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修身观与为政者人格砥砺
张文珍
修身，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其内涵是通过陶冶、锻炼自身的道德品质提升素质、完善自我、实现理想人格，进而影响他人，奉献社会。
一、修身之必然
儒家经典《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老百姓都要把修身作为为人处世的基础与根本。
修身能抑制天性中的恶，光大天性中的善。古人对人性的认识，说法不一。孔子曰“性相近”，孟子倡“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秦汉以后董仲舒、扬雄等则认为性兼善恶。不管怎么样，人性只是一个内在的、潜藏的某种可能性，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须下一番结结实实的修身功夫。孔子认为人后天所生长的环境、所接受的教育对其成长至关重要，即所谓“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以下凡引孔子语，皆出自《论语》），《尚书》曰“习与性成”也是此意。孟子认为人生而具有仁、义、礼、智四种道德情感，但这四种道德意识只是“善端”，即善的萌芽，能不能显露出来且成长壮大，有待于后天的努力，需要自我修养、爱护、培养。就像树木的生长，需要阳光照耀，雨露滋润，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如果斧斤砍伐，牛羊啃食，再好的树苗也会夭折。他说，“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孟子·告子上》）。荀子认为人生而好利、疾恶、有耳目之欲，如果顺从这些天性，就会出现争抢掠夺、残杀暴乱、淫荡混乱之事，必须制订礼仪法则制度规范，强制人们遵守。他说：“枸木必将待隐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长此以往，就会成为人们的自觉修养。董仲舒认为人性兼善恶，若不加以修炼，善也可能会变成恶。扬雄说得更为简捷明了：“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身卷》）总之，自先秦以来的思想家们不管对人性的认识如何，无一例外都强调后天修养的重要性，认为唯有修身才能抑恶扬善，成就世间最高贵的人。
修身能更好地发挥示范表率作用。有人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是对“政”的最佳诠释。因为为政者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影响力，具有广泛的带动作用与示范效应。他的一言一行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着一种风尚，一种榜样，民众不知不觉在模仿学习，所谓“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诗经》）；“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修身则道立”（《中庸》）。如果为政者正直无私，清正廉洁，那么上行下效，民众自然跟着走正道：“其身正，不令而行”；如果为政者胡作非为，营私舞弊，那么他在民众眼里就威信扫地，指令也得不到贯彻：“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形象地把为政者的作风比做风，百姓的作为比做草，风向哪边吹，草向哪边倒：“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所以要想正别人，先正自己：“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子强调应把道德修养高尚的人置于领导地位，他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正因为他的地位高，影响大，如果品行邪恶，道德堕落，就极容易把恶劣的影响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
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儒家经典《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修身”是“齐家”的基础，因为一个人首先处于家庭关系之中，是家庭中的一员，他或是为人父或是为人子或是为人夫，那么身修之后，足以为一家表率，家庭便自然而然地会治理好；“齐家”是“治国”的前提，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家庭是一个小社会，家庭和睦团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如果每一个家庭都和和美美，其乐融融，那么就会国家太平、天下太平。孟子把这一过程说得更为直接：“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下》）朱熹注曰：“身正，则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孟子集注·离娄上》）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即：要想使家齐、国治、天下一统，个人必须拥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与情操，这是治国安邦的基础。
二、修身要达成的目标
“为君难，为臣不易”，这是孔子对从政者的最好概括。正因为不易，所以对从政者内在的德性修养要求也高。
光明磊落，坦荡正直。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心地平坦宽广，小人却老是烦恼。君子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心胸豁达，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内心宁静，不猜疑，不抱怨，不嘀咕；还因为他能包容，能忍受委屈，别人暂时不了解自己也不生气：“人不知而不愠”，“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敢于坚持正义与原则，敢说真话，敢作敢当，不虚与委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当仁，不让于师”。不弄虚作假，不搞阴谋诡计，不走歪门斜道，不阿谀奉迎，对君主，可以犯颜直谏，但不要欺骗他：“勿欺也，而犯之”。在生命与仁义（真理）面前，勇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淡薄名利，清正廉洁。为政者掌管一方权柄，眼前往往充满了各种诱惑，如果稍加放纵，就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放于利而行，多怨”，即只依据利益来行事，会招来很多怨恨。欲望太多会削弱一个人的品德：“枨也欲，焉得刚？”申枨是孔子的一个弟子，有人认为申枨是一个刚毅不屈之人，孔子认为不然，因为申枨欲望太多，做不到刚毅不屈。他将对义与利的态度视为区别君子小人的标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主张奉献在先，获取在后：“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孟子也说：“养心莫善於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
为政以德，亲民爱民。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为政以德，主张实施德政、仁政，而不是严刑峻法。这一文化倾向，可追溯到西周。西周初年，周公从商纣王荒淫无度、崇尚武力、不恤民众、最终导致百姓倒戈失掉天下得出结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从而确立了重德的思想。推行仁政德治最鲜明的体现便是爱民。周公强调得民的重要。他说：“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指出民心与天意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关联，天意会顺从民意，违背民意便是违背天意，就是自取灭亡。孔子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孟子认为得天下之道在得民，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孟子·离娄上》）
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儒家文化具有入世特点，强调责任与使命，为社稷民生做出贡献。孔子积极从政，希望有所作为，但理想不得实现，且饱受挫折，他并不因此就颓废消沉，一蹶不振。他跟弟子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政治行不通，他便转而开办学校教授学生，在他门下出现一大批出色的人才。他晚年投入大量精力整理古籍，为中华民族文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时人评价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种百折不挠永往直前的精神。孔子认为士应该有远大的理想，宏伟的抱负，有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不应该目光短浅，只满足于吃饱喝足，无所作为，这样的人让人瞧不起，他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要成就事业，必须勇于付出，踏实肯干，吃苦在先，不知疲倦，永不懈怠：“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因为主张实干，所以孔子不喜欢大言不惭、夸夸其谈的人，他认为这样的人往往说到而做不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更有甚者，这样的人言不由衷，心口不一，浮夸少德：“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乱德”。相反他觉得“刚毅木讷近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尊重客观规律，讲求实效。针对人们急功近利的心态，孔子告诫他的弟子不要一味追求速度，而要考虑实际后果：“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成绩是一点一滴做出来的，多大的付出就会有多大的收获；否则一味追求高效快速，弄虚作假，瞒天过海，那些伪装炒作出来的虚假的繁荣经不住检验，最终吃苦头的还是急功近利的个人。也不要意气用事，要仔细谨慎，考虑周全。孔子在一次回答子路的问题时表明自己对蛮干与无谓的勇敢的不认可态度：“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子的意思是徒手搏虎、徒步过大河，是莽夫之勇，不讲智慧不讲策略，凭着一时头脑发热，不计后果，容易造成无谓的牺牲，不可取；那些面临任务时谨慎恐惧且周密部署认真准备的人，做事才能让人放心，也容易取得成功。
修身对内要达到的效果是“慎其独”。《大学》、《中庸》里都提到这个问题。《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即是说：君子在别人看不见他的地方也要警惕谨慎，在别人听不到他的地方也要畏惧小心；再隐蔽的东西也没有不被发现的，再细微的东西也没有不显露出来的，所以君子在独处的时候也要非常谨慎，就像时时刻刻处于监督之下。正因为君子重修身，注意培育理想的精神境界，因此便拥有了一种高贵的品格，让人尊重，让人敬服，且不怒而威，就像荀子所说的，“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荀子·儒效》）。
三、如何修身
修身是一个贯穿人生始终的复杂的过程，古人提出了一系列的途径与方法，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主观的努力与客观的影响两个大的方面。
修身需要自我努力。孔子曾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是孔子确立的修身所能达到的最高的道德标准，修身主要取决于个人，而不是其他人。孔子还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对于一般人来讲，认为仁高不可攀，遥不可及，难以实现，实则不然，仁就在每个人的心里，只要心中存仁，按照仁的标准去做，向着仁的目标不断努力，那么仁就召之即来了。所以修身只是一个愿不愿意去做的问题，而不存在能不能的问题。孟子说：“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屈原《九章·抽思》曰：“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心虚作。”美善不是外面得来的，而是自我内在的努力，好的名气也不是虚张声势得来的，而需要实实在在的付出。屈原曾自问自答：“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离骚》）屈原以芳草喻贤人君子，以萧艾比蜕变堕落了的人，意谓若不自觉修养，“君子”也会变“小人”。一旦确立了道德修养的目标，就要坚定不移地努力奋进，纵然为之献身也在所不惜：“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屈原《离骚》）
修身需要自我克制，自我反省。“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要克制自己的私欲，使自己的视、听、言、动均合乎礼仪规范，这样便是有仁德的人了。台湾学者韦政通先生说：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意谓“只要能克制造成人心麻痹堕落的私欲，重建与礼的谐和关系，就可以算是仁。……克己的修养是儒家内圣之学的起点，也是内圣之学的终站。”（《儒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16页）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若是出现了不该出现的问题，犯了不应犯的错误，应该怎么做？孔子提出善“改过”。他说：“过则勿惮改。”如有人指出他的毛病，他就会很高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孟子继承了孔子，提出“反求诸己”的观点，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就是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那得反问自己，仁爱不够吗？我管理别人，没管好，需反问自己，智慧和知识不够吗？我有礼貌地对待别人，却得不到相应的回答，要反问自己，恭敬还不够吗？任何行为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都要反躬自责。通过不断的克制反省，将自己身上的毛病连根拔起，明代大儒王阳明说，去除私心杂念，就要有“省察克治之功”与“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传习录》）。
修身需要不断学习，充实自己，提高能力。孔子特别强调学习之重要性，《论语》开篇第一章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习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但坚持下来却不那么容易，他曾不客气地说，在自己周围也曾见过有德行的人，但却从未见过有“好学如丘者也”。在回答别人对他博学多识的好奇时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里面被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孔子的弟子子夏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人们往往只注意后一句，而有意无意忽视了前一句。孔子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他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处处学习，人人为师，子贡说自己的老师：“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孔子将学习的重要性总结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即是说：仁爱、聪明、诚实、勇敢、刚强都是好品质，但如果不注意学习，不注意在学习的过程中加以巩固与提高，那么也会产生一些弊端。
修身要持之以恒，永不放弃。立志修身不是一时一事，而是贵在“不息”地坚守，要有坚强的意志，知难而进，锲而不舍。《尚书》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在行的过程中，要时时刻刻小心警惕：“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小雅》）。一旦确立了目标，要马上行动起来，“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要脚踏实地，从小处做起：“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身》）。要坚持不懈，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朱熹注曰：“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如果遇难而退，那等于自暴自弃，这种人不会成就任何事情：“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孟子·离娄下》）只要经过持之以恒的修炼过程，人人皆可成为道德高尚之人，成为知耻向荣之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自觉向善，远离邪恶，就会形成良好的道德习俗与道德氛围。（作者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文史部副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