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之谜： 临淄 昌乐 高青 到底谁是“营丘”？

　　【写在前面】
　　西汉初年，90多岁的老博士伏生，凭借自己的大脑和年轻时打下的背诵基础，口述《尚书》，让这部被秦始皇焚毁的典籍得以重生，史称《今文尚书》。口述之重要，可见一斑。
　　汉武帝时，在山东曲阜孔子旧宅夹墙中，惊现战国竹简版《尚书》，史称《古文尚书》；“今古”对照，后人得以窥见《尚书》真颜。考古之重要，可见一斑。
　　文化的传承，既是文献的传承，更是人的传承；核心是人的传承，历朝历代，总少不了这样的讲述者。
　　探索千古之谜：
　　临淄昌乐高青
　　到底谁是“营丘”？
　　谜之临淄：失落的二百年
　　两千年前，当太史公司马迁郑重写下《齐太公世家》的时候，他不会想到，自己寥寥数笔，竟会引发一场长达上千年的争论——
　　“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於齐营丘。……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
　　司马迁距离姜太公（齐太公），大约有1000年；司马迁距离我们，时间是2000年。放眼人类历史，1000年和2000年或许没有太大差别；但对后人来讲，太史公的说法，依然被奉为权威。
　　姜太公的首封之地，叫做营丘。这一点学界公认。
　　唯一的疑问是：营丘在哪儿？更直接点说——营丘就是临淄吗？
　　临淄，是板上钉钉的“齐都”，齐文化核心之城。这毫无疑问。
　　然而，就在人们毫无顾忌地在教科书中，把“营丘即今临淄”作为注解的时候，一段历史的迷雾，悄然出现了。
　　在齐文化的一本杂志中，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一位专家，轻描淡写地写了一句话，认为从齐国故城的考古发掘来看，基本可以否定“营丘即临淄”的说法。
　　从姜太公封齐，到秦灭六国，齐国一共经历了800年。然而，这800年中的前200年，莫名其妙地在临淄的考古发掘中“消失”了。
　　当然，专家的观点，并不统一。
　　赵守诚（昌乐县史志办原副主任）：临淄从来没有发现齐献公之前的西周文物。这从考古方面可以说明，临淄不是营丘。
　　姜健（临淄区齐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临淄发现了很多西周初期的文物。这些文物足以证明临淄就是曾经的营丘。早在1981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在发掘东古城村东一段大城北墙时，发现此城墙是修筑在前期城墙的基础之上，墙基下有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灰坑。这证明在齐献公复都前，甚至姜太公封齐前，临淄就已有大规模的旧城邑存在。之后，考古工作者还在东古城村东部和北部发现了一些商末周初的墓葬，出土了偏早于西周初年的粗圈足豆、素面高裆筒状袋足鬲；西周初年的铜盘、铜簋等。
　　上世纪80年代，山东省考古部门文物保护工作者在对临淄河崖头村殉马坑进行防潮工程施工时，发现并清理了西周穆王时期（公元前976年―公元前922年）的两座墓，出土了带铭文的铜鼎和铜鬲，在一件陶器上发现有刻划的“侯”字，证明西周时代的齐国公族墓地也在河崖头一带。
　　此外，一些考古证据也证明，临淄至少在某段时期是被人视为营丘的。1973年，临淄辛店发电厂北朝崔氏墓地也出土了一块北齐天统元年即565年的墓志，即《崔德墓志》（现藏山东省考古所）。墓志说：“自惟周桢干，返葬营丘，因食邑如为氏”。意思是自周朝以来，崔氏一直是国家的栋梁，其家族成员都返回老家营丘安葬。崔氏墓地在临淄境内，墓志中所说的“营丘” ，自然指的是临淄。
　　姜健还提到，今临淄区齐陵街道刘家营村，保存有元朝至正丙戌年（1346年）的一方石碑。碑文中两次提到“营丘”；“营丘刘公，系斡罗那歹之人也”、 “至元八年，……始得至营丘”。意思是刘家营村刘氏的高祖叫刘五公，是蒙古族斡罗那歹氏的后裔，1271年服兵役来到营丘定居，1293年去世。四十多年后，他的儿子、孙子为家族立碑，追述了他的事迹。刘家营村在临淄境内，可知碑中所说的“营丘”就是临淄。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临淄即营丘”的文献证据、考古证据很多，但关于姜太公之后四代国君的直接证据，却是个空白；而这也正是有专家认为“临淄迷失了200年”的主要因素。
　　齐献公于公元前859年继位，是姜氏齐国第5世、第7任国君。在他前面的两任，分别是同辈的齐哀公（第5任，齐献公同母兄）、齐胡公（第6任，齐献公异母兄弟），然后分别是：父亲齐癸公（第4任），祖父齐乙公（第3任），曾祖齐丁公（第2任），高祖齐太公。
　　从姜太公到齐献公，历时约200年。
　　确切地说，临淄并没有遗失“西周的前200年”，而是遗失了“齐国公室的前200年”。正如姜健先生所言，临淄的确发现了很多西周初期的文物资料；山东省博物馆研究员、省古文字研究会理事长王恩田先生甚至考证出了营丘的大体位置。
　　然而，它缺少一个铁的证据：那就是从齐太公、齐丁公、齐乙公、齐癸公直到齐哀公，这五任国君之间，哪怕有任何一个人的墓葬或者相关文物出土，就会成为“营丘即临淄”的铁证。
　　齐胡公的时候，都城迁到薄姑（今滨州市博兴县境内）去了；齐献公的时候，都城从薄姑迁到了临淄。这些已无悬念。
　　从齐哀公去世（前868年），到齐献公继位（前859年），只有9年时间——也就是薄姑作为都城的时间仅有9年左右，可以忽略不计；但齐太公到齐哀公这200年，却是无法忽略的。
　　临淄发现的西周齐国公族墓地，并不能证明它们和齐太公到齐哀公的几任国君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齐国的这200年，就这样迷失了吗？
　　魅影古城：克隆版“小临淄”
　　从临淄往东南方向驱车一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潍坊市昌乐县境内。作为淄博人，你无法想象的是，在这里，竟有一个小镇，宛如“克隆版”的小临淄。
　　它也有姜太公祠。
　　还有《太公祠碑记》。
　　也有个皇城。
　　每年三月十八（农历），甚至还有场姜太公庙会。
　　对了，它的名字，干脆就叫“营丘”——昌乐县营丘镇。
　　“营丘之谜”未解，这个小镇、古村，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的解读，从20年前的一篇文章说起。
　　1997年，在潍坊昌乐的一个集市上，一位老同志突然拉住身边经过的赵守诚：“《联合日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明确说营丘不在昌乐，你快再写篇文章驳驳他。”这位老同志提到的《联合日报》的这篇文章是《齐国“营丘”考证》。
　　2017年4月21日，在接到记者的电话后，昌乐县史志办原副主任、今年已经80岁的赵守诚，对20年前的这件事，仍然记忆犹新。
　　赵守诚：20年前的1997年，我刚退休。1982年，我还是还是高中语文教师的时候，参与编修了《昌乐县志》。就是从那时候起，我不经意间卷入了这场已经长达千年的争论。毫无疑问，齐国营丘就在昌乐的营丘镇。
　　周夷王时，齐国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宫廷变故，导致两次迁都。姜齐传至第五代哀公时，齐国的邻国纪侯在周王面前诋毁哀公，周夷王烹死了哀公，立哀公的弟弟静为胡公，胡公迁都到薄姑（位于今天滨州市博兴县境内）。哀公同母所生的兄弟姜山率人杀了胡公，成为献公。献公元年，又从薄姑迁都到了临淄。
　　就在这场宫廷变乱之中，营丘迷失在了历史的浓雾里。
　　齐献公杀掉胡公之后，到底是将齐都迁往新址，还是返回营丘，将营丘更名为临淄？这个问题，引发了一场长达上千年的学术争论。
　　赵守诚：1986年《东岳论丛》第二期刊登了一篇名为《齐都古营丘试探》的文章，作者就是我。文章发表后，很快就得到了来自学界的反驳。他最早看到的是刊载于《管子学刊》的《营丘考》，这篇文章后来又被编入《临淄区志》。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我曾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出了自己的疑问。1983年的国庆节这一天，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委托陈可畏给我写回信，肯定了“昌乐即营丘”的说法。
　　陈可畏在信中说，“关于西周齐国最早的都邑营丘故址在何处？自来有两说：一说在今淄博市临淄北临淄故城内，一说在今昌乐县城东南五十里。……”
　　陈可畏认为，断定哪一说正确要从早期的历史记载来考查：《史记·齐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太公六传至胡公，徙都薄姑……“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淄”。
　　陈可畏认为，由文献可以看出：
　　一、营丘距位于胶东地区的东夷大国莱国很近。
　　二、临淄和营丘决不在同一地点，因为同一地点不可能同时两个名称。
　　此外，在临淄故城内，考古工作者没有发现齐献公以前的文物，可见，营丘故址在临淄故城内之说是错误的。
　　营丘故址应在今昌乐县城东南五十里。春秋时名缘陵。“缘”实为“营”音之转，“陵”即丘。至汉改置为营陵县，“营陵”实即营丘。其地接近胶东故莱国，故胡公避免威胁而迁都薄姑；献公夺取政权之后，以薄姑为胡公的根据地，遂复东迁，不敢复都营丘，遂选择位于淄水西岸的临淄作为都城，以防御莱人的突然袭击。不仅许多地理名家和名著提到营丘在昌乐东南五十里，而且营丘故城内还有姜太公墓等遗迹、文物，足见其说可信。陈可畏认为，赵守诚所坚持的营丘在昌乐县境内之说，是正确的。
　　丁露刚（昌乐县博物馆馆长）：就在营丘镇古城村西北角建有姜太公祠，这里距营丘皇城残垣不远。姜太公祠是一座仿古式建筑，院内一块清光绪元年四月所立的《太公祠碑记》，仍可清晰地辨认出：“昌乐城东南五十里，营丘之西，有古城焉。考之邑乘，太公始封地也。数传迁蒲姑，徙临淄，城遂废。历千百年，而外城、内城土垣尚存焉……”
　　丁露刚提供的资料，也证实陈可畏所采信的营丘故城内有姜太公墓等遗迹的确凿可靠。
　　赵守诚：有一段时间，山东省有关部门要出版古代地图，曾分赴昌乐、临淄考察古营丘地论据，来昌乐考察时，县里叫我去率先发言讲述论据，后上级来通知，明确认定西周初都之古营丘是在昌乐。
　　当古城村所在的行政单位，1984年还被称之为马宋镇。昌乐有关部门借“省政府批准撤销合并崔家庄镇、阿陀镇、马宋镇”之机，2007年，正式更名为营丘镇。
　　作为一大历史物证，昌乐县古城村的一段城墙，被赵守诚等学者视为营丘位置的一大有利物证。
　　但有意思的是，临淄也有这么一个古城村，叫做“东古城村”，在这里也有一大段城墙。如前所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灰坑，就是在发掘东古城村东一段大城北墙时发现的。
　　山东大学郑杰文教授的《营丘考》一文，详细梳理了不同历史时代有关营丘确切位置的文字记载。
　　汉末人应劭曰：“师尚父封于营丘，陵亦丘也”。（《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北海郡·营陵”引应劭《地理风俗记》）主张营陵（在今山东省昌乐境内）即姜尚始受封之营丘。
　　如果把应劭看做这场历史辩论的始作俑者，那么，这场争论，已经长达1800多年。
　　然而，魏晋人表示了不同意见。臣瓒认为，“营丘即临淄也。营陵，《春秋》谓之缘陵。”（亦见《汉书·地理志》师古注“营陵”引）主张营丘即临淄（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境内）。
　　晋人郭璞曰：“今齐之营丘，淄水过其南及东”。（《尔雅·释丘》注）以地形特点解营丘，认为营丘在临淄。
　　北魏人郦道元力主营丘在临淄：“淄水又北，径其城东。城临淄水，故曰临淄。……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赐之以四履，都营丘为齐。”（《水经·淄水注》）
　　历朝历代关于营丘的说法还有很多，就不再一一列举。
　　大体来说，辩论者分成两派：临淄派和昌乐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互相不服。
　　然而2009年，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横空出世，一个令古人始料未及的地点横亘于世人面前。
　　高青。
　　曾经被人忽略，曾经不属于淄博，一个临近黄河的县城，瞬间跌碎了无数人的眼镜。
　　它举重若轻，几张“王炸”，令举座皆惊。
　　西周故城：尘埃能否落定？
　　民国时期的学者，依然为“孙武和孙膑是否是同一人”、“《孙膑兵法》是否就是《孙子兵法》”争论不休。
　　事实上，这场争论也曾经延续了上千年。
　　因为，古文献里经常提到“孙膑”这两个字以及《孙膑兵法》这个书名，但孙膑是否确有其人，《孙膑兵法》是否确有其书，一直存疑。
　　谁都说服不了谁，因为文献永远是文献，它可以造假，可以有歧义，可以不权威。
　　但文物不会。
　　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版《孙膑兵法》，轰动全国；千年疑案，从此尘埃落定。
　　2010年1月，高青陈庄西周故城遗址被中国社科院公布为“2009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姜子牙——这个历史人物久违的身影，突然出现在营丘之争的中心。这一场跨越数千年的争论，忽然开始变得不同。
　　孟庆尧（高青县文物局副局长）：临淄在整个齐国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是其他齐文化相关城市所不可比拟的。但这并不等于说，齐国上下800年的历史，就全都在临淄。临淄在战国时代堪称当时的超级大都市，但在姜太公封齐之初，周边还有面积不亚于齐国的纪国、莱国，对其虎视眈眈；齐国变得强大，差不多是建国四五百年之后的事情了。作为齐国源头的、面积不大的西周故城，和齐国迁都临淄后来的繁盛，并不矛盾；追问营丘究竟在何地，和尊重临淄在齐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不矛盾。
　　论证营丘是否就在高青，需要有两方面的因素强力配合，其一，是文献资料，其二，是考古资料。这两方面相互印证之后，我认为，姜太公首封之地营丘，应该就在高青，陈庄“西周故城遗址”，就是营丘所在地。
　　文献方面，孟庆尧先生举了几个例证。
　　其一，《高苑县志》记载，周成王东征时，封其舅父于狄。狄即现在的狄城遗址，位于高青境内。
　　周成王的舅父是谁？周成王是周武王的儿子，而周武王的岳父，正是姜太公。周成王的舅父，指的正是姜太公之子。
　　其二，史料记载，太公封齐之时，地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所谓“潟卤”，就是盐碱地。符合盐碱地特征的，恰恰是高青、寿光（也有一说，认为营丘在寿光境内，当时齐国甚至依附于纪国）这样的地方；临淄地势较高，处于泰沂山麓的边缘，不符合“地潟卤”的特征。
　　其三，《尔雅》云，水出其左，曰“营丘”。也就是说，营丘所在地，必然有河流；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这条河要能发挥很重要的航运功能。
　　众所周知，姜太公封齐之后，面对“少五谷、人民寡”的现状，决定“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发展工商业，尤其是渔业、盐业。那么问题来了：盐业基本属于大宗运输，在交通不发达的西周时期，如何运输？
　　马车吗？不可能，全国才多少驾马车？即便有马车，也主要是用来作战的。
　　答案只有一个：用船来载运。所以，营丘周边，必有大河，否则姜太公无法发展渔盐业。
　　临淄有淄河，昌乐营丘镇有白浪河，不都是河吗？同样是河，航运价值大有不同：高青西周故城遗址附近一套大河波浪宽，大名鼎鼎，名曰“济水”（即今小清河）。
　　一条河的航运价值大不大，关键看它流经什么地方。在崇山峻岭、穷乡僻壤之间传流，航运价值不会很大；越是流经大城市，越容易孕育文明。济南、济宁、济阳……诸多城市文明，与济水有关。相比而言，发源于山区、多流经山区的淄河，航运价值与济水不可同日而语。
　　讲真，这条理由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但这只是分析，分分钟就会被其他专家敲碎。重要的，是考古，是那座活生生跳出来的西周故城。
　　2008年，山东省文物局公布“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山东段第二批控制性文物保护项目”，高青县陈庄西周城址的发掘工作被提上了议程。实际上，早在2004年省县两级文物部门就将高青县花沟镇陈庄村确定为十万平方米左右的大型西周时期文化大型遗址。
　　孟庆尧：黄河最近的一次改道是在1855年，这次改道让黄河直接侵占了大清河的河道。黄河的频繁改道，将很多文物沉入地下，这是高青首次发现西周墓葬，特别是贵族墓葬和车马坑。
　　公开的资料显示，这次发现的西周墓葬30余座，均位于城内东南部，其中6座墓葬随葬有青铜器，两座为带墓道的“甲”字形大型墓葬，位于夯土台基的北侧。两座墓葬间距10米，方向都大致为南北走向，结构基本相同。
　　带有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是两座诸侯墓。周代的墓葬有严格的规制，这基本可以确定墓主人为齐国贵族，而且说明这一带应该就是都城。
　　“甲”字形大墓与圆形夯土台基之间，集中发现了5座殉马坑和一座长方形的车马坑，分别葬有2-8匹马不等，摆放形式各异。
　　“从殉葬马匹的数量上，也可以看出这是齐国初期的。”孟庆尧认为，齐国初期的国力不能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时期相提并论，这也说明为何殉葬马匹数量如此之少。
　　省考古所所长郑同修认为，陈庄遗址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估计，四马一驾的车马形制和“甲”字形大墓葬的墓葬规格，这两种王侯礼制将这座古城指向了一点——齐国早期权力中心。
　　如果仅仅是殉马、战车，似乎也不能算作铁证；然而，西周故城考古甩出的两张“王炸”，让解开“营丘”之谜变得触手可及——
　　神秘的九层“祭坛”
　　可能很多年轻人都知道根据鬼吹灯而改编的电影《九层妖塔》，九这个数字在中国有特殊的意义，一般用来象征非常尊崇的身份。
　　孟庆尧：在陈庄遗址发掘现场就有一个九层的夯土祭坛。祭坛中心为直径5.5×6米的圆台形，用五色土拼成天圆地方的形状。这是在山东省首次发现夯土的祭坛。
　　山东省著名考古学家王恩田认为，高青陈庄西周城址考古发现，是自宋朝宣和五年，也就是公元1123年临淄出土铭文长达500字的叔夷钟之后，八九百年来齐文化和山东考古最重大的发现。9层堆积的祭坛，也就是晏婴所说的“先君太公筑营之丘”的营丘，正是后世尊称的天坛，主要功能是祭天。这个遗址极有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或唯一一个天坛遗址，可以看作北京天坛的原始形态，是天坛的鼻祖。
　　古人认为天有9层，高青陈庄发现的9层方圆相套的夯土台基是周人理解的天体，这座天坛可以看作是人造的天体模型。所谓“九五之尊”，9这个数字，在古代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用的；9层祭坛，足以看出主人身份的高贵——在严格遵守等级秩序的西周初期，只有君王级别的人物，才有资格使用这类祭坛。
　　那么，这个“君王级别”的人物，究竟是谁？他们会是从齐太公到齐哀公的5位国君之一吗？
　　太公在此！
　　无论这个设置9层祭坛的人是谁，考古人员都没有奢望他是姜太公。
　　因为，有些专家连历史上是否真有姜太公其人，都持怀疑态度。毕竟，这个人的神话色彩，太浓了。
　　然而，惊人的考古发现，和专家们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
　　一件青铜器出土后，上面的铭文被解读出来，史学界引起了“核爆级别”的巨大震动！
　　齐公——姜太公现身！
　　一件青铜器的铭文，清晰可辨。经专家辨认后，是“丰般作文祖甲齐公尊彝”字样。
　　重要的是两个字：齐公！
　　看到这两个字，考古专家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齐公——姜太公！这是考古活动中第一次发现对齐公的记载！
　　李伯谦（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这句铭文直接用文字证明了姜太公的真实存在。齐公即是文献记载封于营丘的姜太公，是齐国的第一代君王。两座带墓道的甲字形大墓，都将由此揭开齐国开国的秘密，复原山东商周之际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
　　凭什么说“齐公”就是姜太公？其实原因很简单，周天子封姜子牙于齐，只会封他为“齐公”，不可能那时候就说他是“齐太公”，“齐太公”是姜子牙后代对姜子牙的称呼；换句话说，姜子牙去世之后，才会有“齐太公”这个尊号。如果这个青铜器上的文字记录的是姜子牙去世后的事情，可能会用“齐太公”字样；如果记录的是齐丁公之后的齐国国君，也会直接用他们的庙号（齐×公），而不会用“齐公”。
　　可以说，这个“齐公”，是齐太公无疑。
　　“齐公”尘埃落定，那么，营丘呢？
　　或许，西周故城遗址乃“太公封齐，都治营丘”之地的说法，会慢慢得到人们的认可；临淄不小心迷失的早期齐国200年，也会慢慢揭开神秘面纱……
　　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去发现。
　　（《鲁中晨报》5月21日14、15、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