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卸任后，临时住在昌乐，也不时到潍县专署作客，因和各科室同仁关系密切，他们并不拿我当作客人。伙食团的桌子，坐下就吃，从来也没有缴过饭费。在昌乐住着无事可做，和一些熟人接触的机会较多。在这一时期，正好遇到国大代表竞选。好多熟人都认为我旣没有公职在身，出来为桑梓跑跑腿，说说话，是一个十分恰当的机会。并由田英三老师和几个知己的友好，陪我走遍了全县的每一乡鎭，尽一份拜托的诚意。像当时在区乡中很孚众望，而具有领导能力的刘华卿、唐鄂卿、初纪轩、张墨仙、赵继武、邹孝民、刘晓东、李旣秀等，都是以全力促成其事，并掌握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票。当时出来竞选的人，尙有赵柏枢、刘厚民、刘绳武等数人。按当时的情势观察，凡是对地方事务没有成见的人，都认为我之当选，是毫无疑问的。而我自己和各方面接触了一遍之后，也确有这份信心。赵柏枢长我两辈，我出来和他竞选，原非所宜，但这一活动之开始，确不是由我个人主动。旣然接受了许多友好的意见，也就只好全力以赴了。柏枢在县里服务很久，对地方敎育，贡献尤大。抗战开始，就追随张专员从事党敎工作，曾被敌人俘去，受尽折磨。这时又负责靑年团分团主任，在县内的声望、地位都极崇高。单拿学问修养和对桑梓的贡献来讲，我当不只比他小两辈了。但任何一县，对久在县里服务的人，或者由于利害见解的不同，很难超出派系之外，一旦有了竞选的机会，常是合力对付一个目标，这对于当事人的品德修养、服务经历，并不一定形成正比。刘厚民山东大学毕业，也是我的一位好友。为人斯文诚直，性格近于明哲保身，基本选票不多，自知当选的希望不大，也没有作积极的活动。刘绳武可能和柏枢同一时期毕业于益都师范本科，大约都早我十年。我和刘绳武认识很早。十八年就同在汶上县党部工作，抗战期间，他也没有参加县属的任何单位，地方上对他相当陌生。以客观而论，柏枢的票数，当比二位刘姓候选人高出很多。果眞被选为代表，确也是一位非常理想的人物，但柏枢在竞选期内，并没有在地方上展开活动，发表政见，也很少到各乡区去向选民拉票。他却跑到省会济南去运用关系，一直到投票的前一天下午才回到县城。在我来说，有了半个多月的奔波叫喊，曾在许多场合里，发表政见。乡长、保长、敎员、校长、老师、学生、朋友、亲戚，直接认识的，间接介绍的，虽还够不上挨门拜托，但却够得上是挨村宣传了。昌乐县境虽小，但徒步跋涉之劳，舌敝唇焦之苦，对竞选活动的意义和精神，我都完全符合了民主的方式和步骤，尽到我应尽的义务，对选民已经有个很淸楚的交代。最后的一天，我带着满身的尘埃，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城里，静候着明天的投票。我自想对于政府公布的一切选举章则，和候选人所应表现的态度与风格，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对民主制度的施行，与其完备的体制，更具有高度的热诚和强烈的信心。那些为我助选的，直接参加的、间接帮忙的、准备投票的，都在兴奋的、热切的、极有把握的，等待着明天选举日的到来。但天意难测，人事也眞不容易捉摸。就那么突然，不早不晩，就在选举前夕的下午五时左右，距柏枢由济南回到昌乐只不过三数小时，张专员由潍县打来急要电话，找我接听。开头就说：「明天的选举对象，已由上级指定赵柏枢为代表了，你就声明放弃吧！」这一晴天霹，眞把我打的有些神志昏迷，四肢瘫痪的感觉。在靑天白日旗帜飘展之下，会有这样的事体出现么？但这毕竟是我应该说话的时候，情况再坏，我也要有所反应。我急着向专员说：「指定谁当代表，我不反对，但必须提早公布办法，让大家转移活动的方向。谁有兴趣，谁就跑到济南去等消息。为什么大家都在竞选方面投下了全部时间和精力，想对民主制度加强一次考验时，却在大家投票前夕，才指定谁当代表呢！政府一再公布的那些选举条例、竞选办法，是用来和所有候选人及全体选民开玩笑的么？请专员仔细的考虑一下，我参加不参加竞选，本来是无所谓的，但这件诒人以话柄的民主措施，对将来各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专员婉言解释，他说这都是上级的指示，谁也不敢违抗，坚持劝我不要参加明天的竞选，叫我到选举事务所声明放弃。当然啦，专员知道我自己不会主动的去声明放弃，但他会在电话上和有关人员联络，替我代办一切手续的。如果为了环境的特殊、情势上的需要，无论政府也好，党团也好，必要作政策性的决定时，我以党员的身份，绝对服从组织，支持上级的决定。但不应该采用欺骗的方式，名义上让大家公开竞选，而在投票的时候，限制选民的自由。这样如何对民主制度作合理的解释？当事人难道毫不顾及其所产生的后果么？那次电话机中的谈话，我以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可能对专员很不礼貌，但专员却以最大的耐心，用了种种的理由向我劝慰说明，以及他个人也有不得已于言者。由于张专员力劝非放弃竞选不可，就知道我当时在选情上的实际力量了，当然同时也证明专员对我个人的爱护，和彼此关系之深厚。但是这样一来，所谓国大代表的选举，一切变成了形式，所谓选民意见的表达，也都成为奉命写票了。赵柏枢的当选，那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至于在选票的统计中，究竟谁得多少票数，就很少有人注意了。投票的第二天下午，县政府王星垣科长好意打电话问我说：「给你报个候补怎么样？」我却没好气的回答他说：「算了吧，麻烦什么！」我连个谢字也没向他说。王科长知道我心情不佳，他对谁都有一份耐心，所以从来就没有怪我过。自此，我再也不问有关选举的事，别人也避免对我谈国大代表的问题，甚至以后在报纸上有关国民大会开会的新闻报导，我也懒得去看它。
在我竞选的同时，我对益都县的代表选举，也因为人事关系特殊，无形中就参加了一次义务助选。选举事务刚一开始，许多乡区的旧同事、老熟人，经常跑来住处，商酌候选人的理想目标。当时昌乐警察局冀象鼎，是益都第十区人，大家商得他的同意，出而竞选。因为支持的目标一致，票数的集中是毫无问题的。冀象鼎字绍九，在事变前就当过多年的区长，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作事仔细认眞，生活朴实严谨。抗战开始，他曾襄助康岱五成军抗日，希望九、十两区有份共同的自卫力量，作为安定地方的基石。后因康岱五意在个人权势的发展，志趣完全不同，遂舍康而投效了张专员。早在昌乐五团时期，就以副团长的身份，协和同僚，辅佐主管，作了不少的军政要务。胜利后，地方秩序，由警察机构负其全责，张专员遂以警察局长要职，委其接充。其在昌乐地位的重要，由此可知。所以冀象鼎出来竞选益都代表，比我自己在昌乐竞选，更自然、更适切、更有把握。撇开民主制度的观点而论，我对昌乐可以说是毫无贡献，不能当选代表，也没有半点不公平的意味在内。冀象鼎在益都的情形就完全不同，冀家是郑母鎭上的大户，郑母鎭又是十区的行政中心，其基本票数之多，是没有人可以比得上的。可是到了投票的前两天也和昌乐的情形一样，由上级指定了王平一为益都的代表，我认为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指定了以后，再强制人民投他的票，这牵连着整个社会的反应，全体人民的意愿。原很简单的一件民主课题，却弄得非常复杂了。这消息传到了各乡鎭，引起了好大的一阵风波。在这里我没有丝毫恶意对王平一先生有所评析，但事实的记述，我不能不略提一二。王平一先生在国家、在社会，尽管有其才学，有其贡献，但在益都的选民来说，知道这个名字，认识其尊容的人，却是非常之少。王先生是七区梁孟人，家乡早为共匪所窃据。益都十年来的县政基础，完全建立在铁路以南的一、二、四、五、九、十各区。王平一先生自己旣不能到县里来参加竞选，县里也没人替他助选，选民怎么会自动去投他的票呢？冀象鼎和益都县政，息息相关，也就是和选民结在一起。他有地利人和之便，而益都那时又没有个像张专员对昌乐民众，具有那样影响力的人，一个电话，叫选谁，谁就一定当选。所以在益都县的选举结果，都没有理会王平一是谁指定的，仍然根据选民的意志，选出了冀象鼎的国大代表。因此，又接着引出了选后让贤的一场风波。由许多关系方面的知名之士，接连几次莅临昌乐，找当选人自动让出。由于当选人的极不甘心，最初费了颇多的周章。冀象鼎很想自己当当这个民选的代表，但他个人当时只是一个县里的警察局长，对各方面的压力，是无法执着到底的，要是毫无条件的让给别人，也感志与愿违。最后的办法，是以书面证明他是正式当选的国大代表，自愿让给王平一代行其事。双方当事人及有关奔走调协的证人都签字盖章，才算了结了这次选举风波。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被指定的人当了代表，就算完成了选举事务的工作。
国大代表的选举结束之后，接着就是立法委员的选举。从昌潍到鲁北的惠民共二十二县为一个选区。选举事务所设在潍县，由张专员负责主持其事，专署民政科长田英三担任总干事。田科长以事务繁忙，无法经常留在事务所里办公，又商准专员把我叫去，替他办理选举的业务。我刚由竞选国大代表中栽下来，心情意志都还在萎靡脆弱的阶段，本来不愿意再听到有关任何选举的事。但田科长是我最敬爱的老师，为他分劳，也是一件快事。所以担任了这份眞作事不挂名的总干事。按当时的环境，多数县份，都还可以按照规定手续办理选举。卽或有些县境沦陷，其政府机构，民意代表，乡鎭长及大批民众，都流亡到安全地带，仍可表达投票的意愿，而完成选举的任务。在当选的五名立法委员中，以阎实甫的票数较少，刘效仪的票数最多，那是因为当时惠民已为共匪所据，而安邱仍是自由地区所使然。当我把各地拍来电文或报表上的数字统计完毕，知道阎实甫也当选了立法委员时，内心至感兴奋。我把当选名单和各地票数的完整资料，交给田科长，经专员愼重核对之后，马上把应塡的表式寄了出去。不久各都限期办好，附了照片，寄回选所，并按照法定程序报省，结束了立法委员的选务工作。我再回到昌乐，坐待时局的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