靑岛对潍县的消息，仍然保持着高度的灵通。有电报通讯，有飞机空投。实际上的交通，已于我们那架包机起飞后中断。我们到达靑岛的第二天，有民航公司的美籍山东主任白尔志，乘自己的专机飞到潍县，以私人朋友关系看望张专员，就在他进城后的短暂时间，二十里铺机场被匪攻击甚烈，情势吿危，驾驶员未及白氏回来，便当机立断，冒着弹火起飞，来了靑岛，白氏留在潍县，一时无法脱身。那时第七舰队，驻泊靑岛海域，为了营救白氏出险，以其一种被称为空中吉普的小型飞机，前往接运。那时机场旣失，潍县已被围困，城关附近也没有宽阔的场地。最初曾利用马路降落，机翼折断，驾驶员受伤。南关东关的稍大空地，都曾加以利用，一连毁了好几架。经过抢修临时跑道和驾驶者的高度技术，才把白尔志和受伤人员救了出来。抗战期间在临朐当过游击队司令的刘同敬，这时也正住在潍县。受了好奇心的驱使，在岗位森严之下，借了别人一套士兵服装，混到现场去看飞机升空。因为场地狭小，距离过近，在飞机滑行的时候，不幸被机翼碰倒，当场死亡。经过一番调査，才知道死者的眞实身份。人的旦夕祸福，谁也无法逆料。所谓生有处、死有地，也绝非由于天定。不过刘同敬出生在山区，大半辈子也都在山区里活动，怎么也想不到会死在飞机的翅膀底下。靑岛这个美丽的海港，有国军、有美军，外围驻满了附近城市的游击部队，一时的安全，尙无问题。但从四面八方逃来的难民，也使这个原本一百多万人口的都市，爆增数倍。吃的昻贵，烧的缺乏，房舍的拥挤，交通的忙乱，都使得这些空身跑来的客人，开始遭受生活上的煎熬。在靑岛有自己的房子可住，有存款可花的人，万千之中，能有几人？有的经得起辛劳，把日用品由市区贩到郊外，赚点蝇头小利，维持三餐；有的冒着危险，偷返家乡，带些土产，稍补生计。极大多数年轻力壮的，都参加了部队，随军转移。留下许许多多的老幼，流浪街头，三餐难得一饱。
我初到靑岛，就住在小港莘县路赵致远的二楼上。由专署外勤秘书张燕芳的介绍，每天早上六点，到广播电台去播讲半小时的专题报吿。对像是分布在全市三十多个粥场的难民。那是由联合国和社会部配合，成立的战时救济机构所举办的。每天六点开始，前往领粥维生的老弱妇孺达十五万人。他们都是由于共匪的叛乱祸国，扰害地方，而使许多不甘受辱的居民，舍弃了故土祖茔，逃亡出来，受此生活上的折磨。我针对这一情景，每天抓一个主题，讲上半个小时。那些空着肚子，挤在长龙队形中，等着领粥的难民，是否还有这份收听的精神，那就很难说了。但在我内心对共匪暴行的气愤，和亲身经历的一切事实，都藉着这一机会，对着这些同病相怜的人们，一股脑儿都全部发泄出来。我每讲到最愤慨的时候，眼泪常在悲酸的声调中流了出来。我没有预先准备的讲稿，都是先讲完以后，再回来整理缮淸，照规定报到市府社会局去。那些讲题包括有「敌与友」。「爱与恨」、「谁使我们过流亡生活」、「人和禽兽的区分」、「宁死不屈」、「勿忘今朝」、「共产党是人类的公敌」、「暴政必亡」等。不分星期假日，每日一题，一连讲了够一百天。日子久了，很感力竭词穷，十分乏味。正要想办法辞退这一件白尽义务的工作，卽由当时的社会局长张宝山派我担任了该局视察，处理一些有关社会救济业务，但我实际在他第四科办公室的时间很短，旋卽分配到一个称做联合国儿童基金救济委员会的机构中，担任业务组组长。该会另有一位总干事邹毓芳主持一切，还有一位纽西兰籍的联合国女代表驻会监督，权力极高，大部分物资都是由联合国进口供应的。社会部也派来一位孟姓督察，监督业务的推行。其内部组织，除业务组外，尙有总务、储运两组，也都各设组长一人及组员多人。但以业务组的工作最吃重，最繁忙。船只载运物资进口，要陪着外国代表到码头检查登记，塡表签章，再交储运组搬运存库。三十多个粥厂，领取许多种物资，包括奶粉、面粉、鱼肝油、布疋棉花、大米、麦片、大豆、各种罐头，根据他们的领用表册，详校配发，今天发某一仓库的现品，明天查某一粥厂的存货，都由外国代表的临时指定去实施。我几乎还要每天到遍设全市包括沧口在内的各厂走上一趟，看看有什么须要改进的地方。我最讨厌坐汽车，尤其是我组里那辆漏油的破车，气味熏人，好多次几乎使我呕吐在路上。目睹那些领食粥饭的难胞，有的拿着碗，有的端着盆，有的提着桶子，有的带着锅子，天天排着长龙，等着领到这些东西充饥。其中不少都是在家乡本籍有相当地位，而对地方国家贡献很大的公职人员及其眷属。田英三老师在潍县殉职后，师母带着几个孩子逃来靑岛，我所唯一能给她们为力的，就是在其附近的粥厂里登记，天天依此为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我在莘县路也只能暂住一时，在靑岛要找个可以长住下去的地方，那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以后秉志的父母带着全家逃来，在小村庄租了一间民房，试做过几次小吃生意，都无法维持一家的生活。我们虽属至亲，实在也是爱莫能助。不久又冒着生死难料的命运回了潍县。母女父婿，原系一家，如果稍有办法，能看着自己的亲人重返虎口么？他们走了，空出的那间小房子，我们就搬进去住了。因为地处偏远，房租低廉，每月只缴一袋面粉的租金。小村庄位在东鎭和四方之间，是一处相当僻静的郊区。我下班后，坐一段市区的公共汽车，再步行大半个小时到家。周围的环境，全是一片荒野，前面到蒙古路的一大段，是当时剩余物资的堆集场，我常走捷径，路过其铁篱边缘，省下二十分钟的步程。那家房东原是胶县籍的一位周姓农民，他们自己住在西区，让出北屋一明两暗租给我们。房间虽小，但由于人口不多，生活上还算相当便利。全村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先买牌子再取水，经常也是排队担挑。幸亏秉志父母临走时，把一个较大的弟弟陈述贤留下来，帮做不少的家事，年纪虽然只有十四、五岁，但伶俐勤快，什么事都肯自动去作，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方便了很多。秉志父母带他们那些弟弟妹妹临走的时候，托咐我们走到那里，就把述贤带到那里。他又嘱咐述贤说：「我们回去，料想共匪也未必就把我们全家杀光，你跟着姊夫在外面，政府到那里，你们就到那里。眞是我们遭遇了不幸，还有你是陈家的后代呢！」其悲切之情，不忍忆述。以后述贤跟着到台湾，由于自己的勤苦努力，得以成家立业，生活还算安适。
我在靑岛的这一阶段，因有公职在身，又是一个半外国性质的机构，时间限制极严，业务也特别繁杂。除了星期假日，去看看那些同来的老人，及相距较近的友好之外，平常就很少有时间参与有关昌潍地区的一些善后问题了。潍县失陷后，张专员、张副司令、田科长都为国捐躯。除张专员的家眷原就住在靑岛，其他都是弱妻幼子，徒步逃了出来，旣无住处，也无米粮。到了靑岛，就等于到了绝境，其遭受的生活苦况，实在不忍提及。那些守城的团队官兵，专署员工和其眷属，逃来靑岛的，人数自不在少。大部份的人都是少鞋缺袜，光着半截身子露宿街头，饿着肚子在廊下呻吟。大家初来靑岛，只听说广合兴大楼是张专员生前为加强自卫力量，充裕地方经济，而经营的一所公营事业，都不谋而同的住了进去。里面存有大批的衣服、鞋袜、毛巾、肥皂等各界捐赠的物资，他们以为在昌潍作战经月，受尽了危险，吃尽了辛劳，虽经战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很希望得到一点接济，稍免拖鞋撒袜，没鞋没袜、衣衫褴褛之苦。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人坚持广合兴是专员的私产，与昌潍地区的任何人无关，不经允许，私自进住者，等于结伙强占，这和大家若干年来，对张专员的大公无私，热爱部属，绝对不会广置私产的印象，大相径庭。也有人认为到了这一地步，国土沦陷，流离失所，局面也仍在继续恶化中，我们这些同一命运的人，都走在一条艰苦的途程上，有机会在此能够喘息一时，已属难得，实在没有必要再谈什么公产私产。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管这些财产现在归谁所有，其当初的来源，全是昌乐民众血汗的结晶，任何理由都推翻不了这一铁的事实。如果张专员能逃出虎口，来了靑岛，他一定会让这些追随了十多年的部属，住在这所占了三条马路的大厦里，并予以亲切的照料。这所建筑物，我曾进去过几次，没有货品，也没有什么设备，可能是因为地方不靖，生意已吿结束。里面都是空空的一些大房间，大家临时躺在光地上，较诸路边廊下，略蔽风雨而已。在生活方面，大家都很了解，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实际力量可以帮忙的。所以有的向粥场领点稀饭，暂时维生；有的以劳力换些零钱，略充饥肠；也有人到劈柴院市场贩几条香烟，到处零卖，以维三餐。总之，在这种大都市里，混吃事小，而住的问题可就大了。因此，大家对广合兴这座空闲的大厦，旣有此公私关系，临时在这里落脚存身，都自认不以为过。昌乐王氏，在靑岛开设一座「华北酒厂」，当时就有来自昌乐的五百多个难民住在里面，而和董事长或经理相识的人，却没有几个。他们一听是从昌乐逃来的小同乡，就无条件的收容进来，把所有的厂房空间，都让出来作为临时的住所。曾在县里代理过县长的财政科长赵华轩，就带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媳住在这里。对于患难时期的彼此同情，不论是公是私，是男是女，都应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尤其是自身在靑岛置有大量私产的八区人士，更应该凭其良知，运其智慧，一本当年患难与共的同体关系，伸出援手，加以协助。没有物质的，就用精神的；没有实力的，就用同情的。人在一念之间，一言可以救万民，一言可以害千命。当初居留在靑岛的八区人士，不只是基层的作战士兵，也有不少的高级长官，而且还有掌握民命的百里侯。当一个地方主管，我想不光是指挥他们打敌人、拼性命，或是缴田粮，尽义务。也应该在机会需要时，有责任给他们一些爱护和温暖，那怕是一点意念，一句空话，都是値得的，可贵的。事属困难，爱贫能助的，谁也不能苛求；反掌可行的，轻而易举的，自然不宜推卸。事竟背于常理，人却昏于一念，当时不知道那一位智多星想出来的主意：像广合兴这座耸立在市中心的三楼大厦，住了这么多三餐不继的难民，又多是昌乐县的子民。凡事就怕心虚，以为他们在这里待的日子久了，会不会对于这间大厦的产权发生怀疑，强占不去呢！其实他们的唯一需要，就是临时有一栖身之所，免受街头露宿之苦，那里还有心情去管那产权有无问题，甚至其中多数的人，都还不知道这里究竟是个做什么的地方。多半都是毫无主见的看着别人住在这里，自己也就跟着住了进来。有些人还以为这里是八区在靑岛设立的战后收容所呢！我敢断言，这么一座宏伟的建筑，当初购置的动机和目的，资金和运用，自有其正当的手续和主人，谁也不会在这上面动脑筋。这些部属难民，对广合兴的看法和其价値，并不在于大厦本身的富丽，而只能认作是遮风挡雨，短暂存身，如同一间草房，成为相等的效果。我们在这种非常时期，大家旣然九死一生，逃了出来，卽便房子是邻居的，亲友的，只要有空间可住，谁都会加以同情，行个方便的。但他们这次住在广合兴里，有的住了几天，有的刚刚进门，却被一而再，再而三的下令逐客。他们不是占而不去，而是去而无所。如果这些昌乐的子民，住在广合兴里竟被驱逐，更可断定走到那里都会碰壁。所以赶他们不走也在常情之内，并不足以证明他们有故意捣乱或蓄意侵占的企图。纵然非把他们赶出去不可，也还可以寻求一种和平的途径，使这些跟了专员十年的老兵，自动离开，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千不该，万不该，总不该调动宪兵，当作强盗鎭压，立刻赶到马路上去。还有几个曾经跟专员当过连长阶级的老干部，可能态度有些倔强，听说竟被五花大绑，拖了出来，像赴刑场一样的可怕。他们有的身上还带着共匪的弹伤，有的满头纒着纱布，为了找个地方栖身，竟遭到了如此下场。他们如何会不充满了气愤，发尽了怨言。那些当权的人，自以为在靑岛还可以招来宪兵帮忙，显得威风八面，地位高超，具备着一种特殊的身份。其实任何人的地位和事业，还不都是羣众结合的力量，上下一心，人尽其才的结果？何以为了一间空房子，稍作临时性的牺牲都不能忍受呢？那时我在市府二楼上班，或在各处巡视粥厂，白天很少有空，晩上不住市区，和熟人不常接触。其中那些复杂的情节，虽然未得其详，但那么多的人，他们在昌潍战场上，出生入死，侥幸没有阵亡被俘，逃来靑岛，竟又为了挤住一间空房子的事，被宪兵的枪口对准胸口赶了出来，流浪在路边，露宿于街头，千百张嘴巴传个没完。那种愤恨的程度，不须道出，也可自明。后来这批旣逃匪难，又遭驱辱的战士，有的灰心，返回匪区，任其宰杀；有的再投军旅，重上征途。从此以后，所有八区旅靑人士，不但在行动上各不相关，精神意志也日趋换散。至于八区在靑岛的财经产业，谁也无法，也无必要分辨公私了。不过我曾亲眼看到张专员最后由潍县拍出来的电报，也就是等于一张遗嘱，其中一段，有谓「希能对昌潍地区靑年学子，多加提携，使能受到良好敎育，而成为国家栋梁。」可见张专员临终仍不忘靑年学子，更不忘国家民族，早已决心殉国，不把金钱看在眼里。这也是昌潍靑年，特别是昌乐子弟，甘心受其领导，陪他拼命到底，十年如一日的唯一理由。如果张专员死而有知，对于以武力把他逃出虎口的部下赶出门外，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