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那年，那月
文/朱文勇
曾经到一农家饭庄用餐，看到大堂里陈列着一些旧物：蓑衣、磨盘、风车、扁鱼篓、捞箕等等，顿时勾起我对孩提时光的回忆，禁不住想写些什么来舒展心中的情愫，以表达对流逝年华的眷念。
一、山坳里的父辈们
我是在山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就耳濡目染父辈们的艰辛，闻鸡而起，荷月而归，是生活常态。不管是艳阳高照，还是刮风下雨，或者数九寒天，没有一个清闲的日子，人人这样，家家如此。唯一可以稍作休息的时日，就是春节、中秋、端午的那几天。记得父亲，大年初一也在劳作，编织装木炭的篓子。那些年，从年头起早贪黑到年尾，不但没盈余而且还亏欠。父辈们的生活压力非常大，嗷嗷待哺的孩子们的抚养、婚丧嫁娶的随礼应酬，尤如一副副重担压在身上，又如一道道沟壑刻上额头。
生产队的时光，孩子们是高兴的，牵着一头牛，满地跑，摘山果，采野菜，钓青蛙，捉泥鳅，寻乐其中。然而，父辈们高兴不起来，脸上难以看到舒心的笑容。粮食往往是不够吃的，闹饥荒是经常的事，一大群孩子，饥饿难挨，番薯丝拌米饭就已经很满足。为了补贴家用，男主人往往承担更重的活，或修农田水利，或进山烧木炭，以增添加工分的收入。
那年，我的父亲就挑选烧木炭一活。一个人，一把砍刀，一根扁担，一对篓子，一条小路，早上六、七点进山，晚上六、七点下山。中午吃干粮，就着一根盐萝卜，以山溪水解渴，除了听虫鸣鸟叫，杳无人声，那个寂寞劲儿难以诉说。傍晚下山回家时，挺着饥饿还要扛一捆木柴，或者挑一担木炭回家，那种辛苦无从倾诉。但每每回到家看到小孩面黄肌瘦的样子，忍着心痛，再累都得每天坚持，长达数年之久。父亲辛苦，母亲也不例外。我的母亲，在农忙之余，每天往返十几里山路，帮父亲把烧好的木炭挑回家。那些年，因为没钱买闹钟，白天看太阳，晚上看月亮，干什么活都是估算着时辰。记得有一次听母亲说，她顶着月光进山，挑一担木炭回家，天还没亮，煮好早餐后，坐在灶前长条凳上睡了一会天才亮，然后再去参加生产队的“双抢”农活。按时间推算母亲应该是凌晨2、3点左右已经进山了。母亲讲这事的时候，是带着笑说出来的。但这事却像烙印一样搁在我的脑海中。现在想来，父辈们那是用血和泪来养育着我们成长，也是用透支生命的方式表达对子女深深的爱。
记得唐代白居易有一首《卖炭翁》的诗，写尽了卖炭翁的艰难和辛酸：“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小时候一读到这首诗，我总以为是在写我的父亲。城里的孩子可能对这首诗不易理解，但我几乎是“秒懂”，因为我是卖炭翁的孩子。
二、“商品粮”的诱惑
那些年，“好好读书，长大后吃商品粮。”是父母教育孩子常说的一句话。懵懂时期，我已知道吃商品粮的人不要下田干活，不要上山砍柴，需要什么都是由公家供给，来的容易，吃得快活。当时，我村里还没有一个吃商品粮的人，就是平时少下农田的老师、医生，也是民办的，俗称赤脚老师、赤脚医生，在“双抢”季节还是要回到村里下农田干活。当时我见过的吃商品粮的人，是那公社的干部。“双抢”季节，全村社员拔秧的拔秧，莳田的莳田，仅有公社驻队干部拿着一根量好尺寸的竹子或树杆，在田里不断比划着，比划着，批评这个人禾苗莳宽了，责怪那个人莳窄了，何其威风！
有一年，我跟随父亲去公社粮站交公粮，又见到一个吃商品粮的人，同样威风。粮站满院子人山人海，这个一挑子，那个一板车，粮袋子这边一堆，那边一堆。送粮人到一个小窗口领到一张写着号码的纸条子，在粮袋旁等着。一旦被叫上号，立马将粮袋往前挪，接受粮站人对稻谷的检查。送粮人笑脸相迎地讨好着，生怕稻谷过不了关，早早地准备一支卷烟递过去。只见粮站人拿着枪刺一样的铁家伙，往粮袋里一插一抽，一溜子谷子在枪刺上，捡几粒往嘴里一咬，再吐出来。交粮人紧张着，楞楞地望着他，听到他说“可以”，便满怀欣喜送过去称重。如果从粮站人嘴里蹦出一声“不行，挑回去重晒”，那便满心沮丧，无可奈何。我父亲是吸烟的，但只抽自家种的烟叶，买不起卷烟，为了还粮顺利，只得将谷子在家多晒几个太阳再送去。轮到我家检查称重，我父亲同样巴结着，讨好着，只等他一声“可以”就万事大吉。我在旁边紧张地盯着他的嘴，没承想，他从乌黑的牙齿中蹦出了三个字“还可以”，就多这个“还”，害我和父亲在粮站的晒场上，将稻谷全部倒出来，顶着40多度的高温晒了三个小时，回到家已经天黑了，还暗自庆幸没有叫我们挑回去。那天，本来想要父亲买一本“拳打镇关西”的连环画，看到父亲不高兴，不敢开口。联想现在当农民，不但不要交公粮、余粮，而且还有种田补贴，这是何等快活的一件事。
农村土地承包之前，吃商品粮始终诱惑着像我一样农村土生土长的孩子，它是那么高端、那么傲骄、那么不可一世。谁家有好女，都想嫁给吃商品粮的人，钱按月发，粮按月领；谁想攀亲附友，也想找个商品粮的人结交，有颜面，有地位。有个同事，讲了个冷笑话，说是有个公社的退休干部，向邻居家摆谱，大声地对儿媳妇说，“家里有三张躺椅，躺着休息就行了，每天三块钱进帐，能吃得完吗！”这是何等“霸气”的话语！
而今，我已吃上商品粮，但它却早已失去往日的风光。现在，很多人放弃“商品粮”宁愿回农村去种地，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呀！
三、晒谷场上的银幕
那年，看电影是孩子和大人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放影员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人。公社有个放映员外号“二溜子”，人很和气，真正是个妇孺皆知的人物，全公社每个村里老人小孩都认识他，他在哪个村里出现，看电影喜讯就带到哪个村。就我来说，虽然辗转多地工作，相隔几十年难得见一面，但只要一见到，我立马能认出并热情地喊声“二溜子叔叔”。我只能这样叫，也只会那么叫，因为他的大名没人叫过，也没几个人知道。小时候我甚至希望自己长大后也像他一样也当个放映员，让伙伴们羡慕死！
放电影的谷场是热闹的，孩子们早早地把自家的板凳拿出来占位置，有的晚饭没吃就来抢占地盘，生怕来晚了板凳没地方搁了。放影前，孩子们相互追赶着，嬉戏着；大人们聚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地唠嗑，谁家闺女长得标致，谁家母猪下了崽子。挂银幕大家都是主动帮忙的，就是村里的懒汉也会靠前动动手。当时，最受欢迎的片子是打仗的，比如渡江侦察记、洪湖赤卫队、上甘岭等等。可在当时，放正片之前都会放一部关于农业学大寨类似的记录片，对于记录片孩子们都不感兴趣，大人们也没几个感兴趣，都大声说着话，巴不得早点结束。正片开始，嘈杂声自然停止，眼盯着银幕，享受电影带来的愉悦。第二天，还会相互谈论着电影情节，孩子们模仿电影人物的动作和对白。
如今，电视家家都有，电脑、手机想看什么看什么。日新月异的变化，改变着人们的追求，我也再没有去当放映员的想法了。
那年那月发生的一切，是永远磨不去的印记，我只是选几个记忆厚重的往事进行怀想。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经过的事情很多、看到的变化也很多，土地承包、打工潮、企业改制等引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也给大家带来了欢天喜地的收获！
谨以此文纪念逝去的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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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文勇，江西永新县人，某单位工作人员。26年军旅生涯，在大江南北工作和生活过，近年转业到地方工作。爱好诗词歌赋、赏花垂钓、摄影观景。偶有文章散见文学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