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潍坊设立的盟国侨民集中营
1941年12月7日，日本侵略军偷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美英加澳等国纷纷对日宣战，和中苏建立同盟国，与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进行殊死搏斗，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在珍珠港事件中，由于一些日侨间谍充当别动队向日本法西斯军政当局提供情报，搞破坏活动，导致当时美国将国内的六万多日侨集中到洛杉矶统一看管。侵华日军也将西方同盟国所有在中国的外侨全部抓起来，分别关在潍县（今山东潍坊）乐道院、上海龙华和香港。其中，在潍县乐道院关押着整个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徐州、济南、青岛、烟台、滕州等地）西方侨民两千余人。后来日寇将四百多位天主教人士转移到北京关押，其余在潍县乐道院被关押达三年半之久。他们中有许多世界著名人士，如：四百米世界奥运冠军埃里克·利迪尔、山东大学和华北神学院创始人赫士博士、曾任蒋介石顾问的基格（雷振远）神甫、齐鲁大学教务处长德位思博士、中美重新建交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恒安石（1981至1986年任驻华大使）、美国花旗银行董事长夫人沙德拉·司马雷、青岛大英烟草公司经理韦伯、燕京大学理学院院长韦尔选及夫人、燕京大学文学系主任谢迪克博士、英语系主任桑美德女士、哲学系主任博晨博士、化学系主任窦维廉夫妇、音乐系主任范天祥先生等三十三位知名教授。还有：英国天主教神甫艾文德先生、后任加拿大海外基督教使团总监的米歇尔·大卫博士、 基督教内地会以及烟台芝罘英文学校创始人英国牧师戴德生的儿子戴存仁博士和芝罘学校的三百多名欧美籍师生等等。在这一千五百至两千人的欧美被俘侨民中，主要是教育界、医务界、工商界和教会的宣教人士，另外也有少数天津歌舞团的外籍演员、乐手以及下层无业游民。（但在这里关押的没有盟军的战俘。据了解，盟军的一千四百多名战俘都关押在沈阳，因为当时沈阳是日寇卵翼下的伪满洲国后方大本营。）
日军在潍坊设立的盟国侨民集中营，地点在当时的“潍县乐道院”（老百姓称作“洋楼”），也就是现在的潍坊二中和市人民医院所在地。老潍县的地理位置处于山东半岛中心，是胶济铁路的中枢，也是半岛公路的交通枢纽，历史文化悠久，经济发达，商贸繁荣。1883年3月，美国基督教牧师狄乐播一行三人受北美长老会派遣，从登州来到县城东郊五华里的李家庄，在虞河南岸购地建房，设立了教堂、学校和医院，总称“乐道院”。1902年，美英教会共同协商在这里开办“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1904年到1917年在此设立“广文大学”，后来广文大学迁到济南与广智院等学校合并，扩建为“齐鲁大学”。四十年代的潍县乐道院内设广文中学、附属小学和女子圣经学校以及医院，院内有欧洲城堡式的建筑群，远离喧嚣的闹市，幽雅僻静，北面是清澈的虞河，另外三面是开阔的绿色田野，高高的围墙里面套着许多异国风情的院落，有富丽的大教堂、庄严的教学楼、科学实验楼和两座高耸的天文观象台，还有医疗大楼和各种别墅式建筑，兵营式排列的学生宿舍及餐厅。
1938年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潍县城，广文中学和小学被迫停课，部分师生流亡到内地。日本人大肆吞并潍县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欲将潍县建成“支那的名古屋”。1940年后，日寇将美籍校董芮道明、医院院长梅仁德和外籍教师、医生、护士及家眷全部驱逐回国。1941年底，驻潍县地区的日本宪兵队长汤本宣典，指挥一中队伪军将乐道院包围，命令伪军中队长刘锡赞把守北大门。汤本亲自率领一小队日本宪兵进驻乐道院。进院后，他与迟走一步的女护士魏希芳相遇，把她堵在梅仁德院长的厨师李长安家里，于光天化日下剥光她的衣裤，强行奸污，并长期占有了她（日寇投降后，汤本宣典转任王耀武部下教官，在一次讲解手榴弹时不慎爆炸身亡）。
日本侵略者从华北众多城市中选择潍县乐道院作为盟国侨民集中营，是颇费了一番心机的。一则这里远离大都市和港口，相对安全;二则潍县的经济和治安状况使他们放心；三则这里铁路、公路、机场畅通，押送侨民比较方便；四则这里有一个适于欧美侨民居住的密封环境。因此，他们把整个华北地区的盟国侨民都集中到这里关押。
日本宪兵和伪军进驻乐道院后，把医院和学校的所有人员全部赶走，将各部门的小套院墙拆除，利用拆墙的砖石和砍伐的木料修筑起许多碉堡，只留西南角原美籍人士的小院给日本看守居住。另外，在大院墙外的东北角和西北角各建一座高大碉堡，配备探照灯和机枪小炮等武器，四面的高围墙顶上都架设电网，墙外还架设了铁丝网和电网，避免外人靠近围墙。院墙内侧修成环墙马路，路里面也架设了铁丝网，防止外国侨民逃走，同时便于看守巡查。
原先的学生宿舍都是砖铺地，日军铺上木板成为日本住宅样式的塌塌米，让外国侨民睡在上面，房间里都用放置物品的木架代替家具，并将所有房间和街道都编号，使一所教学育人的优美学校变成阴森恐怖的集中营。但这些变化从外面却不容易看出来，四面墙头上的电网很象原来的铁丝网，并不显眼，碉堡在围墙里面只露顶部也象原来的天文台，大门并未改动，门楣上依旧是原来的“乐道院”巨匾，从外面很难看出是一座大型集中营。集中营建成后日本宪兵撤走，改由高等警署日本警官担任看守。
当时集中营的日本官员有：日本驻青岛领事馆副领事古贺（KOGA）、日本军方代表神保中佐、集中营主管伊佐、日本警官小谷野等人，分别负责外交、军事、行政和安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地区盟国侨民开办的企业、学校、医院被查封，成为日本财产，起先将侨民就地关押在各个城市，如：青岛的被关押在江苏路、湖南路口外国教会的房子里；烟台的被关押在原益文商专北面的长老会住宅里。他们还被游街示众，有的还被日军杀害。半年后，潍县乐道院集中营建成，他们才从各地陆陆续续押往这里关押。被俘的盟国侨民最多时曾经达两千多名，再加上看守集中营的日本军警，拥挤不堪，人满为患。
1943年8月16日，日本看守将四百四十名天主教僧侣和修女转移到北京一处天主教堂关押（留下潍县当地的十名天主教僧侣和五名修女），使集中营减少了人口过多的压力。9月份，日本侵华当局从这里抽出三百九十名盟国在押侨民交换战俘，又走了不少人。但是，原来关押在烟台庙宇山的三百七十多名芝罘学校外籍师生很快又全部转到这里关押。通过上述调动，设在潍县乐道院集中营的盟国侨民，由两千余人变为一千五百余人。
烟台芝罘学校是中国基督教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创办的，它是一所专为在华教学、行医、传教和工商企业界侨民子女创办的英语学校，它以教师的敬业奉献精神和学生的品学兼优刻苦努力闻名于世，在历史上曾被誉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语学校”。该校高中生一律要通过牛津毕业考试，并可免试进入牛津、剑桥、爱丁堡等世界一流大学。二战期间，该校全体师生在集中营中以不屈不挠的精神，艰苦奋斗，坚持办学。日本投降后，该校迁往上海，后来又迁往九龙，最后分成四个学校，分别设在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百年来，该校培养出数万名优秀学生遍布世界各国，他们的校友会至今还不断发表集中营回忆录，分设在四个不同国家的芝罘学校至今还保持着密切联系。当时戴德生早已过世，戴存仁以七十多岁高龄被关押在这里，他的三个孙子、孙女都在芝罘学校上学，也被关押在这里，其中最小的孙女戴爱美女士，当时才七岁，返回美国后，写成了《潍县集中营经历记述》一书。
潍县乐道院集中营里的盟国侨民们，通过民主选举，推选出一个九人“自治管理委员会”，主要领导人是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基督教）和曾任蒋介石顾问的天主教神甫雷振远（基格）。德位思1867年生于美国芝加哥，毕业于湖林大学。二十世纪初曾主持青岛基督教长老会，并大力发展中国教徒的自立会，1901年，在北京和青岛东镇等地先后成立了四个自立会，指导他们脱离外国教会而独立，后来还派人到济南成立了山东自立会（即中华基督教会）。1906年，德位思调到潍县任广文大学校长，他的独生女儿和夫人都先后逝于潍县乐道院。1917年，广文大学与济南广智院等六所学校合并后，改名齐鲁大学，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四所著名教会大学之一，德位思任教务长，仍执掌教学实权。珍珠港事变后，德位思也被押往潍县，关进集中营，回到了他的创始地，但昔为座上宾，今成阶下囚。由于他对潍县乐道院乃至整个山东情况的熟识和权威，被推举为“ 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在三年半漫长的囚禁生活中，九人自治管理委员会凭德高望重和处变不惊的胆识，带领一千五百多盟国侨民与日本法西斯斗智斗勇，最大限度地保护了难民，千方百计缓解难民们饥寒交迫的生活，有效地组织难民们开展学习、工作和文体活动，并成功地组织恒安石、狄兰越狱，联合中国抗日军民开展斗争，与重庆美军援华总部取得联系，争取到国际红十字会的援救物资，为美军空投伞兵部队最终解放集中营做好充分准备。
集中营的生活象监狱一样，不仅看管严厉，作息时间也严格。早上敲钟起床，紧张地梳洗后分别到三处食堂去吃早餐，饭后收拾房间洗地板，然后教徒做早祷，学生自习。点名的钟声一响，所有囚徒都必须停止一切活动快步到操场集合，按住区分六队在固定的地方排好队，各队的值日看守到队前点名，囚徒用日语依次报自己的号码，经看守核对名册看是否有误，有时看守还要训话或宣布事情，点名时间便拖得很长，盛夏热不可耐，隆冬严寒难忍，只有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却习以为常，趁机打闹游戏并不以为苦，等到钟声再敲响才得以散去，这是集中营里的头等大事，不论刮风还是下雨雪每天都是如此。
集中营里强迫人人必须劳动，有专长的充当面包师、厨师、鞋匠、锅炉工、修理工、洗补衣工、打水员（将井水压入蓄水池）及医护等工作，除年老体弱多病的赫士和戴存仁外，不论男女、不分贵族、官员、专家、学者、富商还是贫民、乞丐都得工作，大家轮流帮厨、洗菜、烧火、做煤球、打扫卫生、清除垃圾等。芝罘学校和成人学校虽可按时上课，但他们分担的工作，课余时间仍然要补上。
集中营里有一座面包房、三座厨房和一个给老弱病残做饭的小灶，每家每室还有自砌的小炉灶，自己烧开水、煮咖啡或做供应以外的小吃，冬季还分配取暖的铁炉子并供应少量粉煤，自己做煤球烧。集中营里有洗补衣房、修鞋室、锅炉房及多处淋浴设备，也有手术室、化验室和病房等（这些设施都是教会医院和广文中小学劫后残存的，但是医疗器械残缺不全，尤缺特效药物）。
晚饭后自由活动，散步、游戏、排练节目、练球比赛，天黑后开晚会、唱诗歌、开舞会、演话剧、游戏比赛、开辩论会、教徒做晚祷等，活动进入高潮，教堂和所有餐厅里都会挤满了人，等入寝的钟声敲响，必须回各自的房间上床，不准在别处逗留。
星期天除照常点名外不劳动，各教派轮流到教堂做礼拜，早上天主教做弥撒，点名后，圣公会和各教派联合作礼拜，晚祷唱圣诗。每逢过年和圣诞节、复活节也是只点名不劳动，天不亮就开始进行各种庆祝活动，直到晚上欢乐不息。婚礼和葬礼也按各国不同教会风俗和习惯举行，日本看守并不干涉，但必须事先报告并在看守到场监视下进行（如赫士博士和利迪尔的葬礼都极其隆重，由牧师主持仪式，学生组成仪仗队，生前好友抬棺，乐队一路吹奏哀乐，全营外国侨民都参加送葬）。
难民和看守日夜待在一起三年多，所以每当难民们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时，在旁监视的看守也会情不自禁和难民们一起欢笑叫好，有时看守和难民还进行别开生面的球赛或摔跤。日军操练刺杀时，外国孩子也会兴致勃勃地围观。每逢日军长官前来探视，都要求一群难民孩子列队欢迎，这些训练有素的小学生，腰板挺直目不斜视，先行注目礼，然后用日语报数：“依几、泥、散、席……”
日本看守对待违反集中营规的外国侨民，一般不殴打用刑，最重的处罚是关禁闭（如基格神甫用衣物与营外中国百姓换食品便被关过禁闭）。但是日本看守对待中国人却极其凶狠残忍。如一中国临时工偷带食品入内，便被日本看守打得死去活来，随后便失踪。还有上虞河村十三岁女小学生韩贞昌，在集中营外捡破烂被日军看守殴打后扔入河中，她泅上岸又被扔入，她再游至对岸，终因伤重力竭而死。另一农民在集中营前面的路上拾碎烟叶被碉堡卫兵开枪打死。上虞河青年韩祥等人，在墙头电网放上木板绝缘，带食品翻墙而入，与难民交换钱物，后来不幸触电身亡，日本看守故意拖延不收尸，让尸体挂在电网上一整天，借以示众。
集中营的粮食等主要食品都实行配给，定量和日军占领区的中国城镇居民一样，少得不足以维持生命的最低标准。初期配给的面粉还比较多，外国侨民自己烤面包吃尚能半饱，配给的粗粮中除高粱外还有玉米和绿豆等杂粮，偶尔还配给少量花生油或花生。集中营里没有糖和乳制品，但代用咖啡和茶都不缺，茄子等蔬菜敞开供应。供应的老骡肉，热天总是长满蛆，骡肝变成黑色，饥肠辘辘的难民们只好强咽，这些食品是由日本看守们贩运进来的，价格比黑市还高。
1943年以后，随着战争的发展，老骡肉没有了，绿豆和杂粮也没有了，只有发霉的高粱米，其中还掺杂着泥沙虫屎，面粉配给量减到不足两成。生硬变质的高粱面不能烤面包，只能加点白菜或茄子煮粥充饥。幼儿、中小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急需补钙，芝罘学校的老师们便将以前丢弃的鸡蛋壳从泥里挖出来，经过反复淘洗，烤焦后磨成粉给学生吃。但这样也远远满足不了孩子们的需求，孩子长期饥饿营养不良。集中营里的难民越来越明显憔悴消瘦，许多原先二百多磅重的硕壮大汉瘦得只剩下百余磅，一些老人和妇女形销骨立。不少成年人减到八十来磅，体力枯竭使一些人精神萎靡、无精打采。
集中营里有一个物品交换场所，允许外国难民相互交换物品，也允许他们与日本看守及卫兵公开交换。他们用廉价食品将难民的钱币、高档服装、名贵手表、钢笔换去。一些日本看守们利用他们的特权大发横财，难民们则越来越一贫如洗。为了生存，纷纷把衣物换成食品，多数人最后只剩下身上穿的破旧衣服。夏季男人都赤膊只穿短裤，妇女们将仅剩的衣裙补了再补勉强遮体。
集中营里汇集着大批教育界的优秀师资，他们不但坚持芝罘学校的教学工作，为了挽救一些芝罘校外无所事事丧失信心的青年人，教他们一技之长和谋生本领，帮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在集中营里创设了会计班、木工班、中文班、日语班、蒙文班、俄语班和讲习会，讲解航空航海知识、美术理论、中外地理、历史等专业课程。
在集中营里表现优异、影响最大的是埃里克·利迪尔，他是苏格兰人，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是1924年的四百米短跑世界奥运冠军，1925年他又一举夺得全苏格兰一百米、二百米和四百米径赛三块金牌。夺冠当年，他放弃前途无量的体育事业，二十三岁回到出生地天津，在天津新学书院教授物理、化学和体育。芦沟桥事变后，他和从医的哥哥罗布一起被派往河北沧州，在日寇沦陷区坚持教学与传道，还与罗布抢救过两名抗日游击队战士。1943年他被押往乐道院集中营，在身陷囹圄的三年囚犯生活中，不畏强暴，传播圣经道义并身体力行，忘我工作，鞠躬尽瘁，为难友们的学习、生活、文体活动等做出大量贡献，深受人们敬重。芝罘学校的孩子们亲昵地称他为艾瑞叔叔。由于生活困苦，工作劳累，不幸于 1945年2月患脑瘤病死在集中营。
1981年，英国电影界根据他奋勇夺冠的事迹，拍摄了《烈焰战车》影片，感人至深，获得四项奥斯卡金像奖。美国也拍了三集录像带《利迪尔的故事》，回顾他一生的事迹；英国爱丁堡大学设立他的纪念中心；香港设立了利迪尔体育基金会；1990年，经山东省政府特批，潍坊第二中学设立了利迪尔花园和纪念碑。埃里克·利迪尔和《烈焰战车》影片以及他在潍县集中营的事迹，在世界上广为流传，知名度极高，欧美学校的教科书都有记载传颂他事迹的文章。
当时，能经常出入集中营的中国人只有附近李家庄的张兴泰父子和刘相增少数几个。他们都是贫农，张氏父子全家六口人只有四分河滩地，为了谋生常年为乐道院清理粪便。此处改为集中营后，日本看守和卫兵无人愿干这种脏活累活，又不敢让外侨向外装运。经考查张氏父子既不识字更不懂外语，只知老老实实干苦力，便继续让他们清理集中营内两千多人的粪便和垃圾。
德位思博士具备熟悉当地情况的优势，张兴泰父子也非常信任他，帮助他们秘密向外传递信息。首先与广文中学校长黄乐德接上关系，共同策划联系中国抗日游击队，以便派人越狱。
黄乐德原是德位思多年培养的忠实门生，他与张兴泰父子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这些外侨。经过反复研究和探索，黄乐德终于找到一位进过教会学校、懂英语的王绍文，派他冒充教会牧师到昌邑南乡，找到苏鲁豫战区四纵队司令王尚志。起初，王尚志对营救外国人不感兴趣，王绍文随机应变地骗他说：“准备越狱的这两个外国人是武器制造专家，会造机枪小炮。”王尚志当时盘踞在昌南潍河两岸以及平度三合山一带与日本人周旋，有一万多人的部队，他那简陋的兵工厂，只能制造土枪和手榴弹，迫切需要先进武器加强实力，决定派特务队长杨子明率领侦察队前去接应，并商定好越狱时间和接应地点。
德位思和雷振远等人周密策划，首先通过观察掌握了岗楼上日军卫兵的活动规律：敌人每天傍晚交接班时，趁天色尚未全黑，两班所有的卫兵共同巡视围墙一周，大约十分钟的时间，在此期间内，电网停电，以便卫兵清除网上的异物，这是一个绝佳的越狱时机。然后选定三个机智勇敢的年青人执行越狱计划。他们是：通晓中国语言的美国青年教师恒安石和英国退役海军上尉、时任大英烟草公司职员的狄兰，狄兰既有战斗经验，又当过报务员。另外，委派英国电气专家、身高两米的托米·魏德充当人梯，帮助他们越狱。
恒安石1920年出生在山西汾阳县，他父亲恒慕义是位汉学家，在中国传教多年，回到美国后担任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安石八岁时随父回美国读书，后来返回中国在北京辅仁大学男附中教英文，从集中营越狱时年仅二十四岁。二战结束后，他回到北京参加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直到1949年返回美国。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并取得硕士学位，进入美国国务院，开始了职业外交官生涯。七十年代初，他担任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助手，并参加了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会晤，为中美建交做出过贡献。1981年里根当选总统后，任命恒安石到北京接替第一任驻华大使伍德科克的职务。1982年8月他会晤邓小平，共同以巧妙的外交手法解决了中美建交后出现的第一次危急。在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期间，恒安石曾多次到潍坊旧地重游，还到他当年越狱逃到的昌邑县抗日游击区参观，并与当时结交的朋友、黄埔军校毕业教官赫毓秀合影留念。他八十年代后期退休后，仍然非常关心美中关系的发展。他说过：“直到今天我都对中国感到很亲近，有机会就去中国看一看，一般每年去一次。我很理解中国人民面临的问题。”一个世纪以来，他和他的家族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2001年2月6日，恒安石先生在华盛顿逝世，享年八十岁。这是后话。
1944年6月9日傍晚，乌云遮月。日本巡警们刚刚离开岗哨会合去检查电网，三人便敏捷地溜到墙根下，托米将带来的木凳放到一堆砖上，然后蹲在凳子上当人梯，恒安石和狄兰站在托米肩上迅速越墙而出，托米又将俩人的随身行李扔到墙外，立即撤下木凳回到宿舍。恒安石和狄兰借着青纱帐跑到一处墓田地，见到张兴泰和王绍文。这时还没到游击队接应的时间，但他们不敢停留，由王绍文领路向东狂奔。后与杨子明等人会合，共同返回总部驻地平度县孙正村。
在这之后，日寇搜遍了集中营内外，并判断他们逃往四纵队，因而对四纵多次进行扫荡围剿。司令王尚志因轻敌被俘，日军将他关押在青岛浮山所医院里，边治伤边诱降。副司令王豫民代理纵队司令。
情况危急，恒安石和狄兰给美英驻华使馆写了密信，报告集中营里的情况和危急处境，请求支援。代理司令王豫民先后派参谋长李资廉和副官李凤年与王绍文同去重庆送信。三人历尽艰险，分路先后到达重庆，李凤年和王绍文找到美英使馆，交上密信，李资廉则借机去投奔他清华大学的老师翁文灏。不久，援华美军总部迅速调拨一批机枪弹药和食品药物，以及一亿法币和一台收发报机（包括手摇发电机和密码本等），并给恒安石一封回信，指示他们就地参加中国抗日游击队工作。
不久，美军派一架B——24型飞机，下午五点钟从重庆起飞，中途在巩县加油，晚上九点前后到达平度三合山上空，由于风雪交加看不清目标，一直向北飞到渤海上空，然后掉头沿潍河和胶莱河间的狭长地带向南飞，最后只好盲目空投，将李凤年、王绍文和十二箱物资用降落伞投下。物资散落在黄埠以东大面积地带，四纵队费了很大劲才找全。以后，恒安石和狄兰用收发报机与重庆援华美军总部多次联系，被日军侦知后又多次遭围剿。1945年春节前后日军大扫荡，将手摇发电机抄去，从此联系中断。当年日本投降后，恒安石和狄兰随厉文礼部下的潍县县长王明义回到乐道院。
1944年年底，在二战最后阶段，日本侵略者自己的食物供应都非常短缺，集中营内的难民更是炊断粮绝奄奄待毙。德位思通过张兴泰送信给广文中学校长黄乐德，请求在外募集巨款，代购食品紧急救助。黄见信后，先请张兴泰带去千元伪币给德位思应急，随后向潍县的教友们募捐，并通过医院护校校长尹连登、以及寿光籍的教师分别向张天佐、张景月募捐，送往中立国瑞士设在上海的领事馆，请他们购买食品和药物转送集中营。
这时候，恒安石和狄兰向美英驻华使馆拍发的求救电报也得到落实，美国红十字会募集到大批食品包裹，委托瑞士领事馆代为转送。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馆派遣艾格为驻山东代表，赴青岛沂水路原美国领事馆办公，由原美国领事馆的翻译李成美给艾格当助手，并雇用四名白俄女士做秘书和打字员，负责转送这批营养品和药物。1945年1月，他们将大批奶粉、猪肉罐头、奶酪、巧克力、糖、咖啡、果酱鱼肉和葡萄干等包裹送进集中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难民们饥寒交迫的处境，挽救了一些老弱病残的生命。由于有效地自救和外援，在长达三年半的困苦拘押中，集中营里只有十六位难民死亡。
二战后期，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尽管他们严密封锁消息，难民们还是通过地下渠道，捕捉到一些令人振奋的讯息。他们还通过日军公开张贴的一份英文报纸，用反推论的方法，了解到战争进展状况，例如日军在报纸上不断炫耀其具体战果，在吉伯尔、马绍尔群岛、菲律宾群岛、琉璜岛、大琉球群岛上与盟军激战，但战争的区域越来越迫近日本本土，这说明日军在节节败退。1945年5月初的一天半夜，有人突然敲响了教学大楼塔顶上的巨钟，惊醒了熟睡的难民们，他们习惯地飞快穿衣跑步集合，莫名其妙地汇集到操场上。日本看守大发雷霆，反复追问是谁敲钟？折腾了大半夜，大家终于明白他们在追查是为战胜德国法西斯而敲钟报信的人。这一夜，虽然困乏之极，但难民们却兴奋得再也无法入眠，必胜的信心倍加高涨。但有经验的老人却同时增添了许多担忧，惟恐日军在战败的最后关头对难民实行大屠杀；也担心抗日游击队在夺取集中营时与日军激烈交战，造成难民大量伤亡。
难民自治管理委员会暗中展开工作，一方面稳定民心，一方面加紧做好迎接胜利的准备，他们甚至指示基督教救世军铜管乐队混杂着教会赞美诗歌暗中排练中、美、英、苏四国国歌选段曲谱。
1945年8月11日，张兴泰等清洁工在一个带盖的垃圾箱旁反复地拍打着灰尘，这是向难民们报告日本投降的暗号，难民们将信将疑。第二天，他们又将恒安石和狄兰写给难民自治管理委员会的密信传递进去，告知日本于8月10日无条件投降的准确消息，信中还讨论如何帮助解决目前难民们的食品供应问题。
1945年8月17日星期五，天气特别闷热，但教徒们仍然在大教堂里做祈祷。上午九点，美军援华总部派出的一架B—24飞机抵达集中营上空，降低了高度不断盘旋。难民们看清机上标志后，顿时沸腾起来，一齐跳跃呼喊。飞机上七名全副武装的美军战士纷纷跳伞。他们是肩负营救和联络任务的鸭子伞兵队，名字和职称依次为：队长司太格少校，日语翻译长崎中士、海军战略组织员穆尔少尉、无线电报务员欧立克上士、中文翻译王爱德、导航员汉纳中尉、军医韩楚拉克上士。
鸭子伞兵队队员们在玉米地和高粱地里集结后，立即整队向集中营冲去。这时，难民们也发狂似地向大门外奔涌，惊呆的日本看守们无法阻拦这股汹涌的洪流。跑在前面的青年们欢呼着抬起伞兵队员，回到集中营。救世军铜管乐队急忙吹奏起《欢乐之日今来临》、《星条旗之歌》以及中美英苏国歌的混合选段。人们互相拥抱着、欢呼着，有的甚至哭喊着，如痴如醉地狂欢……
司太格少校向盘旋的飞机发出信号后，机上又空投下电台、药品、食品等大批急需物资。之后，又连续空投多日，将大批军用食品、衣物、罐头、药品、压缩饼干、甚至连刮脸刀、香皂、香烟、火柴、牙膏牙刷都大量运来，堆积如山。
鸭子伞兵队来到后，向日本人递交了美军驻华总司令魏德迈将军签署的文件，然后要求他们继续负责营内的安全保卫工作，防止土匪、散兵侵扰并处理好日常行政事务，日方被迫同意执行。
8月20日，美军驻华总部委派伯德上校带领一支二十人组成的鹰队乘C——47型飞机降落在潍县廿里堡机场，到集中营协助鸭队工作到8月28日，再返回重庆。8月30日，以万伯格中校为首的SOS分队十九人乘机来到集中营，代表美国在华驻军正式接管日军设在潍坊的盟国侨民集中营，鸭队撤出不久，日本士兵也撤走了。
战后的公路千疮百孔无法通行，胶济铁路也陷于瘫痪，集中营难民的撤离只好用飞机空运。起初用B——24型轰炸机试飞，不料机场跑道被压坏，只好改用小型飞机，但这种飞机每次只能运送几十人，效率很低，难民们按英文姓氏字母排列，依次向青岛运送，直到十周以后的1945年10月底，才全部运完。他们到青岛东海饭店办理护照，然后分批乘美国军用船只前往香港（当时尚无正常的商务海空航班）。通过香港，他们又分别被送往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或移民定居地。
