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县城的陷落，是三十七年国历四月二十七日的事，也是我们到靑岛后的二十二天。据事后逃来的熟人吿知，其战鬪的激烈，无以复加。在西城的保卫战中，共匪曾由四十五师的防地上，数次冲进城来，都被地方团队反击，消灭来匪，恢复阵地。荷花湾一役，尤为惨烈。最后伤损过重，工事多被摧毁，遂弃西城而守东城。人员撤退，通过两城间的大桥时，死在街道和桥面上的，累累满地，惨不忍睹。西城一失，大势已去。这时那位力主孙玉田守寒亭的人，已深感困惑，无以自容。但张专员则始终保持冷静，尽人事而听天命，绝不怨天尤人，推诿责任。东城墙矮势孤，不利固守，没有几天，就被共匪攻入。田英三老师就是在东城巷战中遇害的。这时不但弹尽援绝，所有战鬪人员也多伤亡不支。张专员和张副司令髯农，抵抗到最后一粒子弹，举枪自尽，为国捐躯。五月间，大家在靑岛举行追悼大会，由刘安琪将军担任大会主席，靑岛各界及专员生前的故知僚属，参加的达数千人。他们指定我报吿了专员的生平政绩和殉职经过。大家都为这位政声斐然，武功彪炳的爱国烈士洒尽了追怀哀伤之泪。挽文诔词，多不可计，后来出刋一本专册，作为永久的纪念。潍县失守后，胶济路上只有东西两端的靑岛济南了。昌潍地区的军公敎人员，除一部分逃来靑岛，极大多数都集中到济南。有的昼伏夜行，避过匪卡；有的绕道远行，千里跋涉。张景月专员和徐振中县长是守昌乐的主力，最后也力战强敌，弹尽援绝的情形之下，突围西去。屯垦局长长成建基，在东关外遇敌阵亡，我的好友赵晋卿也在出城时中弹丧生。其他死伤之烈，自不待言。那些侥幸脱险战火的，都随着张景月专员和徐振中县长转移到济南。而在中途所受的艰险困厄，又远比由潍县逃至靑岛的人更大更多了。在寒亭受困经月的孙玉田，以其超人的勇敢和最大的牺牲，于潍县沦陷之日，突出重围，伤亡过半，率领余众，逃经临朐时为匪大军所俘，加以杀害。安邱县的军公敎人员也在一千人以上，由陈立凡率领，放弃县城之后，经过临沂徐州才又到了济南。路上和匪军且战且走，沿途也有不少的伤亡。综观这些地方人士，游击团队，其不甘附匪，汉贼无法两立的情形，卽可知其如何忠贞了。
据说所有昌潍地区的人员，陆续到达济南的，总数约有八千多人。济南的环境，维持这样一个团体的生存，也非易事。那里的实际情形，我不十分淸楚，也不必根据传闻，妄自记述。就八区的局面来说，当时已由昌乐县长程韫珊调升为专员，而由国大代表赵伯枢接补了昌乐的县长。他们在济南如何作一长远之计，我因远在靑岛，自然都是一无所知，原也不在我的记忆范围。但有一件事实，多少与我个人有些牵连，不能不略加忆述。在五月中旬，他们以八区驻省办事处主任赵子良的名义，连来两次电报，催我迅速赶去济南，商谈有关维持八区流亡局面的生存问题。接着又托熟人带来专函，说明去省的目的：原来是省府已经答应在济南附近的县份中，除了历城以外，任选其一，可以由八区的人士担任县长，想办法向外展开，自食其力。那时候的省垣四周，也都成了共匪活动的区域，像长淸、齐河等县不必说，就是历城本身，半数以上的乡鎭，也已沦入匪手。如果事实能够向外开展的话，又何须留待八区的流亡军民，在师败疲惫之余，向虎口中抢饭吃呢！但大家旣然有这么多的人凑在一起，不能因生活无着而坐以待毙，总觉得政府这一安排，也是一条很好的出路。不过很多人仍然以传统的思想，去衡量一个县长的职位。旣然邻近省会，一定不会很差。王耀武能在这一时期，慷慨送我们一个县长，已是莫大的仁慈。这距我奉命把益都县长交代给二十集团军副官处长关裕祥，刚好六个半月。他们在地方上作了一些什么政绩，我不淸楚，而我却变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八区旣然有那么多的人住在济南，何不把握住这个机会，就地遴选一位勇于负责而善于应付局面的人，出而领导，马上展开工作，旣能自维现状，又可作省府的外围，岂不是一举两得的事么！但他们相量的结果，又把主意打在我身上。函电交催，要我当此重任。我因自己是一个刚由阵地里退下来的败兵，对一切战鬪任务，已经失去了信心，不便再作没有把握的尝试。接着赵子良亲由济南飞来靑岛，力促就道。并以「不为自己，也要顾全团体」这样赤心大义相劝吿。临危受命，我不是不该作，大家看得起我，我更不敢自抬身价。并且从心底下就非常感激大家，知我之深，爱我之切。不过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完全与众不同。在和子良的一夕谈话中，我毫不隐藏的表示了我的意见：①八区的人带着八区的武力，推行不属于八区的县政，要饭来给八区的人吃，当地民众误受共匪挑拨，可能促成提早沦陷，存身都成问题。②开拓县政府要保持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地不利，人不和，彼此牵制，障碍横生，还谈什么和共匪鬪争。县长一缺，是领导这一鬪争的主体，必须是这一地区人民所支持的归心目标，怎么可以随便派一个外人去顶数。③王耀武旣然答应我们八区的人就食某县，就应该和当地人士配合，把我们的武装编为该地的保安部队，流亡的公敎人员，也编配为临时的工作团体，负责训练民众，加强宣传，构成一个保护该地民众，协助该地推行县政的战鬪体。④大家可能有一种错觉，认为我在益都临朐，多少有些表现，其实那都是他们地方同仁的不辞劳怨，牺牲奋鬪的结果，我并没有从外面带着任何武力，为他们消灭敌人或控制他们的行动。反观张品三以数千之众，却没有进入县境，一展其对县政上的抱负。张专员在昌乐的一切军政措施，十年有成，成为抗战剿匪期间，地方行政上的一个奇迹，试问那一部分武力不是由当地民众培植出来的。⑤人和是经多年培育，逐渐生成的，地利是因长期接触，自然结合的。在和共匪鬪争的大前题下，担任一县的工作主管，决不可临时调一毫无人事关系的人负此重任。所谓军政配合，必须使一行政主管，和军事方面有其密切关系，那是一种别有用心，丝毫摸不着边际的说法。有许多人每把军政如何如何，那只是着眼于权力方面的一种统治观念。却没有去注意民和政应该如何结合，军民应该怎样互爱。我们和共匪鬪争了半辈子，不但很了解，而且很透彻。如果这次为了维持我们八区团体的生活，而竟把当地领导民众和敌人鬪争的县长撤免，那就等于敌前换将，注定失败。而我在益都临朐那些大家认为优越的条件，拿到长淸、齐河去，可能完全变成缺点了。我和子良谈了半宿，涉及的范围也很广阔。他看我意志极端肯定，理由也并不是牵强掩饰，或托词推诿，他也就打消了这次东来的主题。我因在靑岛的工作很忙，对于远隔千里，住在省会方面的八区事务，后来就很少问闻了。不过济南的局势，也一天不如一天，到六月间就已变成了一个孤立地带。共匪的主力，已在四周集结，准备大举进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