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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19-06-08 17:55
鄌郚总编

八一、惊弓鸟闻声先飞 逃上海去而复返

  
  国历一月底,冠三和我商妥,我们可以随着一批天主敎的神父先到上海,然后再计划下一步的行程。只要大陆还有地方可走,就先不要到台湾去受生活上的煎熬。我开始向服务单位办理请假手续的时候,总干事邹毓秀吿诉我说:「我看你不必着急,我们这个机构,虽然归市府社会局监督,实际上是属于联合国的,共产党也要尊重国际组织,你何必如此恐惧呢!」这些喝了一肚子洋墨水的人,眞是莫明其妙,他还想和共产党讲法理,谈地位呢!我的身份,不便向这些人表明,只说短期请假,到上海看看朋友,以作托词。回到家来,和秉志硏究这一逃难步骤。因为对去的地方未定,那里是个止境,更是难以预料。对情况的变化,国事的前途,以个人的浅薄知识,实在没有作最后判断的依据。途间的兵荒马乱,水陆的关卡封锁,食无定时,睡无定所,人生地疏,一夕数惊,那是都在意料中的遭遇。与其一同出去受苦,对家属的立场来说,不如留在家里,任由他们摆布算了。所以我们商量的结果,决定由我只身流亡。她们于共匪侵入靑岛后,就抱着孩子,带着弟弟,一同回到潍县老家,任由命运去支配吧!秉志为我打了一个简单的行囊,就在二月一日那天和家人吿别。这是一架天主敎神父的包机,由冠三的关系,把我也附带在内。我们当晚六点在沧口机场起飞,八点到了上海,在夜色深沉中,乘车进入市区。冠三和另一位临朐的熟人张效德,带我到了他们一家同乡老板的商行里。店名天兴泰,位在距黄浦滩不远的广东路上。经冠三和张效德的介绍,说我曾在他们县里当过县长,是为逃避匪乱前来小住的。老板伙计都十分客气,诚意的当客人招待。地方虽不甚大,但却给我设了一个专铺,让我有个独自休息的地方。三、五天后,冠三和张效德跟着几位神父去了福州,只留我一个人住在这个毫无私人交情的商行里,眞是大感不安。但人生地疏,又没有别的地方好去。老板对我非常热诚,再三加以安慰。他说:「县长尽管住在这里,不要客气。咱们生意虽小,还有这么几间破房子,住个一年半载,绝对没有妨碍。要不是遇上这种年头,我们请还请不到呢!听说县长在我们临朐,受了不少的辛苦,我们是临朐的老百姓,欢迎县长来这里住,那是应该的。」我在县长任内,没有给临朐父老解决重大问题,已深自惭愧。而于三年之后,却在上海接受临朐人的热诚招待,特别是在这种患难时期,眞是愧怍万分。我在上海,旣无私人关系,又没有宽裕的旅费,全身只有七十多块大头和四十元的美钞。那是我在急救会一年积蓄的半数,另一半留给了秉志,能够带回家去,维持一段生活。当初逃到靑岛的熟人中,我是最幸运的一个。这个半国际性的救济机构,一切待遇,有其独特的标准,经常保持美金的兑率。不像当时的一般公教人员,领到上亿的法币,已买不到几块大头了。但我这样的一笔旅费,也无法渡过长期的流亡生活。将来究竟作些什么,自己竟也一筹莫展。这时徐轶千老师以山东省敎育厅长的身份,住在上海南京东路的一间小办公室里,负责联络流亡学校和敎育界人员。我曾去看过他几次,也因经费无着,许多业务都无法推行。有一位同学刘鸿滨字雁浦,临时担任秘书,帮忙徐老师办理一些函电收发事项。雁浦益都尧沟人,他在师范比我高两届。家寒苦读,品学兼优。北大毕业后,任靑海中学校长,近年复调敎育部任科长。这次担任敎育厅秘书,是应徐老师的坚邀才来的。后来徐老师到了台湾,不知什么原因,雁浦却又带着家眷去了靑岛。我初到上海的几天,曾和冠三去浙江夹石鎭看望三弟国庆。那时山东师范学院已迁来该地,他是随着学校流亡至此的。我们在战乱中于外地相会,是忧是喜,竟也很难确定。旣然随着团体活动,我也就没有什么意见,只有任听局面的变化了。三弟生活极端节约,唯嗜吸香烟,一天不能中断。我分送他二十块大头,曾再三推辞,不肯接受。接着从铺底下抱出好几条香烟来,向我说:「二哥自己到处乱跑,须要花钱,你看我有了这么多香烟,其余跟着团体吃饭,什么也不需要了。」我知道他身上可能没有分文,还是勉强给他留下了。想不到局面的演变,竟大出人料,杭州却先于上海卷入了赤流。
  我在上海,每天到四川路一带,无事闲逛。有时看看苏州河里拥挤的货艇,有时也跑到黄浦滩去观望一下往返的渡船。人在心情愁困的时候,时间都在毫无意义中消逝,什么景色都不放在眼里。先施公司的楼顶公园,大新公司的自动滚梯,全都引不起观赏的兴趣。二月底又接到靑岛服务机关邹总干事的来信,吿知靑岛的近况,安定而繁荣,催我卽日返回,继续工作,说那位驻会的女代表,不同意另找别人代替我的职务,这也大出我的意料。我平时经常为统计各种资料,和计算各项物资配发的公式,和她争较的脸红耳赤。我总认为她对我不会有什么好印象才对,但事实竟适得其反。靑岛情形旣已好转,在这里也实在逛够了马路。便于三月一日乘船离开上海。临行把所有带来的行李全部留在天兴泰,万一靑岛再度紧张,也好二度再来,有个落脚的地方。船到长江口,夕阳已经坠入彩霞中。年前沉到江心里的江亚轮,只露出大烟囱上的「江亚」两个大字。据说那只船里,还有上千的尸体压在仓里,财物的损失,那就更无法统计了。我受不了晕船的痛苦,躺在甲板上,不吃也不喝,眼睛也不愿睁一睁。船一进大海,连黑夜白天也不放在我的脑子里了。一个太阳刚露海面的淸早,船在靑岛外海稍停。劳山的峯顶,薛家岛的山头,都淸晰的耸立在视线之内了。船在稀薄的晨雾中绕过前海,接着就停靠在大港。我下船之后,先到服务单位报到销假,也特别去和那位外国代表打了个招呼,大家见面,皆大欢喜,说不完的会内业务和地方情形。都认为靑岛是稳若泰山,毫无可虑之处。会内人员,多半是胜利后救济总署的老人,对共匪的认识极浅,在许多事理上,和我的看法完全相反。这时,整个山东,仅剩此港,徐蚌地区也全部沦陷,大江以北,已没有一片干净土了。京沪的形势,也在风雨飘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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