昕良：母亲，是一部写不尽的书
我的母亲病逝于2018年8月15日（阴历七月初五），正值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73周年纪念日，使我永远地记住了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
让母亲入土为安那天，我在一张白纸片上写道：“娘啊，您是一部写不完的无字天书！”并投进了熊熊燃烧的烈火之中。
母亲上过私塾，她的童年就是在八年抗战中度过。
日本鬼子在中国领土上烧杀抢掠，犯下了滔天罪行。为躲避日本兵的每一次光临，我母亲和她的小伙伴们在私塾先生的带领下跑到朱汉周边的河汊子里藏着。他们怀里抱着的石板都摔碎了好多块。那时候能上得起私塾的必定是家境较好的人家。我母亲家有良田三大亩（约十市亩），有一个木瓜园和一处藕湾（荷花池），还有一盘磨面辗米用的大石碾子。
在以往的作品中，我省略了这个事实，直接将我姥姥家描绘得非常贫穷，这是有原因的。其实，在我姥爷未去世之前，母亲家的日子还是很不错的。如果不是因为战争，如果不是我姥爷带病给国民党反动派挖沟壕、修碉堡，被折磨致死，我母亲一家也不会陷入水深火热当中。
小时候，我清晰记得姥姥家东临的荷花池那是何等的优雅别致，水润荷肥呀！
岸边杨柳倒垂，桑树点缀其间。它的源头在村子中心线上，是一口千年老井。宽大的井台全用青石板覆盖。井口四周像地图一样不规则地分布着十几条深沟，那是村里人祖祖辈辈汲水时留下来的历史烙印。
据说，这口井大有来历。它是北海龙王的外甥“红泥鳅”居住的地方，跟北海相通，为龙脉神泉，老百姓称之为“龙眼”。自然，景色优美的荷花池便是一块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每至夏天，井水上涨，清冽甘甜的泉水通过石缝欢快地流入荷花池，使得池内的水不漫不竭，清澈见底，游鱼成群结队，煞是诱人！更有早早盛开的荷花恰似成熟的少妇在孕育着丰腴的胎盘（莲蓬），那晚来的荷花宛如婷婷玉立的少女含苞绽放了。
当然，我儿时的荷花池已属集体所有，它的过去承载着母亲一家生活的艰苦历程。姥爷英年早逝，我姥娘的子宫里却生长着他的亲生骨肉（遗腹子），也就是我的二舅。这年，母亲年仅十三岁，她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我大舅）。之前，我大舅得了一次感冒，高烧不退，致使眼睛失明，丧失了劳动能力。为了给我大舅治眼病，我姥爷卖了一大亩地，也没让他看见光明。老天总算有眼，让我姥娘生下了传宗接代的第二个男孩。心里是欣慰的，现实却是惨酷的。我姥娘一个小脚女人拖着三个孩子，生活的艰辛那是可想而知的。因家中的顶梁柱崩塌了，母亲家的木瓜园、藕湾和七八亩良田仅靠我姥姥和我老姥爷是不成的。我老姥娘体弱多病，只能帮着做些家务。多亏母亲人小懂事，除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之外，还肩负起看护我二舅的重任。
有道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母亲家的木瓜园、藕湾和土地等财产，都是我老姥爷及上辈人辛苦劳动获取的。他们老实本分，不偷不抢，木瓜下园、莲藕上市才雇几个短工运至县城或者集市上买掉，家底丰厚是肯定的，还盖了新式房子。
自从来了日本鬼子，母亲家的境况才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小日本的部队驻扎在朱汉乡，毗邻的村庄自然成为它的附属地、统辖区。我母亲的村子就在朱汉南边，仅有一箭之遥，受其搜刮压榨首当其冲。为了便于统治和管理，日本鬼子在各个村庄强行指派或选出“保长”（时称“洋保长”）专门为他们收取“给养”（军饷）“保护费”等名目的苛捐杂税。当时，母亲村里的“洋保长”是杨（化姓）家人，应该说是一肚子坏水，人前讲人话，鬼前说鬼话，人称“笑面虎”。此人非常迷信，信奉风水学。他对我母亲家的藕湾和木瓜园早就虎视眈眈，蓄谋已久，却碍于人高马大的我姥爷的存在而不敢轻举妄动，更有些无可奈何，只得在收取军饷等皇粮杂税上做些手脚。
日本鬼子投降撤出中国后，姓杨的保长又做了国民党的帮凶爪牙。他欺行霸市，为非作歹，对穷苦老百姓没有半点同情之心，对渐次败落的我姥爷家更是软硬兼施，想方设法进行迫害。终于，机会来了，为了守住敌战区，国民党部队通知各个村庄出人出力到安丘县城挖沟壕、修碉堡，妄图作垂死的挣扎。
这天，我姥爷正在生病，腰上长满了疹子（土话叫“缠腰丹”）不便出行，可杨保长以“每家每户必须出一名壮劳力”为由，强行将我姥爷派到安丘县城出人力，一去就是七八天，而且受到了敌人的枪托捅、鞭子打，最终使连续高烧不退的我姥爷死在了回家的路上。
第二年春天，母亲家的木瓜园和藕湾以及大石碾子先后被姓杨的保长给霸占了，理由是他代替我姥娘家交纳了拖欠国军的“粮饷税银”。
至此，我姥娘家变得一贫如洗，负债累累，不得不背起我二舅，领着我母亲走向了逃荒、要饭的道路。
路不平有人踩，事不平众人抬。母亲家的遭遇自然引起村里人的愤慨和同情。暗地里，街坊邻居们就给我姥娘出主意，要她去找个明白人写状子告那姓杨的：你欺负俺孤儿寡母，霸占俺田产家园，甚至弄得俺家破人亡。
俺姥娘想想也是，丈夫死于非命的确跟姓杨的有关，田产、藕湾被占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于是，她来到阳旭一个有正气之名的私塾先生家里，详细叙述了自己的遭遇，请求先生给写份状子。私塾先生听罢果然是义愤填膺，主持正义。他根据自己的了解和我姥娘的陈述，大笔一挥，瞬间写就一份状纸，并送给我姥娘一些食物。
母亲跟我讲过，她一个女孩子跟着我姥娘，背着我二舅，步行六十多里路才来到安丘县城。她们走走停停，饿了吃点干粮，渴了要点水喝，母亲的小脚还磨起了血泡。为夺回家产，我姥娘更是连命都豁出去了！无奈，姓杨的保长在衙门有靠山，暗中又使了银子，我姥娘递上状子后，县长也装模作样升堂审问了一番，结果以“拖欠粮饷为真，图财害命证据不足”为由，将我姥姥娘仨个很客气地“轰”了出来。
这年春节的凌晨，俺爹和他的叔伯兄弟们去我姥娘的娘家拜年，看见他们一家人正在喝“红黏粥”（用高粱面熬的粥，穷得连顿水饺都吃不起），便有了正月里，十岁的俺爹和十四岁的俺娘定亲的事实。
解放后，打土壕、分田地，惩治地富反坏右。姓杨的保长见风使舵办了酒席，宴请了村长和我母亲家的长辈表示自己的诚意：要把木瓜园和荷花池等田产归还给我姥姥家，却也化解不了被他奴役剥削、打击报复过的穷苦老百姓对他的仇恨。
在以后的运动中，姓杨的保长成为批斗对象，翻身得解放的穷苦老百姓奋起声讨，并有人手持锥子（纳鞋底用的专用工具）扎向他的胳膊大腿，其情其景真个是惨不忍睹！而我母亲家的木瓜园、藕湾、大石碾子和田产先后入了社，成为集体财产的一部分，最终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统统被占用，只留下那口千年老井在向人们述说着一个关于“红泥鳅害人不浅”的凄美传说。
母亲一生很要强。
她嫁到我们家后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也许，有的人认为我母亲“光棍”得很（对农村妇女的一种贬意评价）不好吃亏，有些得理不饶人的气势。我却以为她的所作所为和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我这个爱好文学当儿子的写作源泉和精神支柱。她比俺爹大四岁，结婚的时候，父亲才十四岁，还是个乳臭未干、没长全毛的孩巴芽子，所以，俺娘既做了大媳妇又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她在家中的“一把手”地位，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母亲能说会道，心灵手巧，过日子有谱有向，胜过我的父亲。
记得她老人家亲口跟我说过，大集体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最深刻最彻底的日子里，我爷爷被乡上的人“请”到大队部，要求他自动交代问题。片长（负责包片的干部）还拍着桌子威吓我爷爷道：“据说，你们家还藏着粮食，你当木匠换的钱和物就是搞资本主义，这尾巴必须割掉！你要把多余的粮食交出来！否则……”为此，我爷爷吓“病”了，不敢出门。
还是我母亲出面，并大义凛然地在下次的批斗会上，据理力争道：“谁说俺家还有粮食？俺家的‘尾巴’早割（剜）到肉里去了！”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位平凡而伟大——敢说敢做又敢当的农村妇女。解放前受尽磨难，解放后历尽艰辛，她为了我们家的荣辱付出了自己的一生。
母亲的去世让我感到心痛，更多的还是遗憾！
如果她还活着，我的文学宝库里定会集存起越来越多的生活素材；如果她还健在，那么，我一定会把她接进向往已久的新房子里去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可惜，母亲走了，离我远去。
但愿她老人家的灵魂在漆黑的夜里为我点亮那盏圣灯，让我在文学的殿堂里越走越远，展翅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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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原名王恩友，现自称王文友，因梦中所得“昕良”二字，故笔名昕良，出版过农村长篇小说《蓝宝石》上部，为县市作协会员。老家昌乐红河镇吉家屯人，业余时间喜欢用笨拙的语言描述生活的酸甜苦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