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共产党人宋国瑞
宋国瑞,1905年出生于高密夏庄一个富裕之家。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高密县委书记,是高密最早的一批党员和县委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一心想挣脱封建牢笼的束缚,少时便心怀救民救国的壮志。他痛斥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在青岛和上海积极参加游行示威。他发动坊子铁路工人罢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到曹家郭庄一带发展贫民会会员,率领农民发动潍河秋收暴动。他抛家疏财资助革命,在东北播撒革命火种,先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满洲省临时委员会委员、共青团满洲省委常委等职。宋国瑞的革命生涯虽然短暂,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风云变幻、风雨如磐的时期,他短暂的生命奏出了最活跃、最宏大的乐章。
本期撰稿:邱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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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捧证书泪沾襟烈士乃是富家子
宋国瑞的祖父宋大木是高密东北乡有名的财主,出生在这样富足的家庭,他却一心只想挣脱封建牢笼的束缚,想着让穷苦人民过上好日子。他不听祖父的劝阻,坚持求学,不断接受新思想。
宋国瑞烈士证明书 时隔多年送到家中
1984年8月的一天,高密夏庄镇益民村的宋志崧从县民政局一位领导的手里,接过了期盼已久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上写:“宋国瑞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64岁的宋志崧戴着老花镜,睁大眼睛盯着证书,用手一遍又一遍地摸索着,竟至老泪纵横。
这是一份迟到了的证明书。
宋志崧之父宋国瑞(1905-1933),原名宋振邦,号祥斋,又名宋琦(宋奇),化名宋士宣、王任恒、任怀良、王敏,高密市夏庄人。为高密最早的一批党员和县委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曾就学于高密县立中学、济南省立第一中学、济南正谊中学、省立高级中学、上海东华高中、上海同济大学、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等。曾任中共高密县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满洲省临时委员会委员。关于他的牺牲,一种说法是他到北满特委任书记时英勇抗日而献身；一种说法是调往江西中央苏区,长征到了陕北,终为抗日而捐躯。但具体因何事牺牲于何时、何地,未有确切信息及证人。
宋国瑞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在“备注”栏中,写有“补证”二字。
宋国瑞能以革命为毕生的追求,并为之牺牲,探究起来,与其身为大地主的祖父宋大木(也写作“宋大谋”)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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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最喜攒钱置地 为高密东北乡富豪
宋大木是高密东北乡最富裕的地主之一,可谓“豪门名绅”。其在高密新庄(今新赵庄)有两顷地(200老亩,当地1老亩顶现在约3.45亩),40间房子,1处油坊。清末,为防备土匪袭扰,他在有高大围子墙和警察所庇护的夏庄街(今分为益民村和夏庄村)购得一处临街的四合院,并迁回居住。宋大木好喝酒,但不舍得炒菜,就着咸菜、烧熟的蚂蚱就能喝晕乎,除非过年过节吃细粮,平常吃的则是高粱饼子。麦收时节,给雇的长工吃饼卷鸡蛋,自己吃的还是高粱饼子。他还亲自下地干活。
据宋家后人说,老爷子宋大木最大的爱好,除了喝酒,就是置地,攒了钱就去买地。宋大木非常过日子,到了吝啬的地步。传说,宋大木有一次赶夏庄大集,中午快到家时,在大门口看到一地黄豆,一边埋怨着“这是谁撒的”,一边蹲下身,拿出随身带着的布袋往里拾豆子。等他拾完豆子,进了屋,儿媳端出了早已准备好的高粱饼子。其实,这天家人趁他赶集,偷着包了顿饺子吃,怕被他回来撞见,太太就让大儿子在家门口撒了些豆子。太太知道他过日子,看到后肯定先拾豆子,等听到他回来时,好有时间消除与饺子有关的痕迹。等老爷子进了屋,刚好收拾完。
宋大木有一次差点儿被土匪绑了票。那天,他上河崖赶大集,中午在一好友家喝了酒,喝得晕乎乎的。回家时走到新庄村头,忽然后面急匆匆赶来三个带毡帽的汉子,其中一个冲着他喊:“爷们,你没看着宋大木?”老爷子回头一看,吓得汗都出来了。好在是见过世面的人,就往后指了指:“他喝大了,吐了酒,这会儿还在后面呢。”于是,毡帽汉子调头往回赶,其中一个还嘟囔:“那人明明说宋大木头里走了,看来没说实话!”原来,他们是大泽山上的土匪,打听到宋大木是大财主,这天趁他赶集回家,想在路上绑了他,弄一笔赎金。他们从后面赶上来,看到一个老头儿戴一顶破苇笠,腰上扎一根草绳,背一个油渍麻花的口袋,觉着肯定不是大财主,就问了问,老头儿说宋大木在后面,他们就信了。宋大木遂躲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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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脱家族束缚 执意返校读书
宋大木不识字,但他深信耕读传家的古训,就竭力供应儿子、孙子读书。所以,其儿孙都是读书人,孙子辈更是出了宋国瑞、宋振云等大学生。他还为自家起了个堂号,称“积善堂”。宋大木虽然过日子俭约,但在高密东北乡河崖一带有“善人”之称。某年,因雨水过频造成涝灾,坡里粮食收成不好,佃户把宋大木储藏的粮食抢了,只剩下一堆高粱。有人鼓动宋大木到县城告状,惩办抢粮食的“刁民”。宋大木却说:“抢就抢了吧,要是他们有吃的,还去抢?”执意不告。
宋大木受封建主义的影响甚深,好摆家长、族长的谱,要面子。在家族里,有一条不成文的“家法”,就是只要他发了话,就是“金口玉言”。宋国瑞小时候,有一次亲眼看到父亲因为什么事惹着爷爷了,当着一家老老少少,跪在爷爷面前,任凭爷爷大声叫骂,大气也不敢出。但宋国瑞看不惯这样的“家法”,看不起祖父的吝啬行为。他上了新学堂,尤其是读了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李大钊的《青春》和鲁迅的《狂人日记》等文章,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熏陶以后,更将祖父视为封建主义在家庭中的总代表和顽固堡垒,盼其早日退出历史舞台,让家人都得到解放。少小好学立大志投笔从戎上军校
宋国瑞喜欢阅读,手不释卷,不仅读了四书五经及《资治通鉴》《国语》等,还订阅了《新青年》《东方杂志》等时兴刊物,他还能阅读英、德两种外文书籍。他在青岛和上海求学时,积极参加游行示威活动,发表演讲揭露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考入军校后,参与了与叛军的激战,获得了实战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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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聪慧好学 立志救民救国
宋国瑞聪慧好学。幼年入私塾读四书五经,上小学时课余读《资治通鉴》《国语》《战国策》,还读《吴越春秋》《九朝纪事本末》《子书三十六种》及章回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新文化运动兴起,又订阅了《新青年》《东方杂志》《学生杂志》等时兴刊物。后至中学阶段,按学制规定要读六年,宋国瑞跳了两级,四年就毕业了。
据其胞弟宋振云回忆,宋家后院当时紧靠有区公所、警察所、税务局等多家官方机构的胡同,人称“官家胡同”,有更夫在此经年击柝巡逻。宋国瑞经常三更天以后仍书声琅琅,兴至则常彻夜不眠,为更夫称许:“这家的学生没在三更前停过念书。”宋国瑞念高小(高级小学)时自学代数和英文,学期考试一贯名列前茅,曾在全县高小生文艺观摩会上获得作文第一名。念初中时,将解析几何自学完毕。念高中一年级时,将当时理科选修之微积分攻完。宋国瑞常手不释卷,能阅读英、德两种外文书籍。在东北时,宋振云曾见其持外文马列主义书籍口译,与几位同志共研。
宋国瑞性刚直,嫉恶如仇,尤不满时政及贪官污吏。在高小时,曾作文指斥时政,为学校当局不快,险些被勒令退学。宋国瑞还喜解人之危。一次,他由城里去夏庄,途经三里桥一段泥泞路,见一贩卖粮食的农人挽牛车艰难前行,即尾随其后用力助推,直至牛车走上坦途。另一次,值雨天,他行走在县城的寿星街,见一盲妇抱着孩子,即主动向前,撑着伞,扶持盲妇,送其到城隍庙街的盲人院。如此帮助贩夫走卒之举,这在当时的士大夫和青年学生看来,是有失身份、不屑为之的事情。
宋国瑞读高密县立中学(简称县中)时,宋振云读小学。一个寒假的晚上,宋国瑞于昏暗的灯光下读书,突然拿着书跑到宋振云卧室,对正在温书的弟弟背诵了南宋词人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的句子,解释了“求田问舍”典故的意思,强调“求田问舍”就是买地置屋。他还把嘴向祖父的卧室努了努,压低了嗓门,说“就像咱爷爷那样”,并窃窃哂笑。他还说,当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大丈夫当志在天下,救民于水火,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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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级参加游行示威 街头集市组织演讲
1918年底的一天,宋国瑞从《新青年》上读到李大钊的政论《庶民的胜利》,对其言论很是认同,对其诗一样的宣示,感觉不啻春风拂柳、春雷动地,顿生为了“新纪元的创造”不避艰难、不惜牺牲的豪情。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后,高密县立中学学生即成立联合会予以响应。6月4日罢课,全县各大集镇的小学亦相继罢课。宋国瑞积极参与游行示威活动,散发传单,喊着“还我青岛”“严惩国贼”“收回山东权利”等口号,逢集就组织一些同学到集市上发表演讲,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坚决要求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号召国民共同努力,收回青岛和胶济铁路主权。
1925年,继发生青岛惨案,上海又发生了五卅惨案。在上海积极参加抗争活动、即将自上海东华高中毕业的宋国瑞,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家乡高密。在家乡,他带领县中学生到街头和集市上演讲,说明沪青惨案真相,进行宣传募捐,救济罹难工人家属,并打着旗子,拿着封条,查封英日货物。宋国瑞的县中同学孙敬堂回忆,1925年6月,两人同在县中参加“五卅”爱国运动,结成挚友。他说,宋国瑞演讲时情绪激昂,有理有据,中人心坎。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捷报频传,万众瞩目。以天下为己任的宋国瑞坐不住了,他报考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并顺利考取。在此之前,他对祖父谎称要去上海同济大学继续深造,争取了一笔足够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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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与赵一曼同学 平叛作战冲锋在前
入武汉分校后,宋国瑞被编为黄埔军校第六期,与赵一曼(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是同学。
宋国瑞看到军校刊物《革命生活》有这样的话语:“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准备来牺牲的,怕受苦的不要来!想做官的不要来!怕死的更不要来!”内心受到很大触动,遂下定了为革命牺牲一切的决心。他在武汉分校开学典礼上,听到军校主要负责人之一、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说:“诸位好比革命的小儿刚产生,将来是要负着这个使命前进的!”不禁心潮澎湃,斗志倍增。
武汉分校的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实际上是军校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学生的精神领袖。戴着眼镜、军容整洁、口才极好的恽代英主持政治教育,他每周集合全体学员讲一次话,进行时事分析,宣传革命道理。他还请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陈潭秋等著名共产党人来校演讲。毛泽东同志作的演讲,主要介绍“两湖(湖南湖北)”农民运动的情况和经验,此前他刚刚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为宋国瑞回家乡发动农民运动指明了方向。
在军校,宋国瑞常常和同学们一起,采用讲演、活报剧等形式,走上武汉街头和店铺前,向广大市民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土豪劣绅。
1927年5月中旬,军校编为中央独立师。6月中旬,因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响应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领兵自宜昌进攻武汉,国民政府命令叶挺率领所辖的第24师及中央独立师前往平叛。在纸坊一带,革命军与叛军展开激战,一举将夏斗寅部打垮,有效保卫了武汉国民政府。宋国瑞作战英勇,冲在前头,获得了实战经验,也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不久,鉴于国共两党在武汉愈演愈烈的摩擦,军校党组织指示宋国瑞秘密返回山东开展革命工作。在济南,宋国瑞与中共山东区委接上头后,受命担任高密地执委(不久即改为高密县委)委员,分管军事工作和组织工作。宋国瑞是高密早期县委领导人中上过军校、懂得军事知识的为数甚少的志士之一。
宋大木为了“拴”住这个不安分的长孙,让宋国瑞规矩处世,早日继承家业,在其13岁(虚岁)时就让他成了家。在其上完高小后,不让他再上中学,宋国瑞不听,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结果不足一年,被祖父强行追回。
宋国瑞是有主见的人,尤其是在见识了外面的精彩世界后,他极力挣脱封建牢笼的束缚,一再抗争,祖父不得不妥协了。宋国瑞遂又回到济南读中学,并在学校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宋大木万万想不到,自己最为钟爱的、以期传宗接代光耀门庭的长孙宋国瑞会走上革命的道路,而自己的若干言行,竟在不经意间成了宋国瑞背叛封建家庭、拼力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为国家和民族献身的重要的反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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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如磐革命路满怀豪情为国家
北洋军阀孙传芳所属12师师长陆殿臣率部退居高密时,宋国瑞经人介绍结识其参谋长,想通过参谋长鼓动陆殿臣率部起义,因陆率部离开高密而未果。济南发生五三惨案后,宋国瑞到坊子火车站发动铁路工人罢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谁知被内奸告密,宋国瑞和刘子恒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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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动陆殿臣起义 因其赴济未成功
1926年9月至1927年5月,有“五省联帅”之称的北洋军阀孙传芳被北伐军打得大败,渡江北撤。1927年6月,其第12师师长陆殿臣率部退居高密,看到国民革命有风起云涌之势,为求自保,一度表现进步,拟与驻胶县的陈以燊策划胶高独立,脱离北洋军阀控制。此事为中共山东区委(不久改称省委)特派员傅书堂(高密地执委首任书记,曾任山东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等)获悉,与高密地执委(8月改为县委)研究决定后,派出有军事斗争经验的宋国瑞先行打入陆殿臣部了解情况。
宋国瑞通过一熟人介绍,认识了第12师参谋长。两人谈论天下大势,宋国瑞指出孙传芳等北洋军阀必败,陆部能站在国民革命一边,庶几有救,说得参谋长频频点头。参谋长也向宋国瑞介绍了陆殿臣师长鉴于前景黯淡,拟投向国民革命的心理。宋国瑞争取参谋长下了决心,努力鼓动陆殿臣率部起义。随后,宋国瑞向高密县国共两党的主要负责人作了汇报。其时,在山东省包括高密县在内的若干地方,国共合作尚未破裂。于是,在第12师参谋处,秘密成立了由高密县国共两党负责人参加的起义指挥部。
宋国瑞受命率领共产党员和火车站工会会员,以各种名义进入第12师,向兵士们宣传国民革命的道理,鼓动他们起来打倒列强,打倒卖国的北洋军阀,还送给了他们一些慰劳品。兵士们受到了感染,有的表示拥护国民革命,只要起义指挥部一声令下,就调转枪口,去打北洋军阀。
起义指挥部4天开了7次会。第四天,宋国瑞和部分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带领群众,将县城的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他们盼着从12师师部发出起义的号令,然后举行庆祝高密县脱离北洋军阀统治的大游行。不料,12师官兵连夜坐上火车,赶往济南布防,起义泡了汤。原来,因为蒋介石政变,屠杀和清除共产党人,其所属部队战斗力大为下降,孙传芳乃重整旗鼓,南下对蒋开战,一时间占了上风。原想投机革命保存实力的陆殿臣闻此,又倒向了孙传芳。孙令其坚守济南稳定后方,陆遂率部离开高密。望着“隆隆”西去的满载着兵士和武器的火车,宋国瑞将依然在飘动的青天白日旗扯下,恨恨地在手里揉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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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王山收编大刀会 不料该部被张宗昌剿灭
1927年8月,胶县王台(今属黄岛区)等地农民因不满封建剥削和压迫,自发暴动,组织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刀会。10月,大刀会突袭红石崖盐务局,包围王台镇,处死了守军营长,随即转移到胶县与高密交界的尧王山、朱郭镇一带,占山为王。11月初,宋国瑞受中共山东省委委派,偕同共产党员管宗学,自高密步行赶往青州尧王山,找到大刀会大头领谈判,争取所部改编为革命军等事宜。宋国瑞和管宗学多次与大头领深入谈话,耐心做工作,双方于6日达成协议:成立革命委员会,组织土地革命军,确定部队所用旗帜样式,共产党派军事人才前来支援等。并且拟定了不准绑杀贫农及奸淫妇女,不还高利债务,耕田农有,反抗苛捐杂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张宗昌,拥护工农利益,反对屠杀工农之国民党等12条纲领。
宋国瑞和管宗学下尧王山时,快言快语、一脸络腮胡子的大刀会大头领紧紧地拽着宋国瑞的手,真诚地说:“俺是大老粗,您是文化人,听您跟俺拉了几次呱,俺真是佩服到家了!这次您去高密,速去速回,回来了做俺的军师,我们这几千人的队伍都听您的。”宋国瑞说:“大哥,您言重了,我们都听共产党的,我们好好跟着共产党,为穷苦人打天下。”
11月,宋国瑞、管宗学带着党组织新的指示,带着数名军事人才,再次从高密到尧王山,但见这座山上空无一人,只有光秃秃的树和饥饿的老鸦,山上有被战火烧过的痕迹。他们走下山,找人打听,才知大刀会数日前被军阀张宗昌派来的部队剿灭了,大头领等头目被抓,就地枪决,尸体让村民悄悄埋了。宋国瑞和管宗学找到大头领等人的坟头,烧纸为祭,拱手作别,怅然北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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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工人罢工 内奸告密被抓
1928年,济南发生了“五三惨案”,日军借口蒋介石军队进攻济南,以“护侨”为名,派兵侵占济南商埠,大肆屠杀中国军民,中国外交人员蔡公时等17人被残杀。宋国瑞与青岛市委的一位同志到坊子火车站发动铁路工人罢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宋国瑞等人与车队长刘子恒组织工友在铁路小学召开会议,会上,宋国瑞慷慨陈词,痛斥日寇的罪恶行径,号召铁路工人决不让敌人顺利运兵屠杀中国人民,得到工友们的响应。
此事被内奸告密,宋国瑞和刘子恒被逮捕,青岛市委的那位同志幸得脱身。刘子恒被铁路当局开除,遣返江苏老家,宋国瑞则被押往青岛继续审讯。高密县委获知后,立即派人赶到宋国瑞老家,动员其祖母出巨资,联系到在胶济铁路局高密站任行李司事的高密籍进步人士王玉,请王玉作保,用银元打通关系,才将宋国瑞救出。
宋国瑞在高密待了不到一年,就进了一次监牢,让家里蒙受了巨大损失,祖母心疼不已,等宋国瑞回到家,就数落他:“咱家这些地,够你们兄弟们吃的了。你安安稳稳过个日子,不好吗?非得出去闹事,能落个什么好?还把家里大人小孩吓煞了!”宋国瑞要么解释一番,说:“大家伙都应该过上好日子,将来的天下定准是穷人的天下。”要么一言不发,任凭祖母唠叨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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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尽心思筹经费秋收暴动遭镇压
宋国瑞任高密县委书记期间,党组织活动经费非常紧缺,他为筹钱煞费苦心,还曾自导自演了一出“绑票案”。1928年9月,宋国瑞等率领潍河沿岸高密、诸城、安丘三县交界的农民举行了暴动,并处死了联庄会庄长,但终因敌强我弱,被镇压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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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导自演绑票案 筹到巨款救同志
因县委书记尚鲁民调离高密,宋国瑞接任高密县委书记,兼管共青团工作。他任职期间,党组织活动经费非常紧缺,他得空回夏庄老家,找借口向祖母(祖父宋大木已去世)要钱,祖母有时不给,他就去找妻子要,只要筹到了款,就立马交付县委负责财务的同志。一次,一名重要党员被敌人抓去,急需一笔巨款以疏通关系。怎么才能弄到这钱呢?宋国瑞反复思考,设计了一个“绑票案”。为了演得成功,他做通弟弟宋振云的工作,让宋振云当了“帮凶”。
这日中午,在县城做事的宋振云返回了夏庄老家,刚进家门口,张嘴就哭嚎,把祖母吓了一大跳,忙问什么事儿。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不得了了,俺哥……叫土匪……绑去了……”宋振云告诉祖母,一大早哥哥叫着他从城里回老家,说好久没回家了,很想回去看看。两人到了城北五里桥,忽然从地里窜出一伙土匪,把他俩截住了,问他们是不是宋大木的孙子,他说“不是”,土匪上去翻他们的行李,翻出哥哥留的一本向佃户要账的本子,土匪就把哥哥绑了去,叫他回家拿钱赎人,还说不准报官,要是报了官,或者到期交不上钱就撕票。
祖母赶紧说:“咱不报官……咱交钱……”又问,要交多少钱。宋振云说,要600块现大洋,三天后交到杜家官庄村东的黑松林里。祖母面露难色,说:“咱虽是大户人家,可三天要凑600块现大洋,着实不好办……”站在一旁、心疼丈夫的张洪芬一听抽泣起来。
祖母咬咬牙,说:“孩子他娘,你也不用出样儿了!老婆子我就是砸锅卖铁,不吃不喝,也要凑起钱来,把这个不省心的孩子赎出来……”
宋国瑞知道,这600块现大洋对一向精打细算的祖母来说,虽不是个小数目,但不至于筹措不到。三天后,他安排县委的人扮成土匪,到黑松林里把钱拿了回来,他也被安全“释放”了,回家守着祖母和老婆孩子,安稳了一段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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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贫民会组织暴动 因寡不敌众最终失败
趁军阀张宗昌被北伐军的威势所逼,内部动摇,而蒋介石的反革命势力尚未扩展到山东的有利形势,在山东省委常委刘子久(原名刘俊才,山东广饶人)的指导下,宋国瑞一方面大力发展党员,壮大党组织,一方面重点组织建立贫民会,准备时机成熟发动农民暴动。半年后,高密县委在城郊和边远乡村建立10多处贫民会,发展会员达到数百人。
1928年6月,刘子久到高密等地巡视工作,拟发动潍河秋收暴动。此时,宋国瑞即将启程前往广饶任县委军事部长。刘子久知道宋国瑞上过军校,了解他的才干,就命他先留在高密,并把他和傅书堂、田泗(高密大圈人,曾考入黄埔军校学习)等人安排到曹家郭庄(也称“南郭庄”)一带,继续发展贫民会会员,开展农民运动,为暴动做准备。
9月,根据省委指示,在刘子久和高密县委、诸城特支的领导下,潍河沿岸高密、诸城、安丘三县交界的农民举行了暴动。宋国瑞等率领农民进攻曹家郭庄,攻入围子门,打败了联庄会武装,击伤了联庄会长,处死了民愤极大的庄长。宋国瑞等领导暴动农民,鲜明地提出了“成立游击队”“建立苏维埃”等口号,在曹家郭庄、东西楼子等村,大张旗鼓地张贴标语,集会游行,抢坡抗租。红旗在潍河沿岸猎猎作响,革命的怒火烈焰升腾。潍河秋收暴动坚持了一个多月,土豪劣绅勾结国民党地方武装进行反扑,由于敌众我寡,被镇压了下去。
虽迭遭失败,但宋国瑞和高密县委的大多数同志坚信土地革命一定会成功。他们没有被困难压倒,没有被敌人的屠杀吓倒,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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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分子夜聚他家 学习中共六大决议
1928年11月7日,亦为苏俄十月革命纪念日。吃过早饭,山东省委常委、巡视员刘子久一身商人打扮,坐火车来到高密,雇了一辆黄包车,急匆匆赶到夏庄。当晚,在宋国瑞家召开了一次党的重要骨干分子参加的会议,主要议题是由刘子久传达中共六大决议,集体进行学习讨论,并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
参加会议的人除刘子久、宋国瑞外,还有王全斌、王元盛、曹克明、田泗、耿梅村。王全斌等人提前接到了通知,在天黑前,先后赶到了宋家。离宋家不到200米处,就是警察所。刘子久等人将开会地点安排在宋家,可谓是一招险棋。宋国瑞曾跟刘子久和县委的同志说,宋家是高密东北乡的大地主,官府对宋家一般不会怀疑；再者,宋家有的是房子,住宿、吃饭都方便。于是,县委的秘密会议多次在宋家召开,县委的文件、宣传品也常在宋家油印。宋振云回忆,他曾多次帮助家兄刻版、油印有关材料。
宋国瑞的孙子宋群和孙女宋爱琴回忆,奶奶生前多次念叨过,这个会是在一间厢屋里开的,外面关着门,里面用棉被堵着窗,一盏马灯和一盏洋油灯着了一后晌,地上一地香烟把子,早上起来,她从里面拎出满满一尿罐尿。那天晚上,宋振云被宋国瑞安排在门外,忍着寒凉站岗放哨。
到半夜,大家的肚子有些“咕咕”叫了。一个同志兴奋地说:“差一点忘了,今天是11月7日,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没想到我们在老宋家过十月革命节,真是太有意思了。”宋国瑞说:“省委领导能在俺家传达六大决议,又恰逢过十月革命节,这是俺家莫大的荣幸!我这就跟媳妇说说,马上让她擀细面饼,给同志们吃单饼卷鸡蛋,好好犒劳犒劳!”昏暗的屋子里,被灯烟和香烟等熏绕而有些黯淡的多双眼睛,霎时亮了起来。
“吃夜宵喽!”宋国瑞和媳妇把单饼鸡蛋端了进来,还拿来了大葱、豆瓣大酱,一人一碗夏庄小米粥。见上了夜宵,刘子久遂把文件一合,暂停了六大决议的传达。
此时,八仙桌上热气腾腾,宋家的屋子里瞬间生发出浓浓的欣然的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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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委遭浩劫岳父资助赴东北
因王复元兄弟相继叛变,从1929年1月到1930年2月,山东省党组织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宋国瑞为了躲避叛徒抓捕,藏在李仙庄村岳父家中。岳父卖地筹款,助其去往东北。在东北,宋国瑞把剩余的钱全拿出来与同事们共用,豪气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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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叛徒抓捕 潜伏岳父家中
1928年底,在山东党组织担任过重要职务的王复元、王用章兄弟俩相继叛变投敌。1929年1月中旬,王氏兄弟带领国民党特务,找到中共山东省委秘密机关住址,逮捕了中共一大代表、山东省委原书记邓恩铭和省委秘书长何志深、省委巡视员孙秀峰、团省委代理书记宋耀亭、省委机关会计杨一辰等十几人。他们组建了“捕共队”,在济南、淄博、青岛、潍县、高密等地搜捕中共党员,使全省的党组织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至1930年2月,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共山东省委遭到三次大破坏。当时,真可谓黑云压城,恐怖气氛笼罩了整个山东省。
1929年2月,中共中央为保护干部,作出决定,凡是王复元、王用章认识及知情的党员一律调离山东,除个别重要干部到中央工作外,主要方向是去苏联学习或到东北做地下工作。
宋国瑞接到了秘密赶赴沈阳的通知。那些日子,他潜伏在高密李仙庄村张金萼家,不敢有半点松懈。张金萼为其岳父,中过前清秀才,家境尚算殷实。岳父对宋国瑞平时从事的革命工作多少也知道一些。有时,跟宋国瑞聊起来,苦口婆心地劝诫他:“你老大不小的了,都有媳妇有孩子了,凭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去做担惊受怕的事儿,犯得着吗?弄不好,要掉脑袋的!”宋国瑞就跟岳父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讲“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道理,讲将来老百姓当家作主的美好前景,讲得这位老秀才摇头叹息,为给闺女找了这么一个不要命的犟劲女婿而担忧。
宋国瑞跟岳父说了王氏兄弟叛变的事情,告诉他官府正在捉拿共产党,自己极可能上了黑名单,必须尽快离开高密,离开山东,到外省避避风头。但身无分文,老家夏庄又不能回,宋国瑞就向岳父求助,希望借一些钱当盘缠,以后有了钱再还。岳父知道女婿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开这个口的,就说:“借什么借?你这一趟出去,只要平平安安的,别忘了家里有老的少的,回来了就安安稳稳过日子!”
只是,宋国瑞“借”的数目有点儿大,岳父沉吟起来。此时,一个邻亲来家里闲拉呱,说什么“捕共队”已到了高密县城,铁路上有好几个工人被抓去了。这下老爷子急了,当晚,就把半亩地卖给了村中一个姓孙的地主。次日天未露明,岳父就打发宋国瑞悄悄出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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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上客船离家 从此再未回乡
1929年3月,宋国瑞拿着岳父给的盘缠,坐上了开往东北的客船。初春带着咸味的海风,扑打在宋国瑞的脸上。宋国瑞这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因为确立了救国救民、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信仰,因为几年来经历了大风大浪磨炼和严峻斗争的考验,因为一个血性青年人特有的内心躁动,对即将投入到日本帝国主义魔爪下的东北地区的斗争生活充满了憧憬和期待。
当然,他也许也遗憾,在远走他乡之前,没能回家看望一下年迈的祖母,没能与勤劳贤惠的妻子和活泼可爱的儿子告别。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这一去,再也没能归乡。而他没带走的那个黄褐色大皮箱,一直被他妻子保存着,放在卧室里,与其作伴了40多个春秋。
关于这个大皮箱,宋国瑞的孙女宋爱琴说她奶奶生前多次叨念:“那年,你爷爷戴白色礼帽,穿白色衣衫,像一个华侨,下了黄包车,提着一个黄褐色大皮箱,进了家门口。我问他上哪里去了,他说从广州上学回来。他还带来了南方产的两大串香蕉,一串给了家里老人,剩下的一串,招待了来看他的邻居。”
对宋爱琴的奶奶称宋国瑞去广州上学的说法,有党史研究者并不认可,但宋国瑞的家人声称确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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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慷慨豪气 担负多人开支
宋国瑞胞弟宋振云在1961年时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称:“1929年春,家兄至沈阳,我们居住在一起。去沈阳是上级委派。据我接触过的,尚知有下列数人,有鲁南人丁×阳,绰号‘丁胖子‘,近视眼,系国民党大员丁惟汾之亲侄,往年肄业于南开大学。山东金乡人,杨翼辰(实为杨一辰),字德庐,济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北大预科肄业,系自济南越狱至沈阳。寿张县(应为广饶县)张洛书,系被组织派赴苏联公干后,返回东北。还有一个,只认人不知名的知识分子(似为王永庆,中共满洲省委委员)。我给他们做过饭,给在菜园子做地下工作的一位同志送过信。
我与国瑞兄及杨、张同居一室三个月以上。他们在一定范围内,是不避我的。因而我知道一些事情。有时给他们跑跑腿,观观风,他们都是在沈阳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常研读一些印刷品,常谈论斯大林、布哈林、托洛斯基等。他们谈论工作,不限沈阳一城,其中更以丁某为领导(丁某实为丁君羊,山东日照人,山东早期党员,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等,1930年被捕后脱党)。
宋振云还说:“家兄虽轻视积财,但自己从不浪费一文,购书不惜重资,与朋友交往肯慷慨解囊。在东北我等相处的半年中,数人的生活费用,全由我兄开支,之后家中也常寄相当款项。”
看来,初到东北,豪气不衰的宋国瑞即投入了紧张的秘密工作中,而且把岳父卖地换来的钱,除去路上的花费外,全拿出来与同事们“共产”,而且后来没少向高密老家要钱,其理由恐多半是在外地做“买卖”需要本钱,而真实用途他是不会、也不敢给家人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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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被捕旋获释深入东满播火种
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及所属多个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破坏,满洲省委30多人被捕,宋国瑞也在此期间入狱。被营救出后,他继续奔赴东满,在东满扩大党员队伍,并参加了东满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他任军事部成员。他协助杨林制定了《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东满赤卫队工作大纲》等一系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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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讨成立临时省委 阴差阳错全部被抓
当过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的廖如愿后来回忆称,1928年下半年(应为1929年初春)从山东跑来沈阳一部分同志,有杨一辰、宋奇(即宋国瑞)、王全武、张干民。这样东北的党的力量就充实一些。
1929年7月,宋国瑞被满洲省委派作省委巡视员前往吉林东部活动,在珲春等地做了一段时间的秘密工作,积极发展党员,壮大了党组织。
1930年春,中共满洲省委及所属多个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破坏,宋国瑞也在此期间被捕。
廖如愿回忆:“1930年,满洲省委被破坏后,我们在沈阳大东门外将军坟处开会被捕,几天后,组织用600元钱把我们救了出来。其中有郭隆真、宋国瑞、我等人。”
据《中共满洲省委简史》《辽宁党史人物传5》等记载:1930年春,廖如愿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中央决定将其调离满洲省委,另行安排工作。4月,满洲省委遭敌大破坏,在沈阳的省委书记李子芬(刘树清)、团省委书记宋振华(饶漱石)、前任省委组织部长李禄森(丁君羊)、省委秘书长刘若云(李玉山)、中央巡视员邱旭明(邱九)、脱产干部赵尚志(赵子和,后来的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等30余人被捕,在哈尔滨、抚顺等地亦有多批同志入狱。省委委员只有王永庆逃过此劫。党中央派驻沈阳的特科人员张麻子(邱一纯)得知满洲省委被破坏的消息,立即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决定派正在上海的廖如愿返回沈阳,恢复东北党的组织。4月24日,省委委员王永庆和杨一辰、郭隆真、徐克峻、宋国瑞等五人组成了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代行省委职权。临时委员会派宋国瑞到上海向党中央详细汇报省委被破坏情况。
宋国瑞尚在为筹资去上海之际,4月28日廖如愿自上海回到沈阳,并于5月1日与沈阳的我党同志接上头,宋国瑞遂终止出行。5月2日,为避开国民党特务、警察的搜捕和注意,廖如愿与王永庆、宋国瑞、郭隆真、王和淑(王鹤寿)、潘敬久等六人在沈阳小南边门外一个偏僻处召开重要会议,廖如愿宣布撤销先前五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另组织成立临时省委。会议开了约一个半小时,即将结束时,因附近一财主家失盗报案,当地警察派人四处侦讯,发现此处多人聚集,疑其商议分赃,遂将廖如愿等人逮捕。幸郭隆真等机智应对,没有暴露身份,加上党组织花钱打通关系,至5月6日,六人全部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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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朝鲜族党员 扩大抗日队伍
1930年7月,宋国瑞随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巡视员廖如愿到东满等地巡视指导工作,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朝鲜共产主义者可以加入中共的有关规定的精神,在朝鲜族聚集的地区,协助廖如愿审查、批准了一大批政治观点明确、符合加入中共条件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使东满等地的党员队伍迅速扩大。至1931年3月,全东北有中共党员1190名,其中延边的珲春、延吉、和龙、安图、汪清五县就有党员636名,占东北党员总数的54.1%,朝鲜族党员则占这些党员的96.5%。
1930年8月13日,在和龙县平岗药水洞上村召开了东满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延(吉)和(龙)中心县委,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朝鲜族朴允瑞任军事部长,宋国瑞任军事部成员。10月,根据中共满洲总行委(满洲省委)意见,组建了以廖如愿为书记的中共东满特别委员会。为加强延边地区的反日武装斗争,随即成立了东满特委军事委员会(军委),由杨林、刘志远、宋国瑞三人组成,杨林任书记。
东满特委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宋国瑞根据上级指示,积极开展“党员军事化”和武装工农群众的工作。他认真总结工农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协助杨林(原名金勋,又名杨宁、毕士悌等,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制定了《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东满赤卫队工作大纲》等一系列文件。
1931年2月15日发布的《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分9个部分,7500多字,对游击队的性质、任务、党对游击队的领导、游击队的指挥系统、战术等作了详细阐述。该文件是东北抗日武装斗争最早出现的一部党的军事文献,也是我党关于游击战争的最早的专题军事著作之一。《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阐明了党对游击队的绝对领导,指出“党在游击队中要保持最高度的威信”,游击队的大队要设党委,中队设党支部,小队里设党小组；游击队要设立政治部,军事首长和政委、指导员要明确工作分工；游击队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大纲》规定了游击队的战术原则,如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分散和集中相结合,不打硬仗,攻敌弱点,迫使敌人极度疲劳等。《大纲》的发布和实行,对东北地区组建和发展党领导下的武装游击队,开辟游击根据地,有效地开展游击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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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延边农民抗争 夜袭反动地主庄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宋国瑞参与领导东满的“秋收斗争”,以减租减息为突破口,发动延边一带的农民开展游行示威,包围地主庄园,打开粮仓,将地主囤积的粮食分给佃农；或者逼迫地主在减租书上签字,按减租要求减收佃农上交的粮食。当时,珲春县敬信区农民武装在宋国瑞等的领导下夜袭反动地主高千田的庄园,没收其粮食和财产,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处决了高千田。“秋收斗争”冲破日伪军警的阻挠和破坏,其浪潮扩展到延边城乡各地,其规模和成效前所未有。
宋振云1961年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29年夏,我离开沈阳。之后与家兄只有通信联系。1930年起,他常辗转吉林、黑龙江两省,以在珲春居留较长。1933年自东北去江西公干,路过青岛时,在码头寄我一信,自此音讯遂断。我祖父死后,兄即禁止家人买地。在东北分手时嘱我,家财尽量支援他在经济上的所需,与我最后之信说:‘我将至江西欣赏祖国秀丽的山河,捧戴着一轮红日。祖母已故,如果宋门还须继承香火,有你已足。你已自立,我行可无牵无挂。你前途无限,后会有期,好自为之。’又说:‘我家每年收入,可作三份计。一份耗于降低地租,一份家用,余者候所备,以供不时之需。’内容不及妻儿,信不写通讯地址。
宋国瑞于1932年10月调任共青团奉天特委书记。1933年4月调任共青团满洲省委常委。在共青团领导岗位上,他动员青年起来反抗日伪的严酷统治,不辞辛劳,深入开展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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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志未酬身先死青山何处埋忠骨
宋振云1933年收到的信是哥哥宋国瑞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此后再无联系。后来他与侄子多方查找宋国瑞的下落,仍不得而知。宋国瑞的上级廖如愿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称,宋国瑞在北满当书记牺牲了,但是具体怎样牺牲的至今仍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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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公干再无音讯 牺牲原因仍然是谜
宋国瑞之名载入了中共满洲、辽宁和延边的斗争史,但可能因为中共六大提出要重用工农干部和宋国瑞本人性格耿直的缘故,他在东北工作的大多数时间内,按其资历和能力来说,并没有得到重用,他只任过一个礼拜的满洲省临时委员,后任又东满特委所辖的军委委员约两年时间,再担负共青团工作(并非满洲团省委主要负责人),其职位和成就并不显眼。此乃遗憾之一。
宋国瑞后来牺牲了,民政部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但这个证明书迟到了30年,而且其牺牲的具体时间、地点、缘由,直到今天也没有确切的结论。此乃遗憾之二,也可以说是烈士牺牲之谜。
宋振云1933年收到宋国瑞的信,得知他去江西,之后再无宋国瑞的任何音讯。
据宋国瑞的同学孙敬堂1987年8月回忆,1933年,他在青岛市地方自治委员会任视察,碰到在胶济铁路局任职的老熟人王玉。王玉说宋国瑞从东北南下,路过青岛,特意找到他,对上次营救之事表示感谢。王玉还责备宋国瑞“太不小心”,告诫他“以后不要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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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多方查找无果 廖如愿文章有提及
宋振云1961年给中组部写信,请求帮助调查宋国瑞的牺牲情况,中组部回信称没有宋国瑞的材料,不知他在何时何地牺牲。
宋振云于是写信给侄子宋志崧,并附上一条“寻人”线索:“自报端见现在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名杨易辰,疑或当年之杨翼辰。果是,则对我兄之事迹定知甚祥。”其实,他当年在沈阳见到的杨翼辰为杨一辰,并非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杨易辰。
宋国瑞之子宋志崧、之孙宋群和高密党史研究人员也多次查找过宋国瑞的牺牲地。宋群和鞠维积等曾去东北和江西瑞金,寻访当地党史研究部门及烈士陵园,想找到宋国瑞牺牲地,惜未有线索。宋群跟笔者提起,再上趟延安查查就好了,要让烈士回家。因宋群大前年得过一次脑梗,家人不同意他再舟车劳顿,他只好打消了去延安的念头。
据宋群说,1946年,从延安来了一封公函,发到了高密县夏庄区,卢区长拆开一看,函称宋国瑞对革命有功,土改时要保护其家属,不要伤害他们。有人猜测这封信是宋国瑞自延安以官方名义写来的。笔者认为,如果宋国瑞当时还活着,以他之前的所做所为,他会站稳立场,拥护党在农村推行的“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的根本政策,不会擅自写这样一封信。如果要写信,也只会写给家属,要求他们尽快把家里的土地捐献出来。笔者推测,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宋国瑞就已牺牲。
廖如愿1960年8月在《1930年前后的满洲省委》的回忆文章中明确指出,宋国瑞在北满当书记牺牲。这个说法,曾被有的党史研究者否定,理由是1931年11月下旬中共满洲省委遭到大破坏,作为省委军委书记的廖如愿被捕判刑4年,新成立的满洲省委不了解狱中情况,以为他叛变或自首,将他开除党籍(1987年经中组部批准恢复了廖如愿的党籍),而宋国瑞牺牲时,廖如愿尚在狱中,不可能知道宋的情况。实际情况是,廖如愿1934年被特赦,后多次找党组织要求恢复党籍,未能如愿。在这个时间段,廖如愿自会打听曾经共事的那些战友,如果战友们还活着,还在当地坚持做革命工作,他自会请求他们帮助恢复其党籍。因此,宋国瑞牺牲的消息,作为与宋共事两年多的战友兼老上级,廖如愿知道后,肯定会牢记在心。而且,廖如愿建国后因历史问题受到歧视,当时尚在申诉恢复党籍,此时的他肯定出语谨慎,不会胡编乱造。所以,笔者在宋国瑞牺牲的问题上倾向于廖如愿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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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带头上交地契 积极拥护土地改革
宋国瑞曾托胞弟宋振云转告妻子张洪芬,以后要把家里的地都捐出去。土改的时候,张洪芬带头献地,把盛地契的木头匣子拿出来抱在怀里,挪动着小脚,大儿媳抱着尚在吃奶的孩子跟着,从夏庄来到河崖的新庄(当年这里的农民有好多是宋家的佃户),找到正在主持开会的乡长,打开木头匣子,要把所有的地契都交上去。有佃户瞪大了眼睛,好意地问:“东家,你把地都献出去了,自己吃什么?”乡长示意张洪芬再掂量掂量,毕竟其丈夫宋国瑞当过中共高密县委书记。张洪芬说:“那就留下二亩吧。俺领着儿女们下力气干活儿,不会吃不上饭。”
1954年3月,52岁的张洪芬领到了高密县夏庄镇选举委员会颁发的选民证。宋群说,祖母的成分是地主,她是以开明士绅的身份获得这张选民证的,说明人民政府没有对她另眼看待。
1962年,张洪芬开始享受烈士遗属待遇,每月发4元钱补贴。1980年,张洪芬去世,享年78岁。
本期主要参考资料:宋振云的回忆文章、鞠维积撰稿的《高密党史人物第一辑》、廖如愿的《1930年前后的满洲省委》、孙敬堂的《忆宋国瑞烈士》以及《中共满洲省委简史》《延边人民抗日斗争史》《辽宁党史人物传5》等,宋国瑞后人和赵徽、徐波、赵明修、仪敏对本文亦提供帮助。
本期图片由邱昭山提供(署名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