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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20-06-17 09:47
鄌郚总编

二十里堡烟业往事

  二十里堡烟业往事

  1913年,大英烟公司烟叶部技师沿胶济铁路进行调查,发现山东潍县二十里堡地区不仅有种植土烟的历史,而且靠近铁路便于运输,遂与山东路矿公司矿务部签订合同,在此建立试验农场。
  1914年,试种美种烟成功后,大英烟公司又千方百计给出了种种“优惠”,诱导农民种烟。一部分试水的烟农获利颇丰,引发种烟者骤增。短短几年,美种烟种植区域以潍县南部为中心,沿胶济铁路线迅速扩大至安丘、昌乐、益都等县,产量以几何速度增长。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大英烟公司用瞒天过海的伎俩在二十里堡购地,建起了两个烤烟厂。
  1919年,中美新闻社派特别调查员到二十里堡、坊子一带采访。此时,烤制美种烟的烘房约有8000间,烤烟工不下3万名。1924年,青年学者蔡受百也来潍调查,他了解到,青岛港口运出的美种烟,多数由潍县的二十里堡、坊子发货,而此时烤制美种烟的烘房已增至约12000间。每到收获季节,来二十里堡地区收购烟叶的除了大英烟公司外,还有中国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及日本的多家公司。烟草产量上升迅速,虽然收烟公司不断压价,再加上政局不稳,运输不畅,烟农收入大受影响,但直至1937年,山东烟草种植业仍然是黄金时代。
  本期撰稿:李之凡
  主编:马道远 副主编:李海滨
  值班主任:王兵 美编:王蓓
  校对:封敏(A1、A7、A8)代进(A2-A3)
  曾艳(A4-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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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烟企建立试验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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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年前,全球最大的烟草公司英美烟公司的子公司大英烟公司,派员到潍县沿胶济铁路一带烟区考察,确定在潍县二十里堡区租地开办试验农场,试种美种烟。此前,大英烟公司在威海试种美种烟未成功。他们认为,无论基础条件还是交通、煤炭资源,潍县烟区都要比威海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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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里堡一带 进入老外视野
  1913年的金秋时节,大英烟公司烟叶部美籍烟叶技师葛利高力、布洛克、皮垂、魏得克、文斯德等,带翻译夏明斋、张桂棠,沿胶济铁路坊子、二十里堡、潍县车站一线进行调查,确定在二十里堡、坊子一带试验种植美种烟。
  美种烟又称烤烟、熏烟。在大英烟公司引入烤烟之前,中国种植的全部是土烟,又称晒烟、笨烟。美种烟原产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香味浓,品质好,摘叶后入烤房烘烤,呈金黄色,是制造卷烟的上等材料;土烟劲头大,烟味辣,品质不及烤烟,晒晾后多为褐色或深褐色。一年之前,葛利高力和布洛克在威海孟家庄试种未获成功,他们想到了既有基础又有资源的潍县南部烟区。
  所谓基础,是潍县有着烟草种植的传统,他们“估计潍县附近地区种植的烟叶每年有150万磅”;所谓资源,一是有铁路便于运输,二是有煤炭利于烘烤。让他们感到惊喜的是,实地考察发现,“这里的土壤和一般的植物与威海卫的相似,而在这一地段建立农场具有优于威海卫的以下有利条件——可以种植的数量是无限的,沿铁路线种植烟叶的田地有50英里长,生产区宽约20英里”。
  在青岛,他们与山东路矿公司矿务部董事施米特(又译司米德)协商,租用矿务公司沿铁路线的土地。1913年10月29日,施米特致函德国瑞记洋行:“我们愿意将这块土地按2008平方公尺为一亩,每亩5元之价格出租给英美烟公司作试验之用。租金预先支付,但如中国政府反对英美烟公司使用这块土地时,英美烟公司必须承担全部风险,我们不负任何赔偿之责。关于此处涉及之土地的大小和位置问题,我们的内地分公司给我们的来信如下:在坊子和二十里堡之间我们拥有60.8亩土地,每亩为2008平方公尺,目前这些土地已租借给中国农民。合同有效期到1914年3月底,但是,大约在中国新年时提早收回这些土地将不至有什么困难,因为租户只按这个日期计算。”
  此函来源于颐中烟草公司档案,收入1983年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这是目前查到的烟业史料中最早提及二十里堡的记载。
  山东路矿公司矿务部的前身是山东矿务公司。1898年,德国强占胶州湾,随后成立了攫取在山东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权力的两家公司——山东铁路公司和山东矿务公司。按照《胶澳租借条约》,山东矿务公司享有胶济铁路沿线30华里内的采矿权。1899年,山东矿务公司在坊子设立机器矿局,开掘坊子煤矿。1913年1月1日,山东矿务公司并入山东铁路公司,新公司名为山东路矿公司,分设铁道部和矿务部。
  德国瑞记洋行是山东采矿公司的大股东,山东采矿公司是德国另一家攫取山东矿产资源的公司,拥有潍县(坊子除外)、沂州、沂水、诸城、烟台五地的采矿权。英美烟公司是大英烟公司的控股公司,在山东寻找美种烟种植基地的工作,是由大英烟公司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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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订租地合同 建立试验农场
  1914年1月1日,大英烟公司与山东路矿公司矿务部签订合同,“位于二十里堡和安丘之间的潍县和马司地区,丈量面积计60.8大亩,约合30英亩”,由大英烟公司承租,作为美种烟试验农场。
  这片土地的具体位置在坊子车站以西的前埠头、后埠头村、石拉子村。石拉子村向北,依次是二十里堡村、邵家庄、二十里堡车站。大英烟公司美种烟试验农场所占土地,属于前埠头、后埠头、石拉子三个村。
  这片土地在胶济铁路西侧,紧靠铁路线,原在德国人攫取土地的范围之内。德方又将土地租给当地农民种粮,到1914年3月底合同期满。山东路矿公司矿务部强行收回,1914年1月与大英烟公司签订合同,转给大英烟公司。
  大英烟公司人员的办公室、住宅及烟叶收购场、复烤房、烟叶仓库,在“坊子店”(又称坊子客栈)附近,潍县城通往马司、安丘的大路旁,系租用德国人所建房屋。
  有关英美烟公司在潍县试种美种烟的史料中,多称在坊子试种,也有例外——上海英美烟公司代表狄克生1923年9月13日致函济南英国总领事,其中写道:“1914年本公司在中国各省份以高昂代价进行漫长的试验之后,发现二十里堡地区适宜于种植烟叶。”
  准确地说,到底是坊子还是二十里堡?
  大英烟公司美种烟试验农场所在地,呈南北长条状,北侧是石拉子村的土地,临近二十里堡村,再向北过了邵家庄是二十里堡车站;南侧是前埠头、后埠头两村的土地,向南不远是临近“坊子店”的试验农场办公和宿舍区,向东二三里路是坊子车站。
  民国《潍县志稿》记载,1910年至1928年,潍县划为16个区,其中二十里堡、坊子一带为二十里堡区。1929年改为11个自治区,包括城区和10个区,二十里堡、坊子一带属第一区。1930年缩为10个区,原城区改为第一区,第一区改为第十区。二十里堡站所在地为新民镇,坊子站所在地为坊子镇,前埠头、后埠头一带属西路乡,石拉子等村属沙窝乡,二十里堡等村属南堡乡,新民、坊子两镇和西路、沙窝、南堡三乡均属第十区。
  大英烟公司美种烟试验农场初建时所占土地,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应当属于二十里堡区。那么,为何多将美种烟试种地称为坊子呢?主要是因为坊子的名气要比二十里堡大。
  坊子之所以有名,源自德国人开掘的煤矿。坊子所产煤炭,在德方开矿之前一直称为潍县煤或潍县炭。山东矿务公司在此设立机器矿局,以附近道路旁边的旅店“坊子店”之名,命名为坊子机器矿局,1913年1月改称坊子矿场。德国人为方便从坊子运煤,修建胶济铁路时特意向南拐了一个大弯,在煤矿附近建了一个二等站,仅次于青岛、济南车站,与潍县车站平级。该站最初名为张路院站,1902年6月胶济铁路由青岛通至潍县,1905年更名为坊子站。随着煤矿的开掘,这里“洋人颇多,矿务日形发达,地方遂日渐繁富,酒馆、电灯亦皆添设,铺户日有加增”。据民国《潍县志稿》所载史料分析,1929年始设立坊子镇。潍县商埠1904年开埠,一直没有进展,数年后还是一片庄稼地。山东方面曾经计划,将潍县商埠从城南一带改移坊子。此计划虽未实施,但由此可见坊子地位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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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链接
  英美烟公司概况
  英美烟公司是清末至民国对中国烟草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一家国际烟草公司。有关史料及研究文章述及英美烟公司时,称谓颇为繁杂,原因在于这个庞大的国际托拉斯内部架构繁复,变化较大。
  英美烟公司的组织架构及演变,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1902年9月,英国和美国6家烟草公司共同出资600万英镑,成立英美烟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英美烟公司,总公司设在英国伦敦。1903年7月,美国香烟公司在香港成立,作为英美烟公司的子公司获取在中国的业务。1905年9月,美国香烟公司改名为大英烟公司。1919年2月,驻华英美烟公司在上海成立,该公司拥有大英烟公司大部分股权,被指定为英美烟公司在中国(包括香港)的独家代理商。此后,英美烟公司在中国(包括香港)的烟叶收购业务由大英烟公司负责,烟草经营业务由驻华英美烟公司负责。
  1934年9月,颐中烟草公司成立,接管驻华英美烟公司在华业务,11月接管大英烟公司在华业务。12月,英美烟公司与颐中烟草公司签订合同,授权颐中烟草公司用英美烟公司商标在中国制造香烟、经营烟草(包括收购、烘烤等)。
  1936年12月,驻华英美烟公司、大英烟公司注册地点移至香港。
  1941年12月,英美烟公司在上海地区的托拉斯公司由日本陆海军接管,其中包括颐中烟草公司。
  数十年间,无论子公司如何调整,但母公司——英美烟公司一直没有大的变化。由上分析,1905年9月到1919年2月,在中国实际运作的是大英烟公司,但有些资料习惯地沿称英美烟公司;1919年2月到1934年11月,烟叶收购业务由大英烟公司负责;1934年9月以后,烟草经营业务为颐中烟草公司,11月开始,烟叶收购亦交颐中烟草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业务陆续被日本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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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政府派员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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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英烟公司在潍县试种美种烟获得成功,试图与中国官方合作。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周自齐高度重视,农商部农林司司长陶昌善带人赴潍调查。陶昌善等经过深入了解,形成长篇调查报告,在国内报刊首次介绍美种烟种植和烘烤方法,建议政府提倡种植烤烟,防止中国烟草业被外国资本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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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高层安排 前往潍县调查
  1914年秋,在大英烟公司烟叶部美籍烟叶技师布洛克主持下,试验农场试种美种烟获得成功。
  此间,翻译张桂棠结识了老乡田俊川。田俊川又名田联增,河北保定人,原为胶济铁路的职员,1912年辞职经商,在坊子车站附近开设“同益和”字号,经营酒类及罐头等。张桂棠字筱舫,天津人。1935年前,天津属河北省省辖市,两人同为河北老乡。
  烟叶上市之时,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无暇东顾,借英日同盟之名,联合英军出兵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1915年2月2日,日本秘密向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提出攫取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经过3个多月谈判,5月25日签署《中日民四条约》,日本夺去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局势的变化,丝毫没有影响大英烟公司种植基地的发展,因为英国与日本为“同盟”,英法等协约国与德奥等同盟国开战,日本站在协约国一方,于1914年8月对德宣战,进攻青岛的军队中就有部分英军。发生变化的,仅仅是大英烟公司向德国山东矿务公司所租的土地,改为向日方缴纳租金,“其租价每年共纳洋1000元,前由英领事馆转交德领事馆,今则归日本领事馆接收”。
  1915年,布洛克按照大英烟公司总部要求,进一步扩大种植,并将试验农场及扩种事宜交由翻译夏明斋、张桂棠具体操办。夏明斋是威海人,作为翻译,曾帮助布洛克在威海孟家庄组织农民试种美种烟。张桂棠则找到老乡田俊川,鼓动他承包了试验农场,并利用人脉关系,动员周围村庄农民种植美种烟。
  大英烟公司烟叶部主任(又称部长)葛利高力赶往北京,与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周自齐进行磋商,希望将在潍县所办种烟事业,交归政府接收办理,可以雇用美国技术人员。周自齐没有答复,但他同意由大英烟公司帮助在津浦线上建立一个试验站。葛利高力承诺,派一名得力的烟叶技术人员前往,雇用期为两年。
  周自齐是山东单县人,民国初年担任山东督军兼民政长一年有余,无论感情还是职责,他都不能对大英烟公司在山东的行为无动于衷。1915年秋季烟叶收获季节,他派农商部农林司司长陶昌善、农商部技正及秘书谢恩隆赶往潍县,实地调查。
  陶昌善又名陶山,字俊人,浙江嘉兴人,毕业于北海道帝国大学农科,回国一直在政府农林部门任职,时年36岁;谢恩隆字孟博,广东番禺人,曾留学美国、德国,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硕士,时年33岁。两人在二十里堡、坊子一带深入农户调查数天,并访问了葛利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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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调查报告 介绍种烟烤烟
  陶昌善、谢恩隆经过调查,形成了数千字的调查报告,删减后在次年的《农商公报》发表,在国内报刊首次介绍了美种烟的种植和烘烤方法。
  烟草播种的时间,在6月中旬至7月中旬。烟畦里撒上烟种,用筛好的细土覆盖。出苗后,再行间苗,“密者疏之,弱者去之”,并按时浇施粪水,助苗发育。等苗芽长高到30厘米,进行移栽。移栽时,每行距离将近一米,每株距离约80厘米。烟苗移种后,须施肥料,以豆饼为最佳,“以其易得而价亦较贱”。大雨之后,必须将土锄松,防止土壤结块,并清除杂草。
  烟草收获期为9月至10月,最晚到霜降。观察近根处的烟叶略呈红色,便开始摘采。先摘最底下的烟叶,陆续向上收采。烟叶成熟有早有晚,采摘时看情况而定。如果施肥过多,烟草产叶虽盛,但过了霜降,烟叶还没熟,收采之后,色泽青,品质差,价格低。施肥要有定量,但目前烟农还未完全掌握。
  烟叶干燥加工,传统的办法是日光晒,称作晒烟。晒烟费时多,色泽差,若连日阴雨,不能及时晒干,极易变质。大英烟公司试验农场建了5座烘房,小蒸汽室、大蒸汽室各一座。先将烟叶放入小蒸汽室湿润,然后分等级拣选,再装入烘房烘干。
  烟农们见这种烘烤办法好,纷纷仿效,但新建烘房又缺乏资金。布洛克安排夏明斋、张桂棠、田俊川进行指导,有能力建烘房的建新房,没有能力的用旧房子改造。
  烘房主体建筑与普通民房并无二致,改造起来很简单:将房前的一个窗户打开,建一个煤炉,煤炉连通屋内的传热铁管,铁管直径30多厘米。房内横架木杆,准备悬挂烟叶,上下九层,每层相距30多厘米,左右间隔30多厘米。
  对建新房的烟农,大英烟公司借给周转资金,建一座借给现洋20元,提供火炉、铁管等(折合现洋30元)。公司收烟时,按照6厘的年息,将烟农的借款及利息扣回。坊子到二十里堡一带的烟农,仿照此法新建和改建烘房已102座。
  烟农的一般烘房,烘烤时间约需5天。烟叶烘烤前,先将烟叶用小绳捆扎到烟竿上,烟竿一般为竹竿,有的用高粱秆代替。每两片烟叶捆扎一束,每束相距约10厘米。然后将烟竿悬架到烘房里的木杆上。第一天温度31℃左右,第二天43℃左右,第三天49℃至55℃,第四天逐渐高至82℃为止,烘至烟叶梗能随手折断为宜。温度表由大英烟公司免费发放,当时温度表为华氏温度,本文为便于理解,转换为摄氏温度。
  烘烤好的烟叶,晚上取出置于露天处,靠夜间湿气使烟叶湿润,然后将烟叶按品质、色泽分等级,每10张叠成一把进行捆扎,放在高粱秆编成的长方帘上,再用木板、砖石等物压紧,准备出售,这些烟叶为初烤烟。
  初烤烟还要进行再一次烘烤加工,主要目的是调整烟叶水分,便于安全储存,称为复烤。大英烟公司在坊子的办公区建有复烤烘房和烟叶仓库。初烤烟在烘房内烘干后,放入大蒸汽室,用蒸汽机器蒸15分钟左右,使烟叶湿润,装入大木桶内压紧,准备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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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推广种植 维护国家利权
  大英烟公司试验农场的外方人员共5名,其中1人为常驻员,其余4人随时由公司派来,“于春夏之时,分往各村乡传习种烟;至收烟时,则由各人分任评价、烘制、拣净、包装等事”。陶昌善、谢恩隆在调查报告中记下了5个人的姓名:Sam.F.Bulluch、E.B.Gregory、I.Whitaker、A.N.Spencer、H.W.Winstead。
  Sam.F.Bulluch即主持试验农场的布洛克,常驻农场;E.B.Gregory即大英烟公司烟叶部主任葛利高力,又译格雷戈里、葛瑞格立;I.Whitaker即魏得克;A.N.Spencer即皮垂;H.W.Winstead即文斯德。
  葛利高力赴京所说将潍县美种烟种植交中国政府之事,与陶昌善、谢恩隆见面时并未提及。但陶昌善、谢恩隆认为,大英烟公司在潍县主要是想收购烟叶,所置产业不过烘房数间,简单机器数件,所用房屋、土地,均系租用。这一带农民种烟素有经验,对于种植美种烟,也已很快学会。如果采纳葛利高力的方案,政府“既未得提倡之名,转多耗费之实”,不如另选地点,仿照他们的办法,推广种植烤烟,“广兴农利”,是为上策。
  葛利高力提出,大英烟公司多方调查,安徽凤阳府一带“尤胜于坊子”,但“外人不能在该处经营其事”,如果中国政府在此处提倡改良烟草,“愿助以烘烟机器”,所产烟叶可由大英烟公司收购,陶昌善、谢恩隆并不赞同,两人考虑,如果这样,大英烟公司“得利莫大”,农民“目前所得也较胜于平常”,但“将来买卖之权归公司操纵,恐亦难免”。
  陶昌善、谢恩隆了解到,坊子、二十里堡一带,“向为全省产烟最盛之区,以是地土质上层土为沙质壤土,轻松适度,下层土含砂亦多,水分易透,加之气候温暖,故种烟最宜”,这也是大英烟公司决定在此大力推广美种烟的重要原因。布洛克告诉他们,今年所产烟叶品质颇佳,可以用作制造哈德门香烟,质量能与三炮台媲美。布洛克还说,上海中国公司制造的香烟,如雄鸡牌等,是市场上最低等的香烟,均用中国土烟制成。
  当时中国传统的土烟品质不高,难以制造高档次的香烟,民族卷烟工业也极不发达,以“国际托拉斯”英美烟公司为代表的外国资本,对中国烟草业冲击极大。陶昌善、谢恩隆在调查报告中建议,政府提倡种植烤烟,尤须提倡种烟、制烟“双方并进”,“则权自我操,利不外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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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方百计刺激农民种烟
  大英烟公司试种美种烟成功后,决定在潍县二十里堡、坊子一带大面积推广。大英烟公司将推广种植业务交给了当地商人田俊川。为了引导烟农种植美种烟,大英烟公司给出了种种“优惠政策”,如传授技术,赠送烟种、温度表,低息贷款,赊销煤炭、炉条,高价收烟等。受利益诱惑,不少农民弃粮种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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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商寻求合作 官方予以拒绝
  1915年11月,陶昌善、谢恩隆从山东回到北京,向农商部总长周自齐汇报考察情况。12月21日,已经回到上海的大英烟公司烟叶部主任葛利高力,给周自齐发去一函,感谢他到京时对自己的盛情款待,并回复此前提到的选派烟叶技术人员一事。
  葛利高力提出的人选是布洛克,“他曾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和当地农民一起工作过,他的性情是这样好,以致可以保证他能够和一起工作的人及社会上的人们合得来”。
  葛利高力承诺,“假如布洛克先生由于某种原因不能接受选派的话,我们将给你另找一个合适的人”。他写道,“你派去坊子的那些先生会见了布洛克先生和我们的其他烟农,我认为他们会赞同我们的挑选的。我们将很高兴能听到你的回音,指示这个人在北京或其他你认为方便的地方向你报到”。葛利高力所称其他烟农,指其他美方烟叶技术人员。大英烟公司聘请来华的烟叶技术人员,多是美国、英国种烟地区有经验的烟农。
  在信中,葛利高力以美国人的方式提到了费用问题:一是布洛克的薪酬,“可以从1916年1月1日开始雇用这个人,雇用期为两年。他的薪水是每月墨洋(即墨西哥银元)350元,每月另加不超过墨洋100元的生活费”;二是差旅费,“在他服务期限结束时,要给他回北卡罗来纳的路费和必要的旅行费用”,同时“建议提供他从坊子到目的地的必要旅费”。
  葛利高力还对美种烟前期加工必须用的烘房进行了说明:烘房选择地点时,应考虑当地的燃料价格要便宜;烘房的费用因地而异,在潍县一座标准烘房建筑费用约200元,去年每套铁管成本约为35元;一座烘房可以烘烤4到5英亩烟叶,所需烘房的数目取决于种植烟草的亩数。
  周自齐如何答复葛利高力,没有查到相关资料。1915年3月,英美烟公司法律顾问柏思德从上海赶到北京,拜访周自齐。周自齐告诉他,政府今年并不打算建立种植烟叶的试验农场,暂时不需要布洛克先生的帮助。
  周自齐说,根据农林司长从山东回来的报告,烟农种植的美种烟,仅仅允许卖给大英烟公司一家,第一年价格较高,第二年就降了下来,而且有些美种烟大英烟公司拒绝收购,这种烟叶又不能卖给其他公司。种植美种烟的烟农对去年的烟叶收购价有很大意见,他们担心今年的价格还要低。
  因为对大英烟公司在潍县的试验农场情况不了解,柏思德不敢贸然作答。3月14日,他等不及回上海,就写信将情况告诉葛利高力:如果能搞到数字和实情,并去拜访部长(指葛利高力)将是很好的事。周自齐总长说,假如你来北京,很乐意见见你;如果你决定来北京而我不在的话,可通过美国商务参赞阿诺德安排和周总长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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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种植规模 交由华商承包
  1915年底,大英烟公司在二十里堡、坊子一带种植美种烟第二年的收烟期结束,布洛克考虑下一年度如何再行扩大推广。翻译张桂棠与上一年参与美种烟种植推广的田俊川商量,由田俊川直接承包。经过一年“试种”摸到了窍门,又有老乡张桂棠支持,精于算计的田俊川感到有利可图,一口答应。当然,少不了张桂棠的“好处费”。
  1916年2月19日,布洛克以大英烟公司名义与田俊川的“同益和”号签订正式合同。合同对试验农场的地块进行了详细说明:“公司在1914年1月1日曾向青岛山东路矿公司矿务部租借几块土地,用于农业目的,此项土地于上述租约内载明为‘几块和几片土地’,位于二十里堡和马司之间的潍县和安丘地区,丈量面积合计60.8亩。”
  这里“位于二十里堡和马司之间的潍县和安丘地区”的表述,与前文所引大英烟公司1914年1月1日与山东路矿公司矿务部签订合同的表述“位于二十里堡和安丘之间的潍县和马司地区”,不仅矛盾,而且都有错误。
  两份资料均来源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1983年版),原为颐中烟草公司的英文档案。之所以出现矛盾和错误,应当是翻译的问题。马司为潍县南部的一个村,准确的说法应是“位于潍县的二十里堡与马司之间临近安丘的地区”。
  合同共6条,双方作了如下约定:
  大英烟公司为“同益和”提供所需要的烟叶种子,并指导育种、种植、管理、收获、烤制,以及收购前的加工。
  “同益和”同意提供全部必需的肥料,并承担费用;同意负责招雇烟草种植、管理、收获、烤制和加工所需的农民和工人,并承担其费用;同意其雇用的农民和工人按照大英烟公司指导的方式,进行栽培、种植、管理、收获、烤制和加工。如果大英烟公司的指导未能得到执行,大英烟公司或公司代表有权雇用农民和工人,所需费用从“同益和”售烟的费用中扣除。
  “同益和”同意烘烤按合约中规定种植的烟叶,承担烘烤费用,自行建设烘房。在合同期内,“同益和”不得使用大英烟公司的烘烤设施。
  收获的烟叶烘烤后,应按照大英烟公司指导的方式,分等级捆束打包,然后立即运交大英烟公司,大英烟公司将按规定付给“同益和”费用。这些费用须扣除大英烟公司在栽培、种植、管理、收获、烤制和加工中可能支出的其他实际费用,大英烟公司技术人员提供的服务除外。
  这份合同适用于1916年收成的烟叶,大英烟公司不放弃试验农场的所有权。其中规定,无论何时,必须考虑到大英烟公司完全和实际拥有上述租借土地的所有权。
  “同益和”无权使大英烟公司受到任何约束或负有任何债务,对于由“同益和”或其雇用的农民或工人引起的大英烟公司利益受损问题,“同益和”同意向大英烟公司偿付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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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重手段诱导 农民弃粮种烟
  合同签订,田俊川招雇有种烟经验的农民,下力经营60多亩地的试验农场。同时,继续配合大英烟公司在周围村庄推广种植美种烟。
  颐中烟草公司烟叶部1947年7月11日的备忘录记道:“1915年,在公司指导、训练之下,少数农民开始试种。1916年,种烟人数大增。公司专家奔走全区,加强训练农民种植及烤烟。”
  英美烟公司1923年9月13日致济南英国总领事函中述道:“1914年本公司在中国各省份以高昂代价进行漫长的试验之后,发现二十里堡地区适宜于种植烟叶。于是他们即着手工作,以最现代化的烟叶耕作方法指导和帮助附近的农民。他们派遣了一些种植烟叶的外国专家到山东,为的是教育指导农民们以及照料烟叶收成,他们给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弗吉尼亚种子。他们还贷款给农民并帮助他们建立装有合适的暖气管的烤烟棚,以便烤制烟叶。这些努力的结果得到了显著的成功。”
  信函中所说的弗吉尼亚种子,就是当年大英烟公司推广种植的美种烟,老百姓俗称“大麻叶”。
  田俊川上年动员南屯村(今属二十里堡街道)农民张风彩、于建伟种植美种烟,两人又约了几个农民进行试种。大英烟公司煞费苦心,以种种优惠手段刺激农民种植美种烟:传授种烟技术,免费赠送烟种、温度表,低息贷款,赊销煤炭、炉条,高价收购烟叶。这年秋,烟农出售烟叶获利,竟高出种谷物收入的五六倍,有的达八九倍之多。1916年,为厚利所诱,种烟者骤增,仅南屯村就有20%的农民种植美种烟。
  有关史料记载,1916年,由大英烟公司贷款,张风彩租地60亩,种植美种烟,大发横财,当年买进土地30亩。这年春,茂子庄有一王姓农民,家有几亩薄田,收成不好,生活困难,想卖掉田地闯关东。一天,他路经坊子车站,恰逢大英烟公司在免费发放烟种。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领了烟种,按照大英烟公司技术人员所教方法,将全部土地种上美种烟。当年秋,卖烟收入竟达1000多元,相当于现在的20万元。坊子车站以北的前宁家沟村,刘垮龙一家种烟6亩,共烤制烟叶1200斤,收入300元左右,相当于现在的6万元。二十里堡以东,过了铁路的大营子村的商克周,与同村3个种烟户合盖了一座烘房,当地人称为笼屋。这年他们装烟竿800支,出烟1000多斤,收入25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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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瞒天过海购地建烤烟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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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获的烟叶经过烟农初次熏烤,再润湿分级、扎捆,售予大英烟公司。鉴于收购的烟叶潮湿,不利久存,大英烟公司决定在二十里堡建立烤烟厂,进行复烤烘干。按北洋政府规定,外国人不得在租界之外买地。他们想出一招,借用买办张桂棠名义购地,再行“租用”建厂,瞒天过海,糊弄中国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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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烟叶诸事 靠中间人打理
  田俊川一方面承包了大英烟公司的试验农场,并帮助大英烟公司推广种植美种烟,另一方面作为大英烟公司的买办——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在烟叶收获期负责收购烟叶。
  田俊川的“同益和”号,便成了他从事烟叶收购业务的办公室,称为华人账房,或中国账房。
  最初,布洛克与张桂棠商议,将田俊川聘为大英烟公司的职员,但田俊川没有答应。在生意场上混了多年的田俊川,自有他的小算盘:如果成为公司职员,要受到公司的约束,不如与公司订立协约,自己单独干。
  田俊川算了一笔账,他的佣金按照收购烟叶总额1%计算,不仅能够养住200名左右华人账房的职员,而且获利远远超过“同益和”利润的几倍、十几倍。
  日本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在一份调查中写道:“因为他能从佣金中提出必要的经费进行各种活动,当然可以不必再向公司方面要求支付任何额外薪金。倘使他再拿公司方面的薪金,他本身就变成被雇用者,因而也就不能作自由的活动,同时他对一向经营的同益和字号那样的工作也就难以兼顾。因此他始终没有接受英美烟公司的薪金。”
  布洛克他们这些外国管理和技术人员,并不直接与烟农打交道,仅仅是在收烟时负责验烟、评级,其他一切事宜均通过中国人来办。日本方面的调查记道:“当收买所新设之际,华账房当时曾与官厅当局办理交涉,如土地房屋等租赁手续等等一切事务工作,都是用华账房的名义(田氏自己的名义)进行的。华账房对于烘焙室的建造,也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烟农的指导及斡旋等方面,也都有其独特的作用。当栽培美种烟叶之际,是华账房说服了农民,使农民了解栽培美种烟叶的好处。”
  田俊川的能量极大,甚至连大英烟公司的中国籍职员,也是他参加意见介绍来的。田俊川虽然不是大英烟公司的职员,但他“对于他所推荐的人选负责保证,并对英美烟公司提出保证书”。
  在二十里堡、坊子一带,大英烟公司的烟叶收购组织与其他烟叶商比较,华人账房的“业务权限”有较大差别。其他烟叶商的华人账房,大部分只是在烟叶收购期间,根据临时合同从事烟叶收购工作,“快到开始收购烟叶的时候,各公司均利用做经理的人。经理派人赴各自有关系的公司,并设立办事处,在公司和烟农的中间,从事斡旋工作,兼负现金保管和支付的责任。”收购期结束,便撤摊子走人。大英烟公司的华人账房不然,即使过了烟叶收购期,田俊川也照样与公司联系,而且不仅履行烟叶收购之职,简直成了公司在潍县地区的“全权代表”。当然,田俊川的“超额付出”,换回的是“超额回报”——财源滚滚而来,昔日的小店主将很快变身大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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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张桂棠之名 购地建厂烤烟
  随着美种烟种植规模的扩大,原先在坊子附近所建的复烤烘房已经不敷使用。“烟叶在运往我们在青岛、天津或沈阳的工厂去制造卷烟之前,需经过拣选、烤干和打包,因为从农民那儿收来的烟叶是潮湿的,不能运输,必需烤干以防腐烂。”10多年后,颐中烟草公司在给南京英国总领事的信中这样说。
  但是,要再从日本人手中租借房屋或土地,已经没有可能;从租界之外获得土地,困难同样不小。按照北洋政府的规定,外国人不得在租界之外买地。刚刚接替布洛克在这里负责的惠特克一时无策。
  从购地、建房,到安装机器设备、投入使用,至少需要半年;1917年秋烟叶收获期到时,复烤厂必须建成。此时,潍县政局乱象未解。惠特克向大英烟公司申请,先把土地买下再说。
  1916年5月,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高擎讨袁旗帜,进驻潍县城,潍县“二张”——北洋陆军第五师师长张树元、潍县知县张汝钧,率部属撤离,在城北临时驻扎,张汝钧不久去职。到年底,城内换了三个军务知事:邓宝麟、左汝霖、刘曾撰,城外又换了两个代理知事:范燮荣、陆荣棨。6月初,被迫取消帝制的袁世凯病亡,黎元洪就任民国大总统。从秋到冬,东北军一直在与北洋政府交涉军队编遣问题。12月底,东北军各部开始撤离潍县,哗变、抢劫之事频发。虽然城内城外有两个县政府,但实际上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
  惠特克将购地一事交给张桂棠办理,张桂棠找到田俊川,两人选定了二十里堡车站东侧的一片地。惠特克让张桂棠从农民手里买下土地,3月动工,8月竣工,1917年投产,定名“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烤烟厂”。该厂拥有复烤机2部、锅炉5台、发电机1部、人力打包机6台、汽力打包机1台。另建有收烟场1处、大型存烟仓库3幢、办公室和宿舍2座。大英烟公司在坊子附近的办公处全部迁来,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正式成立,惠特克任分部主任。
  1917年春,潍县代理知事陆荣棨率县政府回迁城内,“代理”二字取消。6月22日,潍县知事又换了王梦松。陆荣棨亦或是王梦松,发现大英烟公司在二十里堡大兴土木,派人调查。
  惠特克与张桂棠等商量,想出一个敷衍的办法,得到大英烟公司的批准。大英烟公司购买建厂用的32.29亩地,所有地契受买人均写张桂棠的名字,应付政府查验。7月16日,张桂棠给大英烟公司写了一个声明书,内部存档备查:“张桂棠在这里承认并宣称,用我的名义在二十里堡购置的土地,是用大英烟公司提供给我的钱购买的。我受上述公司委托持有这一块地,我将按照该公司任何时候指示的方式,来转让这块地或作另外的安排。”证明人为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的I.G.里迪克和Y.T.戴。
  从1917年6月下旬到1918年1月中旬,王梦松潍县知事的座椅仅仅坐了半年多。其间,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烤烟厂竣工并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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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叶大获丰收 公司压价收购
  1917年,潍县南部烟区大获丰收,大英烟公司、买办田俊川、张桂棠各取所获,赚了个盆满钵满,烟农获利也不少。
  眼见种植美种烟的烟农发了财,附近农民纷纷弃粮种烟,跟风而上。1918年,风调雨顺,又是一个丰收年。烟叶产量多了,大英烟公司压价收购,引起烟农的强烈不满。
  1918年11月7日,上海《申报》、天津《益世报》同时刊发题为《潍县烟叶之发达》的报道:“山东潍县去年烟叶大获丰收,故今秋业此者极众。讵料出产过多,而英美烟公司廉价收买,农人大失所望。闻有无知者聚众会议,欲谋对待方法。经袁知事访悉,诚恐别滋事端,特于前月出示严禁,并许与公司张买办交涉,饬其秉公收买,不得任意抑价,致为伤农民血本云云。查今秋潍县各属共有烤屋(即熏烟叶屋)七千余家,出产约四十万担,计价值在一千万元以上。虽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设厂坊子,与之对垒,闻说收买只能在四分之一。似此,英美公司焉得不抑价耶。警告中国实业家,趁此烟草竞争时代,若能发起多数烟草公司,俾得挽回利权,不独农民之幸,亦国家之幸也。请速图之。”
  这时,国内唯一敢与外国烟草公司叫板的民族企业,是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称南洋公司)。南洋公司1917年进入潍县,在坊子设点收烟,试图与大英烟公司争夺烟叶市场。1918年秋,已经是南洋公司试水坊子的第二年。但是,南洋公司实力远不及大英烟公司,难以与之抗衡。南洋公司仅仅能够收买潍县南部烟区的少部分烟叶,烟价还是控制在大英烟公司手中。
  为破除任人宰割的困境,部分烟农抱团取暖,准备采取措施,应对大英烟公司的价格垄断。1918年1月中旬接替王梦松任潍县知事的袁瀚,得悉烟农要闹事,派员下乡摸查,并张贴告示,严禁聚众滋事,同时向买办张桂棠交涉。
  其实,负责烟叶收购的买办是田俊川。田俊川在潍县经营多年,人脉颇广,恐怕是田俊川耍滑头,将“责任”推给了张桂棠。袁瀚与张桂棠交涉情况如何,没有查到相关史料。张桂棠与大英烟公司的利益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恐怕这位背靠大树的张买办,不会买袁知县的账。
  民国《潍县志稿》载,王右弼1918年11月6日任潍县知事。袁瀚上任潍县知县不到10个月便离开,据当年的《申报》报道,袁瀚“屡有因行贿事被告发”。袁瀚去职主因是行贿买官,潍县烟农“滋事”案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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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施故伎再建一烤烟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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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种烟面积的扩大,大英烟公司在二十里堡的一处烤烟厂已经难以满足需要。他们再施瞒天过海的伎俩,在原厂南侧新建一处烤烟厂。为避免土地大额交易影响审批,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买地;为应对官方审查,干脆连建筑物也由买办张桂棠建设,由原来的“租地”直接变成了“租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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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地化整为零 避开省级审批
  尽管因大英烟公司压价收购,导致烟农收入降低,但由于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的极力推广,以及远远高于种植粮食作物利润的诱惑,以潍县南部为中心,沿胶济铁路线,美种烟种植区域迅速扩大至安丘、昌乐、益都等县,产量以几何速度增长。1917年,山东全省种植美种烟2.9万亩,1918年达到了5.72万亩,将近翻了一番。
  烟叶产量迅速增长,出乎大英烟公司的预料。刚刚建成的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烤烟厂,已经远远满足不了从各地收购来的烟叶复烤的需要。1918年收烟期还没结束,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主任惠特克就开始考虑扩建烤烟厂。运作的办法,还是大英烟公司贷借资金,以张桂棠的名义买地。
  新建烤烟厂的地点,选在二十里堡烤烟厂南侧200多米处。惠特克安排雅各布森丈量了这块地产,面积共35.84亩,比二十里堡烤烟厂稍大。大英烟公司批准后,张桂棠与土地的主人一一谈判,商妥了土地价格,每亩均价482元,整块土地总价1.73万元。
  1919年元旦过后,张桂棠按照惠特克的安排,将数张地契和土地丈量单准备好,送往潍县政府公署盖印。为了不使土地交易额过大给审批带来麻烦,他们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办法。惠特克称,“我们认为最好不要一次都送去,因为这样大的一笔地产交易可能会促使他们进行调查,使官员们感到有责任向济南汇报这笔交易。一次送去地契的一半,当这些地契已盖印后,可以再将另一半送去。我们不怀疑官员们知道张已购买了这笔地产,但我们不相信他们中没有人反对这笔交易、不会向上汇报。”
  省一级管理土地的部门是政务厅,大额土地交易要经过山东省政务厅批准。张桂棠分批呈报,潍县知事王右弼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佯装不知情。
  1919年1月11日,惠特克在写给大英烟公司烟叶部主任葛利高力的汇报信中说:“为了要用轻便铁路把我们的两块场地连接起来,我们感到我们必须要在两个相隔最近的连结点之间购买一块狭长的地皮,其长度约为500英尺。有一个地方对于建造铁路是十分理想的,我们正试图在这个地方获得一块狭长地皮的地契,以便在我们需要时,可以立即达成协议。”
  建新厂的地皮还没有办下手续来,惠特克已经考虑再买下原厂与新厂之间的土地,以备建设运输烟叶专用的铁路。
  1919年9月,新建厂竣工,名为“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第二烤烟厂”,惯称南厂;原先的烤烟厂改为“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第一烤烟厂”,惯称北厂。第二烤烟厂规模与第一烤烟厂相同,这年秋冬收烟季即投入使用。两厂之间建有轻型铁路,专运烟叶,送往二十里堡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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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避当局核查 老外费尽心思
  以张桂棠名义买地建厂的方案,报往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大英烟公司烟叶部,最后报到大英烟公司的母公司——英美烟公司。
  1920年3月25日,英美烟公司的律师肯尼特从上海发来一函称:“为了将来中国当局如果提起关于本公司占有二十里堡房屋基地问题时使我们自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已决定由本公司与张先生订一租约,每年付租费给张先生。使用期限是30年,并可展期。”
  “按条约规定,外国人有权租地用于贮存运输中的货物。”肯尼特仔细研究了中国的法律,认为此前用张桂棠名义购买土地的办法,如果中国政府认真核查,很难解释过去,倒不如换个方式,不仅让张桂棠买地,烤烟厂的建筑物也是由张桂棠来建,然后公司再租用张桂棠所买土地和房屋。“如果将来占有土地这个问题被提出来时,张先生可以说明这块地方是租给本公司的,每年收租费……中国当局不可能对此有任何异议。”
  那么,张桂棠买地、建房的巨额资金从哪里来?租金如何计算?肯尼特的方案是,大英烟公司贷款给张桂棠,贷款数额相当于购买土地和建筑房屋的总费用。大英烟公司贷款给张桂棠33万元,每年收8%的利息。在租用合同里规定租费每年2.64万元,租费的数量正好和利息数量相等,一笔钱抵付另一笔。
  肯尼特在信中附了租用合同和借款表格,他嘱咐惠特克,将张桂棠的全名用英文和中文写在每个文件开头的地方,并要求他当着证人的面签名和盖章,而证人也在指定的地方签名。
  肯尼特建议,今后如果产生什么问题,张桂棠可以告诉中国当局,这块地方是租给大英烟公司的。如需要的话,他可给当局看租用合同的复本。“当我收到你寄来的已签好名的租用合同时,我会将复本寄给你的”,如果中国当局询问张桂棠是从哪儿得到购买这块地和建造房屋的钱时,他可以说明是借的。
  张桂棠借贷大英烟公司钱款一事,对外严格保密。肯尼特称,中国方面“没有理由要他将向我们公司借款的单子给中国当局看”,拿出这张租用合同后,“他们是应当感到十分满意的”。肯尼特自信,这份租用合同将会在潍县知事面对上级查问时,能作出满意的答复。
  英美烟公司这个律师深谙中国官场内幕:一级瞒一级,尽量向上瞒。他断定用这张所谓的租用合同,能够糊弄过去。
  1920年,英美烟公司负责香烟销售的子公司驻华英美烟公司,成立天津部,山东区隶属天津部,山东区总办设在济南。1921年,在天津租界内的大英烟公司工厂建成投产,张桂棠回天津当上了大英烟公司工厂的买办。三年后,英美烟公司在给天津大英烟公司工厂的函中提到一件事,大英烟公司工厂让买办张桂棠担保买地,保证金约为25000元。英美烟公司建议,“由我们在二十里堡的华账房同益和行作保,将更为令人满意”,因为“同益和行的财务稳固情况,是无可比拟的,而他肯定会毫无异议地给我们一份保证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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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再次调查 最终不了了之
  1923年,上任潍县知县一年有余的李钟浚,对大英烟公司在二十里堡所建两厂所用土地产生了怀疑。
  李钟浚是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日本法政大学毕业,曾任东阿县知县。李钟浚将调查情况上报山东省政务厅,政务厅厅长许钟璐向省长熊炳琦报告此事。
  事关外交大事,熊炳琦要求特派交涉员冯国勋向外交部汇报。外交部照会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麻克类向英国驻济南总领事宝尔兹查询。
  宝尔兹立即进行调查,英美烟公司律师狄克生9月13日致函宝尔兹:“谨悉你已收到英国公使的信件,要求了解有关本公司在二十堡的财产情况,我想最好把本公司如何以及为何获得所涉及的这项财产的过程扼要地向你报告。”
  此函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编者没有将原函中报告“如何获得”的情况翻译编用,仅仅译录了“为何获得”的部分内容:“1914年本公司在中国各省份以高昂代价进行漫长的试验之后,发现二十里堡地区适宜于种植烟叶……这些努力的结果得到了显著的成功,目前在耕作中的烟叶场地面积是广阔的。其结果是使得当地农民现在能够生产上等的烟叶,从而使他们能从土地上得到更多的收益,因而本公司已建立了一个对农民和当地商人以及本公司双方都是互相有利的繁荣昌盛的工业。中国当局也由于地方税捐征收总数有了可观的增加而蒙受利益。农民们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种植烟叶,而本公司则向农民收购。在过去的四年中,平均每年已有烟叶25万担以上自二十里堡运出,这全应归功于本公司的努力。”
  核查的最终结果,在狄克生八年后致南京英国总领事函中找到了答案:
  “1923年当地中国当局也曾提出过我们对于前面提到的在二十里堡拥有建筑物和机械的权利问题,我想最好还是送给你一份我于1923年9月13日在济南写给英国总领事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信件。看来,总领事在这个问题上是使中国当局感到满意的,因为自那以后,他们再没找过我们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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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植激增中外媒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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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县地区美种烟种植迅速扩大,引起了媒体和学者的关注。1919年,中美新闻社派特别调查员到二十里堡、坊子一带采访,这是第一家关注二十里堡烟叶生产的外国媒体。五年之后,一位青年学者来此调查,形成近5000字的调查报告,在北洋政府的中文和英文两份经济杂志同时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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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争相种烟 避过飞蝗灾害
  “余方自济南向潍县进行之间,默见两旁田野,每见蓬蓬勃勃如菘圃如菜圃者,询之则曰:此烟草也。该处种植烟草者。大抵十之二三,由是而二十里堡以及坊子,四望平畴,青翠欲滴,周围五六十里间,其烟草殆遍地皆是。”1919年8月中旬,中美新闻社一位特别调查员(以下简称调查员)从济南乘胶济铁路列车东行,记下了沿途所见情形。
  进入潍县境地,便见漫野青翠烟田,及至二十里堡、坊子一带,更是一望无际。这位调查员姓甚名谁,史料没有记载。中美新闻社总部在上海,前身是1915年美国人成立的东方新闻社。这名调查员应当是中美新闻社的中国籍雇员,他此行的任务是考察山东、安徽的美种烟生产。调查员事先从采访、结交的山东人士口中得知,“鲁省产品以烟草为大宗,将来愈讲究愈扩充,则该处土地不啻铜山金穴也”。
  1914年开始,大英烟公司先后在山东潍县、河南许昌、安徽凤阳试种、推广美种烟获得成功,潍县、许昌、凤阳成为全国三大烤烟(美种烟)基地,二十里堡则成为潍县乃至山东的美种烟收购、加工中心。
  在二十里堡烟叶分部,调查员得到了热情接待。他们告诉调查员,开始在坊子、二十里堡一带共试种50亩(实际为60亩),每亩产烟400斤左右,每斤价格1角至3角不等,每亩毛收入40元至120元。两三年前,每亩毛收入不过150元左右,现在增至400元以上,山东全省美种烟种植面积不下5万亩。
  调查员经过二十里堡时,“恰见飞蝗蔽天,所过之处,其稻粱麦黍之叶,无不被食殆尽,而独此葱葱郁郁之烟叶,则完全无恙也”。由此感慨:“夫利之所在,众必争之……况稻粱麦黍之属,获利不及烟草之丰。烟草弊少而利多,土人有不争先恐后,竞谋种植者乎?”
  与传统的土烟相较,美种烟种植技术要求更高。调查员到乡间与烟农攀谈,详细了解,不惜笔墨记下种烟之诀、烤烟之法。如整地、制种、间苗、移栽、摘心、除虫等。这名调查员所记,比四年前陶昌善、谢恩隆调查所记,在某些方面更为详细。关于烟叶烘烤,1918年整个潍县南部烟区烘房达到8000间。粗算下来,8000间烘房需用烤烟工不下3万名,“将来再行推广,其利权正未可限量也”。
  这位调查员所写文章,被当时的《大公报》等报采用。他在文章最后写道:“余思烟类,虽为消耗之品,然其获利甚厚,有非稻粱等所可及者,宜乎该处种烟之人,莫不趋之若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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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济沿线烟草 集中潍县运销
  1924年收烟季节,一位青年学者踏入二十里堡烟田。第二年初,一篇题为《二十年代山东烟草出产状况》的调查报告在英文《中国经济月刊》(《Chinese Econom Monthly》)和《中国经济周刊》刊登。
  这位青年学者是22岁的蔡受百,杭县(今杭州市余杭区)人。蔡受百早期履历不详,《余杭金融志》载:“二十世纪20年代在上海金融界工作,曾任《银行周报》编辑,翻译耿·爱德著作《中国货币论》,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杭州浙江兴业银行副经理。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专门从事翻译工作,译著美国罗·海尔布罗纳的《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学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一书,介绍了马克思、李嘉图、傅立叶、圣西门、凯恩斯等人的经济思想。”
  蔡受百博学多才。查阅民国史料,蔡受百20岁创作小说《过渡时代之牺牲者》,在包天笑主编的《星期》杂志发表。1924年,蔡受百所译英国小说家史蒂文森的小说《心刑》在《东方杂志》发表,蔡受百、汪原润译《中国之商务航空事业》在《申报星期增刊》发表。蔡受百撰写的《中国麦产及面粉业概况》《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概况》《女性道德论》《世界邮票丛谈》《世界邮票丛谈(续)》,分别在《东方杂志》《民铎》杂志及《益世报》发表。
  蔡受百从上海赴山东,结束津浦铁路一线考察后,沿胶济铁路行至益都、昌乐、潍县、青岛,在潍县烟区考察的时间最长。
  山东烟产地,集中在胶济铁路、津浦铁路沿线各县。据蔡受百调查,沿津浦铁路各县,年产2000吨左右;沿胶济铁路各县,即潍县(二十里堡及坊子)、安丘、昌乐、益都、临淄等县,年产2.6万吨至4.8万吨;其他地区产烟加起来不超过1000吨。
  胶济铁路沿线产烟,多数用火车运往青岛,再装船运往上海等地及出口外国。1918年至1923年各年度,通过青岛港口运出的烟草分别为2.7、4.6、4.8、2.9、2.7、2.9万吨。从青岛输出的烟草,多为美种烟。日本商人1919年起在坊子种植日本烟草,但种植面积不大。其余各县所种的烟草,大都是中国传统的笨烟,主要为当地消费。
  蔡受百了解到,青岛港口运出的美种烟,多数由潍县的二十里堡、坊子发货,潍县(二十里堡及坊子)乃“分配中心”。
  通过详细考察,蔡受百对美种烟的成本做了详细核算,首次披露于报刊。
  以1亩为单位,计土地租金12元,肥料16元,劳工成本7.6角,赋税2元,烘制烟叶费9元,煤18元,合计大洋64.6元。烟叶收购价每百磅约为18元至20元,亩产按500磅计算,1亩地产烟毛收入94元至100元,扣除成本,纯收入29.4元至35.4元。当时大洋1元约合现在的人民币200元,1亩地纯收入5880元至7080元,拿到现在的农村,每亩土地的效益也算不低。不过,蔡受百所算没有将建造烤烟房的资金摊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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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外文杂志 刊发收购盛况
  蔡受百到达潍县时,应当在11月前后。据蔡受百所记,沿胶济铁路各县烟叶收购期,将近三个月——从10月中旬到12月底,11月份为最盛。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介绍潍县烟区——二十里堡和坊子一带烟叶收购的具体时间。
  烟叶上市时,各大公司“皆于潍县、坊子、二十里堡、岞山等处,特设采办部”。最大的公司当然是大英烟公司。在蔡受百的调查报告中,大英烟公司全部是正面信息:“与植烟者订有合同,无论优等或劣等烟草,皆可收买。该公司为最浩大、最有势力之购买者,对于植烟者烘制烟叶、种植烟草、捕捉害虫等,皆随时加以指导及援助。”
  英文《中国经济月刊》是北洋政府经济讨论处办的一份外文期刊,主要向国外介绍中国的物产和经济状况,《中国经济周刊》为该处所办中文期刊,作者为经济调查部工作人员或社会约稿、来稿。在当时,这样由官方主办的杂志不可能刊登负面信息。所以,蔡受百的文章对于因大英烟公司方面带来的市场负面问题,只字不提。
  蔡受百调查,在潍县二十里堡、坊子一带,烤制美种烟的烘房约有12000间。中美新闻社特别调查员到潍时是8000间,五年时间增加了4000间。
  除了“龙头老大”大英烟公司,在胶济沿线收烟的公司还有中国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日本的米星烟草公司、山东烟叶株式会社、南信洋行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对于各种品质之烟叶,皆分别采购之”。在胶济沿线收烟的日本公司最多,但这些日本公司在华没有卷烟生产企业。与大英烟公司全部在华生产卷烟不同,日本公司收购的烟叶全部运回国内,或送至自办工厂制成香烟,或进行剔选,转售日本烟草局。据统计,1923年自青岛港运往各地的烟叶数量为:上海1.8万多吨、大连近3500吨、香港135吨、中国其他各埠7400多吨、日本730吨,总计接近3万吨。
  1923年秋,山东烟叶大获丰收。这年,全省种植美种烟79万公亩,比上年增加了将近一倍,“其品质甚佳,购者亦甚踊跃”。
  大英烟公司主要由中国买办操作,直接向农户订购。南洋兄弟公司及其他外国公司,或直接向烟农收购,或从烟贩手中购买,购买者间竞争颇烈。英美烟公司与其他公司进行谈判,确定从1923年开始,大英烟公司自9月16日起采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自9月29日起采购,日本公司自10月1日起采购,市面延长约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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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灾人祸烟农经常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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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20年代中期,军阀混战,殃及山东。胶济铁路、津浦铁路中断,外运渠道受阻,不仅烟价大跌,而且大量烟叶压在烟农手中。烟草公司卷烟销售不畅,必然压减烟叶收购,处在烟草产业链条最底端的烟农,无辜遭受牵连。已经被“引入”大市场的烟农,一旦有风吹草动,便胆颤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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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火殃及铁路 烟叶难以运出
  大英烟公司进入潍县初期,最早种植美种烟的烟农尝到了不少甜头。但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烟草产量陡增,收烟公司不断压价,烟农吃尽苦头。而政局不稳,战火纷起,导致交通受阻,烟叶运不出去,烟农亦大受其害。
  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江苏、安徽为争夺地盘开战。此前,奉系军队入关南下,占领津浦全线直至上海;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欲向南扩张势力,在张作霖支持下攻入上海。孙传芳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发起反击,奉系大败,张宗昌亦退回山东。驻扎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岳维峻趁机攻鲁,逼近济南。张宗昌难以抵挡,一度率部退驻泰安。
  据《申报》报道,这年收烟季节,因为陇海铁路被占作军用,交通梗阻,河南运出省外的烟叶不到全省产量的三分之一,其余全压在农民手中。山东的情形虽然比河南稍好一点,但也因火车多为军人占有,全省产烟“颇有无从运输之虞”。因为“北方铁路货运几全停止”,各大烟草公司准备改为水运,但费时多、成本高。倘若协调军方用火车运输,不仅要缴纳“特别费”,还要修理火车。因为车辆多为兵士毁坏,竟有的将车底所铺之木板全部拆去,用作烤火取暖烧柴。
  山东产烟区集中在潍县的坊子、二十里堡、虾蟆屯,安丘的黄旗堡以及益都、周村等地,潍县烟区产量占山东全省大半。战事对省内的胶济铁路影响不大,出省的津浦铁路却已中断,烟叶外销通道受阻。
  战祸影响所及,不仅仅是当年。到了1926年秋季,人们害怕上年令人担心的一幕将会重演。
  1926年10月,上海《申报》报道,坊子一带种烟“农户最繁,土气亦佳”,“今秋附近各处,收采颇厚”。上个月,烟叶刚刚收获上市,南洋公司便开始收购。数家日商公司也来收购,还有一些零星的烟贩。“黄旗堡、二十里堡之间,向归大英烟公司收烟范围”,这两个地方“烟树亦佳”,将来烟叶收获、烘烤结束,大英烟公司开秤收烟,“谅必比上年再旺”。“若地方安谧,车辆无阻,办货顺利,价格或比去岁略增也”。
  11月初,《申报》发出消息,上海各大香烟厂,除了两三家大企业自己组织到山东、安徽、河南三省收购美种烟叶外,其余中小烟厂多靠烟贩转卖。“近因以上三省地方多故,轮运为难,无论大小办客,均观望停滞,因之沪存现货,几将绝迹,价格飞涨”。
  12月初,《申报》再次报道,听闻山东等三省美种烟收成颇丰,“因连月烽火频惊,办客裹足,即有买入,输运亦难”,导致上海到货极少,烟叶价格比夏初涨了不少。
  到了12月下旬,《申报》又报,山东产美种烟叶价格至今未定。报道称,河南、安徽、山东三家美种烟产地,产量以山东最大,“如坊子、虾蟆屯、黄旗堡、二十里堡、周村、潍县、青州、谭家坊子等八站,农户最多,每年出产亦最盛”。叶片丰厚及色泽,以黄旗堡、二十里堡为最好,“色叶似比坊子好看,但有香而无甜味”。价格为何未定,没有提及。最大的可能还是运输渠道不畅,不敢贸然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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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营业不佳 烟农遭受牵连
  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记载山东烟草生产的史料不多。1931年6月,天津《益世报》简要报道了山东烟草市场的概况。
  这篇报道的内容是卷烟销售,而不是烟叶生产。美种烟产量,山东在全国首屈一指;卷烟销售量,原先山东在华北位列第三,“近一二年来,英美烟在山东突飞猛进,在华北已跃居第一位”。
  由此看来,大英烟公司不仅在山东收购烟叶数量最多,英美烟公司负责销售的子公司——驻华英美烟公司返销山东市场的卷烟,数量同样不少。与之相比,“国产烟草,在山东市场上,势力极为薄弱”。山东为烟叶生产大省,但卷烟工业却极不发达。青岛原先有两家卷烟企业,山东烟草公司毁于火灾,中国鹤丰烟草公司1930年迁至潍县二十里堡,仍然经营惨淡,勉强维持;济南只有北洋东裕隆烟草公司一家,停业数年,新烟上市后即恢复生产,但“制造均系粗烟”。纵观山东市场,无论烟叶收购,还是卷烟生产和销售,均被外国资本所控制。
  烟草产业链条的四个环节为烟叶生产、烟叶收购、卷烟生产、卷烟销售,其中后三个环节基本为外国资本控制。不管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处于烟草产业链条最底端的烟农,都要遭受损失。
  据《工商半月刊》报道,当时山东美种烟产地,集中于潍县、益都、临朐、昌乐、安丘、寿光等县。因为这里“土质膏腴,烟叶肥大”,烟草品质比安徽、河南产烟更优。大英烟公司、南洋公司等烟草公司每年都来设点收购。“各烟公司出品行销全国,鲁东烟叶实居其半数”。所谓鲁东烟叶,主要指以潍县南部烟区为中心,包括邻近各县生产的烟叶。
  前面提到,在美种烟种植区收烟的除了烟草公司,还有一些烟贩——中间商。每到临近收烟季节,大小烟贩便抢在各大公司开收之前赶到,提前与烟农订货,从中赚取差价。中国银行发现了商机,到潍县等地设办事处,向烟贩发放短期贷款。
  1932年秋,烟贩收烟之后,准备卖给烟草公司。大英烟公司“因营业不佳,故减低其价值”,众烟贩傻了眼。“不售则资本积压,脱售则亏累难堪,最后始忍痛售去,典质以偿”。
  烟贩赔了钱,只好典当财产,还清中国银行的贷款。到了1933年收烟之时,烟贩们接受上年的教训,不敢再涉足其中。没有了中间商,所有烟农都挤到了烟草公司的收烟处,“唯每百磅前售二十余元者,今年只售十数元”。
  这一年,在这些地方收烟的只有大英烟公司、南洋公司两家。“南洋虽有购买,唯数量甚小”,烟农们只好任由外国资本家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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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灾人祸频仍 影响烟草种植
  1948年秋,山东全境完全解放后,华东财办工商部业务研究室对山东烟业进行了调查,于1948年12月形成《关于山东黄烟概况调查》,其中记写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山东烟草种植业遭遇的波折:
  “1912年至1920年,由于欧战勃发,各产烟国改种粮食以资支援。此期给予我山东烟草事业一急速发展的机会,耕地面积由1912年的256亩,至1920年扩张至197330亩。欧战结束后,日本、朝鲜等国家又复大量扩张、奖励种植,当然我山东烟草输出锐减,结果使产地价格下跌,农民损失惨重,因而耕种面积由1920年的197330亩,至1921年顿减至71730亩。由于产量激减太甚,物以稀为贵,结果价格又复升腾,翌年(1922年)耕种面积又回增至130240亩,1923年再增至136752亩。1924年至1927年,由于张宗昌军阀的恶政,各项捐税重重,加之虫害发生,种植后又遭连绵苦雨,在此天灾人祸双重摧残下,耕种面积由1923年的136752亩,至1927年逐渐减至51056亩。1928年‘五三’惨案,日寇进驻济南。敌伪掠夺资源,笼络民心,曾对烟税减免,结果翌年由51056亩又回增至131664亩。同年日寇撤退,虽然烟草又复征税,但因价格有利,直至1937年仍在猛烈扩展中,这时期在整个烟草发展史上可称黄金时代。”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潍县一带天灾不断。据史料记载,1921年春季,潍县大旱,春播推迟,麦苗多枯死,秋季飞蝗过境,庄稼被吃光,农业歉收。1926年8月,益都县东部降雹,冰雹大如枣,约半小时,黄烟绝产,高粱、谷子减产六成。1927年7月,昌乐县东南雨雹成灾,积雹尺许。1928年8月,潍县出现蝗灾,蝗群覆地尺许,飞树上树为之折,吃庄稼将尽。1929年夏秋,昌邑县大旱,禾苗枯死过半,粮米昂贵,饥民四散逃荒。1931年芒种过后,坊子附近雹灾严重,秋季蝗虫遮天蔽日南飞。
  面对天灾,人们束手无策;烟草减产绝产,烟农欲哭无泪,望天哀叹。
  资料来源:《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及民国时期《农商公报》《申报》《益世报》等。
  本期图片均为李之凡提供
  1913年,大英烟公司烟叶部技师沿胶济铁路进行调查,发现山东潍县二十里堡地区不仅有种植土烟的历史,而且靠近铁路便于运输,遂与山东路矿公司矿务部签订合同,在此建立试验农场。
  1914年,试种美种烟成功后,大英烟公司又千方百计给出了种种“优惠”,诱导农民种烟。一部分试水的烟农获利颇丰,引发种烟者骤增。短短几年,美种烟种植区域以潍县南部为中心,沿胶济铁路线迅速扩大至安丘、昌乐、益都等县,产量以几何速度增长。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大英烟公司用瞒天过海的伎俩在二十里堡购地,建起了两个烤烟厂。
  1919年,中美新闻社派特别调查员到二十里堡、坊子一带采访。此时,烤制美种烟的烘房约有8000间,烤烟工不下3万名。1924年,青年学者蔡受百也来潍调查,他了解到,青岛港口运出的美种烟,多数由潍县的二十里堡、坊子发货,而此时烤制美种烟的烘房已增至约12000间。每到收获季节,来二十里堡地区收购烟叶的除了大英烟公司外,还有中国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及日本的多家公司。烟草产量上升迅速,虽然收烟公司不断压价,再加上政局不稳,运输不畅,烟农收入大受影响,但直至1937年,山东烟草种植业仍然是黄金时代。
  本期撰稿:李之凡
  主编:马道远 副主编:李海滨
  值班主任:王兵 美编:王蓓
  校对:封敏(A1、A7、A8)代进(A2-A3)
  曾艳(A4-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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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烟企建立试验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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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年前,全球最大的烟草公司英美烟公司的子公司大英烟公司,派员到潍县沿胶济铁路一带烟区考察,确定在潍县二十里堡区租地开办试验农场,试种美种烟。此前,大英烟公司在威海试种美种烟未成功。他们认为,无论基础条件还是交通、煤炭资源,潍县烟区都要比威海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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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里堡一带 进入老外视野
  1913年的金秋时节,大英烟公司烟叶部美籍烟叶技师葛利高力、布洛克、皮垂、魏得克、文斯德等,带翻译夏明斋、张桂棠,沿胶济铁路坊子、二十里堡、潍县车站一线进行调查,确定在二十里堡、坊子一带试验种植美种烟。
  美种烟又称烤烟、熏烟。在大英烟公司引入烤烟之前,中国种植的全部是土烟,又称晒烟、笨烟。美种烟原产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香味浓,品质好,摘叶后入烤房烘烤,呈金黄色,是制造卷烟的上等材料;土烟劲头大,烟味辣,品质不及烤烟,晒晾后多为褐色或深褐色。一年之前,葛利高力和布洛克在威海孟家庄试种未获成功,他们想到了既有基础又有资源的潍县南部烟区。
  所谓基础,是潍县有着烟草种植的传统,他们“估计潍县附近地区种植的烟叶每年有150万磅”;所谓资源,一是有铁路便于运输,二是有煤炭利于烘烤。让他们感到惊喜的是,实地考察发现,“这里的土壤和一般的植物与威海卫的相似,而在这一地段建立农场具有优于威海卫的以下有利条件——可以种植的数量是无限的,沿铁路线种植烟叶的田地有50英里长,生产区宽约20英里”。
  在青岛,他们与山东路矿公司矿务部董事施米特(又译司米德)协商,租用矿务公司沿铁路线的土地。1913年10月29日,施米特致函德国瑞记洋行:“我们愿意将这块土地按2008平方公尺为一亩,每亩5元之价格出租给英美烟公司作试验之用。租金预先支付,但如中国政府反对英美烟公司使用这块土地时,英美烟公司必须承担全部风险,我们不负任何赔偿之责。关于此处涉及之土地的大小和位置问题,我们的内地分公司给我们的来信如下:在坊子和二十里堡之间我们拥有60.8亩土地,每亩为2008平方公尺,目前这些土地已租借给中国农民。合同有效期到1914年3月底,但是,大约在中国新年时提早收回这些土地将不至有什么困难,因为租户只按这个日期计算。”
  此函来源于颐中烟草公司档案,收入1983年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这是目前查到的烟业史料中最早提及二十里堡的记载。
  山东路矿公司矿务部的前身是山东矿务公司。1898年,德国强占胶州湾,随后成立了攫取在山东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权力的两家公司——山东铁路公司和山东矿务公司。按照《胶澳租借条约》,山东矿务公司享有胶济铁路沿线30华里内的采矿权。1899年,山东矿务公司在坊子设立机器矿局,开掘坊子煤矿。1913年1月1日,山东矿务公司并入山东铁路公司,新公司名为山东路矿公司,分设铁道部和矿务部。
  德国瑞记洋行是山东采矿公司的大股东,山东采矿公司是德国另一家攫取山东矿产资源的公司,拥有潍县(坊子除外)、沂州、沂水、诸城、烟台五地的采矿权。英美烟公司是大英烟公司的控股公司,在山东寻找美种烟种植基地的工作,是由大英烟公司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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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订租地合同 建立试验农场
  1914年1月1日,大英烟公司与山东路矿公司矿务部签订合同,“位于二十里堡和安丘之间的潍县和马司地区,丈量面积计60.8大亩,约合30英亩”,由大英烟公司承租,作为美种烟试验农场。
  这片土地的具体位置在坊子车站以西的前埠头、后埠头村、石拉子村。石拉子村向北,依次是二十里堡村、邵家庄、二十里堡车站。大英烟公司美种烟试验农场所占土地,属于前埠头、后埠头、石拉子三个村。
  这片土地在胶济铁路西侧,紧靠铁路线,原在德国人攫取土地的范围之内。德方又将土地租给当地农民种粮,到1914年3月底合同期满。山东路矿公司矿务部强行收回,1914年1月与大英烟公司签订合同,转给大英烟公司。
  大英烟公司人员的办公室、住宅及烟叶收购场、复烤房、烟叶仓库,在“坊子店”(又称坊子客栈)附近,潍县城通往马司、安丘的大路旁,系租用德国人所建房屋。
  有关英美烟公司在潍县试种美种烟的史料中,多称在坊子试种,也有例外——上海英美烟公司代表狄克生1923年9月13日致函济南英国总领事,其中写道:“1914年本公司在中国各省份以高昂代价进行漫长的试验之后,发现二十里堡地区适宜于种植烟叶。”
  准确地说,到底是坊子还是二十里堡?
  大英烟公司美种烟试验农场所在地,呈南北长条状,北侧是石拉子村的土地,临近二十里堡村,再向北过了邵家庄是二十里堡车站;南侧是前埠头、后埠头两村的土地,向南不远是临近“坊子店”的试验农场办公和宿舍区,向东二三里路是坊子车站。
  民国《潍县志稿》记载,1910年至1928年,潍县划为16个区,其中二十里堡、坊子一带为二十里堡区。1929年改为11个自治区,包括城区和10个区,二十里堡、坊子一带属第一区。1930年缩为10个区,原城区改为第一区,第一区改为第十区。二十里堡站所在地为新民镇,坊子站所在地为坊子镇,前埠头、后埠头一带属西路乡,石拉子等村属沙窝乡,二十里堡等村属南堡乡,新民、坊子两镇和西路、沙窝、南堡三乡均属第十区。
  大英烟公司美种烟试验农场初建时所占土地,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应当属于二十里堡区。那么,为何多将美种烟试种地称为坊子呢?主要是因为坊子的名气要比二十里堡大。
  坊子之所以有名,源自德国人开掘的煤矿。坊子所产煤炭,在德方开矿之前一直称为潍县煤或潍县炭。山东矿务公司在此设立机器矿局,以附近道路旁边的旅店“坊子店”之名,命名为坊子机器矿局,1913年1月改称坊子矿场。德国人为方便从坊子运煤,修建胶济铁路时特意向南拐了一个大弯,在煤矿附近建了一个二等站,仅次于青岛、济南车站,与潍县车站平级。该站最初名为张路院站,1902年6月胶济铁路由青岛通至潍县,1905年更名为坊子站。随着煤矿的开掘,这里“洋人颇多,矿务日形发达,地方遂日渐繁富,酒馆、电灯亦皆添设,铺户日有加增”。据民国《潍县志稿》所载史料分析,1929年始设立坊子镇。潍县商埠1904年开埠,一直没有进展,数年后还是一片庄稼地。山东方面曾经计划,将潍县商埠从城南一带改移坊子。此计划虽未实施,但由此可见坊子地位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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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链接
  英美烟公司概况
  英美烟公司是清末至民国对中国烟草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一家国际烟草公司。有关史料及研究文章述及英美烟公司时,称谓颇为繁杂,原因在于这个庞大的国际托拉斯内部架构繁复,变化较大。
  英美烟公司的组织架构及演变,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1902年9月,英国和美国6家烟草公司共同出资600万英镑,成立英美烟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英美烟公司,总公司设在英国伦敦。1903年7月,美国香烟公司在香港成立,作为英美烟公司的子公司获取在中国的业务。1905年9月,美国香烟公司改名为大英烟公司。1919年2月,驻华英美烟公司在上海成立,该公司拥有大英烟公司大部分股权,被指定为英美烟公司在中国(包括香港)的独家代理商。此后,英美烟公司在中国(包括香港)的烟叶收购业务由大英烟公司负责,烟草经营业务由驻华英美烟公司负责。
  1934年9月,颐中烟草公司成立,接管驻华英美烟公司在华业务,11月接管大英烟公司在华业务。12月,英美烟公司与颐中烟草公司签订合同,授权颐中烟草公司用英美烟公司商标在中国制造香烟、经营烟草(包括收购、烘烤等)。
  1936年12月,驻华英美烟公司、大英烟公司注册地点移至香港。
  1941年12月,英美烟公司在上海地区的托拉斯公司由日本陆海军接管,其中包括颐中烟草公司。
  数十年间,无论子公司如何调整,但母公司——英美烟公司一直没有大的变化。由上分析,1905年9月到1919年2月,在中国实际运作的是大英烟公司,但有些资料习惯地沿称英美烟公司;1919年2月到1934年11月,烟叶收购业务由大英烟公司负责;1934年9月以后,烟草经营业务为颐中烟草公司,11月开始,烟叶收购亦交颐中烟草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业务陆续被日本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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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政府派员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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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英烟公司在潍县试种美种烟获得成功,试图与中国官方合作。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周自齐高度重视,农商部农林司司长陶昌善带人赴潍调查。陶昌善等经过深入了解,形成长篇调查报告,在国内报刊首次介绍美种烟种植和烘烤方法,建议政府提倡种植烤烟,防止中国烟草业被外国资本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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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高层安排 前往潍县调查
  1914年秋,在大英烟公司烟叶部美籍烟叶技师布洛克主持下,试验农场试种美种烟获得成功。
  此间,翻译张桂棠结识了老乡田俊川。田俊川又名田联增,河北保定人,原为胶济铁路的职员,1912年辞职经商,在坊子车站附近开设“同益和”字号,经营酒类及罐头等。张桂棠字筱舫,天津人。1935年前,天津属河北省省辖市,两人同为河北老乡。
  烟叶上市之时,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无暇东顾,借英日同盟之名,联合英军出兵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1915年2月2日,日本秘密向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提出攫取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经过3个多月谈判,5月25日签署《中日民四条约》,日本夺去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局势的变化,丝毫没有影响大英烟公司种植基地的发展,因为英国与日本为“同盟”,英法等协约国与德奥等同盟国开战,日本站在协约国一方,于1914年8月对德宣战,进攻青岛的军队中就有部分英军。发生变化的,仅仅是大英烟公司向德国山东矿务公司所租的土地,改为向日方缴纳租金,“其租价每年共纳洋1000元,前由英领事馆转交德领事馆,今则归日本领事馆接收”。
  1915年,布洛克按照大英烟公司总部要求,进一步扩大种植,并将试验农场及扩种事宜交由翻译夏明斋、张桂棠具体操办。夏明斋是威海人,作为翻译,曾帮助布洛克在威海孟家庄组织农民试种美种烟。张桂棠则找到老乡田俊川,鼓动他承包了试验农场,并利用人脉关系,动员周围村庄农民种植美种烟。
  大英烟公司烟叶部主任(又称部长)葛利高力赶往北京,与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周自齐进行磋商,希望将在潍县所办种烟事业,交归政府接收办理,可以雇用美国技术人员。周自齐没有答复,但他同意由大英烟公司帮助在津浦线上建立一个试验站。葛利高力承诺,派一名得力的烟叶技术人员前往,雇用期为两年。
  周自齐是山东单县人,民国初年担任山东督军兼民政长一年有余,无论感情还是职责,他都不能对大英烟公司在山东的行为无动于衷。1915年秋季烟叶收获季节,他派农商部农林司司长陶昌善、农商部技正及秘书谢恩隆赶往潍县,实地调查。
  陶昌善又名陶山,字俊人,浙江嘉兴人,毕业于北海道帝国大学农科,回国一直在政府农林部门任职,时年36岁;谢恩隆字孟博,广东番禺人,曾留学美国、德国,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硕士,时年33岁。两人在二十里堡、坊子一带深入农户调查数天,并访问了葛利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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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调查报告 介绍种烟烤烟
  陶昌善、谢恩隆经过调查,形成了数千字的调查报告,删减后在次年的《农商公报》发表,在国内报刊首次介绍了美种烟的种植和烘烤方法。
  烟草播种的时间,在6月中旬至7月中旬。烟畦里撒上烟种,用筛好的细土覆盖。出苗后,再行间苗,“密者疏之,弱者去之”,并按时浇施粪水,助苗发育。等苗芽长高到30厘米,进行移栽。移栽时,每行距离将近一米,每株距离约80厘米。烟苗移种后,须施肥料,以豆饼为最佳,“以其易得而价亦较贱”。大雨之后,必须将土锄松,防止土壤结块,并清除杂草。
  烟草收获期为9月至10月,最晚到霜降。观察近根处的烟叶略呈红色,便开始摘采。先摘最底下的烟叶,陆续向上收采。烟叶成熟有早有晚,采摘时看情况而定。如果施肥过多,烟草产叶虽盛,但过了霜降,烟叶还没熟,收采之后,色泽青,品质差,价格低。施肥要有定量,但目前烟农还未完全掌握。
  烟叶干燥加工,传统的办法是日光晒,称作晒烟。晒烟费时多,色泽差,若连日阴雨,不能及时晒干,极易变质。大英烟公司试验农场建了5座烘房,小蒸汽室、大蒸汽室各一座。先将烟叶放入小蒸汽室湿润,然后分等级拣选,再装入烘房烘干。
  烟农们见这种烘烤办法好,纷纷仿效,但新建烘房又缺乏资金。布洛克安排夏明斋、张桂棠、田俊川进行指导,有能力建烘房的建新房,没有能力的用旧房子改造。
  烘房主体建筑与普通民房并无二致,改造起来很简单:将房前的一个窗户打开,建一个煤炉,煤炉连通屋内的传热铁管,铁管直径30多厘米。房内横架木杆,准备悬挂烟叶,上下九层,每层相距30多厘米,左右间隔30多厘米。
  对建新房的烟农,大英烟公司借给周转资金,建一座借给现洋20元,提供火炉、铁管等(折合现洋30元)。公司收烟时,按照6厘的年息,将烟农的借款及利息扣回。坊子到二十里堡一带的烟农,仿照此法新建和改建烘房已102座。
  烟农的一般烘房,烘烤时间约需5天。烟叶烘烤前,先将烟叶用小绳捆扎到烟竿上,烟竿一般为竹竿,有的用高粱秆代替。每两片烟叶捆扎一束,每束相距约10厘米。然后将烟竿悬架到烘房里的木杆上。第一天温度31℃左右,第二天43℃左右,第三天49℃至55℃,第四天逐渐高至82℃为止,烘至烟叶梗能随手折断为宜。温度表由大英烟公司免费发放,当时温度表为华氏温度,本文为便于理解,转换为摄氏温度。
  烘烤好的烟叶,晚上取出置于露天处,靠夜间湿气使烟叶湿润,然后将烟叶按品质、色泽分等级,每10张叠成一把进行捆扎,放在高粱秆编成的长方帘上,再用木板、砖石等物压紧,准备出售,这些烟叶为初烤烟。
  初烤烟还要进行再一次烘烤加工,主要目的是调整烟叶水分,便于安全储存,称为复烤。大英烟公司在坊子的办公区建有复烤烘房和烟叶仓库。初烤烟在烘房内烘干后,放入大蒸汽室,用蒸汽机器蒸15分钟左右,使烟叶湿润,装入大木桶内压紧,准备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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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推广种植 维护国家利权
  大英烟公司试验农场的外方人员共5名,其中1人为常驻员,其余4人随时由公司派来,“于春夏之时,分往各村乡传习种烟;至收烟时,则由各人分任评价、烘制、拣净、包装等事”。陶昌善、谢恩隆在调查报告中记下了5个人的姓名:Sam.F.Bulluch、E.B.Gregory、I.Whitaker、A.N.Spencer、H.W.Winstead。
  Sam.F.Bulluch即主持试验农场的布洛克,常驻农场;E.B.Gregory即大英烟公司烟叶部主任葛利高力,又译格雷戈里、葛瑞格立;I.Whitaker即魏得克;A.N.Spencer即皮垂;H.W.Winstead即文斯德。
  葛利高力赴京所说将潍县美种烟种植交中国政府之事,与陶昌善、谢恩隆见面时并未提及。但陶昌善、谢恩隆认为,大英烟公司在潍县主要是想收购烟叶,所置产业不过烘房数间,简单机器数件,所用房屋、土地,均系租用。这一带农民种烟素有经验,对于种植美种烟,也已很快学会。如果采纳葛利高力的方案,政府“既未得提倡之名,转多耗费之实”,不如另选地点,仿照他们的办法,推广种植烤烟,“广兴农利”,是为上策。
  葛利高力提出,大英烟公司多方调查,安徽凤阳府一带“尤胜于坊子”,但“外人不能在该处经营其事”,如果中国政府在此处提倡改良烟草,“愿助以烘烟机器”,所产烟叶可由大英烟公司收购,陶昌善、谢恩隆并不赞同,两人考虑,如果这样,大英烟公司“得利莫大”,农民“目前所得也较胜于平常”,但“将来买卖之权归公司操纵,恐亦难免”。
  陶昌善、谢恩隆了解到,坊子、二十里堡一带,“向为全省产烟最盛之区,以是地土质上层土为沙质壤土,轻松适度,下层土含砂亦多,水分易透,加之气候温暖,故种烟最宜”,这也是大英烟公司决定在此大力推广美种烟的重要原因。布洛克告诉他们,今年所产烟叶品质颇佳,可以用作制造哈德门香烟,质量能与三炮台媲美。布洛克还说,上海中国公司制造的香烟,如雄鸡牌等,是市场上最低等的香烟,均用中国土烟制成。
  当时中国传统的土烟品质不高,难以制造高档次的香烟,民族卷烟工业也极不发达,以“国际托拉斯”英美烟公司为代表的外国资本,对中国烟草业冲击极大。陶昌善、谢恩隆在调查报告中建议,政府提倡种植烤烟,尤须提倡种烟、制烟“双方并进”,“则权自我操,利不外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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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方百计刺激农民种烟
  大英烟公司试种美种烟成功后,决定在潍县二十里堡、坊子一带大面积推广。大英烟公司将推广种植业务交给了当地商人田俊川。为了引导烟农种植美种烟,大英烟公司给出了种种“优惠政策”,如传授技术,赠送烟种、温度表,低息贷款,赊销煤炭、炉条,高价收烟等。受利益诱惑,不少农民弃粮种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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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商寻求合作 官方予以拒绝
  1915年11月,陶昌善、谢恩隆从山东回到北京,向农商部总长周自齐汇报考察情况。12月21日,已经回到上海的大英烟公司烟叶部主任葛利高力,给周自齐发去一函,感谢他到京时对自己的盛情款待,并回复此前提到的选派烟叶技术人员一事。
  葛利高力提出的人选是布洛克,“他曾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和当地农民一起工作过,他的性情是这样好,以致可以保证他能够和一起工作的人及社会上的人们合得来”。
  葛利高力承诺,“假如布洛克先生由于某种原因不能接受选派的话,我们将给你另找一个合适的人”。他写道,“你派去坊子的那些先生会见了布洛克先生和我们的其他烟农,我认为他们会赞同我们的挑选的。我们将很高兴能听到你的回音,指示这个人在北京或其他你认为方便的地方向你报到”。葛利高力所称其他烟农,指其他美方烟叶技术人员。大英烟公司聘请来华的烟叶技术人员,多是美国、英国种烟地区有经验的烟农。
  在信中,葛利高力以美国人的方式提到了费用问题:一是布洛克的薪酬,“可以从1916年1月1日开始雇用这个人,雇用期为两年。他的薪水是每月墨洋(即墨西哥银元)350元,每月另加不超过墨洋100元的生活费”;二是差旅费,“在他服务期限结束时,要给他回北卡罗来纳的路费和必要的旅行费用”,同时“建议提供他从坊子到目的地的必要旅费”。
  葛利高力还对美种烟前期加工必须用的烘房进行了说明:烘房选择地点时,应考虑当地的燃料价格要便宜;烘房的费用因地而异,在潍县一座标准烘房建筑费用约200元,去年每套铁管成本约为35元;一座烘房可以烘烤4到5英亩烟叶,所需烘房的数目取决于种植烟草的亩数。
  周自齐如何答复葛利高力,没有查到相关资料。1915年3月,英美烟公司法律顾问柏思德从上海赶到北京,拜访周自齐。周自齐告诉他,政府今年并不打算建立种植烟叶的试验农场,暂时不需要布洛克先生的帮助。
  周自齐说,根据农林司长从山东回来的报告,烟农种植的美种烟,仅仅允许卖给大英烟公司一家,第一年价格较高,第二年就降了下来,而且有些美种烟大英烟公司拒绝收购,这种烟叶又不能卖给其他公司。种植美种烟的烟农对去年的烟叶收购价有很大意见,他们担心今年的价格还要低。
  因为对大英烟公司在潍县的试验农场情况不了解,柏思德不敢贸然作答。3月14日,他等不及回上海,就写信将情况告诉葛利高力:如果能搞到数字和实情,并去拜访部长(指葛利高力)将是很好的事。周自齐总长说,假如你来北京,很乐意见见你;如果你决定来北京而我不在的话,可通过美国商务参赞阿诺德安排和周总长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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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种植规模 交由华商承包
  1915年底,大英烟公司在二十里堡、坊子一带种植美种烟第二年的收烟期结束,布洛克考虑下一年度如何再行扩大推广。翻译张桂棠与上一年参与美种烟种植推广的田俊川商量,由田俊川直接承包。经过一年“试种”摸到了窍门,又有老乡张桂棠支持,精于算计的田俊川感到有利可图,一口答应。当然,少不了张桂棠的“好处费”。
  1916年2月19日,布洛克以大英烟公司名义与田俊川的“同益和”号签订正式合同。合同对试验农场的地块进行了详细说明:“公司在1914年1月1日曾向青岛山东路矿公司矿务部租借几块土地,用于农业目的,此项土地于上述租约内载明为‘几块和几片土地’,位于二十里堡和马司之间的潍县和安丘地区,丈量面积合计60.8亩。”
  这里“位于二十里堡和马司之间的潍县和安丘地区”的表述,与前文所引大英烟公司1914年1月1日与山东路矿公司矿务部签订合同的表述“位于二十里堡和安丘之间的潍县和马司地区”,不仅矛盾,而且都有错误。
  两份资料均来源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1983年版),原为颐中烟草公司的英文档案。之所以出现矛盾和错误,应当是翻译的问题。马司为潍县南部的一个村,准确的说法应是“位于潍县的二十里堡与马司之间临近安丘的地区”。
  合同共6条,双方作了如下约定:
  大英烟公司为“同益和”提供所需要的烟叶种子,并指导育种、种植、管理、收获、烤制,以及收购前的加工。
  “同益和”同意提供全部必需的肥料,并承担费用;同意负责招雇烟草种植、管理、收获、烤制和加工所需的农民和工人,并承担其费用;同意其雇用的农民和工人按照大英烟公司指导的方式,进行栽培、种植、管理、收获、烤制和加工。如果大英烟公司的指导未能得到执行,大英烟公司或公司代表有权雇用农民和工人,所需费用从“同益和”售烟的费用中扣除。
  “同益和”同意烘烤按合约中规定种植的烟叶,承担烘烤费用,自行建设烘房。在合同期内,“同益和”不得使用大英烟公司的烘烤设施。
  收获的烟叶烘烤后,应按照大英烟公司指导的方式,分等级捆束打包,然后立即运交大英烟公司,大英烟公司将按规定付给“同益和”费用。这些费用须扣除大英烟公司在栽培、种植、管理、收获、烤制和加工中可能支出的其他实际费用,大英烟公司技术人员提供的服务除外。
  这份合同适用于1916年收成的烟叶,大英烟公司不放弃试验农场的所有权。其中规定,无论何时,必须考虑到大英烟公司完全和实际拥有上述租借土地的所有权。
  “同益和”无权使大英烟公司受到任何约束或负有任何债务,对于由“同益和”或其雇用的农民或工人引起的大英烟公司利益受损问题,“同益和”同意向大英烟公司偿付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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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重手段诱导 农民弃粮种烟
  合同签订,田俊川招雇有种烟经验的农民,下力经营60多亩地的试验农场。同时,继续配合大英烟公司在周围村庄推广种植美种烟。
  颐中烟草公司烟叶部1947年7月11日的备忘录记道:“1915年,在公司指导、训练之下,少数农民开始试种。1916年,种烟人数大增。公司专家奔走全区,加强训练农民种植及烤烟。”
  英美烟公司1923年9月13日致济南英国总领事函中述道:“1914年本公司在中国各省份以高昂代价进行漫长的试验之后,发现二十里堡地区适宜于种植烟叶。于是他们即着手工作,以最现代化的烟叶耕作方法指导和帮助附近的农民。他们派遣了一些种植烟叶的外国专家到山东,为的是教育指导农民们以及照料烟叶收成,他们给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弗吉尼亚种子。他们还贷款给农民并帮助他们建立装有合适的暖气管的烤烟棚,以便烤制烟叶。这些努力的结果得到了显著的成功。”
  信函中所说的弗吉尼亚种子,就是当年大英烟公司推广种植的美种烟,老百姓俗称“大麻叶”。
  田俊川上年动员南屯村(今属二十里堡街道)农民张风彩、于建伟种植美种烟,两人又约了几个农民进行试种。大英烟公司煞费苦心,以种种优惠手段刺激农民种植美种烟:传授种烟技术,免费赠送烟种、温度表,低息贷款,赊销煤炭、炉条,高价收购烟叶。这年秋,烟农出售烟叶获利,竟高出种谷物收入的五六倍,有的达八九倍之多。1916年,为厚利所诱,种烟者骤增,仅南屯村就有20%的农民种植美种烟。
  有关史料记载,1916年,由大英烟公司贷款,张风彩租地60亩,种植美种烟,大发横财,当年买进土地30亩。这年春,茂子庄有一王姓农民,家有几亩薄田,收成不好,生活困难,想卖掉田地闯关东。一天,他路经坊子车站,恰逢大英烟公司在免费发放烟种。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领了烟种,按照大英烟公司技术人员所教方法,将全部土地种上美种烟。当年秋,卖烟收入竟达1000多元,相当于现在的20万元。坊子车站以北的前宁家沟村,刘垮龙一家种烟6亩,共烤制烟叶1200斤,收入300元左右,相当于现在的6万元。二十里堡以东,过了铁路的大营子村的商克周,与同村3个种烟户合盖了一座烘房,当地人称为笼屋。这年他们装烟竿800支,出烟1000多斤,收入25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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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瞒天过海购地建烤烟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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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获的烟叶经过烟农初次熏烤,再润湿分级、扎捆,售予大英烟公司。鉴于收购的烟叶潮湿,不利久存,大英烟公司决定在二十里堡建立烤烟厂,进行复烤烘干。按北洋政府规定,外国人不得在租界之外买地。他们想出一招,借用买办张桂棠名义购地,再行“租用”建厂,瞒天过海,糊弄中国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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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烟叶诸事 靠中间人打理
  田俊川一方面承包了大英烟公司的试验农场,并帮助大英烟公司推广种植美种烟,另一方面作为大英烟公司的买办——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在烟叶收获期负责收购烟叶。
  田俊川的“同益和”号,便成了他从事烟叶收购业务的办公室,称为华人账房,或中国账房。
  最初,布洛克与张桂棠商议,将田俊川聘为大英烟公司的职员,但田俊川没有答应。在生意场上混了多年的田俊川,自有他的小算盘:如果成为公司职员,要受到公司的约束,不如与公司订立协约,自己单独干。
  田俊川算了一笔账,他的佣金按照收购烟叶总额1%计算,不仅能够养住200名左右华人账房的职员,而且获利远远超过“同益和”利润的几倍、十几倍。
  日本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在一份调查中写道:“因为他能从佣金中提出必要的经费进行各种活动,当然可以不必再向公司方面要求支付任何额外薪金。倘使他再拿公司方面的薪金,他本身就变成被雇用者,因而也就不能作自由的活动,同时他对一向经营的同益和字号那样的工作也就难以兼顾。因此他始终没有接受英美烟公司的薪金。”
  布洛克他们这些外国管理和技术人员,并不直接与烟农打交道,仅仅是在收烟时负责验烟、评级,其他一切事宜均通过中国人来办。日本方面的调查记道:“当收买所新设之际,华账房当时曾与官厅当局办理交涉,如土地房屋等租赁手续等等一切事务工作,都是用华账房的名义(田氏自己的名义)进行的。华账房对于烘焙室的建造,也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烟农的指导及斡旋等方面,也都有其独特的作用。当栽培美种烟叶之际,是华账房说服了农民,使农民了解栽培美种烟叶的好处。”
  田俊川的能量极大,甚至连大英烟公司的中国籍职员,也是他参加意见介绍来的。田俊川虽然不是大英烟公司的职员,但他“对于他所推荐的人选负责保证,并对英美烟公司提出保证书”。
  在二十里堡、坊子一带,大英烟公司的烟叶收购组织与其他烟叶商比较,华人账房的“业务权限”有较大差别。其他烟叶商的华人账房,大部分只是在烟叶收购期间,根据临时合同从事烟叶收购工作,“快到开始收购烟叶的时候,各公司均利用做经理的人。经理派人赴各自有关系的公司,并设立办事处,在公司和烟农的中间,从事斡旋工作,兼负现金保管和支付的责任。”收购期结束,便撤摊子走人。大英烟公司的华人账房不然,即使过了烟叶收购期,田俊川也照样与公司联系,而且不仅履行烟叶收购之职,简直成了公司在潍县地区的“全权代表”。当然,田俊川的“超额付出”,换回的是“超额回报”——财源滚滚而来,昔日的小店主将很快变身大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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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张桂棠之名 购地建厂烤烟
  随着美种烟种植规模的扩大,原先在坊子附近所建的复烤烘房已经不敷使用。“烟叶在运往我们在青岛、天津或沈阳的工厂去制造卷烟之前,需经过拣选、烤干和打包,因为从农民那儿收来的烟叶是潮湿的,不能运输,必需烤干以防腐烂。”10多年后,颐中烟草公司在给南京英国总领事的信中这样说。
  但是,要再从日本人手中租借房屋或土地,已经没有可能;从租界之外获得土地,困难同样不小。按照北洋政府的规定,外国人不得在租界之外买地。刚刚接替布洛克在这里负责的惠特克一时无策。
  从购地、建房,到安装机器设备、投入使用,至少需要半年;1917年秋烟叶收获期到时,复烤厂必须建成。此时,潍县政局乱象未解。惠特克向大英烟公司申请,先把土地买下再说。
  1916年5月,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高擎讨袁旗帜,进驻潍县城,潍县“二张”——北洋陆军第五师师长张树元、潍县知县张汝钧,率部属撤离,在城北临时驻扎,张汝钧不久去职。到年底,城内换了三个军务知事:邓宝麟、左汝霖、刘曾撰,城外又换了两个代理知事:范燮荣、陆荣棨。6月初,被迫取消帝制的袁世凯病亡,黎元洪就任民国大总统。从秋到冬,东北军一直在与北洋政府交涉军队编遣问题。12月底,东北军各部开始撤离潍县,哗变、抢劫之事频发。虽然城内城外有两个县政府,但实际上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
  惠特克将购地一事交给张桂棠办理,张桂棠找到田俊川,两人选定了二十里堡车站东侧的一片地。惠特克让张桂棠从农民手里买下土地,3月动工,8月竣工,1917年投产,定名“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烤烟厂”。该厂拥有复烤机2部、锅炉5台、发电机1部、人力打包机6台、汽力打包机1台。另建有收烟场1处、大型存烟仓库3幢、办公室和宿舍2座。大英烟公司在坊子附近的办公处全部迁来,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正式成立,惠特克任分部主任。
  1917年春,潍县代理知事陆荣棨率县政府回迁城内,“代理”二字取消。6月22日,潍县知事又换了王梦松。陆荣棨亦或是王梦松,发现大英烟公司在二十里堡大兴土木,派人调查。
  惠特克与张桂棠等商量,想出一个敷衍的办法,得到大英烟公司的批准。大英烟公司购买建厂用的32.29亩地,所有地契受买人均写张桂棠的名字,应付政府查验。7月16日,张桂棠给大英烟公司写了一个声明书,内部存档备查:“张桂棠在这里承认并宣称,用我的名义在二十里堡购置的土地,是用大英烟公司提供给我的钱购买的。我受上述公司委托持有这一块地,我将按照该公司任何时候指示的方式,来转让这块地或作另外的安排。”证明人为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的I.G.里迪克和Y.T.戴。
  从1917年6月下旬到1918年1月中旬,王梦松潍县知事的座椅仅仅坐了半年多。其间,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烤烟厂竣工并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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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叶大获丰收 公司压价收购
  1917年,潍县南部烟区大获丰收,大英烟公司、买办田俊川、张桂棠各取所获,赚了个盆满钵满,烟农获利也不少。
  眼见种植美种烟的烟农发了财,附近农民纷纷弃粮种烟,跟风而上。1918年,风调雨顺,又是一个丰收年。烟叶产量多了,大英烟公司压价收购,引起烟农的强烈不满。
  1918年11月7日,上海《申报》、天津《益世报》同时刊发题为《潍县烟叶之发达》的报道:“山东潍县去年烟叶大获丰收,故今秋业此者极众。讵料出产过多,而英美烟公司廉价收买,农人大失所望。闻有无知者聚众会议,欲谋对待方法。经袁知事访悉,诚恐别滋事端,特于前月出示严禁,并许与公司张买办交涉,饬其秉公收买,不得任意抑价,致为伤农民血本云云。查今秋潍县各属共有烤屋(即熏烟叶屋)七千余家,出产约四十万担,计价值在一千万元以上。虽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设厂坊子,与之对垒,闻说收买只能在四分之一。似此,英美公司焉得不抑价耶。警告中国实业家,趁此烟草竞争时代,若能发起多数烟草公司,俾得挽回利权,不独农民之幸,亦国家之幸也。请速图之。”
  这时,国内唯一敢与外国烟草公司叫板的民族企业,是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称南洋公司)。南洋公司1917年进入潍县,在坊子设点收烟,试图与大英烟公司争夺烟叶市场。1918年秋,已经是南洋公司试水坊子的第二年。但是,南洋公司实力远不及大英烟公司,难以与之抗衡。南洋公司仅仅能够收买潍县南部烟区的少部分烟叶,烟价还是控制在大英烟公司手中。
  为破除任人宰割的困境,部分烟农抱团取暖,准备采取措施,应对大英烟公司的价格垄断。1918年1月中旬接替王梦松任潍县知事的袁瀚,得悉烟农要闹事,派员下乡摸查,并张贴告示,严禁聚众滋事,同时向买办张桂棠交涉。
  其实,负责烟叶收购的买办是田俊川。田俊川在潍县经营多年,人脉颇广,恐怕是田俊川耍滑头,将“责任”推给了张桂棠。袁瀚与张桂棠交涉情况如何,没有查到相关史料。张桂棠与大英烟公司的利益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恐怕这位背靠大树的张买办,不会买袁知县的账。
  民国《潍县志稿》载,王右弼1918年11月6日任潍县知事。袁瀚上任潍县知县不到10个月便离开,据当年的《申报》报道,袁瀚“屡有因行贿事被告发”。袁瀚去职主因是行贿买官,潍县烟农“滋事”案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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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施故伎再建一烤烟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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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种烟面积的扩大,大英烟公司在二十里堡的一处烤烟厂已经难以满足需要。他们再施瞒天过海的伎俩,在原厂南侧新建一处烤烟厂。为避免土地大额交易影响审批,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买地;为应对官方审查,干脆连建筑物也由买办张桂棠建设,由原来的“租地”直接变成了“租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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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地化整为零 避开省级审批
  尽管因大英烟公司压价收购,导致烟农收入降低,但由于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的极力推广,以及远远高于种植粮食作物利润的诱惑,以潍县南部为中心,沿胶济铁路线,美种烟种植区域迅速扩大至安丘、昌乐、益都等县,产量以几何速度增长。1917年,山东全省种植美种烟2.9万亩,1918年达到了5.72万亩,将近翻了一番。
  烟叶产量迅速增长,出乎大英烟公司的预料。刚刚建成的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烤烟厂,已经远远满足不了从各地收购来的烟叶复烤的需要。1918年收烟期还没结束,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主任惠特克就开始考虑扩建烤烟厂。运作的办法,还是大英烟公司贷借资金,以张桂棠的名义买地。
  新建烤烟厂的地点,选在二十里堡烤烟厂南侧200多米处。惠特克安排雅各布森丈量了这块地产,面积共35.84亩,比二十里堡烤烟厂稍大。大英烟公司批准后,张桂棠与土地的主人一一谈判,商妥了土地价格,每亩均价482元,整块土地总价1.73万元。
  1919年元旦过后,张桂棠按照惠特克的安排,将数张地契和土地丈量单准备好,送往潍县政府公署盖印。为了不使土地交易额过大给审批带来麻烦,他们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办法。惠特克称,“我们认为最好不要一次都送去,因为这样大的一笔地产交易可能会促使他们进行调查,使官员们感到有责任向济南汇报这笔交易。一次送去地契的一半,当这些地契已盖印后,可以再将另一半送去。我们不怀疑官员们知道张已购买了这笔地产,但我们不相信他们中没有人反对这笔交易、不会向上汇报。”
  省一级管理土地的部门是政务厅,大额土地交易要经过山东省政务厅批准。张桂棠分批呈报,潍县知事王右弼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佯装不知情。
  1919年1月11日,惠特克在写给大英烟公司烟叶部主任葛利高力的汇报信中说:“为了要用轻便铁路把我们的两块场地连接起来,我们感到我们必须要在两个相隔最近的连结点之间购买一块狭长的地皮,其长度约为500英尺。有一个地方对于建造铁路是十分理想的,我们正试图在这个地方获得一块狭长地皮的地契,以便在我们需要时,可以立即达成协议。”
  建新厂的地皮还没有办下手续来,惠特克已经考虑再买下原厂与新厂之间的土地,以备建设运输烟叶专用的铁路。
  1919年9月,新建厂竣工,名为“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第二烤烟厂”,惯称南厂;原先的烤烟厂改为“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第一烤烟厂”,惯称北厂。第二烤烟厂规模与第一烤烟厂相同,这年秋冬收烟季即投入使用。两厂之间建有轻型铁路,专运烟叶,送往二十里堡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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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避当局核查 老外费尽心思
  以张桂棠名义买地建厂的方案,报往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大英烟公司烟叶部,最后报到大英烟公司的母公司——英美烟公司。
  1920年3月25日,英美烟公司的律师肯尼特从上海发来一函称:“为了将来中国当局如果提起关于本公司占有二十里堡房屋基地问题时使我们自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已决定由本公司与张先生订一租约,每年付租费给张先生。使用期限是30年,并可展期。”
  “按条约规定,外国人有权租地用于贮存运输中的货物。”肯尼特仔细研究了中国的法律,认为此前用张桂棠名义购买土地的办法,如果中国政府认真核查,很难解释过去,倒不如换个方式,不仅让张桂棠买地,烤烟厂的建筑物也是由张桂棠来建,然后公司再租用张桂棠所买土地和房屋。“如果将来占有土地这个问题被提出来时,张先生可以说明这块地方是租给本公司的,每年收租费……中国当局不可能对此有任何异议。”
  那么,张桂棠买地、建房的巨额资金从哪里来?租金如何计算?肯尼特的方案是,大英烟公司贷款给张桂棠,贷款数额相当于购买土地和建筑房屋的总费用。大英烟公司贷款给张桂棠33万元,每年收8%的利息。在租用合同里规定租费每年2.64万元,租费的数量正好和利息数量相等,一笔钱抵付另一笔。
  肯尼特在信中附了租用合同和借款表格,他嘱咐惠特克,将张桂棠的全名用英文和中文写在每个文件开头的地方,并要求他当着证人的面签名和盖章,而证人也在指定的地方签名。
  肯尼特建议,今后如果产生什么问题,张桂棠可以告诉中国当局,这块地方是租给大英烟公司的。如需要的话,他可给当局看租用合同的复本。“当我收到你寄来的已签好名的租用合同时,我会将复本寄给你的”,如果中国当局询问张桂棠是从哪儿得到购买这块地和建造房屋的钱时,他可以说明是借的。
  张桂棠借贷大英烟公司钱款一事,对外严格保密。肯尼特称,中国方面“没有理由要他将向我们公司借款的单子给中国当局看”,拿出这张租用合同后,“他们是应当感到十分满意的”。肯尼特自信,这份租用合同将会在潍县知事面对上级查问时,能作出满意的答复。
  英美烟公司这个律师深谙中国官场内幕:一级瞒一级,尽量向上瞒。他断定用这张所谓的租用合同,能够糊弄过去。
  1920年,英美烟公司负责香烟销售的子公司驻华英美烟公司,成立天津部,山东区隶属天津部,山东区总办设在济南。1921年,在天津租界内的大英烟公司工厂建成投产,张桂棠回天津当上了大英烟公司工厂的买办。三年后,英美烟公司在给天津大英烟公司工厂的函中提到一件事,大英烟公司工厂让买办张桂棠担保买地,保证金约为25000元。英美烟公司建议,“由我们在二十里堡的华账房同益和行作保,将更为令人满意”,因为“同益和行的财务稳固情况,是无可比拟的,而他肯定会毫无异议地给我们一份保证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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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再次调查 最终不了了之
  1923年,上任潍县知县一年有余的李钟浚,对大英烟公司在二十里堡所建两厂所用土地产生了怀疑。
  李钟浚是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日本法政大学毕业,曾任东阿县知县。李钟浚将调查情况上报山东省政务厅,政务厅厅长许钟璐向省长熊炳琦报告此事。
  事关外交大事,熊炳琦要求特派交涉员冯国勋向外交部汇报。外交部照会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麻克类向英国驻济南总领事宝尔兹查询。
  宝尔兹立即进行调查,英美烟公司律师狄克生9月13日致函宝尔兹:“谨悉你已收到英国公使的信件,要求了解有关本公司在二十堡的财产情况,我想最好把本公司如何以及为何获得所涉及的这项财产的过程扼要地向你报告。”
  此函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编者没有将原函中报告“如何获得”的情况翻译编用,仅仅译录了“为何获得”的部分内容:“1914年本公司在中国各省份以高昂代价进行漫长的试验之后,发现二十里堡地区适宜于种植烟叶……这些努力的结果得到了显著的成功,目前在耕作中的烟叶场地面积是广阔的。其结果是使得当地农民现在能够生产上等的烟叶,从而使他们能从土地上得到更多的收益,因而本公司已建立了一个对农民和当地商人以及本公司双方都是互相有利的繁荣昌盛的工业。中国当局也由于地方税捐征收总数有了可观的增加而蒙受利益。农民们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种植烟叶,而本公司则向农民收购。在过去的四年中,平均每年已有烟叶25万担以上自二十里堡运出,这全应归功于本公司的努力。”
  核查的最终结果,在狄克生八年后致南京英国总领事函中找到了答案:
  “1923年当地中国当局也曾提出过我们对于前面提到的在二十里堡拥有建筑物和机械的权利问题,我想最好还是送给你一份我于1923年9月13日在济南写给英国总领事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信件。看来,总领事在这个问题上是使中国当局感到满意的,因为自那以后,他们再没找过我们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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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植激增中外媒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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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县地区美种烟种植迅速扩大,引起了媒体和学者的关注。1919年,中美新闻社派特别调查员到二十里堡、坊子一带采访,这是第一家关注二十里堡烟叶生产的外国媒体。五年之后,一位青年学者来此调查,形成近5000字的调查报告,在北洋政府的中文和英文两份经济杂志同时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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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争相种烟 避过飞蝗灾害
  “余方自济南向潍县进行之间,默见两旁田野,每见蓬蓬勃勃如菘圃如菜圃者,询之则曰:此烟草也。该处种植烟草者。大抵十之二三,由是而二十里堡以及坊子,四望平畴,青翠欲滴,周围五六十里间,其烟草殆遍地皆是。”1919年8月中旬,中美新闻社一位特别调查员(以下简称调查员)从济南乘胶济铁路列车东行,记下了沿途所见情形。
  进入潍县境地,便见漫野青翠烟田,及至二十里堡、坊子一带,更是一望无际。这位调查员姓甚名谁,史料没有记载。中美新闻社总部在上海,前身是1915年美国人成立的东方新闻社。这名调查员应当是中美新闻社的中国籍雇员,他此行的任务是考察山东、安徽的美种烟生产。调查员事先从采访、结交的山东人士口中得知,“鲁省产品以烟草为大宗,将来愈讲究愈扩充,则该处土地不啻铜山金穴也”。
  1914年开始,大英烟公司先后在山东潍县、河南许昌、安徽凤阳试种、推广美种烟获得成功,潍县、许昌、凤阳成为全国三大烤烟(美种烟)基地,二十里堡则成为潍县乃至山东的美种烟收购、加工中心。
  在二十里堡烟叶分部,调查员得到了热情接待。他们告诉调查员,开始在坊子、二十里堡一带共试种50亩(实际为60亩),每亩产烟400斤左右,每斤价格1角至3角不等,每亩毛收入40元至120元。两三年前,每亩毛收入不过150元左右,现在增至400元以上,山东全省美种烟种植面积不下5万亩。
  调查员经过二十里堡时,“恰见飞蝗蔽天,所过之处,其稻粱麦黍之叶,无不被食殆尽,而独此葱葱郁郁之烟叶,则完全无恙也”。由此感慨:“夫利之所在,众必争之……况稻粱麦黍之属,获利不及烟草之丰。烟草弊少而利多,土人有不争先恐后,竞谋种植者乎?”
  与传统的土烟相较,美种烟种植技术要求更高。调查员到乡间与烟农攀谈,详细了解,不惜笔墨记下种烟之诀、烤烟之法。如整地、制种、间苗、移栽、摘心、除虫等。这名调查员所记,比四年前陶昌善、谢恩隆调查所记,在某些方面更为详细。关于烟叶烘烤,1918年整个潍县南部烟区烘房达到8000间。粗算下来,8000间烘房需用烤烟工不下3万名,“将来再行推广,其利权正未可限量也”。
  这位调查员所写文章,被当时的《大公报》等报采用。他在文章最后写道:“余思烟类,虽为消耗之品,然其获利甚厚,有非稻粱等所可及者,宜乎该处种烟之人,莫不趋之若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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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济沿线烟草 集中潍县运销
  1924年收烟季节,一位青年学者踏入二十里堡烟田。第二年初,一篇题为《二十年代山东烟草出产状况》的调查报告在英文《中国经济月刊》(《Chinese Econom Monthly》)和《中国经济周刊》刊登。
  这位青年学者是22岁的蔡受百,杭县(今杭州市余杭区)人。蔡受百早期履历不详,《余杭金融志》载:“二十世纪20年代在上海金融界工作,曾任《银行周报》编辑,翻译耿·爱德著作《中国货币论》,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杭州浙江兴业银行副经理。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专门从事翻译工作,译著美国罗·海尔布罗纳的《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学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一书,介绍了马克思、李嘉图、傅立叶、圣西门、凯恩斯等人的经济思想。”
  蔡受百博学多才。查阅民国史料,蔡受百20岁创作小说《过渡时代之牺牲者》,在包天笑主编的《星期》杂志发表。1924年,蔡受百所译英国小说家史蒂文森的小说《心刑》在《东方杂志》发表,蔡受百、汪原润译《中国之商务航空事业》在《申报星期增刊》发表。蔡受百撰写的《中国麦产及面粉业概况》《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概况》《女性道德论》《世界邮票丛谈》《世界邮票丛谈(续)》,分别在《东方杂志》《民铎》杂志及《益世报》发表。
  蔡受百从上海赴山东,结束津浦铁路一线考察后,沿胶济铁路行至益都、昌乐、潍县、青岛,在潍县烟区考察的时间最长。
  山东烟产地,集中在胶济铁路、津浦铁路沿线各县。据蔡受百调查,沿津浦铁路各县,年产2000吨左右;沿胶济铁路各县,即潍县(二十里堡及坊子)、安丘、昌乐、益都、临淄等县,年产2.6万吨至4.8万吨;其他地区产烟加起来不超过1000吨。
  胶济铁路沿线产烟,多数用火车运往青岛,再装船运往上海等地及出口外国。1918年至1923年各年度,通过青岛港口运出的烟草分别为2.7、4.6、4.8、2.9、2.7、2.9万吨。从青岛输出的烟草,多为美种烟。日本商人1919年起在坊子种植日本烟草,但种植面积不大。其余各县所种的烟草,大都是中国传统的笨烟,主要为当地消费。
  蔡受百了解到,青岛港口运出的美种烟,多数由潍县的二十里堡、坊子发货,潍县(二十里堡及坊子)乃“分配中心”。
  通过详细考察,蔡受百对美种烟的成本做了详细核算,首次披露于报刊。
  以1亩为单位,计土地租金12元,肥料16元,劳工成本7.6角,赋税2元,烘制烟叶费9元,煤18元,合计大洋64.6元。烟叶收购价每百磅约为18元至20元,亩产按500磅计算,1亩地产烟毛收入94元至100元,扣除成本,纯收入29.4元至35.4元。当时大洋1元约合现在的人民币200元,1亩地纯收入5880元至7080元,拿到现在的农村,每亩土地的效益也算不低。不过,蔡受百所算没有将建造烤烟房的资金摊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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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外文杂志 刊发收购盛况
  蔡受百到达潍县时,应当在11月前后。据蔡受百所记,沿胶济铁路各县烟叶收购期,将近三个月——从10月中旬到12月底,11月份为最盛。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介绍潍县烟区——二十里堡和坊子一带烟叶收购的具体时间。
  烟叶上市时,各大公司“皆于潍县、坊子、二十里堡、岞山等处,特设采办部”。最大的公司当然是大英烟公司。在蔡受百的调查报告中,大英烟公司全部是正面信息:“与植烟者订有合同,无论优等或劣等烟草,皆可收买。该公司为最浩大、最有势力之购买者,对于植烟者烘制烟叶、种植烟草、捕捉害虫等,皆随时加以指导及援助。”
  英文《中国经济月刊》是北洋政府经济讨论处办的一份外文期刊,主要向国外介绍中国的物产和经济状况,《中国经济周刊》为该处所办中文期刊,作者为经济调查部工作人员或社会约稿、来稿。在当时,这样由官方主办的杂志不可能刊登负面信息。所以,蔡受百的文章对于因大英烟公司方面带来的市场负面问题,只字不提。
  蔡受百调查,在潍县二十里堡、坊子一带,烤制美种烟的烘房约有12000间。中美新闻社特别调查员到潍时是8000间,五年时间增加了4000间。
  除了“龙头老大”大英烟公司,在胶济沿线收烟的公司还有中国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日本的米星烟草公司、山东烟叶株式会社、南信洋行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对于各种品质之烟叶,皆分别采购之”。在胶济沿线收烟的日本公司最多,但这些日本公司在华没有卷烟生产企业。与大英烟公司全部在华生产卷烟不同,日本公司收购的烟叶全部运回国内,或送至自办工厂制成香烟,或进行剔选,转售日本烟草局。据统计,1923年自青岛港运往各地的烟叶数量为:上海1.8万多吨、大连近3500吨、香港135吨、中国其他各埠7400多吨、日本730吨,总计接近3万吨。
  1923年秋,山东烟叶大获丰收。这年,全省种植美种烟79万公亩,比上年增加了将近一倍,“其品质甚佳,购者亦甚踊跃”。
  大英烟公司主要由中国买办操作,直接向农户订购。南洋兄弟公司及其他外国公司,或直接向烟农收购,或从烟贩手中购买,购买者间竞争颇烈。英美烟公司与其他公司进行谈判,确定从1923年开始,大英烟公司自9月16日起采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自9月29日起采购,日本公司自10月1日起采购,市面延长约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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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灾人祸烟农经常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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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20年代中期,军阀混战,殃及山东。胶济铁路、津浦铁路中断,外运渠道受阻,不仅烟价大跌,而且大量烟叶压在烟农手中。烟草公司卷烟销售不畅,必然压减烟叶收购,处在烟草产业链条最底端的烟农,无辜遭受牵连。已经被“引入”大市场的烟农,一旦有风吹草动,便胆颤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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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火殃及铁路 烟叶难以运出
  大英烟公司进入潍县初期,最早种植美种烟的烟农尝到了不少甜头。但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烟草产量陡增,收烟公司不断压价,烟农吃尽苦头。而政局不稳,战火纷起,导致交通受阻,烟叶运不出去,烟农亦大受其害。
  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江苏、安徽为争夺地盘开战。此前,奉系军队入关南下,占领津浦全线直至上海;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欲向南扩张势力,在张作霖支持下攻入上海。孙传芳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发起反击,奉系大败,张宗昌亦退回山东。驻扎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岳维峻趁机攻鲁,逼近济南。张宗昌难以抵挡,一度率部退驻泰安。
  据《申报》报道,这年收烟季节,因为陇海铁路被占作军用,交通梗阻,河南运出省外的烟叶不到全省产量的三分之一,其余全压在农民手中。山东的情形虽然比河南稍好一点,但也因火车多为军人占有,全省产烟“颇有无从运输之虞”。因为“北方铁路货运几全停止”,各大烟草公司准备改为水运,但费时多、成本高。倘若协调军方用火车运输,不仅要缴纳“特别费”,还要修理火车。因为车辆多为兵士毁坏,竟有的将车底所铺之木板全部拆去,用作烤火取暖烧柴。
  山东产烟区集中在潍县的坊子、二十里堡、虾蟆屯,安丘的黄旗堡以及益都、周村等地,潍县烟区产量占山东全省大半。战事对省内的胶济铁路影响不大,出省的津浦铁路却已中断,烟叶外销通道受阻。
  战祸影响所及,不仅仅是当年。到了1926年秋季,人们害怕上年令人担心的一幕将会重演。
  1926年10月,上海《申报》报道,坊子一带种烟“农户最繁,土气亦佳”,“今秋附近各处,收采颇厚”。上个月,烟叶刚刚收获上市,南洋公司便开始收购。数家日商公司也来收购,还有一些零星的烟贩。“黄旗堡、二十里堡之间,向归大英烟公司收烟范围”,这两个地方“烟树亦佳”,将来烟叶收获、烘烤结束,大英烟公司开秤收烟,“谅必比上年再旺”。“若地方安谧,车辆无阻,办货顺利,价格或比去岁略增也”。
  11月初,《申报》发出消息,上海各大香烟厂,除了两三家大企业自己组织到山东、安徽、河南三省收购美种烟叶外,其余中小烟厂多靠烟贩转卖。“近因以上三省地方多故,轮运为难,无论大小办客,均观望停滞,因之沪存现货,几将绝迹,价格飞涨”。
  12月初,《申报》再次报道,听闻山东等三省美种烟收成颇丰,“因连月烽火频惊,办客裹足,即有买入,输运亦难”,导致上海到货极少,烟叶价格比夏初涨了不少。
  到了12月下旬,《申报》又报,山东产美种烟叶价格至今未定。报道称,河南、安徽、山东三家美种烟产地,产量以山东最大,“如坊子、虾蟆屯、黄旗堡、二十里堡、周村、潍县、青州、谭家坊子等八站,农户最多,每年出产亦最盛”。叶片丰厚及色泽,以黄旗堡、二十里堡为最好,“色叶似比坊子好看,但有香而无甜味”。价格为何未定,没有提及。最大的可能还是运输渠道不畅,不敢贸然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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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营业不佳 烟农遭受牵连
  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记载山东烟草生产的史料不多。1931年6月,天津《益世报》简要报道了山东烟草市场的概况。
  这篇报道的内容是卷烟销售,而不是烟叶生产。美种烟产量,山东在全国首屈一指;卷烟销售量,原先山东在华北位列第三,“近一二年来,英美烟在山东突飞猛进,在华北已跃居第一位”。
  由此看来,大英烟公司不仅在山东收购烟叶数量最多,英美烟公司负责销售的子公司——驻华英美烟公司返销山东市场的卷烟,数量同样不少。与之相比,“国产烟草,在山东市场上,势力极为薄弱”。山东为烟叶生产大省,但卷烟工业却极不发达。青岛原先有两家卷烟企业,山东烟草公司毁于火灾,中国鹤丰烟草公司1930年迁至潍县二十里堡,仍然经营惨淡,勉强维持;济南只有北洋东裕隆烟草公司一家,停业数年,新烟上市后即恢复生产,但“制造均系粗烟”。纵观山东市场,无论烟叶收购,还是卷烟生产和销售,均被外国资本所控制。
  烟草产业链条的四个环节为烟叶生产、烟叶收购、卷烟生产、卷烟销售,其中后三个环节基本为外国资本控制。不管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处于烟草产业链条最底端的烟农,都要遭受损失。
  据《工商半月刊》报道,当时山东美种烟产地,集中于潍县、益都、临朐、昌乐、安丘、寿光等县。因为这里“土质膏腴,烟叶肥大”,烟草品质比安徽、河南产烟更优。大英烟公司、南洋公司等烟草公司每年都来设点收购。“各烟公司出品行销全国,鲁东烟叶实居其半数”。所谓鲁东烟叶,主要指以潍县南部烟区为中心,包括邻近各县生产的烟叶。
  前面提到,在美种烟种植区收烟的除了烟草公司,还有一些烟贩——中间商。每到临近收烟季节,大小烟贩便抢在各大公司开收之前赶到,提前与烟农订货,从中赚取差价。中国银行发现了商机,到潍县等地设办事处,向烟贩发放短期贷款。
  1932年秋,烟贩收烟之后,准备卖给烟草公司。大英烟公司“因营业不佳,故减低其价值”,众烟贩傻了眼。“不售则资本积压,脱售则亏累难堪,最后始忍痛售去,典质以偿”。
  烟贩赔了钱,只好典当财产,还清中国银行的贷款。到了1933年收烟之时,烟贩们接受上年的教训,不敢再涉足其中。没有了中间商,所有烟农都挤到了烟草公司的收烟处,“唯每百磅前售二十余元者,今年只售十数元”。
  这一年,在这些地方收烟的只有大英烟公司、南洋公司两家。“南洋虽有购买,唯数量甚小”,烟农们只好任由外国资本家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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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链接
  天灾人祸频仍 影响烟草种植
  1948年秋,山东全境完全解放后,华东财办工商部业务研究室对山东烟业进行了调查,于1948年12月形成《关于山东黄烟概况调查》,其中记写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山东烟草种植业遭遇的波折:
  “1912年至1920年,由于欧战勃发,各产烟国改种粮食以资支援。此期给予我山东烟草事业一急速发展的机会,耕地面积由1912年的256亩,至1920年扩张至197330亩。欧战结束后,日本、朝鲜等国家又复大量扩张、奖励种植,当然我山东烟草输出锐减,结果使产地价格下跌,农民损失惨重,因而耕种面积由1920年的197330亩,至1921年顿减至71730亩。由于产量激减太甚,物以稀为贵,结果价格又复升腾,翌年(1922年)耕种面积又回增至130240亩,1923年再增至136752亩。1924年至1927年,由于张宗昌军阀的恶政,各项捐税重重,加之虫害发生,种植后又遭连绵苦雨,在此天灾人祸双重摧残下,耕种面积由1923年的136752亩,至1927年逐渐减至51056亩。1928年‘五三’惨案,日寇进驻济南。敌伪掠夺资源,笼络民心,曾对烟税减免,结果翌年由51056亩又回增至131664亩。同年日寇撤退,虽然烟草又复征税,但因价格有利,直至1937年仍在猛烈扩展中,这时期在整个烟草发展史上可称黄金时代。”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潍县一带天灾不断。据史料记载,1921年春季,潍县大旱,春播推迟,麦苗多枯死,秋季飞蝗过境,庄稼被吃光,农业歉收。1926年8月,益都县东部降雹,冰雹大如枣,约半小时,黄烟绝产,高粱、谷子减产六成。1927年7月,昌乐县东南雨雹成灾,积雹尺许。1928年8月,潍县出现蝗灾,蝗群覆地尺许,飞树上树为之折,吃庄稼将尽。1929年夏秋,昌邑县大旱,禾苗枯死过半,粮米昂贵,饥民四散逃荒。1931年芒种过后,坊子附近雹灾严重,秋季蝗虫遮天蔽日南飞。
  面对天灾,人们束手无策;烟草减产绝产,烟农欲哭无泪,望天哀叹。
  资料来源:《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及民国时期《农商公报》《申报》《益世报》等。
  本期图片均为李之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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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1楼] 发表于:2020-06-29 17:41
鄌郚总编
  南开专家回乡调查烟村
  早期介绍山东美种烟种植情况的文章,主要内容为烟草种植、烘烤及收购、运销情况,极少关注烟农劳作的辛苦和遭受的剥削、压榨。上世纪30年代初,从潍县城走出的青年学者刘阶平,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到二十里堡深入调查,揭开了收烟公司利用种种手段操控价格、算计烟农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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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里堡发烟 位居各站之首
  包括二十里堡、坊子一带在内的潍县南部地区所产烟草,以“潍县烟”称名国内,而潍县烟又成为“山东烟”的代名词。达官贵人、名绅大佬们嘴里叼着的哈德门、仙岛等名烟,便是英美烟公司以“潍县烟”烟丝制成。
  家乡所产烟草名声在外,报刊所载多为外国烟草公司如何服务烟农,如赊种赊料,指导烘烤;种烟获利如何丰厚,烟农们怎样竞相趋利、弃粮种烟。即使有报纸披露烟农之难,也仅仅是蜻蜓点水。烟农真实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1933年冬初,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阶平趁回家探亲的机会,到烟农中间深入调查。
  刘阶平原名刘廷芳,1906年在潍县城海道司巷出生,曾就读烟台益文商业专科学校,1931年毕业于上海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刘廷芳上大学后,发现自己与著名学者、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兼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廷芳重名,遂改为刘阶平。
  此时,年仅27岁的刘阶平已在报刊发表过多篇学术文章。1931年,在《东方杂志》刊发《杨氏海源阁藏书概况与劫后之保存》;1932年,在《国闻周报》刊发《潍县高氏上陶室砖瓦保留沦亡纪略》《潍县高氏上陶室砖瓦保留沦亡纪略(续)》及《潍县高氏上陶室砖瓦考释》;1933年,在《东方杂志》刊发《木皮词的作者考》,在《国闻周报》刊发《蒲留仙先生的全部遗著》。
  刘阶平将在家乡了解的情况写成调查记《形形色色说烟村》,发表在1934年8月出版的《申报月刊》上。
  文章开篇写道:“说到这纸烟的烟叶,大都知道是山东的特产。产烟叶的区域,就是从潍县到益都一带。沿着胶济路线的坊子、二十里堡、虾蟆屯、辛店、谭家庄、杨家庄,遂形成这一带烟区的散集中心。每到秋后,洋商、华商的收烟叶厂,便星罗棋布地设在这一带的散集中心区。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并建有宏壮的熏烤烟厂。说到烟叶分发的地点,是遍及上海、天津、汉口和哈尔滨等地。近年潍县一带的烟叶出口量,已达三千万磅,总值在五百万元以上。说到熏烤烟叶,单就虾蟆屯到辛店一段,据财政部报告,二十一年度的总收熏烟税,竟达一百余万元的数目!这样惊人的产量,自然这一带的农村,堪称‘烟村’了!”
  的确,据1934年出版的《胶济铁路沿线大宗货物集散概况》记载,1932年胶济铁路各站发送烟叶数量为:黄旗堡4818吨、虾蟆屯1602吨、坊子3230吨、二十里堡13312吨、潍县1787吨、谭家坊855吨、杨家庄3026吨、辛店7471吨,二十里堡车站以超过万吨的数量,位居各站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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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骗压榨烟农 手段花样翻新
  “这些烟村的烟农,从种烟、调理烟、看烟、收烟,直到烤烟、捆烟、车推烟、肩挑烟,到最后跑进收烟厂,半年工夫和烟纠缠!”刘阶平首次详细披露了烟农们的辛劳与悲酸。
  生意场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奇奇怪怪的现象会发生。现实逼迫老实巴交的农民学会了“聪明”。收烟季节,烟贩以比大英烟公司低的价格,向烟农收购,转手获取中间差价。烟农很快明白了,仅仅省去了到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烤烟厂排队的工夫,却白白丢了不少钱。“发洋财,种洋烟,还是找洋人最妙”,于是,烟贩再上门来收烟,烟农不卖了。
  不长时间,有些更聪明的烟贩又想出了新招:在他们收烟点的门前或所住的客栈,挂出一些千奇百怪的招牌,什么“老八大公司”“上海可四洋行”,打着洋人的幌子忽悠烟农。有点资本的烟贩来了个更绝的:一月拿出几十元来,雇一个白俄——在俄国革命和苏俄内战爆发后离国的俄裔居民,冒充大英烟公司看烟的洋技师。这些来中国做生意、卖惯了胰子和毡子的白俄,先去“观摩”洋技师的作派,然后模仿他们的神态和架势。这一回,真把烟农唬住了,他们把烟卖给烟贩后,还发一通议论:“这家洋行的洋人,架子太大,说不定是掌柜的呢!”
  刘阶平来到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烤烟厂,只见大门口外,烟堆排成长长的几列。一堆烟叶旁,总有两三个烟农看守。看烟的时候一到,翻译领着洋技师来到烟堆前,一个一个挨着查验。洋技师嘴里叼着香烟,并不开口说话,“学我国星相家一派的风度,闭着嘴用笔答”。洋技师看过一堆烟,在这堆烟的白卡片上用笔划拉几个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一旁的翻译立时扯着嗓子翻译出来。如果是写的“y2、35”,翻译就喊:“二等黄呀,三十五——元呀。”
  收烟是言不二价的交易,收烟公司定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容不得烟农讲价。如果烟农认为价钱不合适,可以不过磅,明天再来,也许价钱提高些,也许价钱更低了。刘阶平写道:“这又是洋商的一时高兴,和烟农的一年命运吧!”
  “戏法人人会变,各人巧妙不同”。收烟季节,各家公司之间,公司与烟贩之间,烟贩与烟贩之间,竞相斗法。“结果总有一家胜利,烟农集中这家去了。惨败的数家,自然要坐守空厂,门可罗雀,最后关门大吉,另卜吉地”。这时,烟农集中的收烟厂便慢慢将烟价放低。烟农想要到较远的一处集散中心卖高一点的价格,但细算账,搭上往返路费,多赚不了几个钱,说不定等赶到那里,那里的烟价也压低了。烟农只好忍痛割肉,将存烟卖给他们。
  “单说一架烟磅,那就是一个万花筒,也可说是一件千变万化的法宝”。在收烟公司方面,过磅的磅秤是一个法宝;对烟农来说,这可是一个害人的魔鬼。刘阶平举例说:“什么‘压磅’‘提磅’,上下其手的妙法太多,真有‘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神秘。”所谓“压磅”,就是在磅秤上做手脚,将烟叶的重量压低,少付烟农烟钱。“提磅”究竟如何操作,刘阶平没有进行说明。无论如何,吃亏的总是烟农。这些忠厚老实乡下人的血汗钱,不知不觉流进洋人及中国买办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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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链接
  上陶室砖瓦追回 刘阶平详加考证
  论砖瓦者,必宗秦汉,秦汉砖瓦从文字、历史、艺术诸方面皆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清代秦汉砖瓦的收藏大家不下20人,高鸿裁积30余年,搜集海内外秦汉砖瓦1000多件。他将其中精品500多件拓成一部《上陶室砖瓦之捃》,共12卷。
  高鸿裁(1852~1918),字翰生,一作翰声,室名辩蝉居、上陶室,旧潍县西关人。他的父亲高庆龄酷爱金石、古印,晚年与族侄高嘉钰、儿子高鸿裁共同考订、撰编《齐鲁古印捃》。高鸿裁自幼从父教,好古文,嗜金石,既长益笃,古砖瓦收藏与研究卓有成就,除《齐鲁古印捃》与《上陶室砖瓦之捃》外,高鸿裁得于濂芳所藏汉魏古印,集成《齐鲁古印捃补》1卷;将收藏的历代墓志铭拓片编成《历代志铭征存目》2卷。
  高鸿裁去世后,因家庭生活困顿,高夫人开始变卖所藏之物,维持生计。1931年夏初,一日本人托一华人,趁高氏家族经济窘迫之际,以1600元将上陶室砖瓦精华购去。这个日本人先挑出属上上品的秦砖两方运回国内,又将其他砖瓦装了七大箱,假称为玉石玉器,搭乘胶济铁路列车运至青岛,在青岛火车站被扣留。
  一直关注高鸿裁藏品的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闻讯,急电与青岛市政府沟通,派专人赶赴青岛交涉。经多部门联合查验,这七箱秦汉砖瓦包括:第一箱长方砖50块、小长方砖7块;第二箱大小方砖145块;第三箱圆形瓦端174包;第四箱大小砖66块;第五箱大小砖89块;第六箱长条石碣1块;第七箱方形残碑1块。
  正准备将这些文物运往济南时,日本人出来阻止。经过再三交涉,日本人方才罢手。之后又遇雷雨天,不得不暂存青岛火车站。雨停天晴后,装车运往济南,由山东图书馆收藏。
  上陶室500多件精品砖瓦失而复得,当时各大报刊皆有报道。鉴于报道记述多有遗误,刘阶平根据《上陶室砖瓦之捃》一一核对,心里仍然感到不踏实。刘阶平求助于王献唐,王献唐将上陶室500多件精品砖瓦清册交给他参阅。刘阶平如获至宝,按照清册所记再行考证,最终形成数万字的《潍县高氏上陶室砖瓦保留沦亡纪略》《潍县高氏上陶室砖瓦保留沦亡纪略(续)》及《潍县高氏上陶室砖瓦考释》,天津《国闻周报》分数期予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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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步学者揭露资本侵略
  几乎与刘阶平同时到二十里堡调查的,还有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三名专家。“红色”背景的特殊身份,使得他们的调查有着独特的视角。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运用大量事例揭露了帝国主义工业资本对中国农村经济的侵略和影响,揭示了民族工业资本发展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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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潍县烟区 写成长篇调查
  1933年11月,几位年轻人频频出现于潍县南部烟区,他们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研究员王寅生、张锡昌等。这年,陈翰笙36岁,王寅生31岁,张锡昌28岁。
  绝少有人知道,陈翰笙是一位共产党领导下的秘密工作者,王寅生、张锡昌都是党领导下的进步学者。
  陈翰笙(1897—2004)原名陈枢,江苏无锡人,早年留学美国、德国,1921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任北大教授。在李大钊影响下,陈翰笙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陈翰笙请求加入共产党,值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正在组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便介绍他先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员和学者的公开身份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1927年,李大钊被捕,陈翰笙处境十分危险,党组织安排他转移苏联,到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翌年秘密回国,中央研究院院长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蔡元培邀他出任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农村经济调查。1932年,陈翰笙秘密参加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多方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和爱国人士,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1933年,太平洋国际学会计划出版一套研究各国生活水平的书,旨在了解国际资本对各国人民生活的影响。陈翰笙决定组织人员,对与国际资本发生联系的烟产区进行调查。陈翰笙后来回忆:“这年,我带调查组到安徽、山东、河南烟草区做了调查,后因其他事离去,大量的工作由王寅生、张锡昌等同志在1934、1935两年完成,并整理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此间,在共产党的支持下,陈翰笙等于1934年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陈翰笙任理事长。1935年、1936年,陈翰笙、张锡昌先后加入共产党。
  陈翰笙根据调查的材料,又在美国搜集了大量资料,用英文写成长篇调查报告《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1939年由纽约太平洋国际学会出版,1941年在日本出版日译本,1983年由陈绛译成中文,题为《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调查报告从烟草传入中国开始追溯,一直到大英烟公司的成立,运用大量的数据详细介绍了大英烟公司以及其他外国烟草公司在中国的情况,揭露了帝国主义工业资本对中国农村经济的侵略和影响,同时也揭示了民族工业资本发展的困境。
  陈翰笙在山东、安徽、河南产烟区,各选取了两个有代表性的村庄进行调研,山东潍县烟区的村庄是武家和于家庄,并直接与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买办田俊川接触。
  需要说明的是,1934年11月前,在山东收购烟叶的是英美烟公司的子公司大英烟公司;11月后,此项业务由英美烟公司新成立的子公司颐中烟草公司负责。陈翰笙在调查报告中用了母公司——英美烟公司之称,下文亦沿用此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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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办低价囤货 高价贷给烟农
  关于田俊川,陈翰笙写道:“山东一个‘英美烟’买办田俊川,过去常在一月份市场价格最低时自满洲买进豆饼,囤积起来,在六七月间价格最高时贷给农民。这种贷放以夏季高价作为基础,利率为4%。6月,田俊川从博山煤矿成批地收购进煤,作类似的放贷。11月烟农售出烟叶时,他从他们那里收回贷放豆饼和煤的本金和利息。据他自称,他能够收回贷放的全部现金。他每年仅贷放豆饼一项,便超过5万元……1926年以后,田俊川作为‘英美烟’山东买办,为免遭人们非议,停止了贷放。豆饼和煤现在由当地士绅和富户贷给山东农民。”
  有资料记载,1931年,田俊川的三儿田乃权接替父亲做买办。据陈翰笙所记,买办仍是田俊川。张伽陀1935年在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担任翻译3个月,写成《鲁东种烟区三个月的观感》,也证实了陈翰笙的说法。
  1926年之前,田俊川从最初的单纯收购烟叶,到经营豆饼、煤炭等,凡是与烟草种植有关的项目全部垄断。眼见田俊川这个“外来户”大发横财,“坐地户”们眼红心急,联合起来对付他。田俊川意识到,如果继续吃独食,惹起众怒,自己将难以在当地立足。他只好作出妥协,把豆饼和煤炭市场让给当地人。
  据陈翰笙等调查,1934年仅在潍县第十区,也就是二十里堡村所在的区,主要从事向烟农发放贷款的油坊和煤店不下20家。油坊于7月初贷放豆饼,11月底收回现金。每贷放1元,收回1.2元,月利为5%。煤店9月底放贷,最迟次年1月收还,1000斤煤售价13元,贷出价格15元至15.5元,月利约6%至8%。
  大英烟公司当初决定在二十里堡一带试验推广美种烟的理由,一是有烟草种植基础,土壤、气候和雨量适宜;二是紧邻胶济铁路,便于运输;三是靠近坊子煤矿,烤烟用煤方便。陈翰笙等的调查透露了一个信息:当年田俊川从博山煤矿进煤,说明坊子煤矿产煤已经不敷使用。
  据1922年的一份调查,当年德国人勘查得出结论,坊子煤区的煤层共有三层,上层厚约1.3至5米,中层厚度可达14米,总储量约4000万吨。德国人共开采3个竖坑,并建有洗煤、炼炭等厂,原定计划在此大规模挖掘,作为山东主要产煤基地来建设。实际采掘结果,煤层并非如勘探所料,加上“火灾水厄接踵而至,遂致当日企望完全失败”。德国人采取逐渐压缩的办法,将机器设备陆续运往淄川矿区,到1914年日军接管坊子煤矿,共产煤不过200万吨。日本人原想废弃该矿,但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煤炭供不应求,便将矿区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矿区,招商开采,但仅有东、西两矿恢复生产,“唯以措置失宜,产额不过13万吨,万难持久”。1922年,中方从日本人手中收回矿权,由鲁大公司经营,但还是延续由日商承租,各矿煤产量并没有大的增长。
  潍县南部烟区烤烟用煤,大部分来自淄川、博山煤矿。据1921年胶济铁路各站运进煤炭调查,二十里堡站3060吨,虾蟆屯站1080吨,黄旗堡450吨,潍县站390吨。二十里堡站到货的3060吨煤炭,绝大部分为烤烟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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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农劳动强度 增加将近一倍
  美种烟的推广,为农业劳动提供更多机会的同时,改变了传统农业“男耕女织”的劳动力结构,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
  此前,一般农民除非家庭劳动力严重不足,或者没有钱雇用工人,缠足的妇女很少从事田间劳动,农活由家庭中的男性承担,女性主要负责家务,诸如烧火做饭、缝缝补补、赡老抚幼等等。现在,种植美种烟的家庭,妇女承担的工作贯穿烟草种植、管理、收获的全过程,如掐摘坏叶、烟叶选级和扎把,甚至连烤房烟叶运进运出,有时也由妇女分担。家中的老人和大一点的孩子,亦参与其中。陈翰笙肯定地写道:“美种烟草的引进,改变了中国农田的劳动状况,这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劳动强度最大的是家庭中的成年男子,也就是俗话说的“壮劳力”。
  首先,种植美种烟使得他们全年劳动天数增加了。据陈翰笙调查,安徽凤阳产烟区的劳动天数比非产烟区多14%,河南襄城多15%,潍县则多出16%。其次,每年强劳动的天数也都有增加。襄城产烟区比非产烟区多50%,凤阳多67%,潍县则达到82%。也就是说,潍县烟农“壮劳力”的劳动强度,增加了将近一倍。
  陈翰笙分不同情况,将种植烟草家庭和非种植烟草家庭做了详细比较。
  就富裕农民来说,种植烟草必要的超额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转嫁到受雇的长工和季节短工身上,“因为这些家庭雇工的工资,没有同他们的劳动按比例增加,他们完成更多的工作,却没有得到更多的补偿”。
  一般中等农民和贫穷农民家庭,农业劳动全部由自己担负,不可能将种烟的超额劳动转嫁出去。解决的办法,一是增加“壮劳力”的劳动强度,二是让妇女乃至老人、儿童共同分担。陈翰笙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写道:“在每一片加工过的精致完美的烟叶上面,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些羸弱的缠足妇女、消瘦白发老人和脸色苍白、发育不良的儿童的形象,他们全都在持续不断地劳动。不难想象,这些人不论在炎热的烤房闷得难受的气氛中,还是在昏黑发霉的土牢似的地窖里,细心地照料烟叶。可是,他们的劳动工资,却完全听凭外国金融资本家和中国买办与地主、高利贷者的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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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村》披露烟农境遇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是胶济铁路沿线一带美种烟种植顶峰时期,也是广大烟农遭受内外剥削压迫最严重的时期。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长陈翰笙支持下,青年学者李亚夫赴二十里堡调查,写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农村的一个实例》一文,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编的《中国农村》杂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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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见有人发财 孤注一掷种烟
  1934年夏,烟草种植季节,李亚夫来到二十里堡进行调查。1935年,李亚夫的调查通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农村的一个实例》在《中国农村》杂志“农村通讯”专栏发表。
  《中国农村》杂志由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编,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长为陈翰笙。李亚夫的这篇调查通讯,又收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编、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发行的《中国农村描写》一书。
  在二十里堡村,上了年纪的农民告诉李亚夫,“开始种植的那一年,大约是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吧,‘洋人’先在这里附近的坊子雇工种植六十亩,作为试验;到民国六七年,我们这二十里堡一带,也都种遍烟草了。最初,我们这一村庄上一百二三十家人家之中,试种烟草的只有二三家,后来逐渐种开,愈种愈多,到现在差不多十家有八家种烟了。据说,胶济路上黄旗堡以西,周村以东,近几年都已或多或少种些烟草。这样加速度的发展,我们当然不能不感谢英美烟公司的‘恩赐’。”
  老农所说美种烟开始种植时间有误,应当是1914年(民国三年)。李亚夫所记老农的话,显然做了文字加工。诸如“种植”“逐渐”“愈种愈多”“现在”“这样加速度”等,肯定不会是当地百姓的话语,用潍县土话表达,当为“种”“慢慢心儿地”“越种越多”“这么快地”。但这位老农的话,真实地反映了二十里堡村种植美种烟的状况。
  像前面提到的几位记者、专家一样,李亚夫深入农户中进行实地调查。将二十里堡村作为专门的调查点,李亚夫还是第一位。
  李亚夫记道:“种烟是很费人工的,所以有十亩地的中等农户(这里是大亩,一亩可以抵三官亩),至多只能种烟二三亩;地最多的富农,种五六亩也已了不得;愈是地少的那些贫苦农家,种烟的比例倒反来得大,有时甚至把零细的农田完全种上烟,作‘孤注一掷’。”
  这种“孤注一掷”,对二十里堡农民来讲,就是赌博——李亚夫记道:“农民们都把种烟看做赌博。”之所以出现这种怪象,是因为外国公司“最初种烟的时候,因为要取得农民信任,所以价钱很好,农民中的确有发财的”,但是,“种烟的人家一增加,烟价便一年年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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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受层层盘剥 成本居高不下
  相比于传统的土烟,美种烟种植技术要求高,成本大,特别是烘烤环节。据李亚夫调查,有本钱种植美种烟的,除掉地主或富农外,可以说是找不到的。“在农村大部分的人家,特别是近几年来,几乎都在饥饿线上打滚,已经毫无能力从事农业上的再生产”。贫苦农民没有本钱,又要赌上一把,“便不得不投到高利贷者和商业资本家的怀里”。
  放高利贷者,一是肥料商,二是煤炭商。烟农需要豆饼、肥田粉等肥料以及烤烟用的煤炭,只要有可靠的担保,便能向豆饼行商、肥田粉商、煤炭行赊取。一块豆饼,现买只需0.55元,赊价需0.7元;100斤煤炭现买只需0.8元,赊价需1元,赊货时间最长不超过6个月。如果没有担保,烟农只得先向高利贷者借钱,再去买饼买煤,利息也高达二三分。
  李亚夫所说的商业资本家,指的是银行和钱庄。烟叶收购季节,银行和钱庄供给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的钞票,每天要在10万元上下。中国银行青岛分行直接派职员驻扎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潍县的钱庄也上门服务,赚一些“脚步钱”。潍县钱庄受土布业衰落的影响,倒闭了许多,到1933年底,仍有36家。这些银行和钱庄,除了直接为大英烟公司服务,还间接放款给农民,“使农民有相当的种烟成本”。
  从烟农身上赚取利润的还有中国买办。李亚夫写道:“有一位姓田的买办,差不多是谁都知道的。他是天津人,据说当初就是帮洋人种烟的,后来为洋人所器重,即用他为买办。”这个姓田的买办就是田俊川。
  农民卖掉烟,去田买办的华人账房领钱,华人账房不仅从中赚取差价,还通过票据兑换获取隐形利润。华人账房规定,凡是烟钱不到5元的,只付给山东平市官钱局的钱票,不付银元,钱票与银元的兑换价格,1元钱要相差一二百文。谈到买办的收入,李亚夫算了一笔账:代“洋人”发钱,照例有百分之一的佣金。每年公司所收烟款和工人工资等支出,大概要在1000万元上下,佣金就有10万元左右。
  像中国买办一样为外国资本家“效劳”的,还有政府当局。李亚夫调查,潍县公安局派警员驻二十里堡,专为大英烟公司维持秩序,维护治安,每月由大英烟公司补贴400元,收烟季节再临时增加。“据说,政府还在税捐方面予英美烟公司以种种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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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商控制烟价 烟农苦不堪言
  种植美种烟成本居高不下,而大英烟公司“却不顾农民的血本,垄断价格,廉价收买农民的烟叶”。在调查报告中,李亚夫详细描述了烟农售烟的遭遇。
  每年10月以后,大英烟公司的“洋人”都来了。数天后,“开磅”的牌子一挂出来,烟农便纷纷赶来。数年前,因为避免拥挤,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规定,烟农要按照“炕票”的号数排队,每天规定几百个号,轮不到的便不准进场,轮到三次不去的将“炕票”取消。
  所谓“炕票”,就是按照炕烟房(即烤烟房)的数量向烟农发放的售烟凭证,一个烤烟房一张“炕票”。没有烤烟房的烟农只得向邻家商借,借不到时甚至出高价去租。后来华商、日商纷纷来山东收买烟叶,大英烟公司独家专买权不再享有,“炕票”制度逐渐废止,但该公司依然牢牢掌控烟叶市场。收烟季节,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收烟厂门前仍十分拥挤。“有些农民来自几十里甚至百里以外,在公司门口等待至十多天之久,晚上餐风沐雨,宁可把衣被盖烟叶,使自己的身体挨冻。白天便战战兢兢,想早些能挤进门去,把烟叶换到钱。挤伤人的事情,也时有所闻”。
  与此前几名专家的调查一致,烟农任由洋烟师看货定价,毫无还价余地。“烟叶是放在竹筐上的,要是你有一筐不愿意卖,其他各筐也就应该赶快退出,不准再卖”,无论价钱高低,烟农只得忍痛脱手。不少烟农花了极大的本钱和劳力,连豆饼钱和煤钱都收不回来。在二十里堡一带,种烟亏本而债台高筑、倾家荡产的家庭并不鲜见,因此而自尽的惨剧也时有发生。
  通过调查分析,李亚夫得出结论:“农民种植烟草以后,帝国主义者自然从农民身上榨取了最大部分的利益,作为帝国主义者附庸的买办、官僚、银钱业以及商业高利贷者,也分润了不少。而烟草的生产者——农民,却得到了绝少的好处,甚至成本都收不回来。”
  李亚夫肯定了种植烟草的积极作用,如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农业的市场化程度,他同时指出:“近几年来,英美烟公司受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把烟叶的价格跌了再跌,将恐慌的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因此,使种烟的农民,走上了惨痛的窒息的道路。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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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翻译记录烟农辛酸
  李亚夫完成二十里堡烟业调查一年后,又一位年轻人来到这里。刚刚高中毕业的张伽陀,通过关系介绍到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做翻译。这位从没有到过农村的城市青年,第一次体验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辛劳与悲酸。张伽陀工作期间仔细观察,工作之余留心调查,详细记下了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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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里堡小镇 蜚声世界烟业
  1934年11月,颐中烟草公司全面接管大英烟公司在华烟草收购业务,大英烟公司在中国的机构随之更名。
  1935年暑假到了,天津的张伽陀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但因家庭负担太重,父亲没有答应。张伽陀父亲认识天津颐中烟草公司烟厂买办张桂堂,中秋节时,他备了一份厚礼,托张桂堂给儿子谋个职业。张桂堂答应写信推荐他到山东潍县,去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做翻译。
  张桂堂的信是写给田俊川的。据张伽陀后来了解,当时的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内设经理部、会计部、收烟厂、复烤厂、仓库及运输部,各部均由英国和美国人负责;另外设华人账房、银行账房。华人账房由公司比较信任的华人买办负责,统辖管理华籍职工事宜;银行账房专门负责为公司垫付收烟款及其他经济开支,就是设在二十里堡烤烟一厂东南角、田俊川的“同益和”号。田俊川身兼华人账房、银行账房经理两职。
  田俊川很快回了信,答应张桂堂之托,但须经过考试才能确定是否录取。张伽陀得到消息,“怀着忐忑不宁的心,于九月十六日搭着津浦车南下。到了济南,改乘胶济路东行车,十七日到了潍县东乡的二十里堡”。依托胶济铁路车站和两个烤烟厂,二十里堡逐渐发展为一个小市镇,平常时只有六七百人口,到了收烟季节,临时工人、临时小贩聚集而来,人口达到2000之多。
  “这个小小的市镇,不仅名闻全山东全中国,但凡全世界与烟草有关的人们都知道它。”张伽陀早就听说二十里堡的“大名”。到了二十里堡,张伽陀走下火车时,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话:“我也得着机会,来看看时常听人们谈到的二十里堡了。”
  走出车站,迎面是一排又高又大的围墙,围墙里面就是北公司,也称北厂,即二十里堡烤烟一厂。向南看,有一个二三百步光景长的小市集,再向南又是一排高大围墙,那是南公司,也称南厂,即二十里堡烤烟二厂。在张伽陀眼中,“整个二十里堡,就是两端两个工厂,中间夹着一个小市集,南北约半里,东西不到四分之一里。新式建筑夹着些土墙茅屋,映入眼帘的景象极不调和”。
  “不要小看它!”——对于二十里堡,张伽陀后来在《鲁东种烟区三个月的观感》一文中直书。
  之所以如此评价,张伽陀经过调查了解,确有真凭实据:“颐中烟草公司烟叶部山东总办即驻在此地,还设有两个规模齐整、技术精良的烤烟厂。烟季到了,每天可以烤出烟叶20多万磅,雇用临时工人至1600余名之多。鲁东每年所产烟叶百分之七八十是汇集在此地,从这个小市镇,每年要分散给鲁东农村近千万元的收烟款。它对于胶济路以及该路一带的农村经济影响极大。单说胶济路每年运货收入,二十里堡站就占第三位,仅次于青岛和博山;而一二等客票收入,二十里堡车站且超越青岛、济南而居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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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上岗之前 外国总办训话
  张伽陀提着背包、箱子,一路打听,来到“同益和”。门卫告诉他,田掌柜去青岛还没有回来。这个门卫叫来一青年,张伽陀自我介绍之后,青年领着他来到一排四间的房子前,这便是“同益和”号的招待所,房内有四五十张木床。青年让张伽陀先住下,等田掌柜回来再说。
  后来张伽陀才知道,凡能进“同益和”招待所的,都是有“面子”的人介绍来的。每年田俊川都要收到数百封介绍信,只能捡有“面子”的接应下来。到了收烟季节,安排在招待所内,根据需要,临时派往各处烟叶收购分站。尽管工作时间只有四个月,一结账不到几十块钱,但每年还没有到夏季,就陆续有人托关系来找田掌柜,为秋后开磅收烟时预定一个临时雇员的位置。收烟季节来到,能够被收纳在招待所里的,事情便有了五六分把握;万一安插不下,田掌柜也会看着介绍人的面子,打发点路费让人回去。
  张伽陀暗自庆幸,父亲用厚礼买了一个有“面子”的介绍人撑腰,自己才得以住进“同益和”的招待所,有了谋求职位的希望。
  第二天,田俊川从青岛回到二十里堡,把张伽陀叫了过去。接着,经过一番张伽陀称之为“滑稽的考试”,被正式录取,他几天来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又隔了五天,张伽陀等一批新招用的翻译集合到二十里堡烤烟二厂办公处听训,准备派往胶济铁路沿线各收烟厂。在这里,张伽陀见到了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主任,又称颐中烟草公司烟草部山东经理,俗称洋总办。这个洋总办是美国南部人,张伽陀形容他“胖得正和平日卡通画上习见的大腹贾一样”。“大腹贾”是当时民间对富商的称呼,含有讥讽之意。
  洋总办用英文“啰里啰嗦说了一大遍”,张伽陀他们听明白了,“无非是现在找事是如何的困难,所以我们做事应如何勤奋,如果干得好,以后怎样可以升迁”。洋总办一方面以失业来恫吓这些新招的翻译,另一方面“把当忠顺的洋奴所能希望到的好处”,竭力向他们脑子里灌输。
  洋总办训话时,担心他们不仔细听,听不明白,旁边一矮小、黑痩的翻译将他的话用汉语再说一遍。训话结束,洋总办的翻译宣读工作分配名单,张伽陀被派往辛店车站收烟厂。
  据张伽陀了解,颐中烟草公司在胶济铁路沿线各站共设有数处收烟厂,黄旗堡、二十里堡、谭家坊、杨家庄、青州等车站,各设一处,辛店车站设有两处,均由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统辖。收烟厂都由外国人负责,还有两三个看烟估价的洋技师、一个中国买办,翻译及负责文案、发车、仓库、过磅的均为华籍人员。另外,从当地雇用一些农民,推运烟草,值夜看门。看烟估价的洋技师十有八九来自美国南部,都是烟草业世家子弟,不是资本家出身,就是大地主或富农出身。他们有的是世袭几百年,拥有管理雇工劳动的经验。张伽陀认为,“把这批人搬来,是颐中公司最好没有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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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农排队卖烟 犹如等待宣判
  张伽陀的工作,主要是跟洋技师看烟、估价,然后将结果翻译,标写在号码单上。
  收烟厂的大院子里,摆放着一堆堆烟叶。每家的烟叶整齐地码放在竹帘上,每堆少的几十斤,多的上百斤,上面放有一张号码单。洋技师挺着大肚子,昂首阔步地从这一堆走到那一堆,品评着、乱翻着的时候,张伽陀必须抢先一步,先将每堆的号码单拿起来,仔细听着洋技师定级、喊话。
  在一个烟堆前,洋技师照例急促地左右乱翻一气,抽出其中一把,稍加审视,随即丢在烟堆上,同时高声喊出烟叶的等级及价钱。张伽陀马上用极快的速度,照抄在号码单上,将号码单放到烟堆上,赶紧前去照应第二堆。负责推运烟草的雇工,随即将已看过的烟叶用小推车推往磅秤间。在收烟高峰期,每天买定的烟叶达到10万斤左右。
  收烟厂的一切都是紧张的。张伽陀记道:“洋人的眼睛紧张,我们小翻译的手和耳朵紧张,苦力们推小车紧张,卖烟叶的农民们想得到高价心绪紧张。连持着步枪替洋人作开路前锋的巡警们,也都是口不停地吆喝,手不停地舞着枪杆挥开观众,不能安闲一分钟。除星期日外,每天上午七时到下午五时,中间除掉一个钟头吃饭,都是如此的。”
  来卖烟叶的烟农,大多赶着双轮马车,用一头乃至三头牲口拉着;烟叶少的,则用独轮小车,前面一头驴子牵引,一个人在后面推着。烟农到了收烟厂门口,门卫查验烟票,发给一张号码单,方才放行。拥挤的时候,门外的大小车辆排到二三百米长。
  车辆进门后,将烟叶卸下,齐整地排在公司备置的竹帘上,按顺序排队等候。烟农急着想要知道自己的烟叶可以卖多少钱,还没有轮到自己的时候,大多都先跟在洋技师周围,察看别人已经定价的烟叶,“预测自己的命运”。
  烟农辛苦一年的命运,一瞬间就被洋技师宣判了。“在那短短的几分钟或十分钟之内,他们每一个人心潮起伏不定的那种情景,都可以由他们每个哭笑不得的面孔表情上看得出来”。
  从小生活在大城市,刚刚走出校门的张伽陀,第一次体验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辛劳与悲酸。每天工作的时候,他“总要多少次为四围人群中的唉叹声音所刺着”;匆忙之中,他“极迅速的眼睛的那一溜转,去寻找那个‘呻吟’的人”。当张伽陀每次看着那个“苦命”的烟农的时候,“不禁也要报他一个哭丧似的面孔”。张伽陀自言:“其实他们肚皮里的一切酸咸苦辣,我哪能够体会到万一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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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业链条待遇等级分明
  洋技师一口定价,烟农不敢有半点犹疑;收烟减磅暗中操作,烟农受损无从知晓;发号码单私自收费,烟农无奈被榨油水……烟草公司操控收烟价格、压榨烟农的手段五花八门,烟农有苦难言。而那些高高在上的“洋大人”颐指气使,养尊处优,受到地方官府的特别关照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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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农卖烟价格 全由洋人操纵
  张伽陀的工作地点是辛店车站收烟厂,每个星期都要跟着洋技师回二十里堡一次。这个有备而来的年轻人,不放过任何了解颐中烟草公司烟叶收购及当地烟农情况的机会。通过观察与谈话,张伽陀掌握了颐中烟草公司操控价格、盘剥烟农的不少情况。
  到各收烟厂卖烟的烟农,以附近村庄的为最多,也有少数是从一二百里外赶来的。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所属胶济铁路沿线的各收烟厂,相距最远的也不过五六十里。为什么有些烟农不到离自己家门最近的厂里去卖,偏要多跑几十里路到一个更远的收烟厂去?张伽陀从烟农口中得知,这是“颐中公司作弄他们的把戏”。
  每到收烟季节,烟农将烟叶送往收烟厂之前,总要打听哪一个收烟厂给出的烟价高。如果听说远处某一个收烟厂烟价较高,宁肯多跑几十里路也要赶去。但是,他们赶着马车,推着独轮车,跋涉上百里路赶到那里时,却不一定实现自己的愿望。
  原来,胶济铁路沿线各处收烟厂都采取一种吸引卖户的手段:每天一早,收烟厂根据来排队卖烟的车辆多少,确定当天的收购价格。如果来得车辆很少,他们就将市价抬高点;看到车辆来得多,便将价格压低。远来的烟农若运气好,当天来卖烟的烟农少,就能多卖一点钱;烟农若运气差,来卖烟的烟农排成了长队,即使烟价压低了,也只好忍痛贱卖。
  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对各地种烟数量都有统计,对各处收烟厂的收烟数量也定期调度。各收烟厂看烟估价的洋技师,每星期六集合到二十里堡开会,交流情况,决定下一步收烟的策略。烟农的命运,完全在他们的操纵摆布之中。
  前面曾经提到,美种烟的收购,只有外国公司定价的自由,烟农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张伽陀了解的情况同样如此。
  在收烟厂里,一堆烟经过洋技师估价后,如果烟农稍露犹豫,烟农的号码单便立即被没收,不能再卖了;如果发现后面的烟堆也是属于他的,洋技师便毫不理睬,直接隔过去。这个烟农只好将自己的烟叶一堆一堆抬出去,到大门口重新排队,领了号码单再进来。
  这个烟农排了半天队,等到他的烟堆再次估价时,如果换了一个洋技师,顶多也只能得到原价。这时,他接受前面的教训,不敢再犹豫了。如果不幸又遇着原来的洋技师,被认出来,那他就倒霉了。除给他一副脸色看,烟价要照原价打九折。烟农告诉张伽陀,这种情形,这些年都是这样。正因如此,“大多数烟农受着这种钳制,只好忍痛在第一次给价的时候就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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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人高高在上 官吏奴颜婢膝
  “高高在上的是帝国主义者的洋大人,他们的生活虽然在僻野乡间,依旧极其舒适”。在张伽陀眼中,与辛苦劳作、朝夕难保的烟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的洋人们。
  这些外国人住在二十里堡以及坊子的精美洋房内,随身带有专门的厨师。在工资之外,公司每天给他们补贴伙食费3元,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600元。在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有两个专为外籍职员服务的厨房,常备各色新鲜肉菜以及洋装罐头,还有一个大冰窖。每年冬天,雇人到十多里外的白浪河,敲破冰层,取来冰块,储藏其中,以备夏天做冰淇淋吃。在二十里堡烤烟一厂、二厂内的空地上,种有西红柿等多种蔬菜,还养着当地人难以见到的火鸡。火鸡是美国人传统节日“感恩节”必备的食材,张伽陀记道:“连洋大人每逢节令大宴不可少的火鸡,也成群的喂着。”这一切,“都是大小买办们,或效力或效钱,替洋大人罗致得色色齐全的”。
  二十里堡还有一个俱乐部,每逢公余或周末休息日,外国职员便在这里聚餐、斗牌、娱乐。
  “对于这种声势烜赫的洋人,所有地方文武官吏,莫不仰着脖子恭而敬之。”张伽陀举了一个例子:单说警察,潍县公安局在二十里堡专设一个分所,全仗颐中烟草公司和田俊川的华人账房每月分派几百块钱,供给粮饷给养。小偷偷了公司里的物件,抓到就是几百板子。偶然有烟农拿着用硫磺熏过的烟叶卖,被抓到后,不仅卖烟的权利被剥夺,烟叶被没收,几十板子准是挨的。烟农之所以用硫磺熏烟叶,是因为熏后的烟叶色泽好,定级高,能够买个好价钱。硫磺熏过的烟叶隔不久就要变色,虽然当时难以分辨,但很快就会被发现。
  二十里堡烤烟厂大门口,有武装警察守卫。各个收烟厂内,也有武装警察跟着保护洋技师,随时驱散围上来的农民,甚至外国职员夜间出来散步,身后也紧随着武装警察暗中保护。
  张伽陀听说了一件事,二十里堡烟叶分部主任沙某不小心,手背被烤烟房的机器揭去一层皮。潍县公安局二十里堡分所人员汗流浃背地奔跑张罗,老远从潍县要来了县公安局长的汽车,派警员星夜护送到潍县乐道院医院,并在医院内外添派武装警卫。
  据张伽陀了解,职位较高的官吏与洋人们觥筹交错,杯酒言欢,也是习见的事。一次,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乘专车过二十里堡,特地下车拜访了这里的“洋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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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中国买办 从中获取厚利
  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及各收烟厂的主要职员都是外国人,这些“洋大人”平时很少出头露面。除了与中国“上等人士”周旋外,一般的事情都由买办们出面。一帮大大小小的买办,便成了天之骄子,除“洋大人”之外,最趾高气扬、神气活现的就是这帮人。
  张伽陀给他们如此画像:“他们有两副脸孔,见了洋大人就俯首贴耳,千依百顺,只看怎样可以讨洋人的欢喜就怎样做。但一见了地位与势力不如他们的,便又昂头挺胸,居然似一品人物。他们的收入都很可观,每月除一二百元的薪水外,每年还有三五千元的买烟佣金。生活之余,还可以尽量享受些酒色赌博鸦片的麻醉。他们世事不管,一心只知道怎样辅佐洋大人,图个天子万万年的‘安稳’,好让源源不绝的馂余,可以由洋大人抛下来给他们安然消受。”
  据张伽陀所记,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的总买办是田俊川,各收烟厂还有一批买办。田俊川坐镇二十里堡,是这些买办的头儿,手下有100多个雇员。各收烟厂(又称分庄)都有他的账房,专管购买烟叶价款,并代付购置物件、火车运输等费用。
  如前所述,田俊川并非颐中烟草公司雇员。他仅仅作为二十里堡烟叶分部的烟叶收购代理,获取收烟价值总额1%的手续费。张伽陀替他算了一笔账,1935年收烟用款800万元,田俊川抽取8万元,此外还有二三万元买烟的佣金,仅烟叶收购业务,每年进账超过1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2000万元。
  张伽陀从田俊川身边人口中得知,田俊川个人的经济状况并不太好,眼下亏累颇多。张伽陀对此表示怀疑。田俊川除了烟叶收购的进账,在青岛、天津、上海都开着较大规模的机制木箱厂,专制装运卷烟的木箱,供给颐中烟草公司各地的卷烟厂,经营还不错。单说烟叶收购进账的10多万元,除了100多名雇员工资及各项开支,也余下不少。但是,田俊川在当地“轻财好义”之名颇有影响。张伽陀分析,果是如此,那么他十多年来为“买名”所耗损的钱财,当然也很可观。
  对于田俊川,张伽陀短暂交谈过一两次,对这位田买办的印象还不坏。这并非因为田俊川给他提供了一个临时职位,在他看来,田俊川待人接物颇有“谦恭下士”之风,并不像其他买办那样趾高气扬。张伽陀分析,以山东民风的强悍,田俊川一个外乡人,周旋其间一二十年,不仅“以身作则”为公司种烟,而且传教似的劝导其他农民栽种,以致到目前年产烟叶达千万斤之多,并能“对内忠实于公司,对外不辱使命,树立洋人的剥削大业”。精明的洋人所藉重的,正是他个人具有的这些“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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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烟见闻震惊城市青年
  与张伽陀一样到颐中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担任翻译的,还有一位叫徐永绥的年轻人。三个月的收烟经历,让这位涉世未深的城市青年体验到了烟农的辛酸和悲苦。徐永绥根据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撰写纪实散文《鲁东烟市》,形象地再现了以潍县二十里堡为中心的胶济铁路沿线一带烟农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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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景色背后 饱含烟农血泪
  1936年10月10日,徐永绥来到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报到。徐永绥自述:“久处在这紧张都市里的我们,一旦走进了这烟区,真仿佛跑入了另一世界。一切都是新奇,一切都是陌生。想不到这一整夜的旅程,会把一个世界隔绝,隔绝得是如何地特殊啊!”
  史载,1917年始,胶济铁路加开夜车,徐永绥应当是从济南或青岛乘火车而来。徐永绥之所以感到新奇与陌生,是因为他第一次从城市来到农村。正值金秋时节,葱茏的树木、成熟的庄稼,乃至荒地的野草、野花,将田野渲染得五彩斑斓。阳光照耀下,连耕耘备播的田野,也是一片金黄。这一切,与城市灰楼灰屋灰墙灰路组成的满眼灰色,形成鲜明对比。
  徐永绥与张伽陀一样是担任翻译,到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所属收烟厂工作。徐永绥到了哪个收烟厂,他在文章中没有交代,只是写道:“从坊子以西周村以东,周围二十余万亩的耕田,差不多都长着烟草。”在乘火车前往工作地点的途中发现,“从车窗望去,大自然变成了金色,煞是美丽”。
  徐永绥了解到,“远在二十年以前,××烟公司便在胶济铁路坊子车站附近,开始种植它的烟草事业,从此它的势力随着烟草的发达而坚固了。最初种烟的田户不过十之一二,后来见有利可图,而且比较其他农作物更能获利,于是迅速地普遍起来,到现在每家都在种烟了”。徐永绥所说的“××烟公司”,便是此前的大英烟公司,当时的颐中烟草公司,又称颐中烟公司。
  经过最初的陌生与新奇之后,徐永绥通过观察和访问,“逐渐了解了种烟的艰苦,以及帝国主义势力支配农村经济的一斑”。这位年轻人满含悲愤,提笔写道:“这美丽都是乡下人的血泪所染成的!都市不景气,农村破产,形成了每个农村的大部分人家都在饥饿线上打滚。”
  与前面张伽陀观察与总结的一致,徐永绥认为:“列强的经济侵略,使我们贫乏的农民减少他们再生产的能力。可是对于种烟,却还能引上他们走上投机之路。虽然烟价的贵贱,能影响他们的生命,然而当一个人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不得不拼着危险往这条路上跑。”
  外国资本的操纵,买办、地主、高利贷者的盘剥,使得种植美种烟的农民在最初“尝到甜头”之后,陷入了风险难以预测、危机随时而至的境地。但是,为了“发家致富”的梦想,他们宁愿冒着负债、破产的风险,也要去赌一把。“投机”“赌博”,成为当时深入了解烟农境况的有识之士的共识。徐永绥亦如此描述:“有些农民便把他们所有的耕田,都种了烟,以作孤注的一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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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辛苦劳作 依然债务缠身
  据徐永绥了解,美种烟从育苗、移栽,到烟叶成熟收获,大约需要90多天。到了8月下旬,进入收获期。从成熟最早的脚叶采摘,到成熟最晚的顶叶采摘,收获期持续一个月左右。
  烟叶采摘后,最苦最累的活儿是熏烤。工作之余,徐永绥专门跟随烟农到烤房进行察看。一般的烤房与普通民房大致相同,是建在地面上的。徐永绥所见到的烤房,是向下深挖而建的。烤房地面以下挖了多深,地面以上部分有多高,徐永绥没有说明,只是形象地写道:“烤烟的坑,是筑于地下,周围约摸两丈大小,里面黑沉沉地,没有什么特殊机关,除了密密地挂着烟叶之外,还能见到一个头发蓬卷、满面污秽、穿红褂子的小足妇人。”
  这是一个贫穷农民家庭。烤房挖到地面以下修建,一是节省垒墙的材料,二是更利于保温。这名裹着小脚的妇女,显然是男主人的妻子。她的工作是“照顾烟叶”,即将烟叶扎把上杆,协助男主人装炉、卸炉;待烟叶浸润变软后,卸杆拆把,再将烟叶按色泽不同进行分类,一张张捋平,大约五六叶扎成一把。
  到了种烟、收烟、烤烟的繁忙季节,家中的男性壮劳力根本忙不过来。一般人家雇不起短工,这些繁杂的劳动,都是由家庭妇女,甚至老人、孩子来承担。烟农告诉徐永绥,一亩地的烟,仅是捋平、扎把就要十多天。种烟的辛苦,可想而知。
  烟农“发家致富”的梦想,全部寄托在这一张张轻薄的金黄色叶子上面。从10月份开始,各处的烟商纷纷来到二十里堡车站,以及黄旗堡、坊子、潍县、谭家坊、杨家庄、青州、辛店等车站附近设厂,收购烟叶。烟农开始到处打听消息,哪里的价钱更高些。
  在当时,种植美种烟属于技术含量高、成本投入大的产业,普通农家全靠几亩田地养家糊口,不可能有资金进行前期物料的投入,大多数农户“不得不投向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家的怀抱里,以他们的血汗来养活这班寄生阶级”。
  徐永绥计算了一下,种植美种烟每亩成本约85元,这里面包括烟苗费、购买豆饼费、人工费以及捐税等等。一般贫穷家庭雇不起短工,全部劳动由家里人承担,人工费可以“忽略不计”。当时的85元,大约相当于现在人民币数千元,普通农民家庭根本拿不出现钱,大多数烟农必须借债或赊欠。借债或赊欠的对象,便是买办、地主和高利贷者。
  徐永绥举例说,如果用现钱购买,豆饼每张价格是1元,在赊账的时候,却要按1.2元计算。赊欠不过半年,利息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借贷的利率。如前面张伽陀所述,赊欠必须有担保,否则也是不可能的。徐永绥了解到,“关于借债的利息,最普通的是每月三分,多的那可没有标准了”。
  几乎每个烟农身上都背负着沉重的债务,繁重劳动与沉重债务的双重压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尽管每年的愿望大多落空,烟农们最终还是选择到离家最近的收烟厂去,最终还是摆脱不了任人宰割的命运,但他们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期待大半年辛劳所换来的愿景,也像这烟叶一样金黄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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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烟血本无归 有人铤而走险
  每到收烟时节,在胶济铁路沿线烟区的火车站附近,自然形成一个热闹的市场。旗杆上飘动着各个烟草公司的商标旗帜,有红的、绿的、白的、黑的,有长的、方的,“五色缤纷的,煞是好看”。徐永绥写道:“道旁搭满了临时商店,东洋瓷器,东洋花标,东洋……破裂的留声机的声音,吸引了无数乡下人,有几个还显出惊讶的表情来。”
  所谓的东洋货,就是日本货。1914年日本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以后,日本货充斥山东大部地区。车站附近都是土路,遇到刮风,街上像下雾一样,耳眼鼻舌皆被尘土侵袭。如果遇上雨天,更是一片泥泞。装满烟叶的独轮小车或双轮马车,从数里或百余里赶来,烟农们“用着周身的力气,像骆驼似的推动着笨重的木车”。徐永绥描写道:“污秽的汗珠,沉重的足印,是他们唯一的伴侣。”
  烟农们“忍了饥,耐了寒,用尽了所有的精力,挨尽了皮鞭与屈辱,才幸运地挤进了里面”。烟农将烟叶码放到收烟厂提供的竹帘上,等候洋技师出来看烟估价。有时等得久了,怕烟叶被风吹干,便把身上唯一的棉袍脱下来盖在烟堆上,伸长着脖子,忍着寒冷,眼巴巴地望着洋技师出来。
  对于烟农们,洋技师不啻是命运的宣判者,一年的幸福或悲哀,完全系在他的身上。洋技师的话,俨然“圣旨”,烟农绝对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在烟堆中发现几把色泽不同的次烟,洋技师就会喝令没收,丝毫不容分辩。否则或是狠命的一拳,或是尽力的一腿。如果抵抗,立刻会像盗匪似的被送进公安局。徐永绥听说,在公安局,除了挨打罚钱之外,释放时还得被教训一顿:“知道吗?下次再不要那样野蛮!”
  徐永绥工作的这个收烟季,颐中烟草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特有的势力,在胶济铁路沿线烟区收购1000多万元的烟叶,“几乎全被其独占,因之价格亦由彼随意操纵,旁人是没有办法把它打破的”。据徐永绥调查,因为城市经济不景气,英美烟公司卷烟销售所受的损失,便转嫁到烟农身上,于是烟价步步下跌,有时简直连成本费也捞不回来,烟农有的自杀,有的甚至铤而走险。
  徐永绥由此得出结论:“虽然种植烟草也有许多积极的作用,例如:相当提高生产力,扩大农村市场和流通货币等作用。可是自然经济破坏的结果,农民依赖市场的程度日益加深,生活程度相对提高,他们的生活愈趋艰苦,破产了的农村愈是不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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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县解放烟业再现生机
  胶济铁路沿线一带烟农,在外国资本及中国买办、地主、高利贷者压榨之下,生活愈行艰困。日本全面侵华不久,日本人独霸山东烟草市场,烟农境况雪上加霜。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无力恢复烤烟生产。潍县获得解放后,二十里堡烤烟厂才在人民政府管理下恢复生产,烟草种植区再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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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受多重压榨 烟农濒临绝境
  “几年来英美烟公司老厂的关闭,许多工人固然遭到失业的痛苦,但无数种烟的农民间接也受到莫大的打击。烟草的生产在最初似乎推动了烟业生产的前途,而结果却不然,招致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农业恐慌!”
  1937年3月15日,上海《中华日报》每周增刊发表署名“筱苏”的文章《英美烟公司支配下的鲁东烟区》,通过大量调查,做出了与徐永绥“破产了的农村愈是不可救药”一致的结论。
  英美烟公司是颐中烟草公司的母公司。鲁东烟区,是指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负责范围内,以胶济铁路沿线潍县烟区为中心,向东延至安丘黄旗堡、向西延至益都、辛店一带的美种烟种植区。
  筱苏分析,烟草种植面积的扩大,加深了中国农产商品化的程度;帝国主义在中国农村中推动了市场关系的相对发展,使农民对货币的需要更加迫切,对市场的依赖更加密切,同时加强了商业资本对农村经济的统治。
  据筱苏调查,产烟最早最多的潍县,国内几个较大的银行都设有分行,如中国银行、实业银行、交通银行等。此外,尚有平市官钱局及多家银号、钱庄也杂混进去,在帝国主义支撑之下,尽其“触手”之能事,而从事剥削。
  论及外国资本家对中国烟农的压榨时,筱苏举例述道:“每年当烟市在热闹时,放烟幕是绝妙的诡计,尤其是目前中日问题闹得正凶的时候。这些已弄得乌烟瘴气,使一般无知农民去上他们的当。又加在初开磅生意清淡时价格非常之好,的确有几家农民会得到这种恩惠,于是便大放空言:今年价格比上年好,有烟的还是赶快卖掉吧!这种消息一传开去,大批的烟车便会挤到收烟厂的门口。这样一多起来,拼命杀低价格的良机到来了,于是他们会花了很少的钱,而得到成色很高的烟。”
  收烟厂洋老板的诡计,不仅这些。每天上午,他们会将开秤的时间故意延迟。门外队伍已经排得老长,他们偏不开秤。等到开了秤,那洋技师会装出满不高兴的样子,任烟农怎样喊先生,他照旧不理会。烟农半夜里老远跑来,天一亮就开始排队,有的等了大半天还挨不到近前。最后,即使价格再低,也只好忍痛、忍气将烟叶卖掉。在收烟厂,烟农不敢有丝毫不满的表示,只有在返回途中大骂几声,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恨。
  筱苏的文章论道:“农民种植烟草以后,帝国主义从农民身上剥削了最大部分的利润,而其代言人买办阶级,却也榨了不少的油水,而烟草的生产者却倒了最大的霉,有时甚至连成本都收不回来。近数年来世界经济恐慌的怒潮在日益澎湃,英美烟公司直接受到了恐慌的影响,便把烟草的价格跌之再三,将恐慌的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因此种烟的农民渐次走上惨痛窒息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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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颐中公司撤走 日方全面接管
  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开始。1938年1月10日,日军侵占潍县。1939年2月,日本在北平成立华北烟草株式会社(中文名称为华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不久,将原在山东的日商南信烟草株式会社、米星烟草株式会社、山东烟草株式会社合并,成立华北烟草株式会社青岛支店,与颐中烟草公司争夺山东烟叶市场。
  华北烟草株式会社青岛支店成立后的第一个收烟季,在黄旗堡、辛店、谭家坊设收烟厂;颐中公司仍以二十里堡为基地,在黄旗堡、杨家庄、辛店等地设收烟厂。收烟季结束,华北烟草株式会社青岛支店收烟1300多万斤,颐中烟草公司1250多万斤,本地烟商1000多万斤,日本代办商300多万斤。在此之前,日商收烟不及颐中烟草公司的三分之一,这次一跃赶超。
  1939年,鲁东烟区烟草种植面积并未减少,但收烟量明显下降。此前数年各烟商在鲁东烟区的收烟总量一直保持在5000万斤以上,这年仅有4000多万斤。这说明,至少有五分之一的烟叶压在了烟农手中。其后果显而易见:烟农已经将大部分甚至全部粮田改为烟田,往年靠卖烟所得购买粮食,这年烟叶滞销,烟农中闹饥荒者大大增加。
  尽管收烟量骤增,但日本人独霸山东烟草市场的目的仍未达到,于是施出诡计:统一收烟价格,由山东省陆军特务机关监督制定;本地烟商、日本烟商可为华北烟草株式会社青岛支店代为收购,华北烟草株式会社青岛支店尽量与烟草合作社联系,全部包办,由山东省陆军特务机关与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监督执行。说到底,日本人企图在军方压制下垄断山东烟草市场。
  全面抗战开始后,胶济铁路交通时断时续。1940年春,颐中烟草公司将在二十里堡的烟叶分部、烤烟一厂、烤烟二厂全部撤往青岛。这年收烟季结束,日本人之诡计见到效果:华北烟草株式会社青岛支店共收烟2500多万斤,其中包括本地代办商与日商为其收购的1000多万斤;颐中烟草公司直线下降,仅仅750多万斤。在以二十里堡为中心的潍县烟区,颐中烟草公司的收烟量是零。这一年,鲁东烟区收烟量又减少了将近1000万斤,烟农境况愈加悲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等国家对日宣战,华北烟草株式会社青岛支店将颐中烟草公司在青岛的机构以及二十里堡的厂房、设备等全部接管。他们将原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烤烟一厂、二厂分别改为山东二十里堡振兴一厂、二厂,其中二十里堡振兴二厂被日军征用。华北烟草株式会社青岛支店的收烟机构为买烟部,在胶济铁路沿线烟区设坊子、黄旗堡、潍县、二十里堡、益都、杨家庄、谭家坊、辛店、张店九个收烟支部,其中二十里堡收烟支部主任为玉松。日本人终于实现了独霸山东烟叶市场的美梦。
  日本投降后,山东二十里堡振兴一厂、二厂由国民党山东省第八区专员公署接管。第八区专员张天佐买通民航空运队青岛办事处人员,用飞机将积存的200多吨烟叶陆续运往青岛贩卖,厂内设备也拆毁变卖,两处厂区成为驻军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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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里堡解放 烟厂恢复生产
  1948年春,华东野战军发起潍县战役,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第一团(简称西海一团)负责攻打二十里堡车站、二十里堡机场。
  4月9日傍晚,潍县城外围第一战在九龙山打响。仅仅两个小时,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六师七十八团全歼九龙山据点国民党守军。当晚,驻守二十里堡车站的国民党第八区自卫总队二团三营撤逃。
  4月10日凌晨,西海一团政委兼团长杨家华率部逼近二十里堡车站,发现车站周围毫无动静。派前哨探察,发现站内仅有值班人员。
  杨家华派一营进入二十里堡车站进行接收,西海一团宣传股股长刘子坚在日记中以“楼房壮丽”四字形容。
  4月27日,潍县城获得解放。4月29日,潍坊特别市政府成立,决定原二十里堡烤烟一厂(北厂)准备恢复生产,二厂(南厂)改由汽车设备厂保管使用。8月,山东省大华烟草公司在二十里堡成立,统管烟叶的生产、收购、复烤加工、销售等业务,隶属华东局工商部,张戟任经理。大华烟草公司下设秘书部、营业部、会计部、保管部、运输部、烤烟部。原烤烟二厂收回重建烤烟厂,归烤烟部管理。
  潍坊特别市政府将烤烟厂列为恢复生产的重点企业,拨专款用于恢复生产。8月15日出版的《新潍坊报》报道:“烤烟厂正积极动工修理机器和厂房,筹划开工。该厂规模很大,分南北两厂,有烤烟床四部,每部每日烤烟量在八万斤左右,如四部烤床一起开动,每日产量在三十万斤以上……民主政府积极筹划开工的消息传开后,周围群众莫不欢欣鼓舞……据该厂负责人云,至晚一个半月可竣工。这样看,新烟入市(农历八月间),该厂开始烤烟无问题。”
  9月28日,烤烟厂开机生产,当年复烤烟叶869万斤。新中国成立后,二十里堡的烟叶复烤获得更快发展,附近地区烟草种植恢复生机。
  资料来源:《潍坊烟叶复烤厂厂志》及民国时期《中国农村》杂志、《申报》每周增刊、《中华日报》每周增刊、《新潍坊报》《中国农村动态》等。
  本期图片为李之凡提供(署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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