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胜：我的父亲
再过一段时间，父亲离我而去就整整十五年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每当想起生我养我的父亲，我总是以泪洗面，特别是为错失见他最后一面的机会而自责不已，这成了终生都抹不去的痛。
那是2005年7月底的一天中午，得知父亲在老家发病入院，我立即购买了当晚的火车票——这是能赶上的最早车次，晚上十时许北京上车，次日早晨到家。当时没有高铁，私家车尚未购置，坐绿皮火车回山东几乎是唯一选择，也成了我的思维定式。
“胃癌复发，吐血了。”
“吐血不止，情况不妙，恐怕凶多吉少。”
“出现昏迷，生命垂危，赶紧回来，越快越好!”
家中的告急电话一次次打来，情况远比我想象的糟糕。家人说，父亲自感不久于人世，用含混的声音喊着我的乳名，盼我回来陪他走完最后一程。听罢，我顿时方寸大乱，六神无主。
“快坐飞机回吧！”同事的一句话惊醒梦中人。查航班，北京飞济南最早在晚上9点。退车票，买机票，奔机场。偏偏飞机延误，晚点近一小时才起飞！好不容易到达济南，搭车往家急赶，谁知又遇济青高速大修，路上走走停停！空气仿佛凝固，时间好像静止，困在车内的我恍惚又无助，恨不能肋生双翅！
“能不能快点？好像在等你，你不回来，父亲闭不上眼啊！”姐妹们带着哭腔的催促声满是绝望。
等我一路波折凌晨赶至医院时，父亲已带着永远的遗憾与世长辞。仅差半小时，父子阴阳两隔！
如果火车的车次再多一点，如果我搭上更早的航班，也许就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了！我捶胸顿足，肝肠寸断，悲痛和内疚到极点。
聊以自慰的是，父亲离世前不久，我回老家陪他待过一周。记得我返京那一天，父亲早早起床，拄着拐棍，拖着病体，颤巍巍地把我送到大门口。爷俩频频含泪挥手，互相目送对方一点点消失在视线中。本能告诉我，此后父子相见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没成想，这竟是永别！
山山而川，人生海海。回望父亲这一辈子，不由得一声叹息。父亲生于1929年，是爷爷、奶奶所育两子两女中的长子，讳名益三，“三”字是家族中的辈分。
和同代人一样，父亲经历过战乱、灾荒和数不清的“运动”，饱经世事沧桑，备尝人间冷暖。等过安稳日子的时候，人已老矣且病痛又至。
父亲是建国前后的中专生，早年在县城南吴家池子（现昌乐一中）读过书，还到潍县学过会计，在益都念过师范，在那个年代当属“文化人”之列。他当年读书、初作教员时穿过的蓝布大褂，至今仍完好地收藏在老家的衣箱里。父亲近一米八的个头，人也长得端正，一袭长衫的样子该是很挺拔、很优雅。也许正因为如此，家乡解放时，当地驻军一眼就看中了，希望他入伍随大军南下，为此天天到家中作动员，持续在大门口敲锣打鼓一个来月。尽管家中困难多多，父亲还是答应了。随着队伍走出村口二里多地后，结果又被我奶奶哭着追了回来。大概，这就是人生吧。“要不，说不定能当上团级干部哩。”晚年提起这件事，父亲总开起这样的玩笑。
父亲是教师，也算农民。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成了公办教师，从此教了一辈子书。但是，一直生活在农村，一家老小都是农村户口，也一辈子没离开过乡间的世事纷扰，诸如“合作社”“吃食堂”“树木归公”等，称其为“农民”一点也不为过。在教师和农民之间来回切换，经受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的双重煎熬，可能是他那一代人的无奈和悲哀。
当教师，他是行家里手；种庄稼，肯定比不过老把式。但为了让家人吃上饭，为了少向村里交口粮钱，就得业余多干农活。包产到户后，更要靠自己干。家里缺人少马，让父亲吃尽苦头。由于家中没有强壮的男劳力，不知遭过多少人的白眼。因为无权无势，不知受过多少或明或暗的欺凌。作为一家之长，只能把苦难和屈辱咽在肚子里，苦苦支撑着八口之家，尽量让孩子们有个温暖的港湾。
也许是有着农民基因的关系，节俭便成了父亲的生活方式和牢固底色。对穿衣，他从不讲究，认为“能盖住皮就行”，不但自己凑合，五个孩子的衣服也是缝缝补补，老大穿小了老二接着穿。吃的方面，煎饼、窝窝头、咸菜和玉米糊是当家饭，一年到头难见白面和荤腥。“不能祸祸东西，不能糟蹋粮食”是父亲的口头禅，一旦发现我和姐妹们碗里的饭没吃干净，他便瞬间拉长了脸。后来，日子好过些了，过年蒸的馒头、摊的煎饼一时吃不完长毛了，他也舍不得扔，上锅馏一馏照吃不误。有时候我在想，他这个生活习惯，是不是与晚年得胃癌有关联。
父亲对自己和家人俭省得近乎吝啬，对外交往时却判若两人。别看平日里一家老小净是粗茶淡饭，但一旦有亲友上门到访，父亲总要张罗着做水饺——当时农村最好的美食。
通常是客人刚坐下，父亲习惯性地把手一扬，喊一声：“孩儿他娘，上街买肉，包包子！”家乡话里，水饺又叫“小包子”，以示与大蒸包的区别。
吃饭时，躲在一旁啃煎饼的我们一帮孩子，不时瞥一眼客人碗里热气腾腾的饺子，暗暗祷告他的饭量小些、再小些，好给我们剩几个，但失望的时候居多，往往只有喝饺子汤的份儿。全家的生活靠父亲一人挣钱勉强维持，可一旦有亲友上门借钱借粮票，他还是二话不说，应声递过去，结果搞得自己家里过得更加紧巴，为此没少受母亲的数落和唠叨。
因外地工作所需，父亲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买了自行车。我记事时，他骑的是辆“大金鹿”加重自行车。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算个大物件，堪比如今的上乘家用轿车。有的借车人不自觉，用后不是把车子弄得满身泥就是蹭掉漆。父亲一边轻轻擦拭，一边心疼地发狠说：“以后谁也不借了。”
说归说，等到有人求上门来，还是爽快地借出去。“开口求人的滋味不好受，不能让人家出不去门。”父亲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这也算是他凡事推己及人的内心独白吧。
抱守初心，知足常乐，似乎是父亲与生俱来的生存法则。他性情温和，生活重压之下依然保持开朗，从不怨天尤人，几无疾言厉色。平日里，喜欢与村民、熟人、同行开开玩笑，离老远就打招呼，等聊痛快了再乐哈哈地走开。
父亲又是一个内心敏感、懂得感恩的人，对于他人给予的尊重和帮助，哪怕是一句公道话，总是牢牢印在心里，设法日后加倍回报。在当年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父亲鄙视那些见风使舵、得势猖狂的人，痛恨那些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人，纵有万般无奈和不解，也绝不坑人和害人。品德如斯，自然赢得他人钦佩；初心不改，注定收获至交挚友。早年，父亲在邻县益都黄楼公社（今青州市黄楼街道）张老村小学任教十年，不仅书教得好，人缘也是好得常人难以企及。
在那里，他做家访、吃派饭，对每个学生、每户家庭了如指掌，全村村民也都把他当作自家人。1960年发生全国性大饥荒，村里合伙送了上百斤小米和七个车轮大的豆饼，使我家免受断粮之苦。1984年我奶奶去世，村里闻讯后有二三十人前来吊唁，坐满了整整两台拖拉机。要知道，此时父亲已经离开这个村子整整十五年了！这份情，父亲记了一辈子，念叨了一辈子。我小时候，他还经常带着我回到村里认“亲戚”、走“亲戚”。
记得每次回村，“周老师”的招呼声就响个不停，这家拉到院中捧出新鲜的瓜果，那户迎进屋里倒上甜甜的蜂蜜水，吃饭时几家争着做东烧菜。回程的时候，送行的人群簇拥着父亲走出好远。那种亲如一家、难舍难分的场面，我至今历历在目。父亲晚年常说，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员获如此敬重和善待，一辈子也算值了。
父亲的正直清廉在家乡教育界是出了名的。从外县调回本乡后，他教过文化课，干过中学司务长，当过小学校长，无不尽职尽责。他教过的学生成百上千，不论其家境如何，全都一视同仁，更不会通过学生找家长“走后门”。
当年，公社大院里那些“不好惹”的干部子弟，都被父亲管得服服帖帖的。他掌管公款公物，不仅自己不贪不占，别人也甭想从中捞半点便宜。如此“死板”“不开窍”，自然会“讨嫌”甚至得罪人，但父亲依然如故。“公家的东西，哪怕是一根草刺儿，谁也不能动。”他始终坚守这样的信条，这点连我都领教过。
记得父亲在尧东小学当校长时，学校有一台订书机，老师们一用完，他就收起锁在抽屉里。那时，家里姐妹们和我同时在上学，根本用不起成品的本子，都是买便宜的整张粗纸自己制作。纸张裁好后，要是能用订书机装订一下最省事不过了，可父亲就是不允许我“咔嚓”一下。听说一个同学姥姥家的供销社代销点把成盒的订书针拆散零售，2分钱一板，我便让他捎买些回来。然后，自己用锥子在成沓的纸上钻两个眼儿，掰下单个订书针插进去，再从背面把两个针脚别住，本子就算订好。
后来，我还学会了用纸捻子、塑料绳、细铁丝订本，从不碰那台订书机。父亲健在时，我多次讲起这件事，他笑而不语。
可能是中年得子的缘故，父亲对我尤为疼爱，既怕我病弱不长命，又忧我长大被人欺。
我记事的时候，父亲身体已经发福，为了哄我开心，他常常努力俯下有些臃肿的身子给我做玩具、陪我做游戏，出门遛弯就把我驮在他那宽厚的背上。最难忘的是，常常让我“吃独食”。
几乎每天下班回家时，父亲都从手中的黑色人造革提包里掏出“宝贝”来悄悄塞给我，有时是一个烧饼，有时是几根油条，有时是一把水果糖块。对此，姐妹们虽然小有嫉妒，但也默认了父亲的“偏心”。
父亲从未打过我，有时候实在被我气急了，只是喊一声“欠打！”把手高高地扬起来，但一次也没有落下来。
每当我感冒发烧，父亲把大手往我额头上一捂，“哦，有点烫！给你煮碗面条，放俩荷包蛋，多捣点大蒜拌上，吃完发点汗就好了。”此法果然好使，又治病又解馋，以致少不更事的我过一段就有盼自己感冒的冲动。跟姐妹们比起来，我多了跟着父亲读书的经历，前后有一年半的时间。
期间，我们爷俩就挤在学校一张简陋的木板床上睡觉，每晚我都是伴着他那高低起伏的鼾声入眠。每每我考了“双百”、评了“三好”，父亲总乐得笑眯眯的，立马到集市上买半斤炒花生作奖励。后来，我考上大学、分配到北京工作，成了他最大的欣慰。等我结婚成家、添了儿子，父亲更是数次喜极而泣。
我远赴上海读书时，父母给我立了个规矩，每月要给家里写一封信。我照办了，坚持了十几年，直到家中装上电话。父亲也是每信必复、收信即回。我收拾父亲遗物时，发现床底有一个包裹得严严的纸箱子，打开一看，全是我从上大学以来写给家里的信，一封不落、整整齐齐地摞在里面！我顿时泪目了，不用问，在外奔波闯荡的我，始终是父亲最大的牵挂！
小的时候，我天真地认为父亲永远不会生病变老；等我长大了，又不敢想象失去父亲的样子。早先，父亲的身体特别健壮，擅长打篮球，五十多岁时还敢和年轻人拼抢。“我最拿手的是双手传球，传得又远又准，一般人都比不过我。”每当父亲讲到这里，总是边说边用双手比划传球动作，得意得像个孩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父亲极少生病，顶多是嗓子哑了喝壶茶、身体上火了拔拔罐。有一次我亲见他在办公室里，挥着他那空白的公费医疗本向同事夸耀：“看，我没花国家一分钱。”然而，年龄一大，各种病痛接踵而至。退休后，先是脑血栓，经治疗基本没留后遗症。第二次，前列腺肥大导致小便不畅，做了切除手术。第三次，胃癌，发现时已是中晚期。手术和化疗后，又与病魔缠斗了四年多，最后复发不治。
我深知，父亲走时，除了抱憾没见到我外，至少还有两件挂心事。一是我娘的养老。弥留之际，父亲反复嘱咐跟前的姐妹，一定要“好好照顾恁娘”。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的是，经我们姊妹五人的共同赡养特别是三姐的全职照顾，我娘尽享天年，以九十岁高龄寿终正寝。二是老宅的翻建。看到邻居大叔盖起了二层楼房，父亲心里痒痒的，也想把自家低矮破旧的老房翻建一下。可是，父亲的退休金除了吃饭和看病所剩无几，家中没有什么积蓄。当时我已是中直机关的处长，在外人看来一定收入颇丰，其实少得难以启齿，也实在拿不出钱来。善解人意的父亲读懂了我的心思，改口说：“习惯了，还是住老房子舒服。”我知道，那是在安慰我，怕我有压力。一晃十五年过去了，如今老宅翻建已规划立项。待房子落成时，我会第一时间跑到父亲坟前禀告。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亲默默为家庭、为子女操劳了一生。他走了，那道替我挡风遮雨的墙倒了，那只曾经轻拂在我额头的大手再也触摸不到了，那慈祥和善的目光也只能从回忆中找寻。有悼母诗曰：“再无慈母门前盼，泪洒归途履如封。”我追念父亲的心境，何尝不是如此！偶有幸运和荣耀降临，没有了父亲的见证和喝彩，一切变得索然寡味；遇到挫折和低谷之时，缺少了父亲的宽慰和教诲，令我更加惆怅落寞。
在老家，夸一个人有出息时常说：“人家老辈里修得好。”我不才，但乡亲们把我划归“有出息”之列，无非是抬爱之故，自己着实不敢当。要说父亲“修得好”，我则坦然接受。有时想，一个人无需惊天动地之举，只要心地善良，让人觉得可亲可敬，给人以温情温暖，照样会被记住。父亲走了十几年了，他忠厚传家、勤俭持家的往事常被人提起，老实做人、本分做事的品行仍为人津津乐道，一句“那可是个大好人”，就是对他一生的最好概括。我是父亲的孩子，身上流淌着他的血液，其言传身教会继续伴我前行，使我受益终生。
父亲，暖暖的父亲，在天堂里安好，我的思念将绵绵无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