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山 那人 那事儿
刘逢春
转眼已是44年。现在再去看看当年的那座山，再会会当年那些曾经一起共事的农民，其感觉却是截然不同旳。由现在的这些山，这山旁的人们，不由地让我想起44年前的那山、那人、那事儿。
★那山 第一次真正爬上去的山
公元1975年的正月底，受益都县委的委派，我们以县委农村工作宣传队队员的身份吃住在了青州市（时为益都县）云门山下的弥河人民公社的云峽河大队的大花林疃村。该村位于云门山东南侧。村周围有多座知名度不高的小山，但当地老百姓都给它们起上了名字，什么卧蟾山（村里人也称北山）、笔架山、印盒山（也叫磨脐山）、马鞍山（又称金马山）、锅腰子山、尖尖子山、立雁顶、小山子、北岭等。每座山都显露着不同的特点，向世人展示着各自的风采，为人们奉献着自身的资源。
从小生长在大平原上，自然对每座山的名字、山上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故事或传说等诸多问题就生出了一些好奇。当时，县委对队员制定了一系列不准，叫《队员守则》。包括不准在工作队队员之间谈恋爱，不准到所住村的户里吃饭，不准随便请假（原则上每月只能回家一次），不准一个人单独行动，队员之间不准互相借钱借物等等。都是每个队员所必须遵守的。为了不违犯那些“清规戒律”，我们几个年轻人都会在忙里偷闲，或在阴雨天，或在完成一项工作任务之后，千方百计地去靠近那几座想探个究竟的山岭。
△云门大寿 摄影：冯宁
图片经过处理，已获作者授权使用
云门山知名度最高，自然是首先要考虑的。记得，那天天气很好。也正是到云门山南侧栽种春地瓜的日子。早饭后，社员们早早地来到集合地点。待生产小组长给每个社员布置完任务后，各自便挑上水陆续向目的地前行。身为包组人员的我自不甘示弱，也挑上一担水，学着他们挑水上山的走姿，但不是前面水桶碰石头就是后面水桶碰石头，已赶挑到地头时，每个桶里的水也就所剩无几了。组长郭二一看便笑着喊起来：“小刘你别挑了，我的水桶碰烂了不要紧，要是叫石头把你绊倒碰坏了，我可赔不起！”我一边捂着挑过水的右肩一边说：“水桶碰坏了可以再买，水撒到路上我可捧不起来。春水贵如油，多可惜啊！”为了不再浪费水，接下来，我便加入到了栽地瓜秧的行列。突然有人问我，以前是不是没走过山路，没爬过山时，我说不仅从来没走过山路，更没爬过山。接着，我就问他们北边这座山是什么山？山上有什么景时，一位当时还叫不出名的黑脸大汉告诉我：“上面就是一个大窟窿和石崖上刻着个大寿字”。我又问那寿字多大时，郭二抢着说：“有多么大说不准，但保你没有寿字上的那个寸高”。他说得很肯定。“你要是不闲累的话现在你就爬上去看看，站在寿字底下量量你有没有一寸高？”我说：“真的？”“快爬去吧，注意安全！”并指给我最好爬的路线。“我就不信我没有一寸高！”边说边搓着手上的泥土边向云门山上挺进。
其实，我早就知道北面的山就是云门山，也知道上面有个大寿字，也听到过“人无寸高”之说，只是没亲眼目睹过而已。心想，即使有人说起，也不会落下个未经允许私自爬山的把柄。是你们让我去量身高的。
那才是名副其实地爬山。用手抓着干枯的野草野蒿和杂乱无章的棘柞子棵往上爬，是标准的四肢并用，爬行前进。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了。但为了不影响个人形象，一边回头看看那些已经变矮变小了的劳作者，一边咬着牙继续坚持着往上爬。要是山下没有那些眼睛的话，当时的我早已不知道要坐下或躺下休息多少次了。秋衣秋裤贴缠在身上紧巴巴的，不停地用衣袖擦着脸上的汗水，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气慨，约在一个多小时后，终于爬到了山东头的一个约有几米大的平台上。
坐下不如躺下，平躺在石板上，仰望着晴朗的天空，感受着自己那颗嘭嘭直跳的心，品享着第一次成功爬上云门山后的喜悦。心中瞬间就有了一种美滋滋的感觉。忽然，山里人曾说过的那句再舒服也不能长时间躺在石头上，否则，就会留下腰腿疼病。这时才觉得清明后的石板还是挺凉的。于是，起身走向能量身高的地方。
寿字到底在哪里？本想找个人问问，以免多走路，可这天山上一个人也没有，又好一阵扫兴。听他们说大寿字是在山崖的被阴处，一边小心翼翼地看着脚下的石头一边寻找着去山北侧的小路，难走处便一手扶着石壁一手拨拉着树枝子，终于在山的北面看到一个不知有多少米高的大寿字，顾不得腿肚子的酸疼，小跑着站在那寿字下面的寸字一边，伸手量寸真摸不到寸字的上头，心想这“人无寸高” 之说还真不假。看完寿字便拐进那通透的云门洞里，顿觉有一阵凉意袭身，抬头南望只见太阳已在正南方。不好！再不赶快下山他们就会因等我而耽误吃饭了。迅速下山，千万别误了大家吃饭！还好，当我回到住处时仍有一位队员没回来，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吃完饭后，我却因腿麻和疼痛站不起来了，老孙见状便没出声的把我扶到了床上。那次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才叫“爬山”和“上山容易下山难”的滋味。
后来又探，方知，云门山421米高，主峰叫大云顶，上有“通穴如门”，夏秋时节，白云缭绕，穿洞而过，山因此而得名。云门洞“远望若悬镜”，被誉为“云门拱壁”。云门洞北有一石井，名龙潭，为宋乾德年间都钢王承庆所凿。山阴处有万春洞，有明嘉靖年间所凿得陈抟卧像。崖壁上有古今名人题刻多处。主峰北壁的寿字为明代雕刻，高7.5米，宽3.7米，仅寿字下面的寸字就高2.23米，为全国之最。“人无寸高”之说，确不为过。
后来，政府多次投资新建石磴980米，恢复与新建山门牌坊、望寿阁、观寿亭、三元殿、天仙玉女祠、东西阆风亭等建筑。要是在44年前就建上东阆风亭的话，我就躺在亭中的木椅上而不是躺在石板上怕受凉得病。现在的景观面貌可谓焕然一新。盘山公路、停车场等为游客提供了方便。节假日和周末，游人如织，络绎不绝。云门山风景区早已成为国家５Ａ级风景区，有名的观光旅游圣地。现在，仅外地来云门山观光的游客每年都在15万人左右。云门山正敞着博大的胸怀迎接着八方来客，为古州的繁荣与发展继续无私奉献着。
★那人 真正“三同”的人
当时的云峽河大队设有一个党总支，四个党支部，我们所在的花林疃党支部，包括大花林疃、小花林疃、郭家桥、黄家井四个自然村，这个分支部就设在我们所住的村里。当时，被派到弥河公社云峽河大队的工作队员25人。从农村新选拔上来的20人，其余五人是县委从各委局及下属单位抽调的。益都县教育局付局长冯允选同志担任大组长，有县教肓局教研究室主任耿凤翥、县博物舘舘员夏名釆（已故）、县文化馆负责教舞蹈的赵明和城里电影院的经理徐金华同志。25人又分成了3个小组，住在代表3个分支部的3个村里，开始了长达11个月的“三同”生活。
那时的“三同”是指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说是“三同”，实际上我们工作队始终是自行开灶的。农村队员各按每月33斤，粗、细粮各占百分之30、70的标准，交到所在公社的粮所，然后再到所住的公社粮所把粗细面粉等领回到所在村，自已做饭自已吃。公职人员则交上30斤粮票后和我们同开一个灶。每天抽调两人在中心组（云河村）大食堂里做饭，其他两个村的负责值班做饭的分午、晚两次按人数到中心组领馒头，各组自行烧水炒菜。并规定每周在中心组集合一次或安排工作或汇报交流思想。
△云门山冬 摄影：袁新民
图片经过处理，已获作者授权使用
之前，20个农村小伙和大姑娘，没有几人在家做过饭，要轮流蒸馒头和炒菜便成了队员们棘手的难题。两人中要是有人曾蒸过馒头或炒过菜还好办，要是两人都不会，就得硬着头皮去大胆地尝试。好在负责伙食的徐金华经理在现场指导。当有人把白面蒸成铁蛋馒头或揭锅后馒头还不熟时，领回去的值班员就会重新处理，或重蒸，或切片再烤、再煮。每到这时，大家都会问这是谁的手艺或谁的杰作？尤其在全组集合时， 负责做饭的都会不停地检讨：“对不起大家，让各位吃不好”之类的话，而此时的老徐总是露出两颗金牙把责任全揽在自已身上。“是我没看好时间，让他们揭锅揭早了，不怨他俩。”大家都知道老徐的心意。其实，说风凉话的也不一定能蒸出好馒头，只是碰上了一个好搭档而已。几轮后，经过反复实践，大家都能蒸出很理想的馒头来了。其水平完全能达到独开馒头房的水平。别说，就有位从厂里下岗后一直以卖面食为生。这都是那时被逼出来的本事。
除同吃同住同劳动外还有两同：同学习同提高。若没有那时的天天学习、周周汇报、月月交流，就没有正式走上工作岗位后的适应力。
同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关于批判小资产阶级的三十三条语录。通过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后，利用农民夜校和社员卸菸炉、解菸、系菸等一切机会进行宣讲。宣讲活动的很多场合在宣讲前是不作安排的，大都是由工作组组长临时指定某个队员站起来向社员进行宣讲。几个虽能写但却不善语言表达的队员往往会紧张地下句不接上句，急得满头大汗。而那些虽善于口头表达但又受文字水平限制而不善写学习体会和思想、工作汇报的队员也常因不能及时上交而急地抓耳挠腮，甚至耍赖，想以口头汇报代替文稿。但要求严格的组长却从未放任过他们。也正是那时的严格要求和频繁地写汇报、写总结才让队员们在尔后的工作中能轻松应对各种场合。可以说，那时的“三同”确实培养和锻炼了队员。不管是语言表达能力还是文字写作水平以及在农村工作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后来这些队员大都担任了公社、乡镇、部委办局的领导职务，有的队员还走上了县市级主要领导岗位。
★那事儿 至今也难忘怀
那事儿，还得从头说起。我们住得房子是房东给儿子准备娶媳妇用的。因儿子也参加了工作队，被派往其他公社去了。大概房东的儿子平时也很喜欢文艺，只是临走时没把二胡收起来。当看到我的床头上面挂着一担二胡时，便情不自禁地取下来调着弦拉了起来。没想到，却受到了组长的严厉批评：“这是工作组！不是文艺宣传队！老百姓听到怎么看我们？以后不许再动这个东西！”我边往墙上挂边回应着：“知道了，知道了！”心想，这组长岗厉害！担任付组长的老孙还在一旁插了句：“叫你朝高兴！”当时自己虽沒再说话，却感到很不理解。
两个星期后，组长传达团部召开的由各工作组组长参加的会议精神，说要在开好几个会议，搞好调查摸底的同时，办好文艺宣传队、夜校、黑板报等，以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会后，组长带着自相识以来少见的笑容找我和另一位也喜文艺的队员谈话，说要在三个工作组内率先把群众活跃起来，把村里的文艺活动搞起来，并指定我们俩人具体负责。
其实，对刚刚给我们担任领导的组长来说，每个队员的性格、爱好、特长、工作经验及能力都不了解，组长如何使用和安排队员都是以工作需要为重的。两周前的“我们不是文艺宣传队”，到两周后的要“带头做好文艺宣传”，那都是从工作队的整体形象的角度考虑的。只是前面的“不允许！”说得急了点儿，直了点儿，其本意是好的。想到这里，我俩便非常痛快地接下了这份儿差事儿。尤其是自己还明确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当我们提出不能光教“样板戏”，要教新歌却没有词曲时，组长当天就骑着自行车回教育局找来了《音乐基础知识》和从城里电影院要来了电影《闪闪的红星》宣传画报。《音乐基础知识》当时虽用不着，但体现出了组长对搞好文艺活动的热情与期盼。（此书现仍收藏在自己的书架上）尤其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还给我们一人买了一张当晚的电影票。当我们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听了主题歌《红星照我去战斗》之后。所驻村的文艺活动便在第二天中午的树林子里，从教《红星照我去战斗》开始了。当时虽没有扩大器，虽唱得口干舌燥，但我们却感到非常地愉快。其他几个队员背地里还说看这场电影多亏了小刘。还建议多去看电影，多学新歌，多教新歌。我知道他们只不过是想找个理由去多看几场电影而已。为了调动队员们的工作积极性，组长就会经常从县城带回新的影讯和宣传画报。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密切了工作组与社员之间的关系。从此，不论是村干部还是普通社员，他们对工作队开始无话不谈。为顺利地开展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4年，弹指一挥。山，还是那山，却变得更绿；水，还是那里的水，只是由从井里提水变成了户户通的自来水；那人，虽有已老去，但健在的人们却仍保持着那纯朴的特质与传统；事儿，虽在不断地被淡忘，但仍有人记忆犹存。现已近九十岁的原花林疃村的大队长王学敏老先生就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住村时的工作安排，还说：那时的工作队才是真正的住队，真正地与我们老百姓“三同”呢！还反复地问起老耿、老孙、小谢、女小徐和女小王的情况。四十年了，难得王学敏老先生还能记得我们这些曾经与他们相处11个月的工作队队员。在此，我谨代表曾在大花林疃村实行“三同”的队员谢谢你们！并祝你们全体村民更健康、更富强、更美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