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鸣 男，1946年7月生，鄌郚镇高崖村人，1964年1月入伍。退伍后先后在公社人、县委机关，县直部门任职，退职前担任县委统战部长。几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创作，已发表通讯、故事、散文、诗歌、小说等若干。已出版《行年诗行》、《回首高崖街》（原《高崖村琐忆》）、〈〈营陵诗略〉〉、〈〈昌乐现代名人〉〉等四种五本个人专着。现为省、市作协会员，浩然研究会理事。
自从1959年建了高崖水库，汶河被截断。当年放水洞两边的对联是：劈开马鞍移龟山，腰斩汶河灌良田。汶河被腰斩，高崖村就成了汶河的上端。秦晓鸣就出生在高崖水库大坝的下端。这是一个极具个性色彩的传奇式人物。也许，当地人司空见惯，只感受到他的才华，而忽略了他的传奇。一个从农家走出来的青年，在部队这所大熔炉里得到了锤炼。学历虽低，但天赋很高。过目不忘，出口成章，是很多人熟知的。他在部队，学会了很多带有文学性的知识，吹拉弹唱，写写文章，都是他的拿手戏。到地方后，正赶上公社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秦晓鸣被公社领导“挖”了去。之后，县委报道组选拔人去济南学习写作，他又被选中。之后的路子很顺利，转户口，转干部，一直与文字打交道。
在说秦晓鸣《行年诗行》或是其它作品之前，我还是说一下若干年以前的一些事儿，以增强读者对他的进一步了解。在我记忆的长河里，仿佛又回到了37年前。那时候秦晓鸣在县委办公室做秘书，我也有幸被县委报道组选拔去学习。这是初次认识秦晓鸣。他一有空闲就跑报道组，说是写着一个什么民兵武装斗争故事。我那时还不知道怎么写东西，就是很简单的材料都拿不成块。听他跟王松山（当时大概是宣传干事，我们也不知道称老师，只是叫老王） 谈论写作，老王也搞了个什么短篇小说，他们谈论我们根本听不懂，只是觉得好奇，觉得他两人都很了不起。直到过了一段时间，好像是第二年的春天，还很冷。秦晓鸣因为爱人添了喜，生了个儿子，回家看望去了，就把他宿舍的钥匙给了我，让我帮他抄写一个稿子。那一晚是我第一次有了住公家单间房的机会，然而却一宿没有睡觉。原因是秦晓鸣放下了一摞厚厚的稿纸，同样放下了写好的一沓密密匝匝的稿纸。吃罢晚饭，我关上门来就认真地誊写。这个一万多字的民兵武装斗争故事耗去了我一宿的时间。这是我对文学的第一次接触，方知道与新闻稿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为什么我记得是一个春天，还很冷？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记不清具体时间，只想着过了几天我就跟着秦晓鸣去潍坊送那个民兵武装斗争故事。我们是吃了晚饭去火车站的，等到潍坊时，大约是深夜2点或是3点，我们二人在火车站的排椅上，瑟瑟地蜷缩了几个小时，好冷好冷。第二天，我们把稿子交给一个姓马的同志，就回来了。后来这个稿子又要秦晓鸣改，我依稀记得是那个马同志提了修改意见，具体以后怎么发表的我就想不起来了。很多年以后，我想起那个带有小题目的民兵武装斗争故事，一万多字，是个了不起的作品，对秦晓鸣的敬仰自然多了三分。
大约是在七十年代后期，秦晓鸣担任了县委报道组长，我在高崖公社干临时工。因为他的家是高崖，家属又在家里，他公私兼顾经常到公社出差，我们就有了接触的机会，我也就有了学习的机会。但这个时期，我们很少涉猎文学，新闻报道是主攻目标。不过，对报纸感兴趣的还是《农村大众》的故事会专栏，我们都在那个栏目上发故事，秦晓鸣称我“故事篓子”。那些真实的新闻故事，尤其是在写作方法和语言运用上，已经远远超过了消息或是通讯。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是文学的初级阶段。连续几年，我们合作得很愉快，玩得也很愉快。再后来，我进了县委宣传部，秦晓鸣担任了广播局的主要领导。他鼓励我创作，我就开始写报告文学、小小说、散文，总起来说，没什么建树。因为都在工作岗位上，歌功颂德的材料每天都在搞，而文学创作似乎没什么概念了。直到2000年之后，都不在单位工作了，创作的欲望开始冲动。秦晓鸣的《行年诗行》也就应运而生了。这本由长征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是在2001年5月，我想应该在很早时期秦晓鸣就形成了它的全部。之后又陆续出版了《回首高崖街》（原《高崖村琐忆》）、《营陵诗略》、《昌乐现代名人》等专着，还主编了1992年版的昌乐县志，除了县志是“遵命文字”外，其它的5部专着，都是文学的东西，尤其是《行年诗行》不仅是秦晓鸣才华的真实展露，而且是秦晓鸣文学之路的真正开始。着名诗人朱多锦为其写下了洋洋数千言的序言，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朱多锦先生说：“读《行年诗行》，手中的书页越来越感到厚重，原来这是诗铸的岁月--诗人的‘行年’所留下的一行行‘诗行’，一行行‘诗行’谱写下的诗人的‘行年’。”《行年诗行》跨度很大，从1955年春节父亲参加村里的秧歌队开始，到1999年12月“退居二线”后的写作，经历了四十多年的空间，这不能不说是一部人生的缩影。期间，时代变化，社会变革，秦晓鸣人生跌宕起伏，工作变迁数次，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沿着这本《行年诗行》，你可以看到了人们载歌载舞欢庆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你可以看到全国学习毛选的热潮，你可以看到全国人民失去领袖的痛苦，你当然更能看到诸如大跃进，大包干等如火如荼的社会生活。我想，这本《行年诗行》还记录了秦晓鸣工作的全部，个人成长的片断组成一首反映时代变迁的美丽的史诗。后来发表的很多中篇，还有那些专着，无一不是秦晓鸣文学的升华。因为同是爱好的缘故，因为是同城的缘故，还因为是多年交往的缘故，我经常跟秦晓鸣坐在一起饮酒品茗闲论文学，我始终被他的情绪所感染，侃侃而谈不拘泥于小节，博闻强记尽显秀才风采。更为可贵的是，秦晓鸣阅尽丰富，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加之那几乎是雪白的头发，红润的脸庞，更显得飘逸洒脱。
秦晓鸣的天资聪颖是公认的，他的勤奋刻苦也是公认的。据我所知，他大量的时间不是用在写作上，而是用在读书上。博览群书，涉猎广泛，对他来说恰如其分。当代的诸如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王跃文的《国画》；现代的诸如鲁迅的作品，柳青的作品；古代的诸如四大名着，词话，国外的诸如《百年孤独》等等。秦晓鸣花大量的时间去阅读，去品味。我还知道他在刻苦练书法，刻苦练身体……总之，这是一个勤奋的人，是一个热爱生活而又非常执着的人。汶阳这片热土因有了秦晓鸣而更加扬名，而更加骄傲更加自豪。
诗铸岁月
--序《行年诗行》 朱多锦
（一）
摆在我面前的是秦晓鸣先生的《行年诗行》一书的清样。读着，我感到我手中的书页越来越厚重起来。我想，我是在感觉一部书的分量。
（二）
《行年诗行》的写法很独特，是“边文边诗”，即随叙事随辑诗。然而这却并不像中国旧时的章回小说那样，每交待完一段故事(情节)便“有诗为证”，而是让叙事为诗做说明、解说印证，或做引申，亦或做渲染。这样，不管书中“诗”与“文”的篇幅各占多少，其实都是诗为主、文为辅的。确切地说，《行年诗行》是部诗集，其区别于别人的诗集的地方，是在于每首诗都以叙事辅之。这样，所谓“边文边诗”，只是这本诗集的一种选辑方法。
《行年诗行》作为一部诗选辑，其所选辑的诗大都是旧体诗(最好不用格律诗称之)，也有词，也有快板(有的，诗人自称为“快板新闻”)，而新诗居少。从内容上来看，其中有的为国是而作，有的为民情而作，有的作于诗人人生转折之时，有的作于诗人感悟之中--常常是，国家每有大事、自己经历每有转折，都必有诗。
读《行年诗行》，从诗人对诗之追求来说，应当说是越到后来，越见有好诗；从诗之内容来讲，其最好的诗大都是那些“因感”、“因悟”而作者，这是真情妙悟而至。我想，秦晓鸣先生在自己的人生“行年”中最看重的也许就是自己的诗写作了，而在自己的诗写作中，最看重的又是对真情妙悟的抒写。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秦晓鸣先生在旧体诗的写作追求中终于形成的是只属于他的诗的特色，此可谓诗写作中的“实现自己”，亦或曰“成为自己”。我想，概括他的诗所形成的特色，那是：敦厚、旷达、深意和上口。
飞越千里大平原，穿过五百太行山;
朝日晓风送征人，夕阳晚霞迎客官；
一天行程八百里，快马加鞭未下鞍；
太旧高速赏美景，虎头山上想联翩。
--这是1999年10月，诗人随县政协组织的“赴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后旗回访考察团”于回访途中，到太原“双喜宾馆”时所写下的诗。是诗，将读者带进的是一幅“风波千里”、“大山十万”的图画，酝酿而成的是一种“旅人在途”的境界。在古人的诗中这种写“旅人在途”的诗是常见的，其中，我们可以举出李白的豪放、乐仙，也可举出杜甫的羁苦、迷茫，但到秦晓鸣先生这里，却是“旅人在途”的”欣然“与”自信”。“朝日晓风送征人，夕阳晚霞迎客官”--在这里，我们首先感到的是诗意敦厚的美，而在诗意的敦厚中洋溢着的是旷达的畅想，同时内含着深意；读这样的诗，总感到琅琅上口--秦晓鸣先生的诗很注意格律安排，但又不拘于格律，不让格律束缚自己诗情的勃发，唯求上口而已。
旅途中，车至恒山，他们在恒山山门前面稍作停留，便穿越隧道游览了“举世闻名，令人叹为观止的悬空寺”，但见“绝崖峭壁，寺院空悬”--秦晓鸣先生这时留下了这样一首诗：
恒山下，大门旁，远看玄武峰茫茫；
穿隧洞，西边望，寺院悬空绝壁上；
天空清，峰峦亮，心随白云悠荡荡。
这首诗“自成一式”，诗句安排既参差又整齐。读此诗，直觉在敦厚的诗美中给读者是透视人生的深意--你看吧，刚才在“山下”、“门旁”还是“远看玄武峰茫茫”，但一旦“穿隧洞，西边望”时，直见“寺院悬空绝壁上”，顿觉“天空清，峰峦亮，心随白云悠荡荡”，终见一种旷达的胸怀跃然于纸上。
我想，在秦晓鸣先生所有的诗中，他于旅游中国西部、西北部的途中所留下的诗最能体现他的诗所能达到的力度。这时是1999年10月，他正在昌乐县统战部长的任上，也就是说秦晓鸣先生多年致力于诗歌写作追求，到这时在诗的意境表现上终于臻于成熟，距他后来“退居二线”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他这时的诗写作的成熟，一方面是秦晓鸣先生对诗锲而不舍的追求的结果，一方面也是当经历了包括五十余年的人生岁月和三十几年的政坛生涯后已可谓“世事洞明”。他这时所写下的诗，可用这四个字来论定，那是：文质彬彬--这是说形式和内容已结合得趋于完美，唯有此才谓成熟。孔子在《论语．雍也》谈到过文章(诗)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时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想，秦晓鸣先生的诗写到这时已可为“君子”矣。
今天，我们看到，旧体诗在“悄然”中已有所“抬头”，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新诗向现代高度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诗的多元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旧体诗(包括古体诗和格律诗词)在汲取中国现代诗的营养中也使自己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各地有好多旧体诗人正“悄然”而起，只秦晓鸣先生所在县--昌乐县--就见不少。我想，今天，秦晓鸣先生的旧体诗写作正逢好时，他“会笑在最后”的。
另外，还应当说到的是，在秦晓鸣先生的《行年诗行》中，除了诗，还有一些“快板书”写得很出色，如《自找寒门结良缘》(诗人称为“快板新闻”)，于1982年3月18 日的《农村大众》头版头条发表后曾“引起一时轰动”，当时牟平县酒馆大队评报组曾以《喜见快板上头条》的题目发表评论(见1982年4月15日《农村大众》)。1982年8月27日又于《山东计划生育报》发表了宣传计划生育的“快板书”(“快板新闻”)《公公奖儿媳》，同样颇获成功；后来，又于1997年先后于《昌乐通讯》、《潍坊日报》、《潍坊晚报》、《联合日报》、《山东统一战线》发表了谈老年健身的“快板书”《老年健身歌》，此歌一出，立刻引起社会各界好评；再后，又有“快板书”《清晨锻炼歌》。
《行年诗行》的叙事部分本身又可相对独立，从而自成一种“叙事系统”，这样《行年诗行》便在叙事上也形成自己的特色。
首先，正因为本书的叙事都是为解说诗的，所以全书不会围绕一个故事线索而下去，而其情节只能是片断的，是散文式的结构和语言。然而，每一片断却又可自成一段故事，自我营造一种氛围，常见的是叙事语言于平和中蕴含着趣味，素静中饱浸着挚情，由此而形成秦晓鸣先生于本书叙事的独特的散文语言。我想，本书叙事最好的是开篇部分：“我是属狗的，血型O，性格外倾，易于激动。常在或喜、或怒、或忧、或思、或悲、或恐、或惊之时，生出些言情、言志、言景、言物、言人、言事的句子来。虽缺韵脚、乏音律、无平仄、少对仗、不工整，但却是我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的胸中块垒、意之清流。”这是本书的开头的话，干净利落，颇有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叙事风范--在平和、素静中饱含浓郁的情感。接下来，便讲对“我之或诗、或词”影响颇大的三个人：“一位是我奶奶。在我嫩稚的眼里认识她就是我奶奶的时候，她已是腰弯背驼，满脸皱纹，少牙嘬口的60多岁的老人了。”“另一位深深影响过我的人，就是我四爷爷(则孝)。这是我5个爷爷中见到的唯一的一个。他高高的个子，深深的眼窝，稀稀的胡子，微微有点驼背。”“再一位给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父亲(绍恩)。……他体颀目朗，见多识广，能说能唱，嗓音洪亮。他只上了一年半私塾，并且是扛着火烧盘子一边卖火烧一边上学。”这里的叙事有的是通过描写完成的，都只淡淡几笔，却将一位位丰满的人物活灵活现地推了出来。这是以素描的手法来塑造人物。更重要的是，这里所刻画人物都能将读者一下子带进一种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中--奶奶、四爷的时代背景，父亲的时代背景。这是着者塑造人物的功力所致。本书叙事颇具特色的地方还有记述于1999年10月14日至26日作为回访考察团成员“赴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后旗”时对中国西部、西北部的风光记述和描写，凡险峻、博大，旷远、典雅与优美处尽都描述得恰到好处，凡“旅人在途”的思考、情怀都表现得痛快淋漓。
同时，《行年诗行》的叙事在选材上都能做到详略恰当，“片断”和“片断”彼此都能相得益彰。
《行年诗行》所有的“片断”所连成的又是全书的一个大“叙事系统”。这样，其“片断”间的间隔又可看作是整书行文中的“跨跃”。这样，一个大的“叙事系统”在对一首首所选辑的诗进行解说、说明、引申，亦或渲染的同时也推出了诗人个人的人生“行年”岁月，如果这样看的话，其全书的整体叙事所完成的又是诗人的一种自传，只是这部自传这样“传写”，首先在于说明叙事主体是为诗的诗人人生。这是一部诗人的自叙。
奏晓鸣先生的“行年”是一行行的“诗行”。他的一行行的“诗行”便是他的“行年”。他曾是军人，后来一直从政，可他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写着自己的诗--似水光阴中，诗人在让诗铸炼自己的“行年”岁月；在诗人的“行年”岁月中，诗人铸炼着自己的诗。
《行年诗行》，“边诗边文”--“诗”与“文”在推出诗人的“行年”岁月的同时，在客观上也“复活”了一段社会历史。我想，这也许是《行年诗行》另外最应挖掘的意义。这种特殊的意义，也许是诗人所始料不及的。
秦晓鸣先生生于1946年。《行年诗行》记录诗人的“行年”，“最初”是1955年春节父亲参加村里的秧歌队的情况，“最后”是诗人于1999年12月“退居二线”后开始专门写作(包括此书的写作)的情况。从1955年到1999年，这是近半个世纪的岁月，其间，世界、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变化，概括起来可分为三个阶段，那是：“文革”、“文革”前终于导致“文革”的阶段（1949-1966)“文革”后“改革开放”的阶段。要了解过去的历史，当然有很多途径，秦晓鸣先生记录自己为诗的“行年”过程就为我们打开了了解过去历史的一种独特的途径--以诗为录，以诗铸鉴的途径。每一段历史、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歌和自己的诗，你从每一支歌、每一首诗那里尽可以找到一段历史、一个时代，关键是那支歌要是原来的那支歌，那首诗还是原来的那首诗，即所录的要具有“真实性”、“原始性”。从《行年诗行》，你可以从其所记录下的每一首诗(歌)那里都能找到一段“过去的真实”--
1955年是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年，那时人们是怎样宣传“合作化”的? 请读《行年诗行》所记录的当时的秧歌歌词：
今年是1955年(那)，龙灯秧歌跑得欢；
男女老少您可好（啊），欢欢喜喜耍一番。
锣鼓一煞就开言，今年光景不一般；
互助合作真正是好（啊），幸福日子在眼前。
“文革”之前，全国上下掀起学习毛主席着作的高潮，这种情况一直贯穿于整个“文革”过程。当时，《毛主席语录》出版，在部队里官兵每人手持一册。在那种情况下，人们都是怎样“赶形势”的？请看当时用诗所记下的情景：
主席语录发到手，战士个个喜眉梢；
捧读深夜不释卷，字字句句赛珠宝。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逝世。这本身所意味着的是”文革”即将结束，中国将发生巨大的历史转折。但当时正是“文革”之时，在历史的表象上一切都只能按着既定的表象来推演：当时，当听到“伟大领袖逝世的消息”后很多人都是怎样的?《行年诗行》辑有诗人当时这样一首新体诗：
一个悲痛的噩耗，
把我的心撕裂！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
这是一个多么难忘的时刻!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和我们永别了……
猛烈跳动的心啊，
几乎要蹦出胸膛；
悲痛欲绝的泪水啊，
像清泉涌出眼窝!
………
岁月的书页总是要一页页翻成过去，然而，只有对过去的“书页”得以重读的时候，一些人才仿佛透过岁月的表象而开始把握历史的本质，问题是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通过表象而被认识的。感谢秦晓鸣先生，是他以自己对过去的忠实，以其所辑录的诗给我们提供了过去历史的一段原始画面--虽然只能是一种画面。
（三）
秦晓鸣先生在昌乐县曾一直是为官的--他历任公社武装部干事、县委办公室秘书、公社党委常委、地委办公室秘书、县委报道组长、县广播电视局长、县史志办主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体委主任、县委统战部长、县政协党组成员、常委、市政协委员，可是他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任什么职务，都不辍于写作，尤其是不辍于诗写作，自其“退居二线”后便干脆把读书和写作“自定”为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到这时已不但写诗，而且也开始了小说写作。2000年5月，他发表于《山东文学》的小说《借钱》获“庆祝建国50周年暨迎接澳门回归”征文优秀作品奖，可见他在人格及志趣上实际上是属于“文人为官”的。由于文人正直的人格和文化修养，我想，凡真正的文人为官，于任上常多是好官。
过去，在“突出政治”的年代，一些一心于个人仕途的为官者是都远远地避开“文场”的，生怕“为文”影响了自己的升迁。现在，一些为官者，是常见有舞文弄墨的了，不过，有一些是无论怎样附庸风雅，到头来还只能是一位为官者，因为这些人无论如何，其人格和修养也不会是真正的文人的。中国文人，在历史上是常见有一面为官，一面志于诗文的，有的甚至是笔下几响绝唱，作品历代传诵。这样的文人，为官则力求报民治国有为，为文则见忧国忧民有志。我从《行年诗行》中读到了中国历代文人所珍视的那份情操和志向。
读《行年诗行》，手中的书页是越来越感到厚重，原来这里是诗铸的岁月--诗人的“行年”所留下的是一行行“诗行”，一行行“诗行”谱写下的是诗人的“行年”。
写于2001年6月6日过午至6月12日过午。结稿于《山东文学》编辑室，时为3点18分。是时也，闷热，窗外天空灰黄，似欲雨，小说组丁爱华说：“点上空调吧?”我说：“点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