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渤海走廊·昌邑篇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胶东特(区)委领导抗日军民虎口夺金,先后将13万两黄金辗转送往延安,成为延安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渤海走廊”就是当年运送黄金的主要通道之一。“渤海走廊”位于昌邑、潍县、寿光三县北部(简称“三北”),东西长约120里、南北宽约10里。其主体是昌潍根据地,中心在昌北,就像一条带子,东西分别伸向胶东和清河抗日根据地。
在那段极为艰苦的岁月里,“渤海走廊”发挥了护送过往干部、协助部队往来、密运战略物资、传递文件和情报等历史作用,为山东乃至全国全面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保卫“渤海走廊”的斗争中,英雄的昌邑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赤胆忠心、戮力同心,用生命、智慧和鲜血一次次保证了“渤海走廊”的安全畅通,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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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城会师东征西战御敌
瓦城抗日武装起义。徐中立 绘
八路军七、八支队攻打柳疃日伪据点的指挥部。
八路军七、八支队西进清河。
八路军七、八支队编入山东纵队后向沂蒙山区进军。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30万日军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华北腹地大举进攻。国民党昌邑县政府县长刘毓章一枪未发,闻风逃窜。中共昌邑县委挺身而出,积极组织发动抗日救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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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队伍瓦城会合 近两千人进行整编
1937年11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中共鲁东工委书记季方华来到昌邑,向县委书记张智忠传达了省委“紧急会议”精神和鲁东工委关于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之后,分别在瓦城村和集东村召开了昌邑党组织和“民先”组织负责人会议,号召大家将工作重点从宣传抗日转移到筹备枪支、建立秘密抗日游击组织,待时机成熟,潍县、昌邑同时举行武装起义。
1938年1月9日一大早,日军坂垣师团一部千余人由广饶沿德(县)潍(县)公路向寿光进犯；10日,日军独警十二旅团侵入潍县。紧接着,昌邑南部的岞山、丈岭和塔耳堡火车站相继被日军占领……
1月24日,季方华再次来到潍县华疃村,在村小学的一间办公室里主持召开了起义预备会议。昌邑县委因未及时接到通知,没有按时参加会议。随后,季方华派人将会议精神向中共昌邑县委作了传达。
27日一大早,季方华召集骨干人员分头联络,按预定时间在潍县蔡家栏子村举行了武装起义。
2月5日,李福泽、孙汉三、刘光汉、陆升勋等将瓦城及周围村庄的50余名起义人员集中起来,在瓦城小学举行武装起义,公开打出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的旗帜。
2月11日,日军占领昌邑县城。中共昌邑县委立即通知各起义部队迅速到瓦城集合。2月15日,潍县的部队再次来到瓦城,与昌邑的部队会合。经过简单整编,潍县的人员保持4个中队的建制不变,昌邑的人员编为一个特务中队。这样,七支队下属四个中队和一个特务中队,近两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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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支队伍协同作战 欲拔柳疃日伪据点
随着七支队的不断壮大,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枪支不足。七支队两次向地主武装起枪未果。3月5日,在收缴李家扶宁村维持会副会长、地主李云芬家的武器时,李云芬率部抵抗,并勾结昌邑县城日伪军200余人包围了正准备东移的七支队。七支队仓促应战,分头突围。8名战士牺牲,大多数失散……
第二天,季方华、李福泽、王翼之等总结了七支队几经挫折的根本原因,认为单靠七支队的现有力量,很难扭转被动局面。最后决定,季方华与王培汉去寿光调八支队来昌邑,帮助开拓抗日局面。
这时,日伪军开始在柳疃安设据点,像一根钉子一样插在了昌北。柳疃是著名的丝绸重镇,日军早就对这里垂涎已久。占领昌邑县城不久,就开始培植和网罗民族败类,建立伪军,扩充势力。同时,加紧对周边村庄的“扫荡”,打死打伤群众十几人,烧毁房屋300多间……
3月26日,季方华、马保三、张文通、韩明柱等率领八支队1500余人到达昌北。第二天,中共鲁东工委决定,将七、八两个支队合编,实行统一指挥。于是,季方华召集中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但因为意见难以统一,合编的决定未能实施……
季方华召集鲁东工委班子研究,决定七、八支队先协同作战,拔掉柳疃日伪据点。然后,再到潍河以东继续筹集枪支,发展抗日力量。随即,季方华根据事先掌握的敌情和柳疃附近的地形作了战斗部署。
4月1日晚,部队进入指定位置,次日拂晓战斗打响。七、八支队发起猛烈攻击。可是,由于柳疃据点的日伪军数量和武器装备都大大超过情报所提供的数字,加上七、八支队武器装备差,缺乏攻坚经验,难以抵挡敌人反击,被迫撤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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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战胶东清河沂蒙 扩充装备发展兵员
季方华与马保三、张文通、李福泽、张鸿礼等人分析了部队的情况,认为昌潍一带日伪军势力强大,还有国民党顽固派张景月、厉文礼等部以及另外几股土匪的骚扰,均对七、八支队的发展不利,决定应中共胶东特委的邀请,将部队拉到黄县、招远一带,共同开辟抗日根据地,借机扩充装备和兵员。
为了掌握党对军队的领导权,4月4日,季方华等在龙池村主持召开了七、八支队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宣布成立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指挥部,统一指挥七、八两个支队。马保三任总指挥,韩明柱任副总指挥,季方华兼任政委,张文通任副政委,李福泽任司令部参谋长,王翼之任政治部主任。指挥部下辖七、八两个支队和直属特务大队、骑兵队。张鸿礼任七支队队长,王云生任八支队队长,陆升勋任直属特务大队大队长,陈介章任骑兵队队长。会议决定立即东进平度、掖县、黄县地区。
当夜,部队过潍河后,驻扎在棋盘地一带。季方华回到瓦城,安排部队东进后的留守工作和地方党组织发展。4月6日,他在瓦城主持召开七、八支队留守人员会议,宣布成立中共昌潍县委,书记张智忠、副书记耿锡章分头负责昌邑、潍县的工作；成立七、八支队后方留守处,孙汉三任主任。
第二天,七支队政治部工作人员金焰返回瓦城,找到季方华,突然乘其不备,朝其连开数枪,季方华倒在了血泊中。留守人员孙传普、孙居贤、孙其平等听到枪声,立即跑了出来,将金焰抓获。经张文通、王云生、王翼之等审讯,杀害季方华系金焰与张鸿礼共谋。于是,指挥部决定,当晚将金焰、张鸿礼枪决。随后,张文通任指挥部政委,刘光汉任七支队队长。
4月10日,指挥部率领部队离开昌邑,奔赴胶东,激战黄山馆顽军,收编龙口海关税务队,智取黄县城,驰援掖县,使蓬、黄、掖抗日根据地连为一体。
7月下旬,七、八支队接到中共山东省委指示,西进清河。这时,七八支队已发展到6000多人、5000多支枪。9月,与三支队配合,长途奔袭焦家桥、夜袭周村,彻底粉碎了日伪军对清河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
12月中旬,部队奉命南下,参加了创建沂蒙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先后被整编为山东纵队第8支队、第1支队、第1旅第1团等,被山东人民亲切地称为“我们的老一团”。老一团的团长就是开国少将李福泽,后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二十基地司令员,被称为“发射将军”。
令人想不到的是,七、八支队的这次东征西进,在“三北”至胶东一带趟出了一条秘密交通线,这条线对抗战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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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送运金部队秘密通行
昌邑地域南北狭长,自古就有“三齐之巨邑、海隅之咽喉”之说,是进出胶东半岛的门户。从秦汉到明清,昌潍一直是连接京莱的重要枢纽。古时,“秦驰古道”由寒亭固堤入境,经昌邑过潍河至莱州到成山头,历史上也称“胶潍走廊”。七、八支队东征西进,走的就是这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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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收到夺金密令 打通要道迫在眉睫
1938年4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奔赴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山东武装斗争的情况。在延安期间,黎玉看到了党中央的艰苦状况。经过沟通,党中央把解决抗战经费的目光投向了胶东黄金。
胶东三面环海,其跟外界的联系主要通过清河根据地和鲁中根据地。5月,中共山东省委提出:要尽快打通胶东与鲁中、胶东与清河的道路。万一在胶东站不住脚,可以将胶东的武装撤到鲁中地区或清河地区。这也是中共山东省委提出打通“渤海走廊”的最早指示。
输金如输血。筹金抗战,不仅是一项急迫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于是,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到北方局,再到山东分局,一道道密令发往胶东区党委:夺取黄金,支援中央!
7月,中共胶东特委在九曲村成立“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组织群众秘密采金,支援抗战救国。从此,中共胶东特委开始向鲁中小批次运送黄金,但主要还是通过胶(县)高(密)诸(城)莒(县)“滨海通道”交通线。随着日军继续东犯,胶济铁路东段被日伪军严密控制,连通胶东、鲁中根据地的南线通道——“滨海通道”受到极大威胁。
而在“三北”一带,七、八支队离开昌潍后,日伪军占据了大的村镇,修筑据点,残害百姓；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武装四处抢占地盘、扩充势力。中共昌邑县委只留下一个区小队,十几条枪,如何来完成打通和巩固这条交通要道的任务呢?
此时,昌邑的形势不容乐观。日军相继安设据点,经常出来“扫荡”。国民党土顽部队实力逐步强大,仅在昌邑就达两万多人。可在城内的日军不过一个大队,也就300多人,加上2000多伪军,总兵力不过3000人。如果国民党顽军真抗战,轻而易举就能消灭城内的日伪军,可他们采取的是“绥靖政策”,假抗日、真反共!
1938年5月,中共清河特委成立,昌潍县委改属清河特委领导。
12月上旬,昌邑划归胶东区。胶东区党委派梁辑卿到昌邑工作,组建了中共胶北特委,并任书记。梁辑卿没想到昌邑的抗日形势如此残酷。他在坚持壮大抗日武装的同时,在青乡和下营重新秘密组建了地下联络点,及时掌握日伪军动向,避其锋芒,进而西与寿光、东与莱州沟通连接。各抗日游击小组相互配合,夜袭土顽驻扎的村镇,最终打通“渤海走廊”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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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血火战斗洗礼 昌邑三支队伍升级
昌邑县委号召全县共产党员和“民先”骨干全力投入到组建地方抗日武装的工作中去。这时,原七支队三大队队长陈龙飞擅自带着两个中队从临淄返回了昌邑。
梁辑卿向胶东区党委汇报了陈龙飞部的情况,请示其去留问题。经胶东区党委同意,暂时让陈龙飞的队伍继续留在昌邑,协助开辟昌潍抗日根据地。
苑季诺、马千(又名马骏)在围子一带组建了30多人的抗日游击小组,张智忠、董京颐在东冢一带拉起了一支二三十人的队伍。随后,两支队伍合编为昌邑北海大队。
1939年1月,经中共胶东区委批准,成立中共胶北特委指挥部,统一指挥陈龙飞部两个中队和昌邑北海大队。2月底,胶东区党委命胶北特委指挥部所属部队升级去胶东,编为五支队二十一旅六十四团。从此,这支队伍活跃在黄县、招远、蓬莱一带,破坏日军采金设施、抢夺黄金资源、袭击运金车辆,令日伪军闻风丧胆。胶东百姓称这支队伍为“草上飞”。团长陈龙飞在一次战斗中,被子弹射中胸膛,26岁的他壮烈牺牲。
胶北特委指挥部所属部队升级后,昌北根据地大部变为敌占区,开始好转的抗日形势又急转直下。胶北特委又把组建地方抗日武装作为中心任务,于1939年5月组建起胶北特委警卫连(亦称独立连)。
6月,胶东区党委派军事干部徐子安、车学藻等来昌邑,加强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根据胶东区党委的指示,特委警卫连和潍河以西的抗日武装合编为胶北特委独立营。
从夏天开始,日伪军加紧对昌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胶北特委成员分赴各区部署防御措施。特委副书记张智忠在集东村部署工作时不幸被捕。为保存党的力量,胶北特委机关奉命带领暴露身份的党员和干部转移到胶东抗日根据地,并由独立营护送。
胶北特委到胶东后,不久即撤销。1939年9月,根据胶东区党委指示,成立中共昌潍中心县委,王炳亮任书记。胶北特委独立营遂改为昌潍独立营。10月,独立营在胶东进行了短期训练后返回昌北。10月28日拂晓,昌潍独立营突遭日伪军包围。指战员顽强战斗,激战一整天,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毙伤日伪军30余人。
1940年1月17日,昌潍中心县委书记王炳亮与“扫荡”的日伪军遭遇,不幸牺牲；4月16日,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毅为掩护他人而中弹牺牲。就在这时,昌潍独立营升级,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至此,昌邑有三支队伍升级编入正规部队,奔赴更广阔的抗日战场。
而此时,日伪军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愈加残酷、频繁。6月,“滨海通道”被切断,“渤海走廊”成为胶东与清河、鲁中联系的唯一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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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队专门护送 穿越走廊运送黄金
1940年8月,山东分局指示山东各地党组织“加强对战时交通工作的组织和领导”。随后又指出:“必须将各个根据地作联成一片的发展,才能消除孤立与不巩固现象。”在此情况下,胶东区党委健全了交通工作机构,组建了交通部队,专门负责执行交通护送任务。
与此同时,胶东区党委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我党在昌潍地区的力量。9月,帮助昌潍中心县委组建了昌潍游击大队,并为部队配备了干部和武器。10月,区党委派巡视团到昌潍巡视检查工作。随后,调整了昌潍地区党的领导机构,并派黄海岩、邢明等到昌潍工作。同时,县委在下营港组建了海防队,负责海上巡逻和掩护路经此地的党政干部及交通联络人员,各区建立了区中队,从而使昌北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力量进一步壮大,“渤海走廊”的形势有所好转。
“渤海走廊”打通后,承担起了运送黄金的重担。
梁辑卿来昌邑不久,突然接到命令,胶东区100多名学员经过“渤海走廊”前往鲁中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随行的还有一个200多人的交通护送营。据后来任昌潍独立营政委的宫愚公回忆,他就在这批学员队伍里,这也是他第一次经过“渤海走廊”运送黄金。
1940年9月,蓬(蓬莱)黄(黄县)战区党政军委员会书记、战区指挥部政委兼中共北海特委书记曹漫之,前往中共山东分局参加山东省行政会议。他带一个精干团800人左右,将约6000两黄金分别装在战士的衣袋里,顺利穿越“渤海走廊”。返回时,曹漫之在昌邑下营镇曹家店村曹庆才家中住了5天。
1940年冬,胶东抗大支校副校长兼八路军第一纵队教导团团长贾若瑜带两个营护送3万两黄金,通过“渤海走廊”前往山东分局。
为了防止泄密,黄金运送部队都接到过严令,任何人不许透露运送的时间、地点、部队番号、兵力以及交接的过程。昌潍独立营忠实地执行党的这一命令,将无数次穿越敌占区运送巨额黄金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以及对一路上牺牲战友的深深怀念,永远埋藏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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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动脉保障革命需要
鉴于“渤海走廊”的战略地位,日军不惜派重兵,采用“扫荡”“蚕食”等种种手段,妄图切断这条红色生命线。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共昌邑县委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民主政权建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带领昌邑人民投身“渤海走廊”保卫战,用鲜血和生命筑起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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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基层人民政权 成立抗日民主政府
1940年夏天,昌邑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和抗战需要,将各乡镇联合办事处改为区公所。这是昌邑县最早的人民政权机构。
9月,中共西海地委成立,昌潍中心县委划归西海地委领导。至1940年底,昌邑县基层党组织发展到3个分区委,35个党支部,430余名共产党员,成为昌北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
1941年2月20日,昌邑县委在瓦城村召开昌邑县参议会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参议长和参议员。曲溪当选为参议长,民主人士郭佃元为副参议长。会后,县参议会召开了第一次参议员会议,正式宣布昌邑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4月底开始,在根据地内自下而上地进行了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的普选工作。在抗日民主政府的组建中,县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大体各占三分之一),进一步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了顽固势力,调动了各阶层的抗日积极因素,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昌北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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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展开双减运动 加强抗日统一战线
减租减息,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所实行的土地政策。昌邑县委、县政府在认真贯彻执行“双减”政策,照顾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的基础上,号召群众主动要求地主、债主减租减息,动员开明士绅、地主带头把地租、债利减下来,并发动群众与破坏和阻挠“双减”运动的地主恶霸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双减”运动迅速在根据地全面展开。
在抗日形势好转后,县委、县政府及时把“双减”工作重点转向新解放区,并结合“民主反霸”“反奸诉苦”、整顿党组织、改造村政权、健全群众团体一道进行,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顽固势力,初步确立了基本群众队伍的优势。通过减租减息、借粮、反霸,维护了群众利益,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融洽了军民关系,巩固和发展了农村基层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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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武装合力护航 确保渤海走廊畅通
要巩固和扩大潍北、昌北抗日根据地,确保“渤海走廊”安全,两地武装必须攥成拳头、形成合力。于是,西海军分区指示,昌、潍两县要积极扩充部队,向一个团的兵力目标发展。同时,委派大批有作战经验和领导才能的干部来昌邑任职。中共胶东区委先后调刁一民任昌邑县委书记,张青树任县长；委派五旅某营营长李力超任昌邑独立营营长；又派五旅三营指导员宫愚公任政委。为加强统一领导,还任命宫愚公兼任中共昌邑县委委员、武委会主任。同时,潍县县大队归昌邑县独立营统一指挥。
1941年1月,撤销昌潍中心县委,分别成立中共昌邑县委和潍县县委。
1942年7月,昌邑由胶东区划归清河区,昌邑县委隶属清东地委。为适应抗日需要,中共昌邑县委、县政府再次对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九个行政区,并在各行政区建立了党委,在19个乡、34个村建立了党支部,党员总数达到1043人。
随着党组织和民主政权的建立以及“渤海走廊”的安全畅通,胶东与鲁中、清河的联系更加密切。特别是“滨海通道”被日军截断后,“渤海走廊”一度成为胶东与清河、鲁中联系的唯一通道,其作用日益凸显。
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批示、文件、情报从这里来往通过。这些干部中,有胶东派赴山东分局和中央学习、受训、参加会议或执行其他任务的,有分配或调动工作的,也有机要交通人员。据考证,仅1940至1943年,就护送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县团级以上党政军领导干部2400余人,传送各种文件、信函、情报300余件,使党中央、山东分局的抗战指示得到迅速贯彻落实,在政治上保证了胶东、清河与山东分局和党中央的联系。
1941年2月下旬,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的许世友率清河独立团驰援胶东；1942年10月,许世友调任八路军胶东军区司令员都是走的“渤海走廊”,并由昌邑县大队协助护送。为此,许世友奖励昌邑县大队两挺机枪和满满两盒子弹,留下“许司令机枪赠英雄”的美谈。
1942年8月,山东纵队第五旅政治部主任欧阳文从鲁中经过“渤海走廊”到胶东,途中写下了《赴胶东》诗二首。
通过“渤海走廊”,数十万部队来往调运、东征西战。自西向东行进的部队有力支援了胶东地区,使胶东地区抗日武装力量得到加强；而自东向西行进的胶东部队也为清河根据地输送了有生力量。尤其是解放战争期间,胶东部队通过“渤海走廊”直接参与潍县战役、孟良崮战役、张店和周村战役乃至济南战役,为山东抗战和解放战争决战决胜发挥了重要作用。
密送大量的黄金、药品、军火等战略物资。面对长期抗战中我党政军经济生活异常困难的严峻形势,“渤海走廊”担负起密送黄金、棉花、粮食、药品、武器弹药、食盐等战略物资的重任,在经济上保证了各根据地党政军民作战、生产和生活需要。据统计,从招远送到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黄金约16万两,其中,13万两安全转送延安。这些黄金大多数是通过“渤海走廊”运往鲁中后辗转送到延安的,而且无一两丢失、无一人携金叛逃,为困境中的党中央解了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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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大批党员和干部 斗争中壮烈牺牲
在保卫和巩固“渤海走廊”的艰苦斗争中,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在艰险恶劣的环境中,不怕牺牲,英勇战斗,表现出崇高的党性觉悟和革命气节。
1938年10月24日,瓦城区委书记孙汉三被捕。敌人给他两条路,一是合作,二是死路。孙汉三一口回绝:“要杀就杀,党员名单绝不可能给你。”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他坚贞不屈,最后惨遭杀害。
1939年6月,中共昌邑县委第一任书记张智忠不幸被捕。被党组织营救后,转移到胶东。1943年11月,再次被捕。敌人把他绑在招远城北十里堡附近一根电线杆上,严刑拷打。他一面痛骂敌人,一面高呼“共产党万岁”,他的舌头被残忍的敌人割掉了,又被刺了几刀,壮烈牺牲。
1939年8月,胶北特委转移后,昌潍中心县委书记王炳亮冒着生命危险跋涉于昌潍大地。1940年1月17日,不幸与前来“扫荡”的日伪军遭遇。王炳亮与敌激战,中弹牺牲。
1939年4月16日,昌潍中心县委在瓦城村召开会议。日伪军突然包围瓦城村。突围中,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毅主动掩护他人,不幸牺牲。
1941年,七区区委书记李福康为掩护同志们转移而被捕。日伪军将他吊在村北土地庙前,用皮鞭抽打和柴火烘烧,还用大铁钩穿透他的锁骨将他挂在大槐树上,一刀刀割他身上的肉。李福康被割38刀,最后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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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沟连通各村智斗日顽
“三北”地区属于沿海地带,地势开阔,不利于抗日军民反“扫荡”和开展游击战争。昌北根据地军民结合平原地方特点,发动群众改造地形地貌,打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有利条件,开展了艰苦卓绝、形式多样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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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部署制造混乱 阻止敌人挖壕行动
为了彻底切断“渤海走廊”交通线,日伪军除了疯狂“扫荡”,又想出了更毒辣的手段,强迫附近百姓从青乡向北开挖一条宽10米、深5米的大壕沟,一直通到海边。
昌邑县委决定,必须阻止挖壕行动,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于是,对各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号召大家配合部队行动。独立营挑选部分射击手,组成十几人的小分队,一部分在外围掩护,一部分化装成老百姓混进工地。战士们一边干活,一边留意周边的情况。一名战士找准时机拔出手枪,朝两个伪军“啪啪”两枪。枪声一响,挖河的百姓四散逃走。其他战士趁机大喊:“不好啦!不好啦!八路来攻打据点啦!”
这一喊,伪军们吓得心惊胆战,赶紧拿着枪往据点里跑。战士们趁乱安全回到营地。夜间,昌邑县委安排人员把白天挖的河段填平。
接连几天,战士们不断改变战术,扰乱工地秩序,并打死打伤六七个伪兵。群众因为害怕纷纷罢工,伪军也因胆怯没人愿意出来当监工了。
与此同时,县委和独立营还让各村的伪保长向据点的敌人提供假情报。今天这个说,发现下营有八路在活动；明天那个又说,青乡一带有八路活动等等。伪军听到这些消息,更是惶惶不安。加上群众无人出工,日军只好停止了挖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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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沟”连接村庄 日军扫荡受到阻碍
昌潍一带,地形一马平川,树木、村庄稀少,很不利于反“扫荡”。敌人挖壕,我们可以挖沟。昌潍独立营从日军的挖壕行动中受到启发。
1941年冬,昌邑县委组织广大军民在村与村之间挖掘出一条条大沟。凛冽的寒风中,昌北根据地各村庄之间,到处都是扛锹荷镐的群众。男人参军参战,妇女撑起了“半边天”。
1942年春,终于挖成了,实现了“村村相连、沟沟相通”,大家亲切地称之为“抗日沟”。当时,群众中流传了一些顺口溜,如“使劲挖来使劲掘,宁流汗来不流血”“抗日沟抗日沟,村村相连沟沟通；敌人来了把圈子兜,能打我就打,不打我就走”等等。
在所有“抗日沟”的交叉路口,还设有一个转盘,便于在沟内射击敌人和掩护回旋。凡是距离较远的沟,还有一些拐弯,以防敌人的火力封锁。同时,各村庄也进行了改造,原来村与村之间的道路统统进入地面以下,几片大小不等的盐碱草洼也都被“抗日沟”通连起来。过去敌人“扫荡”,队伍车马可以任意行进,从四面八方随意合围包抄；而有了“抗日沟”后,给敌人的行动造成极大障碍。他们只能提心吊胆地沿着沟边走,却不敢入沟行进,害怕被我部队捂在沟里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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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地下情报网络 粉碎日伪多次扫荡
情报工作,犹如人之耳目。因此,中共昌邑县委积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建立情报网络,加强情报工作。
1942年初,以青乡党支部为核心,以党员为骨干,建立起了青乡情报小组。根据县委指示部署,将伪保长以及据点内部的伙夫、打杂人员等全部换为可靠人员,随时搜集情报；情报小组人员也想方设法打入敌人内部,掌握第一手情报。同时,用经商形式布设外线情报网点,随时将情报传递出去。固定的总情报站每天及时将情报转送到独立营营部和地方县区机关。就这样,将敌人的一举一动都置于县、区党组织和抗日武装的视野。
改造地形与健全情报网络,如两把利剑,粉碎了敌人的频繁“扫荡”。日伪军曾在一个月内先后对根据地堡垒村马渠进行了31次“扫荡”。1942年春节期间,日军进行了两次大“扫荡”,都毫无所获。3月,再次发动“扫荡”,日伪军从昌北根据地密集梳过。我党政机关和部队从“抗日沟”中安全转移。5月,日军集中坊子、昌邑、潍县的一千多兵力对我根据地再一次进行局部大“扫荡”。我独立营及时准确得到情报,迅速跳出合击圈,使敌人又一次扑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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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偷袭夜晚回填 破坏敌人挖河工程
日寇又想出了更毒的一招:自姜家堤子村挖一条河道,把潍河水引向沿海地带,利用潍河水种植水稻,“以战养战”,以解决军粮；同时,利用河渠和稻田分割昌北根据地,妄图切断“渤海走廊”,可谓“一箭双雕”。
为实现挖河计划,日军从潍县调来伪军郎述维营一个中队驻柳疃据点,专司监押民工挖河。随后,我区干部进村入户,作好群众工作,把群众分成白班、夜班两部分。白班让老弱病残的去应付,夜班让年轻力壮的去填平。同时,挑选十几名神枪手,着便装潜入挖河工地附近,利用地形、地物掩护,杀伤监押挖河的伪军。
就这样,河道挖了平,平了挖,半个多月过去了,工程毫无进展。伪军监工已有20余人伤亡,吓得不敢再出来。日本鬼子也没办法,斗争坚持了约两个月,挖河工程被迫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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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三断围困战术 拔除日伪多个据点
日军占领昌邑后,先后在各村镇安设据点达14处。为此,昌邑县委想尽一切办法拔除据点,扫清障碍。1942年11月,组建了20多人的武装工作队,往来穿插于敌后,分合自如,行踪不定,对敌人进行各种斗争,还破坏公路、割电话线等,把敌人的“治安区”搞得惶惶不可终日。
日伪军设在昌北根据地内的徐家庄据点,在遭受抗日军民连续打击之后,虽锐气大减,但终是根据地的心腹之患。县委和独立营集中兵力,采取了“三断”(断粮、断水、断交通)围困战术。该据点内无水源,必须到碉堡外取水吃。独立营派一连在离敌碉堡最近的邓家村驻守,一面夜间派人用红色染料、死猫、死狗将敌人碉堡外唯一的饮用水源污染,一面集中神枪手射杀外出取水的日伪军。经过连续三天的围困,据点内便断粮、断水,日伪军不得不舍命强行外出取水。县独立营战士则严密封锁。仅1944年8月4日一天,就毙伤取水伪军七八人。县城的日伪军见徐家庄据点难以支撑,连夜出动200余人前去解围,结果于5日下午一起逃回了昌邑县城。
徐家庄据点日伪军逃窜的当晚,县独立营乘胜调兵遣将到青乡日伪据点周围进行军事、政治攻势,迫使日伪军于6日放弃据点逃往县城。
8月20日,县独立营在渤海第五军分区直属四连的配合下,对李家泊子日伪据点实施包围。24日,驻昌邑城日伪军急忙增援。拂晓,县独立营一连、三连、渤海第五军分区直属四连按预定方案设好埋伏,予以迎头痛击。李家泊子据点日伪军怕被围歼,于25日放弃据点,逃往昌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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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仇敌忾军民鱼水情深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中共昌邑县委、县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党政军民一手握枪杆,一手拿锄镰,自力更生解决穿衣吃饭问题。另外,还组建了制鞋厂,成立枪弹修造厂,通过各种形式解决经费不足问题。在保卫“渤海走廊”的斗争中,军民并肩作战,抛头颅,洒热血,与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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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抗战一边生产 军民联合自力更生
面对日伪军残酷“扫荡”和经济封锁,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昌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陷入了异常艰苦的困境。为战胜财政经济困难、粉碎敌人的封锁,中共昌邑县委、县政府按照党中央指示,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
县委、县政府成立春耕委员会,印发了《春耕工作宣传大纲》,号召党政军民齐动员,一手握枪杆,一手拿锄镰,一面反“扫荡”、保家乡,一面搞生产、种粮棉,自力更生解决穿衣吃饭问题。昌邑县大队在武装掩护群众生产的同时,带头进行自给性生产。1941年,在马渠村以西开荒种小麦1000余亩。翌年6月,收获小麦10万余斤,不仅做到了军粮自给,而且调出余粮帮助缺粮群众。同时,县政府、区公所扶持一些因战争而停业的晒盐、榨油、纺织、制鞋等作坊和商品经营业主恢复生产或经营,解决了部队、机关和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
县大队还组建了制鞋厂,解决战士穿鞋问题。他们克服资金、原料不足的困难,一边躲避敌人的“扫荡”,一边坚持生产,日产布鞋几十双,基本上满足了县大队的需要。县大队还在辛安庄开办了酿酒厂,对增加根据地财政收入、解决经费不足、减轻群众负担起了一定作用。
1943年6月,经清东军区批准,在柳疃七区新宅子村成立枪弹修造厂,发动军民收集废弹壳、铜钱等作为制弹原材料,不仅满足了县独立营、武工队、各区中队和基层民兵的武装需求,还能上交一部分给军分区,有力支援了兄弟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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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被抓危在旦夕 大娘冒死认亲救回
在保卫“渤海走廊”的斗争中,昌北党政军民戮力并肩、同仇敌忾,凝成了可歌可泣的鱼水情谊。
卜庄镇北赵村的赵大娘经常为党组织搜集情报、传递信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联络员。她丈夫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儿子赵学仁是民兵中的骨干分子。共产党员孙治中1942年以教学为掩护,在北赵村开展工作,就住在赵大娘家中。
1943年2月23日早上,日伪军纠集“四纵队”近千名顽军包围了北赵村,孙治中等10余名干部群众被抓走,押往小河南村据点。
赵大娘心急如焚,四处打听消息。第二天一大早,她没顾上吃饭就赶往小河南村敌据点。大声喊着要儿子赵学仁,并向顽军大队长证实:“他小腿上有两块伤疤,是小时候讨饭时让狗咬的。前几年,他独闯关东,在一家煤窑做工。年前他父亲病故,才捎信让他回来奔丧。”顽军队长见赵大娘的话无懈可击,便下令放走了孙治中。
敌人哪里知道,刚才赵大娘所讲的一番话,正是她与孙治中商量好的对策。幸亏赵大娘及时赶到,并冒死相认,才消除了敌人的疑虑。
无独有偶。营子村的魏大娘勤劳善良,是我党的地下堡垒户。中共昌邑二区区委书记刘文选择她家作为落脚点,在周围村庄开展活动。一天深夜,叛徒王某带领日伪军来抓捕我革命干部。魏大娘临危不惧、舍身相救,用身体挡住前门,掩护刘文等干部从后窗转移。敌人向其连开数枪,魏大娘躺在血泊之中……
昌邑独立营二连被日伪军贬称为“疯狗连”,三任连长先后牺牲。其中有一位连长叫郑翰林,潍县人,作战很勇敢。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家中仅剩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独立营政委宫愚公找到郑翰林的老母亲,认做“干娘”。
当时,部队作战很频繁,有时一天转移好几次。有时县委和区委都联系不上部队。而这位“干娘”有一个神奇之处,不管部队转移到哪里,她都能找到,并把情报及时送到。有一次,宫愚公问:“娘,我们部队转移作战这么频繁,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干娘”停顿了一会儿,说:“天底下哪有娘找不到儿子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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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邑群众踊跃参军 涌现众多模范家庭
2019年8月23日,两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带领儿孙来到渤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在“一门六英”的雕塑前,拍了一张特殊的“全家福”。这两位老人就是昌邑市都昌街道渔埠村孙阁田的女儿。
孙阁田先后将自己的六个儿子送上了战场,留下了“一门六英”的佳话。在送走最后一个儿子时,有人劝他:“养儿为防老,你就留一个儿子给你养老送终吧。”孙阁田却说:“我的身边留下一个儿子,前线就少了一个保家卫国的战士啊!”
当年,在昌邑,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人民群众赴汤蹈火、踊跃参军。有的子承父业,有的兄弟同行,先后有三支抗日武装从这里编入正规部队,奔赴抗日前线,也呈现出许多“一门三英”“一门四英”等模范家庭。“父送子,妻送郎,青年参军保家乡；你在前线打胜仗,我在后方生产忙”的歌谣,就是当时大参军情景的真实写照。
就如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传承,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大举进攻山东和胶东解放区,战斗异常频繁而激烈,人民解放军兵源急需补充。大批昌邑优秀儿女毫不犹豫,毅然加入人民军队的行列,先后有8200多人光荣参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
为支援解放军进行战略进攻,昌邑先后参加支前33000多人次。特别是淮海战役期间,昌邑组成了1000多人的运输队和2000多人的担架队,由县、区干部带队,随军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先后转战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4个省30多个县市,历时4个月零25天,行程4000多公里,把大量的军需物资运往前线,将一批批伤员转送到后方。战役结束后,不仅荣获两面锦旗,还有90%以上的民工获记功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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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捉日军要员交换战俘
如果大家对抗战史有所了解,就会发现很少能抓到日俘。因为抗战爆发前,日军深受军国主义洗脑,在战场上被俘就是对天皇的污蔑。因此,在没有任何突围机会的情况下,日军会选择自杀,所以我军抓获的日军非常少。而在昌邑,我抗日军民却先后抓获了8名日本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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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日俘参加反战 攻心战术卓有成效
1943年4月,昌邑县武工队获悉,伪“山东经济开发署”有3辆汽车载日本某株式会社经理和大汉奸、“水稻专家”刘洪祥及其随从30余人去柳疃村以北勘测河道。县大队决定对勘测河道之敌进行伏击,伏击地点选在昌邑县城至柳疃据点必经之路的沟崖村。
当天晚上,部队从马渠村出发,于拂晓之前到达伏击地点作好埋伏。上午10时许,敌人的汽车从县城出动,一前两后向北行进。便衣武工队员发出敌人来临的信号后,设伏人员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当敌人的汽车离截击地点百米左右时,我军战士、民兵迅速将铁耙从庙院内扔在公路中央,迫使敌司机紧急刹车。趁敌人慌乱之机,埋伏在四周的战士、民兵齐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顿时,枪声、喊杀声震耳,某株式会社经理被击毙于汽车驾驶室内,大汉奸刘洪祥和3名日军、10余名伪军当了俘虏,汽车被付之一炬。
1943年9月,徐家庄据点的日伪军计划到龙池一带进行报复性“扫荡”。下旬的一天,昌邑县大队侦知敌人次日出动,于是决定联合县武工队、九区中队和马渠、龙池、白塔等村的民兵打击敌人。
当晚,县大队一连埋伏在龙池村南门里,其余兵力部署在白塔村一带,选择有利地形设下埋伏,并对外封锁消息。次日上午,日伪军100多人,日军在前,伪军在后,沿公路东窜至龙池村东,绕向龙池南门外。埋伏在村里的县大队战士和民兵一齐向敌人开火,密集的子弹射向敌人,一颗颗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日军遭到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仓皇向村西奔逃,伪军丢开日军退至村西北。这时,埋伏在白塔村的战士立即出击。日伪军受到前后夹击,有的当场毙命,有的盲目还击,多数不战而逃。此次战斗,毙敌6人,活捉日军青山、龙达、岗森三人。
经教育后,这三名日本俘虏参加了“反战同盟”。1943年深冬,他们多次于夜晚来到曾经驻守过的徐家庄据点,轮流向日伪军喊话,讲述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军官欺骗压迫士兵的罪行和自己被俘后受到的优待。开始敌据点内听到喊话便开枪,不久他们再去喊话,据点内一片寂静。春天,在樱花盛开时节,青山、龙达、岗森等同县武工队员一起制作了一棵棵樱花树,并挂上宣传品,趁夜晚送到敌据点附近,然后在隐蔽处高唱日本歌曲。在寂静的夜晚,歌声委婉、悲哀,使日军的思乡厌战情绪进一步加剧。强大的政治攻势,不仅挫伤了日伪军的士气,还在敌占区宣传教育了广大的群众,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全面反攻、胜利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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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捉日军飞行员 换回我方40余人
据昌邑市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采访调查:
1944年1月7日,刚过小寒。早上8时许,一架日本飞机一头扎在了昌邑东利渔村西北部。接到报告,村长王永松立即找来民兵连长徐广进和民兵徐广庆等前往。
来到现场,一个穿着黄衣服的人正从飞机顶上的玻璃罩往外爬。王永松带领民兵围了上去,趁对方松懈,准备扑上前将其活捉。那家伙见势不妙,随即向北逃窜。
王永松吩咐大家不要靠近,只是远远地形成一个大包围圈。此时,村支书孙法章带着十几个民兵也赶来了。在众人追捕下,日军飞行员最后累瘫在地上。民兵们从四面围了过去,将其擒获。王永松和孙法章商议,决定把他交给瓦城的抗日队伍。随后,这名日本飞行员被押往渤海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部。
渤海军区敌工部门经过审讯查明,这个被俘的日军飞行员叫山田井马,是日本关东军一个高级将领的儿子,还是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侄子。
张彦彬所在的排负责押送山田井马。2015年7月7日,他将这段回忆文章“我曾经押解冈村宁次的侄子”刊发在了《解放军报》上。那一年张彦彬已91岁了。
关押期间,渤海军区“日本反战同盟支部”领导和一些日军反战人士对山田井马进行了现身说法。由于山田井马年轻,又是个“学生官”,思想转变很快。一天中午,山田井马在渤海军区食堂看到干部战士正在吃高粱窝头,就要了一个,一口咬下去,难以下咽。而他作为俘虏,却有馒头、米饭和一菜一汤。从此,山田井马逐渐消除了恐惧心理,也彻底打消了逃跑的念头。
2月24日,针对日军的多次请求,一场双方战俘交换谈判开始秘密进行。日军释放了我方包括原清河行署公安局局长李震和临淄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李铁锋等十余人,外加一批武器弹药；我方则释放了山田井马。随后,日军又释放了第二批我方被俘人员30多人。
山田井马回去后,拒绝再与八路军和中国人民作战。不久,即被送回日本,最终被派往东南亚战场,战死在马来西亚。
事后,渤海军区第五军分区专门在东利渔村召开了隆重的表彰大会,奖给东利渔村民兵手榴弹一箱、子弹50发,还奖励每人北海币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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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资源传承红色基因
近年来,昌邑市注重用好用足“家门口”的渤海走廊红色资源,从2016年开始,打造了渤海走廊党性教育基地,组织编写引人耐读的革命题材教材,编拍了视角独特的影视教育片等。昌邑市的一系列举措,为唱响礼赞革命英雄、传诵红色历史的最美歌声,为筑梦前行、砥砺奋进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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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红色基地 共筑精神家园
昌邑是革命老区,尤其是风起云涌的渤海走廊革命斗争,不仅孕育形成了壮丽多彩、风格独异的红色文化,还遗存了众多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革命遗址。据统计,昌邑现有46处革命旧址和纪念地,其中有19处列入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成为追思革命历史、不忘传统基因的“红色化石”。
为把这些“红色化石”用起来、活起来,从2016年开始,昌邑市打造了与胶东(烟台)、胶东(威海)和沂蒙党性教育串联成线、互为呼应的“211”渤海走廊党性教育基地,即建设200处红色村史馆、10处专题展馆和1处主题展馆。目前,渤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主体馆、74处红色村史馆和9处专题展馆已建成投用,打造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20处。
在基地建设过程中,昌邑市始终坚持形式服从内容,通过实施党史记忆抢救工程等各种形式和途径,深度挖掘大量革命斗争历程史料和英雄事迹,总结提炼了上百个有深度、有温度、有激情的革命题材故事,使各类展馆的展陈内容丰富饱满、英雄事迹感人肺腑。
坚持因地制宜,不搞大拆大建。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尽量保持红色遗址的原始风貌,使参观人员透过一件件陈旧的文物、一座座斑驳的房屋、一份份泛黄的书稿,现场体悟革命斗争的激烈壮怀,感受革命先辈血沃沙场、忠诚报国的沸腾热血。
坚持展馆类型多样化,既有全景描绘战争年代总体情况的渤海走廊革命斗争综合展馆,又有记录我后勤医院救护伤员的西海军分区后方医院旧址专题展馆；既有展现渤海走廊指挥中心革命历史的马渠村史馆,又有反映昌邑早期革命武装创始者之一的李福泽将军事迹陈列馆等等,使每一位走进基地的参观者感受到不同的革命历史风采。
在此基础上,怀着对红色历史的敬畏以及对革命先辈的敬仰之情,用“拼”“抢”精神打造红色基地。特别是渤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从2018年10月中旬开工,到2019年6月29日建成使用,前后仅用8个多月时间。龙池镇以“建馆修志”入选“2018中国乡村振兴先锋榜十大榜样”。渤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成为从胶东至延安线路上唯一一座记录黄金等战略物资运送历史的专题展馆,荣获“中国红色陈列展览精品工程金奖”,今年6月又被命名为“山东省退役军人思想政治教育基地”。近年来,渤海走廊党性教育基地共接待市内外培训团体、研学团队2760多批次,18.1万人次开展现场教学和参观学习,还有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游览参观学习,带动了乡村振兴,展示了红色旅游、红色研学的独特魅力和蓬勃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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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红色作品 记录珍贵历史
今年2月份,昌邑市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和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教材《潍水故事会》,在教育部组织的2019年全国优质教育科研成果展评中被评为中小学优秀课外读物一等奖。这是自2016年以来昌邑市红色教育教材(教育片)获得的20多个奖项中的其中一项。近年来,昌邑市充分挖掘红色资源中蕴藏的精神富矿,组织编写了引人耐读的革命题材教材、编拍了视角独特的影视教育片,为党员干部和社会群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
编著红色教材。近年来,昌邑从基厚根深的红色资源中,总结提炼了把一切献给党的李福泽、人民作家峻青、革命气节大于天的张智忠以及永远跟党走的抗战堡垒村马渠村等著名革命人物和集体的动人故事、感人事迹,创作编写了《红色记忆》《沧桑岁月》《渤海怒潮》等多部革命教材。这些教材读物语言通俗易懂、故事真实客观、情节引人入胜,成为党员干部、社会群众和中小学生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为方便阅读,去年开始,组织专业美术团队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系列连环画,其中以从延安走出的中组部老党员、老干部徐迈为原型创作了《徐迈的党性人生》连环画。近期,又以新中国电影事业开创者之一的著名导演王滨为题材,创作《把一切献给党的电影事业》连环画册。
编拍红色教育片。为充分发挥影视作品覆盖面广、可视性强等优势,昌邑市实施了革命历史题材音像留存和影视创作工程,一方面,对全市所有革命旧址和纪念地分别拍摄了视频资料,留有可视可听的电子资料,并对所有能联系到的老战士、老英雄、老党员等进行现场采录,为他们留下最为珍贵的影视资料；另一方面,集中创作拍摄了《渤海英魂》《英烈的“儿子”》《寸心常念兴华》《行军日记》《重逢》等18部微电影、微视频教学片,进一步丰富了革命历史教育的手段和形式。2018年以来,这些选材独特、画面清新的影视教育片屡获国家及省市级奖项,有的还斩获国际奖项,先后有8部作品获亚洲微电影艺术节“金海棠”优秀作品奖、第二届“红色微电影盛典”主竞赛单元最佳短视频等省级以上奖项19个,有的入选全国“百部网络正能量动漫音视频”；还谱写了渤海走廊之歌《远处传来芦笛声》,引起广泛传唱。近期,建起党建融媒体中心,开通了“红色渤海走廊”公众号,把革命历史宣传作为重点,使红色传统和英雄精神借助新技术、新手段、新载体“飞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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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红色活动 扩大对外影响
今年6月9日,央视一台《今世缘·等着我》栏目向全国播出昌邑义工联合会“为烈士寻家”活动,引发很大反响。全国各地不少观众纷纷来函来电来人,有的表达对“为烈士寻家”活动组织者的由衷敬佩和感谢,有的请求昌邑义工帮寻有关信息。这是该市系列红色传承活动中的一幕。近年来,为保证红色传承效果,昌邑市在建基地、出作品的同时,着力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卓有成效的红色活动,推进红色传承教育走进社会、走向全国,既提升社会群众的参与率,又扩大了对外影响。
红色传统教育走进社会。围绕打造可移动的红色传统教育基地,采取多种形式,讲好最美故事,把红色营养大餐送到千家万户。先后组建了红色宣讲队,深入学校、机关、农村、企业,举办“渤海走廊·红色课堂”,开展主题教育150场次,组织观看红色教育片870场次。特别是以“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为主题的“渤海走廊·红色班会”,受教师生近两万人次；组织开展了“我的假期红起来”“我是小小红色讲解员”“为无名烈士墓碑描红”等活动,指导学校开发课程和育人相融合的思政课程。所有这些,不仅成为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有效举措,更为中小学校思政教育注入了新内容、拓宽了新路子。同时,坚持把红色传统教育纳入新任领导干部入职教育、企业经营发展教育和家庭美德教育等相关内容,共奏红色教育“大合唱”。
红色传统教育走向全国。一方面,举办了由中央党校、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党史学会等领导专家参与的“渤海走廊革命斗争史”理论研讨会,共同探索“渤海走廊”的形成过程、历史作用和重要意义,引发各界广泛关注。另一方面,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光明日报》《农民日报》《学习时报》以及中央、省电视台等多次对该市红色传统教育工作给予宣传报道。
昔日茫茫渤海滩,今日旧貌变新颜。进入新时代,红色传统教育为革命老区昌邑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曾经风云激荡的渤海走廊战场,如今到处呈现蓬勃向上的发展热潮,动能转换、乡村振兴、城市建设等重点工作如火如荼,奏响了美丽动人的新乐章。
本期资料来源:《宫愚公回忆录》《解放军报》《昌邑县武装斗争史》《中共昌邑历史简编》等。
本期图片由中共昌邑市委组织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