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明清书院
田永德
?潍坊晚报2018年2月4日(B1-B8版)
书院是我国古代集读书、藏书、著书和教书等活动为一体的文化教育场所,起源于唐,盛行于宋代和明清。它传承着中国的精神命脉,担负着救斯文于不坠的社会责任,承载着文人志士的光荣与梦想,为中国教育、学术和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明清时期,潍坊地区的书院教育遍地开花,书院数量和教学质量均在全省名列前茅,谱写了潍坊教育史上的精彩华章。书院学子饱读诗书、肩担道义,恪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传统,许多人日后成为儒林名士、济世重臣,他们或声振海内、功在社稷,或名重乡里、造福乡梓,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和地方的发展进步。
松林凝道泽千载
? 松林书院是以修先贤祠的名义建立的。明朝成化二年,青州知府李昂以重建先贤祠的名义,修建松林书院,使之成为明代山东新建的第五所书院,也是潍坊历史上第一所具有教学性质的书院和明代潍坊新建的第一所书院。
选址重建名贤祠 延请名师建书院
松林书院是潍坊境内第一所具有教学职能的书院,也是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办学时间最长的书院,其历史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矮松园。宋初名相王曾所作《矮松园赋并序》载,“齐城西南隅矮松园,自昔之闲馆,此邦之胜概。二松对植,卑枝四出,高不倍寻,周且百尺,轮囷偃亚,观者骇目,盖莫知其年祀,亦靡记夫本源,真造化奇诡之绝品也。”著名书法家、诗人黄庭坚之父黄庶任青州通判时,曾“左妻右儿醉树下”,感慨“矮松名载四海耳”。由此可见,矮松园在宋代便是青州名胜,并名闻天下了。
宋初地方官学基本处于废弛状态,志存高远的王曾无处就学,便在当地“闲馆”矮松园读书,后连中三元,官至宰相,封沂国公。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青州的读书处,被后人称为范公书院。
在矮松园正式建立书院是明代。明朝成化二年,新任青州知府李昂在政务闲暇之日偶然到府城西南隅,发现矮松园高亢明爽,面山为屏,清致可爱。李昂这时正四处为重建祭祀青州十三贤的名贤祠选址而不得。于是李昂撤掉院内寺庙的佛像,赶走僧众,把十三贤神位迁于其中,按宋制为各位先贤塑像,在门楣悬匾“名贤祠”。前建思齐、仰止两斋,作为行斋戒礼的场所。名贤祠四周修建围墙,墙之外建藏修、游息二轩,延请四方品学兼优者在此安居为师,选拔属县中正直好学的子弟在此学习。又种植松树百余株,矮松园从此松涛不绝,蔚然成林。整个建筑群的大门统题为“松林书院”。书院落成之日,李昂率属官和书院师生隆重举行了祭拜先贤活动,希望以先贤为榜样,收崇正祛邪、陶冶情操之效。成化五年,李昂向朝廷奏请为立祠。明宪宗特别下诏批准,并要求礼部确定祭祀仪式,让地方遵照执行。松林书院后来还建有乡贤祠,祭祀房玄龄、王曾、燕肃等青州府历史名人。名贤、乡贤二祠巍然矗立院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书院师生,激励他们见贤思齐,刻苦攻读,成就伟业。
书院屡圮屡兴 万历八年被毁
松林书院是以修先贤祠的名义建立的。因为明初大力倡导和发展各级官学教育,“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同时规定“科举必由学校”,大力推行程朱理学,书院教育被排斥在国家教育体系之外,自洪武至成化近百年间,书院一直处于沉寂状态。如果这时奏请建立书院,朝廷不可能给予支持。李昂便另辟蹊径,以重建先贤祠的名义,修建松林书院,使之成为明代山东新建的第五所书院,也是潍坊历史上第一所具有教学性质的书院和明代潍坊新建的第一所书院,其在当时青州府,乃至整个山东地区,都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
松林书院从创建到改学堂,历经四百多年,由于有历代重文崇教的地方官员的倾力支持、经明行修的书院名师的谆谆教诲,其办学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人才培养之盛,在山东教育史上实属罕见,即使在全国也不多见。其间虽屡废屡圮,但总有以兴学重教为己任的有志之士挺身而出,或重整祠宇、修葺学舍,或礼聘名师、整顿学风,或亲任主讲、传道授业,把松林书院一次次推向辉煌。
隆庆元年,作为阳明心学的代表人物、著名理学家,山东督学邹善亲自到松林书院(此时已改称凝道书院)讲学,一时追随者云集,盛况空前。当时,阳明心学崛起,风靡海内,蔚然成潮。王阳明及其后学纷纷创建书院,授徒讲学。阳明心学和书院的迅猛发展,对官方哲学程朱理学及政治的稳定、思想的统一构成了威胁和冲击。于是,崇奉程朱理学、执掌朝政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便以统一思想的名义,大力整饬学政,限制书院发展,严禁自由讲学,并借机排除异己。万历七年,“诏毁天下书院……先后毁应天等府书院六十四处。”松林书院就在这被毁的六十四所书院之列。据《益都县图志》记载,松林书院被毁于万历八年。万历二十六年状元赵秉忠《云门书院记》载:“权臣挟当轴之势,废革天下书院,所司奉行太过,遂赭其地而空之。”万历四十一年,按察司副使高第曾有修复之议,但此时书院“故址茂林鞠为禾粟,经其地者,如入墟落,而闻叹息之声,何从修葺?”无奈,只好另外择地修建新书院。清初学者安致远《青社遗闻》还披露了贪吏借毁书院之机中饱私囊的史实:“江陵相时议乡校,贪吏承风,撤祠拉像,伐松柏,货千金入私囊,舆论痛惜不顾也。祠既废,碑碣为人取去作砧石,历代名区,鞠为茂草。”
百年之后重建 官绅踊跃捐资
直到一百多年后,松林书院才得以在原址重建。康熙二十八年,新任青州兵备道陈斌如发现书院与先贤祠并废,“致使前贤胜迹仅存遗址于荒烟衰草之中”,感叹“十三贤如寇忠愍公等,其文章德泽,自百世师也,岂意及今春秋不祀,血食固难问矣,即祠宇肖像亦仅一荒土丘耳。满目荆棘,今昔堪悲。”陈斌如虽然想重建书院,但苦于力量不足。后来他到省城向布政使卫既齐作了汇报,卫既齐立即捐俸倡建,他自己更是倾囊而出,他的部下、府县守令和地方士绅也都踊跃捐资相助,而把“兴行文学、澄清吏治”作为地方首计的山东巡抚佛伦对松林书院的重建也给予了支持。书院重建始于康熙三十年二月,落成于次年四月。陈斌如重建书院,目的是为了让官员和学生“读书食禄时,能以学问植其气节,而以事业发舒性情”,他认为如果“景仰此祠而流连慨愤,徒令昔贤专美于前”,只是让先贤受人景仰赞美的话,那是可耻的,应该学习先贤名宦的精神,使“忠孝廉节”之理不泯于天地,至于“会文课艺,其余事耳”。可见,这时的书院“崇儒重道”,注重学生优秀品质的培养和理想人格的塑造,反对把书院教育作为科举制度的附庸,这也正体现了中国书院教育的优良传统和特色。光绪二十八年,松林书院改办为青州府官立中学堂,成为山东省最早的官办中学,由此开启了山东现代中学教育的序幕。
青州在明清时期是府、县两级政府驻地,清代还是八旗兵驻防地,主持创办书院的不仅有益都县官员,还有按察司、青州兵备道、青州府和青州副都统衙门的官员,因此青州书院数量高居潍坊地区各县之首。明代青州除松林书院外,由官员主持创办的书院还有崇义书院、云门书院、汪公书院,私人创办的书院有进士曹凯在成化年间所建白龙洞书院。清代府县等官员主持创办的书院有敬乐书院、宏远书院、容保书院和旌贤书院,青州副都德克吉纳奏请创办了海岱书院,清末还有西方传教士所建广德书院、培真书院和崇道书院。
台上读书夜未央
明朝万历年间,刘应节在浮烟山创建麓台书院,从此一改唐代以来潍县科目落寞、登第乏人的尴尬局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科举盛况。刘应节去世前后,书院曾遭万历、天启二次禁毁之厄,全国许多书院被毁于一旦。直到乾隆年间,著名学者韩梦周和阎循观到浮烟山读书、讲学,才再次让浮烟山声名鹊起。
刘应节办麓台书院 一改潍县科举窘状
明末之前潍县登科第者屈指可数,这与潍县的书院教育起步较晚密切相关。明朝万历年间,刘应节在浮烟山创建麓台书院,从此潍县教育异军突起,一改唐代以来科目落寞、登第乏人的尴尬局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科举盛况。
刘应节少年时即文誉斐然,二十六岁以乡试举毛诗第一人而名震山东,三十岁中进士,官至巡抚、总督和工、刑二部尚书。以科举成名的刘应节,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早在罢官之前,就曾亲自创办学校、参与讲学活动。史载隆庆五年刘应节督镇蓟州时,因边将勇战无方,为培养将才以备战事,在蓟州镇开设三所武学。万历年间,刘应节还参与了当时风靡朝野、以弘扬阳明心学为主旨的讲学活动。万历五年,对教育和讲学情有独钟的刘应节辞官归里后,毅然以兴学、育人为己任,以其丰富的办学经验和讲学实践,创办了潍县历史上的第一座书院——麓台书院。麓台书院面向社会招生,刘应节亲自传道授业,开创了潍县书院教育的先河,提高了潍县的教育水平,潍县科第彬彬称盛,实始于此。
麓台书院毗邻的麓台和西侧的浮烟山向为潍县名胜。麓台相传曾为汉代丞相公孙弘和南燕皇帝慕容超的读书处,历来是文人墨客向往之地、宴集之所。元代首位汉族状元、礼部尚书张起岩曾赋诗《麓台秋月》:“银河漾漾净天阶,碧月辉辉照麓台。台上读书燕太子,清光依旧向人来。”明代刘廷锡在其《夜饮麓台》诗中,更是明确地表达了对在台上读书的公孙弘和慕容超的追思:“公孙牧豕杂樵渔,海岸云深雨霶霈。台上读书夜未央,松风谡谡闻天籁。逢时作相位平津,人去台空月还在。”明清两代关于麓台的诗文很多,从中可以看出麓台在潍县名胜中的特殊地位及公孙弘、慕容超对地方人士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从全国范围看,相当一部分书院都依托历史名人遗迹即“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而建。麓台由于被认为与两位历史名人公孙弘、慕容超具有特殊的历史联系,故符合书院选址的普遍规律。公孙弘以布衣治经术而封侯拜相,为中国儒相第一人,无论是对当时求学学子,还是对从事书院教育者来说,公孙弘无疑堪称楷模,而慕容超以南燕国太子之尊读书于麓台,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激励。由此看来,刘应节选址麓台建书院,实寓深意存焉。
书院两次遭禁毁 明末不见其踪影
麓台书院创建之前,浮烟山一带主要是当地乡民修建佛庙道观之地,宋代以来先后建有伏烟龙王庙、龙泉院、洪福寺、修真观等。刘应节创建书院以后,浮烟山文化开始了从宗教文化向儒学文化的转变,浮烟山逐步成为潍县的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中心,一批名师相继在此授徒弘道、著书立说,省内外学子纷纷慕名前来拜师求学、潜心攻读。从此,潍县进入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历史新时期。
麓台书院为刘应节凭一己之力所建民办书院。民办书院的命运往往与创办人息息相关,人在院兴,人亡院停,此为通例。刘应节去世前后,书院曾遭万历、天启二次禁毁之厄,全国许多书院被毁于一旦。到明代末年,潍县县令邢国玺应进士胡卓明邀请游麓台时,曾作诗四首以志其胜,但其诗中却不见麓台书院的影子,大概那时书院已成往事。
两名师山上讲学 浮烟山名声再起
再次让浮烟山声名鹊起的是清代著名学者韩梦周和阎循观。乾隆二十三年,韩梦周和阎循观等入浮烟山读书,但那时麓台书院早已不存,只好先借读修贞观中。修贞观原在麓台,刘应节当年移建到山腰。可以说,这时的修贞观便成了临时性书院。为了给前来浮烟山读书的四方学子提供良好的读书环境,修贞观道人张生乡慨然募资修建学舍。学舍位于修贞观南,过去曾有当地为善之人欲在此地构书屋五间以待四方学人,地基筑好后,因故作罢。乾隆二十四年三月,由夏秦玉等所筑学舍落成,南向五间,东向三间,修贞观道人又割讲堂五间以益学舍,在其西又设厨房、浴室。后因来求学者络绎不绝,当地人又想扩大规模,谋划在其西南买石补凹,再建房二十楹,已购石料,且欲置学田若干亩,以便为贫困学生提供经济补助,但恰逢歉收,都没能实现。
韩梦周和阎循观是清代嘉道时期著名学者,到浮烟山读书时,都早已名震一方。此前,韩梦周已于乾隆十七年以山东乡试第十五名中举人,潍县县令郑板桥对他极为推崇,特地榜书门匾“山斗重瞻”。乾隆二十二年,韩梦周又会试中进士。与韩梦周同年参加会试的阎循观虽因主考个人好恶而落第,但因其考卷水平非同一般,房考卢文弨为失此士而抱卷痛哭。会试后,士人争相索卷阅读,称叹不已。故阎虽落第,而名闻京师。两人任官时间都很短暂,仅有三、四年的时间,归里后都重返浮烟山讲学。
自阎循观、韩梦周到浮烟山读书、讲学后,远近学子纷纷前来拜师求学。他们的弟子,不仅来自省内的潍县、昌乐、安丘、寿光、益都、临淄等地,有的甚至不远千里从江南慕名而来。乾隆四十五年,潍县知县曹宅安又为韩梦周建成新的讲学之所程符精舍。韩梦周和阎循观在浮烟山讲学时间长、影响大。嘉庆初韩梦周去逝后,潍县后学建先贤祠,合祀韩梦周、阎循观二位理学大师。先贤祠迄民国而不衰,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始废。
清末教育再转移 潍阳书院成重心
清末,潍县的教育重心逐渐由程符山转移到潍阳书院。早在乾隆六年,潍县城里就在县儒学创建了思乐书院。从乾隆二十五年所修《潍县志》所载“训导宅在思乐书院”看,至迟在乾隆二十五年,思乐书院即丧失教学功能而变为县学教官宅第了。但这时一座规模更大的书院潍阳书院已经建成。潍阳书院是由地方官倡捐、潍县绅商共同捐资而建。潍阳书院属私办官助性质,以官拨学田、官绅商民捐款作经济保障,管理比较严格,经费比较充足,并先后聘请了一批名师任教。书院的日常经费主要是创办书院余赀存当利息和官拨学田。为强化管理,潍阳书院制定了“条规”,对书院经费、房舍、设施管理和山长聘任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并与高守训撰文、陈官俊书丹的《重修潍阳书院记》一并立碑公示。韩梦周、高守训、刘庄年、刘燿椿、张昭潜、柯劭忞和郭恩敷等著名学者先后被聘为书院院长,极大地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求学诸生的学习热情,推动了潍县教育的繁荣发展。
通德载道郑公里
自隋唐开科取士至明代万历年间,高密登科入仕人数始终落后于潍坊地区大部分州县,直到明代晚期,万历进士单崇返乡创办书院,高密的科举教育水平和科举人才数量才后来居上。从单崇创建家族书院后,高密单氏从此科甲蝉联,仕宦不绝,声名鹊起,发展成为全国罕见的科举世家。
单崇退隐建书院 科举世家名天下
清代同治年间,高密知县陈来忠在其《通德书院碑记》开篇即讲:“密邑襟带大河,环抱重岭,灵秀所钟,自汉唐以来为硕儒为名臣,豪俊奋起,代不乏人。”文中所讲虽非全为虚言,但自隋唐开科取士至明代万历年间,高密登科入仕人数始终落后于潍坊地区大部分州县,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直到明代晚期,万历进士单崇返乡创办书院,高密的科举教育水平和科举人才数量才后来居上,跃居潍坊和山东前列。
单崇少年时即聪慧好学,“勤心诵读,暑午吟风,寒夜映雪,非万不获已事,手不释卷”,因家中贫困,只能在附近的武安王庙中读书。万历三十七年中举人,次年联捷进士,成为高密单氏家族的第一个举人和第一个进士,曾任翼城县知县、乡试同考官、户部郎中等职。泰昌元年,单崇返乡葬母守孝。当时朝廷腐败,宦官魏忠贤乱政,单崇遂决计退隐,并在宅第东北建立书院,召集诸弟与子侄读书其间,延请四方名流讲学,他自己不论寒暑每日必至,督导学生学习。单崇重视教育,从一个久被传颂的故事中就可见一斑。单崇任翼城知县时,到县学察视,见一幼童在学宫庑廊读书,问其家境,说家贫无力聘请老师授课。单崇见幼童聪明,便将他领入县署家中,与自己的子侄共读,并照料其家庭,使其专心学习,无后顾之忧。此幼童后登举人、成进士,官至山东按察使,终生感恩单崇。单崇创建家族书院后,高密单氏从此科甲蝉联,仕宦不绝,声名鹊起,发展成为全国罕见的科举世家。据统计,至光绪五年单荫堂中举时,高密单氏连续九代共48人成举人、23人中进士,其中3人为乡试解元,8人为联捷进士。
清代官府倡办书院 知县捐赠《皇清经解》
高密直到清代道光年间才开始建立官府倡办的书院。道光初年,张廷镜任高密知县,在城东隅义学旧址建立夷安书院。咸丰初年任高密知县的周寅清,廉明谨慎,课士尤勤,调赴昌乐后,还捐赠书院《皇清经解》一部(四十函)。此书是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阮元任两广总督、创办学海堂时组织编纂的,它集儒家经学注解之大成,是对乾嘉学术的一次全面总结,也是对东汉高密经学大师郑玄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周寅清捐赠此书,是为了表示其“不敢忘郑君(指郑玄)至意,而夷安人士从此窥郑学渊源”。为充分利用和管理好这套经学巨著,周寅清还特意制定了管理章程。
道光年间,高密还建立了两个家族书院:树德书院和任氏八宅书院。树德书院位于现在的康庄镇蔡家村。清道光二十六年,蔡嵩岳筹建蒙养学堂和书院,房舍十余间。蒙养学堂专供儿童启蒙之用,书院为考课肄业之所,供大龄学生自学。蔡家村全村五十余户,幼童二十余人均得入读,学生以听课、自学为主,学费由家长负担。直到民国三年,书院才改为村民小学堂。任氏八宅书院位于柴沟镇梁尹村,清道光末年由任氏家族出资建立,主要面向本族童生,以自学为主,学生多寡无常。
到同治十年陈来忠任高密知县时,夷安书院早已倾圮,“下车课士,见坐生童于旧仓廒”。这年冬天岁考,因为没有专用考场,只能在县衙大堂前后搭盖席棚,“各童负桌凳入,风雪不蔽,呵冻成篇”。陈来忠见状,便与当地士绅协商重建书院,兼作考棚,大家都表示赞同。
次年,由举人出身的单紫诰等士绅提出申请,并报请山东巡抚批准后,召集官绅筹划捐建书院。首倡的知县陈来忠带头捐款,全县绅民好义之士踊跃支持,集腋成裘,筹足书院建设经费。
经陈来忠与单礼经(字汉庭)悉心擘画,于这年冬购得城东门里大街北单姓楼房一所。同治十二年春,“众官绅鸠工庀材,合力监修,楼堂号舍,逐一补作。丹雘黝垩,焕然一新,并置备桌凳,分号安置,八阅月而工告竣。”书院共有号舍六十五间(外院设住厦三间),坐号共一千七百号。因高密郑玄故里称“通德里”,新建书院被命名为“通德书院”,并于楼上供奉文昌帝君,郑玄陪享,以求广开文运、激励士风。从此,高密学子学习环境大为改善,“月课生童无忧污陋,县试诸子无虑苦辛”。
陈来忠在其撰写的《通德书院碑记》中,希望“合邑有志之士,景仰前型,顾名思义,文章性道,交相砥砺,硕儒名臣,应运而生。进则襄赞谟猷,退则熏陶乡里,维持国事人心于不敝,以仰副圣朝设立书院、作养人才之至意,且以慰官绅义举之苦心。”他还希望以后到高密任职的官员“再为增捐岁修与薪膏等费,俾院中公项充裕,肄业生童有所资助,鼓舞奋兴,蜚声腾茂,永无废坠。”
制定条规严格管理 光绪十年维修扩建
为保护管理好书院,知县陈来忠于同治十三年制定通德书院条规,主要内容有:书院房间器具不准官民借住使用。其桌凳若干,均登记簿内,以备考查。书院为清静之地,无事封锁,不许闲杂人等游戏践踏,如有任意出入者,惟看院人是究。书院为考课肄业之所,不准各生童邀集亲朋在内饮酒喧哗,甚至看院人有赌博情事,一经查知,准管理书院人禀官究治。书院落成后捐款岁修资金,发钱铺生息,如遇应支应用时,非值年人与管理书院人到齐禀明县官,不得擅自支借,即县署亦不得私挪。如该铺擅自借给,即着该铺赔偿,至本钱一项,即有工程,亦不准撤动,缘此本已动,则将来书院必废。
光绪十年,知县胡锡祜对书院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扩建。胡锡祜,字心斋,四川庆符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改知县,光绪十年任。首崇文教,添修书院号舍,捐廉六百两,发商生息,用作书院奖励学生的基金。通德书院首任主讲为傅鸿逵,高密本地人,举人出身。他博学能文,对振兴高密文风做出了很大贡献。光绪八年举人傅丙鉴,曾主讲多地书院,于通德书院亦多有贡献。他晚岁主潍县诗坛多年。光绪十一年举人单祜治,任书院主讲时,教人“惟以孝悌忠信,端方正直为立身之本”；学生有过,必正言斥责无宽容。单步鸿也曾任过书院主讲,他原为塾师,桃李盈门,多有成就,后受聘通德书院主讲,学生受益匪浅。
至今东鲁遗风在
明清时期,潍坊境内各县都先后创建书院,教育盛况空前,文风蒸蒸日上。诸城有沧浪书院、东武书院、观海书院等；临朐唐初就有李公书院,后又建朐山书院、朐阳书院、酉山书院等；安丘建有公冶长书院和柏露书院。
诸城 历任知县重教育 十万人家尽读书
“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相传这是苏轼之弟苏辙吟咏诸城的诗句,明清时期,后一句曾被制成匾额,悬挂在诸城文庙的文昌阁魁星楼前,成为诸城、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整个潍坊地区文教昌盛的写照。明清时期,潍坊境内各县都先后创建书院,教育盛况空前,文风蒸蒸日上。
清初诸城著名诗人李澄中曾赋诗《与公山游九仙书院》:“孙子何年去?空余此讲堂。云深丹灶冷,竹覆石坛荒。”九仙书院,在九仙山靴石村东,传为孙膑读书处,又称孙膑书院,始建年代无考,据乾隆《诸城县志》记载,此处相传为孙膑读书处。
明成化十一年,诸城知县阎鼐建沧浪书院。明嘉靖二十七年,诸城知县祝天保在县治南建东武书院。嘉靖时,周仝儒在县城东南六十里兰竹山北三官庙后创建周氏平冈书院。清道光八年,诸城知县刘光斗建观海书院。刘光斗每月朔望到书院考核学业,都精心准备膳食,颁发优厚奖赏,诸城文风为之大振。道光十四年,汪封渭任诸城知县,听断劝明,尤喜提携学子,每月都在超然台上考核书院学子,并亲自修改润色他们的文章。学子因此争相切磋琢磨,诸城文风也随之蒸蒸日上。道光二十五年,周壬福任知县,修葺书院,每月两次到书院考核,并精选学子优秀文章予以刻印,从优发放膏火,以示奖励,还创建杨公、崇文两义学。周壬福为书院和义学延请名师授课,并亲自督导师生的教学和学习情况,“士风文习,为之丕变”。同治十三年,观海书院进行了维修,光绪四年扩大了规模,增修瓦舍26间为考棚,并添盖房屋为学子居住。
临朐 唐初就有李公书院 明代建成朐山书院
临朐早在唐初就有李公书院。据嘉靖《青州府志》等地方志记载,李公书院在临朐县西南,相传为唐李靖读书处,又说李靖随从唐太宗征闾左,在此阅《司马兵法》。李靖是唐代京兆三原人,精通兵法,随唐高宗、唐太宗南征北战,为大唐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官至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时称“出将入相”的文武全才。李公书院被当代学者认为是山东最早的书院,也是中国最早的书院之一。
李公书院属中国书院的早期形态,只是个人读书治学之所。临朐最早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是创建于明代嘉靖十年的朐山书院。山东提学副使陆釴在其《朐山书院记》中,对书院创建缘由、办学规模、教学层次、内部规制及运作情况做了详细的记载。“临朐当青齐万山中,地僻而民朴,俗粗犷难驯。”嘉靖十一年,陆釴来山东督学,到青州府后,召集属县学子进行考核,发现“朐之士多少锐而颖异,视诸邑为独盛。”陆釴开始对此颇感惊异,直呼“孰谓朐无士哉!孰谓朐无士哉!”陆釴后来了解到,临朐县自明宣德二年马愉中状元以来,其后一直寂廖无闻。县学圮而不修,士风颓而不振,以致数十年间,科举应考无人被录取。褚宝到临朐任知县后,“兴学起废,治先教化。又以储材在学校,而蒙养必先小学,乃仿古社塾遗意,创书院于邑城中。前为养正堂三楹,后为景贤堂五楹,翼以书舍十六楹,环以左右塾八楹。于是选民间之秀彦,立塾师以教之。朝钟暮鼓,聚散惟时。辨方书,正句读,吟诗习礼,考论名物器数。居处慎其与,长幼明其节,勤惰示其惩劝。令虽日事案牍不暇给,稍间,辄与诸生督课。时校艺而进之右塾,升之左塾,升之堂。升之堂者以需进于庠校。于是邑之士咸观感而向化。”到嘉靖十二年,巡按御史到临朐巡视时,大加嘉奖,为书院大门题匾“朐山书院”。当时“书院之设遍山左,然未闻以小学为教者。”因临朐基础教育薄弱,朐山书院从基础教育抓起,“以小学为教”,所收学生全为童生,“导之渐则本立,辨之微则几审,所以遏淫邪、防逸欲而正圣功”,临朐学子“侵淫道化,刻励磨淬,而日趋于仁义礼乐者,又勃然奋也。”朐山书院实行分层教学,以堂塾分成高低程度不同的三个层次,经考核由右塾而升左塾,再升于堂,升之堂者又可进于官学。分层教学便于因材施教、科学管理,也有利于提高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在创建书院的同时,褚宝还修学宫、兴社塾、劝讲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地方教育体系。书院学子、嘉靖二十三年进士迟凤翔盛赞褚宝“雅重文藻,修学造士,亲授讨论,科甲连芳,厥功浩浩”。另一位书院学子、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张邦彦在其《临朐旧令褚公生祠去思碑记》中称:“前此士人或鲜笃尚学,维今则既彬彬盛矣!”嘉靖二十六年任临朐知县的王家士重修门墙,新建讲堂。
清嘉庆十二年,临朐知县黄思彦捐资倡建朐阳书院。光绪《临朐县志》还记载,在县署南有酉山书院,但建置沿革情况不详。
安丘 公冶长书院不教学 主要用于祭祀先贤
在安丘西南有一座以“书院”为名的山,此山原不知何名,后因在此地创建了公冶长书院,故称其为书院山。
公冶长是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得意门生和女婿,相传书院山是其读书、授徒之处。明成化十三年,安丘知县陈文伟因公务往沂水,路过书院山,寻访先贤旧迹,发现此地环境优美,“环屋皆山,裂石出泉,树稳风不鸣,泉安流不响,地远市尘,而无车马骈阗之声,”“迹经千古,基丕道存,”儒学思想正可以借此地传之无穷。但当时只见“荒基三亩,苍苔古木,烟径藤萝”,“四壁俱废,一址独存”。于是,陈文伟利用前任知县谢缜原来备好的物料,组织工匠建起了公冶长书院。此后,书院曾经历代多次修复和增建。清康熙十五年,知县胡端捐资维修,当时所立《重修公冶子长祠堂记》碑,迄今犹存。到道光七年,书院“历年既久,俱将就倾”,辛天池、李政铎等在丁亥之春游公冶长祠,“慨其荒凉,毅然以修复为己任,乃纠邑之绅士敛财鸠工,不辞劳费,丹楹刻桷,中外修整”,时人称此役“诚崇正道之盛举也”。清道光二十八年,有自称公冶夫子后裔的公冶继诜,呈请安丘县衙,意图占山肥己。安丘士绅得知公冶继诜为人素无赖,遂联名申诉,结果官府“仍判归诸绅士管理,不许他人干预,自是而继诜觊覦之念遂息”。公冶长书院属不事教学的祭祀书院。“每岁春秋邑宰以少牢祭之,邑民亦不时具香楮恭谒。”地方士绅通过捐资捐田,确保了书院“祠宇修整,祀事有常”。公冶长书院虽然只承担祭祀先贤的功能,无教学活动,但它对彰显中华文明的主流和正脉、孕育地方崇儒重教的民风良俗,意义深远。
据民国《安邱新志》记载,安丘明末廪生王奇珍在岞山建柏露书院,康熙三年进士王训曾重修。柏露书院“后枕层岗,前俯潍水,环古柏数十株,读书其中,多有达者。”
凤鸣嘤嘤吉士风
四知祠是为纪念东汉名儒、东莱太守杨震辞金的千古美谈而建,后改建为四知书院,这是昌邑历史上第一座书院。昌乐最早的书院是清康熙年间阎世绳创建的敬业堂书院。寿光最早的书院是明代嘉靖年间赵鉴创建的清溪书院。
昌邑 四知书院建立较早 清代创办书院两座四知书院是昌邑历史上的第一座书院,创建于明代弘治年间。书院在县城南门外,原为四知祠。四知祠是为纪念东汉名儒、东莱太守杨震辞金的千古美谈而建,弘治间副使王良臣、知县孙荣修复后改建为书院,成为诸生讲课之地。
明代隆庆二年,山东督学邹善将孙梦豸所建逄萌祠,建为养志书院。逄萌祠在县城西二里西岩山前,是孙梦豸为纪念汉代昌邑高士逄萌所建。祠成后,孙梦豸请其同年好友邹善著文以纪其事。邹善根据史载逄萌“养志修道、人化其德”的清风亮节,将逄萌祠题为养志书院,并曾在其中讲学,希望借此高扬逄萌美德,勉励世人,培养士人的浩然正气。邹善与孙梦豸同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嘉靖四十三年任山东提学使,负责全省的教育督察。邹善是阳明心学著名学者,热衷于书院建设和心学传播。
清代昌邑创办书院二座,其一为芙蓉书院,在县城东门里,至道光时已改为驿馆,其二为文庙南的诂经书院。诂经书院的创始时间无考,应为受诂经精舍影响而创建的。至道光二十七年,诂经书院已成县丞寓所。于是,知县刘廷扬、典史姜炤捐俸首倡,在诂经书院旧址进行了重建。书院建成后,捐款余钱一万四百缗发商生息,作为延请教师的薪金和学生的助学金。刘廷扬制定了书院管理章程,规定书院一切事务,由公众推举的有声望的邑绅负责,每年公议三人值年,其中一人为值年首事,值年人按照议定条规细心办理,不许私自更张；对捐款余钱、教师薪资、学生助学金、书院维修经费,甚至节礼、值年火食、书役公食等,都制定了详细的管理细则；为秉公延师,规定山长应由邑绅公议延聘,不由官荐。重建后的书院更名为凤鸣书院,刘廷扬在其《新修凤鸣书院碑记》中解释说:“事蒇,更其额曰‘凤鸣’,论者谓因城南凤埠而得名也。余闻之,‘凤’与‘鹏’古文作一字,庄叟云北冥有鹏,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此也。若其鸣,则诗人以为嘤嘤喈喈有吉士之风焉。书院之名‘凤鸣’以此。”刘廷扬希望书院学子能够像凤凰一样展翅高飞,像贤者一样和谐相处。碑文最后借“凤鸣朝阳”的美好寓意,寄语书院学子砥砺奋进,大展宏图。
昌乐 阎氏家族名师众多 巍科名宦代不乏人
昌乐最早的书院是清康熙年间阎世绳创建的敬业堂书院。阎世绳,康熙十五年以殿试第三甲第三名考取进士,历任文华殿侍读、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修撰等职。康熙二十八年退休归里后,创建敬业堂书院,教授阎氏家族子孙；出资设立集义和由义两处义学,培养贫寒家庭的孩子。从阎世绳开始,昌乐阎氏家族涌现出众多重视和从事书院教育的良臣和名师,在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同时,也使阎氏家族成为巍科名宦累世不绝的北海名家、营陵著姓。据统计,从清康熙阎世绳第一次考中举人、进士起,昌乐阎氏家族先后考取进士7人、举人22人。
清嘉庆二年,昌乐知县魏礼焯创建营陵书院。书院建成后,将朱熹《白鹿洞学规》高悬壁间,目的是让书院学子树立远大理想,“变化其朴陋鄙野之习,克治其苟安迁就之私,相与求于道德性命之旨,不为利禄计,而又参考乡贤事功文学以法乎古,博稽土地政事人民以鉴于今,庶几经义治事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则蒸蒸日上,学校之才不可胜用矣。夫教倡于上,则俗成于下,钧陶浃乎士类,而感化被乎黎庶,将人人亲长,而邑尽善良。”
光绪二十年,程丰厚任昌乐知县时,营陵书院已徒有虚名。程丰厚生平仰慕书院育才的先贤,为振兴营陵书院,惠及昌乐士林,刚上任即决定每年为书院捐库平银四百两,并向地方绅士募捐。书院所得捐款,用作宣讲圣谕、设立义学书院等经费；延聘宿儒主讲,按月课试,根据考试成绩给予奖励。
寿光 仓圣墓前同文书院 知县筹集办学经费
寿光最早的书院是明代嘉靖年间赵鉴创建的清溪书院。赵鉴是寿光赵家营人(今属青州),成化二十三年进士,历任甘肃巡抚、刑部尚书等职,嘉靖五年辞官返乡。清溪书院应建于赵鉴返乡之后。
清代康熙年间,寿光知县李芳广以教育为首务,“构精舍于学宫之左,日与诸弟子员校艺其中,所赏鉴者多显贵。”李芳广所筑“精舍”虽无书院之名,却有书院之实。雍正年间何世华任知县时,“雅好裁成后学,建书院于县治前,延邑名宿赵懿训为师,拔诸生之秀者,肄业其中。簿书稍暇,则取文艺而甲乙之。殷殷奖劝,士风丕振。”
乾隆十八年,知县王椿在仓圣墓前创建同文书院,作为诸生讲习之所,并制定《书院大学条例》和《读书程》,同时在书院之侧建小学一所,专门培养少年儿童。书院之所以取名为同文书院,是因为书院地近古代圣贤仓颉墓,“盖义取近古圣之光,而陶淑以副盛世之选也。”咸丰五年,傅岩任寿光知县后,多方筹集办学经费,力图从根本上解决书院兴废不常的问题。他首先捐俸延师,重启书院教学,又厘定旧有田产,延请公正绅士管理,书院渐有起色。又恐日久废弛,议广置义田,捐俸银二百两首倡,并将团局赢余银两数千金拨归书院。未料购义田之事伊始,傅岩突然去世,他的两个儿子承其遗命,将已收各款项如数交出,购置学田。这些学田一直保留至民国时期,为书院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来源。
道光元年,寿光县教谕房重燿募捐修建养正书院。同治六年,寿光知县吴树声又创建北海书院。此前,寿光县试无定所,童试近二千人,或在文庙内、或在县署大堂前搭席棚而试,每风雪严寒,或大雨倾注,不能书一字,往往只得交白卷,考试者苦不堪言。同治六年夏,知县吴树声倡捐一千三百金,向道乐善的乡绅积极响应,历时十个月建成新书院。于是,“会讲有堂,两翼有厢,燕居有房,诵习有室,厨溷有所,科岁试有东西号舍,长桌坐凳胥具”,并在讲堂后正室西边,修建了苻秦丞相清河侯王景略祠,以便表彰先贤,树立榜样。落成日,吴树声自书楹帖:“伟长文学景略勋名此地有千秋人物,海水波澜?河浩淼与我拓万古心胸”。北海书院除作为县试考场外,平时作为诸生童学习场所,并聘请社会贤达为掌院。光绪时,知县何庆祥又征收羊角沟商船捐作为书院经费。当时羊角沟尚未南迁,贸易渐盛。何庆祥认为,“诸生多寒畯,膏奖无所出,且口岸属寿境,多士宜有沾润”,于是酌定商船捐,大船每只捐京制钱八百文、小船五百文,特别船只按厘金税额百分之四抽收,书院经费因此变得比较充裕。
斯文在兹播清芬
明清时期,潍坊地区的书院教育遍地开花,书院数量和教学质量均在全省名列前茅。书院学子饱读诗书、肩担道义,恪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传统,许多人日后成为儒林名士、济世重臣,他们或声振海内、功在社稷,或名重乡里、造福乡梓,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地方的发展进步,特别是在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明清时期书院多 科第彬彬人才盛
在明清地方教育体系中,除书院外,还有县学、社学、义学和私塾。县学为地方官办学校。明清以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科举与学校一体化,“科举必由学校”。科举登科第者,除少数监生、贡生和府学生员外,必须具备县学生员资格,但县学学额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且自明以后,县学教官多不从事教学活动。据《明一统志》记载:“儒学自明以后,但为春秋释奠习礼之地,其考课讲贯之事,悉归书院。”《清史稿》也记载:“迄于嘉庆,月课渐不举行……嗣是教官多阘茸不称职,有师生之名,无训诲之实矣。”“儒学寝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育才,非浅鲜也。”社学和义学得到明清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但数量不多,兴废不常,且与私塾一样,多属启蒙教育性质,要想在科举考试中博取功名,往往还要到书院中深造。因此,书院的兴衰往往成为明清时期一个地区人才培养的决定因素,而最能衡量一个地区人才盛衰的指标,莫过于登科第者数量的多寡。
明代益都(今青州)是潍坊地区书院数量最多和办学水平最高的县,也是潍坊地区科举人才最多的县。据统计,明代益都考中进士77人(其中状元1人)、举人215人(其中解元3人),进士数量高居潍坊和全省各县第一,举人数量居潍坊各县第一、全省第四。到清代,益都的书院教育仍然比较发达,但与明代相比有所衰落,考中进士、举人的数量和在省市中的名次下降。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潍县书院教育在明末以后异军突起,科第称盛,名士奋起。民国《潍县志稿》曾对潍县人才状况作过总结:“明末清初,人材彬蔚。嘉道后则户尽弦歌,里为冠盖。科目之盛,弁冕齐州。”明代潍县举人、进士数量分别为83人(其中解元1人)和28人,在莱州府所属七州县中均居第3位,而清代潍县举人、进士数量则高达298人(其中解元3人)和78人(其中状元2人),两项指标均稳居各州县首位。潍县科举人才的兴盛始于明末,而潍县的第一个书院麓台书院也恰建于此时,这种时间上的同步决非巧合。
学术名家多博学 人文蔚起薪火传
文献著述是文化的结晶,其数量的多少是反映一个时代文化兴衰的重要指标。据《清代山东诗文集作者研究》统计,清代诸城、高密、潍县三县诗文集作者数量位居潍坊地区前3位,分别居全省第1位、第3位和第5位,而三县考中举人进士的数量同样位居潍坊地区前3位,诸城举人、进士数量均居山东第1,高密进士数量居全省第4、举人数量居全省第5,潍县进士数量居全省第3、举人数量居全省第4。对明清文化繁荣的盛况,民国《潍县志稿》曾赞曰:“明清两代,户尽弦歌,家守缃素。缀学之士,不徒以工制艺、弋科名为荣,达则出所学以经纶国家,穷则或抒已蕴蓄,作为文章以自见于世,如经学、理学、地理、金石、词章,皆足以黼黻隆平,为齐鲁生色。至经艺虽当时科举之文,而一二老师宿儒,奥旨微言,学有根柢,诚有可以不朽者。”据统计,明代以前潍县可考的著作仅28部,清代则高达456部。明末以来潍县文化的繁荣,不仅表现在潍人著作的数量多、门类广上,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批博学多才、声望卓著的学术名家,理学有韩梦周、姜国霖,经学有刘以贵、宋书升,金石学有陈介祺、郭麟,古文有刘鸿翱,史学则有张昭潜等。
虽然囿于文献记载,我们无法确知具体有哪些著述与书院教育直接相关,但可以肯定,与书院教育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当为其中的大多数,因为作为当时文化层次最高的群体,书院师生是从事学术活动和著书立说的主体。如在潍县各书院主讲席者,均为学识渊博、德才兼备的学者,他们不仅以教书育人奉献乡梓,还以众多的著述和深邃的思想影响了一代代的潍县学子。这在韩梦周、阎循观及其后学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韩梦周、阎循观通过在书院的讲学、交游和著述活动,形成了以笃守程朱理学为特色、在省内外颇有影响的“阎韩之学”,并确立了他们在清代山东理学大儒和古文大家的地位。当时的著名学者彭允初对他们曾作出这样评价:“国家明德醇懿,涵养百年,其征应于士类者,于阎韩两公见之。”刘鸿翱则称韩梦周、阎循观与胶州法坤宏“以古文著,号山左三家”。他们的学生,或终生以传播师说为己任,或通过授徒讲学、刊刻先师遗文,不遗余力地弘扬“阎韩之学”。他们的学说代代相传,迄民国而余响不绝。
户尽弦歌俗右文 科举之路兴家族
书院教育培养出了大批学有所成的人才,特别是通过科举考试,大批士子步入仕途,实现了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梦想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同时,由于在中国封建时代功名、仕途和财富、地位紧密相连,因此书院在培养出大批科举人才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政治地位显赫、经济基础雄厚的科举望族、文化世家。这些以科举起家的家族往往世代诗书传家,重视文化教育。在国家科举制度的引导扶植和这些家族的示范带动下,右文重教逐步成为了潍坊地区的乡风民俗。可以说,书院教育的发展,培育了右文重教的社会风尚,右文重教风尚又为书院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两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明清时期,潍坊地区涌现出一批科甲联翩,簪缨不绝的世家望族。如高密单氏家族考中进士23人、举人48人,为清中期文坛重要诗派“高密诗派”的主要创作群体,其家族成员在诗歌、散文、经学及书法、篆刻等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成就。潍县陈大观家族自明嘉靖陈宗仁会试中式始,先后中举者57人、中进士者20人,为官者80多人,受朝廷封赠者30多人。潍县郭礼家族先后培养出举人29人、进士8人、诸生与监生457人。科举世家的出现,是潍坊地区重教右文风俗的典型写照,也带动了更多学子踏上科举之路。
清末,国势衰微,变法图强,书院改学堂的呼声日高。而正是由于右文重教风尚的存在,书院在清末被改制后,潍坊教育不仅没有停滞不前,而且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保持了在全省的领先地位。书院改学堂是历史的选择,但书院在历史上的贡献不容抹杀,其自身所特有的优良传统至今仍可资借鉴。
西学东渐昌而炽
清末,就在书院即将退出中国教育的历史舞台之际,潍坊境内又创办了五所名为书院的教会学校。这些教会书院均为外国教会传教士创办,属近代新式学堂,无论从办学主体、教育方针、教学内容等各个方面看,都与传统书院大相径庭。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以沿海开放口岸为据点,很快将传教活动推向中国内地城乡。为培养教会人才、吸引入教群众,来华传教士纷纷设立教会学校。这些学校有的就被命名为书院,以拉近与当地民众的心理距离。潍坊境内的教会书院都集中在潍县和青州两地。
广德书院为新式综合学校 库寿龄夫妇创建崇道书院1866年,英国浸礼会开始在青州举办教会小学。后来李提摩太和仲均安利用赈灾之机扩大了办学规模。1884年,库寿龄博士夫妇在青州东华门街以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开设的男生寄宿学校为基础,兴建校舍,增设中学部。1886年,学校再次扩建校舍,校名定为“广德书院”。1887年,广德书院开设大学部,学制七年,发展成为一所兼具大学、中学、小学教育的近代综合性新式学校。广德书院开设的课程除宗教课外,还有中国经学、中西历史、国文、英文、地理、数学、体操等。
1904年,青州广德书院和登州文会馆合并为一校,迁往潍县乐道院,称潍县文理学院,取两校中文名首字为新校中文名“潍县广文学堂”。登州文会馆始于1864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狄考文所创建的登州学堂,后发展成中国第一座教会大学。潍县广文学堂建筑规模宏大。格致楼共四层,一二层为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三四层为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及可容纳60多人的阅览室,大楼中央有一座高达七丈的钟楼,钟楼上安装的收音机可收听东京、大连、上海、南京的广播,重达700斤的铜钟声传十余里。大讲堂内有教室十间,办公室三个,可容600人的会议室一个。餐厅可供400余人进餐,学生宿舍可容纳120人。另外,还附设天文台、机器局、印书房,建有大操场、网球场、篮球场、师生宿舍、餐厅等体育和生活设施。在课程设置、教材教法方面,广文学堂仍沿用文会馆模式,但中国经学内容减少,宗教课程和中国经学课程基本持平。西学课程有天文学、心理学、逻辑学、动植物、地理、地质学、化学、经济学、物理、数学等,医学有疗诊课。
广文学堂学制为四年,学生学完全部课程后,可申请攻读第五年的课程,并可另外获得一张文凭。广文学堂考试非常严格,学生毕业率很低。据统计,至1917年,广文学堂共毕业学生488名,其中1905年至1908年毕业的学生仅36人,但肄业学生高达232人。因此,从广文学堂肄业的学生可能高达一两千人。1917年,广文学堂迁往济南,成为齐鲁大学文理学院。
1897年,库寿龄夫妇还在青州城里西皇城街创办崇道书院,专收女生,四年后改称崇道中学,亦称崇道女校。
怀恩光创办培真书院 博物堂展示新世界
1879年怀恩光博士来到青州,1881年与仲均安创办圣经学堂,培养布道员。1885年圣经学堂发展为青州神学院,中文校名定为青州培真书院。1893年迁入城里主街东华门街新建校舍,改称青州葛罗培真书院。1887年开设社会教育科,建有博物堂。创建博物堂的的“是想引起参加青州府考的数千士子的兴趣,同时也是为了结交居住在这个城市的或途经此地去省城的官员”,力图消除他们对西方的误解。怀恩光把博物堂的接待室按照中国风格装饰起来,为的是让来访者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博物堂成为他赢得朋友的有效途径。博物堂初创时规模很小,展品非常有限,第一年观众5000人,次年增至2万人,扩大规模后观众上升到每年7万人。在科举考试期间,有时一个月就有2万名学生来馆参观。
郭查理所著《齐鲁大学》对博物堂有过生动而具体的记载:“博物馆经常举行关于科学和宗教问题的讲演,接待室定期进行布道,参观者满怀敬意仔细聆听。博物馆设计的陈列品不仅向来访者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而且回答了他们心中最迫切的问题。地球仪和地图使他们了解了世界和外国地理,模型说明太阳系的概念；一艘蒸汽挖泥船的模型展示了如何把黄河河床的淤泥挖掉,从而避免可怕的灾难性洪水；一个公墓的模型表明了西方人是如何悼念死者的；有关卫生的图标和模型很有意义地指出了一些常见传染病的根源；有关教堂、学校、医院和救济院的模型和图片,展示了基督教如何发展起了这些社会机构。偶尔也有参观者表现得傲慢自大。有这么一个人坚称根本没有电这一回事,要是有的话,中国人早就会知道了。博物馆的中国助手请他用手握住导线圈的把手,他照办了,很快就相信了电的存在。”
博物堂通过展出标本、模型和近代自然科学仪器,建立图书阅览室,举办关于科学问题的演讲,向中国人打开了一扇观看世界的窗口,客观上起到了传播西方现代科学和文化的作用。1904年博物堂迁往济南,规模进一步扩大,改称广智院,承担社会教育职能,后来成为齐鲁大学的社会教育科。
教会创办文华文美 开创现代教育先河
文华书院始称文华馆,是由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牧师狄乐播于1883年创立的。这一年,狄乐播从登州来到潍县,在县城东南李家庄西北角、虞河南岸创建了集教堂、医院、学校于一体的传教基地,取名乐道院。乐道院内设学校,校名为文华馆,于1884年开学,专收男生。1904年,文华馆改名为文华书院,1911年后又先后更名文华学校、文华中学。
狄乐播在传教过程中发现,处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因缺乏教育,中国传统文化对她们的影响较小,因而更容易接受基督教义,如能使她们读经明道,再通过她们对儿童耳濡目染,进行启蒙熏陶,借经教义传播,可收事半功倍之成效,于是,又于1895年在乐道院内创办了专招女生的文美书院,开创了潍县也是山东省女子中学教育的先河。文美书院于1913年更名为文美女子中学。
乐道院内文华、文美两校除把宗教课作为必修课外,宗教活动贯穿在每一天的日常活动之中,宗教仪式甚严,宗教功能突出。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并引发了收回教育权运动。根据南京国民政府规定和山东省教育厅指令,文华中学和文美中学于1931年与同属乐道院教会的培基小学合并,取名广文中学,于1932年获准立案。注册立案后,学校的教学内容已与其他学校无异,宗教功能日渐疏离,教育功能得到强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逐渐增多。
传教士创办书院等各类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传教,但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现代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内容,开创了潍坊现代学校教育、女子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先河,客观上打开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窗口,培养了大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型人才。许多学生毕业后,成为教育界、科学界和工商界等社会各界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实业家,成为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 ?说明：
1.本文参阅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限于体例，未能在文中注明出处。主要参考资料：夏永军、王岩主编《松林书院及其文化传承》、田立胜主编《青州碑刻文化》、《山东潍坊二中校志》（1883—1983）、刘洪波《昌邑历史上的书院》。在此一并致谢。感谢王伟波先生提供书院碑刻照片。
?2.特别感谢《潍坊晚报》马道远先生和《人文潍坊》专刊的诸位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