
这位加州女子写道:“不管痛苦如何厉害,它永不会厉害到一个程度,使自杀成为唯一的解脱……自杀并不能终止苦楚,而只是放在遗属受伤的肩膀上。”她用以下的说话来结束她的故事:“但是,我要对所有在我不想活下去的时候,强迫我活下去的医生、护土、和心理治疗师说:‘谢谢你们!你们让我的肺可以呼吸,心脏可以跳动。在我绝望时鼓励我,使我怀抱希望。’”[注十一]
如果我们是按照神的形像被造的,我们有损毁自己身体的人权吗?每天我们的身体逐渐衰残,但这并不是一种公开的自取性命行为。
一出在百老汇和伦敦很卖座的话剧,名叫《究竟这是谁的生命?》剧作者以同情的手法来对待自杀和因怜悯而产生的谋杀(Mercy Killing)。 [注十二]
这是一场在以弗所书六章12节所描述的“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争战。生命的神圣,逐渐被磨损了。是否适者生存成为时髦的哲理呢?我祈求不致沦落到这个地步.
要问的问题
约翰谢里夫(John Sherrill)在他措词动人,名为《母亲之歌》一书中,谈到他要决定他母亲的生死。当她的死期似乎迫近眉睫,而他无法忍受看见母亲受苦时,他问医生如果把静脉注射管挪走后,将会产生什么后果。
谢里夫说他很紧张,因他以为医生会愤怒地回答他;但医生却温和地告诉他一些衡量的标准。在他全家人经过祷告一致赞成,并经医生同意后,他最后要求把拖延他母亲生命的仪器挪走。他归纳起一些当我们仍健康和清醒时,我们要问自己的重要问题:
一、如果医生可以帮助一个老人渡过健康危机后,他会变得怎样?是一个病情尚可忍受的人,还是病情急转直下,身体衰残和痛苦加深的人呢?
二、那病人自己要怎样?他是否表示要尽可能地活得长寿?抑或他期望死亡,不希望用今天可以得到的人工方法和器械作辅助,使生命延长呢?
三、那人现在的态度如何?当死亡临近时,我们的态度有可能改变。尽管那时我们可能无法说话,我们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表达我们的愿望。
四、家人的态度如何?
五、什么是神的时刻呢?我们发觉甚至在痛苦和忧伤之中,他的印证仍是美丽的。在母亲辞世时,我们遇到接二连三之神印证的例子(巧合的仁慈、和不寻常的事情)。我们现在相信,我们正确地解释了这些从神而来的启示,知道这就是他接家母回天家之时的印证。
死亡是终结吗?这当然是个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大问题。面对死亡对于那些相信有来生的人与那些不相信有来生的人,反应截然不同。 [注十三]
是的,我们须懂得提出正确的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何时离世。我们需要尽可能智慧地使用神交给我们的时间。神赐给我们健全的头脑,我们一定要在头脑功能正常时使用它们。这不是一种病态,而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大挑战。
当死亡来临时,
是静悄悄地——
可以算是潜行进来。
正如在辛劳了一整天之后,
一个人要躺下睡觉一样——
结束年老和忧愁,
或年轻和痛苦?
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除了得到一切外——
还有一个美丽的明天!
为何哭泣呢?
死亡可能是残酷的。
我们不明白:
为何敬畏神之人被害,
作恶之人仍生存;
不论死亡怎样击打,
或打击了谁,
认识复活之主的人,
也知道他的坟墓是空的。
葛培理夫人
[注十四]
7
生死的选择
“我们中间大部分人,都有一种潜意识的渴望,要带着一定程度的尊严离开这个世界……要快速、安详、且很容易地离去。但生命并不依循我们如此笨拙地设计的模式……死亡有不同的面貌和声音。”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雅各书一:5)
生时作聪明的选择,在临终时也要如此;我们多么需要神的智慧啊!举例来说,我们中间大部分人,都有一种潜意识的渴望,要带着一定程度的尊严离开这个世界……或者在九十三岁时,在火炉前坐安乐椅的一刹那,转眼之间,就进入了永生。快速、安详、且很容易地离去。
但生命并不依循我们如此笨拙地设计的模式。“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书四:14)
我们大部分人也喜欢说一些可以使我们家人引用的佳言隽语,希望留下美好的形像。但如果疾病或岁月侵蚀我们的身体,镜中人跟全家福相片的人殊不相似又如何呢?能否以某种程度的荣誉,对尘世生命说声再见呢?
一位医生告诉我两名我认为没有尊严地去世者的事实。他用以下的话来描述第一个:“在急救室内昏迷不醒;利用呼吸器帮助身驱无限期地活下去;几个心电图仪不稳定地闪烁,却一直维持下去;身旁有两三个静脉注射管,也有几根管子通到鼻孔和膀胱;多位专家每天调整仪器,保持数目平衡;医疗费用,每天以两千美元累积下去,不知何时才会结束。”
一幅多么灰暗的图画!但却屡见不鲜,其数不断递增。艾伦就是个例子。几个月来,艾伦就是这样维持性命。他的保险赔款已用完,他的钱包已空空如也,他的妻子也祈求他早日死去,最后完全不来看他了。艾伦死时,留给妻子的遗产只是苦涩和懊悔。
在医院的档案中,这类的个案不胜枚举。死亡之毒钩可能是残酷的、长期性的、和费用宠大的。
第二个没有尊严地死亡的描述,可能在安老院看见。病人经年累月依赖院内员工的帮助。员工可能关怀他的安舒,也可能不关怀;他的周围只是一张床,和床边的小桌子;从别的房间或邻床传来的呻吟或唠唠叨叨的声音;消毒剂的气味企图遮掩令人恶心的臭气;当死亡终于来临时,一位远房亲戚获告知这事;然后,他语带愁意,在电话里吩咐办理后事。
不幸的是,上文所述的事实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你试问任何一位安老院的主任,他会告诉你汤太太或李先生是安老院的长期住客,只是偶然有关心他的人来探访他们。很多人在他们的身体死亡前,已长久被社会遗忘了。
安老院对那些不可能在家获照顾的老人或病人来说,是一个大的祝福。但家人和病人应小心地调查,该院是否经常待住客以礼。一位友人告诉我,他的母亲在一“疗养之家”死去。当他去收拾她的遗物时,管理员把他带到贮物室。那里有—袋用垃圾袋装载的他母亲的照片和衣物。管理员这种愚蠢的做法,使他更加悲痛。
我不能一概而论。大部分安老院的管理良好,并由悲天悯人的员工负责。我曾拜访过着名的圣经传讲者万士哈拿(Vance Havner),他在世的最后一段日子是住在一间很好的养老院里。
然而,与被遗弃和不人道地对待相反的,是舒适的住处,风光如画的环境,亲友就住在附近,个人事务安排妥善,对未来确信有位慈爱之神永远同在。
在内子露芙的父亲离世后,她母亲觉得越来越难自己照料自己。她因一次中风而部分瘫痪,需要人照料她身体的需求。内子把她接到我们在山区的家中;但当住了一段时期后,她喜欢有个她自己的家,因此她重回旧居。
露芙说:“母亲一生很喜欢音乐——喜欢弹琴和唱圣诗,也喜欢听别人弹唱圣诗。”
在她临终前,我们突然发觉到身体健康的人所喜欢的圣诗,不一定是垂死之人所喜欢的。露芙检查她所喜欢的唱片,从中找出她认为她母亲喜欢的圣诗。我们本地电台的员工慷概地把它们灌成录音带。露芙回顾那些日子说:“母亲有一个简单的录音机,能随意扭开。那录音带在她与我们同在一起的最后几星期,播放美妙的古代圣诗给她听。”
更难的决定
我们无须为露芙的母亲作出困难的决定,是否要维持或拖延她的性命。她并不依赖维持生命的系统,只是需要完全和满有爱心的照料。我们毫无疑问,深信这是她所喜欢的。
我们有一密友,她需要为她的丈夫作出抉择,是否要用机器来拖延他的寿命。幸运地,他们在极其需要的时刻之前,已讨论过那可能性。
伊迪薛弗(Edith Schaeffer)是我故友弗朗西斯(Francis Schaeffer)的遗孀。她在丈夫患癌症时,被叫到她丈夫的病房。六位医生告诉她,弗朗西斯已没有希望了。他们问她是否想把他放在深切治疗病房,靠机器来维持生命。一位代表他们发言的医生说:“一个病人在靠机器维生后,我永不会把开关拉掉的。我需要知道你的看法是什么?”
伊迪知道她跟弗朗西斯多年讲到生命的宝贵。如果有些话要说,有些事情要做,增加几分钟的寿命会产生大大不同的结果。她说:“拖延死期并没有多大意义,生死二者有界限,但不是绝对的一二三过程。决定是因人而异的,需要有很大的智慧。”
伊迪选择把丈夫带回家。她说:“我相信当我的丈夫离开他的躯壳后,他会与主同在。我不想他在与主同在前离开我!因此我敢肯定,他渴望到那所他叫我购买的房屋居住,直至他离世为止。”
医生同意她的做法,并说他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像他们那样。弗朗西斯回家后,伊迪在床边摆满他喜欢的东西。在他的房间,音乐轻扬。她说:“我一张接一张地播放他所喜欢的唱片,如:贝多芬、巴哈、舒伯特,韩德尔。十天之后,在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韩德尔的《弥赛亚曲》仍飘荡在空中时,弗朗西斯吸了他的最后一口气。”
一个毫不掩饰的死亡
我记得一个人,他对死得有尊严加上了新的诠释。韩福瑞(Hubert Humphrey)是詹森当总统时的副总统,他自当选为参议员后,备受尊崇,开始他的政治生涯。其后,他是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却没有被选上。成为美国人的典范后,他在死前数月内,说出了不少令人肃然起敬的话。
你还记得多年前癌症常是可免则免的话题吗?或者韩福瑞胜人一筹之处,是他把这个可怕的题目暴露在日光之下。在一九七七年,他的医生公开宣布这个诊断,我们知道这是经过他批准的。他有一个不能动手术割除的肿瘤,而且病情是无法救治的了。史埃德曼(Edwin Shneidman),这位在论死亡和垂死方面首屈一指的作家和教师写下:“自此以后,世人如果不是像对待麻风病人、和被社会遗弃者一样孤立韩福瑞(因为社会人士对无可救药之癌症病者避之则吉),就是因为他的为人和他的端庄自持,毫不掩饰地接纳他的本相。”[注二]
民众接纳韩福瑞,看见他以开诚公布和幽默的态度面对死亡。“公开宣布因癌症而死亡之消息的韩福瑞,能够成为“合宜死亡”的例子。他的公开宣布患上癌症,他的健康状况,和他的死亡,可能会刺激我们之中大部分人,思想自己的死亡过程。”[注三]
韩福瑞在参议员议会中的一席话,生动地把一个有尊严,有风度的死亡表露无遗。他说:“最大的治疗是友谊和慈爱,这在全国各地我都能感受到。医生、化学药品、辐射、药丸、护士、治疗师,全都非常有帮助。但如果你对自己、和克服困难的能力没有信心;对神的供应没有信心;也缺乏朋友和他们的爱心与慷慨,那就再也没有医治了。” [注四]
他知道他不能得到痊愈,但他表达了什么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友情、仁爱和对神的信心。
选择因人而异
我们知道死亡有不同的面貌和声音。保罗杜尼亚(Paul Tournier)写道:“极少人在死时真正头脑清醒,思想灵活,心境安宁,和具视死如归的态度。若能这样死亡,是多么令人向往啊!与我同事多年的一位年轻妇人,她在锦绣年华时病重。从发病时起,她就有自己不会康复的预感了。她列出了她想在离世前再见一面的亲友名单,她一个一个地邀请他们到她的病床前。她祷告神,让她能给每一个人知道她内心为他们预备的信息;在最后—位访客离开后,她便去世。我的好几位最知己的朋友,在知道死期迫近时,也这样叫我去见他们最后的一面。在这情况下,我们之间的对话,意义是何等深长啊!” [注五]
大多数人的死亡是处于尊严和没有尊严的这两个极端之间。老年人中最流行的死因,是衰老的疾病如心脏病、癌症、中风、糖尿病并发症,和其他的机能失常等。现代,因公众健康和卫生保健逐渐改良,再加上较安全的环境,老人越来越长寿了。
但我们看见医疗中的两个主要趋势:一个是医生过份小心,且使用非常昂贵的方法来医治病人,以免病人控告他错误治疗。在某些情况下,这会带来“冒险一试式的医药治疗”。另一个极端就是讲求实际。如果一个人已不中用了,就连最基本的治疗也不提供。一位基督徒医生说:“后者会越来越多采用,一方面是为了节省金钱,另一方面是人命贬值。”
所以,什么是解决之道呢?我们能否找到一个中庸的立场,一方面能担保病人在患病和康复时的尊严;另一方面也没有使用昂贵的、毫不间断的,但没有果效的治疗,来贬抑那尊严呢?
美国的外科医务总监柯甫医生(Dr. C. Everett Koop)说:“所有这些议论,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来说,有不同的含义。内子知道我不赞成用注射致命药针的方法来离开尘世。我想在世逗留长久一点,让我的家人得到照料;但在这之后,当我的生命已无建树时,我不想被人用不舒服的方法来让我苟延残生。” [注六]柯甫医生同时是一位伟大的圣经学者。
神的智慧和我们的责任
病人有神赐予的价值。神关心我们如何对待那些对我们无任何贡献的人。一些有影响力的人或社会名流,不难获得仁慈和爱心的对待。但当耶稣教导门徒时,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马太福音廿五:35-36)
他的门徒感到困惑,他们何时作这些善事呢?耶稣告诉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马太福音廿五:40)
让我们看看在哪几方面,我们能够对神赋予人生命的价值有所贡献,和我们期望别人怎样对待我们。
请不要离开我
我常说孤独占了我们文化的优势。一个人在宴会中可能会孤单,他在一群人中或在乡间会孤单,有钱有名气的人会孤单。孤单也包围垂死的人,以致他在临终时,受到被遗弃的煎熬。为何会如此呢?这是由于其他人采取的某种态度之故。
首先,是独白态度。“阿标,你今天好吗?你看来很好。”阿标本来想把他的感想告诉别人,期望表达他的思虑,但医生和朋友的态度已“搪塞了他的嘴唇”,使他说不出话来。他们告诉他应该有的感受,然后可能说:“我会再来探候你。”作了应许却不兑现。至于基督徒,则说:“我会为你代祷。”却永不这样做。
另一种态度引起被遗弃之感。一个患病、或遭意外的人,可能被当作非人。就像我们对小孩子,有时我们在他们面前旁若无人地说话。其实甚至我们的小狗,也有智慧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谈到它们。它们会把头扭转,竖起耳朵对着我们。耶稣称他们为“你们中最小的一个”。喜爱动物的人士,也一定同意人比狗的智力高得多。
要求帮助的人会暗示他们的需要。我们要敏锐地想到他们的感受。“我想我将不久于人世。”是一句请求人明白他的话,不应对此淡然置之。很多时候,我们以废话来回应他们。例如,当所有的迹象都显示病人命不久矣,我们却说:“你还可以再活几年!”诚实似乎在病房中消声匿迹了。
有时,在安老院的老人和患上绝症的病人,是真正地被遗弃了。亲友托词说:“我最好留下他以前的好形像。”另一个被遗弃的迹象,与身体接触有关。开始时是与所爱的人用嘴唇接吻,然后是在前额的轻吻,下次是在门口作个飞吻;孤单逐渐加深了。
我忖度,如果雅各的家人离弃他,会有何后果呢?在他临终时,他把所有的儿子都叫到床前,预言他们的未来。有些人得到强而有力的劝戒,有些人得到祝福。当他做完后,圣经说,雅各“气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创世记四十九:33)
患上了绝症者的一个选择
多年前,专栏作家韦乔冶(George Will),在《新闻周刊》写下一篇题为“一个美好的死亡”的文章。我把它剪存,因我想知道他对“好死”和“坏死”的看法。我发觉他的一些议论,正好表达了美国人对人性尊严的流行看法。
韦氏说:“恶化的病情达到一个程度,要用‘攻击性’(aggressive) 的治疗时,只会加剧病人的痛苦,而无实际裨益。此际,对病人的关注,应放在死亡尊严这一点上。” [注七]
该文章继续描述收容所(hospices)提供善终护理的做法,这是西方国家普遍流行之旧瓶新酒的观念。在美国,这概念此较新颖,但却可算是相当陈旧的,因它乃是根据基督徒的金科玉律而来。
在中世纪时,这种机构提供往圣地朝圣之人沿途的住宿,有时它设在修道院附近。其中一所最着名的是在瑞土阿尔卑斯山的圣伯纳院(St. Bernard in the Swiss Alps)。(我们联想到瓶子悬挂在颈项上的圣伯纳狗,它能拯救人的性命。有一段时期,收容所确是这样做了。)
近代的善终护理运动起自英国。一位善心妇人名叫塞莉桑德斯医生(Dr.Cicely Saunders),创办了圣基度化院(St.Christopher's );很多其他善终护理院都是依据她的模式而建立的。善终护理为患上绝症的病人和他们的亲人提供照料,主要目的是要减轻长期性的痛苦。一位善终护理的医疗主任说:“我们永不会到达工作完成的境地。我们也许对治病已做足了,但常有进一步的工作可做,为要令病人感到舒适一点。”
圣基度化院的目的是提供爱心的照顾,用药物加上人为的工作来医治各方面的痛苦,包括:身体、社会、情绪,和灵性方面。善终护理院是建立在社区中的一个社团,帮助垂死之人生活,直到他们去世;而且帮助他们的家人继续生活下去。
韦乔治评论说:“如果有善终护理作为另一个选择的余地,就没有太多人要求安乐死了。如果没有了善终护理,安乐死的合法化就会强加压力在年老体弱之人的身上,因他们相信社会不大理会他们。一旦发觉患上不治之症,这些人会想到只有实施死亡,才是解决自己痛苦和家人负担的唯一途径。于是,他们的“死亡权利”,似乎变成“死亡义务”了。 [注八]
一位垂死之人想要什么呢?以前贪恋物质的享受,现已变得毫不重要了。杜尼亚说:“对成功的追求,和努力挣扎,以避免失败,是金色年华时期的合理目标。但无论这种长期奋斗所获得的果实是什么,在死亡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它已变得微不足道了。重要的是心灵的宁静。”[注九]
宁静是诗篇二十三篇所说的“可安歇的水边”;宁静是当见到婴孩耶稣时,年纪老迈的西面所表达的境:“主啊!如今可以按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路加福音二:29)
宁静和尊严,是善终护理运动的赞助人所期望能带给垂死之人的礼物。
对特殊人的特殊照顾
善终护理运动继续往前发展。如果你知道某人病重垂危或患上绝症,你会发觉善终护理,是提供合理照料的另一个为病人服务的途径。
谁有资格得到善终护理呢?当医生决定病人已无法救治时,他会介绍病人去做善终护理而不是住医院。任何人都可以介绍病人得到善终护理。在大多数情况下,垂死病人留在家里;一组包括医生、护土、医疗社工、牧师、家庭健康助理、和受过训练的义工所组成的团队,提供个别而广泛的照料。当病人去世时,他们的工作并不立即终止;他们继续帮助家人渡过哀悼时期。
圣地亚哥有一善终护理院的工作计划,是由六十位对垂死病人及其家属有负担的人发起的。在不到十年的期间,这运动继续扩展,以致超过三千二百位病人和他们的家属得到了照顾。今天,如果条件符合——意即一个人被诊断是患了绝症,只有数天、数周、或最多数月的寿命时——任何人都能得到帮助。不分肤色,信仰,或经济状况,都能得到这种照顾。
人将要去世时,其内心深处的需要呈现了出来。有时,家人觉得有心无力,有时则觉得愤怒莫名。情绪可能被压抑,其痛苦只在爆发出来时,别人才晓得。“护理院的目标,是要帮助这些人正面而自然地把情感发泄出来,以致一个人的最后人生旅程,就像它理应的那样——没有痛苦顾虑,在慈爱照料的气氛中渡过。”[注十]
圣地亚哥善终护理院的公关主任和驻院牧师,强调一切有关人员和义工联合起来,提供这种照料。
家庭照顾的服务,包括每天的家庭探访,对个人和一些事务上的帮助,护土照料,办理一些杂务,提供灵性和心理上的支持。在病人去世后,善终护理在家人哀恸期间,继续提供帮助。
以下是一个有关善终护理工作人员,令接受护理家庭成员态度改变的故事:有一位垂死的祖父,他四岁大的孙女被命令去屋子的另一边玩,并获告知不要走近祖父的房间;家中的大人坐在客厅里痛哭;家中的青少年孙儿,则在屋内漫无目的地进出。善终护理的工作人员发觉那个小孙女在她房间的一角啜泣,她问:“小宝宝,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们不让我去见爷爷,我很害怕!”她呜咽地说:“我想他们要害爷爷。”
那护土走去对家人说:“不容许小孩子见爷爷说声再见,是不对的;不要把他们赶开。”
那父母亲勉为其难地告诉他们的孩子说,他们可以去那房间。那小女孩用脚尖挺高身体向爷爷亲吻,对爷爷知道她来到仍不满意;她把身体倦伏在爷爷的身旁,男孩子也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爷爷的面孔绽出了笑容——他安宁地去世。
那小女孩永不会忘记这次经历,永不会忘记她对祖父的爱,或在他最后几分钟时陪伴在他身旁的情景。
在英国的经验表明,善终护理有其他良好的后果。那些在家中得到照顾之人的沮丧、焦虑、和愤怒减少了。在善终护理运动开展的地区,现在越来越多人在家中去世。举例来说,康乃狄格州的新港市(New Haven, Connecticut),以前是百分之十的人在家去世,现增至百分之七十。我们的社会增多了一个新的路向,职员和义工在其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我希望有更多基督徒参与这项服务,来见证基督的爱。
表达基督之爱的机会
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九章记载的耶稣与瞎子的故事吗?这是一个所需获得满足,和眼睛张开,与主建立了关系的一个好例子。那人曾是个瞎子,但耶稣医治了他。法利赛人惊讶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他的疾病,他们责备他。但那从前眼瞎的人,知道医好他的人与神有一特别的关系;他要知道更多有关这个安慰和慈爱的泉源。
当一个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时,他的眼睛可能睁开,他的视野可能放大,他看见神能在他生命中成就的大事。神藉耶稣留给我们一个好榜样。当我们做一些像目前在美国流行的对病人照料的工作时,我们是学效耶稣的榜样。这是基督藉他子民对别人所作的服务。如果目前对因艾滋病菌而死亡的可怕预测真的兑现,这类关心病人的工作,就更显得迫切需要了。
很多时候,一名垂死的小孩,会在不知不觉中把他的双亲带到神面前。一位作善终护理的牧师说,他希望成年人会领悟到,垂死之小孩常拥有真知灼见。“小孩子常公开地谈论神,他们比垂死的老人更愿意谈到死亡。”
当病情到达某一个地步时,患上绝症的病人需要对他的命运有把握。但在过去,病人和他的家人通常在暗中摸索,得不到什么支持;对于那些无宗教背景,不参与宗教活动的人更是如此。现在情况已改观。基督徒社团应留意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举例来说,所有的善终护理,都需要直接照料病人的义工;他们被称为“善终护理的心脏”。直接照顾的义工,是病人及其家属的朋友。
照顾病人的义工,在以下几方面需接受训练:沟通、对病痛和症状的控制、对伤痛和哀悼的安慰、灵命的关注、伦理问题、和对垂死者的照顾。虽然这些技能似乎很复杂,它们却很重要。我们或多或少都拥有这样的才智,它们表达了我们对别人的怜恤。这怜恤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因在这二十世纪末期,更多人有更长的寿命。)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尊重。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乐意为那些在世仅有短短数日、或数小时的人,祷告和读圣经给他们听。记得“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罗马书十五:4)
耶稣今天仍藉着住在那些信他之人的心中,在地上行事。藉信徒的服事,就有更多善事作出来,使更多人得到关爱,更多人接受安慰。这是那些只有作善事的哲学,却没有神救恩的人文主义者,所做不到的。
“作关怀人的基督徒”,应该是信徒团体的口号和旗帜。当其他人看到我们对受苦和哀悼之人表同情,他们会相信我们的所信,具有特别意义。正如一首诗歌所说:“他们会因我们的爱,我们的爱,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是的,他们会因着我们的爱,知道我们是基督徒”。
8
在悲伤中摸索
“悲伤的表面可能是冷淡、心神恍惣、愤怒、欢愉,或任何一种情绪。如果我们试图明白它,我可能学会怎样去应付悲伤。”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歌罗西书二:2)
有位母亲,她的儿子在数日前因一宗悲惨的意外去世了。她坐在教堂前排的座位上,安静地聆听牧师在追思礼拜中的讲道。她泰然自若,甚至可以说是安详宁静。在结束祷告后,朋友瞻仰遗容,拥抱死者家人。事后有人说:“他们能节哀顺变。”“他的妈妈很刚毅坚强。”甚至在家里,他们夫妇也面带笑容,口说勉励的话来迎接访客。
几天之后,丈夫发觉妻子坐在厨房的地板上,边捶胸、边不由自主地啜泣。这个被其他人认为“刚毅可嘉”之人的情绪,已一蹶不振了;这是一般人的通病。
法兰西骆芙(Frances North)是我们的一位邻居,她的丈夫因意外而不幸去世。她也是一样,每个人都称赞这位寡妇刚强;她甚至还面带笑容。
“只有神才能赐给她这种胜利。”众人这样褒奖她。事实上,可怜的法兰西却有难言之隐,她怎能表达她的悲伤,而让主的名受亏损呢?
几个月之后,露芙接到电话。一位朋友留意到法兰西越来越不愿与人交往,她表示很关心。
内子露芙与法兰西是多年的朋友,故此她驾车去探望她。她发觉法兰西躺在椅子上,眼睛呆望着天花板。露芙温柔地对她说话,可是得不到回答。就算回答,也只是简单的“是”或“否”。最后她觉察到她的情况比想像中严重得多。露芙问她是否愿意让她打电话给医生,法兰西麻木地点头;露芙打了电话,医生叫她立即把病人送来。
那位医生是一位体贴别人、满有怜恤的基督徒。他知道法兰西有未得到解决,且长期压抑之悲痛的征兆,需接受治疗。
今天,法兰西像意外发生前一样,已是—位正常、快乐、活跃的人。
当我们根据外表或神态来对某人下断语时,我们会有何等的错误啊!把微笑的假面具除下,你可能发现急不容缓的需要。悲伤隐藏在很多假面具的背后,且以不同的形式表现。悲伤的表面,可能是冷淡、心神恍惚、愤怒、欢愉,或任何一种情绪。如果我们试图明白它,我们可能学会怎样去应付悲伤和透过经验去帮助他人。
悲伤是一个事实
许多损失会带来悲伤。这可能是失去一份工作、一个朋友、一只宠物、或某种拥有权。失去婚姻的关系,可能引起像死亡所引起的那种深切的哀痛。不论原因如何,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有伤痛的时候。
统计数字显示,每年在美国的二百五十个家庭中,有十个家庭受到伤痛的影响。我们研究死亡兴垂死这个题目,会特别着重个人的伤痛,和怎样去安慰那些因亲友去世而悲痛的人。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原则,也能应用到帮助那些因其他类型的损失,而引致的痛苦、失意、失败的人。
如果没有适当的处理,伤痛能使我们失去对人生的正确观感。一位友人告诉我,他母亲哀悼她丈夫的去世是如此的深,以致在十七年之后,每当提及她丈夫的名字时,她都会哭。我朋友的妻子对她丈夫说:“我非常爱你,但我永不会为你悲痛达十七年之久。”
埃德娜梅丽(Edna St.Vincent Millay)表达了很多人在面对失去时绝望的心境。在她名为《哀歌》的一首诗中,她写着:
生命一定要继续,
死亡要被遗忘;
生命一定要继续,
虽然好人死亡;
安娜,吃你的早餐!
丹纳,吃你的药!
生命一定要继续;
我却忘记为何。
耶稣对悲痛并不陌生。以赛亚书五十三章3、4节预言基督要“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尽管难免有悲伤,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快乐。当雅各以为约瑟被野兽撕碎时,圣经这样描述说:“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创世记三十七34)当大卫王听见他的儿子被杀,他用传诵千古的话语来表达。他伤恸地说:“我儿押沙龙啊!我儿;我儿押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龙啊!我儿,我儿。”(撒母耳记下十八:33)
当死亡把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人隔离后,我们会有一段时间,认为没有人受的苦,比我们的更深;但悲痛是普世性的。怎样去应付悲痛是属个人的事,且是重要的事。
悲伤的情绪
当一个亲爱的人死亡时,内疚把我们攫住,很容易开始向自己或别人重复“要是……”的话。“要是救护人员没有那么缓慢。”“要是我在场,我会采取某些行动。”“要是我没有让他使用我的车子。”“要是我花多点时间在她身上,告诉她我多么关心她。”
内疚感有两种:真实的和假想的。有时二者混淆不清,我们不知道所经历的是那一种。当我们感受到或知道我们不服从神的诫命,违反他的标准时,我们有真正的内疚感。假内疚是一个人为某件他无法控制的事情而内疚,此亦是正常的悲伤情绪之一。
包菲德(Velma Barfield)因她所把的罪行,而被判极刑,她明了并经历了真正的犯罪感。在大卫王命令人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谋杀之后,他一定因真正的犯罪感而受苦。他喊叫道:“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诗篇五十一:3)
我们都不是完全人,人际关系也非十全十美。没有一个人对亲戚朋友的爱是完全的。越是爱得不够的未亡人,似乎越要表示对死者哀悼。这样的人会用超过家庭经济所能负担的费用来购买棺木、墓冢。这可能是想“弥补”内疚的一种方法。我不想批评殡仪的事情,因我相信这是每个家庭深思热虑后的私人决定。
有时,一个长期病患者终于去世,家人会因觉得自己松了一口气而内疚。我们可能说:“我们很感谢,因他已脱离了苦海。”其后就因这样感谢而内疚。
当忽略或憎恨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部分时,引起这些感受者的去世,会令仍健在的人产生内疚。有人告诉我有位年轻人,在他尚是小孩子时父母已去世。那年轻人在他的阿姨家长大,他的阿姨对他漠不关心;他的哥哥也忽略他,只是偶然来看他。该年轻人在年仅二十一岁时便去世了。突然间,他的阿姨和哥哥大哭起来,指责医生没有医德,要求那些有关人等予以赔偿,并大声痛哭。因以前的忽略而产生的内疚,遂以悲伤的形式来发泄。
悲伤的痛苦常使人变得愤恨、责备、或因别人已做或未做之事而责怪别人。还记得当拉撒路死时,马大对耶稣说的话吗?她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约翰福音十一32)我猜当耶稣把拉撒路从坟墓里叫出来后,她可能希望自己从未说过这番话。
基督徒也不能幸免内疚;但因他们有神的恩典和赦免,他们较非信徒更能应付内疚。耶稣说,我们若承认我们的罪,他必赦免我们。真正或虚假的内疚,是一个难背负的大重担。认罪带来赦免,赦免带来自由。
不论任何一种语言,最易医治创伤心灵的话是:“对不起,你能原谅我吗?”为了得到一个不受自我指责、捆绑之心灵,我们需要更多地向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认罪。
如果神愿意赦免我们,我们必须愿意赦免我们自己。
悲痛也会熄灭对生命的正常热诚。“我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劲。”范奥勤(Sheldon Vanauken)在他年轻妻子去世后,写了一本感人肺腑的书,名叫《严重的怜恤》。他说:“在世界到了尽头时,一切怎能继续下去?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怎能留下银河系那么大的空虚?”[注一]
在亲人去世后,没有一事会维持原状。食不甘味,听不闻声,没有任何事可以让自己得到满足;眼泪在意料不到时流出。哀悼之人可能看见某个在街上走的人,很像已去世之亲人,以致悲从中来。
另外一个悲痛的情绪就是愤怒。一位妇人告诉别人,某次在基督徒妇女的集会中,她在洗手间见列一位刚失去丈夫的妇人,她试图满有怜悯地去安慰那妇人。岂料那年轻寡妇痛苦地大声反唇斥责死者说:“他为何这样待我?我要抚养两个小孩子。我们可能要搬家,住较便宜的房子。他死后把我弄得一团糟。”旁边的人吓得一跳,她把很多人都会压抑下去的情绪爆发了出来。其后,她可能因痛骂已故丈夫的行为而后悔;但她表达了很多人都感受到的普通情绪。
当一个哀悼的人不能向已故之人发泄愤怒时,他或她可能会找另一位代罪羔羊。悲伤中的人,会批评那些生活如常的人。他们责怪医生、护土、医院、亲属,找出可以责怪的任何人。为什么不责怪神呢?这种感受也不新奇,大卫就曾大声呼叫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诗篇四十二5,9)
马大责怪耶稣疏忽大意时,主并没有讲出原因或跟她争辩。他很有耐性,又了解事理。如果我们是别人愤怒的对象,我们不应把这事看作他针对我个人。要等待直至经过一段时间安静下来后,我们才可讨论此事。
跟悲痛情绪纠缠不清的,是回复正常活动的拦阻;此际唯觉万事皆空。悲伤的人与死亡的人关系越是密切,就越难以避免用灰暗的眼光看事物。悲伤的人怨恨那些劝说他收拾破碎心灵,重过先前生活的人。在他看来,朋友都是冷酷无情,头脑迟钝的人。
基督徒不像古希腊的斯多葛派,不以苦乐为意;因为圣经看悲伤是人生过程中的一个正常部分。悲伤之后会产生抑郁,就像乌云满布,天惨地愁,日月无光一般。当某人说他身在“人间地狱”中,那是很恰当的描述。
你在自己的悲伤中摸索,乃是情绪、肉体和灵魂都受压制的过程。信心使我们有能力跨越悲伤,而不是逃避。
在某些地方——阳光仍然普照
我们不能提供简易的答案,也没有“三个渡过你个人悲伤的锦囊妙计”。一位友人把斯克吉(W.Graham Scroggic)的警句寄给我们。她说这些话帮助她面对母亲的去世:“让悲伤完成它的工作。踏过痛楚道路的每一步,喝下苦杯中的每一滴。从回忆和希望中撷取它们能提供的一切。看到所爱之人留下的东西,例如他们常穿的衣服,他们所写的信件,他们坐的椅子,所喜爱的音乐,他们常唱的圣诗,所走过的路径,玩过的游戏,或他们在教堂的座位等等,都会使我们觉得痛苦——但如果没有这些纪念品,我们又会如何呢?我们喜欢用快刀切断过去的一切,以便减轻痛苦吗?那些真正蒙爱的人会说,他们在悲哀中找到新的快乐;那种只有伤心欲绝之人,才能懂得的快乐。”
今天我们很关注健康,但对于悲伤这个病症,我们仍有很多错误的观念。首先,为了情绪的健康,我们应鼓励要悲哀,我相信神给我们泪腺是有原因的;我们不应因感到难为情而不使用它,在有需要时要让泪腺流出眼泪来。不幸的是人们常说“大丈夫流血不流泪”。特别是男人,不应把眼泪看作软弱的象征。在旧约时代,刚强勇敢的人“放声大哭”(约伯记二12),眼泪并没有被认为是懦弱的表示。大卫为扫罗之死而流泪(撒母耳记下一12),约阿施王因先知以利沙快要死亡而流泪。(列王纪下十三14)
如果有人觉得在公众场台流泪是难为情的话,他应在私下里尽情地痛哭。诗人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诗篇四十二3)
如果没有了情绪的出路,“装腔作势,权充英勇”,可能会招来身体的伤害。韦斯伯(Granger Westberg)在他名为《有益的悲伤》(Good Grief)一书中说:“身为一位在医疗中心工作的牧师,我跟医生及他们的病人密切地工作了多年。我逐渐留意到很多我看过的病人,是因无力应付悲痛境况而造成的。病人通常首先去见医生,埋怨身体不适。越来越多的个案,是病人告诉我在过去数月或一两年之内,他的家庭有重大的变故;当找们交谈时,明显地他们并没有解决那变故的核心问题。我见到这么多例子,以致我不能不作出结论:疾病与一个人如何处理他所面对的变故,有着密切的关系。”[注二]
在南加州大学医疗中心工作之驻院牧师腓马力(Chaplain Phil Manly)说:“有大量的证据显示,四分之一的病人住院,是因为在他们的人生中有不能解决的痛苦。”布莱克牧师(Rcv.Jack Black)说:“当一个人崩溃,为失去所爱之人而哭泣时,那人的行动和反应,展示了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为失去所爱之人而哭泣,是表示爱而不是软弱。表达悲伤是具备人性的证明,而不是缺乏勇气的表示。”
在生理方面来说,悲伤的一个可怕征兆,就是感觉喉咙绷紧。一名女土说:“我就是吃不下,每件食物都如鳗在喉。”其后听到她的一番伟论:“从我丈夫死后所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我多年来试图减肥,现在得偿所愿了;我希望他现在能见到我的苗条身材。”一位朋友接上一句说:“莎莉,我想他是能够的。”
其他的人可能经历到呼吸急速或有腹空之感。一位在悲痛方面有研究的权威人土说:“我们会感觉到一瞬间遍布全身的隐痛,但却不能指出那里特别痛。”
这些反应都不是反常的。悲伤的人在这阶段应努力保重他们的身体,吃适宜的食物,获得适当的休息,力图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即使他们也许不大喜欢这样做。
惊慌是另一种悲痛之人可能面对的情绪。“我简直什么事都想不出来,——我想我已失魂落魄了。”事实上,那五脏俱裂之人,因被无可幸免的恐惧和焦虑所困,失去集中注意的能力。这只能使恐惧加剧。恐惧又再引起某种情绪的瘫痪。
坦白地说,如果没有神的膀臂扶持,我不知道一个人怎能克服失去亲友所产生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楚。我们藉相信他的应许,能帮助我们自己渡过悲痛、恐慌、或害怕的时期。他曾告诉我们:他会常与我们同在;他永不撇下也不丢弃我们。(希伯来书十三5)圣经告诉我们,要把我们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先知弥迦说:“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作我的光。”(弥迦书七:8)
一个基督徒能接近那光。一位因孩子去世而悲痛的妇人告诉我们,她抓住一节简单的经文,并在任何情况下都背诵它。当她认为自己没有力量准备晚饭时,她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立比书四:13)当她需要跟别人交往,但心里却想媒在她自己的房间,孤立自己时,她会把门打开朗诵:“我靠着基督凡事都能作。”她说:“这节经文变成她生活的金句”。自此以后,这节经文也帮助她渡过不少难关。
最美好的就是基督徒有最终最可靠的盼望。一位悲痛者知道何时他已到达哀痛经历中的重建阶段:耶时,盼望渐演变为现实,极度痛苦历程之间的空档越拉越长。回忆变得较甜蜜和较少苦楚,不必强颜欢笑而是内心真情的流露。圣经中涌出与盼望有关的伟大经文,带来平安甚至喜乐。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帖撒罗尼迦前书四:14)我们能安稳在神的应许上,他应许我们在复活时,要与我们所爱的人重聚,也与我们的救主同处。
“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哥林多后书五:6)
没有别的安慰,比创造宇宙万物之神给我们的应许,所带来的安慰更大。但任何遭遇极大痛苦之人,都会前后判若两人。他若不是变得更强壮,就是更软弱。最终,他必选择他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觉得要迫切完成一个计划;然后,快速转移做另一个计划。我们之中,大部分人不晓得洗涤伤痛是需要时间的。至于哀悼和带黑臂纱的日子,已成了历史陈迹。在所见的显赫人物之中,最后一位带黑臂纱者,要推罗斯幅总统(President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那次是他哀悼他母亲的去世。今天我们以为任何哀悼的表示已经落伍了,但只有哀伤的人才知道它可能是冬长和多重。人的哀伤,各各不同,其悲伤的情况亦各异。
那些已有最好准备应付悲伤的人,就是在未有需要求取神的应许之前,已经接受、信靠了神的应许,并抱有坚定不栘的信心之人。他们藉研读并相信圣经,藉观察其他在悲伤境况中的信徒,并藉着阳光仍灿烂时增强灵性的力量,来坚固他们的信心。因此,我们最好未雨绸缪,不要临渴掘井。
但我们也需要从朋友处得到帮助,我们必须愿意做一个爱和望的接受者和施与者。在我们接受安慰后,我们会知道怎样去安慰别人。“愿颂赞归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哥林多后书一:3-4)
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位有钱的老寡妇。在她教音乐的丈夫去世后,行动怪异。距离他死后二十年,她仍然保持他生前所用的音乐室。她把他的钢琴锁好,不许任何人弹琴或进入室内。每天她站在该房间的走廊,沉思回忆,缅怀过去。
很有可能当她丈夫去世时,没有人在她身旁扶持和帮助她渡过哀伤的过程。她非常需要人关心她、爱护她、了解她,并帮助她康复,过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