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文物记录了夏朝历史，为什么还有人认为夏朝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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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流散到香港的战国楚简。经整理者统计，该批竹简约2500枚，内容多为经、史一类典籍，而且大部分材料都是前所未见的，具有极高的学术史价值。
“清华简”第五辑有一篇文章题为《厚父》，记录的是这个“厚父”和“王”的对话。这个“王”是谁，目前还存在一定争议，有人认为是商王太甲，有人认为是周武王。“厚父”则是“王”的臣子，他对“王”讲述了夏朝的兴衰，其中就提到兴起的大禹以及衰落的孔甲。
前几期我们反复提及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大禹。古今学者对大禹的评价都非常之高，如历史学家晁福林先生说“禹是站在文明时代门槛上的伟人。他为英雄时代做了总结，又为文明时代饰平了道路”。治洪水、划九州、禅让制都和他有关，这些事迹在出土文物中都有体现。而《厚父》则直接体现了大禹是夏朝的创建者。
然而，“禹是一条虫”与夏朝是否存在，也一直是颇有争议的问题。
大禹治水
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理水》中提到一个“鸟头先生”，这位“鸟头先生”在小说里“吃吃的”说“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此“鸟头先生”影射的正是顾颉刚先生。
根据《说文解字》，顾（顧）左边的“雇”从“隹”，正是一种鸟；而右边的“页”的本义是头，比如现在“额”、“颔”、“颈”这些字都是“页”字旁；而顾先生本身患有口吃；当然最明显还是其对“鲧”和“禹”的解释。
不过，顾先生的原话并没有说“禹是一条虫”，只是根据《说文解字》的“禹，虫也”推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这里的“虫”是指青铜器上的螭龙、虺蛇一类图像。不过之后顾先生放弃这一观点，认为大禹是南方神话的祖神，最后又修正为西戎部落的社神。整体来说，顾先生倾向大禹于为传说人物。这样的观点其实不算离奇，在先民思维中，人、兽、神本来就经常是水乳交融的。
最早记载“禹”的，就是之前说的西周中期青铜器——遂公盨；而大禹是天帝派来治水的，那么从一开始神性就很重。而且在周代之前的商代，是没有“禹”这个字出现的。所以从王国维先生主张的“二重证据法”来看，只能认为大禹是周人心中最古的人物。至于商朝是否有大禹的观念？夏朝是否有大禹其人？严格来说还是未知的。顾颉刚先生即认为，大禹和夏朝之间的联系是后起的。
尽管顾先生本人没有质疑夏朝存在。但实际上，如果保持质疑大禹的标准，那么夏朝是同样可以接受质疑的。我们知道最早的夏朝，在《尚书》的《康诰》《召诰》《多士》《君奭》《多方》《立政》篇都有记载，这些史书的原始部分大致来源于西周初年，说的夏朝是商朝之前的朝代，而周人是夏人的后代。但是在考古发现的商代文字中，同样没有“夏”字的记载；尽管有人主张“夏”字存在，但并未得到公认。
所幸的是，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为夏朝的存在加强了证据。1959年，徐旭生先生主持在洛阳偃师二里头村发掘了一处先商遗址。这处遗址的断代大致是公元前1950—前1700年。从文化面貌来看，上承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下启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安阳殷墟文化。因为文献中提到商汤都城西亳就在偃师。所以在当时被认为是商都。不过，自从1983年偃师商城出土后，学界又更多认为二里头是夏都，直至今日基本成为定论。
不过，质疑的声音仍然存在，代表人物正是社科院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先生。许宏先生认为，二里头遗址的定性是“有条件的不可知论”，也就是说，二里头遗址本身没有出土“夏”字来证明自己，那么它的都邑族属和王朝归属都是不可能解决的。既然可以说是夏朝，那为什么不能说是早商？商文化从早商文化发展而来，这个不可能有人能反对。那么许宏这个观点，当然也是有道理的。
认为夏朝不存在的声音，从民国时期就有了，比较典型的是历史学家杨宽和古文字学家陈梦家。杨宽先生的主要观点是，“夏”的称呼出自“禹敷下土方”，因为“下”“夏”经常通假，所以大禹成了夏朝的开国国君，而夏朝历史大多来自周戎——商夷的神话传说。陈梦家先生则认为夏朝世系来自商朝世系分化，大禹实际上是商朝的祖神；今天美国学者艾兰也持此观点。考古学家陈淳先生则认为“夏是西周统治者杜撰的朝代”。
相比之下，许宏的观点还更保守。因为质疑其存在性，是说夏朝可能不存在，当然也可能存在，并非绝对认定其不存在。
另外，我们还要认识到，质疑夏朝的存在，不等于质疑华夏的传承。如前所述，二里头文化介于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之间，是中华文明的正源毋庸置疑。许宏先生也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最早的中国”，其中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宫城、城市主干道、青铜礼器群等，可以视为“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遗址姓夏还是姓商，或者先夏后商，都不影响中华文明独立起源和发展，对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没有影响。
总的来说，夏朝是否存在，目前是个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的问题。支持夏朝存在的人可以说，周代的文献记载了夏朝，你怎么证伪呢？反对夏朝存在的人也可以说，周代以前没有记载夏朝，你又怎么证真呢？
这样的争论，其实不限于夏朝，三皇五帝都有。对于这种注定没有结果的争论，我们完全可以跳出去看，把历史回归于文本。正如顾颉刚先生所主张“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那么，我们至少能够得出，周人认为夏朝存在，这一事实完全成立；具体来说，是《尚书》最早提到的夏朝，遂公盨最早提到的大禹。而至于夏朝是否存在？只能寄托于考古发现了，我们自然是期待有那么一天的。
参考文献：
沈长云：《夏代是杜撰的吗——与陈淳先生商榷》
许宏：《关于二里头为早商都邑的假说》
许宏：《最早的中国》
张利军：《清华简〈厚父〉的性质与时代》
中国先秦史学会：《夏文化研究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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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的商王世系表，证明商朝存在，但颠覆了《史记》这些记载
上一期我们讲了夏朝，因为目前所见记录夏朝的文献最早只在周朝，所以关于夏朝的存在一直有争议。但商朝却是明白无误的存在。这当然要归功于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当然，与商代甲骨文同期的还有金文，不过商代金文记录的信息远不如甲骨文多，所以重要性也就颇不如。
甲骨文作为一种古文字被发现，一般认为始于晚清的王懿荣。1899年，古董商范维卿携带从河南安阳小屯购买的有字甲骨，到北京请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鉴定。王懿荣认出这是一种古文字，遂重金收购并访求。在暴利的引诱下，小屯村民疯狂挖掘甲骨。直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展殷墟考古，才代表正式的科学发掘开始。此后一直到今天，在殷墟发掘有字甲骨多达3万余片。
如何证明有字甲骨就是商代之物？除了对甲骨的碳14鉴定、文字的字形研究外，最重要的是“商”“中商”“大邑商”“天邑商”等记录反复出现，直接证明这是一处称号“商”的王国遗址。不仅如此，商朝先王、先妣的世系也被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整理了出来。最早是罗振玉先生整理出一些先王先妣名，接着是王国维先生根据两块甲骨断片，缀合起来就是商朝六位先公：上甲、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的名字。
安阳殷墟博物馆
《史记·殷本纪》中的先公，从契开始，接下来就是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在甲骨文里，有高祖夒、高祖河、高祖王亥、高祖乙四位“高祖”。高祖乙即商汤；高祖夒和高祖河对应的是文献中的谁，暂不明确；高祖王亥即振，《山海经》《天问》《竹书纪年》都有记载王亥的故事，此处《殷本纪》讹误。上甲即微，《竹书纪年》作“上甲微”，而之后的报乙、报丙、报丁三代，与文献记载相反。
王国维之后，又有董作宾先生发现了“周祭”制度。所谓“周祭”，是祖甲、帝乙、帝辛对先公、先王有条不紊轮流进行的五种祭祀，十旬一个周期。周祭制度排列出来的祀谱，就是“周祭谱”。可见，周祭谱本身不是一件甲骨，而是在若干甲骨中提炼出来的信息整合。这样的结论当然会存在一定争议，目前一般以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的排列作为依据。
根据常玉芝先生的观点，“上甲三报二示”这六位先公为周祭谱第一旬，第二旬至第十旬分别祭祀商汤大乙、大丁、大甲、卜丙、大庚、小甲、大戊、雍己、中丁、外壬、戔甲、祖乙、祖辛、羌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己、祖庚、祖甲、康丁等二十五位先王，补上不在周祭谱的最后四位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就祖成了一张完整的商代世系表。
《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世次
甲骨文的先公先王，大体能印证《殷本纪》的世系。这就说明，殷墟甲骨文确实是商代的文字，商代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这就将我国信史开端提前到了商代。当然，大体印证不等于完全对应，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此，而应通过周祭谱去校正史书的疏漏、填补空白。
第一是人名、世系的问题。上文提到的先公“二示”字形和“三报”世系就是如此。在商王中也有几例。比如，《殷本纪》中商汤的太子太丁早逝，所以由太丁之弟外丙、中壬先后即位，然后中壬传给太丁子太甲。这长期被认为是商代实行“兄终弟及”的证据。然而在周祭谱中，商汤之后却先后是大丁、大甲、卜（外）丙，并无中壬。这说明或许商朝就确定了嫡长子继承制！至于卜丙作为叔叔为什么即位，韩江苏先生认为与“伊尹放太甲”有关。
第二是记录了直系先王的配偶。比如，周祭谱里太甲配祭的有妣辛，而卜丙没有配祭，我们就说明，卜丙之后的大庚不是他的后人，那么应该仍是太甲的后人，与《殷本纪》一致。而武丁有三个配偶，分别是妣辛、妣癸、妣戊，因为这三位妻子的儿子都称王，分别是祖己、祖庚和祖甲；但其中只有祖甲有配偶妣戊配祭，说明他成为了直系先王。值得一提的是，文献记载太子太丁、太子祖己都早逝，但在周祭谱里同样被作为先王对待。
周祭中的商先王先妣世次
李学勤先生认为周祭谱的意义有四：一是“为证实商朝世系提供了科学的基础”，二是“为殷墟甲骨的分期提供依据”，三是“为商代礼制的探讨提供系统的材料”，四是“研究商代历法的一项重要凭籍”。所以我们读《史记》时必须配合周祭谱的解读。
除了周祭谱之外，甲骨卜辞还能修订谥号、庙号的问题。《殷本纪》中先后有两个太丁，一个是商汤的太子，一个是商纣的祖父。而在古本《竹书纪年》里，第二个太丁作“文丁”，这也能够被甲骨文证实，此外文丁还称“文武丁”，这应该是最早的两字谥号；《殷本纪》里有太宗太丁、中宗太戊、高宗武丁，而今本《竹书纪年》却说中宗祖乙，这也得到甲骨文的证实，“太宗”、“高宗”称呼目前没有发现，但可以证明商代存在庙号。
周祭谱可以被视为商王的世系表，而一般贵族也有世系表问世。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件，一是藏于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的牛骨刻辞，上面刻有儿氏家族的十一世祖先私名；另一件据说是河北易县发现的商代青铜戈，上面刻有诸祖父、诸父、诸兄的日名。所谓日名，就是甲、乙、丙、丁这种天干十日为名号。日名表达的什么日子？有人认为生日，有人认为死日，有人认为祭日，李学勤先生则认为是占卜选定的名称。
有字甲骨
郭沫若先生从此受到启发，认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当是“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之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出自《礼记》引《商汤盘》的铭文，但实际上这种文体，在出土的商代甲骨文、金文中从未发现，那么还真可能只是一碗假鸡汤了。
参考文献：
韩江苏 江林昌：《〈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征》
孟世凯：《商史与商代文明》
张利军：《甲骨文史话》
文物里的早期中国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