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邑故城考
文/张铭璇
骈邑者，临朐之古称也，其始源自周朝春秋时期。"骈邑"一词始见于孔子《论语·宪问》篇中，其文曰：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其中"伯氏骈邑"即指今之山东省临朐县。当时属周朝春秋时期，惟有"骈邑"之称，尚无"临朐"之谓。
《续山东考古录》云："临朐，周纪郱邑","郱，一作骈",即伯氏骈邑。此说不妥。
《中国地名大词典》云："缾，亦作郱，又作骈。"《昌国艅艎·建置沿革》亦认为："缾之为骈，骈之为缾与郱。"其实此说并不确切，属三字混用。
据《说文解字》注解："缾，从缶，并声，薄经切",即bìng;"郱，地名，从邑，并声，薄经切",亦即bìng;"骈，驾二马也，从马，并声，部田切",即biàn.《辞源》则注："缾同瓶，皮形切。"即读píng,三字读音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其含义也有区别，并且也不是指同一地方。
纵观历史，周朝建立之后，武王以公、侯、伯、子、男五爵之差封国八百有余，其中大国十二，山东半岛便有齐、鲁两国：齐国都于营丘（临淄），鲁国都于邹邑（今邹城）。此外山东半岛上还分封了些小诸侯国。
商朝时期，山东半岛东部便有土着民族——莱夷、牟夷定居。莱夷位于渤海之南，沂山之北；牟夷位于胶东半岛及沂山东南，分东牟和莒牟。莱夷之中，分支数族，其中己族势力较大，发展成为己国。尽管商朝对其进行了多次征讨，己族却始终未降服。直到周成王时，莱夷己族方才受降于周，被封为诸侯，称己国。可见纪国之封比周武王初封的齐、鲁等国晚二十余年。纪国包括今寿光、潍坊、昌邑、昌乐、临朐、青州、临淄东部和莱芜东北部。其中今之临朐地界当时称缾邑，隶属于纪国。
《续山东考古录》和《中国地名大词典》均载：西周时期，"临朐为周纪骈邑。"为纪国所辖。其故址在今临朐城东南约三十里处。
《潍坊历史地图集》标注：纪国缾邑在今临朐盘阳西。由于盘阳之北里许有一山，孤耸圆秀，状如古代陶制瓦缾（瓶）， 故名宝缾（瓶）山。 纪国于此设邑，何以名之缾邑"?盖藉此山名也。所以细究"缾、郱、骈"三字之中，"缾"字带"缶"部，"缶"乃古代陶制瓦器之属，与"宝缾山"之"缾"字吻合，故而断之：商周时期的缾邑，乃是根据"宝缾山"而命名，其字当写"缾邑".或许是"邑以缾名",颇为不雅，史家文人又在书面上借用了"郱"字。郱者，"阝"属邑部，盖指建筑物也。商周时期颇多带"阝"部的地名用字，如郓、邹、郚、鄑、鄄、邠、酅，均为城邑名称。缾邑从商、周时代定址建立，到"齐师迁纪"之前，共四百多年时间，虽邑址规模有限制规定，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言，三教九流无不聚居此地，尤其是商贾贸易，店铺林立，定使缾邑房舍相连，俨如都会，所以缾邑转化为郱邑，证明此郱邑建筑颇具规模。
据《史记·齐世家》记载：由于齐"哀公时，纪侯谮于周；周烹哀公"于鼎，以致齐、纪两国结下世仇。《春秋》云："鲁庄公元年（公元前693年），齐师迁纪郱、鄑、郚。"郱者，即郱邑，在临朐；鄑者， 即鄑邑，据《绎史·春秋地图》标注，位于郱邑之南、郚邑之西，即今之蒋峪、白塔一带；并非是昌邑瓦城。郚者，即鄌郚，在今安丘西、昌乐县鄌郚镇。齐国军队迁驻郱、鄑、郚，三邑则成齐国疆土，于是齐王委派伯氏大夫来此赴任，治理郱邑。由于纪国的郱邑已在齐师伐纪的战争中被夷为废墟，伯氏赴任伊始，只好重建宰治，遂选址于弥河之左、朐山东北，时在公元前693年之后。由于城邑位于朐山东北，故名之："骈邑".这是因为：战国中期以前，中原地区只有独辕车，驾车之马皆用二、四偶数，因为只有偶数才能使辕上之"衡"受力"均衡".后来双臂车出现，专以套牛载重，故谓之大车；而兵车、田车、乘车则谓之小车。大车之双臂叫辕，小车之独臂叫輈。由于车輈后部连接舆下车轮之轴，前端则连接一横木，即衡。衡之两端分别有句曲夹贴马颈的缺月形驾马车轭，名曰：軥，读作qú；而朐的本意即是车轭，所以朐、軥音意相通。朐山南北两峰相连，自东北望之，犹如古代马车上的衡下双軥（朐），故名朐山。盖因朐字含意即是车軥之故。
当伯氏大夫在朐山东北选址建邑后，继称缾邑则远离缾山，名不副实；遂以朐山之谓，喻称此邑犹如骈驾之车舆，此山为天然之车朐，故名骈邑也。《汉书·地理志》注曰："临朐山有伯氏骈邑。"《青州府志》云："《水经注》巨洋水又经临朐县故城东，古伯氏骈邑也。"即为确证。由于骈邑地处弥河之涘，每逢雨季大水，骈邑常为水漫，遂更置骈邑于弥河之西高处。
数千年后，骈邑故址几经沧桑之变，惟剩瓦砾残局。因年代久远，史无记载以致后人无从查考。对此，清光绪《临朐县志·古迹》记载："今城东三里窦家洼北有一地，土人相沿呼为古城。去朐山里许，未知是其迹否。然今县治在元魏时为昌国，相距才二、三里，击柝相闻有太逼之嫌，其时虽疆域破碎，置县繁多，似亦不应迫狭若此。"可见清光绪《临朐县志》考证了此古城遗迹，但却难下结论属何城邑，同时又记载："临朐故城见《〈水经〉注》、《通志》，在县东南二里。《府志》同。今无迹。"由此来看，临朐古城的前身是骈邑，而骈邑的原址就在今县邑东南二里，恰与朐山东北古城遗迹相吻合印证。如果"骈邑"不是处朐山东北或西南，不是藉山形如古车之朐（軥），何以名"骈邑"?骈者，双马并驾也；双马并驾，则必有衡；有衡则必有軥（朐）也。朐山两峰如衡下两軥，呈西北——东南方向排列；既然"如軥之衡"为西北——东南向，那么与"衡"垂直相交的"车輈"自然是西南——东北方向，由此也决定了"车舆"（邑址）方位必在朐山东北或西南。从朐山东北有古城遗迹而西南则无的文物现状来断：此即骈邑故城无疑。后因弥水泛滥，骈邑被迫西迁，至今之临朐城里公安局以北到北城墙、民主路以东到东城墙处。根据周制：小邑城墙边长不过三十余雉。一雉指城墙高一丈，长三丈的面积。三十余雉即九百余尺。周代一尺约合今之23公分。故邑城边长约在二百一十多米，相当于现在六十七市亩地。
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皆靠肩挑人抬，两次营造骈邑，耗废民工民力则可想而知。作为邑宰——伯氏大夫来说，从鲁庄公元年（公元前693年），齐人伐纪而赴任，到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685年），短短八、九年时间，竟发动民力两建宰邑，大兴土木，无偿调用民众工日，以致民众难以自谋其利，甚至稼穑违时，无暇耕耘。尤其相对于齐师伐纪的战争而言，大兵过后，必有灾年。百姓已是食无蓄粮，衣无余缕；在此状况下，若再不惜民力，可谓暴戾恣睢，劳民伤财。从选址不当，更置骈邑这个角度来看，伯氏大夫乃一代庸官；从不恤民情，劳民伤财这个角度看，伯氏大夫又是一代昏官酷吏。所以在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685年），齐桓公立管仲为丞相之后，管仲自然是根据《周礼·地官司徒》所载的"三年大比，则以考群吏而以诏废置"的规定来对整个齐国进行全面治理，凡属齐国官员有政绩者加官晋爵，有过失者削其职权，褫夺封地，"以驭其贫"（《周礼·天官冢宰》）。由于伯氏治理骈邑不恤民情，两修骈邑，劳民伤财而致民怨沸腾，遂被管仲褫夺"骈邑三百".如此政治体制，陟罚臧否，赏罚分明，令人佩服而艳羡。
关于"骈邑三百",究竟是指食采三百里，还是出兵车三百乘？《论语》言之不明。
《史记·齐太公世家》附注：管子制国，"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此乃管仲管理国家人口的分类编制方法，而爵位分封却从没有以所辖家口之多少而论者。如果说"骈邑三百"是指人口，那么三百里则是一万五千家；但人口之疏密无法界定疆域之大小。人口众多，分布密集，其占地面积未必大；人口稀少，分布广泛，其占地面积未必小。所以人口多少无法作为爵位分封的标准。因此，"骈邑三百"也并不是指人家户口。
根据周制：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兵车千乘，故谓诸侯之国为千乘之国；而大夫之采地方十里，出兵车百乘，故称大夫为百乘之家（《辞源·百乘》）。此乃周天子之制。骈邑是诸侯国——齐国所属之邑，其制有别于周王之制。骈邑三百，如果是指三百方里，其疆域则是与伯爵之国并列的国土面积。《周礼·地官司徒》记载："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从齐国属邑的角度来看，不可能孙比儿大，骈邑绝不可能拥有三百方里的疆域。这是因为齐国作为周朝的公卿之国无权封建伯爵之国。若以周制论，大夫采地方十里，出兵车百乘。而骈邑三百，若指兵车三百乘，则是大夫之三倍也；况齐王所封之大夫，非周天子所封之大夫，其采邑只能更小，不能越制更大。从骈邑所属范围来看，远远超出大夫采地的"十里之限";再说"公邑称大夫，私邑称（邑）宰。"（《辞源·大夫》注）既然骈邑之主称"伯氏大夫",那么骈邑自然是齐国所属之公邑，绝非个人所有之私邑。所以笔者推断：骈邑不可能是伯氏大夫个人之采地，而是由齐王委派伯氏大夫前来治理的齐国直属行政区域。 伯氏大夫被褫夺骈邑，失去职权，既没另委它职，也没有回调齐国朝廷，而是革职为庶民，寄居骈邑，过起了平民生活，虽"饭蔬食"（意即吃粗食，无腥荦鱼肉。）却"没齿无怨言".（《论语·宪问》）由此来看，管仲褫夺伯氏骈邑，乃属顺乎民心，合乎民意，令百胜感恩戴德的举措；即使是伯氏大夫本人丢官罢职，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却也心服口服，死无怨言。藉此笔者评断：无论是国家帝王，还是县邑小吏，在其统治期间，只要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使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幸福，那么这便是一个好政府、好官员。反之不恤民情，劳民伤财者，即使拥有军队武器，依靠强权政治，延迟统治时间，也只能是草菅人命，祸国殃民。
管仲褫夺伯氏骈邑之后，并不是据为己有，变成自己采邑，而是另派人治理；虽其邑宰名姓不详，但其政策却肯定比伯氏政策好。不过伯氏大夫虽被褫夺职权，生活清苦，但仍享有一些特殊待遇。若不然，伯氏寿终如何会修建规模宏大的伯氏冢？从距离上分析：伯氏冢位于临朐城北五里庄村后，石膏水之阴。伯氏寿终之时，若处宝缾山下之缾邑，那么伯氏棺椁则不会舍近求远，舁柩三十里至石膏水畔埋葬。如果伯氏薨于朐山东北之骈邑，也不可能舁柩渡弥，自找麻烦；或可就近安葬。所以其冢地址足可证实：伯氏寿终于弥河西岸的骈邑。后来因骈邑方位变化，地处朐山西北，难称骈驾之谓，故时人以临近朐山之实易名朐邑。《中国地名大词典》所谓："齐之朐邑"即为确证。
综上所述，概括言之：缾邑在西周成王册封纪国之前便已存在，以其位于宝缾山麓故名缾邑；此邑存世四百余年，建筑规模颇为宏大，故春秋初期又演称郱（bīng）邑。公元前六九三年，齐师伐纪国，郱邑则于战火中夷为废墟，地域归齐。齐王委派伯氏大夫为治宰，伯氏遂离开缾邑原址三十余里，择址于朐山东北建立宰邑；因临近朐山，似乘骈驾，故名骈（biàn）邑； 以其位处弥水之涘，常为水患，故而西迁河西高处，复建骈邑，称谓依旧。后为管仲褫夺，另委治宰，而伯氏心服无怨。战国时期，因骈邑方位变化，难称骈驾之实，故以临近朐山谓之：朐邑。
古之典籍所载"周纪骈邑"实则有误，应为"周纪缾邑"或"周纪郱邑",其址位处宝缾山下，故不能滥用"骈"字；而"伯氏骈邑",位处朐山东北，远离缾山，故不能写作"伯氏缾邑"或"伯氏郱邑".盖因三字时代有异，含义不同者也。西周时期称"缾ping邑",春秋初期称"郱bing邑",春秋中后期称"骈biàn邑",战国时期则称"朐邑".本来小国之邑微不足道，皆因《论语·宪问》记载：孔子评论管仲夺伯氏骈邑，故以圣人一言而使小邑名传千载。临朐古代称谓甚多，惟"骈邑"流传既久且广，盖因汉后独尊儒学，普及《论语》之故。由于年代久远，语音转化，古代"骈biàn邑",现代国语则读"骈piàn邑".
作者简介
张铭璇，笔名张未弛，潍坊市作协会员、文史资料特约撰稿人、山东省家谱学会理事，着作《临朐名胜志》、《三皇庙志》，点校整理清光绪《临朐县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