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人生：创作的个体经验
文/从维熙
青年时代的一段特殊经历
我本来应该是北大中文系的一个学子。1953年，我在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前半年，校长突然找我谈话，说：从维熙，经过我们学校校委员会同意，报请教育厅批准，准备保送你到北大中文系就读。我当时非常兴奋，我1950年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当年发表处女作，在那个年代，能够在报纸上以很大篇幅发表小说、散文的青年学生并不多，像刘绍棠比我还要早，也是北大的学子。
我当时想可以不当教师了，可以步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课堂，当一名中文系的学生了。这是非常光荣的，同学们也非常羡慕我。因为当时只保送三个，我是中文系。但是毕业的时候，北京开了一个北京市人代会，人代会的性质是带有法律效能的决策机构，那次人代会决定提高解放以后的北京市的教学质量。这样，我们毕业以后，工作分配就跟地缘有关系，中专毕业以后只能当小学教师，我说我要求到最远的地方去，因为我当时希望把我派到农村去教学。结果我被分配到海淀区，海淀区还分配了另外几个同学。具体在海淀区的青龙桥，就是颐和园的北门那儿，出了北门，往西一拐就是，过去好像是个庙宇，我就在那个地方当起了小学教师。
但是由于我情况特殊，只当了半年的小学教师，北京市委宣传部的一纸调令，又把我调到了《北京日报》。结果，我没有跟刘绍棠他们一样，成为北大的一名学子。不过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千回百转，我最后还是回到了文学上来。这是我在年轻时候，像你们这么大年纪的时候，那段既平凡又很出格的经历。
1979年刘绍棠、邓友梅、王蒙、从维熙（从右至左）重逢
当时学校之所以要保送我到北大中文系，是因为我已经在《光明日报》《新民报》（《北京日报》前身），特别是在《天津日报》孙犁主持的《文艺周刊》上发表了整版的小说。据调我的《北京日报》老编辑、诗人刘建民说，他看了我的作品以后，就千方百计要把我调到报社来。他说他一期一期地都要把我的作品上报。为了找一期新内容的作品，他甚至到马路上有报纸的地方，把人家的报纸给偷下来，然后报上去。所以我在青龙桥教了半年学，就被调到了《北京日报》，先到文艺部当编辑，后来我要求当记者，北京的东西南北，在我当记者的几年，全部跑遍了。最有意义的是在1953年，党中央号召北京青年到边疆去农垦，这个跟知青还挂不上钩。当时是市团委组织的，北京市有几百人自动报名去黑龙江萝北县开荒地，所以，他们支援边疆要比知青、比后来的屯边部队更早。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成立，引起了全中国的连锁反应，紧接着天津、石家庄、哈尔滨的青年垦荒队陆续来到北大荒。我当时已经是记者，也请求去，我跟领导说，我去了，一方面可以给报社写通讯文章，另一方面，也可以到艰苦的地方去磨炼自己，目的是体验生活，为北京市的青年人树碑立传。结果很快得到了批准。这就是后来我平反回来以后，1983年出版的《北国草》的背景。北大荒我去了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我跟《中国青年报》的编辑一起去，但是觉得不过瘾，北大荒的茫茫草原，狍子等各种动物对于我有很大的吸引力。第二次，我又跟林斤澜两个人，冬天穿着大皮袄去了，去了就不想回来了，1956年春，我突然接到学长刘绍棠给我寄往北大荒的一封信，说现在北京正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文学可能要进入一个最好的时期，你要想去的话，应该开完会以后再去。这样我就离开了北大荒。那时候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前期，以后就是1957年，中国的“反右”正式开始。
最根本的原因是主体构成
这是我在青年时代一段特殊的经历。我自己感觉到，我之所以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个人的主体构成。生活对于一个搞文学创作的人，绝对有第一位的重要性，但是你个人主体是不是这块儿材料，却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我记得中国一个已经作古的美学家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天在下雨，如果你是一块吸水的海绵，水自然而然就淌到海绵的纤维 里面了；如果你的本质是一块石板，任多大的雨从你身上流过，你对它也毫无反应。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到位。如果你是一粒种子，你会长起来，花开了，结果了。
比如说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一棵树掉下苹果，触动他的是地心引力，而一位文人则能够将这种现象跟生活发生关系。有巨大的丰富联想能力的人，对这个果子很可能产生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跟牛顿的感觉则是南辕北辙，根本不同。我从小理工科非常糟糕，特别是我从冀中农村到北京上中学，步入当时的北京名校——北京二中的时候。这是一所以数理化为根基的学校，因为自己从小厌恶数理化，我的代数曾得过零分，因此，我当时受到很大的挑战，甚至都觉得我不应当是这里的一个学生。可想而知，在那样严格的学校里肯定是不行的，所 以我当了一次降班生，本来应当升初二了，升不上去，还要读一年初一。
当“80后”作家韩寒写了《三重门》以后，我在报纸上看见了，就在上海的《新民晚报》写了一篇文章，我说作家的主体性决定他的事业。韩寒也是理科非常糟，这点跟我很相似。所以说，我头脑里想的东西是我这个人主体的定性决定的。我觉得个人主体非常重要，在座的同学们，将来可能当非常优秀的教授，或当非常著名的评论家，当然也可以当作家。但凡是你从事的主体工作跟文学近的，联想的能力应该都是非常强的。我听陈晓明教授说，将来从事这个工作的人会很多，但我们也要有意锻炼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从我们最古老的文学来讲，《诗经》中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前面说一只斑鸠鸟在河之洲鸣叫，后面就是个人的发挥、个人的联想了。这个鸟叫并不能说明什么，仅仅是鸟鸣而已，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则是作者在文学上产生的两句独白。我们搞文学正需要这种东西。再比如，我们的一位文学大师郭沫若先生，他在《棠棣之花》里有这么四句诗：“春桃一片花如海，千朵万朵迎风开。花从树上纷纷落，入从花中双双来。”郭沫若是一位浪漫主义大师，满树的桃花，勾起他的幻想，那就不是桃花了，而是一场爱情。如果不拿郭沫若打比方，拿普通人打比方，盛开的桃花能不能在我们的思维里产生这么大的张力？这是文学最基本的要素。
读梦、画梦、解梦、戏梦
从我创作多年的感悟来说，文学工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我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一个读梦、画梦、解梦、戏梦的过程。大家知道，人人都有梦，无论哪一位，童年有童年的梦，青年有青年的梦，有梦的是人，没有梦的是木偶，只长了一个外形，没有思想。但是梦从哪里来？梦是生活的折射，你之所以产生梦，是由于生活对你的某种刺激。比如处在青春花期的男孩女孩，同班有一个同学非常漂亮，某一个地方特别吸引你，你难免夜里会做青春梦。但是反过来，我要提出问题，我夜里经常梦见神鬼，而生活中没有神鬼，它又从哪里来？我回答说，生活中虽然没有神和鬼，但是玄学、八卦里有，我是从那儿得来的。特别是我们这代人，神鬼的故事从小的时候就知道。我出身地主家庭，我的父亲读过北洋大学，我叔叔从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我爷爷是清朝最末一茬秀才，也算得上是一个书香门第，所以，外因对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一次我爷爷跟我讲了一个鬼怪故事，我听完以后，吓得赶紧从爷爷的屋子往我住的屋子跑，农村的房子本来就比较大，我家里经济情况又不错，还是地主，所以门槛也很高，我跑到门槛的时候，一下就被绊倒了。那天，我夜里做梦，梦见的都是鬼神。因此，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你的任何梦想，财富梦、青春梦、职业梦等等，都折射着生活的反光，都是生龙活虎的。
追本溯源，我从1950年，十八岁的时候开始发表作品。从自己的经历看，家里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大。《三国》等书，尽管那时候年纪小，看不懂，但我都读过。我特别喜欢诗词赋一类的东西，像唐诗，其中有很多篇我在儿童年代就倒背如流，这是本性的投入，不是爷爷拿着鞭子赶着我学的。我 1985年带团去了台湾，他们问我小时候是怎么读书的？我说就是找家里的书翻。有一次快过年了，到吃饭的时候，大家却找不到我了，家人说我跑到粮 食缸的缸缝去了，其实我当时正在读李清照的诗词。那个年代，我能跑到缸缝去看唐诗宋词，对于现在的少年来说可能是不可理喻的。
所以，古代诗词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诗能够让人去思考。我记得最清楚的例子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四句普通的诗词。有一年清明节前后，我爷爷说：“丫头（我小名叫丫头），你去给爷爷打壶酒。”当时天下着雨，我戴着草帽，非常得意的样子，为什么非常得意？就是因为《清明》这首诗在我的潜意识里主导着我做这件事，其实我们这条街上也没有牧童，完全在于这首诗的意境支持着我，走得非常带劲。路过一个铁匠铺的时候，跟着我的同龄的孩子用童谣骂我：“下雨了，冒泡了，王八带着草帽了。”我一听，气得把草帽扔了，不戴帽子了，可是我还要冒着细雨走。清明时节雨纷纷，我还要走着去打酒呢。这是诗词本身给予我少年时代的巨大影响。
后来到了北京上学，读书习惯也没改。我向同学们讲一下我那时候的选择和体会。因为我是从农村来的，进入青年时代以后，中国作家中，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孙犁，我感觉俄罗斯也有一个作家——屠格涅夫，他就是“俄罗斯的孙犁”。孙犁的作品中虽然没有金戈铁马、炮声隆隆和浓烟烈火，但它们也是表现战争的，像《白洋淀纪事》等等，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喜欢他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跟我个人有不谋而合的东西。他的文字中有我的某些剪影，我的文学里面，他好像在前行，我要学的就是他，这出于本能。比如电视台的节目，只有你听了你比较感兴趣的，才跟你的文学细胞有某种无形的联系。如果我们把读书的范围一开始就铺得很大，世界各国的名著全读，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全读，先不说能不能读过来，就说这样的读书方式，也是一种浪费。先找你自己最喜欢的读，这时候，在你的头脑中，既有作家自己，也有你自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你才会喜欢，否则的话你不会喜欢。精读孙犁作品以后，我又逐步扩大了自己的阅读范围，读了世界上好多其他作家的名著。开始不能贪大求洋嘛。
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文学爱好取向，决定了我是以写农村为主的作者。1954年初调到北京后，我开始出版第一部散文小说集《七月雨》， 1956年出版了第二本《曙光升起的早晨》，到1957年“反右” 开始之前，又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南河春晓》。这三部书，上世纪50年代那时候，拿了7800块钱稿费， 简直是天文数字。刘绍棠在50年代时的稿费可能比我多一点，我7800元，他一万多，比现在的稿费要高。后来，他花了 2400元买下一个三合院，院子里有三棵古老的大枣树。也就是这7800元稿费支撑了我从1957年以后一步一步的生活，我去劳改以后，家里面留下了我的老母亲和我的一个儿子，压力有多大，大家可想而知。这一经历，现在回想起来还非常感慨。
那个时代，我感悟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反右”开始后的一段时间，我被分配的任务是每天赶着一辆马车，从永定门去西山拉细酒糟。每天早晨，我身上穿一件破皮大衣，腰上系一根草绳，就出发了。有一次我拉细酒糟，走到建国门的时候，正赶上一列迎宾车队，警察站在建国门大街的十字路口维持秩序，警察看见我的马车过来，就要把我拦住。我当时也非常紧张，因为我那个马军是个破车，如果车在这儿出现毛病怎么办？谁知道哪国的政要要来？这时候，偏偏这时候，车断了，车把扬起来，细酒糟整个在建国门撒了一地。我就着急，怎么把细酒糟弄成这样？警察也急了，说怎么办？说你哪儿人？我说我在东单。他说你干吗的？我说我是下放干部，当时情况很尴尬，1958年“大跃进”，每亩稻产13000斤，1959年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其实那时候我们国家正在艰难的时候，所以我就坦言自己的心声，把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说了出来，结果就被劳动教养了，名义上叫劳动教养，跟监狱的犯人不在一起吃饭睡觉，但是劳动在一起。所以我就开始了另外一种更艰苦的生活。
1963年，正是国家经济困难的时候，我去延庆砖窑烧砖制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知识分子被发配到山西，我又到山西当矿工。记得偶尔一次回家，我从家里带去四本书：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雨果的《悲惨世界》和高尔基的《母亲》。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要生存下来，就得有某种精神的支撑。第一本《可爱的中国》，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这块土地，它的好、它的美，都跟我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带了去。第二本《荒野的呼唤》，描写一只叫巴克的狗，太善良了，到了蛮荒之地，它还坚持那种善良的天性，在被割裂的环境中，为生存而拼杀，最后为主人报仇后，回归了自己的野性，变成了狼。我的性格在这种环境下，也要变。还有第三本《悲惨世界》、第四本《母亲》，都能让我自强。与富士康的“第十几跳”相比，我们那种生存状态更恶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改造了二十年，七千天，一天一天，虽然抱有希望，但首先还是需要自己解决自己的情绪。巴克本来是一只接受过训练的狗，为了生存，它逐渐改变了非常懦弱、非常驯良的习惯，首先使自己成为阿拉斯加狗群的狗，最后当它为主人报仇后，又成了阿拉斯加的狼群的首领。我之所以读它的故事，也是在激励自己,，你不自强，那怎么办呢？所以必须要自强。
记得在北京农场的时候，正是学习毛泽东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有一次领导让我编节目，表扬何大拿，说何大拿捡了五毛钱上交。这个何大拿是个神偷，我当时心里是有怀疑的，但还是把剧本编完了，里面有一半是山东快书。有一次吃饺子，我和何大拿在一块儿喝酒，我问他，你五毛钱怎么捡的？他说出工的时候，他走在后面，就把自己的五毛钱扔在这个地方，收工的时候，他又跑到前面去，看，这五毛钱还在，他就故意装作不知道是谁丢的，捡起来上交。因为我们査到这个地方，没什么内情人，所以就认定是他拾金不昧，做了好事。听了他自导自演的这场戏，我特别恼火，我说你骗了多少人啊！我越说他，他越满不在乎，还在土炕上唱戏，我的火就上来了，我觉得这个人太落后了，我要惩罚他，但是我这个人，就这样一个文弱书生，经历这么多风雨，怎么能够主动出拳去打他呢？这时候巴克给了我力量，当然，不是直接影响，是长期潜移默化形成的，你在狼窝里，你必须学狼叫。结果我把他打了，打了以后怎么办？我说你要报告队长，一切就真相大白了，结果他没敢去。所以，我想，在那个与我本性相反的生存背景下，这本书对我起了另外一种作用。
可笑的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一次我在王府井大街新华书店签名售书，卖我的长篇小说 《断桥》，很多人找我签名。其中有个人走到我面前，我一抬头看，这个人很面熟啊，他说你不认识我了？我说你是谁啊？他说我姓何。我忽然想起来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本《断桥》是不是他偷的啊？他说我要拿一本书一点问题没有，但是这本书确实是买的，我给他签了名，后来他要走，我说别走……中午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小饭馆里一起吃面条，喝了啤酒。
“月圆而歌”和“月残而琴”
从读书的角度来讲，我平反回来以后写了那么多悲情小说，不像青年时代的风花雪月，都是生活给予的。我经常想，如果这二十年的生活，我像浩然一样，我又会成为什么？可能会变成两边摇摇摆摆的人，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力量是无法抗拒的。
两千万人会到阎王爷那儿告你啊。我平反回来以后，收到胡耀邦同志给我的一封信，他讲了 一句话，意思是要我、王蒙、刘绍棠等将来要成为历史新世纪的主力军。我们这样一些人，包括王蒙，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都写了一些让社会震动的作品，当然今天回头一看，不算经典。我坚决反对“经典” 这两个字随便乱用，现在用得太多太可悲了，这两个字要经过历史的检验，比如四大名著、唐诗宋词这些经典。我们的作品在80年代获得过各种奖，就当那个年代比较优秀的作品就可以了。
现在动不动无论给个什么奖，就说是经典，这怎么能行？历史是法官，实践是法官，经过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后人才能断定这个作品是不是经典，全是后人拍板定的。我记得我在《走向混沌》第一版序言里曾说过，我只是把我所经历的这段历史真实尽我的力量写出来，以不辜负这片心。截至2009年，我一共出版了六十七本书，包括上世纪50年代那三本，特别是其中的《走向混沌》，现在也不宣传，也不介绍，可能不符合某些人的导向，但是总有人买，已经到第五版了，大概将近有两百万册。有个理科教授，他买了一百本给他的同事，让我签名，我非常感动，我说你是我最大的安慰。因此，我的写作信条、写作方式是：“月圆而歌”，文字上要求精美；“月残而琴”，残月时期，我的文字好像琴在流泪，当然，出现的作品全是悲情的东西，没有早年时代的样子。我六十多本作品里，唯一还找到我童年、青年影子的，就是《裸雪》，这是唯一一部可以反映我过去纯真梦想的作品，除此以外，大部分作品里面都是中国历史的血色真实，或者说我们正在前进的足迹。所以我想，我在文学上尽了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不是人才，也不是庸才，但绝不做个奴才。
最后我对同学们提点希望。一个是现在你毕业以后，不可能再承受我们那代知识分子的遭遇，但是你们面对的生存竞争是另外一种遭遇，也会面临各种问题、各种困难，比如说就业等等。我的大孙子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题词是英国作家萨克雷在《名利场》中的一段格言：“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对你哭，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这是我送给大家的第一句话，希望以后，你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一定要平静下心来面对各种困难，人生就是苦乐相间，漫长的道路，谁都有苦，我有苦，陈教授也有苦，一定要闯过去。
第二点，希望你们将来一定能够胜过我们这一代。我记得果戈理写过一本《塔拉斯?布尔巴》，描写俄罗斯与波兰两国打仗的情况，这里面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我也跟两个孙子讲过。就是老布尔巴到了退役的年龄，他儿子小布尔巴从部队回家来探望，他儿子刚一进家门，老布尔巴就摆出俄罗斯式格斗的样子，要跟儿子来场武斗，说你必须打败我，你应当打败我，结果儿子小布尔巴在无奈之下，跟他父亲动起拳脚来，最后，老布尔巴战胜了儿子，老布尔巴说我们俄罗斯还有希望吗？俄罗斯跟波兰的战争哪个正义哪个不正义，我们不作评判。十几年后，小布尔巴再次回来的时候，把他爸爸战胜了，喊万岁。中国也是一样，一代要比一代强，我现在看到自己是一个老朽，你们是风华正茂，多好啊，所以希望你们一代比一代强，这样我们中华民族才有彻底腾飞的希望，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