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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20-05-27 14:51
鄌郚总编

益东革命烽火

  益东革命烽火
  益都暴动近百人参与
  益都十区(郑母区)区公所遗址,地点是十区的朱家庄,区公所设在村庄西头的一座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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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州东部,民国时期称益东,是一片红色的热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东省最早的农民暴动,就发生在益东郑母区;抗日战争时期的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是一支活跃在益东地区的抗日劲旅。解放战争时期,益东闵家庄是华东野战军南征北战的重要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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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个村庄近百人参与 计划不周功亏一篑
  8月18日拂晓,郑母、崇家庄、吉林、宫家庄、山前李、王家庄、国王庄、丁夏许、刘家庄、山前石、北寨、状元桥等十几个村庄的近百名党员和群众参加了暴动。按事前部署,各村参加暴动的群众队伍由本村出发,早8时前在区公所驻地朱家庄附近集结。冀虎臣、程心田、赵焕礼率崇学闵、崇学圣等队员,于7时前到达区公所。冀、程、赵因与区公所助理员贾希尧、民团二分队队长张官云是同学关系,时有往来,门岗未加阻拦,顺利进入区公所。崇学闵等人潜伏在区公所外。
  与此同时,根据暴动计划,吉林村党支部书记赵文光率赵竹林、赵桐琴、赵维干3名党员直奔驻郑母村的国民党民团三分队队部,趁天未亮,闯入卧室,同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民团三分队队长陈佃治里应外合逼迫团丁缴械。为了不使陈佃治暴露身份,按事先约定,将陈佃治捆绑劫持,赵文光等人缴获11支钢枪,1把手枪。然后,带着武器赶赴主战场——区公所。崇家庄一路党员群众,为了能顺利接近区公所,使用“苦肉计”,把崇学光绑了,佯装往区公所扭送偷高粱的小偷,到达区公所门口等候。当时,区公所只有贾希尧和张官云二人当班,区长不在。冀、程、赵按照二人事先承诺投降起义的意向,开展对贾希尧、张官云的劝降工作,没想到二人临阵变卦,坚决不从。这时候,规定起义时间已到,冀虎臣见劝降不成,果断开枪将贾希尧、张官云二人击毙。等在门外的崇学闵、崇学胜等起义群众听到枪声,夺门而入,崇学胜振臂高呼:“共产党员到里边来!”暴动队员们冲进院内与团丁展开了激烈战斗。但由于计划不周,起义群众多用大刀长矛,只有少数钢枪,势单力薄、寡不敌众,且起义群众未经军事训练,部分暴动群众和部分带枪械人员未能及时到达指定地点,战斗逐渐失利,冀、程、赵三人见势不妙,越窗而出,崇学俭由于腿部受伤,当场被俘,起义队伍被迫撤出战斗。这时候,各村参加起义的群众尚未全部赶到,山前李、山前石、王家庄、吉林村的部分起义队伍有的刚到老鸦窝村西,而驻南霍陵的民团一分队已经得到消息,在队长赵昌的带领下,赶来与二分队会合,向起义群众进行疯狂反扑。
  撤出战斗后,冀虎臣在吉林村南太平山集合起义队伍,清点人数,只剩下28人,决定西去县城援助一区的起义,并设法与县委联系。于是西渡弥河,绕道闵家庄,到达劈山东面的磨盘山上。在这里,打听到国民党第三路军七十四师进驻益都,县城因大军压境,未按计划暴动,在县城戒备森严的情况下,他们没有与县委取得联系。19日下午,又返回太平山,这时候只剩下十几个人了。这一天,国民党县民团和军警数百人对起义群众开始进行血腥镇压。在四面受敌无周旋余地的情况下,冀虎臣只好决定:为避免无谓牺牲,保存力量,暴动队员各自分散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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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区委成立党支部 计划攻占区公所
  1932年,中共益都县十区(郑母区)建立区委,由冀虎臣任区委书记,程心田任宣传委员,陈佃治(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十区民团三分队长)任组织委员兼赤卫队长。郑母、吉林、崇家庄、宫家庄、山前李等村建立了党支部;营子、刘家庄、丁夏许、山前石、国王庄、状元桥等村建立党组织。在党组织迅速发展的同时,成立同济会、赤卫队、农会等革命群众组织。
  1932年春,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益都组织农民暴动,派军委书记张鸿礼来益都,成立了行动委员会。6月,县委决定在群众基础好的一区、十区同时举行暴动,攻取国民党民团武装,占领区公所,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郑云岫(郑心亭)任暴动总指挥,十区由冀虎臣任暴动指挥。8月14日,县委会议决定18日举行暴动,郑母区委书记冀虎臣参加了会议。会后,暴动总指挥郑心亭到郑母镇完全小学,同冀虎臣召集区委负责人程心田、陈佃治和郑母村党支部书记常德俊开会,研究和检查暴动准备工作。17日夜,冀虎臣在郑母义隆福药铺召开会议,向各村党支部传达暴动计划,具体布置攻占区公所的行动方案,并决定陈佃治等不参加起义,以防不测,便于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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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义群众家属受株连 县党组织遭严重破坏
  8月18日,益都县长杨九五接到十区共产党暴动的消息,立即下令派兵加强城区守卫,抓捕嫌疑。19日,杨九五率领队伍到郑母一带“清剿”。冀虎臣、程心田的父亲都受惊吓而死,赵焕礼的父亲被抓去死在狱中。吉林村一教书先生姓冀名龙光字虎臣,被敌人错当冀虎臣抓去交差。在这次血腥镇压和“清剿”中,被捕起义群众、家属及无辜受株连者近30人。
  8月29日晚,国民党用装甲车将郑云岫、崇学闵等27人押送济南。31日早7时,崇学闵、耿贞元、冀龙光、赵香山、赵其升、赵廷楷、黄桐福、郭金江、陈云升、赵敬德、赵董妮、扈哑巴、何小心、崇兴福等14人被国民党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南头侯家大院刑场。郑云岫、张其昌、魏天民、潘有年、孙道中、何汝川、牛玉昌、张基庭、黄卷书、邵焕章、李芳春、冀冠军、王湘滨等13人被敌军法处判刑。不久,原中共益都县委书记段亦民被叛徒崔广心出卖,在淄川南仇小学被捕,亦被押送济南敌军法处。1933年8月18日,郑云岫、段亦民等9人,在济南洛口被国民党政府杀害。
  暴动失败后,益都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冀虎臣历尽艰辛,先后在青岛、大连、沈阳、哈尔滨打工,维持生计,寻找同志、寻找党组织。1936年2月,在察哈尔省永宁城与程心田、赵焕礼、李传玺等会合,后进入张自忠部做兵运工作。8月14日,在热河省沽源县(今属河北省),遭伪满洲骑兵袭击,冀虎臣、程心田一起牺牲。是年,冀虎臣年仅29岁。
  郑母发生的这场农民暴动史称“益都暴动”,是山东最早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暴动,被称为中共山东党史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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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游击队抗日锄奸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中工益东地下党组织的逐渐恢复,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成立了。这支队伍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与群众联系密切,有较好的情报工作能力,有机动灵活的战术,是一支活跃在益东地区打击日伪、抗日锄奸的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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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袭乡公所击毙赵昌五
  1940年春天,为了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游击大队在青州至谭坊之间的胶济铁路线上埋设地雷,炸毁日军两节车厢。
  同年夏,游击大队队员杨立芳等同志,在潘村一带化装成锄地的农民,乘敌不备,突然袭击,打死了乔装外出侦探我军情况的弥河大桥据点日军翻译。
  同年秋,游击大队由营子村向河西进发,行至李家庄南,遭到国民党军袭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方四名同志沉着应战,变被动为主动,打伤敌一人,缴获自行车一辆,我方无一伤亡。
  敌伪十区老鸦窝乡公所所长赵昌五,曾是国民党十区民团团总,是镇压益都暴动的一个刽子手,抗日战争爆发后,极力效忠敌人,曾先后拉拢我干部投敌,并经常配合敌人“扫荡”我党群众基础好的村庄,在周边小尹、樊家庙、柳渠河、泉子、仙庄等村横行霸道、仗势欺人、横征暴敛、敲诈勒索,罪恶累累。
  1941年春天,游击大队队长刘明训及何子健、陈有时、赵志恒、杨立芳等以长驱直入、突然袭击的战术,夜袭伪十区老鸦窝乡公所,击毙了作恶多端的伪乡长赵昌五,缴获匣枪、手枪各1支,子弹20发。群众拍手称快,扩大了我党和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在益东地区的影响力。
  冬初,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大队长刘明训,从工委驻地孙家岭出发,去弥河以东开展工作,行至牟家庄时,被反动的“红枪会”抓住,送到朱崖敌伪据点,刘明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政治利诱毫不动摇、坚贞不屈,不幸被敌杀害,壮烈牺牲。益东地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何子健继续领导游击大队的对敌斗争。
  1941年夏天,青州日军和郑母伪军100多人,在叛徒黄绍远、陈庆生的勾结下,拂晓前包围了南吉林村,逐户进行搜查共产党游击队。村子里的益东地区党组织及游击大队的战士们在何子健带领下,突然向敌人发起反击,激战半个多小时,日伪军死伤多人,仓皇逃窜,这次所谓的“清剿”被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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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党组织 发展敌后抗日武装
  “益都暴动”失败以后,中共益东地区党的地下组织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逐渐恢复。1938年,在益东相继建立中共谭家乡党支部、中共清河区委地下工作站。11月吉林村党支部恢复,以何子健为主在郑母一带成立中共益都三分区委。
  1939年10月,成立“益临昌寿”四边县九区区委,林芳圃任书记。驻地在董家庄、萧家庄一带。同月,郑母地区建立革命群众组织——农民救国会,在吉林村建立第一个儿童团和妇救会。
  1940年,在益东党组织的基础上,以两支手枪起家,逐步发展起一支敌后武装队伍,名称为“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刘明训任队长,并与何子健、陈曰谦组成益东地区党的核心小组。游击大队的特点是人少枪劣,但队员大都是共产党员,政治觉悟高,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与群众联系密切,有较好的情报工作能力,有机动灵活的战术。
  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打击的主要目标是郑母、谭坊、杨家庄和胶济线青州站、沿铁路线布防的日寇和伪军,同时还要对付国民党军的袭击。益东地区的国民党武装有:杜华梓的国民党益都县政府武装、国民党侯耀庭的二十二支队、王葆团的六旅、新编十五旅四团、十七旅六团的一部分……共计2000余人。他们有的公开投敌,有的与日寇秘密勾结,形成了一股比较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由于处于敌、伪、顽三方夹击,游击大队采取了白天隐蔽,夜晚出击的战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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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击大队活跃于20余村
  为了团结抗日,第二游击大队对国民党军队采取了团结方针,曾多次对驻益东一带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工作,希望他们枪口对外、共同抗日。但他们坚持“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做出了逮捕共产党员赵子章,包围我益东行署驻地臧家庄,袭击我游击队驻地南霍陵村,打死我方杨立芳和潘世忠等一系列不可饶恕的罪行。
  为了给予国民党顽固派应有的惩罚,游击大队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在1941年春天的一个夜间,突然包围了国民党县政府和县大队驻地时家庄,以速战速决战术,一举歼灭国民党益都县政府、县大队全部力量,缴获自行车10辆、枪支弹药一批。
  益东地区的抗日反顽斗争,是在党的领导下、在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进行的武装斗争。第二游击大队常驻的地点有:南霍陵村、北霍陵、东霍陵、状元桥、郝家庄、韩家庄、石桥子、潘村、杨家庄、塘坊、河子头、马宋、臧家庄、曹家庄子、营子、老鸦窝、小尹、樊家庙、南吉林、后吉林、王家庄子、郑母、宫家庄、孙家庄、北寨村等20多个村庄。第二游击大队有时活动到弥河以西、铁路以北及临朐的北部地区。益东地区的群众常常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掩护同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8月底,敌人开始了残酷的大扫荡、大逮捕行动,斗争形势日益严峻,中共益都县委为了保存力量,决定将益东武装撤回到西山。1944年益都西山解放后,第二游击大队重返益东地区进行战斗。
  此后,日伪顽固势力不断削弱,大大减轻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压力,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稳定了抗战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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