徙都蒲姑齐胡公
临淄是齐国的故都，而在齐定都临淄之前，齐胡公曾自营丘迁都于蒲姑，蒲姑一度成为齐国的都城。齐胡公徙都前后及其人若何，无单独史料记载，又多有误说。苦于史料甚少，勉从历史文献中稽考出零星资料，缀以成篇，求教识者。
一
公元前11世纪，周灭商后，开始分封诸侯。东方的奄和蒲姑两个大国，曾助武庚叛周。成王把奄国封给周公长子伯禽做鲁侯，又封外祖父太公吕尚（姜姓）做齐侯。吕尚都营丘，灭蒲姑国。齐鲁两大国代替奄和蒲姑，把东夷和淮夷置于自己的军事控制和政治支配之下。但东夷、淮夷及诸侯之间明争暗斗、祸起萧墙的事件时有发生，不曾间断过。《书·费誓》载鲁伯禽和淮夷、徐戎有过激烈的战争，鲁国受到很大的威胁，以至不敢打开国都的东门。太公来齐之初，也常以东莱夷族西争营丘而国事不宁。《史记·齐太公世家》就有"莱侯来伐，与之争丘营"、"是以与太公争国"的记述。
《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太公励精图治，因"修政""征伐"成为大国。国泰民安，"百有馀年",相继有丁公、乙公、癸公、哀公在位。"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谮"意为进谗言，说别人的坏话，也就是说纪侯诬陷中伤哀公，因此哀公受到周夷王的严厉惩罚，被烹了。《毛诗序》曾说《诗经·齐风·还》这首诗是讽刺齐哀公政事废乱，田猎无厌。现代学者不从此说。哀公死后，周朝"立其弟静，是为胡公。公徙都蒲姑，而当周夷王之时。"胡公姜静在面临纪国的威胁下，于是就把国都由营丘迁到了蒲姑。
二
齐胡公所徙都的蒲（音bò）姑，一作亳姑，薄姑，其在山东博兴历无疑义。蒲姑之名，最早见于典籍者，乃《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晋咸宁五年（279）发现的《竹书纪年》有"太戊，五十八年，城蒲姑"的记载。蒲姑，《辞源》释为："地名，今山东博兴县东北有蒲姑城。"《辞海》释为："在山东博兴县东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释为："在山东博兴县东北。"《中国历史大辞典》释为："蒲姑城，在今博兴东南。"之所以众说不一，一是依据的史料不一，二是确有二城。一位于今博兴城东北6公里的贤城附近，遗址面积100万平方米，《括地志》云："蒲姑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其"六十里"有误，正如清代大学问家姚鼐在评说天下地志之非时所言："余尝病天下地志谬误，非特妄引古记，至纪今时山川、道里远近方向，率与实舛，令人愤叹！"经后人考证，应为"十六里"之误。旧《博兴县志》载："奄城《通志》在东北十里。《书序》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迁其君与蒲姑，即此地。俗名嫌城，今为贤城。"二位于今博兴城东南近8公里的寨卞村北，遗址面积20万平方米，《续山东考古录》载："蒲姑国城在东南十五里，今柳桥","周齐胡公迁都于此".经20世纪80年代山东省考古研究所2次探考，于1993年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1世纪初又进行了探考，并据文献记载和科学调查，考定此处为殷商时期蒲姑国故城。因此，似以《辞海》等所说为是。
蒲姑历史上的代递，最早的记载见与《左传·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齐国大夫晏婴对齐景公言："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这是关于齐国疆域全部或大部分在周代以前历史沿革的最系统的文字记载。之后，所有史籍方志有关此类记叙，皆源于此。
齐胡公迁都于蒲姑的时间，是周夷王之时。究系何年，众说纷纭。据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周夷王当政为公元前885—878年，期间，齐胡公迁都于蒲姑，迁都原因，史无明确记载，后多推断为避纪国的威胁，此仅一说。笔者1990年初发表于《惠民大众》报的《蒲姑曾为齐国都》小文曾认为："周初，姜姓贵族虽然进驻东方，封国建邦，但是他们还是念念不忘西方故乡，也是这一心理使姜太公没有在蒲姑原都建都，而是把营丘作为驻都。这时的齐胡公既感到西归无望又继续面临纪国威胁的情况下，于是就把国都由营丘迁到了蒲姑故都。"
三
蒲姑为齐国都究竟多少年呢？假设齐胡公自周夷王当政最后几年徙都蒲姑，那么周夷王当政自公元前885—878年，齐献公元年乃公元前859年，也就是说蒲姑作为齐国都约20年左右。
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蒲姑，都治临淄。"从此段史料很可以看出，姜山乃哀公的同母弟，与胡公姜静非一母同胞，姜静亦非嫡出，否则，直书"静弟山怨胡公"即可。虽应按嫡长子继承制，但周夷王烹哀公，不立当时幼小的齐癸公嫡子姜山，而立庶子姜静，埋下了"怨"根。齐胡公徙都后，又失去对敌对势力的控制，任其在营丘坐大，20年后，终招致杀身之祸。据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载："（姜山）其党周马繻人将胡公于贝水杀之",姜山自立为献公。正如宋人欧阳修在《春秋论》中所云："自周衰以来，臣弑君，子弑父，诸侯之国相屠戮而争为君者，天下皆是也。"此时周厉王当政（公元前877—841），"暴虐侈傲",众叛亲离，"诸侯不朝","诸侯恣行",周厉王自顾尚不暇，对于发生在齐国的叛事，实在是鞭长莫及了，只得任其成为事实。齐献公虽然接受了胡公的教训，但未能斩草除根，即位后马上将胡公的儿子全部逐出齐国，迁都于临淄。于是，蒲姑作为齐国都的历史就结束了，临淄则成为齐国的都城。
营丘是齐建国初的都城，其地望究竟在什么地方？大体有四说：寿光说，博兴说，昌乐说，临淄说。众说都引经据典，然似都不能"证"服对方，在没有出土文物考证之前，今多暂从临淄说。《史记》作者司马迁曾亲临齐国故地，"吾适齐，自秦山属之琅岈，北被于海，膏壤千里",应对齐地有相应的了解。但其只说齐献公"因徙蒲姑，都治临淄。"不言复都营丘，更名临淄。此虽是司马迁"春秋之义，信以传真，疑以传疑"使然，但也留下了千古之谜，致使后人至今尚不能得其确解。
都城是政治统治的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址选择应：平原广阔、水陆交通便利、水源丰富、地形高低适中、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管子·乘马》曾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用水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才，就地利。"那么都城的迁徙则或是原选址不当；或是疆域的扩大；或是为了争取更有利的地理条件，继续向前发展；或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需要。历史上迁都之举常有，商朝初期"自契至汤，八迁。"也就是说，商传14世之间，8次迁徙国都，汤从商丘徙居亳（山东曹县）是为灭夏作准备。自汤至盘庚，又5次徙都，据《史记·殷本纪》载："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集解：孔安国曰："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都"）。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集解：孔安国曰："胥，相也。民不欲徙，皆咨嗟忧愁，相与怨其上也"）。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免，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由上文看可得知，盘庚迁都是政治上的需要。周朝也曾几徙其都，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文末写道：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罚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称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西周末年，由于犬戎杀幽王，周平王为避强敌迁都洛邑。秦国也有9次迁都，最后定都咸阳。《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秦由栎阳迁都咸阳，是为有利于秦国东出函谷关与六国争锋。从以上时期的背景史料对比来看，可以窥出齐自营丘徙都蒲姑再迁临淄的原因来，一迁是为避强敌，再迁是争权与民怨。从司马迁习用笔法来看，殷"复居成汤之故居",周"复都丰、镐",若营丘即临淄，还是前面所谈，直书"复都营丘"即可，而不必多费笔墨写成"因徙蒲姑，都治临淄".此一课题，尚大由继续探究之必要。
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清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乾嘉学者对中国有史以来的全部学术文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与总结，以考证治史是其最大特点。官至兵部尚书的张照（1691—1745），曾奉乾隆帝"考订前史而重刊之，以嘉惠后学"之命，对《史记》进行了整理与考证，并呈御览。关于《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都蒲姑，都治临淄。"张照的考证如下：
按《毛诗疏》曰："古者诸侯之居逼隘，则王者迁其邑而定其居。时齐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处？故《毛传》云："盖去蒲姑而迁于临淄也。"毛时书籍犹多，去圣未远，虽言盖为疑词，其当有依约而言也。《史记》云："献公徙都蒲姑，都治临淄。"计献公当夷王之时，与此传不合。毛公在马迁之前，其言当有准据。
该"考证"谈到，去蒲姑而迁于临淄，是因为"齐居逼隘","逼隘"之意乃狭窄。可见西汉初古人也早已对迁都之因给予探讨，并从城市地理学方面找出了原因。前面曾提到博兴有二蒲姑城，一在博兴东北，遗址有100万平方米，乃迁奄君之处，一在博兴东南，遗址有20万平方米。东北迁奄之城不吉利，或已废圮；东南胡公所居之城，南北长400米，东西长500米。为避强敌暂栖身尚可，长久持续发展确实"逼隘".此迁都因"逼隘"一说，不见今人论者所注意及记录，故不惮其烦，抄录于此，聊备一说。"考证"中谈到《毛诗疏》曰，"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源自《诗经·大雅·烝民》，是周宣王派大臣仲山甫去齐地筑城，临行时尹吉甫所作赠诗。朱熹《诗集传》也以为"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齐。"宋文学家王质《诗总闻》考为："据《史记·齐世家》：齐厉公暴虐，齐人杀厉公及胡公诸子等七十人。事在宣王之世，筑城之命，疑在斯时，盖出定齐乱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程俊英《诗经译注》也认为"此说近是".相信徙都蒲姑后，筑齐都城于临淄（清人龚自珍有"仲山甫以王命城营丘"一说），其渊源应与仲山甫有相当关系。齐迁都一事，也曾被熟读《史记》的苏轼所关注，被《宋史》誉为"博通经史"的苏东坡，着有研究徙都的《论周东迁》一文，他认为"齐迁临淄，晋迁于绛、于新田，皆其盛时，非有所畏也。其余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他还举例说："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都；顷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徵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苏东坡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对解读齐迁临淄有所启发。姜山能率营丘人弑兄夺位，不畏纪国，敢于迁都临淄，若非强盛是做不到的。齐迁临淄"复振",奠定了齐霸业之国基，相信读者不以此说为谬吧。惟"考证"中"献公当夷王之时"有误，张照是将"胡公徙都蒲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弟怨胡公……是为献公"句中的"而当周夷王之时"应上读而下读，误为周夷王之时。纵观《史记·齐太公世家》全文，从齐武公有明确纪年推起，齐献公应为周厉王之时，也即献公元年乃公元前859年。
四
据《史记》载，齐胡公被斩杀于贝水，齐献公自立，尽逐齐胡公之子，当政9年后卒。"子武公寿立，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是为文公。"由此文可以看出，齐胡公死后35年，齐厉公当政暴虐，胡公子受齐人拥戴与其侄厉公争位，攻杀厉公后，也战死了。这是《史记》有关齐胡公的最后记载。
胡公之"胡"乃谥号，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谥法解》中云："惟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谥者，行之迹，号者，功之表，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弥年寿考曰胡"、"保民耆艾曰胡",弥乃久也，耆指60岁，艾指70岁，胡公谥号似指长寿，并无贬义。然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将见之经传者，"因兹以列九等之序",第一等上上为圣人，上中为仁人，上下为智人，等而下之，第九等下下为愚人。笔者稽核该表，将本文涉及的齐公列于下，齐太公为上中，丁公、乙公、癸公为中中，哀公为下中，胡公、献公为下下，武公、厉公为下中，文公为中下。献公弑其兄胡公，列为下下似可，据胡公事迹看，列为下下则使人费解，因"厉公暴虐","杀戮无辜曰厉",还列于下中。难怪唐史学家刘知几批评其"所列多有不类于其叙者。"明人杨慎也云："固作《汉书》纪汉事也，洪荒以来非汉家之宇，上古群佐非刘氏之臣，乃总古今以着人表，既以乖其名，复自怪其体名义，谬矣。"虽如此评论，总是班固一家之言，亦应录之备考。
《礼记·檀弓上》载："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元人陈澔注曰："太公虽封于齐，而留周为太师，故死而遂葬于周。子孙不敢忘其本，故亦自齐而反葬于周，以从先人之兆，五世亲尽而后止也。"自太公至丁公、乙公、癸公、哀公为五世，"周公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唐司马贞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齐武公"后索隐："太公五代孙献公子也"杀其兄胡公，而自立的献公是五代孙，胡公论世系，更应列入五世，因被其弟袭杀，也就未能反葬于周，而是成为留葬在齐地的第一人。《礼记》所云五世"皆反葬于周"亦值得商榷。后因胡公棺被发现，棺上题字乃是隶书，竟成了隶书最早起源之实证。齐胡公之名因了隶书之源在中国书法史而铭记、流传，致使齐胡公之余韵悠悠千古而不绝，确也是一桩趣事。今特将笔者近年对此之研究，写于文末以飨读者，也算是本文的结尾吧。
隶书起源，不始于秦代，书法史有谓始创于春秋之前一说，惟一依据乃北魏郦道元（466—527）《水经注·谷水篇》："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弘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馀同今书。证知隶自古出，非始于秦。"唐代杜光庭曾据此认为："胡公又在春秋之前，即隶书兴于周代明矣。"（《佩文斋书画谱》卷一）山东大学高亨教授在1963年出版的《文字形义学概论》中认为："按《史记·齐太公世家》，其世次为太公、丁公、癸公、哀公、胡公，胡公当周夷王之时，依《十二诸侯年表》推算，其死在春秋前一百二十八年。此时即有隶书，似不合理。余谓此棺铭字体，本古文而笔势似是隶书，十字中只有'齐之棺’三字，古文于隶书异，馀皆相同，所谓'惟三字是古’者，疑即此三字也。吾人据此可以推断古人之字体，变作隶书之笔势，盖已久矣。"
周夷王当政为公元前885—878年，期间，齐胡公徙都到蒲姑，据推断胡公当于公元前859年被杀。因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姜山杀胡公自立是为献公，当政9年卒，其子姜寿立为武公，武公10年，周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乃公元前841年，由此上推19年，则为公元前859年。高亨先生《文字形义学概论》中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推算出胡公"死在春秋前一百二十八年",又肯定为周夷王（公元前885—878）之时，则大误。因春秋前128年，应为公元前770年加128年是公元前898年，则是周懿王（公元前899—892）时期了。另，《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齐国是从武公开始，倒是《史记·三代世表》中，司马迁"疑则传疑"误将胡公列于周懿王同时的人物。综上所述史料，愚认为以《史记·齐太公世家》这篇记载齐国的专门史料来推算为好。若"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隶书是实的话，则其书写时间应是公元前859年周厉王（公元前877—841）当政时期。齐胡公应是太公五世孙无疑，误为"六世孙",究竟是原棺有误，还是因在位于齐第六朝代而谬传，则不得而知。明万历《博兴县志》曾载："五传而胡公徙都此地",1936年重修《博兴县志》序的开篇第一句即为："博兴在昔为蒲姑旧壤，太公五世孙胡都蒲姑。"今尚多有误混为"六世孙"者，实误。
上述有关隶书最早之发现及齐胡公与博兴之关系，颇感兴趣，所以费笔墨啰嗦一番。近又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沙孟海、启功任顾问的《隶书教程》中，将"临淄人发古冢，得桐棺"的"桐棺"误为"铜棺",遍查有关资料，无"铜棺"之说。桐棺乃桐木做的棺材，因质地朴素，故表示薄葬。《左传·哀公二年》："桐棺三寸，不设属辟。"《墨子·节葬下》："[禹]葬会稽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因齐胡公实乃被弑，草草埋葬，其"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10字是见之于棺材上，故其书写材质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所以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