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一辈子被退稿是一种什么体验
今天，我要讲退稿的故事，因为退稿伴随我的终身。
退稿的意义比我小说的意义更强大、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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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应该写的却写了，所以被退稿了。从我写作之初，持续十年左右，大约1978-1983年。1978年就给台湾联合报寄散文。从河南商丘坐十个小时火车到河南开封，送稿子到《东京文学》编辑部，请编辑吃顿饭。1983年写的第一个中篇《小村小河》，当时在写的时候自己就感动得要死，觉得一定是一个好小说，快写不下去了，今天看来完全是模仿苏联小说《活着就要记住》。其实这是一个精神抄袭的小说，当年寄给《昆仑》杂志的某编辑，我耍了小心眼，用胶水故意沾了开始两页的边角，退稿后发现，粘住的地方仍然是粘住的。后来，我机缘巧合，稿子给了《昆仑》主编海波，他拿起稿子就扔到后备箱，对于作者来说，对编辑的恨就不言而喻了。过两天，海波主编打来电话，在兰考的盐碱地，他下车拉屎找不到纸，准备用我的手稿擦屁股，顺便就瞟了一眼文稿，看了十几页居然看感动了，拉完屎找地方给我打单位座机，说是让我去北京改稿子，后来也没消息，一直等到1985年建军六十周年前夕，突然头条发出来了。这篇小说有浓重的反战情绪，开启了我一生写小说的大门。最终拿了780元稿费，当年每个月工资才三四十块，这么多巨款。家人觉得挣这么多钱，又不用下地劳动，风雨无阻，你以后就干这个吧。往后六年时间，不知道又退了多少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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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写，它也应该退，却没有退稿。我滥用了我的才华，透支了我的才情。有个说法叫做：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月，长篇不过年。30多岁到40来岁，讲了那么多故事，就是讲一个路遥的《人生》，讲了那么多就是司汤达的《红与黑》，一个人生奋斗的故事。这是真正需要退稿的时候，却幸运地没有退稿，还各种发表，混个脸熟，成名成家。作家出问题了，我的小说是多么的重复，写作一定要有创造性。退稿可以让我清醒，这十年对我是最悲哀的。有个军事题材中篇《夏日落》，《收获》编辑说不合适，给了《黄河文学》，反响很大，《新华文摘》以及海外媒体都在转。1994年，香港有评论说，小说写的是军人灵魂的堕落，于是被点名批评，我只得长达半年的检讨书，差点脱掉军装回家种地；半年之后，军区首长提好多水果去看我，打电话房子也调整了。从济南军区调到二炮部队，首长说只要争取一个解放军的八一奖，我打包票吹牛，这有什么难的，《大校》拿了八一奖。最不好弄的是军人，动不动要作家写检讨，最好欺负的是农民，怎么写都不会要我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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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该写不该写，也不知道编辑部该退不该退。每一个书稿都被退稿。《日光流年》《受活》《坚硬如水》等都被退稿。《日光流年》被认为是我最好的长篇小说，小说人物没有一个能活过四十岁的，每个人都越活越小，活到最后回到母亲的子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说，倒着写要改为顺着写。我说，你们社太老了，思想老掉牙了。争论不休的结果是，给了别的出版社。约稿编辑说，是兄弟你就写，不是兄弟就算了。于是我就写了《为人民服务》，从《坚硬如水》里拿出一段，拓展一下，黄色小说写得我激情澎湃。我给了《收获》巴金的女儿，她说要明年第一期头条，不知怎么哪里开个会，又不发了。后来给了《花城》，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我的有些小说被禁掉了，当然，禁书不等于是好书。《为人民服务》这个中篇是《坚硬如水》的私生子。也许，《为人民服务》不是个好小说，但我认为《丁庄梦》确实是一个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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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到后来，就给自己定下规矩，一定要与以前的写作不一样，与中国乃至世界上其他作家都不一样。《我与父辈》没有什么批评声音。在这种信念下，我就写出了《四书》，小说结尾最后一章，同时给了五个编辑，对小说的看法变成小说的章节，没有人给我写退稿签，每个人都是给我打电话，阎老师，小说写得很好，对不起啊！所以，《四书》是未完成的小说。
对我来说如果没有退稿，不知道写作生涯会变成什么样子。退稿是我的写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否则会写的过分轻松，过分流畅。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也不知道编辑部为什么要退。正是因为有被退稿的小说，我也知道自己的写作是有问题的。
当代作家
阎连科
问答环节之“答”：
01
小说一定不要赋予那么大意义，不会改变社会，也不会改变现实，文学没有那么大意义。人是离不开文化生活的，而文学只是文化中很边缘的一点。不要去想那么多宏大问题，想得越多你的小说意义会越小。我是一个被误读很多的作家。
《圣经》是一部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其语言也是最文学的，却不合符语法。《四书》是对《圣经》的精神模仿。我们不要放弃了艺术上的探索，形式有没有对内容的超越？我们阅读上比欧美读者单调，我们过分注重故事和内容。
02
文学与死亡、宗教的关系。
我对死亡充满恐惧，超乎人的想象。写了那么多死亡，我也无法超越，这是个问题。恰恰是无神论者，才对死亡更加恐惧。知道生命从哪里来，却不知道往哪里去。
权力对宗教的迫害。如《权力与荣耀》《红字》。《血战钢锯岭宗教意义战胜一切。中国人的世俗生活会战胜一切，宗教只是世俗生活的补充。
03
我们中国作家和读者太强调生活经验，小说来自于生活经验，忽视了小说更多是来自于精神经验。生活经验一个小说可能就写完了。以卡夫卡为例，与三个女人谈过恋爱，有个粗暴的父亲，就那么点可怜的日常经验。20世纪好的作家，福克纳、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只要抓住精神经验的闪念，就可以完成很好的小说。
04
一个人的写作史就是阅读史。我一定是三两年喜欢一个作家，过三五年又喜欢另一个作家。我的写作是靠阅读把我带动起来的。如果哪天我没有喜欢的作家，那我的写作就陷入恐慌了。《飘》把我引进了阅读大门，然后看了大量十九世纪小说，之后看20世纪小说，西欧的、拉美的、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日本的等，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在磨坊》非常令人震惊，我们作家都没完成的经验，他完成了。
05
我现在只考虑一个问题，能不能写出差异性非常大的小说？我已经不太考虑读者群。优秀的作家一定是只想着写作，而不是去想读者。
少林寺和尚升国旗，这是多么好的短篇小说题材。不仅是宗教、爱国那么简单的问题。
有个戒网中心少年，每天在网上卖东西，每个月能挣四万多块，父母认为他不正经，就把他送去，极度恐惧电击，变得那么神经质。虽然花了40万元，孩子走正道了，去打工了。谁不够和谐，就送进去学习。所有的家长和老人，都站在戒网中心那边。老板变成神灵了。
今天的作家写不出好小说，不是生活对不起你，而是你的才华对不起生活。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田湖瑶沟，毕业于河南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国著名作家，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冼为坚中国文化教授。
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