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城墙边（上）
新闻作者：李少军
中国古代的城墙，是城市的象征，蕴含着中国独有的围墙文化特色，城墙规模的大小反映了当时城市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元素的发展情况，其作用主要是抵御外敌入侵、防御洪水等。我国大规模的城墙修砌主要是在明代，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城墙已失去了其防御工事的作用，反而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出行带来许多不便，以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国又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墙拆除运动。万里长城今尚在，可昔日森严壁垒、烽烟不断的城墙，大多已灰飞烟灭。现在全国保存完好的城池已寥寥无几了，旅游业兴起后，为了打造旅游品牌，一些地区又纷纷开始复制古城，修建砖混结构的人造景点，城墙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杭州、开封的宋城，苏州的水城，无锡的三国城、水浒城等成为新的旅游热点，身临其境，仿佛穿越时空，行走到清明上河图车水马龙的市井中，或站在壮观宏伟的城楼之上，耳边传来战马嘶鸣、旌旗猎猎之音。城墙，或圆或方，在历史长流中，它承载了岁月的沧桑，见证了城市的兴衰。
昌乐县城东临首阳山，西傍丹河，地理位置优越，自古以来就是昌盛安乐之地。昌乐古城墙，历史悠久，城防坚固，足见当时已是文明发达之邑。
我自幼生长在这座县城，心灵深处埋藏着对家乡和古城的丝丝眷恋。对城墙根、城墙边格外有一种亲切感是源自家里的祖宅，因老家旧址在昌乐县城南关城墙边，父辈们以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城墙，对于我虽然是陌生的，但耳濡目染中却知晓了许许多多昌乐城墙内外的一些旧闻琐事。
旧宅与城墙
昌乐古城墙始建于明成化(公元1465——1487年)年间，初建为土城，明万历(公元1573——1620年)年间砌石加固，后多次进行大规模修缮，历经明、清、中华民国的风风雨雨，大部毁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据县志记载，其结构是外砌青石条，内为夯土夯筑，墙上青砖垒箭垛，墙高约6米，上窄下宽，墙基宽8米，上可数人并行，城廓5里有余，外形似巨大的“口”字，城垣四隅建角楼。城池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通向城外，分别叫孤峰、临丹、洪阳、望海，城外西、北两面引丹水为护城河，是一座建筑宏伟、厚重的古代城墙。古往今来，城墙外不知抵御过多少次外敌入侵，城墙内成为市民经商贸易、安居乐业的福地。几百年烟云飘渺，现古城墙只遗留下星星点点的残垣断壁，在故城路原北关小学南面还有数十米遗迹依然屹立在现代的建筑群中，石缝中几棵杂树像虬龙般顽强向上伸展着，默默依偎着这座县城。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护城河仍是休闲垂钓的好去处，真应了苍海桑田、时过境迁的老话。
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从我记事起城墙就不复存在了，由于家在南城边，时常听到老人们讲起发生在城墙内外市井的故事，看到从老城墙上拆下来的城墙石、城墙砖，追溯家史，的确还真与城墙息息相关。我家祖籍是淄博市沂源县，1912年曾祖父带着全家“一担筐”逃荒来到了昌乐县南关街定居，起初曾祖父靠扛长活、打短工维持全家生计，初来时地无一垄、房无半间，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还时常遭到地痞的欺负。一次，实在忍受不下，年轻力壮的大爷爷立下生死文书，与那个地痞决斗一场，结果将他打翻在地，从此那家伙再也不敢在我家人面前耍横了。到南关苦熬了十余年后，祖父、三爷爷、四爷爷在昌乐火车站当了铁路工人，家境逐渐好转，于是在南关城墙边置房产9间，全家才有了安居之所。
原来我家的老宅背靠城墙，向南三进房子，站在城墙上看我家的天井，一目了然，东边一条窄窄的、长长的胡同直通向南关街(原南关集贸市场)。后来，上世纪八十年代进行房产登记时，听村里的老人讲旧时这都属于官地民房。生活在此的先辈们听惯了城墙内的更鼓之音，饱受了旧社会的生活困苦，亲历了日寇、国民党的残酷统治。“七七”事变后，四爷爷因参加铁路工人秘密革命活动，不幸被日本鬼子抓到坊子宪兵队，遭受了老虎凳、灌凉水等酷刑拷打，差一点被活活打死，最后因证据不足才被花钱保释出来，回来时已气息奄奄。日本鬼子进昌乐城是1938年农历腊月初八，父亲那年7岁，全家老幼逃到乡下亲戚家去避难，只留下了爷爷和父亲，一群小鬼子拆下我家的门框在后院点火取暖的场景，至今仍深深印在父亲的脑海里。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县长张天佐统治昌乐，推行“强化反共治安”政策，草菅人命，残酷杀戮。为了制造恐怖，每当有革命志士或所谓“八路嫌疑”的无辜百姓被杀害后，还砍下头颅挂到城门洞子上方示众，当父亲上学路过城门时，血淋淋的人头吓得他不敢抬头，后来途经城门每每都会心惊肉跳，生怕遇到血腥的一幕。我家的老宅也随动荡的岁月而飘摇，到1948年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妄想依靠坚固的城墙负隅顽抗，在城外修碉堡、挖壕沟，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国民党守军划定“军事障碍”区时，强行将我家在内的成片房屋拆得片瓦不存，拆下来的砖石木料用来修筑了城防工事，全家又被迫露宿街头，无家可归。在我解放军的严密围困之下，城内粮食物资极度匮乏，国民党兵疯狂掠夺老百姓，民不聊生，城外时有来自城墙上守军的流弹飞出，造成无辜平民死伤，我村一秦姓家的儿子就被子弹击中腹部而丧生。人民在战乱中煎熬，期盼着早日得到解放。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派出飞机空投物资，却大多落到城外，城楼上的国民党兵眼望着空投物资被围城的解放军抢去，气得乱喊乱骂。尽管国民党费尽心思想以一城一地与我军抵抗，怎奈是政治腐朽，日落西山，城墙再坚固也挽救不了其失败的命运。1948年4月，守城的张景月、徐振忠部待援无望，眼看大势已去，遂从东城门弃城而逃。国民党撤退的那天夜晚，天突降大雨，雨水淋湿了屋上的麦草，使得守城顽军放火烧城的阴谋没能得逞，这真可谓是天佑昌乐一方啊!
在解放军嘹亮的军号声中，昌乐县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这座古老的小城浴火重生。解放后穷人翻身当家作主，大爷爷、爷爷怀着对党的朴素感情，积极投身土改、入社等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成为南关村解放后的第一批党员，并先后担任过村里的主任、大队长。父亲从小目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在吴家池子中学上学时受进步老师的影响，初步接受了革命思想。1948年昌乐解放后，为迎接全国解放，华东局在潍坊创建华东工商干校(该校后来迁到吴家池子中学，也就是现在的昌乐一中)，学员是为淮海战役胜利后接管大城市准备的干部，当时，父亲与叔伯大爷双双报考了华东工商干校，从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后来大爷南下去了浙江杭州，父亲参军到了福建前线，我家后人深受影响，先后又有四人光荣参军。家里的老宅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几次翻建，1992年翻建房子时在屋基下曾挖出过一块石碑，这是一块明万历年间修缮城墙的记事碑，由于当时疏忽，被建筑工人埋在了基础下面，至今想起仍觉非常遗憾。这块记事石碑已历经四百多年的沧桑，今天仍深埋在老城墙旧址下，无时无刻不在铭记着昌乐的历史，待到它重见天日之时，一定会重新闪烁出流光异彩。
古城与地名
地名是历史留下的符号，里面浸透着许多值得探寻的信息。现在昌乐城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给人们留下印记最多的大概要数古城的地名了，按地理坐标命名的地名有：东门里(今步行街县财政局南路口西)，南门里(今县府机关幼儿园南路口)，北门里(故城路县委院北墙附近)，西门里(今县府南家属院南)，西门里北是文庙，因封建旧制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之礼，所以西门平时是不开放的，老百姓出行、耕种都要绕道进出城门，多有不便。县门前(今利民街原人武部前)是原县衙所在之地，有喜雨泉石碑为记;东阁子(今南关东首)、西阁子(今西村)，故城街(今故城路)在老县城的东西中轴线上，这条街上的大十字口(今县国税局南故城路与城里街交叉路口)是城里繁华的商业中心，古时店铺林立，南商北贾多会于此，叫买叫卖东西相闻。
商业的繁荣发展带动了人口由农村向城里的迁徙，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逐步在此定居，千家百姓，和谐相处，融合形成了县城独有的民风民俗。以商业活动命名的有当铺巷、三座楼等;以原居民姓氏命名的地名最多，如：阎家巷、杨家巷、董家巷、李家胡同、秦家胡同、刘家胡同、赵家胡同、冯家胡同、夏家胡同、丁家胡同、李家场园、马家场园等，凡此地名大都是其先祖或是名门望族，或颇有影响，如阎家巷一门七进士永彪史册，实为古代科举制度的奇迹，反映出古代昌乐先民就有尚学重教之风。环拥在城边的村庄，也有好多是以据县城远近为名，如：南三里、北三里、五里庄、七里沟、八里庄等;以县城政治活动为名的有：五里堡、十里堡、申明亭、西店等;历史上城里祠庙较多，规模较大的有：城隍庙(今县政府驻地)，关帝庙(在南门外城西，今南关村)，文昌阁(今南关东首)，龙王庙(东门外，今东关)，卧佛寺(在城西南，今西村)，孤山行宫(在南门外，今南关)等。东关、南关、北关因地处东、南、北门之外而得名，记得儿时经常嬉戏玩耍的杨家巷北口墙上曾有一幅覆盖了整个屋山墙的广告，广告白底蓝字，上面美术字书写“仁丹”两个大字，过去只知是那种小药丸的广告，后来从文献中方知里面隐藏着一个日本侵华的军事秘密，名为广告，实际上是日军的路标，书写“仁丹”字样的是可以通行的巷子，这则广告成为日本侵华的实物见证。县城虽小，却有着与大城市不同的民间风格;街巷虽狭窄，却充满了醇厚的乡情，密集居住在城区的居民，彼此间相知相熟，民风淳朴。每当行走在这些背街小巷，偶尔看到一处青砖黛瓦的百年老宅，或许只是一处斑驳的屋墙，虽然有些灰暗苍桑，但在我心里始终感到亲近明丽，有时依稀梦见巍峨的文庙大成殿，肃穆的县衙大门，巧夺天工的戏楼、雕龙画凤的石牌坊，还有高高的城墙……而现在，这些反映城市历史的符号越来越少了，在林立的高楼大厦前，这些建筑虽然有些渺小，但一座没有历史文化沉淀的城市却更显得苍白。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我爱家，我爱家乡，挚爱家乡的文化和历史。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山这水更加依恋，感到生于斯长于斯是那样的幸福。有了城墙，自然就有了城里人的称谓，有时与朋友聚会闲谈，谈及家乡的话题，有人开玩笑说我是“城里人”，听后感到有些酸楚，其实这里面多少有点对“城里人”的误解。过去的城里人虽家住城里，大部分还是以耕种为主，跟农村并没有大的区别。昌乐县解放前只有少数的作坊式工厂，专业工商业者很少，大部分都是半工半农、半商半农。1948年昌乐解放后，由于社会主义优越制度，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才出现了真正意义的非农业户口“城市人”。随着近年来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我县城乡建设日新月异，旧城喜换新颜，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座具有现代气息的新城。新路、新街、新区，地名也是清新的。昌盛街、恒安街、新城街、宝通街四通八达，公园、绿地、河流、青山清新迤逦，就连我这生活在昌乐四十多年的老“城里人”，也时常报不出新地名、新小区，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我刚刚熟悉的小城仿佛一夜之间变得陌生了，我也由此而感到了城里人的自豪。
城中的老事
小城故事多，有苦也有乐。说起城墙，也要讲讲发生在旧城的一些轶闻趣事，这些故事虽没见诸于史册书籍，但在小城一邑却几乎家喻户晓，成为老人们茶余饭后拉呱最多的话题。过去南关曾有众多古迹，文昌阁位于大街东首，又称东阁子，东阁子南边是观音庙，东厢供奉着炉姑神像。每年三月初三立为炉姑庙会，此庙终年香火不断，成为本地乡民祈福的圣地。日寇侵华时期，日本鬼子在昌乐县城烧杀奸淫，无恶不作，鬼子的暴行激起了本村一汉子秦光三的愤怒，暗下决心要戏弄鬼子一番。一天，秦光三路见几个鬼子兵，笑眯眯地上前搭话：“太君，那边花姑娘的有。”鬼子一听喜出望外，把手一挥：“前面带路的干活。”秦光三假惺惺地将鬼子带到炉神庙前，往庙里一指：“花姑娘里面大大的有。”鬼子们兽性大发，淫笑着冲了进去，见鬼子上当，秦光三悄悄地溜走了，鬼子在庙里转来转去没有找到人，方知上当，又怕冒犯神灵，只好扫兴而归。此事乍一听虽然有点滑稽，但从秦光三的身上我分明看到了鲁迅笔下阿Q的影子，在杀人成性的鬼子面前，一个农民勇于站出来戏虐敌人，这也许算不上是“革命”，但这件事也确实让日本鬼子领教了中国农民的计谋。
小时候，父亲多次讲过抗战时发生在南关水井旁打鬼子的故事。那时听来，远没有《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那样精彩，场面也比不上《红高粱》那样惨烈，知道此事的老人现在大多已记不清故事发生在哪年哪月了，甚至连这位英雄的名字也记不清了。正当我苦无寻觅时，乡人给我提供了英雄后人的线索，其外孙女李女士恰巧和我住在同一单元，于是，从她的口中我清楚了这位英雄的真实故事。英雄叫赵玉梅，东关人，抗战时在昌乐县长张天佐部当连长。此人枪法准，打仗勇敢，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多次立功，很得张天佐的赏识，张天佐大本营转移至营丘镇仓上村后，赵玉梅曾多次秘密潜入县城打探敌情。由于他对城里的地理熟，又胆大机智，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务。一日，他受命独自进城侦察，见两个小鬼子在东门外东闯西撞，便悄悄地尾随其后，鬼子出城想寻欢作乐，当行至南关老水井旁时，他将身一闪，掏出驳壳枪，从鬼子背后连开数枪，两鬼子顷刻毙命，英雄扛起鬼子的“三八大盖”枪，钻进高粱地直奔仓上村的大营而去。后来，鬼子到南关疯狂报复，烧毁房屋二十多间，将井旁居住的村民用铁丝捆在树上严刑拷打，最后伪县长王瑞周出面担保才得以幸免，从此以后鬼子再也不敢轻易出城骚扰百姓了。这则故事虽不见波澜壮阔，但却是真实的，是乡人的骄傲，至今想来，儿时认为故事平淡的想法很是肤浅。
抗战时期，中华大地上曾涌现出成千上万个抗日英雄，有些虽名不见经传，也未经塑造，却在民间口口相传，其事迹比起耳熟能详的那些来毫不逊色。小时候时常缠着大人讲故事，有关打鬼子的故事更是百听不厌。一次，二姨夫拉起鬼子时期的一段往事，颇感有趣，至今仍时常跟同辈和孩子们说起。二姨夫少年时期正值鬼子统治昌乐，一次，他与伙伴在北关村庄稼地里玩捉迷藏，不知是哪个小伙伴拾到一颗“小甜瓜”鬼子手雷，顿觉稀奇，可几个人谁都不敢往家带，推来让去就到了二姨夫的手上。二姨夫嘴上说“俺不要，俺不要”，随手往外一丢，不想磕到了引火，手雷“轰隆”一声炸了，一个孩子被弹片划破了头，血流到了脸上，几个孩子顿时吓坏了，各自撒腿跑回家去。火车站炮楼上的鬼子听到爆炸声，误认为是游击队来袭，慌忙集合，顺着爆炸升起的烟尘包围了那片庄稼地，乒乒乓乓胡乱放了一阵枪，见没有动静，方才收兵回城。虽是虚惊一场，可二姨夫从此在同龄人中有了一个老实孩子会玩手雷的名声，留下了这段纯朴又搞笑的故事。
小学校与地主私宅
我小学是在南关小学就读的，这虽是一所不足十个班的小学校，但它的历史还是蛮悠久的，早在1912年(民国初年)就已设南关初级小学，开始在关帝庙，解放后迁到南关街，当年同时设立的还有城里的卧佛寺小学、北关小学。这所逾百年的小学于2010年合并到了西湖小学，终于没有等到它百岁华诞，想来有些伤感，因为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我上一年级是在1974年，那时的南关小学在今南关街李家胡同以东，解放前是本村一杨姓大户人家的私宅，宅子很大，分东西两院，有北屋、南屋、东屋、西屋数十间。一年级是在东院上的，这一年共招收了两个班，一班在北屋，二班在西屋，北屋是正房，村里人习惯称之为“台屋”，“台屋”因有高高的青石台阶而得名，其灰砖青瓦，重梁密檩，在当时算得上是有名的“豪宅”了。童年时，当我第一次怀着求知的渴望走进这座高大的教室，无上崇拜地聆听了老师讲的第一堂课，从此在朗朗的读书声中开始了人生的启智之路，在懵懵懂懂中催生出童年无尽的梦想。
那时正值“文革”后期，我们上学接受的是正规的革命教育，教材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记得小学一年级语文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为《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轰隆隆，哗啦啦，打得美国鬼子回老家!》了了数语，却在每个学童幼小的心田中埋下了热爱领袖、热爱党、憎恨帝国主义的种子。教室的后墙是南关大街，当时设立着一面黑板报，黑板报上经常会出现各种大字报、小字报，当时在信息闭塞的年代，黑板报成为社员关心国家大事的重要载体，出于好奇我也时常光顾，怎奈因识字太少，内容多不理解，但板报上的一些漫画至今还是记忆犹新。如“孔老二”举刀诛杀少正卯，孔圣人给我的第一印象俨然是一个“刽子手”，与薄衣宽带、躬身施礼的孔子行教像大相径庭。到1975年，忽然一夜狂风暴雨，校园里墙上糊满了大大小小的大字报，刚刚学会拿毛笔的我，也与所有同学一起胡乱“画”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听老师说是批判“走资派”邓小平的，谁不批判谁落后，所以同学们自是不甘落后，只管尽情涂鸦，有文字、有漫画、有诗歌，各种体裁应有尽有，当时被打倒人的名字都是颠倒过来写的，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年代。懵懂的我全然不知邓小平是何许人也，也不知为啥批他。
1976年的寒冬袭来，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举国同悲，山河共泣。当人们还没有从失去总理的悲痛中摆脱出来时，9月9日下午4时许，我们正在上课，忽然听到外面陈老师泣不成声地喊到：“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了!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了!”上课老师惊慌地跑出了教室，教室里顿时一片沉寂，我们放下了手中的课本，茫然地凝视着窗外，空气仿佛凝固了一样，只见两个女老师抱头哭成一团。不知过了多久，眼泪汪汪的老师回到教室，哽咽着向我们宣布了这一噩耗，教室内立即哭声一片，同学们再也按捺不住情感的闸门，纷纷趴在课桌上大声痛哭起来，止不住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浸湿了课本，哭泣声传到了校外……一群不懂事的孩童隔着门缝窥视了眼前的一幕，忙回家报信给家长，“学校里出大事了，老师关起门来让学生们一齐哭起来了。”当时悼念毛主席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心潮澎湃。岁月虽改变了我的年龄，但对伟大领袖无比诚挚的爱戴却难以忘怀，怀旧中幡然领悟到当时人们对失去领袖的悲痛是发自内心的，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37年过去了，我已年过不惑，家搬了多次，家具也换了几次，但从老家带出至今仍珍藏的物品当属家中的毛主席塑像了，这尊塑像已成为我家的传家宝，值得我永远珍藏，我要让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永远记住敬爱的毛爷爷……
五百年岁月蹉跎，几十载风雨飘摇。小城远离了战争的烽火，沐浴了盛世的春风。城墙的修建，凝聚了昌乐古代先民的勤劳和智慧，城墙的隐去，给昌乐人民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后人奋发图强，建设美好家园。
老子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限放大的昌乐县城，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咏叹着昌乐人民生活今昔的变化。
最美的地方永远是家乡，无形的在记忆中永远是有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